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建立货币联盟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货币论文,收益论文,成本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给整个东亚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使东亚各国和地区认识到区域经济合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首先，由于传染效应，发生在一国之内的金融危机会迅速波及其他国家，即使基本面健康的国家或地区也可能陷入金融危机。这意味着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金融危机的风暴中成为安全岛。
其次，原有的救援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中的表现令人失望，严苛和失当的附加条件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增加了危机国家的困难，而原有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APEC也无法有效地推动区域货币合作。
再次，汇率不稳定妨碍了东亚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美元、欧元和日元这三种主要的国际货币频繁波动的背景下，东亚各国在危机之前普遍实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不仅无法带来汇率的稳定，反而引致了外部冲击。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元持续走强使得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分别对日元和马克升值。本币升值，工资成本上升，使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下降，经常项目收支恶化，这为货币危机的爆发提供了诱因。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被迫实行浮动汇率，但危机以后，亚洲各国又回到了正式和非正式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Mckinnon,2000)。这是因为，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以及对出口竞争力的考虑，发展中国家普遍不愿意接受过于频繁的汇率波动。既然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和僵硬的钉住汇率制度都不适合东亚经济体，因此通过货币合作寻求一种汇率协调机制便成为东亚各经济体极为关注的一个话题。
最后，区域货币合作有助于改革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货币体系。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特点是美元处于主导地位。美元几乎等同于世界货币，美国因此可以维持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经常项目赤字的不断积累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http://www.bea.doc.gov)公布的资料，2003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达到了5307亿美元，占GDP比例为4.9%。到2003年底，按市场价值计算的净外债(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已经达到了2.65万亿美元，净外债已经占到GDP的25%。）。其他国家不断向美国输入实体资源和资本。东亚经济体通过贸易顺差向美国输入实体资源，使得这一地区沉淀了只有极低回报的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欧洲经济体通过私人投资为美国注入大量资本以弥补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注：Dooley等(2003)把世界分为三大主要的经济货币区：中心国家（美国），贸易账户地区（亚洲）和资本账户地区（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国家）。贸易账户地区通过向美国出口获取经济增长，官方部门乐意购买美国证券，并且不计较其中的风险和回报。资本账户地区主要是私人投资者，他们关心购买的美国证券的风险和回报。随着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不断积累，这些私人投资者开始关注美国证券的风险和回报，并不断撤出在美国的投资。但是，贸易账户地区不断增长的出口以及伴随着对美国证券的购买需求甚至超过资本账户地区私人投资者的扰动，因而这种系统是稳定和可持续的，美国经常项目亦字能够得以维持。McKinnon(2001)甚至认为，由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世界美元本位(international dollar standard)，美国拥有无限的国际信贷额度。）。1999年欧元启动以及2002年欧元现钞投入流通，对美元霸权提出了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undell(2000)预测，在未来20年内将形成美元区、欧元区和亚洲货币联盟三足鼎立的局面。东亚国家更紧密的团结将是朝着更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迈进的重要步骤。
东亚货币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区性危机救助机制、区域性汇率协调机制和区域货币联盟。目前东亚各国和地区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仍然停留在地区性危机救助机制、区域债券市场等，但是从货币合作的发展规律来看，货币联盟将是最终的目标。东亚建立货币联盟的设想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澄清东亚货币合作的目标和路径(Kang and Wang,2002)。最近的讨论大多沿用最优货币联盟理论分析东亚是否符合最优货币联盟的标准。此类研究的结论往往是令人沮丧的，因为最优货币联盟的标准要么过于严苛，要么在各项标准之间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本文在对最优货币联盟理论以及最优货币联盟的标准进行简要评价之后，集中地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一国加入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这一分析角度可以帮助我们更为直接地了解东亚货币联盟的可行性以及各国政府对待货币联盟的不同立场和政策选择。
