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史分离看《史记》的史学价值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史学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5－0138－07
一、略说经史的合与分
“经”之名称出现，大抵在孔子没后。当其时，七十子之徒始尊孔子所删定的“六艺”为“经”[1](P1254)。《礼记·经解》即把《春秋》作为六经之一，《春秋》称“经”，此大概为最早。然而，《春秋》是经还是史，从《春秋》出现以至汉代被正式尊为经的这一期间就已存在着不同的阐述。据《史记》所载：“是以孔子明王道……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贬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2](P509－510) 可见，在孔子没后七十子之徒口授《春秋》之“传指”，就已出现“退而异言”[3](P1715)，甚至“人人异端”的情形。而左氏则惧失其真，于是“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这也正是班固所言：“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3](P1715) 显然，七十子之徒以“空言”（即褒贬大义）说经，而左氏则“论本事而作传”，而此两者已有侧重义法（包括空言）与注重人事之不同。这里隐然已显示出《春秋》不但蕴涵着两方面内容（即义法与人事），而且这两方面已有分途发展的趋向。正如雷家骥先生所言，如果重视义法为经学，重视人事为史学，那么经史分途在此时已出现。显然，“义法”与“人事”是区分经史的标准之一。
此后，孟子论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4](P192) 《庄子·天下篇》则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5](P288) 由此可见，孟子虽承认《春秋》含有“事”与“文”，但其所强调的则是《春秋》之“义”；而庄子通过比较《春秋》与《诗》、《书》、《礼》、《乐》、《易》，得出《春秋》之主旨在乎“名分”。然而，不论孟子之“义”还是庄子之“名分”，两者显然都属于“义法”的范畴。按照上述的标准，这显然认为《春秋》是经学。
《礼记·经解》认为“春秋之教”在于“属辞比事”。它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乱……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1](P1254－1255) 关于“属辞比事”的含义，一般都认为是“连缀文辞、排比史事”之意。而雷家骥先生则训“比”为“密及”，故而释“属辞比事”为“连缀文字而使之与事相密及”，亦即“如实书事”、“文如其事”；同时，他又把“属辞比事”与周朝史官所谨守的法守与传统即“记事简略而有法”相结合，故而认为春秋之教就是“用文辞以记事，而所用之文辞不违周礼义法，所记之事理有条理而不紊乱”。因此，雷先生认为“属辞比事”实是基本的史学方法论，而《春秋》也就是史学。
其实，《春秋》本身就兼具义、事、文三者，它既含有经学的成分，又具有史学的特质。《春秋》自产生以至于汉代，其著述宗旨就是循守“义法”以“道名分”，但此“周礼义法”又是寓于事中、蕴于文中的，亦即孔子所言“我欲载之空言，不若纪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P3297)。可见，在这一阶段《春秋》虽已称“经”，实际上则兼具经与史的双重特质。
汉初，《春秋》被正式尊为经典且立于学官。《公羊》、《穀梁》秉承《春秋》义理，专研微言大义，走上离史以尊经（即正式形成经学学科）的道路。大约同时，司马迁扬弃《春秋》义理，形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P2735) 的著史宗旨，并在著述体例、著述路数上也显示出独有的特色，这就标志着史学也初具离经而独尊（即正式形成史学学科）的发展趋向。然而，这种分途发展的趋向实际虽已形成，但反映在目录学上却是直到曹魏时期的荀勖《中经簿》，才正式把“史”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与“经”、“子”、“集”相并列[6](P214)。
总之，《春秋》被修之初即蕴涵着史学与经学的双重成分，这可以说是经史合一的状态；同时，也出现了经史分途发展的趋向，而直至汉初《春秋》立于学官与司马迁著《史记》才标志着经史分离在实质上正式形成。当然，分离并非意味着经史之间没有了联系，而是指形成了彼此独立的学科而言。这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说，汉代经学和史学在统一中分离着，也就是说汉代经史在思想上具有统一性，而学科上则朝着分离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一直都贯彻着经学之“例”与“名”的指导思想[6](P214)。
