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美学思想中的道德精神分析
张海燕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 牟宗三的美学思想在道德形而上学构建完善的背景下生成,有着显著的道德精神。“道德良知”既是美学思想的本体论基础又是审美之情的引领;就“道德生命”来看,牟宗三首先以“生命”来概括中国哲学的特质,并将其与西方哲学的“自然”特性比较;其次在儒家思想语境下详细剖析了“道德生命”的主要内涵;最终在美学思考、文艺批评中强调并突出了“生命意识”。
关键词: 道德精神;道德良知;道德生命
牟宗三先生以毕生之力构建了儒家道德形而上学,于上世纪90年代起因翻译康德第三批判之故开始了美学问题的思考。就美学思想的发生条件来看,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中期约五年时间,是暮年学思的集中体现;就美学思想的发生语境来看,此时道德形而上学构建已基本完成,个人的文化立场也十分鲜明,认为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高于西方文化。可以说,古典美学精神和思想资源对牟宗三美学思想的构建发挥了极大影响,笔者曾经用“道德论美学”概括牟宗三美学思想的精神义理,其中的“道德”主要是指儒家的“道德良知”。牟宗三美学思想中的“道德精神”可以从“道德良知”“道德生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道德良知”与美学思想
起源于先秦儒家“道德良知”概念在牟宗三的学术思想中经过多种哲学方法论的阐释之后,成为道德形而上学的核心,也是美学思想的核心。与美有关的论说由康德美学的相关话题引发,最终又回到了“道德良知”概念,牟宗三构建了自身道德论美学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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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道德良知”概念的“本体论”地位。纵观牟宗三学思的全部内容会发现,其中有大量篇幅是关于世界及宇宙“本体”的讨论。何谓“本体”,不同的哲学家或者哲学流派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在牟宗三这里一直强调本体就“道德良知”,在“智的直觉”概念分析中曾说,“儒者所讲的本心或良知,都是根据孔子所指点以明之的‘仁’而说的。仁心底通感,原则上是不能有封限的,因此,其极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1]246;在关于“圆善”分析中也说到,“儒家自孔孟立教,讲本体必函着讲工夫,即在工夫中印证本体;讲工夫必预设本体,即在本体中领到工夫。依前者,本体不空讲,不是一套悬空的理论,而是实理,因此,即本体便是工夫”[2]148。在美学思想的主要文献《康德第三批判讲演录》中也多次强调了“道德良知”,如“道德地讲就是仁义内在。那是道德的、目的论的、宇宙论的、本体论的四者合在一起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纵贯的”,“从本体宇宙论讲的创造,其根本意义是从道德的创造那里扩大出来”。[3]可见,不论是中前期道德形而上学的构思还是暮年关于美学问题的思考,“道德良知”一直是其思考学术问题的出发点,直接决定了问题的思考过程和解答方式。在美学问题的思考中,以“道德良知”为本体的美有着显著的超越性,最终在道德力量的引领之下进入真善美合一的境界,由此对康德美学提出了质疑和否定,尤其是将审美判断设置为沟通自然与自由二界的“中介”的思维方式,牟宗三反复强调在儒家语境下,自然与自由不需要任何中介去沟通,因为道德良知本身就是一个可以“上提下贯”的动态存在,它本身就是本体与现象、本性与工夫、本质与实践的集合体。在美学思考脉络中,牟宗三是按照质疑康德美学——构建道德良知概念——将道德概念内化到审美活动中这样三个步骤进行的,通过这三个步骤,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或者改变了康德美学的内容,弱化了美学的独立性、强化了美学的整体性,弱化了美的理论构建、强化了美的道德实践,将美的本质、美的境界、美的功能等诸多关键问题都放在“道德良知”概念上进行解答。
其二,“道德良知”是“审美之情”的主导或引领。赋予儒家“道德良知”创生性、主导性地位是贯穿牟宗三学术思想始终的观点,如讨论“圆善”概念的时候就以佛家、道家为参照,认为儒家“道德良知”地位略胜一筹,“儒家讲仁,讲心与性,讲良知,讲天命不已,最后刘蕺山讲‘意根最微’之意与‘於穆不已’之性,总起来,即在昭示上说之创生义。佛道两家皆无此创生义”[2]319。这是在中国思想史范围内的比较,通过强调儒家思想中的“良知仁义”概念,强调儒家道德的体用不二精神,一方面与万物之理关联、另一方面又与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实践相关,从而在创造性、包容性和引导性等方面超越了佛家和道家思想。通过三家比较来突出儒家,这样的言说方式在美学思考中也十分常见,如“创造最根源的最恰当意义是从道德意志这里讲,从善讲,不是从文学的美讲”,“从本体宇宙论讲的创造,其根本意义是从道德的创造那里扩大出来”[3]。可见,儒家的“道德良知”不仅在传统思想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审美活动、认识活动之中也发挥着主动作用,这皆是因为牟宗三将“道德良知”视为可以上提下陷、涵盖一切的思维方式使然,牟宗三美学发生在道德义理占据主导地位的语境之下,审美活动从一开始就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美的独立性十分有限的,美的道德精神、道德内涵却更为显著。
