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虚无主义——简论尼采的现代性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尼采论文,虚无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278(2006)03-0119-07
尼采哲学及其现代性批判在西方哲学中占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地位，即它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和“后现代性的开端”。这两个虽不相同但有内在联系的判断，分别是两位在现代性批判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与哈贝马斯作出的。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完成”(volleden)了西方自笛卡尔以来为现代这一“新世界”寻求其本质基础的形而上学，将其理性自我主体的形而上学基础，置换为一种“全新的”、以权力意志为本质的生命哲学基础，从而实现了“从现代的准备性阶段向现代之完成的过渡”[1] 467-469；哈贝马斯则从现代与后现代分野的角度来谈论尼采哲学的作用，称它通过放弃启蒙的辩证法，打破现代性自身的“理性外壳”，实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并由此形成了“后现代性的开端”。[2] 346海德格尔与哈贝马斯的这两个论断向我们展示了尼采哲学在现代性话语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值得我们予以特别的关注。
一、现代性的特点：本能取得了统治地位
现代西方文明的特征是高扬理性，以之作为人的根本，作为科学认识与道德规范的源泉与保障，并把社会的发展看作是理性化的过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性的到来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盼的结果，理想的“理性王国”并没有到来，这使得一些激进的哲学家开始对现代性展开批判，并由此逐渐演化出一种反现代的思潮，即“后现代主义”。尼采这位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先行者，其批判锋芒直指“现代人”与“现代精神”本身，他要鞭挞的是构成现代性核心的“现代灵魂”，即一种虚无主义的、“颓废”的精神，他把这归结为基督教上帝所代表的“最高价值”的瓦解，以及柏拉图式的虚构的超感性世界——理念世界的崩溃的双重结果。在重估并颠覆了基督教与传统哲学的最高价值之后，尼采重新设定“生命”这一最高价值，欲以肯定生命的酒神精神，作为旺盛生命力表征的权力意志这样一种新哲学，来取代传统的、弱者的宗教和形而上学，型塑一种与现代形态(以颓废、奴隶意志为表征)相反的人，即反叛传统道德与价值、具有超强个性与创造力的“超人”。
对现代性的批判构成尼采哲学生涯的一个关注目标，对此他在多处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在《权力意志》中，他吐露了自己所认定的这么一个使命，即要“穷尽现代灵魂的整个圆周，历遍它的每个角落”。他把这称为“我的野心，我的受难和我的幸运”[3] 224。这表明尼采的现代性批判最为关注的是“现代灵魂”，亦即构成现代性核心的人的观念与精神。对此，他在“对现代人的批判”的标题下，列出如下的纲要：“‘善良的人’都坏在不好的设施(暴君和传教士)的手里；——理性成了权威；——历史是对谬误的克服；——未来就是进步；——基督教国家(‘军阵的上帝’)；——基督教的性冲动(或婚姻)；——‘正义’王国(‘人类’文化)；——‘自由’。”[3] 244我们可以将它们归纳为两方面的问题：(1)制度性的批判，即所谓的“不好的设施”，包括政治方面(“暴君”)和宗教方面(“传教士”、“基督教国家”)；(2)哲学的批判，批判启蒙哲学将理性作为君临一切之上的权威，批判它的“自由”观念以及它所要建立的“正义王国”。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是由一些思想观念与典章制度构成的，其中“理性”与“自由”是它的核心精神，与宗教的关系则是它的一个关键问题。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尼采的现代性批判的锋芒，直指的正是现代性的根本命脉所在。
此外，尼采还把他的现代性批判的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在自传《瞧，这个人》中他写道：“从所有重要的各方面来说，这本书是批判现代性(Modernity)的，包括对现代科学、现代艺术甚至现代政治的批判。”[4] 87可见，尼采的现代性批判涵盖了科学、艺术直至政治的领域。