二 最优货币联盟理论的发展以及判断最优货币联盟的标准
关于最优货币联盟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经济学家开始围绕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孰优孰劣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米德和弗里德曼是浮动汇率的支持者，当货币工资刚性引起失业的时候，两位学者均认为浮动汇率是改变真实工资的有效办法。蒙代尔（2003，中译本）则对浮动汇率提出质疑：如果浮动汇率适用于美国、加拿大，那么也应该适用于一国的各个地区，但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就必须有多种货币，创造新的货币没有成本吗？
通过对区域货币体系和国家货币体系之间关系进行的深刻思考，Mundell(1961)发表了他的开创性论文《最优货币区理论》。文中指出，如果某个地区内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就可以组建最优货币联盟，最优货币联盟内可以采用共同的货币，或是在区域内采用固定汇率且货币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在最优货币联盟内，由于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在出现需求转移造成区域内某个国家国际收支失衡时，就可以通过生产要素流动而非汇率调整进行调节。
在Mundell之后，Ingram(1962)、McKinnon(1963)以及Kenen(1969)分别对最优货币联盟理论进行了重要发展，并提出了更多的最优货币联盟的判定标准。Ingram认为，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应该作为最优货币联盟的判断标准。如果区域内金融市场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暂时性的国际收支失衡可以通过金融交易提供平衡机制，即使是长期的结构性失衡也可以通过金融交易提供必要的缓冲机制以及降低实际调整所需代价。McKinnon提出把区域内的开放程度作为最优货币联盟的判断，开放程度的实质就是区域内商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高度开放的区域实行固定汇率更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Kenen指出，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越有资格成为单一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出于国外需求或者技术变动上的冲击，如果出口产品足够多样化，对某种产品或者某个产业的需求转移冲击在总体上会相互抵消。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对最优货币联盟的判断标准进一步展开研究，提出了包括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经济的一体化程度等更多值得考虑的因素。特别是Fleming(1971)提出的相似通货膨胀率标准把研究的焦点转向了经济的货币层面，而不是先前研究强调的经济的真实面。Fleming指出如果两国之间通货膨胀率存在差异，最终会造成两国的货币购买力产生差异，从而最终破坏固定汇率的存在基础。
计量分析上的进展使得最优货币联盟的判断标准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间接标准(proxy criteria)”。这种研究方法选取的不是那些反映“真实”经济特征的指标，而是能够反映潜在经济现象的宏观经济指示器，比如冲击的相关性以及汇率的波动性指标。Vaubel(1976)首次提出把真实汇率的波动性作为一个判断标准。他指出，如果两国之间的真实汇率波动小，则两国之间需要通过汇率调整进行对冲的冲击较少，这样的国家放弃汇率工具的成本最小。
Bayoumi和Eichengreen的一系列研究将冲击的相关性作为判断标准。他们指出，一组国家间冲击的相关性越差，放弃货币和汇率政策的成本越高。其中，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的研究显示，欧洲中心国家（德国及其邻国）的供给冲击比欧洲外围国家强度更小，相关性更强；中心国家经历的需求冲击强度也更小、更相关。与美国相比，无论是供给冲击还是需求冲击，欧洲国家对冲击的调整速度均比美国各地区间更慢，这意味着以美国为参照，欧洲还不满足最优货币联盟标准，不过，欧洲中心国家大致满足最优货币联盟标准。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对西欧、东亚和北美三大地区进行了比较，指出存在具有相似经济波动的三大区域集团：欧洲集团（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士），东北亚集团（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东南亚集团（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Bayoumi和Eichengreen(1996)还通过设立最优货币联盟指数评估一组国家是否属于最优货币联盟，并判断某个国家是否符合加入货币联盟的条件。最优货币联盟指数涵盖了产出波动、出口结构差异、双边贸易／GDP比例以及产出规模，根据计算出来的指数可以把欧洲分为三类国家：一类是已经准备就绪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爱尔兰和瑞士）；一类是逐步收敛于货币联盟要求的国家（包括瑞典、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一类是没有任何收敛迹象的国家（英国、丹麦、芬兰、挪威、法国）。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指数评估法国属于第三类国家，这说明法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更多是基于政治而不是经济上的考虑。
这些判断标准的分析研究，为货币一体化实践提供了理想化的菜单。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许多严重的缺陷：这种标准分析法主要集中于如何减少加入货币联盟的成本，没能提供经济体加入货币联盟后总的成本—收益比较；而且对有些标准无法进行准确的测算和估计，各种标准之间缺少一致性。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出范围各异的最优货币联盟；不同的标准之间可能还存在重叠或相互矛盾的地方（比如小型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可能很高，但是产品的多样化程度可能很低）。