二、著述宗旨：从“微言大义”到“成一家之言”
汉初经学独尊的局面出现之后，治《春秋》之学者尤其是《春秋》今文学日益活跃。大较言之，《公羊》、《穀梁》偏重义例，兼重文辞与史事，循着微言大义的宗旨向前发展。而古文《左传》则偏重名物训诂，但后来亦言义例，沿着以事解经的方法传承《春秋》。其实，不论今文还是古文对《春秋》宗旨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宗旨，也就是《史记》所言：“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2](P3297)
关于孔子修《春秋》以“达于王事”的阐述，孟子早就论及。《孟子·滕文公下》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4](P155) 今文家对此深信不疑、大加阐发，《公羊》曰：“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7](P2354) 后来，董仲舒竟尊孔子为素王，以《春秋》当一王之法。此时，古文家虽不注重阐发《春秋》大义，但从未否定《春秋》义例的存在。据《史记》所载，左氏虽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而“论本事而作传”，但其目的仍在于“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3](P1715)。可见，孔子修《春秋》的宗旨即以“周礼”为准绳而行褒贬，以达于“王道”。这是汉代今古文经所共同的看法。司马迁对《春秋》的论述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汉初学者对《春秋》的认识。他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2](P3297－3298)
可见，自《春秋》之修以至汉初，人们对《春秋》宗旨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即作为“礼义之大宗”的《春秋》，其宗旨在于“辨人事、达王道”。显然，《公羊》、《穀梁》就是尊奉这一宗旨而阐发大义。这种情况在《公》、《穀》之中俯拾即是，如《公羊》阐发“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者正月？大一统也。”[7](P2196) 仅从“元年春，王正月”六字就阐发出如此之多的义例法则，可见《公羊》治经之“微言大义”的宗旨。同样，《穀梁》在宗旨上与《公羊》大致相同，而其重视的则是“谨始”。它阐发“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则是：“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王也。”[7](P2365)
在这种治经宗旨的影响下，《春秋》公羊学经过董仲舒等人的阐发，到何休时最终形成了所谓的公羊家“义例系统”。何休《文谥例》总结说：“《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以矫枉拨乱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纪也。”[7](P2195) 在此期间，《春秋》还出现了经学谶纬化、神学化的情形，还产生了很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这也在一个侧面显示其“微言大义”的治经特点。对此，清代康有为总结说：“自伪《左》出，后人乃以事说经，于是周、鲁、隐、桓、定、哀、邾、滕皆用考据求之。痴人说梦，转增疑惑……盖《春秋》之作，在义不在事，故一切皆托，不独鲁为托，即夏商周之三统，亦皆托也。”[8](P27－28) 虽然，康氏非议《左传》以事说经乃偏颇之见，但他认为《春秋》“在义不在事”不能“以考据求之”，则准确说出了《春秋》之宗旨在“微言大义”[9]。
司马迁崇拜孔子，继《春秋》而作《史记》。这在《史记》中屡有记载，《孔子世家》曰：“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2](P1947) 《伯夷列传》曰：“犹考信于六艺。”[2](P2121) 再者，司马迁曾从公羊学大师董仲舒问学。可见，孔子与“六艺”尤其是《春秋》对司马迁著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司马谈因病留滞周南，不得从事汉家之封而发愤将卒之时，司马迁就答应其父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2](P3295) 后来，他在《报任安书》中又一次申述其继《春秋》而著史的志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2](P3296)
