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藩篱中徘徊：评桑兵主持编纂之《读书法》
刘大胜
(北京化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29)
摘 要： 现代学术体制下，中国学人应采取怎样的读书方法和治学理念，传统与现代如何对接，是中国学界一百多年没有充分解决的问题。桑兵主持编纂的《读书法》辑录中国传统儒家和近现代学人的读书方法，侧重历代读书之法、读历代书之法、一般读书之法、读书与治学，散见中求取贯通，为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了如何读书以及怎样治学的门径，但该书瑕瑜错陈。先秦诸子各有读书路径，该书对儒家之外的先秦诸子和先秦典籍重视不足；儒、释、道三种读书理念在中国古代并行不悖，该书对佛道人物探究不深；近现代学人中，该书没有详列康有为的读书方法。总体来看，桑兵的读书理念依然在传统的藩篱中徘徊，忽略对现代学术本质的关注与探讨，与现代学术体制下的读书理念和研究方法尚有距离，缺乏对中西古今问题的建设性解答。
关键词： 桑兵；《读书法》；治学理念；儒释道；现代学术转型
中国古代的读书法强调个人体悟和适用，感性阐发多，理性分析少，缺乏系统整理和纵深研究。朱子有明确篇章，还是弟子辑选的语录体，名曰《朱子语类》。现代学术体制引入中国后，传统的读书法出现了转变，中国学人在接受西方学术的同时，也接受着西方的读书理念。读书法是每位学人都绕不开的问题，每个人的读书都有一定方法，论著即是呈现。近代以来的学者有很多阐述学术方法和读书门径的单篇文章，但是汇总之作较少，专门研究读书法的学者更少，其中很多还是针对中小学生的科普读物。无论是古代的读书法，还是近现代的读书法，都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总结、研究和批判。(1) 张明仁在民国时期出版过《古今名人读书法》，贯通中略显驳杂，最近再版；杜松柏的《国学治学方法》，主要探讨国学治学理念和基本方法，体各有殊，相对水平还需提高。还有部分学者有名为《读书法》的书出版，如邹德谨、蒋正陆编译，秦同培校订的《读书法》；陈莘著的《读书法》；马雪瑞编的《读书法》；高小方编著的《读书法与研究法》等。 中国读书法很重要，因为关系到中国学人如何读书、如何做学问、如何认知现代学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书理念和读书方法直接关系到中国学术的水平。中国的学术方法和读书理念必须适应现代学术体制，必须实现现代化的转型，而现代化就现在而言，是正在进行时，并不是过去完成时。
每个学人如何读书、如何做学问都有一定之规，以往智慧的结晶也会成为当今学人的研究客体。最近，桑兵与於梅舫、陈欣披万里黄沙捡得真金，编纂《读书法》一书，确实令人佩服，这是典型的聪明人下笨功夫，展现优良的才学识，贡献于众，嘉惠士林，更彰示学人风范(2) 桑兵，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史学博士。《读书法》于201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学界反响很大。 。《读书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读书法的研究水平，拓展了其研究范围。桑兵曾言：“著述与评议，都将奉上学术祭坛，永远接受举世的审判。不仅时贤在侧，更有古今中外的大智大能，冥冥之中，法眼如炬。若存心击人之短，炫己所长，或许适得其反，不能藏拙，适以献丑。……治史之人，需具历史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皆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将由后人反复研判，今日评点他人之举，他日即为别人评点之据，可不戒惧哉！”[1]“解说”9本文即以桑兵《读书法》作为讨论对象，秉持其所倡导的学术批评原则对其著作进行分析与解读。(3) 关于桑兵的研究论著和学术特色，学界已有一定研究，如朱宗震：《评桑兵先生对百年来中国史学的挑战——读<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收入《史学方法与学术批评》，北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204页；张太原：《学脉的延续与开新——读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载于《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於梅舫：《学无新旧与先因后创——读桑兵先生著<民国学界的老辈>》，载于《近代史学刊》，2014年第1期；杨清：《纯凭日记，能编织怎么样的历史图景？》，载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07-24(01)。
一、《读书法》的产生背景及编纂旨趣
近代以来，学术受政治影响较大，内在发展理路多次发生变化。传统读书方法的延续似有若无，往圣先贤的读书理念逐渐成为历史陈迹；而西方的现代学术理念在中国并没有完全建立，学术研究更像一种冷冰冰的积木堆积。正如钱穆所言：“中国当前知识分子，论其文化传统，本已学绝道丧，死生绝续，不容一线。”[2]传统的读书法如何继承，如何向现代转变，是现代学人绕不开的问题。
学术研究从来都有人继承和坚守，亦有人为之倾尽心力。20世纪上半叶，陈垣悲愤地鼓励学生要把汉学中心从东京、巴黎夺回北京。陈寅恪所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的窘况如今虽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代部分学者有意识地去挖掘传统读书方法，除了做好个人的学术研究外，他们一般会上溯民国晚清甚至古代，找寻名家的读书路径，体会其读书心得。但因为没有从源头入手，缺乏对历史语境的深层次了解，专注于一鳞半爪，难以窥得全豹；满足于史料搜集，无法探得深蕴。部分学者注重专精的同时，忽略了博通和贯通，跑马圈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最终的结果不过是“占山为王与落草为寇并无二致”[3]。习惯于摘要式的读书，像桑兵先生所讲，只读《读书》，而没有读《读书》所论及的具体内容，使得学问流于表层。[4]“解说”5-7分科分领域的研究，打破了中国原有的学术体系，如庄子所讲的“诸子各执一端”，向着更为琐碎和割裂的方向发展。
