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体系的几个问题——纪念方光焘师诞辰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诞辰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周年论文,体系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语言学大师方光焘教授诞辰100周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南京大学还将举行“方光焘语言学说思想讨论会”，我们三位门人写了这篇专文，以纪念这位学术精深、广有建树，桃李成林、世所崇仰的一代名流，我们敬爱的老师方光焘先生。
方光焘（1898—1964），字曙光，浙江衢县人，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他1918年留学日本，专习英语及语言学，1929年又赴法国里昂大学研习语言学，系统而深入地研究现代语言学奠基人F.de Saussure的语言学说，密切结合汉语实际。他在理论语言学和语法理论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很大的影响。方光焘先生又是新文学的开拓者。他于1921年在日本与郭沫若、郁达夫等最早参加新文学团体“创造社”，1931年，他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又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他发表许多文学评论、小说、杂文和译著，并讲授文艺学，中外文学评论等课程，是我国现代最有名的文艺理论家之一。方光焘师毕生献身教育，是诲人不倦、师道表率、感人至深的教育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家。
方先生健在时，一心育才，勤于行政工作，晚年又困于多种疾病，加之治学严谨，从不轻言立说，但是留下了许多讲稿和学生们的笔记，所以自他谢世之后，认真做好他的学术著述的整理、出版工作一直是弟子们的共同心愿。这些年，他的专著已有两种成书：王希杰、卞觉非、方华收集他生前历年已发表的和未刊的文字编成《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陆学海、方华整理他的课堂讲稿，经胡裕树、鲍明炜审订，编成《语法论稿》。后一书还获得1992年第二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类一等奖。近年，又分由陆学海、卞觉非、方华整理教材讲稿三种，由胡裕树、边兴昌审订。以上几种现编成新版《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此，先生语言学方面著述的整理、出版工作业已基本完成。这一结集，是他辛勤执教数十年难得留下的精神遗产，可供我们后辈学习和借鉴，也使得我们在作方光焘语言学术思想研究时，无论是追寻它的源宗，还是探讨它的发展，都可提供较好的基础。
今年还是现代语言学的开创人索绪尔诞辰140周年。索绪尔的语言学说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传入我国。先师是国内最早吸收和运用索氏学说的学者之一。他在回顾那段过程时说：“1928年索绪尔《一般语言学教程》日文版刊行。读了以后，对语言体系又有很大兴趣，决定终身研究语言科学”。〔1〕他潜心研究索氏学说，始终坚持理论的高度，坚持与汉语的实际结合，并不断予以发扬，即使是在六十年代那样压抑的气氛之中也从不稍懈，依然全面面系统地多次讲解索氏《教程》，尤其着重理解索氏学说的真谛。因而，我们深感从事方光焘师的学术思想的释介时理应与索氏学说联系起来。
理论问题离不开学术思想的交流与批评。对此，我们将遵循先师的不轻言批判的教导。先生曾言：“在《语言研究通讯》上有人批判我，从精神上帮助我改造世界观，当然是值得感谢的。但实际上他们对索绪尔的论述并没有怎样学过，因此就很难深入理解和批判。”几乎是同样用意的话，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也这样说过：“除非你已经弄懂了批判对象的直接含义，否则不要轻言批判。”〔2〕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学术探讨之始先宜有所理解，再能有所批评。
方先生的学说博大精深，涉及语言学的各个方面，本文仅就能够体现先生语言观的有关语言体系的几个问题，作一些释介工作。
二
语言的记号性问题在索绪尔的语言学说中占有重要位置。索氏《教程》全书围绕“语言是表达观念的记号体系”这一中心论题展开，“他讲所有的问题时，都贯串这一语言观，他的一切理论都是为了说明这个中心。”
