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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是全国各族人民和各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伟大民族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完全意义的反抗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民族革命战争。同时抗日战争把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国家的发展振兴比较好地结合起来，使这场民族革命战争同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前进运动，引起了社会的深刻变化。这场战争所表现的全民族战争的整体性、正义性，及其超出战争自身而造成中国社会进步的深刻的社会性，都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反侵略战争及其他革命运动无法比拟的。但是由于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共两党又很快地陷入了分裂和战争，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正面历史，被长期严重对立的政治淹没了、歪曲了，对于这场具有空前历史意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实践长期不能达成统一的民族共识，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
一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一次完全意义的独立的民族革命战争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进行了多次不同形态的反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斗争和民族战争。其中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可为其代表。1927年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但是其重要背景也含有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分裂统治中国的社会意义。这些民族反抗斗争，由于其发生的历史条件不同，虽然不同程度地打击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具有明显的革命进步性质，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其革命进步性质又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性，或则表现在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不彻底，或则表现为社会解放意义的不完全，有些甚至被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利用、出卖。只有发生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抗日战争弥补了以上两个方面的不足，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完全意义上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是在统一的国际战略方针指导下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战争。这个命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中国抗战是在广泛争取国际支援的前提下，独立自主进行的民族革命战争。其二是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备受欺凌的弱国，但再也不能将自身的民族解放事业，服从于世界列强之间的利益争夺战争，被帝国主义战争所利用。30年代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扩张而造成的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只有依靠全新形态的民族战争，才能打败侵略者，取得中国的独立解放。而且中国社会的发展和革命进步力量的成熟壮大，已经具备了完成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的能力和条件。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和在北洋军阀统治灭亡后国内社会民主力量的成长。长期的军阀割据的结束和比较统一的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局面的逐步形成也是重要的条件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毛泽东即同美国记者斯诺一般地谈到，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及日本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在论及中国抗战国际外交战略时说，“我们认定中日问题，实在是世界问题之一环，只有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才能获得彻底的解决。所以我们这次抗战，即发动以后，一定要与势在必起的世界战争连接起来，并且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注：蒋总统集编辑委员会：《蒋总统集》.台湾1960年版，第1185页。）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将国民政府的基本外交方针概括为“苦撑待变”，是很准确的。其基本含义就是，积极争取英美等国的援助和对日本的制裁；利用苏日矛盾，遏制日本，等待国际形势对中国抗战的有利转变。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国共两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政策虽然发生过重大的变化，但是坚持独立民族战争的主轴线却是基本一贯的。这是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及其与国际关系、国际战略问题上的基本共识。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科学分析了国内社会阶级矛盾的状况，正确处理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策略。在对外政策上，抛弃“左”倾教条主义关于“武装保卫苏联”的错误口号，实行独立自主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策略。