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西16世纪商业资本的不同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试论论文,资本论文,命运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0)05-0055-09
16世纪，在欧亚大陆的两岸，封建社会的母体内部都躁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然而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最终使西欧跨入近代工业文明。中国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最后却淹没在封建社会的汪洋大海。300年后，显现在我们面前却是这样的一幅画面：西方工业文明的“船坚炮利”对清朝农业文明的“大刀长予”，令人唏嘘不已。世界各国历史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同是资本主义萌芽，一个促使封建社会瓦解；一个为封建社会所吞噬。
一
16世纪，中西方几乎同步呈现出商业资本繁盛的局面。在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繁荣，首先是商业生产的发展。在英国，有其西部、东盎格里亚和约克郡西区三大纺区，密德兰的食品加工，密德兰、东盎格里亚以及西北区的奶酪品制造，约克郡和密德兰西部的铁器制造。在法国，有巴黎及周围地区的奢移品制造，佛兰德尔地区的毛纺业，诺曼底的麻纺业，西南部的葡萄酒酿造业。在尼德兰，有南部不拉奔等地区的毛纺业、麻纺业，北部的荷兰、西兰等地区的纺织业、奶酪业品制造以及鲱鱼捕捞等，这些有着地区特色的手工业，其产品一般都面向整个西欧市场的。
16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尼德兰的安特卫普是西欧贸易中心和商品的集散地。此地的港口商船云集，英国大部分的出口呢绒，德国的金属制品，德法两国的酒，西班牙的羊毛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小麦，都来这里成交。每年输入安特卫普的商品总值达160万金克朗。安特卫普是欧洲的一个金融中心，市内银行林立，欧洲各国纷纷派代表来此贷款。
16世纪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关口，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明中后期，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有地区特色的手工业中心。杭州的纺织业，苏州的丝织业，松江的棉织业，饶州的瓷器制造业等以外销为目的其他行业。物产的丰富，促使城市商业日益繁荣起来。杭州“内外衢巷绵亘数十里，……民萌繁庶，物产浩穰”，达到“车毂击人肩摩”[1](p19)的繁荣境地；汉口汉阳是“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2](p19)。全国其他城市如广州、成都、福州、嘉兴、直沽等城市，商业也相当繁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地域性商帮，如徽商，晋商，闽商，粤商，关陕商，江右商等，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谢肇在《五杂俎》卷四告诉我们：“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贡耳。”
以民间往来为主体的海外贸易，也展现出广阔前景。沿海居民私自造船出海贸易，交结番商。东则朝鲜，东南至琉球、吕宋，南到安南、占城，西南则达满刺加、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菲律宾群岛中部的巴拉望、民都洛，南部的苏禄、棉兰老、宿务等各岛，都有中国商人来往贸易。马来半岛上的满刺加是华人的一个重要贸易据点，当地国王专设一名中国人来担任港口管理员。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海商的私人资本积累和贸易规模都超过了前代。亦商亦盗的海上豪强，往往组建拥有数百乃至上千船只的船队，在海外设基地，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海上商业团体。其中著名的有王直，闽广的林道乾、林凤等。王直在日本肥前的平户建立基地，自称“徽王”。中国商船云集此地，来往不绝。林凤在广州也有几百艘船。沿海地区迅速兴起了一批商港，成为私人贸易的中心。著名的海港有浙江舟山的双屿港、福建漳州的月港、泉州的安平港、广州的南澳港等。漳州月港发展很快，“每岁孟夏之后，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与之商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47个之多，号称“闽南一大都会”。明政府在月港设税关，年收关税近3万两。