由于现代性主要是由人的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所组成，因此现代性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对“现代人”的批判。与尼采对现代社会所持的强烈的否定态度相联系，“现代人”在尼采的笔下乃是一种“光怪陆离”的东西，是由现代的“奴隶道德”所哺育出来的弱者，其“本质”乃是“躲闪和厌烦”。[3] 200他们所奉行的所谓的“宽容”，是“肯定和否定的无能”[3] 229，即他们在判断与行为上既不能进行肯定，也无法进行否定。他们对“客观性”的诉求，乃是由于他们“没有人格，没有意志，对‘爱’的无能”的中庸行为的结果。[3] 229尼采将现代性的上述种种缺陷，归结为一个“‘现代性’之特点”：意志力的“衰微”导致“本能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3] 227。对于尼采来说，意志力才是生命的根本。缺乏意志的“善良的人”不过是“衰退的象征”。[3] 201这样一种处于衰退之中的、颓废的人所产生出来的历史，自然是一种充满“阴霾的历史”。总之，“现代”在尼采的眼中，是阴暗灰色的，“现代精神已无可救药了。”[3] 229这种“现代精神”，在尼采看来，本质上是一种“虚无主义”(Nihilismus)。这一点可以说是尼采对现代性的基本判断，它决定了尼采对待现代性的基本态度，这就是用“铁锤”般的猛力对它进行批判，力图扭转时代的精神状态，使它立足于生命意志的根基上，并借此改变时代的价值观念系统。
二、虚无主义：“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
“虚无主义”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动词“虚无化”指的是完全毁灭和归于无的过程。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哲学上对虚无主义一词的首次使用，可能始于雅柯比(Friedrich Jacobi)在19世纪初写给费希特的信中。后来这一概念经由屠格涅夫而流行开来，成为表示这样一种观点的名称，即唯有我们的感官所获得的存在者，才是现实存在着的，其余的一切皆为虚无。不过，“虚无主义”这一概念到了尼采那里，具有了更多的含义。就其所指称的对象而言，尼采主要指的是欧洲过去200年的文化与历史状况。他用“虚无主义”一词来描述现代欧洲这段文化与历史的状态，并用以指明它不可避免的特有性质。对于这一点，海德格尔曾经指出：“‘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的是一个为尼采所认识的、已经贯穿此前几个世纪并且还在规定着现在这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5] 219这就告诉我们，在尼采那里，虚无主义意指跨越几个世纪的现代性形成的文化与历史过程，换言之，整个西方现代文化与历史的运动，都属于一种虚无主义。尼采用“虚无主义”一词所把握与刻画的，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
既然虚无主义对于理解尼采的现代性批判来说是如此的重要，那么什么是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在尼采那里，“虚无主义”一词的基本含义包括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内容，他写道：“虚无主义。它有双重的含义：A.虚无主义是精神权力提高的象征：积极的虚无主义。B.虚无主义是精神权力的下降和没落：消极的虚无主义。”[3] 280“积极的虚无主义”是尼采要加以肯定与赞扬的，它能够帮助精神的力量得到迅速的提升，能够作为巨大的破坏力实现精神力量的最大值，因此“可以作为强力的象征”。[3] 281尼采也把积极的虚无主义称为“古典的(klassisch)虚无主义”，并用这一名称来刻画自己的哲学，用以表示自己的哲学是对以往所有形而上学的“反动”，他的积极的虚无主义与以往消极的虚无主义的不同在于，它是以“重估以往一切价值”为鹄的，要以“铁锤”般的猛力来粉碎以往的所有价值规定，并以“超人”的气势造就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
“消极的虚无主义”，亦即“疲惫的虚无主义”，[3] 281是尼采欲加批判的，它代表着现代的悲观与颓废精神，因此尼采说也可以用“悲观主义”来称呼它，[3] 679它的根本特征在于瓦解各种价值与目的，使它们陷于纷争不已的状态，并最终分崩离析，从而导致精神力量的下降、没落乃至衰竭。因此尼采说：“虚无主义只是生理颓废的表现。”[4] 679尼采曾经从哲学的意义上给消极的虚无主义作出这样的解释：“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4] 280这里的“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指基督教上帝的价值信仰体系的瓦解，其次，它意味着西方传统的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崩溃。因此，这两方面的“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意味着西方超感性世界的“基督教—柏拉图”图式的解体。
就第一方面的内容而言，我们可以用尼采一句最为简洁、也最为惊世骇俗的名言来作为注脚，这就是“上帝死了”。基督教上帝本被西方世界奉为“最高价值”的信仰，其至上的地位与作用有如海德格尔所解释的那样，曾构成西方文化的主导性的观念，代表着一种普遍的“超感性领域”和对它的各种不同解说，代表着种种理想、规范、原理、法则、目标、价值，它们赋予世间的存在以某种目的、秩序或意义。说上帝死了，这意味着它所代表的最高价值已经丧失了对人类的支配力；它所代表的占统治地位的“超感性领域”也不再作为价值之源而存在，而是变成空无所有，其结果是使人类生命丧失了价值和意义。虚无主义作为人类存在者本身的历史，它展现为上帝之死的缓慢但不可遏制的暴露过程。
