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哥特王国的二元制国家结构分析
马 锋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内容摘要］ 二元制是东哥特王国最明显的特点。这种二元制特点反映在诸多方面:东哥特王国王权合法性的双重来源、行政体系的二元制、司法系统的二元制、宗教格局的二元制。这种二元制特点一方面使东哥特王国早期(狄奥多里克大帝统治时期)获得了繁荣和稳定的局面，另一方面又导致东哥特王国后期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东哥特王国的罗马和哥特因素的冲突使得东哥特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东哥特人与意大利人之间的对立加剧。这种二元制的特点影响了东哥特王国国家建构的发展，使其与拜占庭帝国保持了不寻常的国家关系。
［关键词］ 东哥特王国;二元制;狄奥多里克
东哥特王国存在于493—553年之间，是欧亚民族大迁徙的成果，是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的西欧蛮族国家之一。东哥特王国的国家建设在中世纪早期政治文化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有关的文献流传下来的较少。① Jordanes，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trans．by 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Lond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15; 国内学界尚无专门研究东哥特王国二元制特点的成果，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分散。国内研究东哥特王国问题的成果较少，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关于战争史的研究;② 崔艳红:《古战争》，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 第二类是有关史学史的研究;③ 崔艳红:《普罗柯比历史观述论——以〈战记〉为分析对象》，《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1期;崔艳红:《普罗柯比的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康凯:《〈哥特史〉〈罗马史〉与约尔达内斯的撰史意图》，《史学月刊》2014年第9期。 除此之外，国内还有一些有关的文献译介。④ 普罗柯比:《秘史》，吴舒屏、吕丽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普罗柯比:《战史》，崔艳红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该书还有一个译本，参见普洛科皮乌斯:《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张书理:《查士丁尼〈国事诏书〉译注》，《古代文明》2013年第4期。 此外，还有几篇硕博士学位论文涉及东哥特王国。⑤ 崔艳红:《普罗柯比〈战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3年;许寅:《贝利撒留与哥特战争》，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曾静海:《浅析东哥特王国的兴衰》，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黄毅轩的《论普罗柯比史学思想的特点及实践》，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马锋:《查士丁尼时代军事战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3年;康凯:《罗马帝国在西部的延续:东哥特政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4年;邵兆颖:《贝利撒留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4年;马修松:《6世纪东哥特国王托提拉军事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6年。 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有关哥特人通史和日耳曼人迁徙问题中哥特人历史的研究;⑥ E．A．Thompson，The Early Germa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65;Herwig Wolfram，History of the Goths，trans．by J．Dunlap Thoma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eter Heather and John Matthews，The Goths in the Fourth Century，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1;E．A．Thompson，The Goths in Spai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E．A．Thompson，The Visigoths in the Times of Ulfila，London:Gerald Duckworth ＆ Co Ltd，2008． 第二类是有关哥特人战争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拜占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造成双块式轨枕挡肩断裂的主要原因为：①脱模机基础不均匀沉降导致脱模次数增加；②脱模平台四角不平导致模具四角受力不均，从而轨枕两端脱模不同步；③四个气囊放气不同步导致轨枕两端脱模不同步；④压缩空气潮湿堵塞气阀导致轨枕脱模不同步；⑤混凝土配合比选用不合理；⑥养护温湿度控制不当影响混凝土养护质量。