从司马迁继《春秋》的志向，可知他著史受《春秋》宗旨的影响是无疑的。然而，司马迁答壶遂问时却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2](P3299－3300) 这一回答与上述他立志继《春秋》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不然。司马迁在此申述其“述故事”而不可“比之于春秋”，要表明的就是《史记》与《春秋》在宗旨上的区别，这正是史学与经学的区别。
由上述分析可知，一方面司马迁深受《春秋》以及公羊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说其著史不可比之于《春秋》，只是“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那么，“述故事，整齐其世传”显然是关乎《史记》之著史宗旨的。为此，把司马迁“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与《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所言之著史宗旨相比较，可以看出他著史宗旨的本质。《太史公自序》曰：“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作十表……作八书……作三十世家……作七十列传……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2](P3319－3320) 在此，司马迁首先阐述《史记》的整体架构，即“五体”所记述的内容大要，这显然就是“述故事，整齐其世传”的纲要性概括，在此基础上道出其著史宗旨即“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显然，他的著史宗旨就是通过“述故事”而成“一家之言”。对此，《报任安书》阐述的更为清楚。他说：“此人（指西伯、仲尼等）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P2735) 在此，司马迁阐述的更为明确，他著史就是通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以“述故事，整齐其世传”，由此“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最后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
综上分析，当汉代尊《春秋》为经之时，司马迁著史也深受《春秋》的影响，但他对《春秋》的继承则异于汉代经学家对《春秋》的继承。司马迁继承的只是《春秋》“述往事，思来者”之经世致用的精神，以及“我欲载之空言，不若纪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P3297) 的著史方法。也就是说，他扬弃了《春秋》“微言大义”的宗旨以著《史记》。其实，司马迁所遵循的是《左传》“本其事而作传”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从而由“述故事，整齐其世传”达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最后自然而然地达到其著史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P2735)。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言：“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在写史而不是在评史中陈述出来的。”[6](P272)
总之，孔子修《春秋》以后，治《春秋》者多从“微言大义”的宗旨出发。《春秋》被立于学官之后，《公羊》、《穀梁》甚至《左传》显然都以“义例”治《春秋》，借“史事”以阐发“大义”，甚至是“在义不在事，一切皆托”而阐发义理。而司马迁则通过“述故事，整齐其世传”的方式记述历史的发展变化，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自然地凸显出时代精神与历史发展脉搏的“一家之言”[6](P272)。汉初多以“微言大义”的宗旨治《春秋》，这显然属于经学；而司马迁继《春秋》则是通过“述故事”而成“一家之言”，这显然属于史学。可见，“微言大义”与“成一家之言”正是经与史在著述宗旨上的分水岭，而此也注定了经史分途发展的必然。《史记》“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显然奠定了史学在著述宗旨上的独立地位。