问题虽然很多，但有一个核心，那就是现代知识分子慢慢遗弃了中国传统读书路径，对如何读书、怎样治学的探讨越来越单一与茫然。中国学术更多地是从西方汲取能量，对传统读书法关注不多；但同时对于西方的读书理念，中国也没有完全的引进。傅斯年当年所倡导的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4) 1928年，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册上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影响了几代读书人。从今天看来，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均很大，利弊得失还需反复探讨。 ，不幸变成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桑兵之《读书法》是中国以往读书法的汇辑，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问题做出的回应。
该书分解说、正文和附录三部分。正文以摘选系统文章为主，包括数十位名家百余篇文章，附录为《历代学人论学、读书散语》，论学篇章较正文短，人物范围较正文广。正文与附录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书，桑兵专门写了一篇解说，即导语，题为《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分七个方面论述。解说既是对该书的深层阐释，也是桑兵的治学感言，多有精辟之语。
其中，解说第四部分“书多终有读完时”需要详解。桑兵通过分析志向要高远、注重博与约、读书需明道等层面，论证了如何读完书以及如何读通书。桑兵论述很详尽，但读者仍有一些疑问。现存书籍太多，汗牛充栋也无法形容其广博繁杂，怎么终有读完时？何以会有读完时？读完时有何境界？读完后还要做什么？
何以言之？道家以道术为本原，以精修为途径，以体悟天地自然之道为矢的，游于笔墨之间，又不为所限，御书为文，超乎文外。《庄子》对治学态度多有明示，读书方法则多用隐喻。《天下篇》是中国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弥纶群言精研一理而有开创之功，关于“道术”的阐释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读书路径。汉代以后的道家人物中，《读书法》仅列举葛洪等，明显偏少。魏晋以后的道家读书法仍有发展，《道藏》中有很多道家人物的论述。但桑兵之《读书法》传递的信息是道家读书理念非常少，而且很散乱，魏晋以后就基本断绝，这与历史的事实并不相符。
急性冠脉综合征伴严重心力衰竭患者由于存在血流动力学紊乱，IABP是该类患者介入治疗中循环支持的重要辅助手段。2017 ESC关于急性STEMI的处理指南，仍然推荐IABP应用于伴有血流动力学紊乱或心源性休克患者（Ⅱa类推荐，C级证据）［5］。因此，对于急性冠脉综合征伴严重心力衰竭患者，在IABP辅助下进行PCI治疗已成为共识。但对于部分患者，尤其是伴心源性休克患者，即使接受积极血运重建，住院期间死亡率仍然较高，预后较差［6］，因此，对影响患者PCI临床疗效进行多因素分析，了解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对降低患者死亡率，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很多核心理念，如博约结合、记诵兼备、尊师重道、熟读经典、连贯通达和次第读书等。这些理念有普遍适用性、可操作性和可延展性，桑兵关于近现代学者读书法的辑录也大体是这些内容。就留下的著述而言，以朱子、陈寅恪、钱穆、钱基博等人论述较为详尽，有对初学者的具体指导，也有关于高深学问的研究门径。桑兵之《读书法》对书选裁得当，读者初步阅读就能体会其亲切有味的一面。
王充讲过：“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5]王鸣盛曾说：“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悖，是谓通儒。”[6]在学术界，贯通多为一种理念追求，真正达到的学者并不多，所以辑录贯通古今的读书方法并不容易，非涉猎群书而有所甄选不能实现。钱穆推崇以通御专、以专促通的读书方法，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顾颉刚等学人也有论述。通和专不仅仅是一种境界的高低和领域的大小，更是一种学术精神和内在核心的延展与收缩。
经过三个昼夜的苦思冥想，甲洛洛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身上，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自己去侦查谁是小偷，并根据以下情况列了排序：
《读书法》是提示新近学人如何读书、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的门径书，集中探讨学术批评、研究方法和读书路径。因为学术各有所专，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时代的精深研究需要较长时间完成。该书是对前三本书的提升，因为无论是学术批评、学术思想还是国学历史的探究，都可以归到广义的读书之法。
