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金庸研究二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年论文,大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陆的金庸研究，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而导致的通俗文学地位的改变而悄然兴起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转变的直接成果是经济的繁荣。与此同时，人们压抑已久的审美、创造等欲望也迅猛抬头，以消遣、娱乐为特征的通俗文学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通俗文学之一的新武侠小说也被作为文艺思想精神禁锢的反动，在八十年代找到契机回归大陆，并形成一股热潮。金庸小说正是在这种文学观念的变革中被引进大陆，从而一发而不可收。而金庸研究几经沉浮，至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一
金庸小说在大陆的研究过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金庸小说已在内地民间悄然流传，但仍属“下里巴人”，未能进入学术的大雅之堂。1979年，厦门大学郑朝宗首倡“金学”（注：丁进：《金学的四个相关学科》，《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应者寥寥。1985年，大陆出现第一篇金庸研究论文（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亦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86年，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在《中国》杂志上发表《读金庸》一文，指出金庸小说具有广博的社会历史内涵和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认为把研究金庸小说称为“金学”是有道理的（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他的强化“金学”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稍后，《鸭绿江》杂志发表了《金庸启示录》。文章认为金庸小说很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特征，金庸正是把以情为特征的小说还给了大众与市场。在“金庸热”已取代了“武侠热”的情况下，大陆应该克服由于体制不同导致的对同种民旅文化产生的某种层次差异和地域性差异，当务之急是积极研究新武侠小说，并以此作为与香港沟通的渠道之一（注：唐解放、李承磊：《金庸启示录》，《鸭绿江》，1988年第4期。）。1988年11月，在姚雪垠的《李自成》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之际，复旦大学的章培恒著文将《李自成》与金庸武侠小说作了比较。文章指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这种分类法并不能用来判断《李自成》和金著武侠小说的高下”，若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标准来衡量，则金庸武侠小说的假中见真更具艺术感染力；若都以消遣性作品而论，“金庸武侠小说比起《李自成》来更具想象奇特，结构紧凑，富于幽默感等优点；而且还能于消遣之中给人某种有益的启录，因而不失为上乘之作。”（注：章培恒：《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书林》1988年第Ⅱ期。）作者重点虽在评价《李自成》的第一、三卷，比较的结论却使国内震动。次年12月，黄振源也撰文指出，金庸的文学地位在于总结了中国武侠小说的方向（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同年，陈墨发表《金庸赏评》一文，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金庸之谜”，希望以此打破评论界对金庸的沉默，为大陆的金庸研究揭开新的一页。（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其后，金庸研究蔚为热潮，“金学”也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通俗文学评论》
于1993年2月开始特辟“金学经纬”专栏，发表金庸研究成果。对金庸情有独钟的陈墨，不但极力鼓吹“金学”，致力于“金学”的学科建设，而且接连发表了9部金庸研究专著，充分地显示了“金学”的实绩。另一些学者虽不专攻“金学”，但对金庸小说的价值也十分肯定。如红学家胡文彬就曾说：“如果按划分世界名著的标准来看的话，金庸的作品的确是具有庞大的读者群和持久的艺术魅力这两大基本条件的，所以把它作为一门学问并不是溢美之词，‘金学’终有一天会使大家正确认识”（注：钱文亮：《红学·金学·文学》，《通俗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极力推崇金庸研究自成一学。
