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对资本主义认识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2)-05-0025-07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何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曾经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极为敏感和争论不休的一个带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也是今天的现实需要继续面对和并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两位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思考和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些探索为我们在新的世纪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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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共产党人高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大旗，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确立为最终奋斗目标的时候，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共产党人历史行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必然尖锐地提了出来。对此，毛泽东、邓小平都有明确的回答。
毛泽东的回答是与他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相伴随的。当毛泽东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确认中国革命胜利后，必须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时，他对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中的历史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人们熟知，毛泽东在七大前后论述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提出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和“广大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这一时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得尤为重要。
在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在论述五种经济成分的时候，把私人资本主义排在了五种经济成分的第二位，并指出“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同时毛泽东认为，对于资本主义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1页。）。随后，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对私人资本采取利用限制的思想以及全会后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方针，都写了进去。
建国初期，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毛泽东继续保持着七届二中全会和共同纲领的思想，这就是对私人资本主义仍应采取利用限制的思想。针对1950年春第一次全国统战会议上有人把斗争的主要对象说成是资产阶级，主张挤垮私营资本的观点，毛泽东专门在会议简报上作了批注，指出，今天斗争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在私营工商业中，应限制和排斥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业，而不是正常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于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这充分反映了在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成分，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问题上，毛泽东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毛泽东在提出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包括“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否则，只能是滑向民粹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1948年7月，以新华社信箱名义发表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集中地反映了这一观点。据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一书透露，这篇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问答》，是经过毛泽东和当时党中央书记处几位领导共同修改和审定的，反映了当时党中央集体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五反”运动的开展和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在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过程中，毛泽东严厉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提出，“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注：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6月15日。）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注：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三大改造在后期“过急”、“过粗”、“过快”，仿佛一夜之间就要完成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
后来，毛泽东的态度又有所松动。1956年12月，毛泽东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等谈话，表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387-388页。）。还讲了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订合同，20年不变；华侨投资100年不没收。这些设想虽然可贵，但在当时没有形成具体的政策，更没有在实践中贯彻。此后，由于毛泽东的认识逐渐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便成为实践中的目标了。历史已经说明，这种对资本主义乃至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不清醒的认识，正是导致中国社会长期缓慢发展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当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打开对外封闭了20多年的国门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在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前大大落后了。于是，一个鲜明的思想油然而生：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必须要正确对待资本主义。他大声疾呼：“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确立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始了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和不断引进外资的历程。
于是，我们发现，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邓小平两位伟人有着很不相同而又紧密联系的情况。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在共产党人执政以后的历史认识曾经有着两种几乎是截然相反的论断，这就是允许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和让资本主义绝种。两种态度，导致了资本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两种命运，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两种状况。正是后一种态度造成的消极后果，引起了邓小平的思考，从而提出了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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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态度虽然有所不同，但的确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思想？或者说，他们对利用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是如何认识的？让我们继续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他们都把中国经济的落后和生产力不发达看成是主要原因。毛泽东在提出“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时就指出，“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随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指出，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8页。）。
在七大期间，毛泽东又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强调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他说：“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4页。）在这里，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这一部分资本主义还有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都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说的。因为落后，因为生产力不发达，就需要资本主义经济来发展生产力，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
邓小平在提出利用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重要决策时，立足点是凸现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个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总体水平低和发展不平衡。党的十三大对我国生产力状况是这样描述的：10多亿人口，8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学技术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1/4的状况同时存在。根据这种初级阶段的国情，邓小平强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政策成败得失的标准。他关于改革与开放、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也由此而来。