三、著述路数：从“春秋笔法”到“实录史学”
记事之“书法”起源甚早。据《周礼》所载，周朝史官即掌礼法并准此礼法以记事，这在《左传》以及杜预所见《竹书纪年》中都有所反映。至孔子修《春秋》又有“笔削”之说，而后逐渐形成所谓的“春秋笔法”。其实，“春秋笔法”也就是使用特定的语言文字记述历史事件，借以表达褒贬之义。
从表面上看，“春秋笔法”只是重视文字的差异，实质上文字背后则“展示出一系列道德规范和判断是非的标准”[6](P262)。更为重要的是，“春秋书法”还反映出当时人们认识历史的途径是“以同概异，以一般绳特殊”[6](P264)，即把道德礼义作为一般的原则去认识、评判具体的史实。因此，他们所重视的也就是一般原则，而非具体的史事了。《春秋》显然是从一般法则出发的，即按照“以一般绳特殊”的方法记述历史并表达对历史的看法。
同样，《公羊》、《穀梁》正是沿着“以一般绳特殊”的著述路数出发，也就是从“礼义”之一般原则而非从具体的史实以治《春秋》。这在《公羊》、《穀梁》中非常普遍，例如《春秋》隐公十一年载曰：“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羊》则曰：“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7](P2210) 《穀梁》同样说：“公薨不地，故也。隐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罪下也。”[7](P2371) 而《左传》则详述隐公被弑的原委曰：“冬十月……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僭公于桓公而请弑之……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7](P1737) 前后相较，可见《公》、《穀》对于隐公被弑的原因及其过程不甚在意。它们仅从《春秋》的文字入手揭示其书法，所重视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史实中所蕴涵的一般原则即君臣之间的道德准则。其实，《公》、《穀》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方式解经，这反映出它们的著述路数显然是“以一般绳特殊”。
而《左传》“本其事而作传”，被后人认为是“以事解经”。比如对于“天王狩于河阳”、“赵盾弑其君”等史事，《左传》都是首尾完具、详其本末，以此补充《春秋》之书法隐讳及过于简略的内容，使很多历史真相得以显明。正如桓谭所言：“《左传》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10](P546) 从今天《左传》的文本来看，它的大部分内容是“论本事而作传”，但中间也夹杂着义例的阐述，比如宣公四年曰：“夏，弑灵公，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7](P1869) 这显然是从一般的礼法来认识历史。对此，赵光贤认为《左传》阐发微言大义，乃刘歆所为[11](P155)。即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向发明”之后，《左传》于是“章句义理备焉”[3](P1967)。可见，《左传》在著述路数上虽有“以一般绳特殊”的义例，但更多的则是从具体事实出发，详述史事的原委本末与发展变化。
此后，《史记》不但继承了《左传》记事首尾完具的特点，而且“由特殊而体现一般”② 地记述历史。这突破了“春秋书法”之记事的局限，从而达到全面如实地记述历史的发展变化。因此，《史记》被称之为“实录史学”。
其一，比较《史记》与《春秋》的记事以及《公羊》、《穀梁》的解经义例，我们以为《春秋》、《公羊》、《穀梁》的记事与解经虽注意史事的真实性，但这些记事多是作为阐发一般原则与道德褒贬的凭借，有时忽略甚至损害了史事的真实性（如“天王狩于河阳”等）；而《史记》记事则是真实地“实录”历史的发展变化，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道德褒贬的羁绊。因为，《史记》没有直接继承“春秋书法”以定褒贬，而是采取“述故事”的方式全面记述历史的发展变化，以真实地再现历史，并在写史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看法（如“寓论断于叙事”）。这也就是从特殊的历史事件出发“实录”历史的发展变化，从而突破了“春秋书法”之记事的局限，基本上解决了一般原则即道德义理与特殊事实之间的矛盾，缓解了《春秋》在“史实”与“大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情形在《史记》的记事中有很多，比如《六国年表序》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2](P685－686) 秦之德义虽不如鲁卫之暴戾，但司马迁依然正视历史事实。说秦“世异变，成功大”，而对“牵于所闻、不察其终始”的学者不以为然。可见，司马迁记事以事实为准绳不以道德为原则，而是“对史事作全面深入的考核得其真，并加以如实地记述以传其真”[12]。