记号，是所有论述的起始点。陈望道和光焘师很早就已使用这个术语。他们将记号之内不可或缺的两个组成部分译称“能记”（Signifiant）、“所记”（signifie'）。这与后来的译法“符号”、“能指”、“所指”以及许国璋又建议改用词组式的“符号施指”、“符号受指”相比，〔3〕在索氏术语的对称性上，陈、方二位的译名似更适宜。
我们在这里说语言的记号性实际上是指语言记号的一种本质性的内涵，仅指能记、所记之间除了任意地组成记号这层关系之外，不存在任何内在关系。
索绪尔这样说：“第一个原则：记号的任意性质。能记和所记之间的结合是任意的。由于我们所说的记号是能记和所记相联结而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简化些说：语言记号是任意的”。〔4〕他指出即使人们有些自觉意识，也不明白如何来讨论这种事，“理由极其简单：任何主题，为了适于讨论都必须具备合理的基础。……·但是语言是一种任意的记号体系，它缺少这种基础，缺少讨论的充分理由。”〔5〕索绪尔用“牛”这个所记在国界的两边有完全不同的两个能记为例，证明语言记号决不是“合理的”，它的存在几乎是不能加以讨论的。其实，就拿“牛”来说，世界上大约有三、四千种语言，就会有那么多与“年”相应的能记与所记的结合。考究某个能记何以表示某个所记，其中不会存在什么必然的原因，某个所记之所以和某个能记结合也难以说出有必然的理由；某个能记表示的某个所记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单个或集合的概念），并不是非要有某种概念的中心才可以与某个能记结合，同样某个所记与某个能记的结合也并不是非结合这个能记不可。总之，任意性应从能记、所记两方面的结合来看，单说其中任何一面有任意性仍属误解 。
方先生赞同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三十年代他向国内引入索绪尔语言学说，就是从“语言是记号的体系“〔6〕开始的。此后，在高校语言学理论课程的长期执教中，他不顾在多数地方还在照搬国外某一教本的教条，多次全面而深入地讲解这个问题。他说：
（1）“能记是用来记载他物的。……所记是被记载的内容。……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存在着任意性（随宜性）。”〔7〕
（2）“任意，并非指说话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能记，说话人在这上面是无能为力的。任意性，即指能记、所记之间的不可解释性或约定性。”
（3）“语言记号的本质是任意性。”“这个原则极为重要，这在他的《教程》里是第一个原则，其他许多点实际上都由此推导出来。”
（4）“索绪尔从第一原理——语言记号的任意性引申出来，说语言有历史演变的传承性。……一个既成的语言状态总是历史因素的产物。正是这样的历史因素，形成语言记号的不变性。”
“从不变性这一面，索绪尔又讲到语言记号的可变性的一面。……因为是任意的，也蕴涵着可变的因素。”
（5）“索绪尔也看到只讲任意性还有说不通的地方，如派生词就是可解释的。……一种语言的发展如果可以由任意而转向论证，或者由论证而转向任意，已足以说明变化是由历史产生的。既然这些现象是在发展中产生的，那么记号的特性便不能说是语言本身所特有的。索绪尔未能看清语言记号具有多方面的特征，简单地把语言记号的一切归结为任意性，也就必然是错的。”
“任意性是语言记号的重要特征，但不能把语言记号的全部特征归结为任意性。”
集中以上各点，可以说索绪尔的话是对的：“本来记号常常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个人或社会的意志，那是记号的本质。”但是，按先师说的来理解，停留在这一点上肯定还嫌不够。单是由任意性推导出来的不变性和可变性已足以证明语言记号有自己的变化、发展，自然会有由此而带来的记号的诸种特征。先生的意思很清楚：不宜丢开语言记号本身的内涵，但也应当注意它的其他诸种特征，否则就不能全面地看待语言记号。
任意性问题历来为许多语言学家所认定，有些语言学家还对此作了一些修正，由此也引起了不少争论。
索绪尔在对语言记号认定有任意性时，也贯穿了他的社会心理主张。他说：“这样的记号的两部分同样是，心理的”；又说：“语言记号本质上虽然是心理的，但并不是抽象物”；“语言只有凭借共同成员间所通行的一种契约的力量才得存在”。这里，他已明显地在心理与社会之间徘徊不定。
比索绪尔稍晚二十来年的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一1939）对此提出了正面的修正：既肯定语言记号体系中有任意关系，也肯定语言是约定俗成的社会现象。他说：“语言是一种特别的符号关系，……这关系是种任意关系；”“我们的语言研究……是为了讨论所谓语言这个任意性符号系统的功能和形式”；“它纯然是一种集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相沿的社会习惯的产物”。〔8〕
