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日本侵占东北时期的统治理念及其实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实质论文,时期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上世纪30年代，日本悍然侵占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对中国东北实施了14年的殖民统治。本来，这一段历史早有定论，然而直到今天，日本社会总有一些人竭力美化或歪曲殖民统治的历史。1971年，岸信介、星野直树、古海忠之、片仓忠、辻河信二等一批当年在伪满洲国担任过要职的人员编写了一部大部头的《满洲国史》（总论·分论两卷）。在这部书中，编著者闭口不谈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烧杀抢掠，不谈罪恶的731细菌部队及其他战争罪行，不谈东北及各地劳工在刺刀和皮鞭下的遭遇，不谈东北人民14年亡国奴生活的苦难，相反，他们的着眼点则放在日本是如何建设“新满洲”，如何使伪满洲国的各项建设出现“奇迹”，如何取得“高速度发展”等，把日本掠夺东北资源、建设日本“国防线”和战争基地的罪恶，吹嘘成侵略者的“功绩”。① 2001年，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中称：“满洲国在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的口号下，由于日本重工业的进入取得了经济的成长，中国人口显著的流入”。② 还有一位历史学者中村粲，不顾历史事实，肆意美化日本明治以来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称“如果美国不敌视满洲国，能够正确认识满洲国在东亚历史上存在的意义，亚洲将走向一个完全有别的历史。满洲国肯定在亚洲乃至世界成为无与伦比的理想国家”。③ 甚至把自古以来一直属于中国版图的东北硬说成“不是中国的领土”。④ 因此，时至今日仍有必要深入解析日本统治东北时期的殖民地理念及其实质。
一、“民族协和”与“五族共和”的实质
在日本统治东北的14年里，为了掩饰伪满的殖民地政权性质，随着时局的变迁，殖民统治者炮制了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理论”，“民族协和”与“五族共和”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伪满洲国成立之前，关东军就为这个畸形儿设计了“国号”、“国旗”和“元首制度”等。其中的“国旗”设计为红蓝白黑满地黄的“新五色旗”，并解释称，红色主南，代表日本人；蓝色主东，代表朝鲜族；白色主西，代表满洲族；黑色主北，代表蒙古族；黄色主中央，代表汉族。⑤ 为此，伪满发布的《建国宣言》中声称，“凡在我国家领土之内居住者，皆无种族之歧视、尊卑之分别，除原有之汉族、满族、蒙族及日本、朝鲜各族外，即其他国人，愿长久居住者，亦得享平等之待遇，保障其应得之权利，不使其有丝毫之侵损”，“必使境内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台，保东亚永久之光荣，为世界政治之楷模”。⑥ 这就是日伪当局从伪国出笼之初就一直标榜的“民族协和”和“五族共和”。
毋庸讳言，民族融合的确是维护国家安定和世界和平的基础。问题在于，日伪统治时期的“民族协和”和“五族共和”究竟是真，还是假？是虚，还是实？日本统治当局是否像自诩的那样，从伪国出笼之始就把“五族共和”和“民族协和”当作伪国的建国理念？以下予以剖析之。
1932年3月15日，关东军在《对时局建言》中指出，“以在住民族的协和为理想，但需依存日本人，没有日本人之协力则不能实现共存共荣”。⑦ 1934年12月，南次郎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在《关于贯彻对满政策的意见》中称，为了“在满洲国增长优良的政治因素，有必要大规模地移植日本人，同时采取措施暂时禁止汉人的移入”，对满、蒙、汉人事中的重要事项，也应从指导重要内政事项的角度加以审核”。⑧ 显然，关东军的民族协和的“理想”是有大前提的，即必须依靠日本人，以日本人的“协力”为必须条件。而且，惟有日本人才具有“优良的政治因素”，因此要大规模地移入日本人，限制汉族人，其他民族则必须置于日本人的“审核”之下。
1936年9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出台的《满洲国的根本理念与协和会的本质》称，“我大和民族应该继续内含优秀的资质和卓越的实力，对外以宽容来指导和诱导他民族，弥补其不足，鞭策其努力，使不服从者服从，完成上天赋予的实现道义世界之使命”。⑨ 这里，毫不掩饰地把日本人摆到“优秀民族”和“指导民族”的位置上，居高临下，担负“弥补”和“鞭策”其他民族的使命，而且这一使命来自“上天赋予”，无疑是“天生人种”的代名词。
在实际的操作上，日本人是否像他们自诩的那样，以“建设民族协和理想国家的热情”（原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古海忠之语）身体力行了呢？回答是否定的。1940年，协和会成员森本橘夫对农民进行过一次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写道：“说农民具有反官思想是不够妥当的，但时至建国十周年的今天，（农民）惧怕官吏和不信任官吏的事实仍然存在”，当森本询问县公署官员到农村后是否有“杀鸡、吃喝，然后一走了之不给钱”的现象时，“即使这样的事实很多”，但农民们“绝不把真实的声音讲出来，担心传到权势人的耳中”。⑩ 这一小段文字披露了两个事实，一是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官吏鱼肉百姓的事例很多；二是民众对官吏的畏惧和不信任。
日本学者安藤彦太郎在调查访问时有当地民众告诉他：“满洲国的一等人是日本人，二等人是朝鲜人，汉族和满族人是三等人，配给粮食时日本人是大米，朝鲜人是一半大米一半高粱米，中国人全是高粱米，工资也有差别”。(11) 以1939年8月日本人经营企业的工资差别为例，如果以日本人收入为100％，那么，朝鲜人为39.0％，中国人则为29.4％。(12)
即使是在伪满陆军军官学校和建国大学，被日伪当局称作一文一武最高学府的教育场所，日本人高踞其上，待遇优越于其他民族的现象也司空见惯。在陆军军官学校，日本人学生比例和中国人各占一半，教材相同，“但待遇却有天壤之别，日本学生穿着从上到下都是新的，中国学生除外出装外几乎都是旧的，寝具等生活用品与服装一样，日本学生使用新品，中国学生使用旧品。伙食也有差别，日本学生的主食是大米，仅有的营养品也供日本学生。中国学生的主食是高粱米，而且是作为牛、马等牲畜饲料的红高粱米”。(13)
