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如何转型——以柏林“庚子大沽之战”纪念街道更名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之战论文,街道论文,记忆论文,大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柏林西南郊幽静的自由大学主校区内，有三条相互交会的短小道路：“伊尔提斯路”(Iltisstr.)、“兰斯路”(Lansstr.)和“大沽路”(Takustr.)，而在这三条街上分布着不少大学行政、学术与文化机构。乍看之下，与校园内的其他道路并无二致，然而就在这三个看似并无玄机的路名符号背后，却掩藏着德意志帝国对华殖民史上的一桩重大事件——庚子大沽之战。1900年6月17日深夜至次日清晨发生的这场口岸攻防战，史称“庚子大沽(口)战役”，以区别于中国近代史上围绕大沽炮台的另外三场重要同名战役。这场战役不仅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先声，更因德军主导整场战斗，在德国国内被作为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关键事件而备受瞩目。 1900年5月起，各国驻京使馆以规避拳民滋扰、保障使馆与外国居民安全为由，决议派兵入京并在津驻泊军舰。6月6日，联军统帅英国海军上将西摩(Edward Seymour)在收获英国驻华公使电文后即率部由津入京。但因清廷已于13日正式下令“实力禁阻”西摩部入京，加之义和团的屡屡进攻，使得这支部队与天津的领事团及这期间陆续抵达大沽的各国军舰联系中断。①因形势晦暗不明，德军舰队统帅、海军上将裴德满(Felix Bendermann)坚持认为必须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根据当时德国远洋舰队战争日志的记载，裴氏意在先下手为强，计划通过夺取水路以保障联军陆路通行畅通，避免增援部队重蹈西摩覆辙，而夺取水路的重要一环就是控制大沽炮台。②经过反复争论，德国军队提出的作战计划最终于16日上午在联军高级将领联席会议获得通过。计议停当的联军当局于当晚9时许才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在17日深夜两点前放弃大沽炮台。随后罗荣光将这一通牒向上请示，将拒绝出让炮台的意见通过当时在场的“伊尔提斯”号指挥官、海军少校威廉·兰斯(Wilhelm Lans)传递给联军方面。③6月17日零点50分，战斗随着中国守军的第一炮打响，但相比中方仓促应战，列强方面则有周密部署。④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炮台中国守军一度压制联军火力，重创联军数艘战舰及一定数量的战斗人员，虽奋力苦战六个多小时，终因孤立无援且出现爆炸意外，不敌联军舰船火力配合陆战队登陆突袭的战术，伤亡惨重，罗荣光亦壮烈殉国。至清晨6点30分许，大沽炮台陷落。 占领炮台的胜利消息旋即传回德国国内，德皇威廉二世对帝国海军的海外首秀“成果”大为满意。6月27日他在致裴德满的电报中即明确表示授予“伊尔提斯”号指挥官、堪称“整场战斗灵魂人物”⑤的兰斯少校以代表德国军人最高荣誉的“功勋”勋章(Orden Pour le mérte)⑥，表彰其领导“伊尔提斯”号在占领炮台的行动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果敢。当年12月，部分中国远征军官兵携带战利品返德，抵达柏林时，不仅受到包括柏林市长在内的地方各界人士热情欢迎，皇帝本人亦携重臣、宗室及其他王室成员接见。⑦1901年10月，威廉二世特别设立“中国纪念奖章”(China-Denkmünze)，以表彰所有参与义和团战争的非中国籍军事与非军事人员。⑧1903年皇帝再次强调出于“在朕的海军军中持之以恒地保持对炮舰‘伊尔提斯’号在大沽口英勇战斗的纪念”的重要性⑨，在1月的一份内阁赦令中追加授予“伊尔提斯”号的荣誉：作为“特别表彰”，准予该舰在舰艏旗标和舰载艇船舷边缘处使用功勋勋章图案⑩，由此“伊尔提斯”号成为德国军队历史上唯一获“功勋”勋章嘉奖的战舰。 尽管德国媒体和公众此前已深受之前的殖民热和“黄祸论”观点影响，但这一胜利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嘉奖，无疑又在公共领域中带起一股大沽口战役风潮。胜利使得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不断膨胀，不仅围绕大沽口海战、联军陆战队突袭炮台的主题反复出现在当时的大众媒体、通俗文学、画册中，其中当然也包括被视为宣传利器的明信片(11)；这一胜利甚至还进入教育领域，在柏林的格鲁能瓦德(Grunenwald)，当时还原样复制了一艘“伊尔提斯”号木制教练舰，在为青少年提供模拟海军训练。(12)但必须看到的是，德国国内的热情持续高涨，并非单纯沉浸于殖民地战斗胜利的喜悦之中，大沽口战斗胜利出现的时机恰恰是民族主义“海军热”席卷威廉帝国之际，在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执掌的海军宣传机器的运作下，大沽口胜利更是被成功塑造为全民族共同的荣耀。 从基本史实来看，1900-1901年德国参与镇压所谓“东亚骚乱”行动，尽管这是德国战列舰首次编队发兵东亚(13)，但至少在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ler)遇刺身亡之前，德国对此的表态仍是“联合其他出兵的文明国家，重建中国秩序”。(14)因此大沽口一战首先是一场“联合军事行动”。此外，德国的中国远征军规模从官方报告看确实不小，但相比英、俄两国在华的军事投入仍有差距。(15)然而，在德国官方报道和私人记录中，这一切却被刻意淡化，取而代之则是德军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和英勇战斗的事迹：或强调仰赖德军方面指挥官“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夺取大沽炮台的决定……拯救了被围困于天津城内的欧洲人的性命……如果没有夺取大沽炮台，就不可能实现向北京进军，被围困的使馆亦回天乏术”(16)；或通过战斗过程的披露，对于德军英勇战斗事迹事无巨细加以肯定与颂扬，虽然冷静的军事报告坦承联军依靠运气成分“逆转”战局。(17)这一点在绘画或明信片中表现得尤为直观而强烈，而文学作品中亦不乏充满感情色彩的描述。(18)显然这种对于德国军人战绩的艺术化加工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这一点上海《德文新报》的主编卡尔·芬克(Carl Fink)与裴德满的书信往来可资例证：芬克在向裴德满推荐J.赫林斯(J.Herrings)的回忆录《大沽》一书时，出于职业道德提请军方注意该回忆录可能“有失客观准确新闻报道之水准”。裴氏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不仅不认为“基本内容与司令部的客观分析有太大出入”，相反更明确表示：“该爱国主义小册子完全符合海军宣传需要！”