冷色调的古徽州村落，有了柿子红的点染，就有了暖意。即使村子里的人与房屋都在老去，只要房前屋后有一棵柿子树，只要有一树红红的柿果挂在枝头，从晚秋挂到初冬，挂到大雪纷飞之日，就还是有生气的。
该书所选对象侧重儒家人物和近现代学者，多为一流的名家。以该书所列的北宋学者为例，包括孙复、欧阳修、张载、王安石、程颐、程颢、司马光、苏轼、苏辙、晁说之等，或者单独列主要篇章，或者附录读书散语。近代学者中，对章太炎、黄侃、吕思勉、陈寅恪、钱穆、傅斯年等多有采撷。
余英时曾引述杨莲陞的话语，认为要读一流学者写的经典著作，从事第一流且第一线的研究工作，作为读书的一个基本原则，这已基本成为共识。第一流且第一线的名家代表着当时学人的最高智慧，有无与伦比的参考价值。“出人才能出货，有高人才会有佳作。”[4]“解说”7如果不阅读第一流名家的作品，不精研他们的读书方法，很难说个人有多么高远的视野和精深的水准，学术中的等而下之不可避免。
《读书法》重视道德心术的探讨，强调在此基础上学习具体可操作的读书法。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7]德包括操守、志向、发心等方面，是古今学者的通则。作文要有文德，治史要有史德，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中有专篇论述。(5) 关于史德和文德的论述，参见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9-229、278-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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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法》取材广泛，强调贯通。选材内容涵括专著、书信、序言和语录等多种体裁，学人数以百计，内容选择老道，并不局限于一隅。桑兵主持编辑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近代中国学术批评》《国学的历史》三部书是对近代文献资料的编纂，没有上溯古代。而《读书法》以《论语》为始，以钱钟书和严耕望为终，贯穿古今，宋代以前辑录较少，宋代以后辑录较多。
其次，情态动词中，“will”的相关词数据在双方的新闻报道中也存在显著性差异。根据AntConc的关键词功能统计，在卡方值上排前十的词其卡方值越大，与被检索词“will”的相关性就越大：
钱基博生前写就千余万字，包括大量关于读书方法和治学理念的著述，仅解题类著述就有数十种(篇)，未必每本都精微和高深，整体学术气象博大则毫无问题，适合初学者、深入研究者等不同群体。(6) 参见傅宏星主编、校订的《钱基博集·版本通义 古籍举要》“校订后记”，王玉德主编的《钱基博学术研究》，刘大胜的博士学位论文《钱基博史学思想研究》。 学界对钱基博的研究还不够，他被笼罩在钱钟书的父亲和学术边缘人物两重阴影之下，这些疏漏会随着学术进步有所改变。桑兵在正文节选钱基博《论语孟子约纂》叙例和《国学必读》序言，又在《历代学人论学、读书散语》中辑录《治学篇》，已属不易。
二、《读书法》中先秦诸子和佛道 部分的缺失
桑兵《读书法》有很多优点，这些优点会成为后辈学人学习的内容。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些优点，本身就需要一定的辩证思维。学人在实现成就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短板和缺失。正所谓法以除弊，亦已生弊，优点和缺点有时是学人学术的一体两面。对待名家根本的学术理念，可作如是观。只有批判性地学习，才可以促进个人学术进步。
荀子作为儒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与孟子的地位不相上下，代表着儒家的另一种思维模式和读书方法。把孟子与荀子摆在同样重要的位置，这一点需要肯定。但是，《读书法》对除先秦儒家之外的其他先秦诸子列举不多。正文部分全然没有《庄子》《韩非子》，附录中只列出《老子》《庄子》《邓析子》《鹖冠子》《墨子》等部分言论。(7) 先秦典籍中很多并非完全是后世流传的作者所作，而是一派学说的集合。笔者为了避免歧义，均引用书名，如《韩非子》《老子》《庄子》《邓析子》《鹖冠子》《墨子》。《读书法》中正文和后面附录关于先秦典籍的摘录略有不同，这是由先秦典籍的特征决定的，不存在问题。 先秦诸子和先秦经典是中国古代智慧的一大高峰，没有详细列出有遗珠之憾。
后世在追溯中国思想发展源流中，总是绕不开先秦诸子。为何正文中节选《论语》《孟子》，不节选《墨子》《庄子》《韩非子》？厚此薄彼不可取。《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对于政教伦理和如何获得真知的看法，与儒家存在根本不同，却与儒家具有同样的价值。诸子对诗书典籍基本都有论述，只是评判不一样，比如《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部分篇章都值得摘选。
如果说《庄子》《韩非子》并无专门关于读书的言论，那么孔孟也具有同样的特征。既然列《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也应必列。先秦诸子乃至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很少讲具体的读书方法，而是穿插在半伦理、半宗教、半政治的论述中，他们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模式如此。这种表达方式和思维模式以及具体阐述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是缘木求鱼。先秦诸子和先秦经典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更是中国读书法的源头。这段时期读书法的择选与整本书不成比例，这可能体现了作者本人读书的偏好。