以上仅仅是不同民族的生活、工资待遇对比，更严酷的是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以及日本当局利用民族矛盾、制造民族隔阂的罪恶行径。日本人独揽伪满洲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等大权后，日本民族“高贵论”、“核心论”等思想空前膨胀，他们在中国东北拥有其他任何民族不能比拟的特权，并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诸如土地占有权、经商权、开办企业矿山权、教育权等等，莫不如此。甚至连关押犯人的场所，日本人也有区别，不能同中国人关在一起，所涉案件也必须经由日本司法人员审理。伪军政部高级顾问花谷正曾在一次军官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说，“满洲人把自己当成主人，把日本人当成客人，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在满洲的日本人绝不是客人，是地地道道的满洲的主人。谁不承认这一点民间可以请他自便，不能容许这种人存在满洲的土地上……郑孝胥说满洲国这个小孩逐渐长大了，就可以逐渐脱离怀抱了……这真是岂有此理，关东军司令部把他撤职了，这就是前车之鉴……任何一个满洲人要想把日本人当成客人，那是万万做不到的！”(14) 花谷正的这番话不仅暴露出日本统治者的蛮横和粗暴，也是日本统治集团以“优等民族”自负，蔑视其他民族的心理写照和自我暴露。
在这种自我膨胀的“高贵民族”意识下，即使原来生活在日本社会的最底层，后来迁移到东北的日本农民也以“高等民族”自居，俨然成为地方霸主，随意欺压中国民众。骇人听闻的“巴木东大检举案”就有日本会阳开拓移民从中作祟，是他们向宪兵队提供了部分“反满抗日”民众的名单，致使一些无辜民众惨遭迫害，甚至致死。吉林省九台县住有40户日本移民，其中30户以贩卖毒品为业，他们“缺乏良好的素质，甚至向当地居民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并以极其恶劣的手段谋利，以至把人逼入绝境，甚至发生过杀害当地居民的事件”，然而，对于日本人的胡作非为，“当局并没有采取公平明断的处理办法”。日本领事馆更是“过于庇护日本人”，结果“当事人没有一点悔过之意，招致了当地居民对日本人的极大怨恨”。(15)
据伪满高官王子蘅披露，他曾在伪总理大臣秘书松本益雄处发现一部题为《服务须知》的小册子，内中列举了三十几条“统治术”，专门提供给日本官员，作为驾御东北其他民族的指导性文件。《须知》开头称，“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日本人“在满洲不是侨民而是主人”，“日本人既系核心民族，须诱导他族向日本人学习，并养成忠直刚毅、富有牺牲性的武士道精神，以便驱使”。(16) 虽然王子蘅的披露迄今尚没有更多的史料证实，但是日伪统治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所作所为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另据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制定的《对满战时特别对策》，其中把“相互利用多民族，（制造）多民族相互反目和离间政策”作为重要对策之一，(17) 也是对王子蘅披露内容的最有力的佐证。
朝鲜近代以来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欺凌，尤其是“日韩合并”以后，大批朝鲜人为摆脱日本当局的迫害流入中国东北境内，到伪满政府成立，朝鲜人数量达63万人左右，到1940年，朝鲜人猛增到120万人。(18) 1938年7月，关东军出台《在满朝鲜人指导要纲》，赋予在东北的朝鲜人“满洲国国民”的待遇。1939年5月，朝鲜总督府又把在东北的朝鲜人升级到“大日本帝国臣民”的地位。表面上看，朝鲜人在东北的地位仅次于日本人，因此有“二等国民”或“准高等民族”之说。但事实上，流亡到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人中，除少数人依附日本统治集团，情愿充当日本人的鹰犬外，绝大多数的朝鲜人对日本帝国主义怀有刻骨的仇恨，民族复兴意识浓厚，因此也成为日本统治集团极不放心的民族。为了把朝鲜人拉进“皇国臣民”的阵营，日本统治当局在东北也推行了“皇民化运动”，宣扬“内鲜一体”、“鲜满一如”。其中的“内”指的是日本人，“鲜”则是对朝鲜人的蔑称，就是要把朝鲜人培养成“忠良的皇国臣民”；“鲜满一如”即推行“朝鲜延长主义”，让“朝鲜的今天”变成“满洲的明天”。(19) 为此，日本统治集团对在东北的朝鲜人强制推行“创氏改名”运动，命令朝鲜人一律把名字更换成日本人姓氏，否则视为“非国民”，不配给粮食及生活用品，不发放居民证，成人不准就业，儿童不准就学。甚至鼓吹“内鲜通婚”，宣扬只有如此才能使日、朝民族“形、心、血、肉全部一体化”。(20)
但是，日本统治集团并非把朝鲜民族当作可信赖的民族，在前述的《日本人须知》中记载，“朝鲜民族……与汉民族既有血缘又有宿仇，可利用它，化为‘皇民’，只可使其与汉族疏远不可与汉族亲密。汉鲜两族人民冲突时，同等是非，要扬鲜抑汉；朝鲜人理屈时要使朝汉人同其曲直”。(21) 可见，朝鲜民族不过是日本人借以压抑汉民族的力量，同时又是日本人时刻提防、防范甚至歧视的民族之一。比如，在物资和粮食的“通帐”（配给卡）上，已经更改成日本人姓名的朝鲜人却被强令必须附以原来的朝鲜姓名，以示“内鲜”有别。(22) 原来，朝鲜人和日本人的配给待遇并不一样。朝鲜人在生活待遇等方面与日本人有别，但在履行日本国内外各项法西斯法令所规定的“义务”方面却不能逃避，尤其是随着日本侵略军在各个战场吃紧，征兵的任务也降到朝鲜青年的头上。据统计，先后有11294名在东北的朝鲜青年被征兵入伍，其中有6178人战死。另有约十万朝鲜妇女被强制充当从军慰安妇，许多人含恨死在异乡。(23)
居住在中国东北的蒙古民族约8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三左右，生活空间则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同统治其他地域一样，日本人在内蒙各省、县、旗公署安插了大批日本人充当总务厅（处）长或参事官，直接操纵伪政权的运转。其中，有两项决策带有特殊的意义。一是逐渐削弱蒙古王公的势力、权限和封地，实行所谓的“中央集权化”；二是禁止汉族人流入，禁止开放“蒙地”，名义上是“保护”内蒙东四盟的“蒙地”，实际是逐渐收归为伪满洲国所有。到1938年10月，以前向汉族人放荒租借的“蒙地”几乎全部收为“国有”。热河境内放出的“蒙地”也于1939年9月收回。这些名曰“国有”的收回土地（草原）当然成为日本人的“新天地”，一部分被日本移民所占据。
1936年5月，伪满洲国出台《指导蒙古民族的根本方针》，其中的第三条指出：“蒙汉两民族有互不相容的历史，应通过五族中核的日本人的热烈指导，逐渐使其融合提携，促进有色人种的大同团结”。(24) 这里所谓的“热烈指导”，使蒙汉两民族“融合提携”的方针也只是招牌而已。相反，利用蒙古民族镇压汉民族的反满抗日斗争则是他们的惯伎。1937年，为了对付东北抗日联军，日伪当局把伪蒙军推上战场，利用蒙古骑兵机动灵活、善于在山林作战的特点，征调伪蒙军兴安支队开进三江地区，在日本军官的率领下“侵扰了当地汉人的村庄，到处烧杀奸掠，结果严重伤害了汉人民心”。(25)
日军还利用伪蒙军充当挑衅苏联、制造边境纠纷的先锋。在诺门罕战役中，伪兴安军的一个师除了伤亡以外，几乎全部成为苏军的俘虏。1944年，关东军抽调强壮蒙古青年组成一支“武装谋略部队”，称关东军第二游击队，正式编入关东军的建制，由日本军官率领，这在伪满洲国的“国军”中是极其罕见的。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第二游击队长、日本军官松浦友好率领全队潜入苏境，准备在苏联后方展开骚扰游击活动。然而，真正的战斗尚未打响，800多人的队伍就逃散了大半，只剩下31名蒙古族士兵表示愿意追随日本人“坚持到最后一刻”，(26) 松浦队长在绝望中自杀。