(19) 海军对于大沽口战役胜利的大力支持当然有着自身的考虑。在当时来看，它首要诉求当然是凭借战事胜利为海军扩军推波助澜，“帝国舰队通过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而变得越发家喻户晓”(20)，而海军扩军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帝国的“世界政策”。自1897年提尔皮茨走马上任海军部次长，一手建立以“帝国海军新闻处”(Nachrichtenbureau des Reichsmarineamtes)为代表的宣传机器以来，它所执行的种种公共策略均出于这一目的。(21)提尔皮茨的工作也得到了威廉二世的直接支持。除却国内政治考虑，通过扩军计划转移国内矛盾视线、维护王权之外，皇帝本人急于发展海权，拓展海外殖民地，为的是提高德国国家地位、与英法等殖民大国平起平坐，进而参与全球争霸。针对德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文化史研究同时也指出，迟至1907年英俄达成谅解、形成协约国对德国的实质性政治孤立之前，德国所制定的种种海军政策，其军事威慑成分要大于实战能力(Nicoolas Lambert：1999)，舰船政策“作秀”，尤其是对内宣传的色彩更为突出，更有学者(Jan Rüger：2007)因此将英德争夺海上霸权称之为一场“大海军游戏”(Great Navel Game)。(22)但无论这是一出“戏剧”抑或一场“游戏”，它都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大众心理与社会氛围。 除了官方的刻意引导，“海军热”之所以能在德国风靡一时，也是帝国建立以来德国资产阶级日趋强烈的自我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体现。帝国海军不同于陆军，它是唯一一支隶属皇帝本人的帝国中央军种；但海军官兵(尤其是军官和士官)出身背景却囊括了德国几乎所有的阶层。(2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尔皮茨将海军塑造成为自1848年以来就代表德国政治统一的象征。(24)而威廉二世也积极投身其中，他热衷于参与各类面向公众的海军公开宣传活动，大到新船下水仪式、海军庆典，小到发表演说的着装都由皇帝本人决定(25)，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象征意义。但无论是迎合抑或利用资产阶级的自我认同意识，其直接结果是导致德意志民族对于海军和舰船的热诚超越了地域和阶级，“一个团结的海军英雄的民族”由此诞生。(26)“海军热”成为威廉帝国时代精神的一个面向，城市空间内的纪念建筑、广场乃至街道名称，自然也成为它展示的舞台之一。 自19世纪上半叶以来，欧洲国家城市的道路命名范式普遍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历了从单纯的地理名词向纪念媒介(Erinnerungmedien)的转型。(27)适逢政治变革与社会变迁加剧，在各民族国家急需建构民族认同的驱使下，这一时期命名的路名符号渐成城市历史与民族记忆的载体，帝王将相、知名人物、重大事件，成为道路命名的主要源泉。大沽—伊尔提斯—兰斯路之得名，正是这一命名范式中的典型例子。(28) 柏林郊外的达勒姆地区最初只是一块可由私人承包的王家农场领地。几乎与义和团运动同一时期，这一地区完成了从国有农场向国家主持开发的别墅地块的转型。在威廉二世亲自授意下，原先租约从1901年7月1日不再生效。由于用地性质、目的的变更，专门由普鲁士邦下院拨付巨款用于地块开发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设置、给排水、照明等，并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地块规划开发事宜。(29)这一地区“所有街道、广场、公园和装饰性设施的位置、维护与养护，及命名”也在地块分配专门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内。(30)1901年8月第一条新设道路命名，随着规划范围的扩大，同时出于道路交通组织的需要，1905年起，一批之前以数字代号的街道得以集中命名。1906年前后，完成对第15街、第16街、第32街冠名(31)：第15街以“伊尔提斯”号(32)命名，第32街以兰斯命名，第16街则直接得名于大沽炮台。借由路名符号，街道构成了对于这场战斗胜利的空间纪念，成为保留至今的少数德国殖民地“冒险事件”完整记忆之一(33)，更作为集体的文化记忆“书签”(34)记录下帝国时代的这股民族主义思潮。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其远东殖民地被悉数转入日本手中。大沽口战役本应随着德意志帝国的终结而淡出公众视野，与之相关的胜利记忆因此也应丧失其“与现实生活的鲜活联系”，成为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定义的“记忆留存”(SpeicherGed
chtnis)之一。(35)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段或将被遗忘的集体记忆，却在近一个世纪之后，借由一场旷日持久的路名变更争议，重新回到当代德国公众的视线之中。 最早要求变更大沽—伊尔提斯—兰斯路名的呼吁出现于1970年代，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36)在沉寂二十余年之后，1990年代末这一倡议却突然再度引发舆论热议：包括柏林自由大学、策棱多夫区社会民主党(37)、联盟90/绿党及其支持者及非政府组织柏林发展政策研究会(Berliner Entwick-lungspolitischer Ratschlag e.V.，简称BER)在内的多个政党、机构强烈要求变更道路名称(38)，其中又以自由大学的要求最为迫切。对于校方而言，各类科研、教学与行政机构坐落于三条纪念殖民战役胜利的道路上，例如伊尔提斯路1号的学生管理中心，兰斯路7—9号的肯尼迪研究中心，显然与其“真理、公平、自由”(Veritas，Iustitia，Libertas)的立校精神格格不入。此外，兰斯路上还坐落着民族学、东亚以及印度博物馆(统称为“国立达勒姆博物馆”)。博物馆方面也认为，这些路名“作为那些需要开展国际间联系的机构和博物馆的地址并不合时宜”。(39)因此，自1998年起，时任自由大学校长约翰·W.格尔拉赫(Johann W.Gerlach)就借50周年校庆之机率先向策棱多夫区政府提出要求，变更主校区内包括大沽—伊尔提斯—兰斯路在内的六条道路名称，此后自由大学、(斯—)策区社民党等连续四年(1999—2002年)采取不同形式向地区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变更道路名称。但无论是公开请愿还是提交变更路名提案，均未获通过。 最初，变更路名的主要障碍来自《柏林道路法》(“Berliner Strassengesetz”，BerlStrG)中的相关法规空白。