读书究竟是溯源而上，还是顺流而下，这中间大有区别。中国古代读书人习惯从先秦典籍读起，先秦诸子言必称《诗》《书》，后代儒家士子言必称孔孟，宋代以后儒家士子更是言必称“四书”“五经”，道家也是从读老庄开始。这在近代学人诸如刘师培、钱穆等人身上还有体现。钱穆曾教诲年轻时的余英时：“穆平常持论，为学须从源头处循流而下，则事半功倍，此次读弟文时时感到弟之工夫，尚在源头处未能有立脚基础，故下语时时有病。”[8]可见，钱穆也倡导顺流而下的读书方法，得力少而收益多。
桑兵的学术专长是近代思想史和近代学术史，尤其是近代学人史。因此，在编纂《读书法》的时候，他并不是从古代入手，而是从近代史入手，根据研究专题的具体内容，对古代有所涉猎，应该说这并不是纯正意义上的研究。从《读书法》关于先秦诸子和先秦经典的选摘就可以看出来。
这不是桑兵个人的问题，而是整整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问题。新中国刚成立后出生的学人，读书生涯受政治影响很大，对传统典籍存在知识上的残缺。等到改革开放真正读书、做研究，已经成年，急于完成学业，又必须按照学科和领域形成专题研究，风尘仆仆一番努力，再回首已经人过中年，重读先秦典籍只能溯源而上，缺乏整体观和真正的研究性。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造成了几代人的知识残缺和集体无意识。
儒释道三家在中国古代并行不悖，佛道人物的读书自有一套家法，也需要仔细甄别后详细列出。《读书法》的选择局限在传统儒家和近现代名家，有明显缺陷。桑兵所列的庄子“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表述的是庄子的读书态度，没有深入到老庄乃至整个道家读书理念的核心。《庄子》是战国道家的集大成之作，继承中多辟新境，绝非《邓析子》《鹖冠子》《文子》《尸子》等所能比。
（1）外来社会车辆容易对路面施工产生一定影响，为了降低外来因素对施工产生的影响，在临时通道的入口需要设置警示标牌，引导外来车辆。
《读书法》侧重历代读书之法、读历代书之法、一般读书之法、读书与治学四个方面，不是迎合俗众之作，有着特定读者和目标。“是想为大学本科以上程度和一般有志于人文学科的爱好者提供一本方便的参考书，以便寻得门径，可以循序渐进地读懂浩如烟海的古今中外书籍。”[4]“解说”1以读书法为门径，学会在学习和科研中读懂真意和深意，更能读出新意，这便是该书的编纂旨趣。
按照笔者的理解，这里的“书”指的是核心书籍和基本书籍，即历代传承下来的经典。从这一点讲，书是可以读完的，也是可以读通的，但只有少数学者可以完成，最终这些学者通达了智慧的巴别塔。如果读完读通的目标过于高远，学者是否就望而却步呢？也不是。以历史学为例，按照一般大学要求，历史学专业的基本参考书目并不太多，加起来大概数十页，约略千余种，精读、散读、选读要求不等，读毕会对史学有系统把握。其他学科领域也有相应的参考书目，这些参考书目归向的目标就是“书多终有读完时”。阅读过程中，获取知识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明晰学术规范，建立框架体系，锻炼逻辑推理，培养学术判断力。
该书摘录道膺禅师语录有：“一言参差，即千里万里难为收摄。盖为学处不着力敲骨打髓，须有来由。言语如钳如夹如钩如锁，须教相续不断，始得头头上具，物物上明，岂不是得妙底事。一种学大，须子细研穷，直须谪当的的，无差到这里有甚么嚮跣处，有甚么拟议处，向去底人常须惨悚戢翼,始得若是。”[4]347该句遗漏明显，并非佛法核心，与读书方法和读书路径关联性不大，另外断句有误。“不着力”后应断句，前面遗漏“容易”二字，无法读通，与“敲骨打髓，须有来由”无法衔接；“如钳如夹如钩如锁”之间应有断句，如《诗经》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的”不该与前面连在一起，应与后面的“无差”连在一起，表示明白无差；“始得”与前面连在一起，表示只有那样才能得到；“若是”是“如此，这样”的意思，与后面没有摘录的内容连在一起，才是一段完整的话。(8) 中国古代的句读一般只表示两种不同程度的语气停顿，并不像西方传入的新式标点一样严谨。用新式标点点校古文，不同学者略有差别，同一本古籍的标点在各类点校本中略有不同，但不能出现硬伤，即语气该断时未断，未断时已断。该句可改为：“一言参差，即千里万里，难为收摄。盖为学处(容易)不着力，敲骨打髓，须有来由。言语如钳如夹，如钩如锁，须教相续不断。始得头头上具，物物上明。岂不是得妙底事。一种学，大须子细研穷，直须谪当，的的无差。到这里，有甚么嚮跣处，有甚么拟议处。向去底人，常须惨悚戢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护惜，终不取次)。”
“足球高尔夫”(footgolf)在2009年被荷兰确立为一项正式的运动，它是足球与高尔夫的多元组合，提升了玩家的积极性，扩大了适应人群，尽可能用最少的“杆数”把足球踢进直径21英寸(0.53m)的球洞里。阿根廷、澳大利亚、荷兰等28个国家及地区成立了足球高尔夫协会，推广该项运动[12]，我国观澜湖也注册成立了足球高尔夫联盟，并举办了比赛，吸引了众多爱好者。
《读书法》列举佛门中人更少，只有唐代曹洞宗道膺禅师和近代欧阳渐等数人而已。道膺禅师既非开山立派的佛门宗师，又非承前启后的枢纽人物，只可算是兴佛阐教的法门龙象，有太多比道膺禅师重要的佛门中人，也有太多类似的言论。把道膺禅师置于元好问等人之后﹑吴澄等人之前，视其生卒年代为宋元之际，存在纰漏。《读书法》始终以作者的生活年代作为前后排序的依据，不以来源著述的成稿时间作为前后排序的依据，正如道膺禅师的下一条王柏取自《宋元学案》，依然要放在金元之际或宋元之际，而没有放在黄宗羲生活的年代。道膺禅师本是唐末曹洞宗僧人，不是金末元初或宋末元初时人。《读书法》明确写道膺禅师的这段论述取自释普济《五灯会元》，而《五灯会元》是南宋理宗年间编纂，编者错误地把道膺禅师生活的年代理解为《五灯会元》编纂的时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桑兵摘录佛教言论本来就极少，而且引文有明显疏漏，与佛教在中国文化和读书理念中的地位不相称。唐宋禅师倡导不立文字，里面却蕴含了极深的佛理，而且掺杂着当时当地的方言土语，读通本来就不容易，读懂更是难上加难。