方先生指出，“索绪尔学派中的人已经提出修正意见”，这是指后来本维尼斯特（E·Benvenniste）的看法。〔9〕先师也提到苏联时代的一些学者，“斯米尔尼茨基和布达哥夫只承认词以下的有任意性，语言记号一般是指词而言，所以也等于否定了这种任意性；”“兹维金采夫对语言的记号性采取否定的态度。他提出了一般记号的特性，又认为语言记号并不具备这些特性，由此否定了语言的记号性，当然也不承认语言记号的任意性”。先生的解决办法是要做具体分析。他认为：“语言和一般记号比较，究竟有无共同的一方面呢？应该肯定是有的…索绪尔只看这种共同点，是偏了。兹维金采夫只看其中的相异点，也是偏了。”〔10〕这些话极具针对性，确实是问题症结所在。语言记号的任意性既是客观地与生俱来的事实，但它又不可能涵盖语言记号的一切。
此外，也有人用“人为的”（artificial）代替“任意的”。许国璋赞成这一代替，他说：“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自然的联系，当然只有人为的联系，用‘人为的’和‘自然的’构成一个二项式对立，倒是比较合理。”〔11〕我们并不这样看，似乎不宜笼统地说不是自然的，当然是人为的。因为人为的至少可以分出未经人的有意参与而随意地形成的，或者经由人的专门操作而形成的，这里究竟指哪一种呢？前者实在已接近任意的，后者却完全不是。索绪尔创立了一系列的语言学理论概念，二项对立，高度概括而深含哲理。许国璋也说这是“界限最清楚和最富于解释力的术语”。〔12〕而现在又以人为的与自然的对称，这中间究竟有怎样的理论深度能与索绪尔式的二项对立匹配呢？
三
语言体系问题是索绪尔语言学说的核心部分。索绪尔对此有很多论述：“我的语言的定义有一个前提，即排除语言机体或语言体系之外的一切东西。”〔13〕他严格划分语言的内外界限，只问语言内部的事；强调“语言是一种有它自己安排的体系，”把语言限制在自我封闭的状态。
索绪尔认定语言中的关系有决定作用，把语言体系看做是关系的网络，一切由关系而来，一切服从关系，关系成为语言体系的基石。《教程》在这方面有多处表述：“在语言状态里，一切都建立在各种关系之上；”〔14〕“语言是由相互依赖的诸要素组成的体系，在那里每一要素的价值只有依据其他要素的同时存在才能产生。”〔15〕这种语言要素间必然存在的相互关系，使索绪尔十分重视要素所处的总的环境。他指出：“在这样的组织作用里，首先惹起注意的是组合的连带（Solidarite syntagmatique）：差不多所有的语言单位在说话的链条上，都或者依存于围绕在这些单位周围的东西，或者依存于构成单位本身的继起部分”。结果，“在语言学里解释某一个词，就是找出它和其他一些词的关系。”〔16〕按索绪尔的理解推断，“语言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些记号和它们的关系。”
接下来的问题理应回答存在于要素间的关系及其价值，其实质究竟是什么？对此，无论是语言记号的所记部分，还是能记部分，索绪尔均从差异、对立，即消极的一面，否定的角度来立论。他说：“表示邻接观念的一切语词都是互相限定的。……仅仅是由于那些词的对立，才获得固有的价值；”“所谓概念完全是示差的，……是按照它们和体系中的其他辞项所构成的关系，消极地来下定义的。它们的最精确的特征就是其他的东西并不是那样的”。在语言记号的质料方面也是同样：“重要的东西并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那语词得以和其他一切语调相区别的声音的差异，因为承担意义的就是声音的差异。”由此可以看到，“给与这些要素以特性的……仅仅是在它们之间不引起混同这一事实”，即差异的事实。这里，索绪尔事实上已经提出了后来音位学的自由变体的概念。他说：“音位无论怎样首先是对立的，相对的，消极的实体”；“足以证实这件事的就是声音的区别能分辨的范围内容许说话者在发音上的自由。”
《教程》在论述中突出了语言体系中各种关系的地位，也就突出了对立的作用，把对立看作是语言事实的本质所在。索绪尔认为，如果简单地断定某个语词意味看什么，或者固执于声音和概念的联结，这当然还是正确的，也看到了现实的一面；但是“对于语言事实却一点也没有从它的本质上和广度上来加以说明。”他说的“广度”指语言的线条性，包括记号的连续、前后关系等在空间上的延伸，而“本质”则明显地指对立的决定作用。