1999年年初，柏林市建设管理局主管路权的官员对此明确表示：“目前来看，依法变更这三条道路名称，除非法规条款有修订才有可能实现。”(40)作为道路名称冠名、变更和移除的根本依据，当时《柏林道路法》第五条“命名”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只有命名于1933-1945年和1945-1989年期间，用以纪念纳粹意识形态或斯大林主义、东德政权等的街道名称才允许依法移除、变更。(41)策区议会随后以此为由驳回自由大、社民党方面的请愿。然而，就在当年7月新版《道路法》即付诸实施，2000年柏林市建设当局又对相关条款的具体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42)，“得名于1933年之前，如果按照当代对民主理解，具有负面影响，且其长期存在有损柏林形象”的街道，允许其移除、变更名称。显然法规障碍业已消除，但自新版《道路法》的实施细则出台到2006年，除自由大学的公开请愿行动外，(43)社民党及其盟友也依法向区议会提交更名申请，却依然遭到否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围绕大沽—伊尔提斯—兰斯的路名变更并非简单的法律技术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各团体对路名标识殖民地与帝国双重历史记忆存在着认知差异，才最终导致这一争论旷日持久。 以自由大学、社民党为代表的支持方，着眼于对路名符号意义的解读，强调大沽口战役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象征，而取之于此的纪念性路名正是对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赞颂，“露骨表达对于大规模肆意屠杀所谓低等种族的自豪之情”。(44)致力于推动消除柏林城市空间中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标志的非政府组织柏林BER更是明确表示，“在一个民族社会中……它(原文中指各类殖民先锋)作为城市街道的名称标识令人无法忍受，多少带有种族主义含义的概念”，因而“这些名称不应在城市图景中占据任何一席之地”。(45) 与之形成对比的却是大学区周边居民的态度，他们大多对此反应冷淡乃至抗拒。(46)但这一“消极抵抗”本身包含了不同的层次：最为明显的当然是由情感和认同出发要求保留地名的诉求，由于当时大沽—伊尔提斯—兰斯路存在已近一个世纪，路名已融入乡土情感之中，正是这种自发认同感使得公众在情感上无法接受路名的改变。另有居民因对这组路名符号背后的德国对华殖民史不甚了解而强烈反对，更视之为挥霍纳税人税金的无益之举。只有少部分人认为“不能将历史名称简单一笔勾销”(47)，朴素地意识到路名符号与道路命名过程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历史维度，因而反对变更路名这一简单粗暴的行为。而作为策区(及后来斯—策区)执政党的基民盟(也包括其盟友自民党)也并不热衷此事。早在1998年自由大方面率先提出变更路名申请时，基民盟方面的态度就颇不积极：尽管表示对该建议有所“关注”，但强调当地居民的认可才是路名变更的前提。不得不承认，当时基民盟反对部分源于对自由大更名方案本身的不满(48)；但从1999年自由大教职工联名起草请愿书，到2000年继续以“反对‘帝国主义强权政治’象征”为名要求变更路名的游行，及社民党移除三条街道名称的提议均在基民盟占多数的区议会以失败告终；再到2001年社民党再度酝酿提交变更路名申请，并发出议会同人能够摒弃党派之见，从私人立场出发支持其变更诉求的呼吁。(49)基民盟方面却明确表态“没有追随社民党这一申请的必要”，显然该党在路名变更问题上的不配合态度已日益明朗化。这种对立的态度一方面是政党间政治角力的体现，但其中亦不难窥见基民盟对于区内记忆文化和历史政策的基本思路：它要求把握纪念性街道命名过程的历史内涵，认为街道名称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体现(50)，因而不赞成对街道名称做出任何改动，但并不排斥添加路名附加说明的铭牌。 直到2007年，这场争议才有了转机。由于斯—策区议会内政党格局变化：联盟90/绿党与基民盟等实现联合执政，而社会民主党则成为反对党。(51)当年11月，在黑绿两党的共同策划下，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区内记忆文化(Erinnerungskultur)政策实践的意向书。尽管这份意向书遭到了社民党的激烈批评(52)，但它确实是在旷日持久的争议之后出台的首个关于处理区内争议历史纪念道路的基本方案，在明确“(无论是)变更名称或者添加批判性介绍信息均服务于记忆文化”(53)的立场上，计划成立专门研究区内历史的工作小组。第一阶段的工作是保留路名，采取树立信息栏的方式对存在争议路名符号加以批判性介绍。此举旨在直面这类街道在当代政治语境下所面临意义困境的同时，依然坚持保留历史街道名称。第二阶段则“对该措施加以评估，通过收集分析批评性意见，在本届议会任期结束前决定保留路名但做批判性处理还是彻底更名”。至此，基本奠定了路名保留的基调。 2011年，关于大沽、伊尔提斯和兰斯三条道路名称更定与否的问题终于尘埃落定。(55)今天在兰斯路8号的达勒姆博物馆正门不远处矗立起一块醒目的红色信息看板(56)，以图片和文字形式向过往行人介绍庚子大沽之战以及义和团运动、威廉二世的“匈奴人演讲”等相关历史背景，而不仅仅是此前仅在路牌下方标记出的小小路名出处。汉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在当年6月的揭幕仪式上明确指出：这是一次为公众提供保存德国中国殖民地记忆的机会，但这一记忆本身的“意义并不与和街道命名相连的嘉奖某人或某事的初衷一致；相反，是为了纪念德国殖民政策中的受害者，告别殖民历史，也警示当下。从而开启街道名称这一符号‘去殖民化’过程，并转变为一个‘记忆场所’”。(57) 从对民族英雄及英雄事迹的“空间纪念”，到如今被部分人视为“历史包袱”，类似大沽—伊尔提斯—兰斯这样由街道名称引发的争议在德国城市空间中并非绝无仅有。事实上，在历经1945年和1989年的两次激烈政权转型之后，德国已经有过两次由新政权主导的大规模路名变更运动，正是出于重塑政权合法性并确保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制度化的目的，刻意消除城市空间中的前纳粹或前共产政权符号(这一净化城市图景的运动还包括了对纪念性雕塑、广场的清理)。由于街道命名自19世纪以来就不再是单纯“绘制城市地图的工具，同时也是一部官修权威的历史叙事”(58)，更名也因此被赋予一种革命仪式的意义，成为政权更迭和政治史断裂的象征。但为何围绕“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也包括“反种族主义”)的诉求却表现为一种公众、政党、媒体参与下的地方内部角力，争执、拉锯与摇摆不断？ 首先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类变更诉求会在19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德国城市空间中集中出现？