欧洲货币联盟的实践为检验最优货币区理论提供了实验场。Frankel等人进一步指出，通过简单地检验一国的历史数据来判定其是否符合最优货币联盟标准可能造成某种误导，因为最优货币联盟的标准具有内生性(endogeneity)的特点。Frankel和Rose(1996)发现，贸易一体化程度高的区域，相互间经济周期的一致性更强；Rose(1999)估计了货币联盟对贸易的巨大影响——建立货币联盟可以使区域内国家间的贸易扩大三倍！最优货币联盟标准存在内生性表明货币联盟意味着更多的贸易，从而联盟内的经济周期更为一致（注：贸易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国家，相互间的经济周期越具有同步性。我们把这种内生性效应称为Frankel和Rose(FR)效应。但是，包括Krugman等一些学者指出，随着成员国之间贸易一体化程度加深，产品的专业化生产现象发生，成员国因而会对特定行业相关的供给冲击更为敏感，从而在经济周期上表现出更强的异质性(idiosyncratic)，专业化程度加深会降低成员国之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Kalemli-Ozcan、SΦrenan和Yosha的一系列研究对这种因为专业化分工导致的经济周期不对称进行了经验研究，支持了Krugman等人的结论。我们把这种效应称为Krugman-KSY效应（有关这两种效应的评述可参见Hoffmann(2003)，他还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把这两种效应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提供了统一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框架）。）。这样，一国可能通过加入货币联盟显著改善它的经济结构，而不一定必须满足一些事先的严格的限制条件后才能加入货币联盟。
正如欧共体(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1990)宣称的那样，欧盟也知道欧元区不是最优货币联盟，但是，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安排本身能够使欧元区事后(after the fact)成为一个最优货币联盟。Artis和Zhang(1997)的研究发现，1961～1979年间，欧洲国家与美国有相似的经济周期，在欧盟引入汇率机制(ERM)以后，欧洲国家与德国具有了相似的经济周期。也就是说货币联盟有助于形成一致性的“欧洲经济周期”。Artis等(2003)比较了70年代以来欧元区的三个国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与英国、美国之间的经济周期的一致性，发现欧元区国家间的一致性最强，欧元区国家与美国的一致性次之，欧元区与英国的一致性最差。Garnier(2003)比较了1962～1979年和1979～2001年的两阶段数据，结论是货币一体化进程与商业周期的一致性强相关，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中的核心国家（包括奥地利、法国、德国、卢森堡和荷兰）之间经济周期的一致性强，而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西班牙、比利时和希腊）具有更异质性的经济周期。这些研究都支持了最优货币联盟的内生性。
三 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清单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思路除了判别成立标准外，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为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分析。一国加入货币联盟不仅需要满足相关的宏观经济标准，更要从本国利益的角度评估参与货币联盟的成本和收益。Krugman(1990)以欧盟和芬兰为例，分析了芬兰加入欧盟的成本—收益曲线，得出了著名的GG-LL模型。Krugman指出，一国加入货币联盟所带来的货币效率收益等于所避免的与浮动汇率相关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汇兑结算以及贸易成本等。一国与所在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跨国贸易和要素流动越广泛，加入单一货币联盟的收益就越大；一国加入货币联盟的成本为“经济稳定性损失”，即由于放弃了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影响产出的自主权，价格和就业波动可能引发经济不稳定。一国与所在货币联盟的经济联系程度越密切，加入货币联盟的经济稳定性损失就越小。总之，货币联盟最适用于通过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而成为一体化的地区。遗憾的是，Krugman的GG曲线和LL曲线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抽象概念，我们不可能描绘出一国加入货币联盟的GG曲线和LL曲线的准确位置，也就不可能准确判断其是否加入货币联盟的临界点。
Obstfeld和Rogoff(1996)对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总结，并给出了具体的成本收益清单。按照他们的分析，加入货币联盟的成本包括：(1)放弃使用货币政策应对区域性宏观经济冲击的自主权；(2)放弃使用通货膨胀政策缓解公共债务实际负担的自主权；(3)在决定成员国之间如何分配铸币税收入问题上存在政治或其他因素可能导致的损失；(4)在放弃本国货币加入货币联盟的过渡期可能遇到的投机性冲击。加入货币联盟的收益包括：(1)减少了货币汇兑相关的交易成本；(2)企业在进行商业活动时，减少了相关的清算成本和增强了相对价格的确定性；(3)缓解了因为货币政策或者投机性冲击带来的真实汇率的暂时性波动；(4)减轻了由于真实汇率大幅波动而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压力。
（二）对货币联盟成本的具体分析
1.丧失汇率政策工具。浮动汇率制度能够自动地调节国际收支，比如出现持续性经常项目赤字之后，本币会贬值，由此将刺激净出口增多，并使得国际收支逐渐恢复平衡。一国加入货币联盟，也就意味着放弃了通过汇率浮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这一机制。如果一国的工资价格弹性较低且劳动力流动性差，在发生因国而异的不对称性冲击后，放弃汇率政策对冲机制的成本很高。不过，Devereux(2003)的研究发现，单边钉住汇率能够显著增加一国的价格弹性，而多边钉住则没有这种效果。如果放弃汇率调节机制可能增加一国的价格弹性，那么由于加入货币联盟而失去汇率政策工具的成本也就相应减少了。Devereux的结论还暗示着单一货币联盟比多重货币联盟要好。
