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复杂性：社会学家的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家论文,复杂性论文,视野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在社会学中复杂性问题一直没有成为一个专门课题，由于复杂性是社会过程的基本特征之一，社会学家关于社会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不可避免与当前有关复杂性问题的讨论有许多契合之处，从而给社会学家提供了参与复杂性研究的机会。社会学家对社会过程的分析可以给复杂性研究带来一定的启示。反过来，社会学家也可以从复杂性研究中得到许多教益。
1 “双重偶然性”与社会交往过程的复杂性
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是任何人都不会否定的事实。导致社会过程如此复杂的主要因素首先归因于作为社会交往过程主体的人类个体主观意识上的随意性、偶然性、模糊性、多样性和封闭性。社会过程由无数人际互动过程构成，相互理解是人际互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基本前提。与自然界物体的相互作用不同，个体的行为与互动受意识指引，个体意识如何，他对周围情景的界定如何，他的行动就如何。理解对方的行动就要理解指引对方行动的主观意识。而人类个体的主观意识的上述特点使得对个体意识的理解成为一件充满困难的事情。
首先，人类个体意识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偶然性。对于外部特征相同的对象或情景，不同人对它的界定、理解、诠释可以不一致；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对同类情景所发出的行动是可以不同的。
其次，个体意识具有很大模糊性和多样性。人在理解、诠释、界定外部情景时，并非象计算机那样，简单地运用“是—非”“对—错”、“行—不行”等二值逻辑，而是运用多值逻辑：“一定是、大概是、可能是、大概不是、一定不是”等等。
再次，个体意识具有高度的封闭性。人类个体意识活动被天然地封闭在个人的大脑之内，意识建基于个体的经验流，无法脱离个体大脑而存在；人可以用语言或其它符号表达自己的意识，但如此表达出来的意识已经完全不同于它在人脑中的状态。
行动的意识性决定了我们在与别人互动时必须去理解他的主观意识，但人的主观意识又具有偶然性、多样性、封闭性，恰当把握对方行动意义的机会也充满偶然性；我们只有通过长期的、大量的“猜测—反驳”或“试错”过程，才能达到对对方意识一定程度的、相对稳定的理解。这就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充满偶然性和复杂性。
然而，社会过程之所以如此复杂，更在于人际互动的“双重偶然性”(Double contingency)。[1,2]社会交往过程的复杂性由于“双重偶然性”而大大加剧。最简单的社会交往（互动）也得由两个人的行动构成。由于交往双方的主观意识具有高度的随意性、多样性和封闭性，必然产生所谓的“双重偶然性”；交往双方的意识都处于高度多变的状态，使得双方行动的协调过程变得更加困难。设想我们正走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遭遇一辆与我们相对而行的汽车，如果双方都试图通过左右闪避而不是停止前进来避免相撞，反而会使相撞的概率增大，因为双方的闪避行动都充满偶然性，每一方都无法准确而又及时地预测对方的反应。相反，如果一方及时停止前进（也就是将自己行为的偶然性降低到零），就能够使对方准确及时地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判断，从而恰当地协调双方的行动路线以避免相撞。“双重偶然性”是社会交往的基本特征，也是个体在互动时必须有效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
社会交往过程的复杂性随着参与交往的人员数目的增长而增长。当交往由两人组成时，只存在一组“双重偶然性”问题；当交往成员增加到3人时，“双重偶然性”问题会陡然增加到3组（即存在三对互动者的“双重偶然性”）：A-B,A-C,B-C。当交往人数进一步增长时，具有“双重偶然性”的互动对子会以几何级数增长。
有关“复杂性”问题的某些讨论结果表明[3]，在二值逻辑中，系统状态的可能数目为2的n次方个（n为系统元素的个数）。以一组灯泡组成的系统为例：当系统由1个元素（灯泡）组成时，系统的可能状态为开或关，共2种选择；当系统由2个元素组成时，系统状态的可能数目为开—关、开—开、关—关、关—开，共4种选择；当系统由3个元素组成时，系统的可能状态为开—开—开、开—开—关、开—关—关、关—关—关、关—开—开、关—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共8种，等等。这表明，即使在每个元素的行为只有两种可能选择的简单情况下，单纯由于组成元素数目的增加就会使系统可能状态的数目呈几何级数增长。换句话说，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即使参与交往系统的每个人其行为只有两种可能选择，单纯由于参与交往人员数目的增加就会使整个社会交往系统可能状态的数目呈几何级数增长。
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由于起作用的是多值逻辑，系统状态变得更加复杂多样，达到X的n次方个。其中，X为个体主观意识的可能值，n为交往人数。由于X是多样的、流动的，社会互动系统的状态几乎是不可确定的（即使在人数确定的情况也如此）；当X为2时，可能状态为2[n]个；X为3时，可能状态为3[n]个；余类推。当n不断增大时，成员之间在短时期内都达到恰当理解的概率极小。只有在极长时间过程才有可能通过“试错”逐步逼近“理想状态”；但必须假定在漫长的试错时期内所有个体的意识都稳定不变，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在实际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并不要求所有参与成员相互之间都发生互动，但即使如此，社会过程的复杂程度依然是相当高的。
然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社会成员之间可以有效地进行交往活动。那么，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效交往到底如何才是可能的？社会秩序或者说行动者之间的协调问题到底是如何解决的？
2 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生存竞争与社会秩序