1944年，日本关东军还组建了一支“铁石”部队，分设“铁心”和“铁血”部队，“铁心”部队由两个伪满国军步兵团和一个骑兵支队组成；“铁血”部队则是由两个蒙古族骑兵团和一个朝鲜族支队组成，在日本军官率领下开往华北地区同八路军作战。日本军官惟恐伪蒙古骑兵与他们貌合神离，每天强迫士兵们向天皇遥拜，灌输效忠天皇和武士道精神，日本宪兵、特务也时常窜到部队监视官兵们的行动，并收买眼线监视蒙古族官兵。在军纪方面，日本军官怂恿官兵们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用以刺激官兵的“战斗力”，致使这支部队军纪荡然，经常为害当地民众，“当地人民对该部很为不满”。(27) 后来，这支部队遭受八路军的沉重打击，损失惨重。一些官兵逐渐意识到日本统治集团的险恶用心，加之远离家乡，战事频繁，同伴又死的死，伤的伤，产生了厌战情绪。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一些蒙古族官兵毅然脱离日本军官的控制返回家乡。另一支朝鲜族武装也阵前倒戈，脱离了日本军官的控制。
在东北还有一支鄂伦春民族，他们生活在大兴安岭的密林，以打猎为生，善骑射，性豪爽，又熟悉大兴安岭的山形地势。东北抗日联军崛起后，大兴安岭成为抗日联军活跃的场所，有一批鄂伦春族青年也加入到抗日联军的行列，令日本统治集团伤透了脑筋。1934年春，齐齐哈尔和黑河的日本特务机关召集鄂伦春族头领开会，兜售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思想和政策，并施以小恩小惠笼络鄂伦春族的首领，组织鄂伦春族青年组成山林队，仅在瑷珲县境就成立起4支山林队，另在毕拉尔路也成立了两支山林队，“作为鄂伦春谋略部队，利用鄂伦春族的特性进行严格的训练”。(28) 在日本军官的率领下搜索山林，寻找抗日武装的踪迹。
1941年12月，抗联三支队在呼玛县的塔源遭受鄂伦春族山林队的袭击，此役，包括一名大队长在内的抗联三支队官兵牺牲66人，损失枪支70余支，战马80余匹，是抗战后期抗联部队最大的一次损失。
尽管日本统治集团机关算尽，还是有大多数鄂伦春族民众认识到日本人叵测的居心。有些山林队员毅然投身抗联队伍，还有些人为抗联武装送信、领路、运送粮食。1936年，抗联一支队袭击了伊春的一处伪警察所，缴获一批武器弹药，鄂伦春族猎民李朱产、莫乌苏等人主动联络附近的鄂伦春村民，把战利品隐藏起来。后来被日军察觉，李朱产、莫乌苏等5人不幸被捕，惨遭敌人的杀害。苏联对日宣战后，一批鄂伦春族山林队毅然倒戈，将日本军官引进山区困死。还有些山林队员主动为苏联红军带路，捣毁日本特务机关，几乎全歼了盘踞在鄂伦春族居住区的日本法西斯分子。(29)
日本统治集团一面利用鄂伦春族青年充当围剿抗日武装的尖兵，一面对鄂伦春族进行搜刮、压榨和迫害。鄂伦春族辛辛苦苦猎取的珍贵皮毛以及鹿茸、人参等物资必须上缴给日本人经营的“满洲畜产株式会社”，换取的是不等价的粮食或布匹。到后来，粮食和布匹也没有了，以橡子面和更生布（再生布匹）替代，因此，鄂伦春族民众常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更恶毒的是，统治当局极力怂恿鄂伦春族民众吸食鸦片，凡20岁以上之人，不论男女每人每天供应1—3份（每份大约二分鸦片），(30) 使鄂伦春族民众身心遭受极大的摧残。据统计，鄂伦春人在九一八事变前大约有4000余人，到日本战败投降，只剩下900多人了。(31)
为了维护殖民地秩序，日本统治集团对少数民族同样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发生在呼伦贝尔盟的“凌升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凌升是达斡尔族人，曾任呼伦贝尔盟督办公署咨议、黑龙江省公署咨议及北京政府咨议等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凌升积极参加伪满洲国的建国活动，热衷于辅佐溥仪“重振朝纲”，并同溥仪家族联姻，因此被委以伪兴安北省省长，成为伪满权贵之一。1933年10月，海（拉尔）满（洲里）警备司令苏炳文举旗抗日，凌升对苏炳文抗日举动表示同情和默许，苏炳文兵败退入苏境时，凌升还到车站相送。(32) 1933年“哈尔庙事件”爆发后，为解决同外蒙古的领土纠纷，日伪当局命凌升为首席代表，另有海拉尔日本特务机关长和伪外交部日系司长等人出席监控，同蒙古人民共和国谈判。期间，凌升对受控于日本人、只能鹦鹉学舌颇感不满，日系官员则“责备凌升不为日满卖力，心无诚意”。更使日本人恼火的是，此前在一次伪兴安四省的会议上，凌升对日本人提出了一些尖锐的反对意见，其“言辞尖锐，弄得与会的关东军参谋怒不可遏”，(33) 日本人决计对凌升下黑手。
1936年3月27日，日本宪兵队突然行动，先后逮捕了凌升，凌升胞弟、伪兴安北省警备军参谋长福龄，凌升妹夫、伪兴安北省警务厅长春德，凌升秘书兼日语翻译华林泰，以及伪兴安北省警备军团副沙德勒图，伪警务厅警尉倭信泰等20余人，严刑逼迫他们承认“通苏通蒙”，并且不容凌升等人分辩。最后，以“间谍罪”将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等4人处死，沙德勒图和倭信泰分别被判处12年和15年徒刑，另有恩明、春海等20余人被革职，这便是日本统治集团迫害少数民族的“凌升事件”。“凌升事件”后，日本统治集团趁机进行了大清洗，抽调日系官员控制了伪兴安北省的政治、军事、警务、财政等一切大权。从此，呼伦贝尔地区成为日本人的天下，“民族自治”也便成为一句毫无实质内容的空话。
东北境内人数最少的民族赫哲族，世居松花江下游、同江和乌苏里江沿岸，以渔猎为生。因赫哲人繁衍生息地濒临苏境，又是东北抗日武装活动的重要区域，一些赫哲族青年投身到抗日联军队伍，还有些赫哲人同苏联有来往，成为日本统治集团的一块心病。1938年，日伪当局强迫抚远以西、王家店以东的赫哲人和少数汉族渔民迁移到八岔屯，周围筑起土墙，实行保甲连坐制度，并把赫哲族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一支拥有20几人的警察队，由日本军官指挥和统辖。赫哲人被驱赶进集团部落后，每天外出打鱼要到警察队“挂条子”，返回时要将船桨、船舵交到警察队“销假”，终日生活在警察的监督和监视之下。
日本人的残酷统治引发赫哲人的十分不满，不断有赫哲人逃往苏联境内，参加围剿的赫哲人山林队也不真正给日本人卖命，进山后假装喝醉酒“迷路”，饶几个圈子再回来，“不给侵略者出力”。还有些警察打死日本军官逃往苏联。1944年，就有董贵喜、毕清林、毕春生等警察携带家属渡江投向苏联。(34)
赫哲人的不屈服使日本统治集团分外恼火。1942年，他们策划了灭绝赫哲人种族的大归屯计划，出动警察、特务和宪兵强迫世居富锦、抚远地区的赫哲人迁到没有人烟的密林沼泽地带，划分成一、二、三部落，每个部落相距100余里，相互之间不得往来。时值严冬时节，移民们没有住所、粮食和生活必须品，只能住在几所潮湿、寒冷的地窨子里，粮食吃光了只得以冬青、鸟蛋充饥，后来连附近的鸟蛋也掏光了。赫哲人只好挑选青壮到山外汉族人部落借粮，往返数百里、历时十数天，等到返回时借来的粮食也多在路上消耗，所剩无几了。