1994年，对金庸来说是极为辉煌的一年。这一年，先是三联书店推出了15种36本的《金庸作品集》，接着又有人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大师”的“座次”进行“重排”，把金庸的位置排到了第四位，一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重排者王一川博士认为，金庸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在于他的作品以通俗手法表现了极深的意义，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体现了人的理想性格和对人性的考察，其“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方向，雅俗共赏”（注：王一川：《重排大师座次》，《读书》，1994年第Ⅱ期。）。对此，许多学者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严家炎教授在授予金庸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仪式的贺词中，就盛赞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金庸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注：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查良镛获北大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贺词》，《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但反对一方的声音也很激烈。如林焕平就认为，应高度重视国内外的“金庸热”，但不应将金庸小说的地位提得过高（注：林焕平：《关于文坛重排座次的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3期。）。丁尔纲也认为文学座次排名标准不一，金庸榜上有名当之有愧（注：丁尔纲：《闻茅盾被〈大师文库〉除‘名’有感》，《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3期。）。王彬彬则认为，“金庸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通俗小说”，企图造就“金学”，是“日夜不分的一种‘昏话’”（注：王春渝：《去他的武林盟主》，《博览群书》1995年第12期。）。王春渝也认为，金庸无疑是武侠小说大师级的作家，然而推他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大师，未免强金庸所难（注：王春渝：《去他的武林盟主》，《博览群书》1995年第12期。）。朱国华提出“金学”概念华而不实，他认为金庸小说不能跻身于一流文学作品之列，其小说最好的价值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众文化批判的绝好范本，应客观、公允地评价金庸，不能褒者无限拔高，贬者又不屑置评（注：朱国华：《关于金庸研究的一点思考》，《文艺评论》1997年第3期。）。
尽管大师之争、“金学”之辩历时久、争论烈，然而其结果却使金庸作为通俗小说大师的地位确立，“金学”也越来越深入人心。1994年以后，北京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选修课。1997年6月，杭州大学召开了首届金庸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就“金庸新武侠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命意识、人文关怀、爱国主义与民族观、历史观、道德观、爱情观、女性观及武侠小说的文体创作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一系列如‘把金庸还给文学史’、‘把金庸还给武侠小说’、‘把金庸还给金庸’等有意昧的话题，希望从中国新文学史、从通俗小说和武侠小说的本体、从金庸本身寻找金庸及其创作的应有位置”（注：鉴春：《金庸：从大众读者走进学术讲坛——杭州大学金庸学术研讨会综述》，《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在会上指出，“正是因为有了金庸——有了他所创造的现代通俗小说的经典作品，有了他的作品的巨大影响，才使得今天有可能来认识与结构本世纪的文学史的历史叙述。”（注：钱理群：《金庸的出现引起的文学史思考——在杭州大学金庸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通俗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杨匡汉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新格局”学术研讨会上也提出“……金庸，等等，才是一棵棵并不喧嚣却挺拔的文化／文学之树。”（注：杨匡汉：《深化香港文学研究之我见》，《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王晓明在其主编的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收录了何平的《侠义英雄的荣与衰—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解述》（注：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表明了他对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认可。而刘再复则更明确地指出：“应在新文学传统与本土文学传统两条线索分流演变的认识下重新检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并以此背景理解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贡献，确认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金庸“以自己杰出的文学才华成为与新文学传统相对的本土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使本土文学再次发扬次大”，“他对现代白话文和武侠小说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金庸的杰出成就使他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注：刘再复：《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1998年，大陆、台湾、国际有5个金庸作品研讨会召开，因而被称为“金庸年”（注：廖欣：《1998——“金庸年”》，《深圳周刊》1998年第9期。）。这一系列情形表明，金庸小说已得到了大陆学术界的首肯，
