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指向分析的发展历程与研究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义论文,发展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义指向分析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通过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我们认为，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随着语法分析方法的改进和理论的多元化，学界对语义指向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1)朦胧阶段，即从《马氏文通》问世到60年代初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的出版；(2)萌芽阶段，即从60年代初文炼(1960)、李临定(1963)提出“说明”的概念，到80年代中期刘宁生(1984)提出完整钓“语义指向”概念；(3)探索阶段，即从刘宁生(1984)首次使用“语义指向”术语到现在。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反映了学者们对语义指向认识的不断深入。
一 朦胧阶段的语义指向问题
对句子构成成分的语义关系，传统训诂学就已有相当多的分析。汉语语法学创始之初的一系列语法学著作也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讨论。
1.1早期古汉语语法著作的句法分析和语义解释
《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写作的“本旨”表明该书是较为重视句读成分的句法分析的。不过，《文通》还注意到字（按：即词）的句法功能和语义结构不对应的情况。例如《实字卷之六》对状字下的定义是：“状字所以貌动静之容者”，“状字之于动字，亦犹静字之于名字，皆所以肖貌者也”，“状字之状动字其常”。《文通》的界说是以拉丁文法为参照。汉语中有状字不直接说明动字的情况，《文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例如：“‘去病大为中孺买田宅奴婢而去。’‘为中孺’三字，司词与其介字，是为一顿。‘大’字本静字也，用如状字以状之。盖去病之买田宅奴婢，皆为中孺之故，故‘大’不状‘买’字，而状‘为中孺’三字”。按照《文通》的界说，“大”应当是修饰“买”的，马氏的分析显然溢出了他的定义范围。类似的情况还反映在《文通》代字卷对“皆”类词的认识上。若根据句法功能，这类词应归入状字。但《文通》把它们归入代字，因为《文通》给代字下的定义是：“代字者，所以指名也，文中随在代名而有所指也”。在马氏看来，如果将这类宇归入状字，则与“状字所以貌动静之容”不符。这恰恰说明语法结构关系与语义结构关系有时是难以协调的。《文通》的分析与今天的语义指向分析有相似之处，只是《文通》没有把句法关系和语义关系区别开来。
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也注意到了结构与语义不一致的现象。如《高等国文法》副词章对表态副词下的定义是“表动作之态或静止之度者”，意即副词修饰动词或形容词，表示状态或程度。但杨氏在分析“由名词转来的表态副词”时，却根据它们在句中的语义关系分出了四类：（一）表示主语动作之态度以他物拟似主语；（二）表示主语自身所用之方法或关系；（三）表示对待他人之态度以他物比拟宾语；（四）表示对待他人之态度说明其关系或态度。在对待名词用作状语的问题上，周法高采纳了杨树达的分析方法。《中国古代语法·造句篇》（上）对“副语”（今状语）下的定义是“所谓副语，通常是指放在述语的前面来修饰述语的成分”。从句法角度看，这是正确的。但周氏在分析“名词或（形容词＋端语）作副语”时不自觉地和杨氏走到了一起。他认为名词或（形容词＋端语）放在述语前面修饰述语，可以有几种含义，其中之一是表所拟。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和主语有关”，包括杨氏的第一类和第二类；二是“和宾语相关”，即杨氏的第三类。按周氏的归类，杨氏第四类也宜归为此类。今天看来，杨氏的一二类以及周氏的所谓“和主语有关”即今天的“语义指向主语”，杨氏的三四类和周氏的所谓“和宾语有关”即现在的“语义指向宾语”。
1.2早期现代汉语语法著作与语义指向问题