方先生在语言体系问题方面，也有较多的论述：（1）完全同索绪尔划定的语言学的对象和范围，对于索绪尔的语言应该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的理论原则给予很高的历史评价。他说索氏《教程》“最主要的原则就是：第一，语言是一个体系，应该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第二，语言体系的研究在语言存在的一定时期不应以语言历史的研究替代；第三，语言研究的对象必须是语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18〕在索绪尔之前，历来研究语言“都不外是史的考察”，“可是一到了索绪尔，我们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广大的处女地。那就是语言的静态的世界，是体系构成情况的认识。”〔19〕他肯定“真理在于语言是一个体系，……二十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片面强调历史演变的影响很深，索绪尔的功绩正在于扭转局面，转到新的方面。”（2）索绪尔坚持排除语言之外的一切东西。这一原则在《教程》结尾处出现，后来成为非常出名的警句：“为语言而研究语言”。据瑞士学者Robert Godel 的调查，在索绪尔本人的扎记和学生笔记中均未找见这句话，可见是编者加上的。〔20〕当然这也体现了索绪尔的基本思想。先生认为：“这个命题造成很大误解，其实索绪尔的本意在于为了研究语言，只能研究和语言有关的。他这样提出问题，有点危言耸听，目的是引起注意，要注意语言体系，不要把非语言的东西带到语言研究中来。”（3）关于语言表达的意义和“非语言的东西”如何分界，先师赞成美国学派C.C.费里斯的三分法，即把一般所说的“意义”分作词汇的、结构的、社会文化的三种。弗里斯认为前两种意义属于语言的意义，后一种则是非语言的意义。先生用“××以49秒完成了400米混合泳”这句话为例，说明“对于一般人来说，听到这句话可能无所表示。但如果一游泳运动员听到这句话，他就会感到兴奋、激动。后者所表现出来的反映是属于社会文化意义的。”他肯定前两种意义属于语言范畴，后一种属于非语言的。社会文化、思想内容等是语言所要表现的，因而应当把“表现者”与“被表现者”区别开来，〔21〕先师素来主张“研究语言的表现手段”，“以表现意识内容的手段为研究对象”，〔22〕同时要求对内容和形式应当看到“它们始终结合在一起，不可缺一，但始终是两面”。在分清非语言的东西之后，他自然注意到“在语言学里坚持反映论还是重要的，……语义学、语言差别问题等都有语言和其他现象的关系问题存在着，不是单看语言结构问题可以解决的。”所以他要求“先微观，先在语言内部考察，再宏观，再看非语言的各种现象，全面地看。”这就在索绪尔关于划开语言内外的原则方面，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
“语言是封闭的”这一理论原则，是由“语言是一种有自己安排的体系”这一论断引发出来的。但说法有些不同。萨丕尔说是“封闭的、创造性的、具有符号性的体系”；〔23〕〔瑞士〕让·皮亚杰（Piaget，Jean）说是“自我调节”；〔24〕许国璋则说是“自我满足；”〔25〕徐通锵把范围划小一点，说语音封闭而词汇、语法开放；〔26〕也有人似乎不赞成封闭性原则的提法，认为“动物的信号系统是封闭的，人的语言系统是开放的”，理由是语言可以“实现无限的创造；”〔27〕或者说“自然语言中句子的数目是无穷的”，“自然语言是个无限集”。〔28〕其实，后面这两种所谓的“无限”，依然要受到语言体系的制约。
问题的关键是要看语言体系本身究竟是否封闭？方先生指出，语言体系不是不变化的“同一语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肯定有质变”，“语言的质变也要从体系上来看，同一语言中出现了新的规律体系就是质变”。据此，从体系的整体来衡量，词汇本来是活跃的，对来自体系内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最为敏感，开放是肯定的。语法是最稳定，变化最慢；但是任何一种语言的语法体系在历史发展中多少总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部分是经由语音、词汇方面的间接影响），尽管历史痕迹还难以考查清楚，也不能说是封闭的。在语音方面，构成语音体系的成员（音位）有限，音位归出的聚合群有限，音节的结构格局也有限，加上语音体系特有的结构上的对称等，单看所有的变化均限于此，似乎是封闭的。但是由于晚近语音变异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历史语音变异 现象已足资说明，语音体系“充满看变异的因素，可以从中清理出条理和线索”；“音变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在某一地区、某一时段完成”；“一个研究微观的、正在进行中的音变，能看到年龄、职业等非语言的社会因素在音变中的作用”。即使是“曾经起过作用的非语言的社会因素早就退出历史舞台，只留下音变的条件”〔29〕供人考察，也同样说明语音变化是经常的，是持久的。面对这样的事实，怎么能说语音体系是封闭性的呢？