不仅走向了巍峨的讲坛，也进入了二十世纪文学史，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二
大陆金庸研究的成果，大致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平与创作历程
柳苏的《金色的金庸》是在大陆发表的第一篇详细介绍金庸生平的文章。文章以轻松的笔调，从报人、政论家、武侠小说家、围棋爱好者等不同侧面介绍了金庸（注：柳苏：《金色的金庸》，《读书》，1988年第2期。）。其后，冷夏等人也在大陆发表了《文坛侠圣—金庸传》（注：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侠之大者—金庸评传》（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金庸传奇》（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等等，对金庸生平作了介绍。更多的学者，则结合金庸的生平对他的创作历程作了深入的研究。
严伟英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959年以前，“其小说强调救世思想、生活中遵守正统文化的道义要求，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义处世”；1959年以后，作品对中国文化中虚荣与虚伪、丑恶人性的批判性加强，爱情描写进入黄金时期，并彻底反省不甚成熟的民族观念；1965年以后的最后阶段以“反讽、隐喻、讽刺”等手法进一步深刻反省生活政治、历史，对人性和历史的没落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同时反映出作者也已摆脱了繁琐喧嚣、互动干戈的外部世界而发掘健康与活泼、朴素与自由的人生（注：严伟英：《金庸小说创作的思想历程》，《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黄书泉探究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与作为成功报人、政府家的金庸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二者是互补的，金庸最早写武侠小说是为了支撑他的《明报》，是为了他忠爱的新闻事业，而作为政论家的主体素质、人格修养及知识结构又促成他写了第一流的武侠小说。金庸的道路表明，一个文化人在不同的领域同时取得成功，固然需要外在的自由，但更主要的是主体心智自由。金庸两个世界互补而成就的独特作品范本，为现代社会的作家提供的不仅仅是雅俗共赏的创作道路（注：黄书泉：《金庸的两个世界》，《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刘爱华、唐峻山对金庸挂笔封刀进行了心理学上的专门分析。他们认为，金庸小说创作过程其实是对文化研究的心力交瘁的过程。《天龙八部》中三位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事实上反映出金庸对民族意识的困惑及其小说中儒家文化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而《笑傲江湖》渗透着晚期金庸对武侠文化的深刻反省，这部整体寓言实际上以反讽手法反映了荒谬的欲望使整个侠义精神全面没落。这种认识使金庸本人深深绝望。《鹿鼎记》则是金庸本人的创作悲剧，他以长歌当哭的方式为自己心目中的侠义英雄唱出了一曲挽歌。韦小宝的反英雄情结与八面得宠，正是金庸本人掩藏在传奇故事之后的揪心的切肤之痛，熔铸了金庸封笔之前对侠义精神的萎顿的绝望以及天高地远的悲壮寂寞。作者认为，金庸的创作历程，使武侠小说具有了博大襟怀及沉雄厚重的精神气质，但也献给了世界一种文化的悖论形态以及矢志不渝的文化追求过程，只不过进程的终点竟是无极的寂寞（注：刘爱华、唐俊山：《走向寂寞：金庸“功成身退”的文化意义的尝试性心理描述》，《艺术广角》1992年第5期。）。
钟晓毅亦从金庸创作与思想互动出发，认为金庸以孤独体验创作了他笔下由儒到道到佛的系列人物群象，他是从孤独起点回归到孤独终点，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多退隐到心灵静虚之境，在留理一个诱人的武侠世界的同时，金庸自己也一同退隐（注：钟晓毅：《拔剑四顾心茫然——略论金庸小说中的孤独退隐观》，《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二）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
金庸作品具有比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对此，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作了阐述。