受欧洲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我国于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现代汉语语法学奠基作《新著国语文法》，40年代又先后出现了吕叔湘、王力、高名凯各具风格、各成体系的三大著作。50年代初受美国描写语言学影响则产生了丁声树等著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些语法著作都对后来的汉语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虽特别强调句子的结构关系，但在分析具体语言事实时也都没有完全置语义于不顾，有的著作甚至恰是以强调语义为特色，如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注重挖掘汉语本身的特点，把汉语句子归纳为“能愿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紧缩式”等。作者对各式的语义关系也多有论及。如使成式（即动补短语做谓语的句子），作者不仅对做补语的词语按词性分类，还对补语的语义所指作了辨析。例如形容词做补语，其语义所指即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使受事者成为某种状况”（即补语指向动作的受事者），二是“使主事者的行为成为某种状况”（即补语指向行为动作本身）。动词做补语的句子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主要动词的动作所使成的情形，是受事者所遭受的”（即补语指向受事者）；二是“主要动词的动作所使成的情形，是主事者所遭受的”（即补语指向主事者）。此外，作者在副词一节对“范围修饰”的“都”、“只”等的语义分析也是耐人寻味的，作者在此处使用的“指明”、“指示”概念已经很接近后来的“语义指向”了。
由于早期语法著作在揭示句子结构的规律时，也注意到了句法关系与语义关系有时并不对应的事实，因此发现了许多有趣的语言现象。例如黎锦熙对“逻辑的主语之省略”的分析。在黎氏看来，像“这酒太淡”、“这棵枫树的叶子都红了”这类句子，从逻辑上看是省略了主语，所留的只是“领位名词”，而习惯上又把“领位名词”当作主语而不觉得有所省略。但事实上前者是说“这酒的味太淡”，后者是说“这棵树的叶子的颜色都红了”。黎氏还发现这类句子有时会产生歧义。譬如“他现在很好”这个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中至少有三种解释：(1)他现在的境况很好，(2)他现在的身体很好，(3)他现在的品质很好。
赵元任(1948)被认为是汉语描写语法学派的奠基石，注重形式分析。但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用了“谓语的动作方向”的概念，以此来说明“鸡不吃了”有两种解释的原因是“吃”的动作方向不明确。当“吃”这一动作的方向向外时（按：指向句外的受事“食物”），表示的意思是“鸡不吃食了”；当“吃”这一动作的方向向内时（按：指向句内的受事“鸡”），表示的意思是“人不吃鸡了”。丁声树等(1961)的不少观点源自赵元任的说法，该书重形式轻意义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如对五种基本结构的描写基本上只停留在揭示结构的组合关系上，对这些结构的语义解释反比先于它的其他语法著作逊色。但副词章则没有拘泥于副词句法功能的说明，而是把重点放在不同情况下的语义关系上。作者对“都”、“只”、“又”、“再”、“还”、“也”、“就”、“才”以及次动词（介词）的分析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早期的语法学著作也重视语义结构，并且注意到了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有时并不对应的事实。只是这些著作未曾对这种语言现象作进一步的思考，所作的分析也只是局限于一些具体的语言事实，对这类语言现象的分析往往就事论事，随兴所至，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概括。
二 萌芽阶段的语义指向分析
无论传统语法背景，还是结构主义理论背景下的汉语研究，完全不考虑语义因素，单从结构关系入手去寻求语法规律是很困难的，至少是不全面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结构主义语法分析方法重形式轻意义的消极影响，意识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重要性，句法结构中的语义问题遂成为人们自觉思考的理论问题。胡明扬(1958)、文炼(1960)率先从理论高度论述了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语义指向分析随之进入萌芽阶段，人们开始重视语义指向现象并先后出现了名异实同的四种说法。
2.1语义关系“说明”说