第三部落迁入赫哲人30余户、192人。最初以橡子面、麸子、豆饼充饥，后来这些食物也停止供应，只好夏天吃野菜，冬天啃冬青。穿的更是褴褛不堪，男人穿兽皮，女人穿更生布，几乎难以遮体，如同野人一般。1944年一场瘟疫流行，这个部落不到两个月就死去38人。在赫哲人的强烈要求下，日本人才派来几名医生瞧病，却是把赫哲当成实验品，给每个患者抽完血后便扬长而去，连一片药片都没有丢下。由于连年的饥饿、疾病和残酷折磨，赫哲人口急剧下降，民国初年，赫哲人大约有2500—3000人，可是日本投降后，赫哲人只剩下300余人，已到濒临灭绝的边缘。(35)
综上不难看出，日本统治当局渲染的“五族共和”及“民族协和”不过是一句虚伪的口号。首先，他们把日本人摆到五族中的“核心民族”、“领导民族”的位置上，一切必须由日本人“指导”、“鞭策”或“训诫”，其他民族必须置于日本民族的领导之下。简言之，即，日本人是统治者，其他民族是被统治者。其次，在具体贯彻或推行过程中，更看不到丝毫“民族协和”影子。日本人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其他民族惟有老实听命，不得有半点违背或执拗，否则落到头上的则是迫害、牢狱，甚至被杀戮。为此，人们评论称，“日本人提倡的民族协和，所谓‘协’者‘协助’也，‘和’者‘大和’也，民族协和即（其他各民族）协助大和民族侵略中国是也！”(36)
二、从“王道主义”到“惟神之道”
伪满洲国建立之初，在《建国宣言》中称，“新国家建设之旨，一切以顺天安民为主，施政必恂真正之民意，不容私见之或存”，“则当惟礼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37)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内阁、参谋本部以及关东军在策划统治东北的一系列方案、要纲、决策中也屡次提到实施“王道主义”，这就是日本统治当局标榜的“王道主义”的政治理念。所谓“王道”，是相对“霸道”而言，即排斥强权和压制，以道义实施统治，也是中国儒家学说一直推崇并身体力行的统治术。从一定意义上说，“王道主义”既是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的反动，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悖反，还是对当时中国国民政府推行的“三民主义”的否定。表面上看，日伪当局似乎要在伪满洲国这块“试验田”上栽种出中国历代儒家想往的“道义国家”、“王道政治”之树。
日本统治集团在伪国成立之初之所以把“王道”搬了出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溥仪身边的遗老遗少熟知“王道”学说，至少，“王道主义”的口号可以激发这些人为日本效力的积极性。在伪满“建国”初期，郑孝胥等遗老遗少们的确分外活跃，没有“辜负”日本人的初衷，在宣讲“王道政治”、推行“王道主义”的过程中分外卖力。郑孝胥为此著有《王道救世要义》，开篇就称，“‘王道’是近代起死回生的良药，他能消除世界的战祸，和领导世界民众走到安居乐业的路上去的！如果要行‘王道’，必先把爱国的思想洗除，拿博爱来作主宰，更要把军国民的教育铲灭，拿礼仪来作先遣，才能够实行”。(38) 郑孝胥认为，“王道”分为“内圣”和“外王”两项，“内圣”者，指修养“王道”的法规，要经过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等五道程序。致知、格物是指求知进步；诚意、正心则突出“诚”和“敬”字，即要求人们“思念要真实，不能有虚伪”，“社会就自然会安宁”。而正心是“遇有忿懑、恐惧、好乐、忧患之侵袭”时，要用“敬”来“压制”自己，才可以“修身”，其中尤其要“戒狂傲”、“戒轻浮”。郑孝胥还特意告诫年轻人，称他们是“社会之中坚分子，一举一动是以影响社会，举动轻浮，就只知道破坏，不知道建设，再加上浮躁来助长他破坏的动机，所以社会从此总破产”。(39)
所谓“外王”，郑孝胥把它归结为齐家、治国、平天下。郑孝胥强调，齐家要体现“孝、慈、友、恭、义、顺、睦”，尤其要“依照礼法行事”；治国，要体现仁爱、忠恕、信实。即“对自己的职务要一心无二，专心致志去操持”，要“亲仁善邻”；平天下，即“把王道政治推行到全世界去，拿仁爱作干橹，拿礼仪作甲胄，去征服世界上一切强权霸道的势力”。(40)郑孝胥还极力歪曲爱国主义，鼓吹“如果要行王道，必先要把爱国的思想清除”，“爱国有广义、狭义之分，爱自己的国家是私心，爱大众的国家是公道”，“狭义的爱国，真是养成亡国灭种的祸根”，“狭义的爱国，是使全人类都要灭亡”。郑孝胥进一步阐述称，“凡是同为一个人，我们都应当去爱他，不必分什么种族，也不必分什么国别，如果一有种族和国别的观念，第一步就要生出畛域之见。第二步就要互相歧视，争为雄长。第三步势所必然就会有敌对的行为发生”。(41)
郑孝胥在讲解“内圣”和“外王”的过程中尽管没有完全脱离儒家的说教，但却掺杂了讨好日本主子、献媚殖民统治的货色：一是引导民众循规蹈矩，作殖民统治的顺民，不得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可见，郑孝胥在这里鼓吹的“王道”，是货真价实的泯灭人民斗志的精神鸦片；二是鼓吹对日亲善，抨击爱国主义。在这篇说教中，尽管没有出现日本国或日本人的字样，但是，郑孝胥对爱国主义的“诠释”充分暴露出他的汉奸嘴脸。他认为“爱自己的国家是私心，爱大众的国家是公道”，“狭义的爱国，真是养成亡国灭种的祸根”。同时，郑孝胥又提出一个“广义的爱国主义”，煽动民众去爱“大众国家”，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个“大众国家”不过是日本的代名词；三是宣扬对日妥协，鼓吹投降主义。郑孝胥主张“拿仁爱作干橹，拿礼仪作甲胄”，去征服世界的霸道和强权。殊不知，他的面前正站立着一个穷凶极恶的霸主，正旁若无人般闯进中国的疆土，正丧失人性地宰割着中国的民众，郑孝胥却一味告诫民众要拿“仁爱”和“礼仪”去同强盗理论，无异于“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的翻版。事实也是如此，没过多久，郑孝胥一厢情愿的对日“仁爱”并没有得到日本人的宽容和谅解，不过发了一句牢骚话就被日本人无情地抛弃。也宣告他的掺杂着献媚殖民统治货色的“王道”在伪满洲国彻底破产。
其实，郑孝胥等汉奸文人宣扬的“王道政治”并没有切中日本统治集团的本意。尽管，他们把源于封建儒学的“王道政治”揉进近代西方殖民统治的理论，塞进一系列令日本统治集团欢心的货色，但是，“王道”毕竟发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其中包含着许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方法和内容，从殖民统治的角度分析，对于割裂东北与中国的联系，禁锢中华民族文化的输入和接续显然都是不利的。因此，日本统治集团宣扬的“王道”实际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王道”截然不同，是打着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儒学的幌子，以中国儒家主张的“王道”为表，实际是以日本法西斯的“皇道”为里，其内核则是地地道道的日本法西斯化的“皇道”。