这样看来，是否根本就不存在封闭的问题呢？先生具体分析说：“就记号本身讲，记号成为独立存在的、封闭的领域，其中所记、能记相对立，和其他记号没有什么关系。但语言不是封闭性的记号，记号和记号之间有着处在整体中的相互关系。”这种体系中的相互关系，使语言记号“把意识和客观现实联系起来，组成交际工具。”这样的语言自然不可能是封闭的。
“一切都建立在各种关系之上”。〔30〕这一论断并非全部这是真理。对此，先生也有保留。先师很注重对相互关系的抽象理解：“各语言用各种不同的实质，但各语言在实质上有一点大同小异。如果把实质抽去，专讲相互关系、对立，这就是形式。……若从它们在体系中的关系、对立看，就是形式的描写。……这种抽象在语言研究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是极为重要的”。
在关系和实质这对矛盾的处理上，方先生指出，“我们不能认为关系与实质无关，只能讲关系体现于实质。纯关系的语言是不存的。”他的看法是以客观存在的物质体系为基础的。自然界存在的任何物质层次都是实物和场的辩证统一的共同形态。如果说“实物”是物质的间断形态，那么“场”则是它的连续形态。比如在浩荡无际的宇宙里，各个天体是分立的、间断的，把它们联结起来的是引力场以及各种辐射场。语言体系也是如此，反映客观现实事物、现象的各个记号是有实质的，反映客观现实事物，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则是记号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也以辩证统一的共同形态存在着。所以只能说关系是重要的，却不能把它看做是唯一的。先师还说：“绝对原则是存在 决定一切 。实质就是存在。如果实质用指意义，第一性是意义，第二性是意义体系。”只有这样的理解，才可以说是摆正了关系与实质的位置。
方先生在回顾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研究、思考的经验时说：“卡尔纳普（Ruddlf Carnap，1891—1970）认为‘科学意义上是真实的，就要成为体系的要素’，……这话的意思是一切要素的意义只在体系之中。我们也讲孤立的词不在语法研究之中，这是吸收了他的学说而加以改造的。”卡尔纳普在这里讲的“科学意义”是以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为其理论背景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凡是以往哲学探究世界的本源、本质，以及思惟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等均属毫无作用的形而上学，他们把哲学看做是一种活动体系，即仅仅是进行逻辑思惟活动的体系。卡尔纳普就曾说：“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逻辑分析。”〔31〕他在早期就同许多逻辑实证主义者一样，运用逻辑来分析经验科学的命题；以后，他更转向了纯粹形式主义，把逻辑分析限于对科学语言的句法分析，而不问语言的意义。先生吸收了他说的“体系的要素”的正面含义，即要素始终处在体系之中，应当重视关系，强调不能孤立地研究词；但避开了他的负面，即体系决定一切，不问词的实质。这样的理解是注重词的实质（它承载来自客观实际的意义内容），同时又从关系中来处理词的问题。先师还以索绪尔用的象棋例子来作对照：“兵、马、炮都是要素，是由结构中的关系决定的，在一定的位置上起一定的作用。但总要有一定的质料来充当要素，这也应当肯定。”他归结说：“我们不赞成纯关系，词仍是客观存在的。”
本来索绪尔倡导的体系论是要求对待语言不能仅仅按照机械的因果关系，从历史因素去认识，而要从结构上去认识，即不仅从语言的个别成分上而应从成分之间的关系去认识。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先生也曾有过明确的评述：“索绪尔并没有走得这样远，他只讲关系重要，并不要抛开关系之外的一切。他只是反对专讲历史，不顾关系。”
四
和语言体系的认识直接有关的是体系的相对稳定和历史演变问题。
通常所说的语言体系均指语言的相对静止状态，此时要素和关系是静止的，不变的；语言的演变则指语言在变化、发展中的状态，是动态的。“为了更为清楚地表明同一对象（语言）的两种现象的秩序的对立和错杂，”〔32〕索绪尔把语言学分成共时、历时两种：共时按一定的时段、相对稳定的状态看体系，历时以时间的因素看演变；方先生在三十年代的文章里已作了介绍，前者是“体系的事实”，后者是“要素交替的事实。“〔33〕先生后来作了解释：“共时态指在一个平面里同时存在的互相关系的状态。这是‘面’的角度。历时态指在时间演变中两个要素间有一定联系的状态。这是‘层’的角度”。“事实上语言永远不会有静止的时候，现在为了研究共时的语言体系的面貌，才舍去动的，把它静止下来看。”他认为‘这个区分很有必要，因为语言只有成为体系时，才能交际”。