二 “道德生命”与美学思想
新兴权利保护的问题,意味着某种在社会公众或群体或某个作者看来应当是“权利”,应当得到司法的承认、保护和救济的东西,在现行法的框架内找不到明确的立法依据,为了解决其是否能够得到司法保护的问题,必须对其应当得到司法救济的能力(可诉性)进行论证和证成,“主体权利的实质在于实施特定行为的可能性有保证”[2]。
“生命”在牟宗三的学术思想中大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以“生命”来概括中国哲学的特质,并将其与西方哲学比较;第二个层面是在儒家思想语境下剖析“道德生命”的主要内涵;第三个层面是在美学思考中强调生命意识。
就第二个层面来说,牟宗三在诸多研究成果中均表示更推崇儒家的“道德生命”及理想。尽管传统哲学及文化都围绕着生命而来展开各自学说,都以安顿、照顾生命为主要目的,但儒家的“道德生命”却有着更为积极奋进的精神。儒家主张保存并提升主体本有的“良知本心”,就内部而言是主体的道德心性,就外部而言就是“践仁”的道德实践,如果世人能够重视生命中的道德内涵,将道德良知内化在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那么民族及文化复兴不再是件困难的事。儒家“道德生命”又有以下两点内涵:
“生命”及“生命意识”是中国传统哲学及美学思想的重要范畴,也是牟宗三的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牟宗三探讨的理性、道德本心、道德实践、道德超越等问题都与人的生命相关,主体生命历程是道德问题及理想的载体,没有具体可感的生命历程,道德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与此同时道德理想又能够改善和提升生命。正如王岳川教授所说:“将生命与学术紧密相连,这是牟宗三区别于任何‘为学术而学术’或‘为声名而学术’之辈的地方。他的生命是学思悟道的生命,他的学术是‘生命的学问’。”[4]这里王教授从“生命意识”角度高度评价了牟宗三先生,认为其学术思考始终关注着主体及其生命历程,始终立足于现实并力图解决现实问题,充满了对于现实、集群以及个体的关照态度。
一是“纯直无曲,当下即是”的胸怀坦荡之气。牟宗三曾经赞扬孔子“有《春秋》之笔,有忠恕之道:从委屈中求一个‘至是’。如是乃有文化。孔圣人是人与神的合一者。既是合一,则纯直无曲,当下即是”[6]191;在概括了孔子具有自觉自律的道德意识以及君子品格之后,又强调宋明儒家的进一步发展,“王学所谓‘全体是知能呈现’,程朱所谓‘天理流行’,岂不是纯直无曲,当下即是?朱子临终时说:‘天地生万物,圣人应万事,直而已矣。’这个直却不容易。这个直是随孔圣人之路下来的。”[6]191在以“生命”话题为核心的哲学著作《生命的学问》中,牟宗三以漫谈的方式解读着“生命”的内涵及理想,区别于其他学者及作者对于“生命”的论述,他集中讨论了儒家的生命理想及其与现实的交集方式,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于古代儒者们生命态度和欣赏,推崇“纯直无曲”“天人合一”的生命格调。牟宗三多次强调圣人君子一定要把圣人之相、道德的束缚之感去除,越是品行高洁、成就突出的人越贴近现实生活给他人一种容易亲近、如沐春风的感受,牟宗三本人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希望后辈学者接替而上,完成他未能思考周全的美学问题,希望在更加广阔的层面吸引大众对于儒家思想的了解等。蔡仁厚曾这样描述自己记忆中的牟师形象:“其实,开朗就是牟先生的工夫。敞开生命,让它呈露在理性的阳光之下,使是非、善恶、诚伪、正邪,无所遁形。于是,生命中没有黑暗的死角,没有自私的隐曲。”[7]从学问理论上说,牟宗三关注传统儒家的生命意识,希望构建理想的道德生命及系列学问;从实践上说,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坦诚开朗、平易近人的师长,获得了学生及后辈学者们的认可与尊敬。
传统初中英语阅读教学往往是教师指定阅读对象,学生主体性体现有限,不能体现个性化发展,学生阅读兴趣也难以得到提高。面对这一教学问题,教师可以将阅读学习开放化,除教材必修内容外,鼓励学生自己寻找阅读材料,可以是互联网上的新闻,可以是好的英文文章,甚至可以是电影字幕,只要落到实处,达到阅读学习目的即可。通过如此开放化的阅读学习方式,学生学习积极性能够得到进一步解放,从而实现教学有效性的提高。