除了大沽—伊尔提斯—兰斯路之外，例如与德国非洲殖民直接相关的街区——如柏林“小非洲”(das Afrikanische Viertel)内多条街道——争议则影响力更大也更为持续，此外还有汉堡关于是否移除阵亡将士纪念碑(纪念所有“在中国及非洲为皇帝及帝国捐躯”的汉堡籍德国土兵)的大讨论等(59)，此类争论在大城市中尤为普遍。必须看到，争论集中出现的时机绝非偶然，相反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亚非国家普遍兴起了新一轮的民族解放运动，过去的殖民帝国纷纷瓦解或收缩；与此同时，原殖民地向原宗主国(或其他发达国家)输出移民、难民和劳工的浪潮，这一跨国家乃至跨文化的迁徙，打破了欧洲各国自19世纪早期以来建立的单一民族身份认同和历史传承。一方面，作为“少数人”的移民或劳工群体与作为主导者的原宗主国民族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原殖民地国家本土的后殖民体验，这是一种杂陈着“本土和异域、历史与现在、家与流放等构成的矛盾体验”(60)，是身处西方世界，却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和历史视角及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双重“焦虑”。以内部殖民主义为理论指导的黑人民权运动，从1960年代、1970年代兴起，到1980年代盛行一时，强调国家内部不同文化平等地位和少数文化独特价值的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到1990年代，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后殖民对话论出现，都是以这类西方世界内部殖民体验为根本出发点。另一方面，自1980年代起，集体记忆研究，尤其是对创伤和灾难的记忆研究，也在西方世界逐渐兴盛，它不仅对1800年以来将历史视为“个体民族的进步性发展，尤其是自己国家的发展”观念提出了质疑，(61)民族史观进一步式微；更为重要的是，类似“大屠杀”这样以事件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也进入代表民族国家历史消极部分的殖民过去的研究，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1990年代，许多前宗主国(如西欧国家、日本等)在有关本国殖民历史的“记忆责任”(Pflicht zur Erinnerung)的论战和政府提案中，对于殖民时期的种族压迫、屠杀因此常常成为讨论的关键所在。(62)在德国则更因其特殊历史经历使然，学界和大众始终特别关注殖民过去与“大屠杀”之间的直接关联，血腥镇压非洲殖民地起义的行动对纳粹大屠杀所产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示范作用因而被广泛讨论，从而形成了著名的“从瓦特贝格到奥斯威辛”(von Waterberg nach Auschwitz)概念(63)，这种一贯性背后“国家、帝国政府以及德意志民族应当对种族灭绝承担何种程度的责任”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对德意志民族自1945年以来所承担的“集体罪责”讨论与深化。尽管理论来源不一，但借由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公众对于国家、民族过去的认知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改变。地名作为“历史上的政治话语”在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中的反映，则为这一社会意识的转变提供了实践的场所。但由于社会意识转型是缓慢而不同步的，因而反映到具体案例时产生争议、存在摇摆在所难免。 历史学家马丁·萨博(Martin Sabrow)在谈到德国城市公共空间中或“遗漏”或“再发现”的纳粹主义或反犹主义符号的处理时指出：自1945年以来，整个德国社会心态经历了从“英雄导向”向“受害者导向”的转变，当下的主流政治文化要求“对每一项历史政策措施作出合理解释，否则就是对受害者的嘲讽”。(64)萨博的判断同样适用于那些存在争议的涉殖道路。事实上，迟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至少在公共领域中，一方面涉及历史消极部分的“纪念”与“记忆”的概念分野仍不十分明晰；另一方面，自1989-1990年形成的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及历史遗产中的民主成分作为德意志民族认同基础”(65)的思维模式仍在继续，而所谓城市空间“清洁运动”(Reinigungskampagnen)就是要将这些“不民主”的成分剔除出去。然而面对挑战，反对者由于无法超越这一意识形态，只能从强调保留历史传统、尊重地方情感的角度出发，双方僵持在所难免。但无论是抹除还是保留，在这一时期并未能实现其历史意义的真正转型。全球史学者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最近在回顾德国的殖民记忆时已经提到：尽管德国的帝国记忆仅限于一些出自帝国时代的残存地名，如吕德里茨路或温德和克路(66)，但“真正彻底挥别帝国过去的却是(曾经)的西欧殖民大国——英国和法国，在那里，即使是右翼也没有人怀恋曾经的殖民地”。(67)事实上，两位历史学家在大众媒体上对路名更定及其背后的记忆文化实践再思考的公开表态，提示出公共领域记忆文化实践转型的重要性。而以转换历史意义替代“抹除”历史记忆，其实质更已触及德国在新时代如何正视历史，回归“正常化”(Normalisierung)的核心问题。 因此，大沽—伊尔提斯—兰斯路成为一个典型个案。首先，多亏这段持续多年的论战，帮助普通德国民众得以知晓一段几乎湮灭的德国对华殖民历史，以及这组路名符号所产生、固定的背景，它由此也成为透视德意志帝国民族主义时代精神的窗口之一。其次，争议的产生、发展和最终解决，又为德国城市空间中的记忆文化实践和地方层面的公共历史政策制定提供了机会，借由视角转变，将这组路名符号在德意志公共空间中的政治化置于德意志民族集体记忆(而不仅仅只是一段殖民地记忆)的脉络中加以梳理与澄清，实现了大沽—伊尔提斯—兰斯这组道路名称的历史意义转型。“记忆场所”得以形成。它是地方公共领域克服德国殖民和帝国历史的一次成功尝试，同时也为其他争议性道路(不仅仅是涉殖道路)的更名提供了借鉴依据。 ①参见戚其章《论庚子大沽口之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英]G.吉普斯《华北作战记》(节译)，许逸帆译，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69页；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288页；以及Heiko Herold,Rechtsgewalt bedeutet Seegewalt:Die Kreuzergeschwader der Kaiserlichen Marine als Instrument der deutschen Kolonial-und Weltpolitik 1885 bis 1901.München:2013,S.340。 ②该备忘录中的原文如下：“如若放任中国军队占领(塘沽至天津)铁路，我方即失去了此次行动的主动权，并且从中国军队在大沽所采取的措施看，亦将意味着，我们会遭到天津城内部队的阻截。之后通过武力重新占领可能很快被拆毁的铁路也将变得困难重重，因此必须提前采取行动。但前提条件是：大沽炮台控制在我方手中。”Barch,RM 38/50,Kriegstagebuch des Kreuzergeschwaders,Bl.26 f.(Aufzeichnungen vom 15.06.1900)，转引自Heiko Herold,Reichsgewalt bedeutet Seegewalt,S.340-341。 ③该说法来自于一位英国军官的回忆。参见《八国联军在天津》中选录的由G吉普斯撰写的《华北作战记》，第34页。 ④首先大沽炮台的防御优势显著，易守难攻，且经过多次加固后已然成为白河口上一座现代化防御体系。面对这样的工事，联军军舰并不具备压倒性的火力优势，以当时集结于白河上并参战的七艘战舰装备来看，除了法舰“里昂”号，俄舰“海龙”号和“基里亚克”号外，其他舰只均为小口径火力，且毫无遮拦，射击角度又受限制；而前述三艘舰只，除“基利亚克”为现代化炮舰(但在战斗打响之初已遭重创)，其余两艘则相对老旧。除此之外，尚有美舰“莫诺卡西”停驻于大沽港，但一来其因没有收到华盛顿方面的指示而保持中立，二则该舰本身服役年限也已近十四年，未参战；而日舰“爱宕”号则因携带大量火药，太过危险，因而被委派保护大沽火车站，也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参见Heiko Herold,Reichsgewalt bedeutet Seegewalt,S.344。 ⑤这一评价来自于裴德满致威廉二世的电文，裴尤其赞扬了兰斯和“伊尔提斯”号的战斗功绩。参见Telegramm von Bendemann an Wilhelm Ⅱ u.von Wilhelm Ⅱ am 27.Juni auf der TakuReede eingetroffen.In Josef Herrings:Taku.Die deutsche Reichsmarine in Kampf und Sieg,Berlin:1903.S 158-159。事实上，当时制订的作战计划是由战舰火力配合突击队登陆突袭，主要由两位德国军官分别在海陆领导下完成。由于联军舰队火力并不具备压制性优势，故决议由德国海军上校波尔(Bohl)率领联军陆战队登陆西南炮台，从背后突袭；而突袭信号由参战舰队发出。约4点45分由“伊尔提斯”号在舰长兰斯指挥下向待命中的突击队发送行动信号，旋即该信号由英舰“阿尔杰林”号重复。随后为掩护突击行动，“伊尔提斯”号开始取代“阿尔杰林”号，成为战斗在距离炮台最近的战舰，而此时不仅其船体已受重创，只有备用的机动操纵系统可以使用，舰长兰斯亦身受重伤。参见
die Theilnahme S.M.S."Iltis" und des deutschen Landungskorps an den K
mpfen um die Taku-Forts.(Nach amtlichen Quellen),in Marine-Rundschau,11.Jahrgang,10 Heft,1900.S.1071-1081。 ⑥参见
die Theilnahme S.M.S."Iltis" und des deutschen Landungskorps an den K
mpfen um die Taku-Forts(Nach amtlichen Quellen),in Marine-Rundschau,11.Jahrgang,10 Heft,1900.S.1071-1081。 ⑦在接见仪式上，威廉二世还发表了题为《致大沽胜利者》的讲话。参见An Sieger von Taku,16.12.1900,in Benzler,Johs(Hg.):Die Reden Kaiser Wilhelms II in den Jahren 1896-1900(Bd.2),Leipzig:1904.S.247。 ⑧Kirschner,Heinz/Hermann-Wilhelm Thiemann:Deutsche Orden und Ehrenzeichen.Kommentar zum Gesetz über Titel,Orden und Ehrenzeichen und eine Darstllung deutscher Orden und Ehrenzeichen vonder Kaiserzeit bis zum Gegenwart mit Abbildungen,4.Aufl,Berlin:1985.S.141.这是德意志帝国为数不多的由皇帝本人亲自设立、帝国一级的勋章之一。 ⑨Wilhelm II an Gei
ler(Kabinettersordre),27.1.1903，转引自Herold,Rechtsgewalt bedeutet Seegewalt，注413，第347—348页。 ⑩Herold,Rechtsgewalt bedeutet Seegewalt，第347页。 (11)Krüger,Joachim:Propaganda auf deutschen Postkarten.In Leutner,Mechthild/Klaus Mühlhahn(Hg.):Koloniealkrieg in China.Die Niederschlagung der Boxerbewegung 1900-1901,Berlin:2007.S.181-185.尽管从1900年入夏以来，伴随着义和团战事激化，战争维护者和反战人士之间针锋相对辩论也越发激烈。但争论却并未影响到各类通俗文化产品进一步形塑并固化公共舆论中的“中国形象”，甚至成功主导主流公共观点。 (12)Leutner,Mechthild:Takustraβe,Iltisstraβe,Landstra
e (13)海军负有战斗任务之外，还有护卫、运送陆军的辅助任务，参见Die deutsche Kriegsmarine seit 1898,ihre Entwicklung und Th
tigkeit im Jahr 1900。 (14)
berseeische Expeditionen,in Natirus.Jahrbuch für Deutschlands Seeinteressen.Berlin:1901.S.71-113,hier:S.82. (15)Rohwer,Jürgen(Hg.):Seemacht.Eine Seekriegsgeschichte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München:1974.S.316-317. (16)Die deutsche Kriegsmarine seit 1898,ihre Entwicklung und Th
tigkeit im Jahr 1900,In Nautirus,1901.S.1-38.hier 25-35. (17)有关战斗激烈程度以及“伊尔提斯”号上设备及人员损失情况的官方报告，参见