可以简单地说，这时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对内主要是独立于国民党，对外主要是独立于苏联和共产国际。这第一个方面，主要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反对国民党的限制、压迫，通过放手发展人民的革命抗日力量来实现的；其第二个方面，则是要有效抵制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对党内事务的干预，包括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指导方针。只是当时在党内外都不便明言罢了。缺少这两个前提条件，就谈不上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在实际上，如果完全按照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愿望和指示行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只能主要是服从于苏联国际战略要求，把对日本的军事战争置于唯一的突出地位，而忽略中国社会政治改革和民族解放的根本任务。
对国民政府来说，坚持独立民族战争的基本方面就是要摆脱英美等国的政治军事控制及对其依赖，坚持国共合作，实行全国的全民族抗战。国民政府是国家对外关系的代表，其外交政策体现了全国抗战总体利益。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 蒋介石明确表示：“我们的一贯国策是建立在下列几个原则之上：（一）反抗日本侵略，以保证我国主权与领土行政的完整。（二）遵守国际公约……（三）拒绝参加反共协定。（四）外交在自立自主，完全以本国立场与抗战利益为前提，不受任何约束，以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实现三民主义，重奠世界永久的和平。”（注：《蒋总统集》，第1176页。）
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 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作出分析。1940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日德意三国条约签订后，“中国有可能利用帝国主义大战来解决中国民族战争的胜利问题。我们的政策是进行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付共同的敌人，但不能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注：《毛泽东年谱》中卷， 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1940年10月25日，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对以上观点进行了详尽的说明。毛泽东指出：“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是重庆英美派的志愿，但他们也怕英美不可靠……他们现在仍是动摇于英美派与贝当路线之间，他们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最黑暗的情况是日本对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军控制新加坡，德攻英伦不下，中国英美派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危险就大了，大多数中间派跟蒋介石跑的危险也更大了。”（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第566页。）显然， 这时毛泽东还没有完全改变关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和战争的传统观点，把当时德国与英法在欧洲的战争基本上视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看法是，国民党放弃独立民族战争，加入任何一方帝国主义战争集团，都可能意味着重新参加国际性的反苏反共行动，国际的反日统一战线和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将会被瓦解。1940年11月1日， 针对国民党加紧部署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情况，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一个月来英美与日德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剧烈的，后者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中日战争进入日德意同盟，前者要求中国放弃独立战争进入英美同盟。”（注：《新四军·文献》〔2 〕，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毛泽东指出，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蒋介石是愿意进入英美同盟的。否则，如果日德意集团得胜，日本并作出某些让步，蒋也可能参加日德意集团。中共从抗战开始以来就始终把反对这种倾向作为重要的国际战略原则。但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不久即在党内原则地改变了这个观点。同年11 月6日，毛泽东电示周恩来，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同时指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派活动。”（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21页。）应该说， 这时在中共内部对国际局势和性质看法已完全符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展实际了。因为这场战争是德意日法西斯集团挑起的侵略战争，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性质。
与此同时，国民党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作了大体相同的分析。1940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有一段表露心机的话：“中倭战争，势必为世界战争之一环。故余自去年欧战发动时，亟望加入英法阵线，而英法反置余于不顾；今则英法既败，而美俄仍未有行动，且倭已加入德意阵线后……而我反可无急求参战之必要。”同时，他对德意日三国条约签订后中国抗战的国际战略方针作出比较确定的明确表述：
“日德意三国同盟以后的局势：
（一）中倭媾和为‘下策’。以倭对华侵略之野心，及其对中国移民之状况，决非一纸和约所能令其履行与撤兵……
（二）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