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trans．by H．B．Dewi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Ammianus Marcellinus，Roman History，Ⅲ，trans．by John C．Rolf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9;Cassiodorus，Variae，trans．by S．J．B．Barnish，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2．帝国灭亡东哥特王国的战争(哥特战争)。① Lawrence Fauber，Narses，Hammer of the Goth，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0;Michael Whitby，Rome at War AD 293-696，Oxford:Osprey Publishing，2002;Ian Hughes，Belisarius:The Last Roman General，Yardley:Westholme Publishing，2009;Coner Whately，Battles and Generals，Leiden and Boston:Brill，2016． 第三类是有关文献的研究;② Averil Cameron，Procopius and the Sixth Century，London and New Tork:Routlrdge，1985;Walter Goffart，The Narrators of Barbarian History(A．D．550-8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Arne Soby Christinsen，Cassiodorus，Jordane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Goths:Studies in a Migration Myth，Copenhagen:Museum Tusculanum Press，2002． 第四类是有关欧洲古代晚期③ “古代晚期”狭义上指的是约300年至600年的地中海历史。 的研究成果涉及东哥特王国的统治。④ 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Justinian，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58;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Averil Cameron，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 AD 395-60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
总体而言，学界有关东哥特王国二元制特征的分析较少。相关的研究成果只有E．A．汤普森(E．A．Thompson)的《早期日耳曼人》(The Early Germans)⑤ E．A．Thompson，The Early Germa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65 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⑥ 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London:Humanities Press，1974． 但是他们论述的是日耳曼蛮族国家整体的二元制问题，并且对部分蛮族国家二元制的分析值得商榷。本文希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东哥特王国的二元制国家结构，归纳其表现和影响，具体分析东哥特王国二元制的内容以及与其他蛮族国家不同的特点，从历史性的角度分析东哥特王国的二元制结构在蛮族入侵大浪潮中的地位，以求有益于5—6世纪西欧政治文明发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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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哥特王国二元制特点的表现
首先，东哥特王国二元制特点表现在王权合法性来源的二元性。东哥特王国国王的统治合法性理念尚处于塑造的初期阶段，没有坚实的基础。狄奥多里克大帝(Theoderic the Great，493—526)带领东哥特人进入意大利时，他有双重身份。一方面狄奥多里克作为东哥特王室阿马尔(Amal)家族的唯一王储具有传统权威，并且他在即位之前因战功卓越也深受族人爱戴。狄奥多里克派出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希望从芝诺(Zeno，474—491)皇帝那里获得国王的紫袍。但是尚未到达，芝诺已经驾崩。哥特人于是在没有新皇帝任命的情况下把狄奥多里克拥立为国王。因为他是最勇敢和善战的人。并且他是老国王之子，父母均出身于神圣的家族。⑦ Ammianus Marcellinus，Roman History，Vol．Ⅲ，p．545． 约达尼斯(Jordanes)在《哥特史》(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中谈到，阿马尔家族自古以来就是哥特人的王族。他们的祖先也就是哥特人的第一个王是伽普特(Gapt)。他是一种半人半神的安赛斯(Anses)。⑧ Jordanes，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p．