对上述问题的一种基本解答是：为了能够交往、互动以及使更大范围的社会协调成为可能，人类必须发展出一套可用来简化社会交往过程复杂性的技术或机制[2]。文化、制度与规范就是这样的机制。以下列举的是一些主要的复杂性简化技术：①共同的符号体系及相关的传播、教化技术。人们通过共同的符号体系对周围环境中的事物及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义和解释，以减少定义和解释外部事物的任意性和差异性；这是人们形成共同意识和进行沟通、协调的基础。②共同的行为规范（包括价值规范和法律规范、成文的规范与不成文的规范等等）。它告诉人们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正确、什么不正确，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以缩小个体行动的选择、变化范围，减少个体行动的自主性、偶然性，从而简化社会交往的复杂性。③组织技术。家庭、氏族、社区、工厂、公司、科层组织等都是可用于简化社会交往过程复杂性的组成技术。
社会结构从较低级复杂结构向较高级复杂结构的进化，很大程度上是以社会交往过程复杂性简化技术的不断进化为前提的，导致社会结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主要动力可能是人口密度的不断增长。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参与交往的人数不断增多，社会交往过程的复杂性便增长起来。原来的复杂性简化技术的效力可能趋于降低。这时社会便需要发明新的复杂性简化技术。如果新的复杂性简化技术能够及时地、顺利地发明出来，社会将进入一种新的秩序—结构状态；反之，则可能逐渐趋于无序，乃至衰亡。
以组织技术为例。早期的组织技术是简单分割。随着人口增加，有限空间地域内不同群体的交往、遭遇增多，竞争加剧。起初竞争胜利者往往用武力将失利者从肉体上消灭，后来则加以保留、蓄养，但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权力控制之下，导致层级组织的出现。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竞争进一步加剧，又导致分工这类组织技术的出现[2]。
伴随人口不断增长以及新的社会交往复杂性简化机制的不断发明，逐步从结构复杂性程度较低的原始社会演变到结构复杂性程度较高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复杂性简化技术最发达的社会。举凡生产的标准化、大型企业及科层制组织的普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决策的程序化或民主化、高度形式化与以普遍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法律制度等等，都是现代社会用来简化社会交往过程复杂性的基本技巧[4]。
最初的文化、制度与规范可能是通过偶然的相互作用产生和形成起来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提出一种“非平衡经济学”，用大量实例讨论社会中的个体在不可能获得全面而准确的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如何通过个体之间的偶然相互作用从原本无序的交往中产生出有序的社会结构来。例如，现在使用的QWERTY键盘最初为人们采用显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由于一家公司后来“大批量生产了一种用这种设计制作键盘的打字机”，遂使它最终成为标准化的通用键盘，这意味着许多打字的人都得开始学用这种键盘，导致其它打字机公司也得产销此类键盘的打字机，这又意味着更多的人要学习用这种键盘的打字机，如此不断循环，最终使它成为标准键盘。[3]这种通过个体之间偶然相互作用将原本不存在的社会秩序产生出来的秩序形成方式，不仅是人类最初的文化、制度与规范产生与形成的一条基本途径，也是后来各种新的文化、制度与规范从既有的社会秩序中产生与形成起来的一条重要途径。
可以假定，最初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是通过一些偶然途径与方式产生和形成起来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物质运动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人是有意识的、能动的，人的行动具有反思性。人类一旦通过偶然相互作用产生出一定类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一些人就会试图进一步采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手段有意识地将它们稳定下来。而秩序一旦稳定下来，就会对未来的社会运行产生约束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同一秩序下，不同群体或个人可能获取的生存与发展机会不同。人们在有意识、有计划地确立、稳定社会秩序时，会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出发，对现有或欲确立的秩序、结构、制度进行评估、分析和修正。每个人群或个人都会为确立一种预期相对有利于自己的结构、制度与秩序而进行积极的或消极的斗争。一种社会秩序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人们之间相互斗争的结果，一种社会秩序被另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更替，很大程度上也是相互斗争的人们之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
因此，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秩序的形成不会仅仅是一些偶然的自发运动的结果；社会是一种自组织系统，但又不仅仅是自组织系统。社会运动至少包括两个基本层次，一个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自发运动，一个是正式制度世界中的自为运动（有计划、有目的的建构运动）。社会秩序的形成和变迁是这两种运动的综合产物。这是人类社会与一般物质世界或生物世界的重要差异。单纯的自组织运动恐怕不足以描述社会的运动过程。从这种认识出发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系统理论都未能对社会运动作出适当的描述。
3 社会系统论：关于现代社会的分析模型