die Theilnahme S.M.S."Iltis" und des deutschen Landungskorps an den K
mpfen um die TakuForts.(Nach amtlichen Quellen)，S.1071-1081。以及Muller,Alfred v.:Die Wirren 1900-1901:Die unmittelbare Veranlassung zum Ausbruche der China-Wirren und die ersten K
mpfe der Verbündeten，Leipzig:1901。冷静的军事分析更是直白地表明，围绕大沽炮台的口岸攻防战，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现代战役。舰长兰斯则在战斗结束数月后向海军司令部提交的战斗分析报告中指出，与中方的这场战斗，是“首场现代舰载快速机炮对同级别口岸防御机炮的实战”,同时他也毫不避讳地强调：联军多少是沾了运气的光，一旦中方守军的耐心和毅力更持久一些的话，战局将不可预测。参见Herold，S.348。 (18)关于普通官兵“英勇战斗”的事迹参见上海《德文新报》(Ostasiatischer Lloyd)派驻“伊尔提斯”号的随军记者J.赫林斯(J，Herrings)的回忆录。赫林斯本人也在大沽一役中深受重伤，伤愈后撰写了描绘大沽口战役经过的《大沽》(Taku)。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对“伊尔提斯”号遭遇最严重爆炸时船上官兵的各种表现，并充满感情色彩地塑造了兰斯的英雄舰长形象：因爆炸失去左腿甚至一度被误传身亡的舰长是如何沉着冷静应对伤口、转移指挥权，甚至如何向友舰“阿尔杰林”号要求增援医护人员，帮助救助舰上伤员，等等。参见Herrings，Taku.S.103-122。 (19)Zitat aus:Fink an Bendemann,9.6.1901,Barch,RM 38/51,BL221.转引自Heiko Herold.S.347.Anm.410。 (20)Bernd,Martin:Die Ermordung des deutschen Gesandten Clemens von Ketteler am 20.Juni 1900 in Peking und die Eskalation des,,Boxerkriegs,in:Kuβ,Susanne/Bernd Martin: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Boxeraufstand,München:2002.S.77-110; hier:S,94.事实上，就在大沽口战役爆发的三天前(1900年6月14日)，由提尔皮茨主导的第二部舰船法("Gesetz,betreffend die deutsche Flotte")以压倒性优势在国会获得通过，而海军又恰在此时在远东取得胜利，这无疑是对法案合理性的最有力证明。 (21)例如经营直属杂志如《海军瞭望》(Marine-Rundschau)、《德意志海上利益年鉴》(Nauticus:Jahrbuch für Deutschlands Seeinteressen)。与各知名媒体的主编、编辑交好,资助和扶持与海军相关的研究与文学创作，注意结交帝国议员及其他知名人士、社会团体等，参见Meyer,Jürgen:Die Propaganda der deutschen Flottenbewegung 1897-1900,Bern:1967.S.28-35。 (22)Brechtken,Magnus:Kaiser,Kampfschiffe und politische Kultur.Britannias Bild von Wilhelms Deutschland,in Heidenreich,Bernd/S
ne Neitzel(Hg):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90-1914.Paderborn:2011.S 201-219.有关海军政策的文化史研究梳理，参见该论文第211—213页。 (23)有关帝国海军军官阶级成分的分析，参见Holger H.Herwig:Zur Soziologie des kaiserlichen Seeoffizierkorps vor 1914.In Schottelius,Herbert/Wilhelm Deist(Hg):Marine und Marinepolitik in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871-1914.Düsseldorf:1972.S.73-88。 (24)Walle,Heinrich.Schlachtflottenbau und Flottenenthusiasmus In Plagemann,Volker(Hg.):
bersee:Seefahrt und Seemacht im Deutschn Kaiserreich,München:1988.S.215. (25)Petzold,Dominik:Der Kaiser und das Kino:Herrschaftsinszenierung,Popul
rkultur und Filmpropaganda im Wilhelminischen Zeitalter,Paderbom:2012.S.186-189. (26)Hurra!-Hurra!-Hurra! Die Marinepassion des Wilhelminischen Kaiserreichs In Kuhn,Robert/Bernd Kreutz:Der matrosenanzug.Kulturgeschichte eines Kleidungsstücks,Dortmund:1989.S.73-92,hier:S.91. (27)Martens,Matthias:Stra
ennamen-Lesezeichen im kulturelen Ged
chtnis,in Horn,Sabine/Michael Saueru(Hg.):Geschichte und
.Ort-Medien-Institutionen,G
ttingen:2009.S.61-69. (28)除了柏林之外，慕尼黑、科隆也先后以“大沽”“伊尔提斯”和“兰斯”命名街道。 (29)根据1901年3月25日的“最高赦令”：“自1901年4月1日起成立特别委员会负责位于波茨坦行政区的改划为别墅用地的原达勒姆农场地块的筹备及规划工作……该委员会受普鲁士邦财政部长及农林及农场部长监管。”Gesetzessammlung für die Kgl.Preu
.Staaten 1906,Nr.36,S.191-192，转引自Engel,Michael:Geschichte Dahlems,Berlin:1984.S.30。 (30)LArch Berlin,A Pr.Br.Rep.042 Nr.3809,Abschrift zu A.K.12.Geschaftsordnung für die Kommision zur Aufteilung der Dom