（三）独以倭为敌，而对英美、对德意皆采中立政策……如此对美、对德、对俄皆有进退自如之余地……乃为目前唯一之上策。”（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2卷，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5年版，第61页。）在世界战争的国际环境中实行比较独立外交，不完全仰人鼻息，唯别国之马首是瞻，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确实难能可贵。
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同年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等， 明确提出与英美建立统一战线问题：“日、英、美战争后，我对英美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展开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583页。 ）翌日，中共中央进一步就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具体指示：“中国人民、中国侨胞及南洋各民族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太平洋各民族的广泛的反法西斯日、德、意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是有重大意义的，中英美合作集中力量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必要前提……我们利用此机会向英美人士特别其当政人物表明我们愿意与英美政府真诚合作抗日。”（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587、588页。）
参加国际民主联合战线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大步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正式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成为中美苏等同盟国家的重要成员国。在此之前，中国独自坚持了五个年头对日作战，大量消耗了日本的实力，牵制住日军的主力，使其在北进侵苏和南进攻美的战略选择上陷入长期的混乱和争吵，这无疑是对苏、美的强有力的战略掩护。在中国战场上长期牵制并最后消灭上百万日本军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地位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和肯定。开罗会议、波茨坦会议、联合国大会等重要国际会议及其所制定文件，都确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共派出董必武等人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大会。
另一方面，无庸否认，国共两党在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上也是存在重大分歧的。对苏德条约、苏日条约、对英美关系等问题，国共两党所表示的不同立场，就更加具体的说明了两党对待国际大国关系的不同观点。
1938年3 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宣告：在外交方面，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制止日本侵略，并否认一切日伪傀儡组织，明确地站在国际上同情全国抗战的力量一边，与日伪划清界限。但是国民党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面是联合英美，争取和利用苏联，而又不放心苏联。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一方面争取苏联的大力援助，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国际联盟、九国公约等国际组织，利用英美等西方国家制约日本，制裁日本，甚至斡旋“调解”中日战争。
共产党则把抗战的主要国际支撑点放在苏联方面，对英美的帝国主义政策比较警惕。中共中央在1939和1941年两次集中发动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活动就是明证。所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共中央在其指示中虽然也间或提到英美等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帮助，但是限于传统的政治观点，这时所谓的国际统一战线其着眼点仍然是各国的人民。这一方面主要是西方各国对日本侵华两面政策、“绥靖政策”的实际反映，同时，它也是受到上述传统的关于帝国主义战争观点的影响。一个时期内，在共产党内部基本认为，英法集团与德意集团在欧洲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狗咬狗的战争，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是不可靠的。
虽然，对如何实现抗日的外交，国共两党及其他各派力量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大差异，但是由于中国抗战是在基本统一的军事、政治、外交战略下进行的民族战争，国民政府的抗战外交方针和外交活动得到了全国各党派及抗日爱国阶层的基本认同和拥护，对于某些分歧认识，仍可求同存异，取得基本一致的行动。特别是对于西方国家妄图牺牲中国，保全其殖民利益的做法，国共两党都表示了抗议和谴责。
二 全民族空前的团结御侮的反侵略战争
中国抗战是长期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上进行的。正确解决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及其作用地位问题，是全面认识抗日战争史的关键问题之一。中国抗战存在以国民党军队主体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不是任何人为的主观因素造成的。首先两个战场的存在，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和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任何党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且对于坚持全国持久抗战来说，两个战场形成和存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其次，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在总的持久战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的整体战争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其总体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策应。在抗日战争前期、中期、后期，两个战场及其关系的状况都有了巨大变化，但其基本的依存关系仍然没有改变。日军及国共两方的战史资料都证明了这一点。其三，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两个战场实行有区别的军政策略，但是仍然把中国战场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对待。其政治、军事、外交解决的基本方面是针对国民政府的，但敌后战场始终是日军使尽浑身解数仍无法跳出的泥潭。在抗日战争中，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作用和正面战场的防御掩护作用都是明显的。