马克思在研究欧洲历史后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开始的。因为资本“积累的第一个条件是资本家能够卖掉自己的商品，并把由此得到的绝大部分货币再转化为资本”[3](p182)。商业资本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资本主义本身发展过程来看，特别是在西欧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时期，商业资本曾“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4](p376)。商业资本曾经使自然经济解体和市场扩大，从城市到乡村，从国内到国外。同时也促使小生产者破产和货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
需要说明一点是：商业资本并不意味着能直接过渡到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尤其是后者，可看作很好的例证）。但是，从资本主义本身过程来看，没有革命性的，活跃的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就不能顺利（甚至可以说不能）跨入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列宁曾说过“资本主义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5](p186)。商品流通，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的起点。16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商业资本通过为手工业者提供原料，购买其产品，运到外地销售，又带回本地所需的产品，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可以说商业资本是工业资本的前驱。然而，商业资本在中西方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
二
西欧把握住了时代脉搏，抓住了机遇，使商业资本充分地起到工业资本先驱的作用，为资本主义生产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并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商业资本的发展在16世纪的西欧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得到多方面的善待，能够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首先，商业资本在经济上有着良好的社会土壤和巨大的推动力。众所周知，16世纪，与明朝高度发展的封建农业经济相比较，西欧农牧业经济水平不高，生产不能自足。西欧农业生产水平尤其是生产技术水平相对低下。中国汉代就已经推广了铁犁，而中世纪的欧洲人还在使用木犁；中国早在汉代便有了条播机，欧洲人18世纪才发明这种农具；当中国已进入轮作复种阶段，欧洲农业还处在休耕制阶段；中国早就家禽舍养，而欧洲人却长期实行放牧。西欧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对中世纪的农业也不利。西欧地处中高纬，北部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南部是地中海式气候，雨热不同期，是西欧气候的典型特点，不利于需要高温高热的高产淀粉作物的生长。就土壤而言，西欧偏北部土壤酸性较重，肥力较低。其余大部分肥力尚可，但由于降水量冬季偏多的缘故，使得土壤排水性能力差，造成沼泽低地遍布，或者土地粘性过强而难于翻耕。在这些条件下，西欧农业生产水平低。就西欧谷物单产量来说，中世纪很低，如英国1400年时每英亩6至9蒲式耳（约25～35公斤）之间[6](p39)。即使到了17世纪，西欧谷物单产也未有很大提高。如法国，在巴黎和阿尔萨斯等地区，收获物可7至10倍于种子，但其南部的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却仍为1:3至1:6不等，伯利地区甚至只有1:2[7](p39)。对照一下中国当时江南地区，西欧便相形见绌了。
正因为如此，为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西欧各国社会内部有一种强烈的与外界互通有无的冲动，即外张力。这种经济冲动对于商业资本来说，却是大为有利的，并为之提供了明朝中后期所没有的巨大推动力。在一个农牧业不发达，生产不能自足的社会中，担负互通有无的商业，就成为西欧各国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商人在社会中占有较高地位。没有商业流通和商人的活动，就不能调剂城乡的余缺，不能调剂地区间的物质流动，不能从外部输入生活资料，就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计。