文炼(1960)针对当时学界对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认识上的分歧，有意识地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阐述了同一形式可以表示不同的意义、同样的意义也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示的语法原则。例如“主——谓——宾——谓（重用）——补”格式中的补语可以是“说明”宾语的，也可以是“说明”主语的。稍后，李临定(1963)在讨论带“得”字的补语句的语义关系时也使用了“说明”一词。他说：“大致说来，补语或者对主语有所说明，或者对宾语有所说明，或者对动词、形容词有所说明；对动词、形容词有所说明时，或者说明动作、变化、状态、属性的程度，或者说明程度以外的其他情况”。同早期类似情况的分析相比，二位先生的分析显然理性多于感性。文炼论述的就是语法学中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问题，其特点在于自觉地而不是就事论事地从形式与意义的关系中发现问题。李临定则是从系统论的角度对“得”字补语句中补语的语义指向作了初步的归纳。
2.2语义关系“指向”说
作为动词意义的“指向”一词，吕叔湘(1966)就已提出来了。吕先生在文中通过对动形组合和形动组合的比较，认为“动形组合的作用是表示某一事物通过这一动作取得某种性质或状态，‘形’指向有关的事物，而形动组合的作用只是用‘形’来说明动作，不联系事物”。他在对比“动＋形”和“动＋得＋形”这两种格式时，又说“动＋得＋形”中的“‘形’所着重说明的则多数为前边的名词（如‘水烧得热’），少数为前边的动词（如‘你来得巧’）”。吕先生在文中对同一现象同时使用了两个术语：“指向”和“说明”。如果说吕先生在该文中的“指向”和“说明”仍是就事论事的话，那么他(1979)的“指向”则负载了理性的思考。吕先生在文中专辟一节讨论了这样的情形：“论结构关系，A应该属于B，但是在意义上A指向C”。因为该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汉语语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何以成为问题”，故作者对这种情形并未进行深入的讨论。但“指向”说却引起人们进一步思考并在语法研究中自觉运用。沈开木(1983)就是在吕先生的启发下写成的。
2.3语义关系“作用点”说
“作用点”一说是胡树鲜(1982)提出来的，他从副词语义的变化与句子重音的关系的角度入手，考察一些副词在句中的语义变化。文章通过对副词“还”的语义变化的分析，证明在“还”字句中，句子重音移动，语义变化的特点都是“增加”，它的“增加”义可以对句中不同位置上的词语发挥作用，即“还”在句中可以作用于不同位置上的词语，换言之，“还”有多项作用点。文章在分析“还”的多项作用点的基础上对现代汉语有多项作用点的副词分类进行了探讨。
“作用点”这一术语其实质与语义指向分析是一致的。胡树鲜把与表达相关的诸如重音、焦点、预设等因素纳入讨论的范围，使语义指向分析更具实践价值。
2.4“语义指向”说及语义指向分析方法的确立
“语义指向”作为完整的语法术语是刘宁生(1984)提出的。他分析了由“在”组成的介词结构在句首的语义指向，指出“在……”在句法上是全句修饰语，但其语义指向并不一致，可以指向谓语，也可以指向主语。尽管某些看法尚可商榷，但句法成分间的这种语义关系至此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称呼。
邵敬敏(1987)对20世纪80年代副词研究的新突破进行了评述，从方法论的角度总结了语义指向分析的作用。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副词研究有四个方面的突破，其中有两个方面与语义指向分析有直接的关系，即“对副词语义指向而引起的歧义的研究”和“对语境影响副词的语义指向和句式结构的探索”。这篇评述使“语义指向”这一术语得到语法界的广泛认同。此后，许多学者便自觉采用语义指向的分析方法来分析汉语语法现象，形成语义指向分析的热潮。
三 语义指向分析的多侧面探索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语义指向分析方法得到学界的广泛接受。语义指向分析随之进入探索期，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语义指向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考察。整体看来，对语义指向的探索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是运用语义指向分析法对语言事实做具体的分析，力求探寻其句法和语义上的对应规律；二是从理论上对语义指向本身进行探讨，力求说明其产生的背景、性质和内涵、对象和范围、表现形式以及在语法分析中的作用等。
3.1初具规模的语义指向事实研究
语义指向分析目前基本上集中在状语和补语的研究上，包括一些表范围、程度或否定的副词，以及作状语的某些介词短语，等。少数文章论及助动词以及复杂谓语或特殊句式的语义指向问题。
3.1.1副词的语义指向研究