ne Dahlem,02.04.1901. (31)尽管今天已无从考证这三条街道具体命名时间与确切事由，但一份1914年达勒姆地区街道名称清单中已经包含了这三条道路名称，由此可以明确，这组街道命名在威廉帝国时期就已经完成了。参见LArch Berlin,A Pr.Br.Rep.042 Nr.3809,Verzeichnis der Straβen in Berlin-Dahlem(Abschrift)，19.09.1914。 (32)“伊尔提斯”(Iltis)号应译作“臭鼬”号，但这一原本略带戏谑的名称已因大沽口之战而在公共空间中被政治化和历史化，与德帝国的对华殖民史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单纯的以得名自动物的战舰名称。汉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在《大沽路(大沽广场)、伊尔提斯路、兰斯路：殖民地记忆文化的基石》("Takustra
e(Takuplatz,Takufeld),Iltisstraβe,lansstraβe:Bausteine einer kolonialen Erinnerungskultur")一文中之所以会质问“有谁会在看到‘伊尔提斯(臭鼬)路’的路名，不是第一直觉反应出是一种动物的名字”，所想传达的也是将“伊尔提斯”号/路从其原来的意义中剥离出来，重新赋予其作为标识一段历史记忆的功能。故此本文中凡提及“伊尔提斯”处均舍弃其本意，而转用其音译。特此说明。 (33)事实上，柏林城市空间保留至今、与中国殖民地历史相关的地名路名屈指可数：除了本文讨论的这三条街道之外，另有胶州路(Kiaotschoustr.)和北京广场(Pekingplatz)。 (34)德国学者(Maathias Martens)将街道名称视为群体文化记忆的“书签”(Lesezeichen)：“被纪念的人和标志性的内容被浓缩于名称之中，街道名称只是标记出了集体记忆”，参见Martens,Matthias:Stra
ennamen-Lesezeichen im kulturelen Ged
chtnis,in Horn,Sabine/Michael Saueru(Hg.):Geschichte und
.Ort-Medien-Institutionen,G
ttingen:2009.S.61-69。 (35)Assmann,Aleida:Erinnerungsr
ume.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
chtnisse,München:1999.S.132 (36)此处说法援引自K
rting,Katharina:Aktion gegen Verherrlichung des Deutschen Militarismus:Drei Straβen symbolisch umbenannt,in Berliner Zeitung,19.06.2000以及Lee,Felix:In Steglitz tobt der Straβenkampf,in:Tageszeitung.09.03.2007。 (37)大沽路、伊尔提斯路和兰斯路正是位于策棱多夫区内。但2001年1月1日起，柏林市的行政区划发生变化，策棱多夫和相邻的斯蒂格利茨区实现联合，合称为策棱多夫—斯蒂格利茨区。 (38)柏林当地的左翼日报《柏林报》(Berliner Zeitung)对历次围绕更名的活动均有关注，系列报道主要包括如下：Kopietz,Andreas:Eine Straβe für Rudi Dutschke.FU will Iltisstraase nach dem Studentenführer,21.04.1998; Ahne,Petra:Drei Dahlemer Wege erinnern an Boxeraufstand.Uni-Mitarbeiter fordern neue Straβennamen,07.01.1999; K
rting,Katharina:Aktion gegen Verherrlichung des Deutschen Militarismus:Drei Straβen symbolisch umbenannt,19.06.2000; Raabe,Mathias:Neuer Vorstoss:SPD will Strassen umbennen.Statt des Kriegsschiffes soll der Name eines Theologenen aufs Schild,30.05.2001,der.:SPD und Grüne wollen Treitschestrasse umbennen.Der Name des Antisemiten soll verschwinden,18.02.2002; Eltzel,Birgitt:Chrisdemokraten schliessen eine Umbennenung nicht mehr aus.Umdenken in der CDU zur Treitschkestraβe,15.11.2007. (39)Ahne,Petra,Berliner Zeitung,07.01.1999. (40)Ibid.. (41)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二点：a“1933至1945年，如果街道是以民主政体敌人，同时也是纳粹意识形态和暴力统治的思想政治先锋与捍卫者，或出于政治原因以地点、事物、事件、组织、象征物或其他类似物命名的街道，允许移除名称”；b.“1945年至1989年……同时也是斯大林暴力统治、东德政权以及其他共产主义不法政权……允许移除名称”。Ausführungsvorschrift zu § 5 des Berliner Straβengesetzes(AV Benennung)vom 1.7.2011.In Amtsblatt für Berlin Nr.35/11. (42)此处援引的原文来自《道路法》第五条实施细则2005年修订版，Ausführungsvorschrift zu § 5 des Berliner Straβengesetzes(AV Benennung)vom 29.11.2005,in ABI.Nr.L 21 vom 28.04.2006.S.1559。但在2000年6月19日卡塔琳娜·科廷(Katharina K
rting)的报道中已经提及有关方面正在着手修改相关实施细则。 (43)1999年举行的包括40位教授在内的300名自由大学教职工参与的要求更名的请愿行动中，华人物理学家、自由大学教授孟大中也参与其中。参见彼得拉·阿赫内(Petra Ahne)1999年1月7日及科廷(K