生产不足，是中世纪西欧各种经济单位和经济范围的特点。中世纪西欧农民经济，领主经济不能自给自足，10～11世纪中小城市兴起，手工业、商业发展起来；随着生产发展，地区内部生产不足，地区之间便出现了较大的商业交换中心，于是14～15世纪大中城市兴起；西欧国与国之间交流也满足不了各国的需要，整个西欧深受生产不足之苦。例如由于西欧可供输出的商品很少，在与东方和东欧的贸易中，无法维持平衡。在波罗的海上许多东行的船只，常常因为没有货物而带着重重的压舱石空船航行[8](p43)。到了16世纪，商业资本主宰的商品经济，不仅是要满足社会生活需求，而且有一种积累更多货币财富，扩大生产的要求。然而，整个西欧金银匮乏，因此，西欧商人迫切要求发展国外贸易，希望赚取更多的货币财富。
西欧生产不足，以及西欧人要求更多金银，再加上奥斯曼土耳其堵塞了通往东方的贸易航道，这几个原因，就足以使我们不难理解西欧人为什么能千辛万苦地在波涛汹涌的，一连几个月不见陆地的海上漂泊，寻找通往东方商业航道的那股冒险进取的精神，如达伽马经由印度洋到达印度，哥伦布穿越大西洋发现美洲的壮举；同样也不难理解西欧人为什么能不辞辛劳地在荒山野岭、豺狼出没的莽原之中寻找金矿的那股执着狂热的激情，如科尔泰斯、皮萨罗等征服拉丁美洲的过程。当葡萄牙、西班牙从印度，美洲运回大量的黄金、宝石时，英、法、荷兰等国大为兴奋，于是民间纷纷以股份集资形式组建海外贸易垄断公司，英国在1553～1680年，有49个商业垄断公司，如莫斯科公司（1554年），勒凡特公司（1581年），东方公司（1579年）等，投资总额由1558年1万英镑增到1695年400万英镑。荷兰、法国各自也组织了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马克思曾说“贸易垄断公司是资本积累的强有力手段”[9](p258)。商业资本在海外这样一个广阔舞台上，发展得更快，犹如滚动的雪球，为英、荷等国滚回了越来越多的金银，为资本主义生产积累了大部分原始资本。
其次，西欧商业资本有王权支持。以英国为例，虽然在都铎王朝时期，王权得到空前的强化，但国王集权程度远不能与明朝皇权相比。英国议会制约着国王，特别是在征税权方面。因为由封建领主组成的议会，控制着征税权。国王要征税，就是要向他们征税，需得他们的同意才行，不然就会引起封建贵族不满，遭到抵制。由于中世纪国王没有常备军，一旦贵族叛乱，王权岌岌可危。因此，一般情况下国王在征税方面，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都铎王朝政务、宫庭开支主要是王室领地岁入，以及关税收入来补贴。随着王权强化，国王管理事务越来越多，开支日益增大，财政日见拮据，往往捉襟见肘。英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伊始，就对西班牙垄断美洲不满，想除掉其海军优势。但是，苦于财政不济，不能付诸行动。如果向贵族征税，有野心的贵族就会借机叛乱，将会打乱自玛丽一世之后自己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的政局。要想拔掉西班牙这个眼中钉，就只好开辟新的财源。当马丁·费罗比歇第一次西北航行（1576年）带回不少金砂矿石后，女王毫不犹豫地支持了他的第二次航行（1577年），投资1000英镑，成为最大股东，此次马丁·费罗比歇为女王带回更多财富，于是女王投资1350英镑，资助其第三次西北航行（1578年）。在女王亲密小圈子中，如权倾一时的莱斯特伯爵，国务大臣沃尔辛厄姆等都非常热衷于这样能够带回金银的探险活动，就连一向清高的财务大臣伯利勋爵（威廉·塞西尔）也在马丁·费罗比歇第三次西北航行中，投资100英镑[10](p21-23)。女王还亲自策划了德雷克、豪金斯环球航行，德雷克回英国的第一句话就是：女王她还活着吗？[11](p25-27)因为只要女王在，他就有强大的后盾。女王热情地接见了他，视察了刚返航回归停在港口里的“金鹿”号船只并授予德雷克爵士头衔，此次航行所得金条全归女王所有，女王把这些金条置于伦敦塔里，用来反对当时的霸主菲力普二世。女王不断授予商人特许权，而且她往往是一些贸易公司的最大股东，如在勒凡特公司（1581年），女王秘密投资42000英镑，占资金总额半数以上。
法国享利四世，荷兰王室也都曾积极支持“海外事业”。这种事业能给王室带来巨额财富，既可弥补财政空缺，又可自由地赏赐宠臣，无形中增加了国王的权威，王室何乐而不为呢？
另外，西欧中世纪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神权与王权的抗衡。这种抗衡为商业资本的发展提供了较为自由的空间，宗教改革又进一步解除“牟利”的禁锢。中世纪晚期，新兴的市民阶级愈来愈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神权与王权双方不时地拉拢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资产阶级牟利的经济活动，特别是起先处于劣势的王权。从西欧历史来看，王权的上升，国家中央集权化与市民阶级力量的上升几乎是同步的。这样，对商业资本来说，有王室支持，又有民间推动，上下团结一条心，其发展速度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激烈竞争的区域性国际环境，是西欧商业资本发展的又一动力。当时西欧各国经济水平相当，彼此之间虎视眈眈。西欧各国国土面积小，生存空间有限，物产不丰富。不如中国地域广大，如果有外敌入侵，其内部回旋余地较大。因此西欧各国求生存，图发展的压力很大。葡萄牙虽说是西欧航海事业的先行者，但却被西班牙于1580年吞并。伊丽莎白女王在位前期，时时担心英国不知何时就会成为西班牙，或者法国的附庸。用婚姻外交周旋于西、法两国之间，这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只有积累财富，使国家强大，才能抗衡西、法两强，国家富强，就意味着要拥有更多的金银。然而整个西欧金银匮乏，那只有在西欧之外寻找金银。当时西班牙就是因为拥有盛产金银的美洲，而成为西欧霸主。