副词语义指向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同时引进了蕴涵、焦点、预设、句重音、辖域等语用概念。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表示范围或关系意义的副词以及否定副词的否定中心和否定范围上。
最早运用语义指向观念对副词进行研究的学者有胡树鲜(1982)、沈开木(1983)、马真(1983)等。涉及到的副词有“最”、“只”、“就”、“也”、“都”、“才”、“全”、“互相”、“分别”、“又”，等。这些文章有的尝试从语义指向角度对副词重新进行分类，如胡树鲜(1982)、李运喜(1993)；有的系统归纳个别副词的语义指向规律，如肖辉嵩(1984)、邵敬敏等(1985)、刘宁生(1987)、杨亦鸣(1988)、陈子骄(1996)；有的对有相同意义的副词从语义指向的角度进行辨析，如周小兵(1991)、陈伟琳(1998)、陈小荷(1994)；有的对副词在不同语境下的歧义现象进行了探讨，如沈开木(1983)、雷启良(1999)、杨亦鸣(2000)。在否定副词方面，沈开木(1984)首次将“焦点”和“预设”引入副词“不”的否定范围和否定中心的研究。此后，否定句的研究也成为语法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吕叔湘(1985)、陈平(1985)、饶长溶(1988)、钱汝敏(1990)、史锡尧(1995)、沈家煊(1993)、袁毓林(2000a、2000b)从不同角度拓宽了否定句研究的范围，将否定句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邵敬敏(1990)、段业辉(1992)有较多的理论思考，其中邵敬敏提出的“指”、“项”、“联”理论对探究副词的语义指向尤有启示意义。
3.1.2状语的语义指向研究
较早用语义指向的概念对状语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刘月华(1983)，作者把描写性状语分成M1、M2、M3三类，根据三类描写性状语的语义特征，考察其在句中的语法位置，找出不同类别的描写性状语的句法及语义指向规律。此后，徐复岭(1986)讨论了连动短语前的状语语义指向问题；张力军(1990)、董金环(1991)从形容词状语的语义特征入手探讨了它们的语义指向规律；张爱民(1996)将形容词重叠式作状语与作其他成分的语义指向作了比较；郑贵友(1995、1996、1998)、侯友兰(1998)引入“系”的概念将形容词状语纳入句法框架中进行考察。讨论状语语义指向的文章还有张国宪(1991a)、李子云(1993)、张世才(1999)。可以看出，对状语语义指向的研究是多角度、多侧面的。
考察一个结构整体在句中的语义指向问题的最早的学者是刘宁生(1984)。但以结构为单位讨论语义指向的文章似乎并不多见，而且大都集中在处所短语尤其是“在”字组成的结构上，如齐沪扬(1994)、喻咏梅(1993、1999)、金昌吉(1995)、崔希亮(1996)。古川裕(2000)讨论了“跟”字与句中动词相关的起点指向和终点指向，并尝试从认知角度对起点指向和终点指向之间的转换进行认知解释，并把与动词所表动作相关的方向问题也纳入语义指向研究的范围，扩大了语义指向的内涵。
3.1.3补语的语义指向研究
对补语语义指向的认识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文炼(1960)、李临定(1963)对“得”字补语句的讨论。吕叔湘(1986)对“主十动＋补＋宾”句式中补语跟主语或宾语（包括含动补结构的“把”字句和“被”字句）有语义关系的句子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揭示了动补结构的多义性。作者把这种句式中成分间的语义关系归纳为十六种，认为补语跟主语或宾语的语义关系“不妨说是有一种主谓关系”。这一认识对动补结构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述补结构内部的语义关系问题一时成为语法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讨论主要集中在动结式方面。张国宪(1988、1991b)尝试从配价角度对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进行探讨，还讨论了结果补语语义指向的形式标志。陆俭明(1990)讨论了“动＋形＋了”述补结构中形容词补语的语义指向规律。马真、陆俭明(1997)把形容词充当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具体归纳为十种。崔承一(1991)用语义指向分析手段将述补（结果）宾谓语句的语义结构总结为十一种类型。其他如詹人凤(1989)、朱子良(1992)、李小荣(1994)、王红旗(1993、1996)、森山美纪子(1999)。
3.1.4语义指向研究范围的拓展
