WTO与党的建设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建设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入WTO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不可多得的机遇， 但也带来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面对多变的形势，我们党更要运筹帷幄，匠心独运，作金石之策。我们党能不能在“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世界经济大潮中，浪遏飞舟，“弄潮儿向涛头立”，关系到执政党应变能力和领导权威的大问题。加入WTO在即，探讨党的建设前瞻性问题既迫切，又重要， 是无法也绝对不应回避的问题。
在WTO中， 中国将是唯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大国。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这就注定中国参与WTO 不会是风平浪静。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除一般的经济风险外，还要警惕政治风险，这就为我们党的建设带来难题。中国加入WTO 后在经济贸易磋商和谈判上与各国频频“过招”，每一招一式，党和政府必须坚持原则，把谈判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艺术地结合起来。千万不能淡化主权和无原则地退让，否则会步入阿根廷等国家的后尘，不但经济主权旁落，而且在政治上受到掣肘，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在WTO面前， 在保证国家经济利益，促进国家经济长足发展的同时，同样必须维护党和国家的政治安全，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独立自主，把握主权度量，这是党在WTO中政治领导的最佳存在和演化方案。
（一）
经济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向世界延伸和扩散的趋势，其根本的驱动力就是资本积累内在欲望的冲动。在这种冲动的支配下，为寻求最大的利润，资本跨国远征，但它受到各民族国家疆域的阻隔和意识形态藩篱的阻碍，不能在世界范围内“游刃有余”，“踌躇满志”。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就成了西方国家尽力销注、摧毁和集中攻击的问题之一，并亟需以所谓的自由化统一世界的市场。 所以， 裹挟WTO 而来的是资产阶级学者对放弃民族国家和消抹意识形态的摇唇鼓舌。罗马俱乐部人士借解决全球性问题为名，意在取消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该俱乐部的奥·佩奇大声疾呼：“人类意识应该领先于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1 ]而新自由主义者干脆赤裸裸大言不惭地说：“市场是万能的，政府是一种负担和威胁，而解除限制和私有化天生就是好的和不可避免的。”[2 ]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厚颜无耻地充当资本跨国远征的煽动队，其鼓噪既折射出资本积累内在冲动的渲泄和狂热，也暴露了美国欲以文化霸权逐步问鼎世界霸主的用苦良心。
建立美国的文化霸权，是美国建立和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的战略基础。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控制》一书中说：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增强美国的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无独有偶，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谋划：“进入二十一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被称为“千年回合”的WTO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上， 美国把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经济模式、政治制度作为WTO制度谈判的原则和框架并强加与人的意欲， 已是昭然若揭。这种意欲成为美国构筑冷战后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的基本理论，日本国际经济政治学家舛添要一对此作了很好的注解：“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要谋求世界霸权，只要拥有军事、经济、金融、文化四个方面的优势就能成功其中，关键是文化，即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所谓文化能力，是向世界普及和传播文化的能力。一旦这种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在世界普及，成为世界所羡慕的文化，那就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3]中国加入WTO后，西方国家会将WTO作为开辟“思想战场”传播自己模式新的便捷工具，把大量的资源用于意识形态的竞争，源源不断，无孔不入地宣传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加紧向中国输送其“鸦片文化”。
中国加入WTO后，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国这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和面向二十一世纪作出的意义最深远的历史性决策。在国际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社会主义中国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核心，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西方的多党制不适合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对西方发达国家宣扬的政治多元化、经济自由化这种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我们必须进行打击、批评和防范。
执政党的地位，只有当先进的思想，共同的意志和政治主张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充分树立起自己的政治权威之后，才能得以巩固和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党始终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赢得全国人民的信任，才能充分树立起自己的政治权威。因此，整体意识形态不仅是社会实践的先导，也是执政党执政权力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一个国家的主体政治意识形态如果被解构和击溃，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信仰就会混乱，从而导致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大失控。例如，原有主体意识形态被解构和蚀化，并皈依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衣钵后的俄罗斯，其人民大众至今找不到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这是俄罗斯社会动荡、政治混乱、经济滑坡内在的基本因素。
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在全党和全社会形成和构筑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尤其在加入WTO之后，更要求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就是被资产阶级政治意识糖衣炮弹击中，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也是从政治多元化否定共产党领导，即政治意识形态发生动摇这个潘多拉盒子打开肇始的，历历在目的历史教训，让人掩卷沉思。
以新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WTO， 个人主义价值观随着WTO更加恶性膨胀，荣辱与共的集体主义原则逐渐受到冲击。颓废主义、黄色文化没有费多大之力就掩盖了非洲部落和村庄激昂悠扬的鼓声，连外国的邪教也会不失时机地在一个国家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越演越烈。加入WTO后， 如果不对党员加强以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和思想的教育，那么我们的思想阵地就有被资产阶级功利主义、颓废主义占领的危险；如果党不能提供一个能驾驶多元价值取向的主流文化，党员和群众就会势必陷入价值选择上的两难境地和思想人格追求上的迷茫。在各种鱼龙混杂的社会思潮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面前，党员和广大干部只有坚持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保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才不会使走在日益复杂的各种思想文化丛林中迷失方向。
（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在WTO中是处于主导地位的。 美国等西方大国利用其经济优势操纵WTO制定权的杠杆，把WTO变成有利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建立有利于他们自己的世界经济秩序。由于发展中国家不掌握WTO的舵， 所以发达国家经常性地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切身地体会到他们的经济安全仿佛被悬在遥远天空，掌握在完全陌生的人物和机构的手中。一旦那遥远的地方或陌生机构发生震荡、裂变，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灾难。