可以说，索绪尔在这里已经走近正确的一面。他还提到共时态和历时态“同步具有的自主性及其相互依存关系。〔34〕“他希望构造一个概括共时与历时语言学的系统”，但是，“他只是反复重申这一工作的困难”，〔35〕而未能实现，未能坚持把共时、历时放在这相关的位置上。结果是《教程》虽有历时语言学的专章，但留给后人的却是共时、历时始终对立、割裂，历史因素仍然被忽略，认识仍然偏于另一极端。对此，先师有恰当的评论：“语言体系是从历史中成长起来的，是在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语言的现状是不断的历史演进的结果。”〔36〕“没有历时的发展结果，也就没有共时体系。至此索绪尔和我们是一致的。再下一步，索绪尔把历时，共时对立起来，甚至说历时妨碍历时的研究，我们就不能接受了。”
索绪尔的体系观又是机械的，被动的。他认为“变化从来不会影响整个体系，而只影响体系的这个或那个要素。”〔37〕这样，体系有了变化也只是接受要素的变化而变化，整个体系并不变。
方先生对此作了修正。他提出：“要素的变是体系的要求。……体系并不是如索绪尔所说的那样被动，而是主动的。”‘从现象上来看固然是由要素的变化来实现的，实际上是体系的要求才有要素的变化，只是通过要素的变化来实现”。
这一修正，以先师对这个理论原则的研究实践而得到证实。1952年他在讲授《语言学引论》课时，已提到“有些方言‘二[ηi]’和‘五[η〕’分不清，使用‘两’代替‘二’，以示区别。”〔38〕至1959年，他又以充实的材料说明；“‘二，之所以变“两’，是体系要求的。体系里因为‘二五不清’，交际功能受阻，逐渐引起要素变化”。“‘两’一闯入了数目字的系统中去，语言的旧体系已遭受到完全破坏，失去了平衡。当新平衡还没有完全建立成功的时候，‘两’和‘二’的用法分歧是不可避免的。”〔39〕这一实例正确地表明：出于共时体系对要素调整的要求，经过历时的演变，虽被结合进体系，但却未全部完成其过程。这个过程是新旧体系动静平衡，循环往复，不断发展的。
五
语言体系问题和语言、言语的区分问题是有联系的。
索绪尔的《教程》就从认清语言学的对象讲起，而区分语言、言语的理论原则处在确定语言学的对象的起点上，特别占有重要位置。正是由于避免“从几个着眼点同时来研究言语活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语言学的对象就象是一堆混淆不清的、庞杂而毫无关联的东西”，〔40〕索绪尔才排除以往语言研究的弊端，确定“无论怎样首先要在语言的土地上站稳脚根，而且把语言作为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显现的规范。”（着重号是原有的）
方先生对此予以充分的肯定。他指出这一区分“目的是认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为了确定语言学的对象这一要求而提出的。”他说：“索绪尔要从混质的言语活动中认清语言，这是正确的，必要的。”在三十年代，先师在这一理论原则的研究方面已对语言、言语的分界作了很清楚的阐述。他说：“‘言语’是社会的产物；‘言’是个人的行为。说得简单一点，language是言语材料，speech是言语行动；“〔41〕以后，在五十年代的讲课中，他分析说：“‘语’，指语言，是一个社会集团内部用来传情达意，互通声气的音节语言的总体”；“‘言’是指言谈（speech）。言谈是个人用语言作为资料，表达自己所思所感的产物。语言作为言谈的资料是社会的、共同的、传情达意的工具，是每个人出生在一定的社会之中，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能力。言谈则是说话的个人行使这种能力的产物”。〔42〕这里，“言语”与“言”对称，“语言”与“言谈”对称，均指现在通行的一对术语：“语言”、“言语”；前者作为材料、资料，是总体性的、工具性的一种能力；后者是材料、资料构成的，所思所感的，行使这种能力的产物。
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方先生赞同索绪尔的界定，即“辨清主要和从属、本质和偶然。在言语活动中，言语甚至是暂时的，不能作为研究对象，剩下来唯一的对象就是作为社会的、本质的、主要的语言。”同时，针对索绪尔论述中的矛盾，先生说：“索绪尔认为语言存在于说这个语言的社会团体的头脑里，是在集团的各个成员的头脑里。所谓同质，也指这种心理的同质……记号包括听觉映象，也包括概念，都是意识的，心理的，所以叫它同质的，不混质”，很明显，索绪尔把语言和大脑联系起来，说语言和大脑有关，这一点是唯物的。但他把实际音响归于言语实现出来，而以听觉映象代替物质的实际音响作为能记置于脑中，使得声音和能记无关，这就取消了语言的物质性。他只承认语言由社会集团形成，是一种集体意识的产物，所以只能有属于心理意识的听觉映象而没有实际声音。“如果他把声音作为能记，就不是心理的，而是社会的了。他就差这一步，只把声音归于言语，说言语是个人的。”这就种下了他把语言、言语割裂开来的根子。