随着研究的深入，语义指向研究的范围也有所拓展。如定语的语义指向问题，人们早就有所认识，但以前没有具体研究的文章，丁凌云(1999)可说是一个开端。姚汉铭等(1992)对助动词的语义指向作了一些初步研究。汤建军(1990)、汤建军等(1996)把语义指向分析用于古汉语研究。邵敬敏(1990b)结合语义指向分析探讨了“比”字句的结构规律。此外，邵敬敏(1987、1991)、卢英顺(1995)、陆俭明(1997)还讨论了运用语义指向分析方法分化歧义句式的问题。这些都扩大了语义指向的研究范围，对进一步探索语义指向规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综观二十年来的语义指向研究，尽管各个方面的研究不太均衡，但很多领域都已经涉及到了，语义指向研究可以说初具规模。
3.2多角度的理论探讨
语义指向作为一种理论方法自其确立至今，人们就不断探讨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3.2.1语义指向分析产生的理论背景
语义指向是语法的语义平面讨论的内容，这一研究方法的形成显然与学界对语义分析的重视分不开。陆俭明(1993)认为语义指向分析方法是汉语语法界引入菲尔墨(C·J·Fill-more)的“格”语法理论，并结合汉语的特点，应汉语语法研究的需要而产生的。他后来(1997)又有所补充，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语法研究很好地贯彻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原则的一种结果，也受到菲尔墨格语法理论的影响。王红旗(1997)专文论述了语义指向产生的原因，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句子结构层次观念的普及，二是对语义关系在句法结构中的地位的正确认识；并认为，只有具备了这两方面的学术素养才可能解释清楚句子中语义与语法之间的种种不对应现象，语义指向分析才成为可能。周刚(1998)持类似观点。
根据对早期语法学著作的考察，我们认为，层次观念的普及、对句法结构中语义关系地位的正确认识以及国外相关句法理论的引介固然对语义指向分析的具体化、理论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但语义指向的实质是词的线性排列反映的语言结构的层次性和语义的多维性的矛盾统一，以及成分间语义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对立统一。这也是早期语法学著作虽未明确提出语义指向概念，却一直有这方面的实践的客观基础。
3.2.2语义指向的内涵
语义指向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虽然在语法学界已有共识，但对什么是语义指向、语义指向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等问题，语法界却意见分歧。范晓、胡裕树(1992)，胡裕树(1994)认为语义指向是指句子中词语在语义平面上支配或说明的方向。卢英顺(1995)则认为语义指向指的是句法结构的某一成分在语义上和其他成分（一个或几个）相匹配的能力。沈开木(1996)认为是一个词指向它的对象的能力或特性。陆俭明(1997)认为语义指向指的是句中某一成分在语义上跟哪一个成分相关。王红旗(1997)把语义指向看作是处在句子的同样句法位置上的具有同样语法性质的词语，可以同句子的不同句法成分发生语义联系的现象，是句法成分的语义关系同语法关系不对应的现象。周刚(1998)认为语义指向是指句子中某一个成分跟句中或句外的一个或几个成分在语义上有直接联系，其中包括一般所认为的语义辖域。
以上学者对语义指向下的定义虽然表述各异，但都承认语义指向的基础是句子成分间的语义联系。然而这些定义都还无法解释这样一些问题：语义指向究竟涉及哪些因素？有语义关系的成分间，哪个是主体，哪个是客体，即究竟哪个指向哪个？有语义关系的成分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3.2.3语义指向研究的范围
目前对语义指向研究的范围存在四种意见：(1)以研究的需要来确定范围，如动词是否应包括在语义指向研究的范围之内要根据研究的需要来定；(2)以形成不同语义联系的位置来控制语义指向研究的范围；(3)语义指向只研究非直接成分之间存在的语义联系；(4)比较宽泛，凡有语义联系的结构单位都可进行语义指向分析。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有范晓、胡裕树、卢英顺、陆俭明。范晓、胡裕树(1992)根据三个平面的要求，认为“动词有个方向的问题，状语、补语也有个语义指向的问题”。卢英顺(1995)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认为定语也有语义指向问题，主张根据需要，动词也可作语义指向分析。陆俭明(1993、1997)则认为谓语动词的指向问题属于格关系，补语、修饰语（特别是状语）、谓语三种句法成分的语义指向值得考察。