最后，与16世纪的商业资本占优势的现实相适应的是，西欧各国大都奉行重商主义政策。
国内鼓励工商业发展，保护关税，限制进口，奖励出口，希求更多金银进口。在利益驱动下，各国在美洲、亚洲、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上展开争夺，西班牙菲力普二世在美洲实行垄断贸易制度，遭到英法荷等国强烈抗议。当英国海军力量不济时，为打破西班牙对美洲的垄断，政府授意下的“海狗”即海盗，不断抢劫西班牙运金银的船只，袭击西班牙港口，进行走私贸易，打乱其海上运输线，英人称之为“烧西班牙国王的胡子”。迫不得已，西班牙不得不派遣海军进行海上护航。为了保护从事殖民地贸易的商人获取暴利，欧洲家国对殖民地实行垄断贸易，不准其他国家插手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的一切贸易往来。矛盾升级就是发动商业战争，争夺商业霸权。西班牙打败葡萄牙，而英国1588年消灭西班牙“无敌舰队”；并在17世纪通过三次战争打败“海上马车夫”——荷兰；18世纪，英国又通过一系列战争击败了法国，最终拥有了海上霸权，从而执掌商业霸权之牛耳。在16世纪工场手工业时期，争夺商业霸权具有重要意义，“商业上的霸权造成工业上优势”[9](p258)。掌握了商业霸权，为商业资本的海外活动扫清了障碍，并为之提供更大的活动舞台，加快了资本原始积累速度。商业资本海外运作，不仅养肥它本身，更重要的是加快了手工工场的发展，最终为资本主义战胜棉封建主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三
西欧商业资本如何源源不断的活水，浇灌了资本主义幼芽成长。而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却为什么没能长成参天大树？笔者认为主要是封建王朝对商业资本进行了无情摧毁和敲骨吸髓式的榨取，致使资本主义幼芽先天不足，终不能成大器。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幼芽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商业资本发展受到多方的遏制，其结果是“死的拖住活的”。商业资本就像在“夕阳西下”时“古道西风”中一匹瘦马驹，目光呆滞，了无声息。
首先，明朝高度发达的自给自足农业社会不利于商业资本的发展。发达的农业为中国封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料，当然会促进商业的繁荣，但这种商业往往是经济繁荣的标志和点缀而已，其根基虽为深固，但发展缺乏推动力，特别是外张力。这种商业活动往往被农本社会的统治者视为可有可无的环节，有时甚至视为有害事物加以迫害，他们在对待海外贸易上，这种态度就表现得更加强烈。
1793年，乾隆在《赐英吉利国王敕》中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化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为西洋各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资有用，开沽余利。”这虽是18世纪中国天子说的话，然而很能代表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对待海外贸易的态度：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不假外求，能与中国通商贸易，是中国天朝给予外人的加恩体恤。对外贸易，由于没有内在动力，在明朝封建社会中后期就表现为消极的，而不具有西欧那样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其次，明中后期所处的区域国际环境要比西欧平和。明朝经济发展水平比周围邻国要高得多，当时东北日本、朝鲜，南部越南、暹罗等国对其都不能构成威胁。相反，郑成功七次下西洋就是为了到处炫耀明朝的国威，使他们臣服。因此，这使明朝商业资本的做大缺乏外在压力，衰落前的极盛使它毫无存亡之虞，只有夜郎自大式的优越感。
商业资本在明朝是既无内在动力，也无外在压力。而统治者往往是“防民甚于防川”，担心国门打开，刁民与外国人勾结推翻自己的统治，因此严禁海外贸易，甚至取消海外贸易。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不论是资本主义的产生或是发展，其舞台都是面向整个世界的，因为国内市场毕竟有限。西方重商主义也主要是体现在海外贸易上。托马斯·孟是晚期重商主义著名代表人物。他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一书中认为：特别是转口贸易，依靠贱买贵卖使更多货币流入本国，才能使国家富足。因此，他得出结论：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事实也正是如此，西欧原始资本积累主要是掠夺性的海外贸易带来的。在西欧各国积极开拓海外事业，争夺殖民地，抢占世界交通要道时，16世纪的明朝政权，却利用国家暴力机关，尽情地恐吓，剿杀，人为地缩小甚至取消海外贸易这个重要的经济活动舞台，商业资本根本就不可能伸展拳脚，只好在夹缝中求生存。