近代以来，杨仁山、虚云大师、太虚大师、印光法师、弘一法师等人深研佛理，博极群书，对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均有研究，有非常精到的读书方法和读书理念。虚云大师多次讲：“若要有真实受用，就要读到烂熟，读到过背。以我的愚见，最好能专读一部《楞严经》，只要熟读正文，不必看注解。读到能背，便能以前文解后文，以后文解前文。”[9]这是读书的一个重要路径，与朱子的反复读诵自然通洽，与苏轼的“旧书不厌百回读”有相合之意，而且增加前后文相解作为突破性的一步。(9) 苏轼、朱子和虚云大师的相关言论有些相似，又有本质不同。苏轼讲“旧书不厌百回读”，有其义自见、了然于胸之意，正所谓接下来所讲的“熟读深思子自知”；朱子倡导的反复读诵自然通洽则比苏轼更进一步，侧重整体的“通洽”，求得书本的真意和本意；虚云大师在此基础上又有所递进，侧重前后文相解，这样才可以烂熟于心，“真实受用”。 《印光大师文钞》中也有大量关于读书方法的论述。弘一法师出家前才学广博，出家后见解精微，相关论述也需参考。
佛家人物的读书方法以及如何在现代学术中呈现，不能仅仅依靠传统儒家和近现代学术名家的折射，终究还是要从其内在理路入手，溯其源流，穷其根本。佛教的义理非常有思辨性，如果仅是粗浅了解，或者是干脆漠视，那么可能连皮相之见都很难得到，遑论直达本源。《读书法》对佛教义理涉入不深，对传统佛教的读书法以及如何在现代学术中焕发生机，则完全没有涉及。在古代单单摘出道膺禅师那段话，让人费解。
笔者花费大篇幅阐释中国传统佛道的读书方法，在于提醒学界以往的研究远远不够。忽略佛道读书法，甚至觉得佛道里面多是怪力乱神，文辞也不雅驯，不必关注也不能关注，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佛道的读书方法是另外一种智慧的呈现，魏晋以后与儒家在中国古代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经渗入到中国的文化心理和读书理念，正所谓习而不察，日用而不自知。不是言谈过多、过深，而是远远不足。
单纯关注儒家，会让现代学人对传统的了解造成残缺，这种残缺有时带来致命的影响。既无法理解宋明理学如何出入佛老又批判佛老，从而成就了儒学的新生与再造，也无法追溯现代新儒家的源流和异变，理清佛教义理尤其是唯识宗对他们的重要影响。胡适当年无法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卷，有很多主客观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过不了禅学这一关，迟迟无法下笔，终其一生也没完成。如果他能充分认知佛道读书法的根本要义，就可能对禅宗甚至是整个佛教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完成这部具有标志意义的开山之作。
为考察该方法用于实际样品中Hg2+检测的性能,人体尿液为检测对象构建检测体系。实验采用加标法,向离心管中加入4 μL的本底尿液,然后加入不同浓度的汞离子溶液,反应溶液中的汞离子浓度分别为15 pmol/L、20 pmol/L、50 pmol/L。结果如表2所示,检测尿液样品的平均回收率为97.6%～103.7%之间,RSD在1.7%～3.1%之间;说明设计的传感器可用于尿液样本中的汞离子检测,具有较好的准确度。
这就凸显出现代学术论文的中西古今通洽问题，桑兵在《读书法》中基本没有涉及。中国学术如何走向现代，现代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桑兵那里，只有断断续续的解答，而没有上升到一种命题，也缺乏一个根本的解答。当然任何解答都不会令所有人满意，任何有价值的解答都有偏颇，可以被批判，但解答本身不应该被否定，尤其是本人独到的见解。他的解答多半是民国学人话语的转述、阐述、升华和加强。名为新，实为旧，个人的原创性见解并不多，依然在传统的藩篱中徘徊。
“古道”则是用典，用了《咸阳别李处士》“古道自迢迢，咸阳离别桥。”典故。古道是分别的最后一站，牵手走过的地方注定是预示着分别的存在，这使歌曲充满了离愁别绪，牵手走过的道路也成为了离别的道路，这使歌曲充满了戏剧化的魅力。
三、从《读书法》看作者读书方法之特点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期，桑兵先生以突出的学术史研究成就在学界崭露头角，获得学界的充分肯定。任何学者都有其学术的源流，“先因后创”如何因又如何创、“有破有立”如何破又如何立，是重要问题。(11) 参见桑兵、关晓红主编的《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 那么，桑兵的学术史研究有哪些学术源流？综合来看，桑兵通过精读中国历代名家的读书方法，重视目录学、传统札记和现代书评，学以自立，成为当代学术界的佼佼者。
其体悟读书法颇有心得，从古到今均有涉及，而且能够贡献学界。桑兵与另外两位编者把中国历代名家的读书方法整理出来，出版《读书法》一书，可谓继承中有开拓。这不仅是桑兵学术成果的呈现，也是其个人学术路径的展示。
tere kümün öɡdör(ööɡedör)tere tuqai ü (那个人昨天就把那件事说了)
奖优罚劣就是要让教师对学校的管理制度有敬畏之心，才会收到应有的效果。要按照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原则，把握好奖优罚劣的尺度，才能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促进学校的长足发展。
现代学术引进中国的过程中，本质、规范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每一个学人都在写学术论文，似乎天生就会。如果大多数学人仅仅有一些感性的认识，而缺乏理性的、成体系化的分析，说明中国传统学术转变为现代学术并不彻底，中国传统读书法转变为现代读书法也不彻底。这也可以与桑兵的学术论文做个参照，看出其论文的个人特色和利弊得失。