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沈开木、王红旗。沈开木(1996)对语义指向的范围限定甚严，认为“在现代汉语里有‘语义指向’的词语只有‘不’‘也’‘都’‘全’等几个”。王红旗(1997)倾向于严格使用“语义指向”概念，认为应该“把指向成分的句法位置限定在可以形成不同语义联系的位置上，这些句法位置主要是补语、状语，其次是定语和复谓结构中的第二个谓词性成分”。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以周刚(1998)为代表。他认为语义指向分析着重于句法关系和语义关系不一致的语法现象，即主要考虑句法上非直接成分之间所发生的语义上的直接联系。持第四种观点的学者以詹人凤(2000)为代表。他认为凡有语义联系（包括词语组合而形成的语法意义）的结构体都可以进行语义指向分析，包括主谓结构内部的表述关系、述宾结构内部的支配关系、联合结构内部的联合关系、偏正结构内部（含述补结构）的限定关系，都包括在语义指向分析的范围之内。
可见，对语义指向研究的对象或范围，语法界还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与对语义指向本身的认识，即什么是语义指向、其实质是什么看法不统一有直接的关系。
3.2.4语义指向的表现形式
由于对语义指向的本质及语义指向的范围等一系列问题至今缺乏统一的认识，对词语的线性组合和表达意义的多维性既对立又统一的特点在外部形式上的规律性的揭示也就比较薄弱。尹世超(1988)、邵敬敏(1990a)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尹世超把结构关系与语义指向不对应或不完全对应的情况分为五种类型：反向式、同向差式、单复式、层次差式和内外差式，各种类型又可分若干小类，共分出十六种小类。邵敬敏则从复杂多样的副词的语义关系入手，提出“指”、“项”、“联”的观念：“指”是副词语义联系所指的方向，“项”指能跟副词在语义上发生联系的数项，“联”指副词在语义上同时联系的对象。综合运用“指”、“项”、“联”的观念，有助于对副词的分类和运用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对研究句子其他成分的语义关系也富有启示意义。
3.2.5语义指向分析的作用
事实说明，语义指向分析确实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多层面立体研究汉语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对此，邵敬敏(1987、1991)、范晓、胡裕树(1992)、卢英顺(1995)、沈开木(1996)、马庆株(1999)等都有所论及。陆俭明(1997)、周刚(1998)则具体概括为六个方面：(1)可以进一步帮助分析句子的语义结构，揭示语义结构的特点；(2)可以进一步帮助分化歧义句式；(3)可以帮助解释某些句法结构的语法意义；(4)可以帮助说明某种语言单位具备不具备某种语法功能的规律；(5)为解释某些语法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角度；(6)有助于开阔语法研究的思路，拓宽语法研究的视野。
四 语义指向研究展望
一个句法结构里总是同时并存着两种语法关系：显性语法关系和隐性语法关系。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法学界的共识。人们面对的客观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们用以表达丰富多彩的客观世界的语言也形式复杂。对句子各层次上的成分如何构成信息结构进行规律性的揭示，这正是语义指向研究的目的。目前来看，语义指向的研究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研究的范围囿于一些典型结构和典型词类上，有待拓宽；对一些理论性问题的认识还存在较大的分歧，更不用说建立一个完整的语义指向理论体系。鉴于此，我们认为今后的研究宜突出如下三个方面。
1.结合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拓展研究的范围，使其更具实践价值。
2.在大量的事实描写的基础上，总结规律，进行更多的理论思考，逐步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适合汉语特点的语义指向理论体系。
3.加强语义指向的应用研究，使其与中文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相结合。对外汉语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语义结构规律的研究水平，语义指向研究拓宽了语法研究的领域，因此，它无疑将为推动语法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