两个战场的存在并不完全是国共两党的起始愿望。抗战伊始，国共两党的意愿是合作抗日，八路军挺进山西是希望与阎锡山和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战的。在平津失守后，为支持华北持久抗战，共产党向国民政府军政机关和战区指挥部门建议，派出有力兵团，与八路军一一五师配合，由朱德指挥，在敌已深入之际，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造成华北抗战的新局面，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毛泽东认为，当时蒋介石、阎锡山确定的“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完全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姿势下，如无上述一支奇兵袭入敌后决难持久，只有实行上述计划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1页。 ）要求八路军以运动游击战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石家庄失陷后华北形势危急，共产党一面要求国民政府全力加强娘子关和晋北方向的防守和出击，一面部署八路军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在晋北、晋西北和正太线积极配合，袭击前进之敌。毛泽东指出，为执行以上作战行动，一一五师“要准备付出相当之代价，即应准备减员二千至二千五百，并因减员而不得不将枪支一小部分交与地方民众，武装他们。但在支持山西作战，即用以支持华北作战较为长久之战略目的上，却有很大意义”。（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7页。）八路军一系列积极有力作战行动， 给友军良好配合和影响。1937年11月7日，太原失陷后， 国民党军队退出山西和华北大部分地区，华北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是“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388页。）这时八路军才从山西和华北抗战的发展，进一步向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进行战略展开，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初步造成八路军在敌后坚持独立抗战的局面。
八年抗战的历史证明，两个战场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它在空间上是被隔离的，但在战略上是相互联系和彼此配合的。两个战场关系及其作用地位的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考察。
第一个阶段是抗战战略防御时期。这一阶段国民党军队是正面防御作战的主体，国民政府及其各战区指挥机构是进行战略防御的组织指挥者。八路军、新四军在完成改编组建后按战区统一部署，配合友军，参加对敌作战。在平型关、忻口、娘子关等重大战役中八路军都进行了积极有力的行动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多次受到国民政府各级军政机构的嘉许。
这一时期是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战关系最好，既有战略统一行动的配合，也有战役、战斗上的直接支援；有八路军配属友军进行作战，也有友军配属八路军行动。朱德、彭德怀曾担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正、副指挥，负责指挥在晋东南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准备反攻太原。八路军的作战形式主要还是运动游击战，适当集中兵力，配合友军作战仍是主要的任务。八路军抗战初期所进行著名的重大战役战斗，基本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彭德怀说：“徐州英勇会战，长江两岸坚决抵抗，使敌寇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与打击，华北敌军有部分的南调。武汉失守后敌亦有相当严重的疲劳，均有利于我放手分散，猛烈发展。这一时期，虽然主要是分散，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创造根据地，但我们并没有放弃配合友军作战，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机会，如配合徐州会战进攻济南，破坏津浦路，钳制天津青岛支援之敌，如配合保卫武汉，进攻平定、望都、新乐，冀东大起义。”（注：彭德怀：《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40年9 月）（内部文件）。）这是对历史的真实描述，因此，一味指摘八路军“游而不击”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时期为相持阶段前期，基本上可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总体上，日军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进攻，在正面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长期保持了一条相对固定的战线。在这几年日军发动的若干进攻作战，基本上属于战役性质，达到作战企图即自行返回。这时日本把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作为其侵略亚洲的第一战略目标，策划了轰炸重庆，攻占宜昌和进攻西北的计划，但终因自身兵力不足，不能打破上百万中国军队主力而告吹。日本的战略长期陷入“北进”、“南进”和解决“中国事变”三难选择之中。1938年11月国民政府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总结抗战战略防御作战的教训。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抗战第二期要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根据战略相持阶段的任务，会议决定对战区划分进行调整，增设冀察、苏鲁两个游击战区；全国军队以三分之一担负正面对敌作战，三分之一转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三分之一调后方整训。