2.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根据“不可能三角”原理，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国加入货币联盟，该国的货币当局将不再拥有实施反周期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货币政策有助于经济周期稳定，所以失去货币政策独立性可能带来更大幅度的产出波动。Alesina等人(2002)指出，钉住国和驻锚国之间产出和价格的协动性越强，钉住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越小，而且这种成本还与两国之间显性的和隐性的一些契约安排（驻锚国的货币政策会不会考虑钉住国的利益，或者它们之间是否具有补偿性制度安排）有关。Calvo和Reinhart(2000)以及Hausmann等人(2000)的研究认为，虽然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但是可能出于害怕浮动的原因，它们反而会在经济困难时期抬高利率水平来保护本币价值。因而，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并没有把货币政策真正当做稳定器来使用，失去货币独立性的成本也许是被夸大了。Broda(2001)的研究则表明，实施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在面对贸易冲击时表现出更高的应对能力，这反映了独立性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收益。
3.铸币税损失。铸币税指通货的币面价值超出生产成本的部分。如果用IMF的特别提款权或者美元之类的信用储备资产来取代黄金，将会产生以铸币税形式出现的大量收益，其数量相当于资本的机会成本超出为提供该信用资产所花成本的部分。一国加入货币联盟之后，由于放弃了本国货币，会遇到铸币税损失。Fischer(1982)以美元化为例把铸币税损失区分为一次性存量损失（本国货币一次性置换为美元的部分）和连续性流量损失（本国新增美元基础货币部分）（注：通过这种区分容易测算正式美元化过程(official dollarization)中的铸币税的存量和流量损失，非正式的美元化过程(unofficial dollarization)就不好测算了。因此，Fischer进行简单化处理，因为本国流通中的纸币和硬币占GNP比例平均为8%左右，可以把这一数量作为存量损失。随着金融和技术创新，通货占GNP比例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出现了系统性下降。因而，这部分的存量损失越来越少。）。Bogetic(2002)估算了1991～1997年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铸币税的存量和流量损失。其中，存量损失平均为GDP的4.6%，流量损失平均为GDP的2.3%，存量损失比例最小的巴西和秘鲁为2.1%，最高的厄瓜多尔则达到了12.2%；流量损失比例最小的阿根廷仅为0.5%，最高的厄瓜多尔则达到了7.8%。
4.进入退出成本。货币联盟除了长期成本，还有两种过渡成本。进入成本方面，包括选择一种新的货币所要求的铸币成本、组建货币管理当局的成本以及其他调节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可以直接计算的真实货币成本以及不能直接计算的一些估计成本(Fukuda,2002)。
（三）货币联盟收益的具体分析
1.减少汇兑损失。欧共体的一项研究(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1990)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个比利时人从布鲁塞尔开始沿顺时针方向把联盟内的各国首都（卢森堡和都柏林除外）转一圈，在每一个地方均把现金兑换为当地的银行本票，回到布鲁塞尔的时候发现汇兑损失竟然高达47%。引入单一货币对各国交易成本的影响并不一致，一般而言，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成本节约明显，较大的成员国获得的成本节约在GDP的0.1%～0.2%之间，而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成本节约可以达到GDP的1%左右，从联盟内整体而言成本节约可以达到GDP的0.4%左右。
2.促进区域贸易。引入单一货币减少了汇率的波动风险和金融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区域内贸易。Rose及其合作者就货币联盟对贸易的影响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其中，Rose(1999)使用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评估了货币联盟和汇率波动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他考察了186个“国家”（贸易伙伴）1970～1990年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发现使用共同货币的两个国家的贸易量，比使用各自独立货币的类似国家的贸易量高出3倍。汇率波动性对双边贸易具有负面影响，不过这种影响较小（注：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工作评估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大多数的OECD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的汇率波动比较平稳，70和80年代波动比较剧烈，而90年代波动性居中，但贸易一致呈上升趋势。）。因而，引入共同货币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不是通过减少汇率波动来实现。Rose强调了“本国偏好”(home country bias)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引入共同货币对贸易的最大推动力也在于此，因为地理因素在贸易中的巨大作用可能反映了使用不同货币对贸易的阻隔（注：McCallum(1995)比较了加拿大两个省之间与加拿大一个省同美国一个类似州之间的贸易量，发现前者是后者的20倍。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1)认为美国—加拿大的边界效应被严重夸大了。不过事实的确如此：这种国际边界的存在使得工业化国家间的贸易减少了30%，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减少了44%。）。Alesina和Barro(2000)研究了货币联盟和贸易流量之间的关系，发现使用统一货币能够削减两国之间“冰山”一样的贸易成本。而且，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更容易结成货币联盟。Rose和van Wincoop(2001)认为EMU使欧洲地区贸易增加了50%，相应的福利增加足以弥补失去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的损失。Frankel和Rose(2000)发展了一个两阶段分析方法：第一阶段，货币联盟可以引致贸易量增大三倍；第二阶段贸易／GDP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均国民收入增加1/3个百分点（1970～1990年的20年间）。他们还得到了另外一些特别的结论，例如货币联盟并不是通过增加中央银行的公信力以及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促进产出增加的。