明朝一直以传统“重农抑商”信条立国。关于海外贸易的条款，在大明律中有两条：一条是户律中“舶商匿货”条，规定“凡泛海商舶到岸，即将物货尽实报官抽分”，这一条就是强迫凡泛海商交税，即“抽分”；另一条是兵律中“私自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凡将牛马，丝棉，缎匹……私出外境货卖以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并入官。这两条一则是管制海外贸易，另一则严禁民间“下海”。明政府允许朝贡，即一种官方贸易，即使是官方贸易，也有许多条条框框作茧自缚式的限制着交易，而且这种官方贸易，不具赢利目的，带有大国赏赐的意味，无不透着明王朝暮气沉沉，狂妄自大的愚昧心态。
明朝货物行销东西洋（包括暹罗、占城、爪哇、吕宋、朝鲜、日本等地），很受这些国家人民欢迎，对中国货物需求量很大。尤其是日本，胡忠宪在《筹海图编》卷三所载《倭好》中列举了日本所需的中国商品：丝、棉布、锦绸、瓷器、漆器、针、铁锅、药材等等。其实日本所需的商品还不止他所罗列的。中国货物运往东西二洋，往往获利甚多。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述“湖丝白斤，价值百俩者，至（南洋各国）得价二倍”。但是，愚昧无知的明政权全然不理会这些，依然固守农本经济。明嘉靖年间，由于日本人在中国的争贡事件所引发了一些事情，明政府借此兴师问罪，限制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以作为惩罚。在西欧尽力扩大海外市场，争夺商业霸权，实行贸易垄断，不惜发动商业战争时，而在中国，明政府却规定日本只能十年一贡（如果提前来，则货船并收，人以寇论处），人数止二百，船止二艘。明政府霸气十足地把对日贸易作为自己的特权，如不满意，随时可以限制甚至可以收回，因为他们认为对日“互市”，是天朝对日本的一种恩惠，殊不知对日本贸易，与人与己都有好处。明朝江南沿海地区工商业发达，主要就是对日本贸易的关系。16世纪，明朝对日贸易超过200万两白银，这是明朝获利最高的海外贸易。而明政府所关心的只是政治统治是否平静，人民是否顺从，并不关心国内实际的民生疾苦。甚至在1551年宣布取消一切海外贸易，禁绝贡市。“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海禁带来的是国内商品滞销，沉重地打击了东南沿海一向依靠外销的商业，打击了城市商人，也打击了以此为生的手工业者。更严重的后果是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手工业无力扩大，甚至无法维持再生产，致使明朝已萌芽的资本主义缺乏强有力的后劲，只能缓慢而行。隆庆、万历年间虽然开禁，但是，寓禁于征，“调板泛番，量令纳饷”实际是海禁的一种变相方法，故海外贸易境况没有多少改变。
明朝16世纪商业资本所受到的摧残，还体现在对商业资本的推动者商人海盗的无情地打击上，他们遭到斩草除根式的诛剿。16世纪由于海上航行条件恶劣，也加上物欲的驱使，商人与海盗往往是二位一体的，这种历史现象在东西方大体差不多。西欧殖民掠夺，海外贸易，艰辛的远洋探险，都是由这些商人兼海盗（如德雷克、豪金斯等这类人）来推行的。在王权支持下，他们是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西欧各国政策的主要决策参与人和执行者。而中国16世纪这批“亦商亦盗”的大商人，如同国内商业资本本身一样，时运不济。王直原本是商人，李七（光头）、许二（栋）原为贸易于西洋各地的海商，拥有自造船只，为日本富商运货。他们之所以成为“海盗”，主要与海禁有关。“寇与商同时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12](p30)海禁政策，与当时中国商品经济欲向外发展，获得更多超额利润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在不允许进行正常贸易的情况下，这些商人违禁下海走私货物。鉴于当时东南沿海政府海军对他们虎视眈眈，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以及海上海盗出没的险恶环境，他们船上往往配有良好的武器。一旦有事，拿起武器可保护货物人身安全；有时他们也参与杀人越货。但是，他们一直在谋求政府谅解，寻求与之合作，如1549～1552年王直曾几次与地方军事长官合作，至少捕获了两个真正意义上的海盗头子，王直与政府军合作，以乞求政府开禁，但是明政府给予的回答是武力镇压，阴谋瓦解，甚至还与葡萄牙、西班牙勾结共同追杀这些“海盗”。据明总兵俞大猷在《集兵船以攻叛兵书》中说：“香山猷取其旧熟用林宏仲者数船，功成重赏夷目……克日齐至合攻。”福建巡抚派人至吕宋勾结西班牙殖民者，把在吕宋的林凤和他的部队围困3个月。明政权还捣毁了前面提到的双屿港、南澳港等货物集散中心。经过这样的剿杀，“海盗”在明嘉靖、隆庆年间基本上被剪灭了。然而，中国海上并非风平浪静，在制海权呈现出真空状态时，西方殖民者却乘机而入。这股具有冒险进取精神的，曾代表着中国海上经济力量的大型商人团体，在中国历史上令人痛心地消失了。中国明朝政权与西欧各国政权，在对待“海盗”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令人深思。