由此看来，毛泽东邓小平在提出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思想时，立足点都是考虑到中国生产力落后这一基本国情。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具有十分重大的方法论意义。这就是要把生产力的状况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基点。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后来失误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或多或少地离开了这一观点，以为“一穷二白”犹如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一些超阶段的空想的东西也就由此而来。邓小平正是紧紧地把握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判断政策得失的根本标准，才大胆地提出利用和引进外资，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其次，他们都从批判党内“左”的错误的角度，强调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七大前后，毛泽东曾经针对党内存在的错误认识指出：“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3页。）毛泽东还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0页。）所谓“不可避免”，就是说，中国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要有一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前已指出，对于农业社会主义，也是毛泽东首先给予批判的。著名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集中地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一时在党内影响很大。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都先后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论证了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邓小平也多次从批判20多年来党内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左”的错误的角度，论述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他指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邓小平还多次总结建国30年多来，搞闭关自守、拒绝利用资本主义之长的教训。他说：“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他还针对党内有人害怕改革开放会变成资本主义的担心，指出：“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90页。）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对20年来“左”的错误深刻的批判和反思，才使党重新审视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个似乎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提出了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之长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才有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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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邓小平在强调利用资本主义重要性的基础上，还论述了所利用的资本主义的含义和内容。
根据毛泽东在七大前后的论述，他讲的“广大地发展资本主义”有这样几个含义：一是在程度上，强调要广泛地、大量地发展资本主义。二是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是帮助社会主义前进的，是进步的，向上的，革命的。三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内容，必须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是不带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的企业，即民族工商业、私营工商业，亦称私人资本主义。这里，毛泽东的历史贡献是，首次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后来称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官僚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敌人，而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盟友。因此，在经济上对民族工商业应该采取保护的政策。当然，对所利用的资本主义的内容，毛泽东认为不仅包括民族资本也包括外国资本。在《论联合政府》关于“工业问题”一节里，毛泽东专门论及了外国资本问题。他认为，在服从中国法令和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而且我们吸纳外国投资的容量也将是非常广大的。建国初期，毛泽东对所利用的资本主义内容的论述，大体上和前面的论述相同，只是加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并把它和私人资本主义作为五种经济成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讲到利用外国资本主义的内容时还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他还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2页。）
邓小平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内容，也同样包括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两个方面，但又有了新的创造，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邓小平在论述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时，不仅限于经济层面，而且扩展到文化、政治等层面。
就经济层面而言，又具体分成三种情况：第一，对于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财富，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科学技术，应大胆吸收和借鉴。邓小平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第二，对于一切中性的东西，要大胆试验，为我所用。邓小平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1、373页。）试验表明，证券、股市，这些过去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可以利用的。对市场经济的大胆采用，更是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一个重大成果。在邓小平看来，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不是区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一大创举。
第三，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只要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也可以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允许外国资本家来华投资、办厂，对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人担心，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针对这一担心，邓小平指出：“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5～236页。）邓小平后来又在南方谈话中说：“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论述了外资的两面性问题：它既是资本主义经济，有利用自己拥有的资本剥削中国工人的消极的一面，同时又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积极的一面，所以，邓小平特别指出，由于政权在我们手里，公有制经济始终是主体，外资必然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文化层面上，邓小平提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也可以吸收借鉴。他说：“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3～44页。）
在政治层面上，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但是他又说，我们的社会制度“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邓小平并不讳言我们的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在一些具体制度上，还有不如资本主义的地方，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在这里，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并把它作为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提了出来。他提出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学习、借鉴西方民主法制建设的某些具体经验和做法。比如，在选拔干部制度问题上，邓小平说：“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225页。）正是根据这一思想，我国借鉴和采纳了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为了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这种“很不正常”的现象，邓小平提出要借鉴西方国家的退休制度，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说：“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页。）“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退休制度。比如军官，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是到六十岁退休。不过他们退休后可以在民间就业。文官，比如日本的外交官员，就是六十五岁退休，有的年龄更小。看来，我们也需要有个年龄的限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7页。）邓小平在实践中也为建立中国的退休制度做出了表率。邓小平还认为，在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就拿人事制度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恐怕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干部老化僵化，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组织上也有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241页。）。正是依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步子走得还是比较快的，如退休制度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等。