再一个矛盾，索绪尔多次说过这样的意思：“语言永远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它的社会本质是它的内在特性之一；”〔43〕“语言是惯例（conventions）的总汇，这种惯例为社会群体所接受”。〔44〕如果说语言仅仅是心理的东西，又凭什么作为社会事实，作为惯例呢？他的理论的重点原本在“语言是表达观见念的记号体系”这句话，却又把所有记号归于心理，这样又凭什么把心理之中的记号取来表达观念，而且成为社会惯例呢？
先师的结论是：“在人们的脑子里有没有共同的东西呢。应该肯定是有的。索绪尔的理论有他正确一面的道理”。但是，深入考察一下，说这种共同的东西仅仅存在于社会成员的头脑里，而不问共同意识的由来，不问共同意识与客观现实的关系如何，则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先生因而断定：“索绪尔这样说法，实质上是把客观现实的社会语言看做第二位，把脑子里的语言意识看做第一位。”这当然不符合语言的实际情形。
回顾语言学史，十九世纪后半期以后的比较语言学原来把语言看做自然物；至青年语法学派已改变观点，语言成了心理的归宿。到了索绪尔，对此再来一个反动，把语言看成心理的，又看到社会的另一面。先师说：“这里要看到索绪尔的局限性，他前进了一步，但并没有达到真理 。”
自五十年代起，方先生又由抽象程度的不同层次来分析语言、言语之间的关系。这在理论上使索绪尔原来的区分有了新的进展。
先生指出整个“言语活动是最具体，它包括说话者和听话者两者的关系。言谈则把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关系去掉；或者说，除去了听话者。因此言谈已较为抽象了：言语活动一情景=言谈；言谈+情景＝言语活动”；“言语是社会的产物；语言存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脑子里。……在你的脑子里保存着汉语，你具备了理解用汉语说的话的能力。在上述三者之中，语言是最抽象的”；“说语言是最抽象的，还因为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仅仅是个人的言炎，而不是一个社会共同的语言。……从无数不同的场合之中，从无数人的言谈中，把共同的、用来传情达意的记号（signs）体系抽象出来，这便是语言。”〔45〕
先师将语言、言语两者的差别概括为：语言是社会产物，言语是个人行为的产物；语言是存在约束的，言语是自由的；语言是过去的产物，言语是当前的现实；从发生上说，言语是先于语言的，反之若没有语言也就没有言语；语言有稳定性，是同一的，变化少，言语则变化多端，缺乏同一性。他认为：“语言：潜在的，……没有潜在的，便不可能有显现的。言谈：显现的。没有显现的预定，潜在的便无作用可言。”对这些差异现象，他是以辩证统一的观点来看待的。他说：“我们所接触到的都是语言与言谈的统一。对象原是相同的，但由于观点的不同，对象就有语言与言谈。若着眼于共同点，便是语言。若着眼于差异之点，特殊之点，便是言谈”〔46〕。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至六十年代国内理论语言学界进行语言、言语问题的讨论时，方先生就多次论述了语言、言语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
先生在指出索绪尔之所以把语言看成心理的、又看成社会的主要原因时说：“他不懂一般与个别之间的统一关系，而把一般与个别对立起来。他要从言语活动里找出语言这个一般的东西来，意图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语言一般成了社会心理的，言语个别成了个人生理、物理的，一般与个别截然割裂则是错误的。”
至此，方先生明确指出：“一般和个别是统一的，本质是通过现象来表现的，它们是相关的。……事实上，也没有纯粹个人的言语。虽然人的讲话通过个人的机能、器官，然而在交际中之所以能相互懂得，主要还是有社会共同的东西。因此，我们不承认言语活动中有纯粹个人的产物。”他尤其强调：“我们从具体的千差万别的言语中抽象和概括出语言来，也就可以把什么是一般的，什么是个别的区分开来了。”〔47〕
关于没有纯粹个人的言语这一观点，尽管至今还有不同的看法，〔48〕但在当时的讨论中是获得许多人赞同的。与这一问题相比较，国外哲学界一些学者也曾有过关于“私人语言”（private language）的争论；争论当然不会由谁来做结论，但很多人还是给以否定。方先生指出：“‘私人语言’这种想法之之所以以不能成立，主要在于它是与语言共同体相隔绝的。既然‘私人语言’使别人不可能知道，也不能传达，这个概念自然是一种虚构。”〔49〕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展开讨论了。