现代社会往往被描述为一种“系统”，由许多功能上相互依赖的部分（或子系统）通过一系列整合机制联结（耦合）而成。但对这个“复杂系统”的性质及运作机制的描述与解释，在不同的社会学家那里却很不相同。[5]
自社会学创立以来，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系统”的描述模型已经有几次重要的转变。这些转变与自然科学中“系统”研究范式的转变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既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又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最初的社会系统理论模型是所谓的“整体—部分”模型，也可称为“有机体模型”。这是由斯宾塞、迪尔凯姆、帕累托、帕森斯等社会学家使用的一种模型，也是社会学中曾经最为流行的一种理论模型，帕森斯等人所创立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是其典型代表。[1]这种模型对社会系统所做的描述要点如下：(1)系统是一个由许多相互依赖的实体性“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的每个部分都在整体中承担一种功能。(2)整体具有不能由部分的性质加以解释的突生性质(emergence)：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系统有自己独立的功能需求，部分的产生与发展取决于它能否满足系统的某种功能；换句话说，“部分”的行为是由它的功能规定的。(3)与生物机体具有的“体内平衡”能力类似，社会系统也存在一套内部整合机制来消除“部分”行为中的“偏离”现象，确保社会结构趋于稳定或均衡；稳定或均衡是社会系统的基本趋势。
对这种模型的批评：(1)过于强调社会系统的突生性质和整体的自主性，忽视或否定了人在社会系统中的主观能动性，人的行为被视为完全由系统的需求决定或约束；(2)对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描述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对它们的微观基础缺乏足够的描述和分析；(3)过于强调系统的稳定性或均衡性，不能有效地解释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等等。因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以来，这种模型渐渐被放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美国社会学家巴克莱(Buckley)提出一个所谓的“过程—变迁”模型来替代“结构功能主义”模型。[6]它的基本特征是企图在不否认社会系统具有突生性质的前提下，突出个体的能动作用和社会结构所具有的“过程性”。其要点如下：(1)系统不是由许多相互依赖的实体性部分而是由许多相互依赖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构成的；系统的结构和过程不能分割，如果构成系统的互动过程停止了，系统本身也将消失或改变。(2)虽然社会系统有超出个体需求之外的“系统性需求”，但个体行动不是对外部环境或系统功能要求的机械反应，人是按照他对外部环境的意义所做的理解来行动的；系统需求的满足依赖于对它的理解过程。(3)系统运作过程既包括以稳定或均衡为取向的“结构固定”过程，也包括以变迁和创新为取向的“结构形成”过程，社会系统是趋向于稳定还是趋向于变迁取决于这两种过程中哪一种在整个社会系统运行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从总的趋势来看，社会过程是内在地倾向于结构改进和变化的。概言之，这种模型的特点是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系统是人类互动的产物，以及社会更多地是处于结构改进和变化过程之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德国社会学家卢曼(Luhmann N)又提出一个更加复杂精细的社会系统理论模型，[2]更加突出社会系统的建构性质，强调人类个体行动所具有的反思性及其在社会过程中的作用。卢曼批评那种认为整体优先于部分、“部分”存在的价值或意义取决于它所承担的那部分系统功能的看法，认为它包含许多逻辑困难。部分的产生往往先于整体，用尚不存在的整体的功能来解释部分的产生在逻辑上于理不通。卢曼认为，不存在先于人类互动过程或先于系统组成部分而存在的“社会系统”，也不存在预先规定好的各种系统功能，所谓的“功能”不过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通过观察和反思而向自己提出来的某个问题，以及通过反复尝试最终形成的某种“问题—解决”模型。对于同一社会过程，不同人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观察和反思，提出不同的“问题—解决”之道。因此，社会系统的结构等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其进行反思的结果。不同的反思导致不同的社会系统状况。这种将社会系统视为人类个体反思性行动之结果的观点，在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也有详尽的发挥，[7]兹不赘述。
总的来说，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学的基本趋势是强调人的能动性，突出人对社会系统的建构作用，否定系统对人的强制性，否定整体对部分、对个体的优先性，甚至否定系统整体的突生性质。这一点与自然科学中系统理论的演化趋势拟乎正好相反。这与两者研究对象的差别可能有关。由于研究对象是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社会，社会学家首先看到和研究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整体性、系统性，然后才逐渐意识到单纯用整体性和系统性并不能够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作出充分的解释，因而逐渐将研究兴趣与对象下移到更为微观的行动与互动层面。许多自然科学领域出现的趋势则恰好相反：从简单现象开始，逐渐上升到更为复杂的层面上来。但我想，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演化趋势上的差异，才为社会学与自然科学领域提供了不断相互交流与沟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