由于郑孝胥等汉奸文人的说教并没有切中日本统治集团的本意，于是，关东军把日本的御用文人搬了出来，请他们著书立说，集会讲演，借以宣扬日本的“皇道”，摈弃或贬低中国的“王道”。其中，日本文学博士、井上哲次郎的讲演颇具代表性。井上认为，“日本建国以来就实行王道……在儒教传入之前王道就出色地实施”，“日本的固有之道是一元化的，决不是包含多种，借用支那的话就是‘王道’。所谓‘王道’简单地说，就是德治主义政治，在这一点上同儒教的王道没有什么不同。但支那的王道还包含有‘禅让放伐、易姓革命’的内容……日本的王道决不承认这样的‘禅让放伐、易姓革命’，而是万世一系的皇统，到任何时期都一以贯之”，“我国的皇统一系体现了日本的固有之道，是在我国国体永久不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42) 井上的这段话首先把日本的“皇道”和中国的“王道”区别开来，阐明日本的“皇道”是千古不变的，缘于日本国体的万世一系、“永久不变”。而中国的“王道”是在“禅让放伐、易姓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言外之意存在着“缺欠”。果然，井上接下来对中国的“王道”进行了“点评”。他认为，孟子之后，“支那没有实行王道。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倡王道，但并没有实行。唐太宗时将（主张）王道的门人安插在重要岗位上，但是，如魏徵等人也没有特别强调王道……唐太宗也终究没有成为一位王者，因为他本来就是篡权者……这以后直到中华民国没有出现一位王者。换言之，或者实行王道、霸道并行，或者实行霸道。实行出色的王道、具备成为王者资格之人一直没有出现”。(43)
井上为什么一味贬低中国封建社会的“王道”，甚至轻言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王者”，包括唐太宗也不具备资格？其根本目的还在于美化和标榜日本的“皇道”。他称，“日本从起始就是不承认革命的国家，因此也就没有革命的发生”，“支那的王道与日本的皇道虽然有共同点，但也有重大的差别，所以日本的王道是皇道”。而中国方面是“尊天命而承认革命”，“从远古时代就承认革命”，所以，“屡屡给篡权者以得授天命的口实”。(44)
当然，井上上述说教的目的绝非仅仅是为了贬低中国的王道，而是对伪满洲国推行的“王道”的“担忧”和解析。他称，“我想，满洲国的王道不应该等同支那的王道，为什么不能等同支那的王道呢？这就是我的讲演想促使满洲国反省之所在”，“如果实行支那式的王道，将来会给篡权者极大、极合理的口实，那样的话，将给满洲国带来重蹈支那覆辙的危险”。(45) 这才是井上讲演的根本目的。即，澄清郑孝胥等汉奸文人的说教，把日本带有法西斯特色的“皇道主义”灌输到民众的心里。
日本御用文人在贬低中国“王道”、吹捧日本“皇道”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指责西欧的文明。他们把西欧政治归纳为“法权政治”，“根本没有天的观念”，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依条件而决定”，“带有弱肉强食的倾向”，所以，统治集团多是靠“权谋术数”来维持政权。经过日本右翼学者和御用文人的一番演绎，他们把世界上的国家政体划分成三种形式，即：
日本—皇道国家—万世一系—神文神武
中国—天（王）道国家—易姓革命—以德兴仁
西欧—法权国家—弱肉强食—权谋术数(46)
可见，日本统治集团主张的“王道政治”既非中国历代帝王的皇家统治思想，也非汉奸文人们牵强附会、勾勒的半是王道半是谄媚日本的货色，而是以殖民地政治土壤为培基，以中国儒家思想中“大义名分”、“忠君报国”等有利于殖民统治的内容为分支，以日本法西斯皇道为基干和实质的毒害东北民众的精神鸦片。另外，日本统治集团主张的“王道主义”还包含有反共产主义、反三民主义的侧面——至少，伪满洲国的“王道主义”不能同中国内地国民政府的治国理念有丝毫相近之处。
1934年4月，为了答谢日本天皇同意伪满洲国实行帝制，溥仪跨海东渡，受到日本天皇、皇室以及朝廷重臣的“热烈”欢迎。（溥仪）“皇帝至（日本）皇太后住所拜访皇太后……皇帝像见亲生母亲，深受感动的模样，使皇太后也同得到新的儿子一样高兴”。(47) 溥仪回国后，在日本人的捉刀代笔下颁布了《回銮训民诏书》，内称，“朕幸亲致诚悃，复加观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朕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意。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48) 日本人通过溥仪的《回銮训民诏书》在传播“建国精神”的同时，也赋予了“王道主义”新的内涵，即日本式的“仁爱”、“忠孝”和“尊君亲上”，才是伪国必须效尤的典范，为此，必须与日本“精神如一体”，方能赢得“大局和平”和“人类福祉”。
1940年7月，溥仪第二次东渡访问日本，捧回了日本的“三种神器”（复制品），决定创建建国神庙，奉祀日本神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为伪国的“建国元神”，并决定设立祭祀府，按照日本的祭祀方式举办祭神仪式。同时，颁发了由日本人佐藤知恭起草的《国本奠定诏书》，内称，“我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回銮之吉，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身祷国民之福祉，式为永典……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而四海清明，笃保神庥”。《国本奠定诏书》的颁布，是对“建国精神”的进一步确立，也表明伪满洲国当初标榜的“王道主义”完全被“惟神之道”的天皇法西斯主义的统治理念所取代。新任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特意对《国本奠定诏书》做了如下解释：“一是明确了建国精神是皇道的延长发展；二是阐明了政教之渊源为惟神之道；三是在民族协和基础上取得精神的统一；四是强化了日满一体关系”。(49)
1942年12月，以伪皇帝的名义又颁发了《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和《国民训》，再次确定伪国的统治理念是“惟神之道”，并把“尊节义重廉耻”以及“实现大东亚共荣”等内容掺杂其中。至此，伪国的政治理念转向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旗号，以推崇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惟神之道”为核心，以效忠日本天皇和“神国”日本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汉奸文人们希冀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王道”也便随着日本统治集团的不断“诠释”和更张被抛弃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是货真价实的日本法西斯天皇主义和皇国主义的霸道。
三、“日满一体化”与“建国精神”的背后