六
先师离我们而去已经三十多年了，今天我们重读先生的著作，如见其面，如闻其声，历历往事，恍若昨日。奈天堂人世，毕竟相隔，唯以此文纪念！
先生留给我们的这份丰厚的遗产已被纳入语言学宝库之中。他的一系列真知灼见将会启示后人。先师在三十年代文法革新讨论中提出的广义形态学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分布理论，这是索绪尔语言学说看重语言形式分析的必然发展。但在时间上则比Z·S·Harris要早十多年，而且有些问题的认识更为辩证、更为全面。方师认为，形态的出现既意味着功能的行使，也意味着分布的实现，差别只在观察的角度不同。光焘师的语言学说思想影响着汉语的研究和发展，以汉语词类划分问题为例，讨论至今，大致仍在方光生的理论框架内展开，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我们在这里就语言体系所涉及的问题作了一些归纳和释介。归根到底，广义形态说、语言体系说等，无不都是光焘师的语言观的体现。
先师的学说体大思精，继承、发扬他的学术思想当是弟子们的责任。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弟子们都在努力这么做，今后自将更加加努力！
注释：
〔1〕方光焘：《语法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文中凡加引号而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2〕泰奥多·德布尔：《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序言。
〔3〕〔11〕〔12〕〔20〕〔25〕〔27〕〔35〕〔44〕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37页，112页，113页，113页，3页，108—107页，108页。
〔4〕〔5〕〔13〕〔14〕〔16〕〔17〕〔30〕〔34〕〔37〕〔40〕〔43〕F·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First publishedin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1960，p.67，p.73，p.20，p.22，p.122，p.114，p.189，p.122，p.81，p.87，p.87，p.9，p.77。
〔6〕〔18〕〔19〕〔21〕〔33〕〔36〕〔39〕〔41〕〔47〕《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36页，45页，44页，107页，26页，213页，215页，10页，57页。
〔7〕〔22〕〔38〕〔42〕〔45〕〔46〕〔49〕《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47页，131页，560页，533—534页，534页，539页，289—290页。
〔8〕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8页。
〔9〕乔利奥·C·莱普斯基:《结构语言学通论》，朱一桂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73页。
〔10〕〔23〕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伍铁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8一69页，338页。
〔24〕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页。
〔26〕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7页。
〔28〕徐烈炯：《生成语法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29〕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03页。
〔31〕卡尔纳普：《哲学和逻辑句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7页。
〔48〕《刘叔新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参见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