最后，令人更为痛心的是皇权对商业资本的摧残。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机构是皇帝为了有利于自己一人独操权柄的意图设立的，集中了社会大批精英的官僚队伍则是为其统治永固出谋划策，所以，整个社会中没有真正与皇权抗衡的机构和社会集团，在这样的一种没有制约因素的社会里，皇权可以为所欲为。如果皇帝个人道德败坏，目光短浅，就可胡作非为，鱼肉天下苍生。明朝在国家体制上废相权，分割军权，“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成为中国专制皇权发展的顶峰。
明末黄宗羲、唐甄曾指出：专制君主是残害百姓的“民贼”，为满足无穷的私欲，专制君主“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横征聚敛，“竭天下之财以自奉”。明朝中后期几代皇帝的所作所为也正是如此。他们为满足日益膨胀的享乐欲望，聚敛大量的财富，派家奴——宦官四处搜刮民财，极尽搜刮之能事。尤其是对手中货币较多的商人，以及与商业资本有关的手工业作坊主，进行围追堵截式的掠夺。宦官在采办、岁办、矿税、盐税、货币、经商、市舶等许多方面无不插手，巧立名目，敲诈勒索，为非作歹，把商业资本的发展环境搞得乌烟瘴气，使之如同身陷囹圄，不得抽身。
以宦官经商为例，宦官凭借着政治特权，排挤平民商人，获利甚丰。但是他们所获巨款，不是挥霍浪费，就是沉入土地，或者深埋于阴深大宅中。中国最初的商业资本在这些一夜暴富的宦官手中，由于没有再次投入贸易中，不能带来更多的货币资本，犹如一潭死水，“活的被拖死”。宦官把持市舶、商税的情况更为黑暗，腐朽。
繁重的苛税，致使商业资本步履蹒跚，顾虑重重。明人叶永盛的奏章很能说明问题：一买一卖，无物不税，无处不税。这些宦官税吏以地方土棍为党羽，逞凶肆虐于江南水道，以致商人怨恨。商人从苏州贩运货物去四川，沿途“无不有征”，其结果只能是“咸疾首而不乐江湖，吞声而不能通货贿”。明朝应朝卿曾说：“夫税者，税商也……商贾有利则趋，无利则止。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13](p96)商税苛重，商人裹足不前，商品流通运转不灵，商业生产迟滞不前。宦官专权，实际上就是专制皇权的一种转换形态，宦官对商品经济摧残，其实质是皇权所为，明朝一位大臣曾弹劾某个宦官，万历帝应道：“此我家奴作奸，秀才何与焉？”[14](p431)换言之，天下财富是我的，我任其搜刮，与你何干？一语道破天机。中国明朝最高统治集团竭泽而渔，宁可使商户破产，商业衰落，也不愿意像英国都铎王朝那样扶持和促进工商业发展，以便从中获得更多利润。他们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用于穷奢极欲的腐化生活。这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把自己的钱投入贸易公司，赚更多货币，把德雷克献给她的金条全部放置伦敦塔，用于对抗西班牙的举措，形成鲜明对比。
结语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剩余价值的权利。”[15](p300)中国商业资本在国内国外，都没有很好的土壤，既得不到政府的谅解和支持，也得不到社会舆论的声援，从上层“重农抑商”到下层“商为末”的民族心理积淀，都不利于商业资本的发展，这样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因素受到多方扼制。归结为一点就是明朝中后期丰富的商品没能转化为充足的货币资本，即新生的商业资本没能做大，不能带来更多的用于生产的资本（即生产资本），生产资本不能扩大，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这个核心基础就不能建立（商业资本只有以生产资本为基础，资本主义萌芽才能顺利地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17世纪的荷兰就是很好的反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无法冲破封建母体的硬壳，其内在基本原因大部分就在于此。而西欧16世纪商业资本在良好的土壤中增大，资本主义萌芽在充足的营养中成长。最后，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也就是一种必然了。中国在世界经济重大转型时期，没有抓住机遇，充分应战，丧失了极好的发展时期。可以这么说，中国的落后从16世纪就已经开始了。
收稿日期：200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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