陈墨指出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与文化意义价值，不仅在于展示了多种文化类别，更在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精神的准确把握、深刻思考、慎重批判、精彩表现，在于他依据现实历史基础及人性的本质，表现出深刻的人文精神（注：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孔庆东认为金庸写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的艺术世界，把武侠精神提升到了人性普遍意义的高度，无论从描写现实人生及社会关系、还是严肃的人生问题和小说的技巧上，金庸都可获得高雅的文化品位（注：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王从仁从韦小宝的大难面前逃跑“求生”第一的“贵我”思想到阿Q表面呈现的“重义”轻死，认为“杨墨互补”对中国传统文化亦影响深远。即“为我”“贵生”与“兼爱”“贵义”的交融，它实际上与“儒道互补”一样深刻地存在于中国社会各阶层（注：王从仁：《阿Q与韦小宝——兼谈中国文化深层的另一种影响》，《丈史知识》1992年第1期。），提示人们不应忽视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的复杂影响。卢敦基认为金庸一方面利用厚重的古代文化思想，作武侠小说的深刻内涵，一方面又体现反文化思想，作品中渗透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的重新认识（注：卢教基：《金庸新武侠小说的文化与反文化》，《浙江学刊》1991年第1期。）。周宁从二十世纪华人文化语境角度阐述金庸作品的意义。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以人物为核心的英雄传奇，而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运，都可找到一个共同的终极原因——身世之谜。周宁认为，金庸小说叙事深层如此关心血缘注定的身世问题，只有在二十世纪华人文化语境中才能得到解释。可以说，侠客的身世是民族文化命运的隐喻，金庸小说的意义模式与现代华人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小说以幻想形式中感悟到的问题，恰好也是我们文化中终极关怀之所在，即怎样才能摆脱旧的血缘秩序造成的文化困境，使中华民族走向自新自强（注：周宁：《金庸小说的文化语境》，《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6期。）。
严家炎从五个方面论述了金庸小说中体现的“现代精神”：一是根本批判与否定“快意恩仇”、任性杀戮的观念，这与鲁迅等新文学家思想一致，二是承认并写出了中国少数民族及其领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间的关系，三是借人物之口表述了他对正邪、善恶的鉴别应以符合大多数群众利益为准，提出“权力产生腐化”。四是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总体关系上，应尊重个人性情与服从总体利益的原则，这正体现了现代意识中人既要有社会责任又应有独立人格的两个重要侧面，五是融现实感受体现在作品中的独立的批判精神（注：严家炎：《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文学评论》1996第3期。）。陈铭也指出，新派武侠小说中，最成功的人物，便是追求人格自由的那一类，如黄老邪、杨过、小龙女、乔峰等。人格的独立、自由，可以说是最具现代意识的人的观念（注：陈铭：《自由的追求——武侠小说鉴赏新视角》，《探索》1989年第4期。）。
对于金庸小说中体现的爱情价值观，许多学者也作了探讨。陈墨认为，金庸写情的非同一般处，是他写出了爱情的严肃性、丰富性、深刻性、独创性（注：陈墨：《金庸小说情爱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严家炎认为，贯穿金庸作品始终的，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型爱情婚姻观，但一男数女的情节模式以及韦小宝现象却透露出金庸内心深处所受的传统意识——男子三妻四妾为当然以及男子为中心的千百年积习的影响（注：严家炎：《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文学评论》1996第3期。）。丁莉丽认为金庸小说中表现了对女性观的内在矛盾，即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的一个深刻的悖论：对传统男权尺度与现代女性观的双重沿袭与反叛。吴秀明、陈择纲则指出，金庸小说中的父亲形象缺席，他避而不谈如西方同类题材喜欢表现的母女、父子冲突，这实际上反映出金庸对传统文化的最后内核“孝”是否应在小说中革除犹豫不决（注：鉴春：《金庸：从大众读者走进学术讲坛——杭州大学金庸学术研讨会综述》，《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胡河清认为金庸呈现了一个完整而独特的伦理情感系统，从中可观察到中国文化范围内各种特殊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情感形态，金庸以对封建伦理束缚下被扭曲的生命景观的隐含批判，意在指出一条民族伦理自新的道路，这正是金庸对中国人生存状态深刻观察的结果（注：胡河清：《金庸小说的伦理情感》，《社会科学》1992年第12期。）。
此外，还有从金庸小说对汉民族文化批判（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武功与文化的关系（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对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上来论证其文化意蕴的。
（三）文本研究
主要包括情节结构研究、人物塑造研究、文体与艺术价值研究等方面。