79． 和约达尼斯一样，历史学家卡西奥多卢斯(Cassiodorus)和佩林奇奥德(Peringsciold)都认为狄奥多里克拥有阿马尔家族的血统。甚至有人考证出狄奥多里克是王族的第十四代直系后裔。⑨ 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Ⅵ，New York:Fred De Fau ＆ Company，1907，p．299． 在游牧民族中，王位继承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王室家族的传统合法性权威，二是崇尚勇者的风尚。在日耳曼人的传统中，被选为王是因为他们的显贵出身，被选为公爵是因为他们的良好品质，明智和贵族传统的一种浪漫期望成为了民众在民主选举中选择的主导性因素，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蛮族入侵的时代。① P．Grierson，“Election and Inheritance in Early Germanic Kingship，”The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Vol．7，No．1，1941，pp．1-22． 因此，王室家族的军功彪炳者是王位继承人的首选。
意大利的教俗贵族与东哥特王国离心离德的情况还与经济原因相连。这主要是因为东哥特人的统治损害了他们作为意大利大地产主的利益。狄奥多里克减轻了赋税，停止了政府对罗马教会的补贴，还降低了官员的薪俸。此外，政府下令降低谷物和酒的价格，把谷物分给穷人。⑨ M．M．Postan，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182． 这引起意大利大地产主的不满。大地产主更倾向于查士丁尼的经济政策。查士丁尼在《国事诏书》中明确表示要维护大地产制。⑩ 张书理:《查士丁尼〈国事诏书〉译注》，《古代文明》2013年第4期。 意大利的大地产主由于传统和自身利益而采取了亲拜占庭的态度。
在司法体系中，罗马人之间的纠纷使用旧有的罗马法。服务于军队的哥特人仍由自己的首领和法庭管理自己。司法管辖的特殊点在于，在涉及哥特人与罗马人之间的诉讼中，负责裁决的法官是哥特军人，出席的罗马人只是充当一种协助作用。① 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第50—51页。 两种分别的法典通常也保存了下来，各自应用于其民族的人口，一种是源自习惯传统的日耳曼法律(规定金钱数目的惩罚、陪审制、亲属义务、誓言)，一种是从帝国实际上没有改变而存在下来的罗马法。日耳曼人的法律制度本身常常表现出明显的拉丁影响。② 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p．117．
表1 东哥特王国国王世系表④ 根据《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进行整理。
其次，东哥特王国二元制特点表现在行政体系和司法系统的二元制结构。狄奥多里克坚持延续罗马帝国的旧制。狄奥多里克延续原来的规章制度，甚至滥用罗马帝国创设的政治架构。⑤ 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Ⅵ，p．322． 东哥特王国在行政体系上采取意大利本土贵族掌握行政权和东哥特人掌握军事权并行的二元行政结构。行政机构和民事管理仍旧沿用罗马旧制。“西部的罗马帝国崩溃了，但是政府的车轮依旧按照惯有的方式在前行。”⑥ John Moorhead，“The Decii under Theoderic，”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33，H．1，1984，pp．107-115． 东哥特王国完整保留了罗马国家的中央和行省的行政管理体系以及罗马市政管理机构，这些仍由罗马人根据罗马法运行。哥特人完全控制了军队，哥特民族作为一个军事统治集团而存在。对于东哥特人而言，狄奥多里克是东哥特人之王，统率由东哥特人组成的军队。在中央政府层面，存在两个并行的机构，一是由意大利的罗马人担任官职的政府机构，另一个是专为国王个人服务的由哥特人组成的王室会议。⑦ 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沈珩、祝本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1页。
另一方面，狄奥多里克获得了罗马帝国贵族的身份，享有帝国皇帝认可的统治合法性。拜占庭皇帝芝诺为酬谢狄奥多里克的支持，授予他贵族身份和执政官的头衔，给予他一笔巨款，派他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去征服意大利。② Ammianus Marcellinus，Roman History，Vol．Ⅲ，p．539． 后来，阿那斯塔修斯(Anastasius，491-518)皇帝承认了狄奥多里克对意大利的统治，并且把以前奥多亚克(Odoacer)送往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宫的装饰品送还给狄奥多里克。③ Ammianus Marcellinus，Roman History，Vol．Ⅲ，p．549． 在4—6世纪，诸多蛮族在彼此纷争中，他们都希望获得罗马皇帝的授权，为自己占据的领地获得合法性的治权。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许多蛮族是作为罗马帝国的同盟者在占领之地享有治权，表面上是充当了罗马皇帝的代理人。所以，其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皇权的认可。他们是皇帝的臣属，在外在形式上不能够僭越。狄奥多里克作为皇帝在意大利的代理人，任命包括执政官在内的全体官员，颁布规章制度(但不是法律)，铸造钱币(金币除外)，执掌军政和司法最高权力。