1939年1月7日，蒋介石颁令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等文件，均要求“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消耗敌人”，并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动进行部署。为阻敌渡河西犯，蒋介石等多次命令当地国民党军队协同八路军破击石太路、白晋路，“确保太行山游击根据地，牵制消耗敌军，破坏交通，妨害敌军运输，并拒止豫北之敌西犯，掩护太行、中条两山侧背”。（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3 页。 ）1940年8 月八路军“百团大战”对正面战场和全国抗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9月7日蒋介石训令各战区，应仿效八路军游击战法，“加强敌后游击战专攻铁路、公路、水路各交通与兵站、仓库、飞机场、汽油栈等实施有计划有组织之长期破坏……务使敌军不能抽调其在各地区之部队，破坏其十月间秋季攻势，造成与我军有利形势”。（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参考资料》（1），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83页。）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当地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当时虽已发生了皖南事变，毛泽东仍致电彭德怀，通令八路军各部队有计划地配合友军作战。但是由于国民党连续两次发动反共高潮，而且从客观实际情况来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在空间上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处于完全脱离的地位，基本不可能再进行战役作战上的直接配合了。因此，这时两个战场主要是战略上的互相配合支援，这是与战略防御阶段不完全相同的。
第三阶段是相持阶段后期，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战胜利。这一时期国际环境发生了有利中国抗战的重大转变，但在国内却出现了三个不利的因素。其一是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近乎断绝的僵持、冷淡；其二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最严重的困难局面；其三是国民党军政的腐败和战斗力的丧失。这时正面战场虽然取得第三次长沙战役、常德战役等胜利，并派出部队入缅作战，但却遭到豫湘桂战役大溃退。敌后战场由于主要任务仍然是巩固恢复，在军事上依靠群众游击战，“把敌人挤出去”。所以在1944年以前敌后战场基本没有发动大的攻势行动。由于上述原因，抗战后期的两个战场的关系也由主动变得比较被动，基本上是一种战略策应、掩护的关系，在实际行动方面就难得配合了。
以上情况同时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作用地位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固定的或一成不变的。大体来说，在战略防御阶段，当时是国共两党军队共同抗战，并肩作战。战略防御基本上是国共两党和全国军民的战略防御。客观上并不具备两个战场的完备形态，国民党军队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全国抗战的主体。上百万国民党军队在战略防御作战中打了一些很有影响的阵地防御战和城市保卫战。武汉失守后，两个又独立又依存的战场的存在，标致着中国持久抗战基本战略格局的形成。国民党军队经过整训、补充和数量上扩充，整体战斗力也有所提高。不仅能够抵御日军的有限进攻，打了不少比较好的战役，而且还发动某些企图积极的对敌攻势。同时，这也是敌后抗日力量猛烈发展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迅速扩大，华北、华中各个抗日根据地相互连接，以构成战略规模。部队作战能力迅速提高，已可以进行“百团大战”那样规模的攻势战役。
太平洋战争后则是正面战场作用地位进一步下降，敌后战场作用地位进一步上升的时期。敌后战场全面强化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抗日武装力量建设，广泛深入开展群众游击战争，贯彻抗日根据地“十大政策”，使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力量以较快的速度恢复发展。到1944年前后敌后军民已战胜严重困难，抗战力量经过缩小下降重新进入上升发展，并开始转入对敌攻势作战。抗日根据地规模扩大，部队数量增加，抗击侵华日军在50%以上和伪军的绝大部分，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全国抗战的主战场。正面战场作用地位的下降主要表现在，国民党军政的腐败和军队作战能力的下降。1940年3 月蒋介石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说，“在抗战初期，我军三师人可以打敌人一个师团；后来到徐州会战，我军质量渐差需五师或六师才能打敌人一个师团；到了现在情形更可虑了！你们都知道现在无论那一个战区敌人只有三四个师团，我们要用十几师或二三十师兵力还得不到怎么大的战果！……我们现在以十个师几乎还打不过他一个师团。”（注：《蒋总统集》，第1233页。）豫湘桂战役的溃败，再一次充分显示了这个事实。
三 持久战，民族革命战争共同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的整体性还表现为它是在持久战共同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进行的民族革命战争。
1937年8月7日至12日，国民政府南京最高国防会议通过以持久消耗战为全国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何应钦把这个军事战略方针概括为“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采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注：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12页。）共产党在此次国防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国防问题的意见”，主张：“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进攻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9页。 ）叶剑英在国民政府军政部召开的讨论会上发言，论述中国抗战的政略战略及抗日战争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我之政略重点若放在上海方面即使取得胜利亦不能扭转全战局；若能将重点放在平绥线则可转移全战局，并能破坏敌人的整个计划。战争将是持久的，我们不仅要动员国内力量，而且要大力争取国际援助”。“虽然战略上持久，但战术上仍然应采取攻势，以求速战速决，战略上虽采取内线，但战术仍应采取外线，随时包围敌人。故，集团防御战争，广大游击战争，广大民众之运动战，以此三原则进行作战”。