在对外国资本主义的认识上，邓小平和毛泽东不同的是，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判断，断言，“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6页。）邓小平则清醒地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新的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再发展是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论断，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如列宁所预期的那样已进入垂死阶段，而是垂而不死，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既然西方资本主义仍有发展的可能，引进外资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邓小平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内容就是本国的资本主义。其中，又包括内地的私营经济和港澳台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个体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私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迅速地发展起来。面对着愈来愈多的新生的私营经济，面对着重新产生的雇工和剥削现象，怎么办？这是不是违反了社会主义原则？究竟怎样认识、判断、评价私营经济？当时党内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认为必须取缔，消灭私营经济；有人则认为可以保持并适度发展私营经济；更多的人则持怀疑、观望态度，拿不定主意。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也十分慎重。1982年，经过反复考虑，由邓小平提出，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对私营经济采取了“看一看”的方针。1983年中央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提出私营经济“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实际上对私营经济采取了保护的政策。1984年10月22日，针对“傻子瓜子”发迹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争论，很多人主张对其采取措施，邓小平指出：“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结果，经过6年的观察，1987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提出了对超过雇工人数限度的私人企业“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37页。）。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正式肯定私营经济的开始。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开始使用私营经济这个概念，并对其性质和作用作了说明，指出：“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注：《中国共产党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38页。）在“有益补充”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私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统计，我国私营企业从1979年的几乎为零发展到2000年总计3656万余家，就业1.6亿多人，年产值超过5.1万亿元人民币。
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它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在所有制问题上仍然存在种种疑虑，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以后，理论界一部分同志对资本主义又开始异常警惕。90年代以来在理论界进行的姓“资”姓“社”的争论，已经成为困扰人们思想的一个解不开的结。针对这场争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闻，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2页。）真是一针见血，一下子抓住了几年间改革开放处于徘徊游移状态的症结。
邓小平还提出了在国内容许资本主义小范围完全存在的思想。这主要指的是，在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占主体的前提下，港澳台地区实行完全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邓小平指出，我们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而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7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3页。）。
不难看出，在利用资本主义的内容上，邓小平的论述十分丰富、深刻，是他利用资本主义思想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这里，既有继承毛泽东认识的一面，又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过了毛泽东，这是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所依据的历史条件不同所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是邓小平的这一系列创造性发展，使我国在对外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加入WTO等方面，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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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邓小平还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具体方式。
对民族资本，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曾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具体政策，如取消苛捐杂税、给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和购买原料及推销产品的便利等。建国以后，又提出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政策。调整的措施包括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调整税收负担，加强货币投放，帮助合法的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得到发展。1956年12月，毛泽东在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贵人时说：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私人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
毛泽东吸收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是“订立契约”，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工矿。1946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互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在订立这种契约时，只要避免不致因此而受垄断控制，及受外国政治上的攻击”，“即应放手订立”（注：《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
毛泽东还主张开展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他认为中国人民一旦真正获得国家的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因为，“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注：《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9页。）。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明确主张：“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5页。）
在怎样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如果说毛泽东关注的重点是在国内的话，邓小平更多的是对利用外国资本的方式和手段的关注。邓小平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构想，一是大力举办“三资企业”，二是创立经济特区。1985年8月，他指出：“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我们“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关于建立经济特区，则是邓小平的首创。1979年4月，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汇报后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区，叫做特区；但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在同年同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对沿海一些地区应当实行较为特殊的开放政策的建议。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做出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并于1984年决定在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所谓经济特区，实质上就是给外国企业在中国特定地区的发展以特殊的优惠和鼓励政策。此后，他一直关注特区的发展，特别是在视察厦门特区时又提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邓小平还几次提出开发海南岛的问题，希望把海南岛建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91年1月，邓小平在视察上海的时候，对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创办特区，吸引外资，利用外资，以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壮大起来，这是邓小平的一大创举，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新突破。
总之，毛泽东邓小平都根据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条件，提出了很多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和手段。尤其是在引进外资、合资经营，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等方面的主张，都是比较一致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当然，毛泽东邓小平虽然在利用外资的方式上有一致的设想，但是毛泽东囿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出现了误区，他的许多设想没能付诸实施。邓小平不仅把毛泽东在世时的设想付诸实施了，而且还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出了更多更新更大胆的方法和措施。创办经济特区，开办“三资”企业，设保税区，设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发区，设证券市场、股票市场等，都是这种思想指导下出现的新事物。
资本主义曾经被人们看做是魔鬼，然而历史已经说明，它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并不能达到使社会主义全面战胜资本主义的目标。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共产党人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所幸的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位历史伟人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对这一问题有着重要的研究。比较两位伟人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二人在这个问题上大的思路有很多相同之处。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还是对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内容、方式、原则等问题的认识，都有精彩的论述。同时，由于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不同，所积累的经验不同，再加上个人的一些因素，二人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有许多差异，甚至是重大的差异。比较这些异同，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理解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正确地运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正是我们今天研究这一课题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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