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基因图谱：聚落文化景观区系研究的一种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景观论文,聚落论文,图谱论文,基因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区域性和差异性历来是地理学的主要特点。聚落景观一直是反映区域文化景观差异的显著标志。聚落文化景观的区域差异则是文化区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聚落景观由于受到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多样性的民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异常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对中国传统聚落景观群系进行类型整理和区域划分，是以往文化地理学研究很少涉及到的，本研究不仅能为文化区的划分提供理论借鉴，而且能为区域景观规划和景观设计提供实践指导。
同时，本研究针对各个景观区域的特点，引入生物学的基因分析方法，对不同聚落景观区系进行景观基因的研究，进而建立不同区系聚落的“景观基因图谱”，与国家“973”计划所倡导的加强“地学信息图谱”探索的要求是一致的，属于原创性的探索性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
一、国内外关于聚落文化景观区系研究的动态
国外关于“景观”的研究开展得较早。“景观”的概念作为现代人文地理学的专门术语，更多的是指“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它是美国地理学家索尔(Carl.O.Sauer)在1925年发表的《景观的形态》一文中提出并得到广为传播的，其定义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1] (P19—54)，并主张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用实际观察地面景色来研究地理特征[2]。索尔的学生怀特(Whittlesey)对景观的解释引入了“相继占用”(Sequent occupance)的概念，认为景观是人类活动相继叠加的结果，表现出一定的阶段序列[3] (P162—165)。英国牛津大学的哥德曼(Jean Gottmann)教授1962年在《欧洲地理》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一个区域要与它周围区别开来，除了具体的景象之外，还应该包含某种气氛的、信仰的、文化的东西在内。以景象为基础的区域化研究才是文化地理研究的出路，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特具景象，一种和它的邻区稍稍不同的标记[4] (P223—224)。而人类活动附加在地表的最直接的、最醒目的景观是聚落[5]。1979年，刘易斯(Lewis)提出了景观解释和研究的七项原则[6] (P142—159)。1992年，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在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之外，单列了一项“文化景观”遗产，菲律宾的一处水稻梯田就属于这一遗产类型[7] (P217—221)。1995年，詹姆斯(James)总结出文化景观的四种模型[8] (P414—415)。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9] (P454—462)。景观生态学、景观建筑学、景观规划学等学科均引入了“景观”的概念，虽然内涵接近，但又各有不同的角度与外延[10—11] (P372—379)。
国内关于景观的研究，除了景观生态学角度的关注之外，主要是地理学角度的关注。地理学对景观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文化景观”的研究。王恩涌先生较早在《文化地理学》中引入“文化景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相继出版了多部著作和教材[12—14]。金其铭、董新、汤茂林等人对文化景观特别是乡村文化景观开展了较多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15—18]。与此同时，赵荣、司徒尚纪等人开展了具体区域的文化景观研究[19—20]。
关于聚落文化景观的研究，总体成果不多。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有一些学者关注聚落文化景观问题。金其铭、谢凝高、武弘麟等人的工作较早[21—22]。90年代起研究者渐多，除了地理学者吴必虎、肖笃宁、陆林、黄成林等人之外，还有建筑和历史方面的学者[23—29]，因篇幅所限，不逐一列出。
关于聚落文化景观区系划分的研究，涉足者就更少。一是因为开展聚落文化景观研究的成果不够丰富；二是因为文化景观区的划分比自然地理区的划分要复杂得多，划分标准不易确定。但是，此前关于文化区研究的成果已有较多的积累，为聚落文化景观区的划分奠定了基础。司徒尚纪在《广东文化地理》第一版(1991)中，设有专门的“文化区划”章节，讨论了文化区划的基本原则、区划体系并划分出四个具体的文化区，具有开创意义[20]。周振鹤在《中国历史文化区域》一书中，对历史时期的“语言文化区”、“宗教文化区”、“风俗文化区”等做了具体地划分，其间总结了一套很有参考价值的文化区划分方法[30]。此外，他还论述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相互关系[31]。郭大顺从考古学的角度将中国划分为三大文化区：即以彩陶、尖底锅和粟作农业为主要特征的中原文化区，以鼎和稻作农业为主要特征的东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区，以筒型陶罐和渔业为主要特征的东北文化区[32]。冯天瑜从人文传统和历史特点出发，将中国的文化区进一步划分为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等十个文化亚区[33]。涉及文化(景观)区划分研究的还有谭其骧[34]、胡兆亮[35]、周尚意[36]、王会昌[37]、刘岩、路紫[38] 等人的成果。以上关于文化区或文化景观区系划分的研究，可以为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区系的划分，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方法。
二、对中国传统聚落景观进行区系划分和“基因图谱”探索的意义