其二，司马迁认识历史的方法是“由特殊而体现一般”，就是通过实录特殊的历史事实而体现历史之“常”。即，司马迁把历史发展中的“一般”自然地蕴涵于具体史事的发展变化之中，这个“一般”就不再是义例原则，而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由“变”而“通”所体现出的“常”。比如，司马迁指出历代王朝兴起的主因在于道德背后的人心向背。他说：“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2](P759) 显然，这里是从“一般”的角度来论述的，这个“一般”就是历史发展中所包含的“常”，在这里就是指“德”。自三代以至于始皇，历代王朝的兴起，无不是积善累德“数十年”乃至“十余世”，可谓艰难异常。然而《秦楚之际月表》又载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2](P759)
然而，在秦汉之际却出现了一个特殊，即“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的局面。对于这种与历代情形迥异的特殊局面，司马迁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进行剖析，揭示其“特殊”的表面背后依然存在着“一般”，即历史发展变化的恒常因素。他说：“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钮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2](P760) 在此，《史记》首先记述“坏名城，销锋镝”的情况，明确阐明这是“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也就是说秦国为维持“万世之安”所实施的措施，却为闾巷中的“贤者”刘邦提供了迅速成功的历史机遇。我们再进一步比较秦末的暴政与刘邦“约法三章”的仁政，可知这里的“天”并不神秘，它依然是道德与人事激烈冲突与互动的结果。透过这个“特殊”的历史局面，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变化中依然隐藏着“一般”，即“道德”与“人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发展演变，只不过秦楚之际的历史局势变动得激烈一些而已。由此可见，《史记》记述历史的发展演变，不但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方方面面，更进一步从“特殊”的史事中体现出历史发展演变之所蕴涵着的“一般”。正是基于此，《史记》不但全面而通变地展现出“历史之变”，而且还于动态之中深入地揭示出“历史之常”[13](P80)。因此，“由特殊体现一般”正是司马迁记述历史由“变”而“通”、由“通”入“常”地认识历史的路数，并由此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
综上，我们以为《史记》认识历史突破了“春秋书法”。首先，它以历史的真实性为目的，全面而变通地记述了历史的发展变化，突破了由“一般绳特殊”而导致的道德原则与史实的矛盾；其次，《史记》记述历史渗透着“由特殊体现一般”的著述路数，这种著述路数不仅全面地记述了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且还蕴涵着历史的“变”、“通”以及“常”的关系，即通过“通古今之变”以达于历史之“常”。同时，《史记》没有拘于“一般”的原则，致使“一般”损害历史的“真实”，相反，它是由“变”而“通”地展现了变动中的历史真实，由“通”而入“常”地揭示了历史进程中的真理。总之，在著述路数上《史记》突破了“以一般绳特殊”的“春秋书法”，发展成为“由特殊体现一般”的“实录史学”。
四、著述体例：从“春秋义例”到“五体架构”
一般的说法，在体例上《春秋》是编年体，《史记》是纪传体。实质上，《春秋》以及三传所蕴涵着的“义例”应是“体例”更本质的内涵；而《史记》既含编年又有纪传，其实是一种综合体[14](P11－12)，其“五体架构”则更能体现其体例的本质。从经学的“春秋义例”到史学的“五体架构”，正是经史分途发展在各自内容与结构上的体现。