《读书法》没有探讨现代学术论文的写作与规范，摘录中也极少这方面的内容，但民国学人对于这个问题有过深入的探讨。如果这不成为《读书法》乃至整个学术界探讨的重要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桑兵从民国学人那里汲取智慧的源泉，有所得也有所失，有些甚至延续了过去名家的一些根本缺陷，尤其是对现代学术根本要义的认识不足。
比如对陈寅恪，桑兵有深入研究。他认为：“近代中国史学界，以功力之深，见识之精而言，很少有人在陈寅恪之上。”[1]“解说”6但笔者认为陈寅恪对西方学术论文的认知有深刻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深刻的一面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专题范围，也有明确的结论，甚至能够由结论上升为一种命题，凝练出一个概念。创造新概念是西方读书法乃至整个西方学术的要义，陈寅恪的“关中本位”“关陇集团”涵盖整个北朝和隋唐时期。论点、逻辑和概念的训练，一般通过阅读专著和撰写书评来完成，始终是西方现代学术训练的重要内容。这是陈寅恪体悟西方学术的精髓，“较之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的根本原因。桑兵对概念和论点的认知并不深刻，或者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主要的探讨内容，因此至今没有创造出任何一个概念。
陈寅恪的错误之处在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没有很好地处理史学札记和逻辑推导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他把二者混杂在一起。所以他的材料如箭垛，问题起点和结论终点之间的距离非常短。即使是名为现代学术专著，也是专题论文的汇总。陈寅恪的偏颇之处，在桑兵身上体现非常明显。比如很难处理好学术专著的逻辑推导，很多专著更像是论文的合集、合编和汇总。
康有为曾经是时代骄子，在中国近代思想、政治、教育、书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创办万木草堂，培养弟子有方，也留下了《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等多篇讲学记录以及大量书信。《读书法》为何对类似的口说和讲课实录厚此薄彼，摘选章太炎、黄侃、陈寅恪、钱穆等人，却偏偏落下康有为。略去康有为，对理解梁启超都有影响。康有为的读书方法是否真无可取之处，还有待商榷，完全没有涉及则有损该书的价值。(10) 桑兵关于康有为的研究，参见《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康梁并称的缘起与流变》等。《读书法》中，桑兵极少选摘康有为著述，也体现了一定的学术态度。
恩格斯讲过，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一场伟大的变革，同样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可能产生巨人的时代，但学术现状并不乐观。
桑兵重实证轻理论，认为研究历史不宜归纳，只能贯通。其编纂的《读书法》很难寻绎出其读书治学之理论，这也是事实。究竟如何贯通？桑兵在该书中也选摘了章学诚的《横通》，反对横通，提倡贯通。横通与贯通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桑兵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只是把横通与分科治学和格义附会联系在一起。比如：“良法必须学识功力兼备才能领会把握，一味向后学新进的趋时横通，犹如江湖术士的自欺欺人。近代以来，分科治学，各种时髦方法，大都生成于域外，移诸禹内，难免具有统系却格义附会，导致越有条理去事实真相越远。”[11]这段论述没有明确说出他人的横通和自己的贯通区别何在，分科治学和格义附会终究还是表象，而非内因。
学术史上，只有真正的原创才可能深刻，没有原创不可能深刻，原创是深刻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是唯一原因。从创造智慧的角度看，唯有原创才是区分横通和真正贯通的根本标志。有原创才可以用一套自己的思想观念贯通学术。没有原创，无非还是转介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观点，换一种说法或者再拓展延伸一下，这只是量的区别，不可能有质的飞跃。总是在转述和阐释之间徘徊，固然摆脱了复读与复述的低级阶段，但距离原创、深刻、体系化的建构，还有一段距离。
任何理论本身都是一种原创。《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作为《读书法》的点睛之笔，未曾呈现有真正原创的思想和理论，亮点频现，但并没有整体突破，依然像中国札记体和西方随感录的汇集。这也正像《读书法》一样，中间没有贯穿个人的独到理论和原创思想，无法上升为一个命题、一个理论、一个概念。任何理论都必须经过学术批判，但理论创造本身不应该被排斥，如果排斥理论本身，则会在传统的藩篱中徘徊，无法前行，无法与世界一流学术接轨。
建设全市空地一体化业务管理体系，就是从体制机制、业务管理上着手，建成以自治区级为依托、市级为核心、旗县为支撑、作业点为基础的四级业务管理体系，飞机、火箭、烟炉、高炮为主的空地联合交叉式作业模式，既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又提升了作业科技水平和作业效益，到2020年，争取实现年度增雨量达到3亿吨，防雹保护面积覆盖全市耕地总面积的30%左右。