（注：《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这些都对国民政府确立持久战战略方针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后，根据抗战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作战情况，蒋介石又提出实行“持久消耗战”的两个口号，“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从而，形成了国民政府比较完整的抗战战略方针。蒋介石说：“我们对于敌人的战略战术，有一个确切不移，始终适用的方略……就是要争取时间，要持久战斗，是敌人对我们的阵地不能随便被他袭击占领，然后我们可以随时捕捉时机来歼灭他！这是我们此次抗战最紧要的战略方针。换句话讲，就是要延长时间，而不一定要去争取不能争的空间地点。亦就是说，先要争取时间，然后来决定所要可争取而必要的空间地点。”（注：《蒋总统集》，第1367页。）蒋介石把这种战法称为“磁铁战”。1938年5 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持久战理论集大成的著作，它不仅是共产党军队实行全面抗战的指导方针，也受到国民党将领和各派进步人士的赞许及实际运用。
中国军民的八年抗战是在持久战战略指导下取得胜利的。这是国共两党和军队都承认的事实。但是，对持久战深远的社会意义的不同理解，却正是国共两党持久战理论和实践的原则差别所在。从总体来说，共产党的持久战主要是着重于政治，而国民党则主要着重于军事。
共产党认为，持久战的基础是动员广大民众，实行全国范围的、全民族的人民战争，完成打败侵略者，实现国家的独立解放，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毛泽东提出：“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7页。）所以，共产党的持久战，基本方面在于政治战略，多注重于民众的组织动员。具体地说，它包括与战争直接有关的放手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发展抗日力量，实行全民抗战；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实行人民战争，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围攻、“扫荡”；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体制，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开展和建设抗日根据地，作为持久抗战战略基地；扩大人民抗日武装，并适时地将游击战争提高到正规战争等军事方针。同时，从广义上说，它几乎包括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全部政治路线和社会革命内容。共产党为巩固和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而实行的，以民主主义为内容的各项社会经济改革，如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等，都可能视作为持久战方针的贯彻。在作战方式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则重在发动广泛的群众游击战，进行人民战争。它要求八路军适时实行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在兵力使用和作战行动上都要以分散游击为主，而不是以集中兵力大运动战为主，在战略战术上灵活机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军队除打仗之外，还要担负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任务。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以上政策的实施，也就不会有敌后持久抗战的坚持。
国民党的持久战多从军事上着眼；注重于政府和军队的行为，相对比较忽略对民众发动。而且国民党的整个政策还有限制人民群众的倾向。抗战时期，蒋介石连篇累牍的“训示”，基本上都是讲军队的作战和训练问题。他提出的两个持久抗战口号也是关于作战方面。而且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所实行政治、经济政策，都是直接服务于军事和作战需要的，缺乏更加深刻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内容，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中国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体制。它和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改良政策是完全不同的。这可以说是是一种不完全的持久战。这也是抗战中共产党之所以得人心，抗日根据地兴旺发达，国民党日渐腐败，逐步失去民心的根本原因。
在作战方式上，与共产党不同，国民党军队比较重视正规战。这固然主要是因为两支军队数量和装备的极大差别，也有其历史传统和持久抗战的不同指导思想等原因。考察抗战初期几次主要战役，国民党的主要作战方式是单纯阵地防御战，战法比较呆板，机动性差，在强敌攻击下，兵力损失过大。华北各次主要战役及淞沪战役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在徐州战役中，以上状况有了一些转变，所以才有了台儿庄等地作战胜利。蒋介石对此有一个总结。1940年3 月他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说：“我们过去的战斗，是采消极守势的战略战术；从今以后，我们战略战术要完全转变过来，对敌人采取积极的攻势……我们在战略上虽然是持久抗战，但在战术上还是要速战速决……如果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顾全兵力，不敢攻击敌人，那么，不是我们消耗敌人，而是我们坐待敌人来消耗了！”（注：《蒋总统集》第1253页。）可惜蒋介石这种指导方针的转变却不是一贯到底的。
四 民族革命战争的社会性及其意义延伸
抗日战争决不是单纯军事意义的对外反侵略战争，其社会的、历史的意义远远超出战争本身。抗日战争进一步促成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旧的社会形态的分化和新兴民主进步力量的发展，促进了以民主抗日根据地为雏形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成长。近代中国，战乱频繁，灾祸深重，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形态，多元混杂，分野不清，实际并不完全具备近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抗日战争促成中国进一步完成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它所引起的社会变革是十分深刻的。首先是中国民主力量的成长和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改变。国民党在抗战后期逐步衰落、腐败下去；共产党成为中国民主派的领袖。国共两党的理论论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促成了中国民主力量的巨大发展及新的聚集。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通过长期的历史实践逐步在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下集结起来，特别是从皖南事变到“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的态度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发展趋势。