在著述体例上，《春秋》显然是编年体，所谓编年就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15](P27)，即按照时间的顺序记录史事，其实这仅是史书编纂的表面形式。而古史之“体”指史书的构成内容及其次第联结；“例”则是著史遵循的规则[16]。其实，孔子修《春秋》是“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这已表明《春秋》包含着史书构成内容（辞文）与义例（义法）两方面。而对《春秋》“体例”，唐儒赵匡的解释确为恰当该要。他说：“故褒贬之指在乎例（诸凡是例），缀述之意在乎体。所以体者，其大概有三，而区分有十。所谓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会，此常典，所当载也，故悉书之，随其邪正而加褒贬，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赋税、军旅、蒐狩，皆国之大事，亦所当载也。其合礼者，夫子修经之时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书，是也。其非者及合于变之正者，乃取书之，而增损其文，以寄褒贬之意，此其二也。庆瑞灾异，及君被杀被执，及奔放逃叛，归入纳立，如此非常之事，亦史策所当载，夫子则因之而加褒贬焉，此其三者也。此述作大凡也。”③ 刘家和先生认为，这里所说的“体”，就是孔子修《春秋》时所用以选材和立意的一般标准；“例”则是指对各类问题分别使用不同的书法的具体标准[6](P265)。赵匡所述的“例”与“体”正是《春秋》内容的选材、立意与书法的具体准则，而所谓的“大概有三，而区分有十”就是《春秋》内容与准则的“述作之大凡”。这可谓是《春秋》之“体例”更为本质的内涵。
明乎“体例”的本质，我们可知《公羊》之五始、三科、九旨等，《穀梁》之“正名尽辞”等，以及刘歆所阐发《左传》之“章句义理”与杜预所总结《左传》之三体五例、五十凡等，其实既包含着《春秋》之“体”即选材内容，又包含着《春秋》之“例”即准则义例。从这个意义上看，“春秋义例”实际上包含着“体”与“例”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显然比表面上的编年体形式更能反映出其“体例”的内容及其主旨。
然而，对于《左传》的解经“义例”历来有很多争议④，但多数学者认为《左传》记事首尾完具，是“以事解经”。对此，我们不作专门的探讨。但是，在这种解经方式中，《左传》体现出了“寓纪传于编年”的发展趋向，这对《史记》的体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胡宝国就通过比较《春秋》、《左传》与《史记》，发现编年与纪传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详载史事的《左传》就于编年之中蕴涵着纪传，这种共性的存在就为两者的转换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可能性[17](P27)。可见，《左传》不仅在记事上而且在“体例”上都可以说是从《春秋》到《史记》的一个过渡。
关于《史记》五体的来源历来争论颇多，但对司马迁综合各体创为“五体”则大都认同。程金造说：“凡此五体，均非太史公所自创，而乃仿自前人……其勒此五体以为一书，使之虚实相资、详略互见，彼此裨补、各尽其用。既具史事之文，又见治乱盛衰成败之机者则太史公固为首创，正史中不祧之宗也。”[18](P31－32) 这种“五体架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详细的阐述，他大致规范了各“体”的内容与宗旨，并以此来进行选择、批判史料。进而建构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历史进程。最后，综此“五体”共同以达其著史宗旨，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P3319－3320)。
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并没有严格按照所谓的“五体架构”来规范变动不居的历史，相反，而是灵活地突破“体例”以适应历史的发展变化。张大可把这种现象归纳为“五体破例义例”，他说：“所谓破例是与立例相对而言……无例，述史无规范，必将流于泛滥。死守成例，不能典尽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势将流于呆板。因此立例而又破例，是客观情势使然。司马迁恰好是最善于把握情势的历史家，故所创五体能容纳大量的历史素材，有无限的蕴藏力。”[19](P139) 张先生的总结可谓切中肯綮。可见，司马迁综合各“体”创为“五体”，并没因此而拘缚复杂而变动的历史。相反，则是忠于史实，灵活应变。例如《周本纪》、《秦本纪》等都追溯周、秦之起源与发展以“察其终始”，而非严格拘守一帝一纪；再如为协调名实关系立吕后、项羽为本纪，立陈涉为世家等，都反映出尊重历史事实的实录精神。显然，司马迁没有拘“例”以自限，因“名”而害“实”。这些都说明司马迁非常清楚“体例”只是工具，而著史宗旨才是目的，工具只能为目的服务，而决不可颠倒。
综上，《春秋》以及三传表面形式上是编年体，实际上则是《公羊》、《穀梁》都有自己的“义例”，而这些“义例”既是其内容纲要，又是其义例准则；《左传》亦有“义例”，而其“寓纪传于编年”的著述体例则是向《史记》纪传体的一个过渡。而《史记》没有从《春秋》的“义例”出发记述历史，而是综合各“体”创为“五体架构”，并灵活运用“五体”来实录变动不居的历史进程。