总之，东哥特贵族和罗马贵族分享统治权。东哥特贵族掌握军事权力，罗马贵族更多的是充当行政官员。约翰·马修斯(John Mattews)认为，生活在奥多亚克和狄奥多里克统治时期的罗马元老们可能会误以为是置身于共和晚期的元老院，极少数的显贵家族主导了城市的公共生活和充当国家官吏，他们毫无疑问地控制着拉文纳。③ Alan Cameron，“Anician Myths，”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102，2012，pp．133-171． 狄奥多里克确立的二元制行政和司法体系既有明显的双重特色，又体现出罗马化的影响。
但是，如果仅仅是“行动者”，那么民俗学者和其它的非遗传承人之间有何区别？当我们一再强调我们能利用“专业知识”或“学术水平”服务于非遗工作时，是否忘记了我们“倾听民众、跟随行动者”的初心呢？是否违背了“平等协商”的原则而在无意间加剧了权力的等级分化呢？是否也正在冒着遮蔽生活世界原有逻辑、代之以精英逻辑的风险呢？如果作为旁观者的民俗学者并不能比亲身传承民俗的传承人更能理解自己的文化，那么民俗学者参与非遗行动的身份合法性与行动意义又在何处呢？
再次，是宗教层面的二元性。东哥特王国内部主要的宗教是基督教阿里乌斯派和罗马“正统派”(“尼西亚信经派”)。阿里乌斯派是作为统治者东哥特民族信仰的基督教派别。3世纪时，基督教开始在哥特人中间传播。④ 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Madison: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1952，p．85． 而罗马“正统派”教会贵族只是东哥特政权的合作者。罗马“正统派”是意大利本土民众的基本宗教信仰。由于狄奥多里克信奉阿里乌斯派，他不想在宗教事务方面要求像罗马皇帝那样作为“正统派”的仲裁者。⑤ 狄奥多里克只是在“正统派”内部发生无法调和的激烈纷争时才出面调解，但是这种情况较少。相关的史实参见，John Moorhead，“The Decii under Theoderic，”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33，H．1，1984，pp.107-115． 因而，狄奥多里克注重教会和国家的区别以及教会的独立。⑥ 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第53页。
这种离心离德的情况在罗马教会贵族内部表现地更为明显。因为教会一直把东哥特国王看成是一个异端的合作者，而只有皇帝才是罗马“正统派”的保护人和仲裁者。教会人士对于东哥特统治者的敌意随处可见。罗马大主教西默克斯(Symmachus)极为仇视狄奥多里克，宣称他和他的教士受到粗暴的殴打。⑥ John Moorhead，“The Decii under Theoderic，”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33，H．1，1984，pp．107-115． 在第一次罗马围攻战中，罗马大主教西尔维留斯(Silverius)敦促罗马城居民欢迎东罗马皇帝的军队入城。继任的罗马大主教维吉里(Vigilius)更是唯皇帝的马首是瞻。他在西西里征集了大量的谷物，派手下的一名主教冒险输送给被围困在罗马城的拜占庭军队。⑦ 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Vol．Ⅳ，pp．279-281． 这种宗教的差异构成了罗马人和东哥特人之间的巨大障碍，阻止了二者之间的融合。另外，哥特战争扩大了这种差异的心里认知。东哥特人认为拜占庭帝国发动战争是由于宗教的差异，在战争期间他们更加感受到两种民族和宗教感情之间的紧张。⑧ Walter Alison Edwards，“The Last of the Romans，”The Classical Journal，Vol．7，No．6，1912，pp．252-262．
二、二元制国家结构对于东哥特王国发展的影响
二元制国家结构对东哥特王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在东哥特王国早期(狄奥多里克大帝统治时期)，二元制国家结构保证了统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到狄奥多里克去世之后，二元制体系中的罗马和哥特传统两种因素之间的冲突浮出水面。后来的统治者没有能够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导致了国家二元制结构的解体和混乱。
其次，当狄奥多里克大帝去世后，罗马与哥特传统因素的冲突导致了统治危机。其一，是哥特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东哥特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东哥特贵族内部分裂为罗马化贵族派和哥特传统派，二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狄奥多里克的女儿阿玛拉松塔(Amalasuntha)作为罗马化贵族的代表，与东哥特贵族集团中传统派的关系剑拔弩张。而在阿玛拉松塔控制之下的第二任国王年幼的阿塔拉里克则成为了双方斗争的牺牲品。她为儿子提供罗马化的教育。这受到哥特贵族的指责，认为阿玛拉松塔教育国王的方式是错误的，既不符合哥特贵族的心愿，也对国王无益。他们认为国王应该摆脱懦弱的文学教育，接受军事训练。① 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Vol．Ⅲ，pp．17-19．
在狄奥多里克统治时期，东哥特王国维持了和谐的等级社会秩序。东哥特王国的等级秩序分为三个层面(不包括奴隶):一是东哥特人组成的军事统治集团;二是意大利教俗贵族作为东哥特人的合作者是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John Moorhead，“The Decii under Theoderic，”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33，H．1，1984，pp．107-115． 三是意大利普通民众作为被统治阶层。狄奥多里克的政策是依靠东哥特人，把意大利贵族作为合作者共同统治王国，并且把民众作为国家统治的基础。后来的研究者认为他是中世纪早期西欧蛮族国家统治者中最为历史学者关注的君主，他因他的英明和宽容受到普遍的赞誉。⑤ John Moorhead，“The Last Years of Theoderic，”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32，H．1，1984，pp．106-120． 狄奥多里克任用两个阵营的贵族，没有出现两个阵营的贵族纷争的局面。