从《读书法》的摘选、前面的解说以及实际的学术研究可以看出，桑兵倾向于在文中呈现历史的本相，但没有充分意识到学术论文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结论、一个全新命题或一个全新概念。如果细究史学论文这个名词，更能看出其方法和理念。史学论文究竟是从论文到史学，还是从史学到论文，哪个更为根本，这是一大问题；究竟是强调所有学科具备一个基本的特征，然后再探寻具体的学科特征，还是突出论文的史学特性，然后自然地形成论文，这更是一大问题。桑兵均倾向后者。这并不是现代学术论文的理念，也不是西方成熟的现代学术体制之下的读书方法和读书理念。中国当今的学术水平需要提升，向世界一流学术迈进，就要尽可能地与世界接轨，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世界交流与对话，让世界听到中国学术的最强音。
四、结 语
综合来讲，《读书法》侧重儒家和近现代学者的读书方法与读书理念，试图通过整理传统儒家和近现代学人的读书方法，为当代人文领域的初学者提供一个入门的路径，为入门者提供一个深研的领域，为深研者提供一个重新探讨的论题，有特殊价值和独有贡献。
但是，该书对佛道读书方法涉猎不深，没有挖掘传统中的其他两种读书门径，对现代学术的根本要义有一定隔膜，未必能在现代学术训练中普及和推广。中国学术现在最缺少的是如何适应现代学术训练的读书法。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如何读书、如何写报告、如何写论文、如何指导学生已经非常成熟，这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引进，中国传统读书法在近现代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型。这也可看作中国试图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和读书特色的努力，却不幸造成两处茫茫皆不见的状况。该书没有对这个问题有所解答，似乎认为这不是问题，这便是该书最大的局限。
1.2.1.1 成立干预小组 干预小组由取得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副主任护师2名和主管护师2名、工作2年以上的护师4名组成。研究开始前对小组成员进行研究内容、研究流程及研究方法等统一培训。
尽管有明显瑕疵，却不能掩盖和抹杀该书的学术价值。在传统缺失和崇尚专精研究的时代，能有一本读书法的汇编已经非常难得，总归是一种尝试，一种努力，一种呈现。桑兵讲：“与之相应，还有《程师》一种，尚待编辑，只是对象有所不同。”[4]“解说”1这种努力是持续的，对问题的探讨还在深化，代表一种学术的追求。该书带有桑兵明确的价值取向，是他个人学术路径的展示，透过该书体察桑兵的为学之法，本身就是一种读书门径。当然，真正高深的学术研究不容易被他人理解，也不容易被俗世接受。该书以钱钟书“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作为结尾，可以折射出作者微妙的心境。[4]390是否有他个人的自我评判和自我期许，也需要留与后人论说短长。
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亲切有味，是其一生的读书总结，对如何读书有明晰阐释，承接传统儒家读书方法。篇幅虽短，学术认知比《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更为明了。同样是学术思想史名家，都有对读书法的探讨，二人各有特色。文无第一，各擅胜场。
如果把《读书法》与余英时的单篇文章《怎样读中国书》对照阅读，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因为此与彼讲述的内容多有重合。[12]可以透过余英时文章的“约”来体悟桑兵《读书法》的“博”，然后由“博”返“约”，贯通中求取正解，体悟出读书的真意和新意。当然，余英时处理中西读书方法如何对接，既有成绩也有缺失，依然不是现代学术体制下读书方法和读书理念的系统论述。中国学术界亟需原创、深刻、成体系的论述，与西方学术对接，这一点需要专文论述。
以上是笔者对《读书法》以及主要编者桑兵先生的看法。当然，该书存在一点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并不能遮蔽其朴实而有光辉的价值。桑兵在读书法的研究领域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很多研究工作需要后学跟进。青年时代的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写道：“撼树蚍蜉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13]学人评议同行成果以促使学术进步，本属学界应有现象，拙文很多批评也属求全责备，还望贤者见谅。
参考文献：
[1]桑兵，张凯，於梅舫.中国近代学术批评[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1:179.
[3]桑兵.盲人摸象与成竹在胸:分科治学下学术的细碎化与整体性[J].文史哲，2008(1):23-29.
[4]桑兵,於梅舫,陈欣.读书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5]王充.论衡[M].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56.
[6]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陈文和,等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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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等译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