就第一个层面来说,“生命”是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恰当概括,也是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特质。牟宗三于上世纪70年代在台湾大学进行的系列演讲中强调:“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点,其所关心的是‘自然’或‘外在的对象’,这是领导线索。”[5]11系列演讲均围绕“生命”与“自然”展开,力图以中西比较的方式展现中国现传统文化的优势、寻找与西方进行互补的可能性。西方文化哲学关注的重点是“自然”,为了厘清“自然”或外部世界的奥秘而形成一系列科学知识,形成了逻辑思辨、概念分析的理性思维传统,形成了各个领域比较完善的科学知识;而中国哲学的重点是“生命”,这里的“生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不仅指儒家推崇的良知至善生命,也涵盖了道家的生命观“空理”和、释家生命观“玄理”[5]23,三家学说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对于具体可感的生命长河都十分关注,都在积极寻找改善生命质量、提升生命境界的多种方式。其中,道家主要以尊重自然、保留本真、反对刻意而为的方式关怀生命;释家是以修行解脱的方式教化生命,强调人对命运的接受和服从;儒家则是以召唤本有的“良知仁义”之心去不断地提高人的生命境界。关注人本身的主观世界胜于关注外部世界,是三家的相同之处,正如牟宗三自己所言,“中国文化一开始就重视生命。而性理、玄理、空理都是为了调护润泽生命,为了使生命能往上翻而开出的”[5]23,这也造就了传统文化从现实生活出发,从主体的心理及精神需求出发来构建学问的特点。
二是“天命不已,生生不息”的创造之力。在牟宗三看来,儒家的道德生命接近现实生活,有一股引人向上的力量,在《圆善论》中说到:“心之道德的创造性即是‘天命不已’之创造性,故两者为同一也。……天之创生万物之创造性完全由心之道德的创造性来证实也。天之所以为天之具体而真实的意义完全由心之道德的创造性而见也”[2]132。在美学思考中也强调:“生生不息背后的根据是仁,仁才能生生不息。”[3]可以说,儒家“道德良知”不仅是一个理想的范式,更有着影响生活、改善生活的可能,其介入生活的方式就是培养人的“道德生命”,儒家道德是一个涵盖面十分宽广的概念,道德本心与天命不已可以直接会通,或者说两者就是一回事。它一方面与天地万物之理相关,故曰“天命”;另一方面又根植于人的内心,与人的本心、本性息息相关,甚至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只要注意后天的保存和提升就意味着实现了道德生命。儒家的道德生命又以道德人格为载体,通过个体真诚的接受、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培养与提高,更加需要审美活动的调节和协助才能逐渐实现。道德生命的整体性走向是不断进取、积极向上的,审美活动的特点是闲适愉悦、令人舒服,前者崇尚奋进、后者崇尚安静,一动一静恰好可以实现互补,审美活动是道德生命的重要内容,它丰富了情感、提升了的品味;道德生活是审美活动的支撑,以道德为本体的审美活动无形中具备了一种形而上的价值立场,审美有了外在的引导之力。
《英语课程标准》指出教师应选用合理、多样的评价形式,如家长评价、教师评价等。结合实际教学,笔者所在学校的学生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会领到一张“回家任务书”。“任务书”上列出各学科作业,并且在作业后面设计“学习评价”一栏,要求家长对学生放假期间的学习情况做出评价并且签字。把“家长评价”纳入到教学评价中,可以让教师了解到学生的课外学习情况。
牟宗三在儒家思想的语境之下谈论“道德生命”,从基本内涵与功能地位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发,这一概念尽管并非牟先生的独创,但他站在儒家学说的立场丰富了这一概念的内容、明确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并将审美活动与道德生命进行了一种交织互补地思考。
就第三个层面来说,在审美问题的思考中显现了生命意识。首先,分别说的美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审美表象。牟宗三认为合一说的美是与真、善融为一个整体、又以道德精神为主的比较开阔的境界,而分别说的美是生活中具体可见的审美表象、感受和场景,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如“春天的风光是最美的,大自然摆在你眼前,整个是美的景色。这就是自然之美。春天桑树发芽是最美的时候,我在乡间的时候,春三月就去采桑,桑树一行一行的,那就是美的景色”[3]。其次,在美的创造上,需要创作主体具备丰富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而这些又是由生命的格局决定的。“西方人关于生命的灵感与关于生命的指示,是在他们的文学艺术与宗教。……文学艺术是创造之事,不是学问之事。我们天天在学习西方的文学艺术,但是我们若没有他们那种生命情调,我们是学不来的。”