但是在繁荣的表面下，罗马与哥特传统之间的潜在冲突因素仍旧存在。一方面是狄奥多里克虽然有亲拜占庭的倾向，但是他的言行表现出对罗马化的发展抱有警惕心理。狄奥多里克对于罗马化发展的优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努力保持东哥特传统因素。另一方面，浓厚的罗马化社会氛围使得意大利民众在东哥特王国统治时期常常误以为仍旧生活在罗马帝国中。他们把东哥特国王看成是皇帝的代理人。当500年狄奥多里克亲自访问罗马时，受到元老院、教士和人民的盛大欢迎，欢呼狄奥多里克为新的图拉真。“这个词本身就表明罗马思想和帝国思想仍是多么强烈。”⑥ 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第52页。 东哥特人与意大利民众之间仍旧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并没有把罗马与哥特传统因素视为融合的一体。为哥特人服务的卡西奥多卢斯元老说出了东哥特人的心里话。“哥特人需要的是战争，而不是冲突的平息，因为像我们这样善战的民族乐于证明我们是勇敢的。”⑦ Cassiodorus，Variae，p．12．
其二，意大利的罗马贵族与东哥特贵族离心离德。意大利的罗马贵族认为自己是罗马皇帝的臣民，而东哥特国王只是皇帝的代理人，从内心中无条件地倾向于皇帝的统治。一方面在对外交往上，出卖东哥特王国的情报给拜占庭皇帝。535年东哥特国王提奥达图斯派遣罗马元老利贝里乌斯(Liberius)和奥里皮奥(Olipio)等人出使拜占庭帝国。但是只有奥里皮奥一个人为东哥特国王说项，而其他使节向查士丁尼(Justinian the Great，527—565)皇帝汇报了几乎所有的意大利情况。④ 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Vol．Ⅲ，pp．39-43． 另一方面，在哥特战争期间，帮助拜占庭军队反对东哥特人。“元老贵族从狄奥多里克和阿塔拉里克那里获得了不少好处，被任命为王国的最高官员，管理政府，还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他们依然对恩人哥特人忘恩负义，拒绝履行义务，策划了许多害人害己的叛乱。”⑤ 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Vol．Ⅳ，pp．337-339．
首先，在罗马化的影响下，狄奥多里克确立了二元制的国家结构，使得意大利得以平稳发展。狄奥多里克倡导主动接受罗马化的政策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统治方式并没有使意大利民众与罗马帝国文化隔离开来。意大利民众仍旧认为他们生活在帝国的氛围中。对于执掌治权的行政官员的变幻，他们早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他们对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奥古斯都·罗慕路斯(Augustulus Romulus，475—476)被奥多亚克废黜这样的历史大事都毫无察觉。奥多亚克的同代人却不像现代的历史学家那样，认为476年的事件如此重要。实际上，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变化，意大利的政治权力依然操纵在一位军事强人手中。① Paul Fouracre，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Ⅰ，p．142． 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罗马的军队成员多不是罗马人，帝国晚期时行政与军队的分野完全确定。多数罗马人认为意大利社会照常发挥功用。有一部几乎完全引自晚期罗马立法的、被称为《狄奥多里克敕令》(Edict of Theoderic)的立法文件颁布，很有可能是出自狄奥多里克本人的手笔。奥多亚克的崛起和东哥特人的到来一样，并未给意大利带来重大的变化。② Paul Fouracre，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Ⅰ，p．144． 因为，他们认为皇帝仍旧存在，这只不过是一次司空见惯的篡位行为而矣。在他们眼中，狄奥多里克的统治和奥多亚克的统治一样，都是蛮族将领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在意大利获得了治权。东哥特王国的罗马人开始与日耳曼入侵者迅速融合。东哥特人的罗马化使得东哥特人也成为了罗马人，也是帝国皇帝的属民。帝国的理想和法律概念仍旧流行。无论是对先前的意大利的罗马人还是东哥特人而言，东哥特王国统治的意大利仍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③ 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第48页。
另一方面，东哥特的传统因素影响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这表现为东哥特贵族内部永无宁日的内讧。东哥特王国第五任国王伊蒂巴德是陷入绝境之后哥特人的唯一希望，但是他因为个人恩怨而被东哥特贵族中的仇敌所杀。他的死亡反映出东哥特贵族集团内部习惯于快意恩仇而不顾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现状。伊蒂巴德之死沉重打击了东哥特人刚刚聚拢的士气。他们杀死伊蒂巴德后，又“开始为失去伊蒂巴德的统治而深感遗憾和痛悔”。② 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Vol．Ⅳ，p．171． 在哥特战争中，虽然东哥特人在一段时间内由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也会同仇敌忾，但是东哥特集团内部常常分裂为相互斗争的两派，轻易地杀死国王。而哥特人中的罗吉人(Rogi)也乘机制造混乱，抢夺东哥特王国的统治权。③ 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Vol．Ⅳ，pp．167-169．