就第二方面的内容而言，是尼采将柏拉图哲学斥为一种“高级诈骗”[6] 330。尼采对柏拉图可以说是深恶痛绝，宣称自己“对柏拉图的不信任是深入骨髓的”。与尼采倡导生命本能的哲学相反，柏拉图是极其理性化、道德化的，他“远离希腊的一切基本本能”，把“善”视为最高的概念。柏拉图的这种哲学思维模式，是以设立一个抽象的、外在于生命的超感性世界为前提，并把它当作是“真正的世界”、世界的“原型”和本质，而整个现实世界不过是这一原型的“摹本”，从而把现实世界与信仰世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对立起来。尼采认为，之所以有这样的哲学，是由于柏拉图在现实面前是个懦夫，因而他才“逃入理想”。[6] 331柏拉图的这一哲学模式决定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使得自柏拉图之后的传统形而上学一方面把虚构的超感性世界实在化，另一方面又把实在的生命虚无化。在尼采看来，这正是欧洲传统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的本质所在。现在，伴随着被视为现象世界依据的“理念世界”的消解，曾经被认定为最终的“至善”目的丧失了，它使人生面对的是一片虚无——纷乱繁杂的现象和价值失落的迷惘。
尼采认为，这种虚无主义的极端形式表现为双重的虚无化：一方面，在存在者主体方面，它否认有任何的信仰、任何真实的行为存在，也就是说，把任何信仰与任何自以为真实的行为，都看作是必定谬误的；另一方面，在外部世界方面，它否认有任何真实的世界存在，把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感性的世界，贬低为仅仅是某种虚假的“现象世界”，是某种本真的“理念”世界的不真实的“摹本”，换言之，只有超验的“理念世界”是真实的，是根据，而我们所生存的“现象世界”则是假象的世界。
对尼采而言，生命是人的根本，而非传统哲学所认为的“理性”。这一点可说是尼采对哲学的根本命题——“人是什么”的理解。因此，他的哲学对人的根本关注点在于生命，对生命力的推崇、赞美，构成他的哲学的基调；同理，他对虚无主义的理解，在根本上也是从这一视角进行的，认为“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对生命价值解释的结果”[3] 199。虚无主义以彼岸的悬设(它或者是基督教的“上帝”，或者是形而上学的“理念”)来代替和掩盖存在的意义，将超感性的世界作为最高价值所在，因此它造就的是这样的虚无主义者——他从现存的世界出发断定，这个世界不该存在，而且，从那个应存的世界出发，认为这样的世界并不存在。这样，既然整个现实世界是不该存在甚至不存在的、虚无的，那么生命，包括感觉、意愿和行动就都没有意义了。
尼采试图点明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不过，他在这方面采取的却是一种极端的“种族主义”立场，把人群区分为“高贵”与“低下”的不同种类。他认为虚无主义的原因就在于“缺乏高等的种类”[3] 275，即由诸如拿破仑这种寄托着人类希望的高贵人物所组成的种类，他们作为人类的象征，维持着对“人”的信念。反之，被尼采嗤之为“群畜”的由普通民众所组成的“低下的种类”，他们作为弱者缺乏意志力，不能自己赋予事物以意义，构造出一个符合自身愿望的世界。此外，在尼采看来，还有更为贫弱的一类人，他们甚至不再具有解释的力量、创造虚构的力量，因此他们只能夸大自己对宇宙和形而上学价值的需求，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建立在基督教上帝或至善的理念世界上，成为虚无主义者。
三、理性是“破坏生命基础的势力”
尼采既然把虚无主义等同于形而上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就势在必行了。在欧洲哲学的历史上，理性主义构成统治性的观念，因此尼采批判的锋芒，也就直指理性主义。这里，我们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集中于尼采与这一主题直接相关的内容，即他对理性与知识观的批判。
从古希腊到尼采的时代，西方文明有两个有力的精神支撑：一是基督教宗教信仰，二是哲学理性。前者构成了启蒙之前的主要支撑，后者则在启蒙之后成为主要支柱，被当作宗教的替代物并因此成为现代性构成的一个基本要素，借用哈贝马斯的说法“是作为宗教统合力量的等价物而发挥其有效性的”[2] 347。
尼采对理性进行批判的考虑，主要有这么两条：一是反对将理性作为人的本质，而认为这一本质是生命，是意志；二是寻求一个“理性的他者”，即艺术的酒神精神，作为宗教及理性的替代物，为个体生命与时代精神提供安身立命之处。
尼采对理性进行批判的特点是，把理性观与“逻辑”联系起来，认为理性的观念源于逻辑。本来，在古希腊哲学那里，Logos一词就兼有逻辑、理性与规律的意思。在尼采看来，理性本质上是对逻辑的迷信。这在理性主义者那里表现为把逻辑思维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世界本身具有逻辑性，并且把人视为理性的动物，认为人在本质上也是受逻辑支配的。正是这种逻辑崇拜造成了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虚构，虚构出某种逻辑的概念、理念世界，并以之作为真实的世界，而把现象世界贬抑为假象的世界，造成了对现象世界的不信任。因此，所谓理性，对尼采而言，就是逻辑及其虚构的体系。在他看来，狭义的理性就是逻辑本身，而广义的理性就是逻辑虚构的体系，包括所有的价值体系。尼采从逻辑的起源、世界本质的非逻辑化等方面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驳。