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把分裂中国版图的侵略行径解释成“正当化”和“合理化”，不惜篡改历史，炮制谎言，把自古以来与中原本土不可分割的东北地区硬说成是与中原王朝毫无干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甚至直到战后的1971年，由日本“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写的《满洲国史》一书中，仍然强调东北地区一直到近世，明朝才“在辽东设立州府，保护汉农，同时与满蒙部族相对抗。不过势力仅限于辽西及辽东的部分地区”。(50) 张作霖时期，“满蒙一时似乎呈现满、汉、日、鲜各民族共存共荣的局面”，但是，由于张学良“易帜”，“屈服于南京政府，终于诱发起满洲事变”，“满洲国成立之前的满蒙地区，活跃着在人类学上属于同一黄色人种的满、汉、蒙、鲜各民族和日本民族……直至满洲国首次建成民族协和的理想国，由于日本民族成为先导，始有把握可能走向近代国家的发展道路”。(51) 这段瞒天过海的文字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把日本民族塞进东北各“少数民族”的行列，为日本民族统治中国东北、凌驾东北各民族之上制造“合理”、“合法”的依据。
再追溯到日本崛起的近代，伴随着日本武装势力对中国东北的渗透，一批右翼学者也纷纷涌进东北，进行所谓的“历史研究”或“考察”，白鸟库吉、稻叶君山、矢野仁一、须乡恍太郎等人秉承满铁会社、关东州或关东军的意图，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先后炮制出笼《满洲发达史》、《满洲国历史》、《满洲国史通论》、《满洲国国民道德概论》等著述，信口雌黄地割裂东北同中原的关系，污蔑东北的先民，甚至把一部东北的地域史说成是“满蒙民族驱逐汉族人”的历史。稻叶君山在他的《满洲发达史》中“旁征博引”，得出一个结论是：“满洲现在的三千万民众，全是侨民……或从陆地，或从海上侵入满洲内地，并非固有的满洲人的发达”，这些汉人“并不是主人公满洲人邀请而来的，而全部是入侵者”，纯属满洲人者“不过200万人”，甚至谬称，“古来夫余、高句丽、三韩以及日本同属于一个体系”。(52)
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为了制造侵吞中国东北的借口，完全继承了所谓的“满蒙学派”的衣钵，其中，制造九一八事变首魁分子之一的石原莞尔，在1929年9月率领关东军参谋进行所谓的“北满旅行”途中，向关东军参谋们宣讲了他的《作为国运回转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案》，其中称，“在历史的关系上，与其说满蒙属于汉民族，莫若说满蒙属于日本民族（更恰当些）”。(53) 1931年4月，他又向关东军调查班成员散发了一份他在1927年起草的《关于日本现在和将来的国防》，其中称，“满蒙并非是汉民族的领土，毋宁说与我国关系密切……满蒙作为满洲（族）及蒙古人的满洲，满洲蒙古人比起汉民族来，毋宁说与大和民族更为接近”。(54) 一言以蔽之，无论是“满蒙学派”，抑或是关东军以及在东北的日本驻外机关，还是当代的日本右翼学者，他们鼓吹的都是一个调门，这就是不值得批驳的“东北非中国领土论”和“汉民族非东北民族论”，直到今天，这些荒谬绝伦仍有部分市场。
基于上述谬论，日本统治集团从伪满洲国出笼之始，就为它规定了“日满一体”的统治理念，即“日满不可分”之关系。不过，这种理念并非是一以贯之的，而是有一个从“日满协和”、“日满亲善”到“日满一体”、“日满不可分”之变化和深化过程。最初，为了掩世人的耳目，统治集团也曾喊过几声“日满协和”或“日满亲善”之类的口号，似乎还给伪满洲国蒙上一层薄薄的“对等”或“独立”的面纱。如1932年8月，石原莞尔在《关于满蒙之我见》中指出，“满洲国是日满协同的国家”。(55) 1932年3月12日，日本政府出台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中也称，“满蒙已成为从中国本部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政权的统治地区……应逐步引导使之具备一个国家应有的实质”。1932年5月21日，关东军的《对满蒙方策》中指出，“满洲国在顺应我国国策作为独立国家而发展的宗旨下……在同帝国的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关系上实现日满融合、共存共荣”。(56) 1933年3月24日，日本陆军省在《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草案》中，确立的“指导方针”是“大日本帝国对满洲国的……根本方针是，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使满洲国作为大日本帝国不可分关系的独立国家，向前发展”。(57) 1933年8月8日日本政府的“阁议”中也提出，“使满洲国作为同大日本帝国具有不可分的独立国家获得进步与发展”。(58) 从上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在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强调“日满不可分”的同时，至少，还可以寻觅出一点点宣称伪满洲国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影子。
1934年5月，关东军又出台了《对满洲国根本观念的确立》这一指导方针，内中对伪国的构成理念做了如下规定：“日满不可分之关系，不应仅仅限于观念的、学究式的理论方面，要站在地理的、历史的、民族的、政治的事实上，尤其是建国过程以及日满之间约定的根本意义上去把握”。值得注意的是，指导方针中单列了一项“建国精神”栏，内中强调：“由于日本军的活动一扫弊政，赋予（满洲国成立的）天机”。为此，指导方针规定，伪满洲国同日本的关系是“尊重领土权；日满亲善关系的紧密化；东洋和平的基础；已签条约、契约的尊重；权利、利益的确认；国家防卫的确立；人事任用、军事费的负担问题；外交以及内部统辖指导权的确立；日本人作为构成分子在满洲的权利、义务”等。(59) 关东军的这一指导方针与前期一系列的指导要纲、指导方针等对比，有几点明显的区别。一是把“独立国家”的字样抹掉，尽管其中还有“尊重领土权”等表述，但是，不能与“独立国家”的意义同日而语；二是把伪国全方位地纳入日本的统辖之下，不仅从政治理念，包括地理、历史、现实、契约等方方面面同日本的关联，都必须纳入所谓“日满一体”的范畴；三是重申日本关东军以及日本人在东北的各项特权。统而言之，即是对“建国精神”理念的强调和诠释。
《对满洲国根本观念的确立》的出台，意味着伪国“独立”的轻薄飘缈的面纱已经被彻底摘掉，从此，一个更严密的紧箍咒套到伪国的头上——这就是所谓的“建国精神”。1935年5月2日，在溥仪颁布的《回銮训民诏书》中称，“深维我国建立……皆赖友邦以仗义尽力，以奠丕基”，“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5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围绕该诏书特意向日本人官吏发出训斥，内称：“此次满洲国皇帝陛下访日……深刻认识到我国国基国本赖以奠定之真谛，圣意既定，乃颁发诏书，阐明须与日本天皇，精神一体，一德一心，永久不渝，借以奠定两国悠久之基础”。并指示日本人官吏“鉴于身负之重任，望能上下一体，侪辈同心，增进团结，形成以总务厅长为核心的浑然一体之人和，为成就大业，恢弘皇猷而迈进”。(60) 溥仪的《回銮训民诏书》等于彻底砸碎了伪满洲国“独立”的招牌：因为其中明确规定了伪国的成立是“皆赖友邦以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因此，伪国必须与日本“精神如一体”、“一德一心”。如此一来，原来伪满洲国同日本之间的“盟邦”关系降低到“友邦”的附属国地位，而且必须是“精神一体，一德一心，永久不渝”。