关于聚落文化景观“基因图谱”的研究，是受生物学基因概念的启发提出来的。不同区域的聚落文化景观，与生物体一样，应该有一种区别于其他景观的东西，这种导致其根本区别的东西，就是基因。如果能找到不同区域聚落景观的基因，就有可能建立不同区域聚落景观的基因图谱，从而有效推进文化景观、文化区划以及聚落地理学结构解析的研究。美国学者泰勒(Taylor)曾提出用基因分析的方法寻找聚落空间布局的规律，或者说通过对比一定区域聚落的空间结构找出最为核心的共同因子，即寻找基因[39]。英国历史地理学者康泽恩(Conzen)在研究市镇形态时指出，历史市镇景观是市镇传统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某种特定的形态基因(Morphogensis)，它可以从复杂的市镇结构中提炼出来，并完成了若干地区市镇的研究，形成了著名的“康泽恩形态研究学派”[40]。但上述这些研究，都倾向于对聚落二维平面景观的研究，对三维立面景观的研究，却尚未涉及。对景观基因图谱的研究，更未提及。
“地学信息图谱”的研究是国家973计划的重点开拓领域之一，是受马俊如院士的启发而启动的重点研究方向。1997年，马俊如院士提出质疑：生命科学正在研究“基因图谱”，化学学科已发现了“元素周期表”，地理科学为什么只定位在“复杂的巨系统的层次上”，能不能也给复杂的地学问题寻找一个简单的表达？也来研究一下地学领域的图谱问题？正是这一质疑引起了地理学界的关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专门组织一批专家开展了“地学信息图谱方法的探索研究”，由陈述彭院士牵头完成了《地学信息图谱探索研究》一书[41]，内容涉及水文图谱、城镇图谱、景观图谱三大板块，为地学信息图谱研究开了一个好局。但是，由于地学覆盖领域庞大，建立一套完善的科学化的图谱并非易事，它必须建立在各分支学科广泛深入的研究基础之上。区域文化景观图谱的建立是地学信息图谱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聚落景观图谱的建立是区域文化景观图谱的核心内容。从三维而不是二维的视角开展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建设，这是“地学信息图谱”建设应该重视的思路，虽然完成这一工作的路还很长，但尽早启动这一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新文化地理学已从传统的注重景观本身研究转向对景观过程的研究，更多地借助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景观[42]。“它注重分析景观的符号学意义，研究景观是由哪些符号构成了可供阅读的文本”[43]。实际上，从深层次的角度解构空间的文化含义，探索其特征性表达形式，建构景观基因图谱，是新文化地理学的又一种视角，对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建设，意义深远。
三、研究构想及可行性
1.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文化景观为主线，以传统聚落为载体，以文化景观研究的理论创新为目的，通过聚落文化景观区系的划分，试图建立不同区系传统聚落景观的景观基因图谱，为文化景观研究、文化区划研究、文化地理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本研究试图达到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对全国范围内的传统聚落景观进行一次科学的、系统的区系划分；二是通过一定区域的个案研究，建立部分区系传统聚落景观的基因图谱，为全国各个区系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建立提供理论和方法。
2.研究内容
本问题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四个基本板块：即传统聚落景观的构成与特点，传统聚落景观的区划，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表达和提取，不同区系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建立。
1)关于“传统聚落景观的构成与特点”的研究，分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传统聚落景观的构成：它包括二维空间景观的构成、三维空间景观的构成，景观中的物质要素、社会文化要素以及景观结构，等等。二是传统聚落景观的特点：包括民居特点、街区特点、单一聚落景观特点、地方聚落景观特点、区域聚落景观特点，聚落景观二维空间特点、聚落景观三维空间特点，等等。
2)关于“传统聚落景观的区划”，应考虑以下几方面内容：(1)传统聚落景观区划的内容和意义。每一个传统聚落景观区都是一个景观综合体，通过研究景观综合体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将地域加以划分，并按照划分出的单位，来探讨景观综合体的特征及发生、发展和分布的规律，这就是景观综合体区划的内容；对传统聚落景观进行区划，有助于认清聚落景观的区域性与差异性，对聚落文化景观研究有重要意义。(2)要考虑传统聚落景观区划的基本因子。它是影响聚落景观综合体形成的基本要素，如地形、地貌、气候、降水、地带、民族、习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筑材料、审美习惯、宗教、礼仪等。(3)确定传统聚落景观区划的基本原则，可以参照主导因子原则、综合性原则、发生学原则、地域完整性原则等等，研究工作中视具体情况而定。(4)拟订传统聚落景观区划的基本方案，按照相应原则划分出若干个聚落景观区、聚落景观亚区。(5)寻找传统聚落景观基本区系的特点，即对每个聚落景观区和景观亚区的特点进行剖析。
3)关于“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表达和提取”，可考虑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1)探索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表现形式，如：二维景观的基因表现形式、三维景观的基因表现形式，视觉表现形式、结构表现形式等等。(2)寻找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识别方法，如：二维景观的基因识别方法、三维景观的基因识别方法，图形识别、结构识别，等等。(3)探索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提取方式，可考虑元素提取、图形提取、结构提取、含义提取，等。(4)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部分提取，也就是说，选择部分聚落景观区为个案，进行景观基因提取研究。