[11]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2.
[12]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M]//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309-315.
[13]元好问全集(增订本)[M].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270.
Wandering in the Traditional Barriers :Comment on Reading Methods Compiled by Sang Bing
LIU Da-she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China )
Abstract : Under the modern academic system, what kind of reading methods and academic ideas should be adopted by Chinese scholars and how to connect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with modern ones are the problems that have not been fully solved by Chinese scholars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In Reading Methods compiled by Sang Bing, the reading method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scholars and modern scholars are collected and recorded. It focuses on the reading methods of the past dynasties, the methods of reading the books written in the past dynasties, the general reading methods, the reading and the research, as well as how to link up with the individual ideas and gain a thorough knowledge correspondingly. It provides an approach to reading and academic study for learners dedicating to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et there are no less losses than gains in it. The pre-Qin thinkers have their own ways to read, yet the book pay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pre-Qin scholars and the pre-Qin classics. The concepts of reading advocated by Confucians, Buddhists and Taoists go hand in hand in ancient China, yet discussion on Buddhist and Taoist scholars are far from enough in the book; Among modern scholars, the book does not detail Kang Youwei’s reading methods. On the whole, Sang Bing’s reading idea still wanders in the traditional barriers, ignores the concern and discussion on the essence of modern academic papers, has a distance from the reading idea and research method under the modern academic system, and lacks the constructive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ancient and modern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 Sang Bing; Reading Methods ; academic idea;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modern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收稿日期： 2019-04-21
作者简介： 刘大胜(1985—)，男，内蒙古赤峰人，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现代学术转型研究。E-mail:shekezhengming@163.com
DOI :10.16398/j.cnki.jbjieissn1008-228x.2019.04.013
中图分类号： K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28X( 2019) 04-0084-09
(责任编辑：许丽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