首先，对于“逻辑从何而来”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当然来自非逻辑”，而且“这非逻辑的范围本来必定是极其广阔的”[7] 156。他认为，逻辑的产生完全出自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必须对遇到的情况作出判断，以便采取相应的行动。类似情况的积累，使得思维形成了一种化繁为简的习惯。这就说明了这种思维习惯形成的原因是非逻辑、非理性的。它只是后来经过形而上学家之手才成为精致的逻辑理论，才被看作是绝对的真理。而实际上，逻辑不过是一种工具，它并不是什么先验的、自明的真理，也决不具有什么绝对可靠性和权威性。论说了逻辑来源于非逻辑，就等于说理性起源于非理性。尼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理性是从逻辑出发的，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不存在合理的根据；此外，据此还可进一步得出，理性所构造出来的真理的体系也是错误的。
其次，尼采反对理性主义者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逻辑。他写道，“在我们看来，世界表现出了逻辑性，因为我们事前使世界逻辑化了。”这也就是说，任何逻辑虚构的真理都不是世界本身的意义，而是人们所加之于世界的东西。他指出，这一虚构是由把概念实体化开始的，它把从“个别”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看作是真正的“存在”，看作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东西，而把现象世界的个别具体事物看作是“非存在”，是“一般”的“摹本”。然后，这些虚构出的“实在”被分类为等级，设置出一个最高级的存在如“上帝”、“天国”等，作为其他存在的原因和目的，依此形成一个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理性世界”。然而，由于理性的这种虚构等于是“在伪造存在物，把并不存在的东西统一起来”[8] 58。因此，这个所谓的“理性世界”是消极的、毫无意义的东西。尼采对此写道：“人们对形而上学的世界只是断定一个他在，一个达不到的、不能理解的他在，一个具有消极性的东西，……关于它的知识将是一切知识中最无用处的。”[8] 58然而，哲学家们却通过这些无用的概念虚构，“把理性变为暴君”(象苏格拉底那样)，把理性当作“偶像”，把理性的概念作为认识的开端，这是“混淆始末”，由此把我们导向错误——去追逐彼岸的所谓“真实世界”。基于这样的判断，尼采对自柏拉图以来的所有建立在逻辑虚构之上的形而上学体系、宗教体系及其他价值体系，都要予以完全的否定。
理性所造成的危害，在尼采看来，还在于它反对本能，是“一种危险的、破坏生命基础的势力”[3] 51。因此他主张要使人的生活具有真正的价值，就必须摧毁理性。为此，尼采激烈地抨击苏格拉底以来欧洲历史上的理性主义。他不仅批判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三大哲学家，而且认为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是一些“不自觉的骗子”。
再者，尼采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还包括对其知识观的批判。在尼采看来，从古希腊至今，西方哲学的知识观一直受着苏格拉底的影响。从那时起，“建立概念、判断、结论手段被推崇为在一切才能之上的最高尚的事业和最值得赞美的天赋。”也就是说，理性与逻辑成为知识崇拜的对象，并以此为标准形成理性主义的知识论。这种知识论在近代自笛卡尔之后得到更有力的发展，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知识观念。认识的目的在于把握事物的本质，区分真知与谬误。真理是确定的，不可错的；知识的属性在于它的客观性、普遍性与必然性。而在尼采看来，知识不过是一种出自特定认识视角的解释，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的事实和真理，有的只是解释。我们永远不可能拿一个概念、一个词或一个符号同一个外物进行比较，而只能同别的符号相比较。认识所能做的，只能是“陈述”，并在其中放进“意义”。这个所谓的事实只是从某个特定的视角出发对事物所做的解释。他反对实证主义所坚持的现象中“只有事实”的说法，主张没有所谓“事实”这样的东西，有的只是我们的“解释”。想确定所谓事实本身的做法，不仅不可能，而且毫无意义。世界的意义需要人来置入，需要根据自我创造的目标来设置一个目的，形成一个自我的世界。世界的价值在于我们的解释。