3.降低融资成本。一国（尤其是小国）可以通过加入货币联盟避免因汇率不稳定而必须维持的高利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Bris等人(2002)调查了10个欧元区国家的企业数据，评估欧元对企业价值、企业投资以及企业融资选择的影响。与非欧元区国家相比，欧元区国家大企业的企业价值在1998～2000年间增长了7.9%，价值增加是因为降低了货币风险并最终降低了企业成本；与非欧元区国家相比，欧元区国家的企业投资在1998～2000年间增加了企业资本量的3.3%，而且，越是大企业、越是EMU内的弱国，这种影响越明显；与非欧元区国家相比，欧元区国家以账面为基础的财务杠杆均有明显提升，而且更多采用债务融资，欧元引入明显增强了这些企业的借债能力。
4.获得承诺机制。具有通货膨胀倾向的国家选择可信的货币作为外部驻锚，能够提高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度。固定汇率制度如果完全可信也能获得和货币联盟一样的承诺机制，但是，历史经验显示，固定汇率并非不可撤消，固定汇率制度并不完全可信。货币联盟如果崩溃成本将相当高昂，这种承诺机制的可信度也就大大增强了。Alesina等人(2002)指出，那些具有高通货膨胀率而且价格波动剧烈历史的国家放弃本国货币最能获益。因此，缺少货币纪律的国家在引入外部货币纪律以后获益最多。而且，如果国家间价格水平越稳定，相互间建立货币联盟越具有吸引力。
5.减少投机性冲击。货币联盟首先能够集中联盟内成员国的外汇储备资产，发挥规模经济作用，更有效地集中应对投机性冲击，这样会减少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另外，Tavlas(1993)指出，大规模的货币联盟能够降低外汇市场价格的波动性以及投机者影响价格进而破坏货币政策行为的能力。市场的稳定性取决于其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深度可以用市场上的交易量来衡量，广度指市场参与者的数量(Fukuda,2002)。货币联盟可以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减少由投机冲击带来的汇率波动成本：(1)引入共同货币意味着成员国之间的汇率绝对和永远固定，因此货币的内部价值固定；(2)共同货币的外汇市场比任何单独的主权国家的外汇市场发展的广度和深度都要好，因此货币的外部价值受影响的程度较轻。
成本—收益方法为一国判断是否加入货币联盟提供了全面的分析框架，但是这种正反效应常常不能进行直接比较。一是成本和收益往往是定义模糊的概念，无法进行明确地测算，很多时候，经验的测算方法不能直接运用，只能借助一些间接指标和取估计值；二是成本和收益往往采用不同的计算单位，无法进行直接比较，需要分配一个权重，这种分配可能带有明显的主观特性，甚至取决于政治家的价值判断（注：货币联盟另外一个争论是，很多经济学家相信，货币联盟更多是基于政治而不是基于成本—收益的经济考虑。）。
四 东亚是最优货币联盟吗？
东亚国家经济、金融状况具有明显差异。一些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很高，一些国家却采用严格的管制措施；一些国家的货币与地区性核心货币日元同步浮动，一些国家却采取相反措施。和欧洲相比，东亚国家离最优货币联盟标准还存在较大差距。不过，经验研究却发现东亚国家已经具备最优货币联盟的一些重要特征。
Goto和Hamada(1994)以及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的早期研究支持了东亚国家构成最优货币联盟的结论。Eichengreen和Bayoumi(1996)使用最优货币联盟指数评估方法比较东亚和欧洲经济体。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国家的内部贸易和投资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对冲击的调整速度很快。从这些方面来看，东亚国家和欧洲国家一样满足最优货币联盟的标准。不过，东亚国家没有欧洲那样完善的国内金融体系，金融压抑和资本控制普遍存在，政府经常通过直接干预支持银行体系，这又意味着无论是实行单方面钉住还是集体钉住都有很大困难，而且，它们缺少一个像德国马克那样的外部驻锚。另外，Eichengreen和Bayoumi还指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表明，政治上的团结可以克服经济上不满足最优货币联盟标准的缺陷，东亚国家缺少政治上的联系和传统，因而实施共同货币还为时尚早。
Baek和Song(2002)通过测算东亚国家的相关经济指标来判断货币联盟是否可行。这些经济指标包括区域内贸易、出口中的制成品份额、开放度、不对称性冲击、经济结构的相似性、要素的流动性。下面我们将从这些标准出发，结合其他一些标准以及相关研究，判断东亚国家是否满足最优货币联盟标准。
1.区域内贸易一体化程度。区域内贸易比例越高，建立货币联盟的收益越高。我们可以用两个指标衡量地区贸易一体化程度：区域内贸易份额(intrabloc trade share)和贸易密度指数(trade intensity indices)（注：贸易密度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贸易密集度反映了国家间的贸易密集关系。）。《亚洲经济展望》(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2002)给出了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各优惠贸易区内(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PTAs)1980～2000年的这两项指标。可以看到，亚太地区的贸易一体化程度甚至不逊于欧盟地区的一体化程度。把范围限制到东亚地区，Goto(2002)提供的估计表明，东亚14国（不含日本）的内部贸易份额从1985年的25.3%猛增到1999年的38.7%（注：根据IMF的Direction of Trade数据，包含日本的东亚15国和地区1999年区域内的出口和进口份额分别为45.7%和61.6%。）。Goto还用贸易依存度指数(trade dependency index)（注：贸易依存度指数定义为一国与特定贸易伙伴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GDP比例，Goto这里的贸易伙伴即为东亚14国和地区。）计算了东亚地区贸易一体化程度的深化状况。平均而言，东亚各国对东亚14国的贸易总额占各国GDP的比例在1999年为45.37%，而1980年这一比例仅为25.85%。进一步，Goto用贸易密度指数比较了东亚地区和欧盟地区1999年的贸易一体化程度，结果也显示东亚地区贸易上的高度依赖。平均而言，东亚14国之间的贸易密度指数为5.51，比欧盟成员国的2.35明显高出很多。