严家炎认为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艺术有五个特点：一是跳出模式，不拘一格，二是复式悬念，环环相套，三是虚虚实实，扑朔迷离，四是奇峰突转，敢用险笔，五是出人意料，在人意中。同时，也指出金庸作品也有情节上站不住脚处（注：严家炎：《论金庸小说的情节艺术》，《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冯其庸认为，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特点是：①庞大，②紧张，③波澜壮阔，奇峰突起，④前呼后应，细针密线，因果相连而又相隔，叙事无意而实有意，⑤奇情壮采，瑰思幻想。这些都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注：曹正文：《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序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陈墨指出，金庸小说的人物形象、人生故事、人性本质与历史（背景或视野）、传奇、寓言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双向循环系统。它的不同流程与走向形成金庸小说情节结构的摇曳多姿、不拘一格，真正达到了冯其庸所说的“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注：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版。）。
在人物塑造方面，最早论及金庸作品人物的是康宁、陈颖灵。他们认为金庸的武侠人物有正、恶、逗之三类。而段誉属“逗”侠，是情痴、武魄、学问的典范，体现了中国男性的审美资质，为中国真正的雅俗文学的形象塑造开辟了坦途（注：康宁、陈颖灵：《此侠只应中华有——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主人公段誉》，《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3期。）。曹正文有书将金庸作品逐一排名，并以随笔方式点评了金庸笔下人物115位（注：曹正文：《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序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页。）。陈墨对其人物有过分类研究（注：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版。）。
作为一种类型小说，金庸武侠小说在其形式上具有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以传奇笔法写以武行侠，而具体又体现在叙事模式上。陈墨指出，金庸小说的展开，是以武侠小说特有的爱情、复仇、夺宝、伏魔、迷宫故事等等复合而成，如同不同乐章共同组成人物命运的交响曲。这首交响乐的主题往往在分符上有所不同，但在绾结上却意义深刻，或为寓言，或为预言，成为警醒。总之，是以武侠形式表现出的人生百态（注：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版。）。
徐岱认为，金庸小说无疑具有武侠小说程式化的一面，然其独特之处，在于拥有一份生命的热烈。这热烈的表现形式就是狂欢精神，它集中体现在贯串于整个文本篇章的诙谐化的叙事氛围之中。金著中诙谐人物俯抬皆是，而《鸳鸯刀》整个就是一部谐趣小说，《鹿鼎记》更是叙事者表现狂欢的大舞台，其中的狂欢精神淋漓尽致。而所有这些通往狂欢的谈谐只是金庸独具魅力之“形”，抒写了人生生命价值的具有理想主义品格的“情”，才是金庸具有长久艺术生命之“神”，这种神形兼备的复调创作为开创现代汉语小说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种很有价值的参照（注：徐岱：《论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对金庸武侠之武也有专门研究的。如对其作品“武功”的透视（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对武打的艺术性（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武学之风范（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的分析。
（四）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
在比较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对金庸与梁羽生、古龙文本差异的比较上。丁永强认为这三者有明显差异，即金庸是“成长型”，古龙为探案式，梁羽生则为历史武侠小说（注：丁永强：《新派武侠小说的余事模式》，《艺术广角》1989年第6期。）。陈墨也曾对这三大家笔下的“武”与“侠”的表征及其形成原因作了文化因素方面的分析（注：陈墨：《金庸小说之谜》，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曹正文对金庸与古龙武侠文本作了专门比较，认为两者有六大不同点：其一，小说之背景不同。金庸有历史的影子，而古龙则几乎没有明确年代。其二，对社会环境与风俗人情的描写不同。金庸大抵有具体的地理历史知识、社会风情，而古龙则无中生有，尽写人情。其三，小说结构不同。金庸注重结构，而古龙则以西欧文学手法置结构于不顾。其四，故事衔接方法不同。金庸以环环相扣的情节组织故事，古龙则以悬念吸引读者。其五，人物不同。金庸长写朴实无华之英雄，古龙则更善于描写机智人物。其六，二人最大差别，是语言的表达不同。金庸是传统与新文艺的融合，古龙则用语欧化，擅长写短句与分行式。与陈墨观点大致相同。曹正文亦认为是性格和学识造成了二者的差异（注：曹正文：《金庸古龙比较说》，《文史知识》1990年第10期。）。