加入WTO后，中国的产业经济将直接面临世界经济的风险窗口。 党和政府加大对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和金融监控力度刻不容缓，加速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增强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经济能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暴中仍然坚挺并保持不断的、持续的、稳定的发展。
从国内经济环境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但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较大的还是体制问题，经济体制必须进行纵深的改革，如果经济体制不作纵深改革，制约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阻碍力将越来越大，经济体制向纵深方向改革势在必行。
但经济体制的改革又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密切相关，政治体制的内容和方式对经济体制的改革的影响是巨大的。恩格斯曾把政治或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概括为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面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障碍经济发展，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4]在发达国家， 政府的积极作用能缓和经济体制内在矛盾的爆发。而在另一些国家，政治体制及政治决策的失误，却使他们的人民面对饥饿。针对中国政策的实际情况，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5]我们党是执政党， 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的领导核心和决策中枢， 党的领导体制和党的建设直接影响经济进程。 苏联体制改革早在1957年从赫鲁晓夫就开始了，但无论是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还是勃列日涅夫旨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谢基诺方法”实验，都没有触及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和加强党的建设，故经济裹足不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克服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机构重叠、权职混淆的弊端。只有坚持在改善党的领导下才能不断的加强领导。
WTO 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以市场来优化资源配置。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显然滞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逐步建立起来了，但有些仍然按照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调动政治资源的模式行事。其产生的负面效应是，或多或少违背了市场优化培植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从而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阻滞力，减弱了我国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降低了我国加入WTO抵御经济风险的能量。
再说，我国的改革是渐进性的改革，双重体制必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这就必然造成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运行的混乱，使改革付出代价。而且时间拖得越长，这种代价将越大。以完善党的领导体制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必须加快，尤其是加入WTO， 新形势和新局面更不容改革有丝毫的犹豫和徘徊。以加入WTO为契机，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这是党的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
现在中国外贸产品结构中60%多一点是加工贸易。如果世界市场无论是原料市场还是消费市场稍有动荡，就会形成对中国加工贸易的沉重打击。这种情形对于中国加入WTO 后增强经济和贸易风险防御能力大大不利。我国之所以加工贸易占主要地位，主要原因是中国外贸商品的技术含量还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以1998年生物产品为例，世界贸易额为1800亿美元，中国占15亿，美国占900亿。WTO为我国改变这种不利的对外贸易分工体系提供了机遇，客观上为我国的经济带来了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跨国公司按全球范围内布置生产和销售方式，这些都将大大改变了中国传统国际贸易的分工模式。为了效率、成本和经济贸易生长点的考虑，中国不会再走追求完整地占领一个产业的老路，而是根据自身的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尽力抢占一个产业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同时把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留给其他国家，从而形成新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
新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形成端赖于技术知识的进步，知识是新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形成的立足点。在信息社会中，知识和技术所蕴涵的能量是十分巨大的，谁拥有知识谁就占据优势。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他的《力量转移》著作中宣称：“掌握知识是明天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争夺每一个机构中的权力的斗争的关键。”[6 ]掌握知识和技术的人才，即各式各样的人才将是21世纪全球性竞争经济中的真正优势。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到丹尼森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再到罗默的“新增长理论”，都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江泽民同志今年5 月在苏浙沪考察时强调指出：“人才是一个国家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当今世界，争夺人才的竞争异常激烈。我们要有远见，及早研究对策，真正地把培养和使用好各类人才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大事看待，来落实。”[7]
人才建设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主要内容。党不仅在WTO 方面培养具备政治素质合格、国际交往能力，又具备掌握国际时代信息、能迅速打入国际市场的专门人才，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选拔和任用好相关领域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及领导干部。中国加入WTO后，能否在强手如林的WTO中占据优势，关键就是看知识和人力资源的充分发挥。邓小平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关键在人。”[8]
德才兼备是我们党对人才素质的基本要求。德，体现着特定政治内容的一系列素质。对于一个优秀人才和领导干部来说，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纵有天大的才干，也不会给人民带来利益。党员及领导干部能否坚持为人民利益着想，能否坚决地同西方国家提出的各种无理苛刻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作有利有理的斗争，使WTO 真正给我们人民带来经济利益，事关重大。如果立场不坚定，政治方向不明确，政治辨别力差，政治敏感度弱，在WTO磋商和谈判中， 容易偏信西方大国的经济“恩惠”，从而一不小心就被西方国家预先策划的政治埋伏所击中。有才无德不行，同样有德无才也不行。党对人才的培养基本要求就是德才兼备。
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我们党把科教兴国作为党对人才培养和储备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资源。邓小平说：“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9 ]在巨大人力资源的推动下，使我国顺利实行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促进中国传统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向新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转型的驱动力。教育上去了，科教兴国落实了，将来我国在WTO 中必将占有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和经济强势。
总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 党的建设的难度增大，任务艰巨。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要结合新问题新特点，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适应新的情况，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和困难，才能保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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