“建国精神”通过关东军指导方针和溥仪《回銮训民诏书》提出后，右翼学者须乡恍太郎立即做了诠释，他在《满洲国国民道德概论》一书中称，“满蒙之地在我帝国（指伪满洲国）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三千万民众也并非是我国成立之时突然冒出来的，也就是说，国家的产生不单纯在于领土和民族，而是新的理念”。(61) 须乡在这里所称的“新的理念”，便是“建国精神”理论，即伪国的产生完全托庇于日本帝国。换言之，没有日本，就没有伪满国家的出现。
“建国精神”理论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日本人的“主人”地位，日本统治集团也就更“名正言顺”的在这块土地上为所欲为，更加肆无忌惮地统治和支配一切，因此，产生的后果无疑是加剧了日本人同东北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对抗。关于这一点，在日本统治东北的当时，即使是日本军方也明显地意识到这一问题。1934年1月到3月间，陆军省派出一批军官赴东北考察，在一份报告书中列举了日本人官吏的种种劣迹：“邦人对支那人随意发挥着优越感是通弊，……把满人看作奴隶，利用恶劣手段垄断利益、遭致满人记恨者不在少数”，“受国民优越感的驱使……无理地殴打满人……不买车票乘车，长时间赖在饭店不计他人的不便，不买票进剧场看戏，旁若无人般的恣意妄为，实在令人遗憾”，“（日本人）以战胜者的大和民族的优越感接触鲜人、满人、汉人和蒙古人，对他们的民族性不予理解，没有同情心，使他们的人心离间，想到将来有事之时会有不利的事故发生，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62) 1940年日本大本营陆军研究班也搞过一次调查，其调查报告中记载，“大部分日本人官吏嘴里喊着推行民族协和的国策，实际上还没有脱下内地（日本）官吏的旧外套，务须纠正。而且，由于殖民地官僚的弊端及对他民族的强烈优越感，有意或无意地犯了许多谬误，与一般满人之间发生相克，日本人官吏对满人官吏的这种相克，主要是日本人官吏的独断专行，以及待遇上的优越，还有对满人官吏的蔑视倾向，成为满人官吏反感的基因”。(63) 上述引用的文字都是日本军界人物写进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在当时日本法西斯的体制下，参与调查的人员很自然要极力掩盖和庇护日本人，对同族的胡作非为只能缩小，不会夸大，所以有较强的可信性。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各级伪政权的大小汉奸只能彻底被架空，所以被谑称为“三事官”，即每天上班后只做三件事，分别是“喝茶、看报、聊天”，“越发增加对日系官员的反感”。(64) 为此，一位日本陆军高级军官暗地里称，“满洲国并非是日满提携的国家，而是日满争斗的国家”。一位海军高级军官也说过，“如果现在发生日俄战争，日本军至少要用十个师团，不得不以满洲人为对手进行作战”。(65)
1940年以后，“日满一体化”、“日满不可分”以及“建国精神”的理念进一步升级，日满之间从“盟邦”、“友邦”关系变成了“亲邦”关系，过去名义上的“对等关系”降为实际上的“藩属关系”。这从溥仪第二次东渡回来颁布的《国本奠定诏书》体现出来。溥仪把日本的“三种神器”带回东北，奉为“建国元神”，并兴修建国神庙，设立祭祀府，制定《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有不敬罪处罚法》，明确规定伪国的建立“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凡对建国神庙不敬者处以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徒刑，甚至路过建国神庙也必须施“最敬礼”，否则予以重罚。这样，“建国精神”的内涵转变成赤裸裸的“日主满仆”、“日主满从”的统治理念。即日本的天照大神缔造了伪国，成为伪国的祖宗，日本天皇“保佑”着伪国，成为伪国的天上皇，伪皇帝溥仪也只有去充当儿皇帝的角色。
自然，“日满一体化”也好，天照大神缔造了伪国的“建国精神”也好，日本统治集团制造这些理念的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伪国紧紧地绑在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战车上。政治上必须服从日本的意旨，经济上必须为日本提供源源不绝的战争资源，思想上必须与日本当局和日本人官吏保持一致，文化教育上必须为日本的战争目的发挥教化作用等。日本学者江口圭一评论说，“在关东军的武力支配下，皇帝溥仪是为天皇服务而存在，满洲帝国是为大日本帝国服务而存在”。(66)
注释：
① 详见［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总论）前言部分，第一法规出版社1971年版。
② ［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新しぃ历史教科书》，扶桑社2006年版，第197页。
③ ［日］中村粲：《林健太郎氏の战争史观老论评す》，载《正论》（别册）第4号，2006年12月，第120页。
④ 参见［日］中村粲：《大东亚战争への道》，展转社1992年版，第23页。
⑤ ［日］塚濑进：《满洲国——“民族协和”の实像》，吉川鸿文馆1998年版，第96、97页。
⑥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第231页。
⑦ ［日］片仓衷：《片仓衷回想の满洲国》，经济往来社1978年版，第184页。
⑧ ［日］南次郎；《关于贯彻对满政策的意见》，东北沦陷14年史总编室编译（内部印刷本）。
⑨ 转引自［日］山室信一《キメラ——满洲国の肖像》，中公新书1993年版，第283页。
⑩ ［日］森本橘夫：《农村工作杂感》，载《协和运动》第四卷第十号，1942年。
(11) ［日］安藤彦三郎：《延边纪行》，载《东洋文化》第36号，1964年。
(12) 转引自［日］山室信一《キメラ——满洲国の肖像》，第281页。
(13) ［日］山室信一：《キメラ——满洲国の肖像》，第281页。
(14) 万嘉熙：《伪满军的内幕》，载吉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第20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15) ［日］大谷湖峰：《满洲宗教调查报告书》（中译本），载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第11页。
(16) 王子蘅：《伪满日本官吏的秘密手册》，载中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17) ［日］山室信一：《キメラ——满洲国の肖像》，第282页。