4)关于“不同区系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建立”，主要考虑如下几方面内容：(1)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研究的意义，主要是科学意义、实践意义，如区域文化要素的确定、区域文化形象的打造、区域建筑设计、区域城市形象设计等等。(2)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研究的方法，分为二维图谱方法、三维图谱方法，还要借助生态学、考古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相关方法。(3)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逻辑组成，借助生物学的基因图谱序列逻辑和人类学的谱系排列逻辑建构景观基因图谱。(4)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研究个案，在探索性研究阶段，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的聚落景观区系为研究个案，尝试建立几组不同的聚落景观基因图谱，供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参考。(5)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GIS管理，即引入GIS管理系统，建立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库，进行科学的数据管理。
3.可行性分析
本研究的可行性在于：
(1)关于聚落文化景观区系的划分，国内地理界、文化界、考古界、历史界等均有过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如形式文化区的划分、历史文化区的划分、方言文化区的划分、宗教文化区的划分、考古文化区的划分等等，可为本研究所借鉴。(2)关于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研究，国家973计划已开展过“地学信息图谱的探索性研究”，本设想大体思路与973研究计划一致，但本研究方案更为具体，针对性更强，提出了明确的“景观基因图谱”研究的概念。(3)包括本课题组在内的一些研究群体，已经对南方地区传统聚落景观的区系进行过初步划分，比如按照文化同质性、地域一致性和景观相关性等原理，将南方地区传统聚落景观初步划分为8大景观群系和40个亚群系[44]。8大景观群系分别是：江浙水乡聚落景观群系；皖赣徽州聚落景观群系；闽粤赣边客家聚落景观群系；浙南闽台聚落景观群系；岭南广府聚落景观群系；湘鄂赣聚落景观群系；云贵高原多民族聚落景观群系；四川盆地及周边聚落景观群系。这些景观群系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区际差异，而这种区际差异，可以通过分析不同区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的方法来尝试。这就为开展大范围的聚落景观区系划分和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探索积累了经验和方法。
四、关于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识别的初步探索
1.聚落景观基因识别的基本原则
文化基因的研究对于识别区域文化景观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要真正搞清一个景观或一个区域的文化基因却十分困难，远比了解一个景观或一个区域的基本特征要复杂得多。对一个文化景观的基因的了解除了依据其外部表现之外，还应了解其深刻的内在成因，诸如历史的、自然的、文化的、宗教的等等因素。确定一个聚落或一定区域聚落景观的基因，大致可遵循如下原则：(1)在内在成因上为其他聚落所没有(即内在唯一性原则)；(2)在外在景观上为其他聚落所没有(即外在唯一性原则)；(3)某种局部的但是关键的要素为其他聚落所没有(即局部唯一性原则)；(4)虽然其他聚落有类似景观要素，但本聚落的该景观要素尤显突出(即总体优势性原则)[45]。
聚落景观基因又可以分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以及变异基因等等。比如江南水乡聚落景观最具识别性的主体基因是石拱桥，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小桥、流水、人家”，因为水乡必然有水巷，水巷两岸的交通联结必然是石拱桥(便于水上行船)而非平直的石板桥，这一点符合总体优势性原则。又如皖南古村落景观的主体基因是石牌坊，而不是通常看到的马头墙(为附着基因)，因为皖南的石牌坊群从内在成因上讲是中原礼制文化的反映，在外观上讲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典型，符合上述总体优势性原则。
2.聚落景观基因识别的个案
在云南、贵州、湘西等原始民族文化保存较多的地区，仍盛行着各种原始崇拜，其中最具特征的文化基因莫过于原始图腾，因此，寻找原始图腾成为识别民族文化基因的钥匙。
云南西盟和沧源等地的佤族村寨，其典型的图腾柱是牛角桩或“丫”形寨桩，据沧源佤族创世纪神话史诗《司岗里》所记述，牛是佤族人在远古洪荒中的救命恩人[47]，被作为民族神来敬仰，佤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深深地打上了“牛”文化的烙印。著名的沧源崖画表现的是群牛和戴牛头饰的人的场面[48]；佤族村寨家家户户都把祭祀后的牛头骨陈列在房屋前，用以象征对牛的崇拜以及财富和地位。地处中缅边界沧源县和澜沧县交界处的沧源县单甲乡央改村佤族，不仅把牛角桩两丫削尖，在相应部位刻上牛眼睛和牛鼻孔。总之，佤族聚落景观基因的主体因子就是“牛”。
湘西、黔东、桂北毗邻地区是我国侗族的主要聚居区，侗族聚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性景观建筑，一是鼓楼，二是风雨桥。侗族鼓楼隐含着侗族文化的主体基因元素——杉树和阳鸟[49]。侗族聚居区为山区，到处是参天古树，居民住清一色的木楼，即“吊脚楼”，树木成为侗族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鸟和树又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侗族的标志性建筑鼓楼都以杉树的形状为造型，屋檐上点缀着若干鸟图形。在通道县的芙蓉、金殿、黄土等地，每个寨子都有一个寨门，而每个寨门坊上刻的都是鸟儿展翅欲飞的图案，一只衔一只的尾巴，紧紧相连，场面特别壮观。可见，侗族聚落景观基因中，“鸟”是主体基因。
全国各个聚落景观区的景观基因也可以按照类似的方法获得。同时，还可以就各个聚落景观区的景观基因的演化过程及其亲缘关系，以图谱的形式进行表达，从而建立全国性的聚落景观基因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