尼采这种认识的“视角主义”还认为，我们对事实、对世界的解释，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的。在他看来，科学的前提是我们的欲望，一种讲求实际、追求效用的欲望，其目的是为了控制世界，使之为我们的需要服务，因此，知识的基础是人类的利益。尼采把整个知识体系看作是一套目的在于自我保存的抽象和简化的体系。科学不过是为了掌握自然而由自然向概念的一种转化，由此它只是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科学知识仅是人类为了生存而虚构的诸多符号系统中的一种，它针对其他学科并没有任何优势。我们通过概念体系来理解自然的目的在于掌握自然，在于自我保存。对于尼采来说，知识仅仅意味着是权力的工具，逻辑和理性范畴只是用来使世界适应人类目的的一种手段。尼采认为，哲学的迷误，就在于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由于任何知识都必然与某些利益相关，因而知识永远不可能是无利害的。尼采反对存在着客观的、把握事物本质的真理，断言“根本没有真理”，因为一切不符合需要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虚构”。所谓“真理”这个概念“是没有道理的”[3] 506，“尊重真理”也就不过是“一种幻觉的结果”。不过，虽然否定真理的存在，但尼采对于什么是真理还是给出了多种说法，虽然他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这些说法包括：真理是一种信念，是“一种驳不倒的假说”，它不必表现为同谬误的对立，而是“在原则问题上只表现为不同谬误间存在着相互关系”[3] 699；真理是权力意志，是能增强权力意志的工具；真理的本质是“‘我相信某某是这样’的评价”等等。同样，对于什么是真理的标准，尼采也有着不同的说法，它有时被说成是类似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自保的“有利”原则，有时则被说成是“在于权力感的提高”。[3] 702尼采的知识论批判所注入的新观念，与生发中的诠释学思潮一起，使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知识论开始出现一种偏转，使之与现代一元真理论的知识论相对立，一种诠释性的知识论逐渐生成，它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出自特定认识视角的解释，而不是与客观实在相符合的真理。与此相应，有关科学、知识、真理等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尼采所提出的这些新观念，后来成了当代解释学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思想源泉。
尼采宣称，没有什么精神，也没有什么理性、思维、意识、灵魂、真理，他把这一切全都斥为无用的虚构。尼采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颠覆现代性的颓废的精神，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解放人的生命力，或者说，恢复一种“酒神精神”。在希腊神话中，酒神象征的是醉狂、激情、音乐、想象、生命、本能、矛盾。尼采借用“酒神精神”所表示的，是对生命的肯定，是一种“把生命的全部丰富的对立物都包容在自身之中”的“解放了的精神”，用以摆脱理性与道德的限制，打破一切法则的束缚，以回到他所吁求的俄狄尼索斯的情态，即“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6] 334
哈贝马斯曾经这样描述尼采哲学对现代性论说的影响：“随着尼采进入现代性的话语，这一论争发生了彻底的变化。”[2] 348① 尼采之所以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是由于他的现代性批判是一种针锋相对的、试图彻底颠覆现代性价值的批判。他要用“生命”来颠覆“理性”，用否定上帝、反虚无主义来颠覆基督教与形而上学的道德观，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下来推翻一切谦卑、中庸、同情等所谓的“奴隶道德”。而他用以寄托这种颠覆的，则是具有权力意志的“超人”。尼采以他所具有的激情乃至偏狂，对构成欧洲悠久文明、同样也构成现代性底蕴的理性主义传统与基督教的道德信念展开猛烈的攻击，将它们视为“虚无主义”而要予以扫荡，以革新文化、奋发精神、造就新人为其哲学的根本目标。尼采以一种狂人的面貌出现，向传统文明乃至现代社会进行挑战，他为哲学注入了一种新的以生命为本的人文精神，开拓了一种张扬生命意志的非理性的视野。
尼采对欧洲传统文明直至现代性的批判是猛烈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在今天则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思想资源。不过，尼采思想的作用，主要在于批判的一面，起着一种观念冲击的作用，使哲学在对人是什么的认识上，关注到生命的意义，注意到因单纯倡导理性精神而被压抑的生命与意志等非理性的方面。此外，他的这种批判有着极端、偏执的一面，他为了高扬生命而彻底否定理性，为了强调解释而干脆否定真理的存在。但实际上，生命本身并不排斥理性，应当说，生命由于理性而更璀璨辉煌；假如没有理性，单纯的生命与普通动物并不会有什么差别，人类文明的成果并不会产生。同理，解释也并不排斥真理，不同视角的解释只会使相关事物的真理性内涵愈发丰富，因而也使人们愈加全面地把握真理。单纯地否定真理的存在，在存在无数可能“视角”的情况下，只会陷入新的“虚无主义”。
注释：
①译文据英文本作了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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