(18) ［日］塚濑进：《满洲国——“民族协和”の实像》，第102页。
(19) 韩俊光：《日本帝国主义的“皇民化”政策和朝鲜族人民反“皇民化”的斗争》，载《东北沦陷14年史研究》第1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20) ［日］南次郎：《在道知事会议上的总督训示》，转引自前引韩俊光《日本帝国主义的“皇民化”政策和朝鲜族人民反“皇民化”的斗争》。
(21) 王子蘅：《伪满日本官吏的秘密手册》，载中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
(22) ［日］青木一夫：《满洲における朝鲜人の概况と指导方针にっぃて一考察》，载《协和运动》第三卷第十二号，1941年。
(23) 韩俊光：《日本帝国主义的“皇民化”政策和朝鲜族人民反“皇民化”的斗争》，载《东北沦陷14年史研究》第1辑，1988年，第60页。
(24) ［日］塚濑进：《满洲国——“民族协和”の实像》，第111页。
(25) ［日］西原征夫：《哈尔滨特务机关》，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页。
(26) ［日］西原征夫：《哈尔滨特务机关》，第154页。
(27) 李雪松：《铁石部队的编成与活动片断》，载吉林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第19辑，吉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1987年编印，第15页。
(28) ［日］川原卫门：《关东军谋略部队》，プレス东京出版局1970年版，第154页。
(29) ［日］西原征夫：《哈尔滨特务机关》（赵晨译），第88、96页。
(30) 葛长海：《日本帝国主义对鄂族的政策》，载黑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7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31) 中央档案馆编：《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5页。
(32) 苏炳文：《1932年海、满抗战始末》，载黑龙江省政协编《黑龙江文史资料》第3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3) 额尔根巴雅尔：《伪满时期的凌升事件》，载呼伦贝尔盟政协文史办编《呼伦贝尔文史资料》，第3辑。
(34) 尤志贤：《八岔赫哲族人民反抗日寇迫害实录》，载《黑龙江文史资料》第16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5) 尤金良：《日寇给赫哲族造成的灾难》，载《富锦文史资料》第3辑；尤志贤《日本侵略者对赫哲民族的迫害》载《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6) ［日］山室信一：《キメラ——满洲国の肖像》，第284页。
(37)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第231页。
(38) 郑孝胥著、彭寿释：《王道救世要义的白话解》，载满洲国文教部刊印《普及建国精神之教育资料》（第二集），1933年版，第3页。
(39) 郑孝胥著、彭寿释：《王道救世要义的白话解》，第10—16页。
(40) 郑孝胥著、彭寿释：《王道救世要义的白话解》，第17—27页。
(41) 郑孝胥著、彭寿释：《王道救世要义的白话解》，第33—34页。
(42) ［日］井上哲次郎：《日本の皇道と满洲の王道》（单行本），东亚文化协会编辑发行1934年版，第2—4页。
(43) ［日］井上哲次郎：《日本の皇道と满洲の王道》（单行本），第6页。
(44) ［日］井上哲次郎：《日本の皇道と满洲の王道》（单行本），第8、9页。
(45) ［日］井上哲次郎：《日本の皇道と满洲の王道》（单行本），第5、10页。
(46) ［日］满洲评论社编辑刊行：《满洲国と协和会》，1935年版，第187、188页。
(47)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第428页。
(48)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第433页。
(49)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第708页。
(50)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第1、2页。
(51)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第2、3页。
(52) ［日］稻叶君山：《满洲发达史》，日本评论社1935年版，第3页。
(53) ［日］稻叶正夫、小林龙夫等编辑、解说：《太平洋战争への道》，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86页。
(54) ［日］稻叶正夫、小林龙夫等编辑、解说：《太平洋战争への道》，第78页。
(55) ［日］吉冈吉典：《日本の侵略と膨胀》，新日本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页。
(56)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伪满傀儡政权》，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11页。
(57)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伪满傀儡政权》，第19页。
(58)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伪满傀儡政权》，第26页。
(59) ［日］片仓衷：《片仓衷回想の满洲国》，第193页。
(60)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伪满傀儡政权》，第194页。
(61) 转引自［日］塚濑进《满洲国——“民族协和”の实像》，第69页。
(62) ［日］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の开幕》，小学馆1989年版，第337、338页。
(63) ［日］大本营陆军研究班编：《海外地邦人の言动より观たる国民教育资料》，1940年5月，转引自［日］山室信一《キメラ——满洲国の肖像》，第246页。
(64) ［日］山室信一：《キメラ——满洲国の肖像》，第248页。
(65) ［日］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の开幕》，第341页。
(66) ［日］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の开幕》，第330、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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