由上述内容可知，自《春秋》之修以至于汉初，经学与史学在学科上先合而后分。孔子修《春秋》之后七十子之徒即尊其为经，《春秋》于是蕴涵着史学与经学的双重成分，当其时经史处于合一的状态。其间，《公羊》、《穀梁》多以“微言大义”阐发其义理，已经走上了所谓经学研究的路子；而《左传》“本其事而作传”则沿着“以事解经”的趋向向前发展。汉初，《春秋》被尊为经，大约同时，司马迁扬弃《春秋》而著《史记》，这标志着经史在本质上的分离已经形成。
在著述宗旨上，《公羊》、《穀梁》皆把“义理”作为治《春秋》之要义，所以借“史事”以阐发“大义”，甚至以“在义不在事，一切皆托”的方式治《春秋》。显然，它们都是以经学的路数，阐发“春秋大义”。在著述路数上，《春秋》及三传都在不同程度上注重“春秋书法”，多按照“以一般绳特殊”的方法记述历史与表达对历史的看法。最后，在著述体例上，《春秋》及三传所体现出来的“春秋义例”，表面形式上是编年体，实际上它们都有自己的“义例”，而这些“义例”就是其主要选材内容与义例准则。而《左传》记事“寓纪传于编年”，对纪传体的《史记》产生了重要影响。
司马迁著《史记》则首先通过“述故事”表现出历史的发展变化，揭示历史进程中的“成败兴坏之理”，以凸显时代精神与历史发展的脉搏，以达到其“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其次，司马迁记述历史渗透着“由特殊体现一般”的著述路数，这种著述路数不仅全面地记述了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且还蕴涵着历史的“变”、“通”、“常”，并“通”古今之“变”以达于历史之“常”，亦即由“变”而“通”地展现变动中的历史真实，由“通”而入“常”地揭示历史进程中的真理。这就突破了“以一般绳特殊”的“春秋笔法”，从而发展成为“由特殊体现一般”的“实录史学”。最后，《史记》综合各“体”创为“五体架构”，并灵活运用“五体”来展现变动不居的历史。显然，《史记》没有按照“春秋义例”来记述史事，而是融合各“体”创为“五体架构”的史书新体例。
总之，比较《春秋》及其三传与《史记》，我们以为它们于著述宗旨、著述路数以及著述体例上存在着显著的区别，这些区别正是经学与史学的区别，也正因为这些区别决定了经与史分离的必然性。很明显，《史记》正处于经史分离的关节点，而此关节点正凸显了《史记》在中国古典史学上的地位与价值。正如赵翼所言：“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20](P3) 显然，赵翼是仅从“五体”来推尊《史记》为史学之鼻祖的地位。我们以为从经史分离的角度来看，《史记》不仅在“五体架构”，而且还在著述宗旨、著述路数上都扬弃了《春秋》，从而成为“史家之极则”，这也就更全面地说明了《史记》在中国古典史学上的地位与价值。
收稿日期：2008－04－12
注释：
① 本文所探讨的经与史，主要集中于《春秋》、《公羊》、《穀梁》与《史记》，兼及古文《左传》，重点阐述今文经与《史记》在著述宗旨、著述路数和著述体例上的区别，以展现《史记》之发凡起例的史学地位与价值。
② 在此，我们使用的“由特殊体现一般”，与刘泽华先生在《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一文中所说的“由特殊而见一般”略有不同，参见刘泽华：《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此处的“一般”指历史之“常”。
③ 参见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本文引用部分转引自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④ 关于《左传》之解经的内容，至今还有不少争议。一般认为今本《左传》的内容大体是《左传》原本，但也有学者如赵光贤就以为其解经部分是后来流传过程中加上去的。其实，除去《左传》文本本身的争议外，这种争议本质上是《左传》“以事解经”与“以义例传经”的两种路数的纠缠与矛盾。就今天的《左传》文本而言，有许多内容是首尾完具地记述历史史实，而其中所含有的“义例”也与《公》、《穀》之微言大义的义例有所不同；再者，刘歆尤其是杜预所阐发的义例是后来归纳出来的，并非全部都是《左传》原本所含有。我们以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左传》在“体例”上兼含“以事解经”与“以义例传经”，是从经学的“春秋义例”向史学的“五体架构”的一种过渡。
标签：史记论文; 司马迁论文; 儒家论文; 太史公自序论文; 春秋论文; 国学论文; 报任安书论文; 孔子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左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