关于金庸作品在华人世界广泛流传的原因，陈墨认为是因金庸小说写了武功、情感、文化、人物，具有史诗的风格，同时又能雅俗共赏，既继承了中国武侠文化的传统，又有主题思想及叙事方式的创新（注：陈墨：《金庸小说之谜》，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竺亚认为，金庸小说有着一个极为稳定的“侠客模式”，即诞生、劫难、考验、退隐四阶段。人物历程实为重演了一套象征性的成人仪式，而其中巧妙融注了文化传统的各个方面，并以此震动了读者心目中的集体无意识，以此暗合了青少年金庸迷们的心理发展理想轨迹，因此首先受到青少年读者的空前欢迎（注：竺亚：《自古英雄出少年——金庸武侠小说及金庸迷一解》，《华人文学》1990年第1期。）。敬文东认为金庸是以“成人的童话”满足了大众潜意识深处渴望被救而不是自救的期待视野，同时偶合了“集体无意识”内化于心的中国读者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渴盼行侠的历史积淀，成全了他们乱世成侠的“白日梦”、“英雄梦”而广受欢迎（注：敬文东：《金庸：替读者做残破的梦——读金庸札记之一》，《当代文坛》1997年第2期。）。
（五）“后金庸”研究及对武侠文体的展望
金庸作为一个时代的武侠小说创作高峰，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使武侠小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金庸之后，武侠小说如何超越金庸模式而“后金庸”，也自然成了研究的话题之一。
吴秀明、陈择纲认为金庸封笔之时是否已感觉到武侠文体机制在向现代化转换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深层的难以克服的问题，其武侠模式中未曾解决的问题随着时代发展、文学现代性进程加快而日益暴露明显。至少有如下三方面加强了“后金庸”的难度。其一是对女性观念的现代性及武侠超金庸的理想叙事模式的难以把握，其二是作者会越来越失去写作武侠这种“梦文学”的激情，其三是武侠小说的精神内涵至今仍然倾向于古典与传统，属于新守成主义文学思潮的范畴，要使它和现代文化形态全面接轨，实在是一项非常艰苦而复杂的改造工作。但尽管面临挑战，无论是法制社会的完善，后工业社会的发达，都无法消弭或取代武侠小说作为精神支柱、情感性文体生存的基础。相反，作为一种消费性精神情感，武侠这种“前人的世界”及英雄精神的宣扬对后工业社会尤其有灵魂呼唤与拯救作用，并已有作者如黄易在这方面作了尝试（注：吴秀明、陈择纲：《文学现代性进程与金庸小说的精神构建——兼谈武侠小说的“后金庸”问题》，《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吴中杰也谈到将传统与现代思想融合，是今后武侠小说创作的一大问题。他认为武侠产生的现实基础已荡然无存，对武侠小说的继续存在持某种程度的怀疑（注：鉴春：《金庸：从大众读者走进学术讲坛——杭州大学金庸学术研讨会综述》，《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戴志刚则从“非小说化”的角度预测“后金庸”时期新武侠小说的文体形态。他提出“全景模式”，即淡化小说因素与非小说因素的界线，调动读者的各种艺术储备，在一个用语言文字表述的文本中同时实现几种艺术行为，各种艺术方式形成一股合力，让读者享受到语言和各门艺术创造的审美情景（注：鉴春：《金庸：从大众读者走进学术讲坛——杭州大学金庸学术研讨会综述》，《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
三
金庸作品在大陆流传研究的这近二十年风风雨雨的历程，固然是契合了政治、经济导致文学观念变革的原因，但同时也说明了它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文学魅力。金庸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次全面的现代性审视，二是以通俗形式解读中国文化（海外华人有以金庸作品作为教科书的）（注：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三是促进汉语为文本的文学及其与之相关学科如新武侠小说、通俗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人文学（金庸掀起了华人文本文学的一次全球性热潮）的发展，四是文学史上的意义。金庸研究不仅在于金庸使武侠小说这种先天不足的“成人童话”进入了神圣的学术殿堂，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大学学科教育的一部分，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成为人们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在因特网中已有《金庸茶馆》），更在于它为通俗文学、武侠小说争得了一席之地，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民族无论只有严肃文学或只有通俗文学都是不完整、不健康的文学形态，雅俗共赏，才是文学发展的必需和必然。金庸旋风，使文学终于抛弃了世俗的傲慢与偏见，消除了等级观念，敞开了其博大胸怀，回归了文学本性，顺应自身发展规律，自觉地走向完整完美。
从金庸研究现状看，虽已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但也才刚刚起步。其研究尚有许多不足。如对金庸作品所包含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挖掘不够，武侠小说作为男性文本的话语特征不见分析，金庸创作对现代汉语小说提供的参照价值发掘不足，对金庸现象产生的文学史价值认识有待加强，例如与之相似的西欧骑士文学在欧洲流行近三百年后转瞬即逝而中国武侠小说却源远流长，并在同样缺乏土壤的后工业社会由金庸再次推向了极致，其中原因何在？另外，“后金庸”研究薄弱。同时，整体研究方法也嫌单一。总之，正如陈墨所说，“金庸研究尚属浅学术”（注：丁进：《金学的四个相关科学科》，《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学术规范尚待建立。但金庸在大陆的沉浮，正从反面印证了马克思那句名言：“不学无术是一种魔力，因而它还会造成更多的悲剧。”
无疑，我们应消除学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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