[6]31这里他强调在文学艺术形式上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因为西方文艺是西方人生命力量的体现,盲从式学习只能获得细枝末节的形式,而没有深厚感人的内容。我们的文学艺术也应当以自身的生命历程为依托,在各种生命类型中,又以儒家圣人君子的自省自律人格为最佳。再次,牟宗三早期撰写的文学评论评也围绕着“生命意识”进行。学思早期及中期,牟宗三热爱文学艺术,在西方哲学的浸润中了解了审美直觉、美感欣趣等概念,于是对不少古典文学艺术形式,如诗歌、散文、小说等进行评论,这在牟宗三学术思想的发展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弟子蔡仁厚这样概括他的学思历程,“从美的欣趣和想象式的直觉的解悟,转入‘为何、如何’的架构的思辨”[7]。这就说明,中前期的审美感悟虽然是一种现象分析,但对于学思后期构建道德形而上学却十分关键,是从审美实践到理论构建的发展历程,前者为后者提供素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总结与升华。相比西方文艺,牟宗三更关注具有古典美学韵味的艺术形式,他细读《红楼梦》《水浒传》等明清通俗小说,写作多篇鉴赏文章;关注陶渊明、李白、杜甫等诗人诗作,写作数篇品诗论文;以古典美学中有代表性的范畴为中心,如“神韵”“境界”等进行概念阐释。三种评论形式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有共同之处,都十分强调写作者的人格气质与生命力量,当然他也表达出对于儒家理想型道德生命的欣赏,认为这种类型是品格最高的。以通俗小说《水浒传》为例,牟宗三认为它表现了梁山好汉们“原始生命必须蠢动”这一主题,是各种生命类型淋漓尽致的表演。对于学术界比较常见的分析视角,如社会历史批评、人物性格分析以及社会阶层划分等颇为不满,认为“吾之感觉《水浒》境界,在由坝子上,在树底下,在荒村野店中,在世人睚眦下,在无可奈何之时,在热闹场中,在污浊不堪之社会中,花天酒地,金迷纸醉,冷冻小巷,皆有所遇”[6]194。对于《水浒传》这部受人喜爱、研究者众多的文学作品,他提出了另一种解读视角:从不同的环境及细节描写中品味人物的生命力量,即使很多描写是纯粹自然、不加修饰的,却可发现人物在个性气质上的差别,以及命运发展历程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三 结 语
就牟宗三美学思想的研究而言,始终绕不过的问题是美学中的道德精神、审美与道德的关系形态,其道德哲学家的特殊身份决定了道德是审美活动的外部引导,决定了审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与道德追求是一致的,这也构成了牟宗三美学思想的独特之处:不重视美的形式和表象,更重视美的内涵与价值,其中又以“良知”为价值的指向;不重视看得见的美,更重视看不见的美。确切的说,道德问题本身是宏大而宽泛的,牟宗三的道德思考牢牢依据传统儒家的精神义理,又最大限度地与西方哲学进行着对话和比较,其目的就是为了将道德概念解释得更有内容和层次,赋予它一个存有论的外衣以便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因而他以毕生之力去构建道德形而上学,让儒家的道德良知有一个完整的学说。但需要指出的是,牟宗三对美学思想的关注不同于对道德形上学的研究,后者才是其学术思想的主题和重心,因而我们主要从“道德良知”与美学思想、“道德生命”与美学思想两个角度入手。“道德良知”为美学思想提供哲学本体论的基础,决定了美的本质、特性和作用等关键问题;“道德生命”为美学思想提供了具体可感的载体,道德生命不是固定的模态,而是主体为实现“良知”理想而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载体之上展开着道德实践、审美体验和认识求真等一系列活动。牟宗三美学思想的道德精神研究除了道德良知与道德生命两个部分之外,还有圆善理想境界、智的直觉中的道德思维与审美体验等,这些将另起篇幅予以详细分析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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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219(2019)04-0051-03
收稿日期: 2019-03-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牟宗三美学思想的道德精神研究”(项目编号13CZW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海燕(1980-),女,广西桂林人,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基础理论与牟宗三美学思想。
(责任编校:呙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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