根据矿石中主要载金矿物黄铁矿粒度、自形程度以及与其他矿物的关系，矿石结构划分为自形-半自形晶结构、他形晶粒状结构、交代残余结构、斑状结构、碎裂结构。
在宗教政策上，狄奥多里克延续了罗马帝国的宗教宽容政策。狄奥多里克充分尊重罗马“正统派”教会的自由和特权，并且任命罗马“正统派”的教会人士充当行政和外交官员。尽管他是一个阿里乌斯派信徒，但是狄奥多里克当政时期并没有采取迫害罗马“正统派”的措施。⑦ Ammianus Marcellinus，Roman History，Vol．Ⅲ，p．545． 有关对其晚年企图推行宗教迫害的指控即处死波伊提乌(Boethius)之事是推行宗教迫害的“正统派”杜撰的故事。⑧ Paul Fouracre，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Ⅰ，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47． “正统派”只是被剥夺了主要的特权。东哥特人在法律上对罗马人改宗阿里乌斯派也制造了障碍，以确保两个民族的区别。⑨ 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Vol．Ⅱ，p．263． 阿里乌斯派的信仰确保了东哥特人在“正统派”氛围浓厚的意大利保持有区别的个性。⑩ 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London:Humanities Press，1974，p．118． 哥特人信奉的是基督教的阿里乌斯派信条，这是被罗马“正统派”的意大利人视为异端的宗教派别，这使得二者之间相隔离。狄奥多里克乐于保持宗教差异的存在。⑪ Paul Fouracre，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Ⅰ，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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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意大利普通民众对于当地的东哥特统治者充满敌意。在西西里岛，普通的民众对哥特人怀有敌意，对阿玛拉松塔之后的统治者很不满意。⑪ 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Vol．Ⅲ，p．69． 西西里人向拜占庭将军贝利撒留(Belisarius)欢呼，把他的军队看做是不可战胜的解放者。东哥特统治者也意识到了意大利人的这种态度，认为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虽然极力拉拢民众，但是也非常注意防范民众的背叛。在第一次罗马围攻战中，东哥特国王维提吉斯明确表达了对罗马人的不信任。他讲到，“如果城中的罗马人忠诚于哥特人，罗马人就会为了哥特人而保卫城市的安全。这样，我们很快就回去帮助他们使其免于处于困境。另一方面，如果罗马人怀疑、猜忌我们，就会把敌人迎进城中。”① 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Vol．Ⅲ，p．115． 在几次罗马围攻战中，罗马城居民的态度明显地反映出他们亲拜占庭的倾向。无论是哥特军队或者拜占庭军队，当他们控制罗马城后都面临兵力不足的困难。而罗马城的居民对哥特人的困难漠然不理，但是却愿意帮助贝利撒留的军队守城，抵抗东哥特军队的围攻。罗马城的居民制造和散布有利于皇帝的谣言。② 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Vol．Ⅲ，pp．233-237． 意大利民众以高贵的罗马人自居，从内心中轻视作为统治者的东哥特人。罗马人对野蛮人的偏见构成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道德上的障碍”，③ W．R．Jones，“The Image of the Barbarian in Medieval Europ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13，No．4，1971，pp．376-407． 使二者无法获得互信。
三、东哥特王国二元制国家结构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一方面，二元制国家结构是5—6世纪西地中海世界蛮族国家的普遍现象。二元制是日耳曼人入侵的第一次大浪潮后建立的国家的特点。日耳曼人的入侵是分两个连续的阶段进行的。第一次大浪潮中的蛮族国家在原来罗马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第一套粗陋的体系。勃艮第人在萨伏依，西哥特人在阿奎丹，汪达尔人在北非，东哥特人在北意大利。日耳曼人各族群对罗马帝国西部进行了激烈的破坏，而与同时，又明显地保存了从罗马帝国所接受的遗产。④ 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p．112． 他们因而借用了先前存在的帝国结构，形成一种系统的二重性制度。⑤ 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pp．112-113． 二重性的行政和法律体系的结束是在入侵的第二次浪潮时期。蛮族扩张的第二阶段的三个主要事件，是法兰克人征服高卢、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英格兰和伦巴德人进入意大利。⑥ 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p．120． 第二次浪潮后建立的蛮族国家标志着或预示着罗马法律传统的衰亡。在意大利，伦巴德人没有去重复东哥特人此前实行的平行并存制度。他们在意大利废除了公民法和司法制度，以传统的日耳曼人规范为基础，颁布了一部新法典，不久它就取代了罗马法。⑦ 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p．124．