抗日战争从其社会意义上看，无疑，它是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阶段。抗战伊始，国共两党都提出各自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作为近代中国资格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他曾有过进步的社会改革主张和先进的革命纲领，有过两次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光荣历史。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历史上也有十年反共内战和对日“不抵抗主义”的不光彩记录。与此同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推行了十年以“训政”为中心的政治上的高压专制政策和社会经济改良政策。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在政治上有了较大的转变，实行全国抗战的方针，但在社会经济政策的转变上却进步甚微，甚至有些倒退，又由“训政”回到“训政”兼“军政”。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及其所推行的各项社会政策基本延续了旧三民主义的内容，除在政治上实行国共联合，发动全国抗战的巨大进步外，在社会经济的改革方面却没有什么前进，不肯开放民主，改善民生。这时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仍然是很不完全的。而且，从总体上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在其发展中已经有名无实，甚至走到相反的方面。
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略为基本政治路线。这个路线是与其一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相一致的。在共产党的革命战略中，“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90页。）在抗战时期， 共产党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通过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社会政策，实现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这是与国民党地区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政策。对国民党地区而言，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战争中两个不同的战场，也是一个国家中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
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建设“三三制”民主政权，进行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改革，推广民主的科学的文化教育等等，这些政策不仅是改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专政”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其社会内容之深刻化程度和地域范围之庞大，都超出了原有的水平。它标志着经过长期的分化斗争，民主抗日根据地作为一种与近代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全新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已初步形成。1944年共产党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基本上是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的放大。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以各个民主党派、民主力量合作的联合政府，已经作为比较成熟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得到了全国民主党派的拥护和赞同，并成为中国民主派为之奋斗的纲领。其后，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等，都可以说，基本上是“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扩大和发展。
国共两党不同的抗战方针和民主主义路线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和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统一战线里是一定有摩擦的。这个统一战线的名词里已经包含着摩擦的意思。因为讲统一，起码是两个以上才有可能，如果只有一个，‘孤掌难鸣’就不会有摩擦，但有两个，两个手掌就拍得响了，摩擦就难免的。统一战线有一万年，摩擦也有一万年，有统一战线就有摩擦存在。”（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51页。）它不仅仅表现为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也有国民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的摩擦。
国共武装“摩擦”是抗日战争中的特殊现象。如上所述，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共两党不同的抗战方针和抗战路线，或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说，它来源于国共两党不同的关于实现中国社会改造纲领。两党不同的“抗战建国”纲领，特别在“建国”问题上，更反映出国共两党在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摩擦”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是其根本则基于国共两党不同的民主主义社会革命主张，或者可以视为国民党“三民主义”与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路线之间矛盾的深化。无庸回避，由于国共两党所代表的社会阶级不同，在抗日战争中两党都有自身的发展愿望和利益要求。这是国共两党政治、军事“摩擦”的基本根源。“摩擦”是国共两党不同的民主主义路线的反映和抗日战争社会意义的延伸。