Baek和Song(2002)测算了1999年东亚15国的内部贸易，其中出口和进口的区域内贸易比例分别为46%和62%。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前，EMU的出口和进口内部贸易比例分别为52%和51%，1989年整个欧洲的出口和进口内部贸易比例分别为69%和66%。
2.贸易结构指标。Bayoumi和Mauro(1999)认为，贸易结构也影响货币联盟的收益，贸易品中的制造品比例越高，贸易品价格由厂商而不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成分越高，贸易伙伴间越有动力拥有共同货币。因为汇率波动对行业内不同的但可替代的产品贸易的影响，要比一个整体性很好的同质产品贸易的影响强烈得多。Bayoumi和Mauro统计了东盟9国的相关数据，在过去20年中，东盟出口产品中的制造品比例迅速上升，目前已经达到了80%，与之比较的是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这一比例仅为50%。Baek和Song(2002)统计了东亚13国1995～1997年的出口产品类型，其中制造品的比例为70.4%，仅比EMU1989年的同类比例79.7%稍少，除去缅甸、文莱和越南以后，这一比例甚至可以高达84.6%。Sakakibara和Yamakawa(2003b)引述的《世界投资报告(2002)》中的数据表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不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制造品”出口从1985年占世界10.8%提高到2000年的22.6%；高技术产品出口从1985年占世界的10.9%提高到2000年的29.1%。
3.开放度指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银行所称的“第三次一体化（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以及通讯技术进步、关税降低和FID流入限制的逐步放松，东亚地区的市场开放程度大大提高。衡量一国开放度的最常用指标是外贸依存度（注：由于统计的口径不一样，外贸依存度又存在以下三种算法：总贸易／GDP、商品贸易／GDP、商品贸易／商品GDP。注意这里和前面提到的贸易依存度指数有所区别，前面的分子核算的是区域内贸易，这里核算的是所有贸易。）。根据Kawai和Takagi(2000)的统计，东亚地区有7个国家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开放度接近或超过100%，当之无愧的成为“超级贸易国家和地区”（注：一国（地区）的出口额会超过国内（地区）GDP总值，其原因在于“价值链条的拉长”(slicing up the value chain)，计入GDP的商品价值仅为其附加值，而贸易额计算的是全部商品的价值。）。1998年，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中国大陆、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等东亚14个国家和地区平均的对外开放程度达到95.61，而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等14个欧洲国家平均的对外开放程度才为68.07。Sakakibara和Yamakawa(2003a)引述了《世界发展指标(2002)》提供的商品贸易／GDP、总私人资本流入／GDP和总FDI／GDP三个指标。在贸易依存度上东亚地区无论是1990年还是2000年均高于NAFTA和欧盟，东亚地区以贸易衡量的开放度指标居于领先地位，后两个指标则显著落后于欧盟，说明在资本市场开放性方面，东亚地区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
4.非对称冲击。这一指标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估算，一是测算直接经济指标包括汇率的波动性和产出的波动性；二是测算间接经济指标，包括增长率的标准差、出口结构的相异性。Wyplosz(2001)测算了真实GDP波动的相关性，得到两个重要结论：(1)欧洲国家冲击的相关性明显高于亚洲国家，这意味着亚洲国家高贸易一体化程度并没有带来产出的一致性；(2)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形成一个次国家群。Eichengreen和Bayoumi(1996)还发展了一种结构向量自回归的方法区分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得到的结论是，1972～1989年的样本期间，欧洲的需求冲击强度是东亚的两倍，反映了东亚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上的成功。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冲击的相关性很强。在供给冲击方面，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一组，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为另一组，组内供给冲击的相关性很强。Bayoumi和Mauro(1999)测算了东亚国家1968～1998年以及西欧国家1969～1989年冲击的相关性、冲击强度和对冲击的调整速度。根据他们的测算，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具有类似的供给冲击。冲击的强度明显要高于欧洲国家，对冲击的调整速度明显要快于欧洲国家。Baek和Song(2002)测算了东亚14国或地区1970～1998年样本期内冲击的相关性、冲击的强度和对冲击的调整速度。他们的研究表明，供给冲击方面，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日本与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也显著相关，这6个经济体构成核心群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加坡与东亚国家（或地区）间冲击的相关性不明显。需求冲击方面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与供给冲击不同的是，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以及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相关性很强，日本与韩国和中国台湾高度相关。与供给冲击类似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需求冲击的相关性不明显。冲击强度方面，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供给冲击强度差不多是EMU国家的2倍，需求冲击强度差不多是EMU国家的8倍。调整速度上，东亚国家和地区比EMU国家的调整速度要快。