另一方面，东哥特王国二元制国家结构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一，东哥特王国的罗马化程度高。东哥特人被认为是最罗马化、也最崇尚罗马文明的日耳曼蛮族。⑧ 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94页。 与日耳曼蛮族建立的汪达尔王国、西哥特王国、法兰克王国相比较，东哥特王国突显出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东哥特王国自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的属国，仍然奉拜占庭皇帝为元首。二是，东哥特王国比汪达尔王国、法兰克王国、西哥特王国等日耳曼国家保留了更多的罗马帝国的法律和社会制度。日耳曼农村公社制度在意大利的影响较弱。⑨ 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册，第394页。 三是，东哥特王国的地理环境更容易受到罗马文化的影响。东哥特王国占据了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意大利半岛，意大利半岛遗留的罗马文化氛围非常浓厚，一直影响到文艺复兴时代。另外，东哥特王国与拜占庭帝国接壤，易于获得来自拜占庭的文化影响。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拜占庭帝国仍旧延续了罗马文化的发展。在其文明特质中，希腊—罗马文化一直占据主导作用。拜占庭帝国积极向外推广其文化。东哥特王国成为了拜占庭文化渗透的重要地区。东哥特王国浓厚的罗马化氛围使得意大利半岛的罗马文明得以延续，成为中世纪保留罗马文化较为成功的地区之一。
其二，东哥特王国与拜占庭帝国保持着特殊的关系。第一次大浪潮建立的蛮族国家形式上保存着与拜占庭皇帝的某些联系，但是实际上除东哥特王国外的其他国家都是独立的蛮族新王国。而哥特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形势介于罗马—蛮族新王国和帝国直辖的各行省之间。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形势，它既可以回归到帝国行省的状态，也可以建立完全自主的并以罗马—野蛮人融合为基础的崭新的国家形态。① 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第51页。 东哥特国王认可这种皇帝—国王的隶属关系，很少僭越形式上的最高统治权。狄奥多里克一直以获得拜占庭皇帝芝诺的任命为荣，认为自己是皇帝的代理人，有权统治意大利。他在选择继承人上也突出这种隶属关系。拜占庭皇帝批准狄奥多里克选择西班牙的哥特人欧塔里克(Eutharic)作为他的接班人，把女儿嫁给他。狄奥多里克的继任者在处理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上，也不是把自己作为与拜占庭皇帝平等的一员。当拜占庭将军贝利撒留奉皇帝查士丁尼之命率兵占领了西西里岛的利利巴厄姆(Lilybaeum，这个城市是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作为妹妹的嫁妆送给汪达尔人的)时，负责监国的东哥特王太后阿玛拉松塔并没有通过外交或者军事方式迫使贝利撒留让步。她在给贝利撒留的信中谈到，贝利撒留应该和她一起听从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对争端的公正和合法的裁决。② 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 II，trans．by H．B．Dewi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253-255． 她把自己降为与贝利撒留一样的地位，好像是查士丁尼的臣属一般。
其三，东哥特王国的国家建构模式具有独特性。罗马化程度深使东哥特王国与其他日耳曼蛮族国家的发展走向了不同的路径。这也是中世纪早期西欧蛮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另类。狄奥多里克刻意注重保持罗马传统的行为导致其精力的分散。他未能够完成建立一个自主的意大利国家的历史任务。③ 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第54页。 在东哥特王国以外的其他蛮族国家内，由于罗马人的数量少或者罗马化的程度较浅，这些蛮族国家在建构过程中突显出日耳曼因素的主导性特点。但是在东哥特王国，罗马化使东哥特人被吸收到罗马人之中。东哥特人也成为了罗马人，“也即是帝国的属民，或者正如人们还在说的，是‘共和国’的属民。帝国的理想不仅仍旧存在，而且存在着法律概念:不仅对于罗马人，而且对于蛮族人来说，意大利仍是帝国的一部分。奥多亚克、西奥多里克(即狄奥多里克的另一译名)在法律上自认为也是帝国的代理人。高卢和西班牙脱离帝国后，罗马民众渐与日耳曼驻军融合，随后出现一个新的民族，而意大利没有发生这样的事。”④ 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第48页。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 2019) 02－0052－08
［收稿日期］ 2019－01－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编号:14ZDB061)子课题“查士丁尼时代与拜占庭帝国国家建设研究”;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关系研究——中部丝绸之路西段通道研究”(编号:2016H006)。
［作者简介］ 马锋(1980－)，男，安徽阜阳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冯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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