首先，摩擦的产生主要来自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限制
国共两党是分别代表中国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政党，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不可避免都存在自身的发展要求和根本利益，而且有些东西是无法妥协的。如上所述，国共在关于抗战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确实存在原则分歧和矛盾；共同抗战使经过十年战争的国共两党又重新走到一起，并没有消除长期独立的阴影。从国民党方面来说，其主观愿望是只利用共产党的军队参战，基本上不允许军事以外的活动，如超出防区，发动民众等；在政治上则希望共产党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完全实行国民政府的各项政策；组织上并入国民党，成为“一个大党”。国共两党之间这种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实际从国共合作成立时就开始了。在共产党内强调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反对右倾投降主义，都是出于这样一种实际的考虑。抗战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强化反共、限共倾向，制定和下达了一系列有关文件、指令，引起了大小数以百计的摩擦事件。所以，可以断定，造成摩擦的根源正是这种消极的、自私偏狭的党派成见和党派利益。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冲破国民党对共产党及各派政治力量的限制，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全面抗战和人民战争路线的重要前提条件。共产党如果真的象国民党希望的哪样把自身的活动只限于“抗日”，而且把“抗战”和其他社会改革任务隔离起来，也就背弃自己的革命纲领，就失去存在的意义，才真是向国民党“输诚”“投降”了。
其二，摩擦是与反对国内的妥协紧密相连的。
中共一贯主张实行坚决的抗日政策，反对任何“调停”中日战争的阴谋和日本的诱降“和谈”，对一切妥协投降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中共认为，任何对日本妥协，都将从根本上破坏中国人民抗战图存事业，而且这些妥协投降倾向都是与国内的反共分裂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投降必然反共，反共是投降的准备，这是已被证明了的历史的逻辑。事实证明，1938年、1940年德国的“调解”，1939年英国对中日关系的“斡旋”，以及1940年日本进行的“桐工作”和各种“诱降”活动，其内容实质绝对不是把中国抗日战争引向完全胜利，而是令其半途而废。由于蒋介石对此保持了有条件的接触和讨价还价政策，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中国抗战的危机。而且这些活动大都是与当时国内的反共高潮紧密相连的。中共和其他抗日进步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妥协倾向，正是革命民族战争的正义之声。
其三，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及其巩固发展，是敌后战场得以坚持和胜利的基础。共产党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敌后根据地的地位，一方面是要其承认敌后军民对抗战的贡献，同时也要求承认敌后根据地所实行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的进步意义。国共两党关于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摩擦和争论，其社会意义已超出了抗日战争本身的范围，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的根本问题。敌后军民的反摩擦斗争从更广泛的社会含义上就是民族革命中的民主革命。只是基于上述多种具体原因，这些民主革命的社会内容此时却往往要以反摩擦、反投降的名义出之。
无可否认，国共摩擦给抗日战争诸多消极的影响。这些摩擦事件影响了国共合作抗战，分散了全国团结对敌的力量，有时也为敌所用。但是，国共摩擦，包括公开的剧烈武装冲突，都是被限定在一定时间地区范围之内的，表现出明显的暂时性和局部性，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全国抗战的全局。“摩擦”是全局中的局部。日本对国共两党和两个战场实行两种不同的策略，希望国共两党重陷分裂内战，但事实证明日本这个阴谋是落空了。所以，不能因此而否定两个战场的依存性和民族战争的统一性。同时，对共产党而言，如果不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和正确反摩擦政策，恐怕就不会有广大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的存在。民族革命战争的社会意义将会受到极大的局限。国民党方面一再强调“军令”和“防区”，从一般军事意义上说，并不是毫无道理。但是，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下，对敌后军民来说，却是无法办到的。这是因为，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防区等基本上都是在抗战初期协商确定的，无论在哪个时期，国共两军共同组织作战，要部队完全在划定的范围内活动也是不可能的。到1940年7月，国民政府进一步规定，所有八路军、 新四军部队全部集中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八路军编三军六师三个补充团，新四军二个师；所有部队不准“擅自越出”规定境地等。武汉战役后，国民党正规军队主要从事正面防御作战，共产党军队成为敌后游击战争的主体，面对日军大规模的、日益频繁的残酷“扫荡”，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如果只能以有限的编制，限定在狭小的“防区”活动，无异于羊投虎口，就根本不可能创造一个敌后战场。而且八路军、新四军等革命抗日武装与国民党军队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传统，离开了根据地和广大人民群众，军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生存、发展的条件。所以，在摩擦无可避免的情况下，敌后军民运用反摩擦手段打破国民党的限制，是敌后战场建立、发展的前提之一。仅从这个含义说，摩擦问题不应排除在两个战场的关系之外，而应视为整体民族战争题旨中应有之意；它对全国抗战的坚持和胜利和中国社会的进步都不完全是消极的，而是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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