5.经济结构相似性。具有相似经济结构的经济体之间，因为冲击上更为对称，从而更容易组成货币联盟。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金融市场结构各个方面。Baek和Song(2002)把影响产出波动的因素分为三组：行业特征因素、国家特征因素和时序特征因素。如果东亚国家的产出波动主要由行业特征因素决定，就意味着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如果时序特征因素越重要，则越具有相似的行业结构、贸易结构和金融市场结构。Baek和Song的测算结果表明，东亚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经济结构的相似性显著低于欧盟国家。特别的，供给冲击高度相关的东亚6国或地区产出波动主要是由其特征因素决定。不过，除了缅甸和文莱以外的东盟5国或地区产出波动主要由行业特征因素和时序特征因素决定，按照经济结构相似性标准这5国或地区可以建立货币联盟。另外一个次优选择组合为东盟4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加上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和日本。
6.要素流动性。要素的流动性越强，出现非对称性冲击时，放弃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冲机制的成本越低。要素的流动性可以从劳动力的流动性、资本流动性进行考虑。Baek和Song(2002)从这两方面测算了东亚国家或地区的要素流动性，他们把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区分为行业特征因素和国家特征因素。测算结果显示，在整个样本期间，一半以上的生产率变动可以用这两种因素解释，特别是东亚6国或地区85%的生产率变动可以用这两个因素解释。不过，能够解释的生产率变动有2/3是由国家或地区特征的因素决定的，这一结果表明东亚国家或地区间的低劳动力流动性。Choi(2002)简单地用外国人口／本国人口比例测算人口的流动性，欧洲国家的德国、比利时、奥地利、卢森堡的这一比例分别达到了8.9%、8.9%、9.1%和34.9%，东亚国家最高的日本和韩国分别为1.2%和0.3%，这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劳动力的低流动性。Bergsten和Park(2002)也指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资料，亚洲内部移民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1百万增加到了1997年的650万，但是，相比欧洲的劳动力流动性，东亚国家还处于低水平。
资本流动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劳动力流动。Baek和Song(2002)通过测算东亚国家或地区的资本管制程度来估计资本流动性，比较东亚国家1994～1998年和EMU国家1985～1989年的资本流动／GDP比例，东亚国家或地区的这一比例要高于EMU国家，除去新加坡以后，这一比例比EMU国家稍低。这一结论表明东亚国家或地区具有较高的资本流动性，从而可以弥补劳动力流动性不足的缺陷。
总之，从这些指标看，东亚9国或地区（中国大陆、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可以作为东亚地区货币联盟的合理候选国。这些国家和EMU国家比较，距离最优货币联盟的条件并不遥远。不过，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联盟的两个缺陷很难弥补：一是政治上缺少合作，这是一个充满了差异性的地区，二战阴影以及冷战遗留使得各国间保留着距离，尤其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缺少足够的诚意使得这一地区的冲突和争端一直不断；二是缺少货币合作的领头羊，东亚地区的第一经济强国日本经历十几年的经济衰退和停滞，特别是日元不具备地区核心货币的地位，东亚国家缺少像欧洲德国一样的领头羊。除非政治上具备足够的诚意，否则这种缺陷可能使得需要在主权让步做出巨大牺牲的货币合作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五 东亚货币联盟的成本和收益
（一）东亚货币联盟的成本
1.失去汇率政策工具。Choi(2002)计算了东亚国家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性，发现日本和东亚国家间的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财政债务／GDP比例均正相关，但是日本和中国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负相关。因而就东亚货币联盟而言，如果遭受“中国特征”的非对称性冲击，中国的调整成本最高。
2.失去货币政策工具。货币联盟意味着一国的货币政策主要由联盟内的“中心”国家（比如欧盟中的德国）或者联盟中央银行（比如欧洲中央银行）决定，因而即使面对高失业率，也不能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欧洲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以人均GNP为标准，差不多都在15000～25000美元之间，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NP计）除日本外都是发展中国家，日本为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为第二层次，中国与亚洲的四小虎为第三层次，其他国家如越南、柬埔寨、老挝为第四层次，各层次之间有较大的差异（余永定等，2002）。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异质性意味着各国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很难达到，从而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成本非常高。
3.失去通货膨胀税。具有大量政府债务负担的国家都有通过通货膨胀的办法减轻债务压力的冲动，这样的国家加入货币联盟以后，将不得不控制通货膨胀率以达到联盟内的平均水平。对东亚国家而言，这一成本并不显著，因为东亚国家在债务管理上一直比较谨慎，债务负担都维持在较低水平，财政赤字／GDP的比例都在3%以内。