rting)2000年6月19日的报道。 (44)Ahne,Petra,Berliner Zeitung,07.01.1999. (45)Dossier:Straβennamen mit Bezügen zum Kolonialismusin Berlin,Berlin 2008.S.1.以及Raabe,Mathias:Berliner Zeitung,30.05.2001。 (46)有关附近居民对于社民党的更名计划态度，参见马蒂亚斯·拉伯(Mathias Raabe)在2001年5月30日的相关报道。 (47)Raabe,Mathias,Berliner Zeitung,30.05.2001. (48)当年二月自由大方面提出要以本校或与本校有渊源的名人命名周边的六条道路：即将伊尔提斯路更名为鲁迪—杜契克路，兰斯路更名为弗里德里希—梅内克路，大沽路更名为詹姆斯—弗兰克路。但区基民盟党团主席却明确表示：“我认为我们党内多数人不赞成鲁迪·杜契克这一名称。”而基民盟方面所要求更名需得到当地住户同意也只是托词，因为这三条道路所在的区域属于自由大，除了伊尔提斯街上有一栋私人房屋外，其他建筑物均为自由大的各类机构。参见安德烈亚斯·科皮茨(Andreas Kopietz)在1998年4月21日的相关报道。 (49)Raabe,Mathias,30.05.2001. (50)Ibid.. (51)Lee,In Steglitz tobt der Straβenkampf 以及Eltzel,Birgitt,Berliner Zeitung,15.11.2007。 (52)必须指出，该意向书的出发点并非本文所涉及的三条殖民主义道路，而是在区内另一条引发更大争议的特赖赤克路(Treitschkestr.)。该条道路是为了纪念著名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赤克而命名的。从绿党给出的回应攻击的公开信来看：一方面强调：由于基民盟和自民党始终无意变更道路名称，而这种状况又因议会政党席次分布的原因至这一届任期结束都不会发生变化，因此强行推动路名变更并不现实；另一方面，绿党方面同时也坦承和原盟友的社民党之间存在分歧：指责社民党不愿意以书面形式明确道路变更的种种诉求，而这是绿党一直想要达成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绿党务实地选择与基民盟达成文化政策协议，但同时亦表态，“不放弃变更道路名称的可能”。参见绿党方面就与基民盟达成记忆文化政策执行协议的说明暨对社民党指责的公开回应("Offener Brief von Bündnis 90/Die Grünen Steglitz-Zehlendorf")：http://www.gruene-neukoellnde/?id=84(2014年6月20日访问)。 (53)Konzept zur bezirklichen Erinnerungskultur für Steglitz-Zehlendorf:全文参见斯—策区联盟90/绿党官网：http://gruene-suedwest.de/userspace/BE/kv_steglitz-zehlendorf/Dokumente/Antrag_Erinnerungskultur.pdf(2014年6月12日访问)。 (54)Konzept zur bezirklichen Erinnerungskultur für Steglitz-Zehlendorf. (55)事实上，在此之前，社民党始终未放弃通过寻求“更有象征意义名称”以达成区内道路“去殖民化”目的的追求：例如，在柏林社民党的官网上至今仍可检索到2010年4月提交的更名申请(申请号：1466)：申请将大沽路更名为康拉德·楚泽路，理由是借德国计算机先驱康拉德·楚泽(Konrad Zuse)诞生100周年，加之柏林康拉德·楚泽信息技术中心位于大沽路7号，故要求变更路名，以资纪念。原文详见斯—策区社民党官网：http://www.spd-fraktion-steglitz-zehlendorfde/anfragen-antraege/103-umbenennung-der-takustrasse-inkonrad-zuse-strasse-antrag-drs-1466.html(2014年5月26日访问)。 (56)这一看板是由斯蒂格利茨—策棱多夫文化局统一为区内历史文化纪念地所设立，而其刊载的具体内容可以从斯—策区文化局官网获得：http://www.kultur-steg,litz-zehlendorf de/content/stele_lans_taku_iltis.pdf(2014年4月23日访问)。 (57)Leutner,Mechthild,Takustraβe,Iltisstraβe,Landstraβe. (58)Azaryahu,Maoz,German Reunif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reet Names:the case of East Berlin,in Political Geography(1997),Vol.16,No.6,pp 479-493. (59)该阵亡将士纪念碑于1912年被树立于汉堡最大的圣米歇尔教堂内。2000年前后出现了有关这一纪念碑的巨大争论。 (60)陶家俊：《思想认同的焦虑——旅行后殖民理论的对话与超越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3页。 (61)[荷]克里斯·洛伦茨：《从历史到记忆——近代史学的时空架构与记忆研究的兴起》，张文涛译，《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8—31页。 (62)Jansen,Jan C.,Jürgen Osterhammel,Dekolonisation,München:2013.S.124-126. (63)Gründer,Horst,Deutscher Kolonialismus Zwischen deutschem Sonderweg und europ
ischer Globalisierung,in: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90-1914,S 143-155,hier:S.145ff.瓦特贝格是今天非洲纳米比亚的一个地名，1904-1908年爆发了纳米比亚当地土著的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反抗德国殖民者的起义。瓦特贝格战役是发生于1904年的一场重要战役，纳米比亚土著不仅在战斗中遭受了严重的人员损失，而在随后的逃亡中又遭到德国殖民者的围捕，被逼入沙漠地带，人口急速缩减。因而被视有组织的“种族灭绝”。 (64)Sabrow,Martin,"Historischer Exorzismus":Geschichtswissenschaftler Martin Sabrow über Redlichkeit im Nationalsozialismus,Gerechtigkeit gegenüber Antisemiten und Debatten über Straβennamen in deutschen St
dten.In:Spiegel,2014(6). (65)Azaryahu. (66)温德和克是纳米比亚首都；吕德里茨则是该国著名港口城市。 (67)报告原题为《过去—超越历史的时间维度》(Vergangenheiten-
die Zeithorizonte der Geschichte)，是奥斯特哈默在7月19日德国联邦总理默克尔60岁生日招待会上所作的报告，《法兰克福汇报》全文转载时有少量删节。Jürgen Osterhammel,Rede auf Angela Merkel:Sehr geehrte Frau Bundeskanzlerin,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14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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