4.铸币税损失。政府出现财政赤字以后，可以通过增发政府债券和增发货币两种方法弥补，后者即为铸币税收益。简单地以储备货币／GDP作为铸币税比例，日本和韩国分别为13.2%和5.8%，中国和马来西亚分别为40.2%和26.5%(Choi,2002)。中国的高储备货币／GDP比例意味着政府相当大程度上依靠铸币税收益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因而加入货币联盟以后将失去很大一部分的政府收入。铸币税损失还与联盟内铸币税如何分配有关，如果采取美元化或日元化，美国或者日本将享受全部的铸币税。
5.扩大高增长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国内收入增长会恶化贸易收支平衡，高增长国家最有可能带来高经常账户赤字，加入货币联盟以后，由于不能再通过货币贬值的汇率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因而这种赤字可能比不加入货币联盟情况下更为严重。
6.过渡期的投机性冲击。建立货币联盟需要一个过程，一国加入已经建立的货币联盟也需要完成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过渡期间，如果政策调整失败，将面临外部失衡，因而也最有可能遭受投机性冲击。Buiter和Sibert(1997)指出，汇率灵活的通胀目标(inflation targeting with flexible exchange rate)看起来比浮动范围狭窄的第二货币汇率机制(ERM Ⅱ)更能阻止类似1992～1993年金融危机的重新爆发。特别的，一国因为高财政赤字、高失业率或者高经常项目赤字等原因，们对该国货币失去信心以后，政策选择将非常有限，从而投机性冲击越有可能。东亚国家的金融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内的金融体系非常脆弱，在没有建立货币联盟之前的改革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上述的种种现象，从而引起投机性冲击。
（二）东亚货币联盟的收益
1.节约汇兑成本。开放度越高，内部贸易比重越大，引入共同货币带来的汇兑成本节约越多，小型开放经济体最能从货币联盟中获得汇兑成本节约方面的益处。东亚地区1995～1999年平均的贸易／GDP比例为103%，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更是分别达到了197%、317%和275%(Baek and Song,2002)，而且东亚国家的内部贸易比例也比欧洲国家要高。因而引入共同货币以后带来的汇兑成本节约是相当可观的。
2.增强内部贸易和投资，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前面已经介绍了货币联盟对贸易方面的促进作用，这里不再赘述。Wei和Choi(2002)考察了16个来源国和57个东道国的双边FDI数据，研究货币联盟对投资的影响。他们发现，低汇率波动性和FDI流入数量密切相关，而且，货币局或美元化带来的FDI增加远比简单地降低汇率波动能够带来的FDI要高，根据他们的估计，一个美元区的东道国从美国吸引到的FDI相比非美元区的东道国从美国吸引到的FDI高出185%。McCallum(1999)指出，货币联盟能够带来成员国之间更高水平的金融和非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货币联盟不仅能促进东亚地区的投资和贸易一体化，也能促进地区资本市场发展、区域内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进一步融合。
3.加快经济改革。首先，货币联盟有助于财政政策的改革，外部压力迫使政府谨慎征收通货膨胀税。其次，货币联盟有助于劳动力市场改革，由于失去了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应对不对称冲击，一国必须依靠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高度流动性来弥补。Hallett和Jensen(2001)指出货币联盟的成功或者失败取决于联盟内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水平。最后，货币联盟有助于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自身改革，货币联盟意味着市场将更开放和透明，企业间的竞争更为激烈，企业不得不进行自身改革应对市场竞争。东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缺少流动性，企业特别是金融机构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很多国家面临财政赤字压力，货币联盟将有助于这些方面的政策改革。
4.减少货币／银行危机的可能性。阿根廷有众多的西班牙银行，但是在2001年阿根廷遭受金融危机时，西班牙却能够避免被传染上货币和银行危机，主要得益于其加入了欧洲货币联盟。从理论以及历史经验上来看，共同货币比一般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及货币局制度更为可信，也更为强大，在防范货币／银行危机上的能力也更强。单独的东亚国家从经济实力（以GDP衡量）以及应对冲击的直接能力（以外汇储备衡量）都不够强大，如果能够实现合作，“东亚中央银行”能够动用的外汇储备远比单一国家中央银行要多，应对危机的能力将大大增强。另外，货币联盟排除了政府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从而可以避免道德风险问题，相当多的研究都把道德风险问题作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5.实现价格稳定。根据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理论，选择货币联盟意味着成员国需要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和利率水平，使之同联盟内的“中心”国家保持一致。事实上，拉美这些具有高通货膨胀历史的国家在选择美元化或者货币局制度以后都很好地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在东亚地区，日本的通货膨胀控制得最好，1995～1999年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0.4%，新加坡为1%；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最差，为20.5%和7.9%；中国为5.2%，韩国为4.4%，泰国为5.15，马来西亚为3.9%。仅就这一指标看，日本和新加坡加入货币联盟的愿望不会太强烈，印度尼西亚可能最渴望通过货币联盟实现控制物价的宏观经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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