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图、君王类比与国王二体——《亨利五世》的权力隐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亨利论文,世界地图论文,君王论文,国王论文,五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亨利五世》一剧中，相对于被重点刻画的1415年亨利五世入侵法国的征战行为，世界地图映照下的亚历山大大帝(后文简称亚历山大)与亨利五世的类比场景并不引人注目——威尔士上尉弗鲁爱林在闲聊中告诉英格兰上尉高厄说两位君王“处处都有相同的地方”①。约翰·吉利斯等绝大多数英美学者对此均一笔带过，更未专章探究世界地图概念框架下人物类比策略的实施缘由②，那么莎士比亚究竟意欲何为呢？ 事实上，亨利五世当政时期英国早已流行着《埃布斯托夫地图》(1235)、《萨尔特地图》(1260)和《赫里福德地图》(1300)等著名的中世纪世界地图，但与提供精确定位的现代地图不同，当时制图师们的首要任务是呈现上帝统领下的宇宙图景，因此空间描绘的准则是宗教价值而非方位导向。圣城耶路撒冷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耶稣的位置却有些漂浮不定：他有时超然于O型时空之外，有时立于月下世界之上，前者隐喻其圣体与上帝合一而得以永生，后者代表被钉在巨大十字架上的圣子肉身，由此建构了神圣的“基督二体论”和宗教宇宙论中“双体合一”(gemina persona)的典范。③为了规避肉体的局限和达成天赋君权这一神灵统治目标，亨利五世等英格兰中世纪君王还从中推演出经过政治改良的神秘主义身体诗学——“国王二体论”，其“自然之躯”(Body Natural)像耶稣一样受制于时间和世俗纷争的困扰，在形骸的生息泯灭中体会到生之有涯，但其“政治之体”(Body Politic)可以像得道的救世主一样超越自然定律，亘古常青的同时“致力于政策民生，为民谋利”(King's：7)，从而上升为超验的上帝之身。两者反差巨大却又合二为一，由此形成了亨利五世眼中伟大政体和愚钝凡身的双面性④(详见《亨》：420)。 作为疆域对等物的地图则是君王政体的一种重要的外显形式，在中世纪常被图示化为山川河流等空间条目和富含历史记忆的王室盾徽和圣像图标，犹如《亨利五世》中坎特伯雷大主教颂扬的“万民之邦”(《亨》：354)的英王政治身体一样，被奉为神圣的天道之像。从14世纪初开始，英国经院哲学家奥康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的“唯名论”逐渐流行，其中个体事物而非共相的精神实体构成存在的本质、唯寓共相于可知事物的个体才最真实的哲学论断极大影响了欧洲精确化制图意识的萌芽⑤，与新发现的托勒密《地理》母本一起，帮助建构了文艺复兴时期比利时著名地图学家墨卡托和英国制图师爱德华·赖特(Edward Wright)的世界空间新模型。但这些地图化的哲学观念或新兴的制图实践并不意味着与空间传统的决裂；恰恰相反，“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文艺复兴时期地图页面的空间分配并非单纯地图关系的表达，更多时候是古希腊和中世纪描绘宇宙秩序和投射自我价值观念的延续，地图的焦点空间与价值判断具有趋同性”⑥。这是弗鲁爱林进行君王类比的重要空间语境，也是莎士比亚戏剧想象的宗教理论基石。 从另一方面看，作为君王政体图示隐喻的地图从一开始就与权力建构息息相关，古希腊大力神阿特拉斯(Atlas，即地图册)力举地球的神话是这种特殊空间政治意象的雏形，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的《波伊廷格世界路图》(Peutinger Map)中手执节杖和权球的罗马帝王昭示着君临天下的帝国雄心，而在《赫里福德地图》等英国中世纪地图中地位仅次于耶稣的是亚历山大，其征战的印记遍及欧亚非三大洲的众多角落。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区域地图和世界地图上雄狮神兽的英格兰盾徽与国王(女王)圣像交织在一起，俯瞰不列颠的同时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臆想中的海外殖民地，这些无一例外地体现出身体地图的权力属性。⑦当代美国地图学研究者约翰·威尔福德由此断定，看似中立的地图所呈现的是印象中的现实或者选择性的现实表征，而非现实本身⑧；英国著名地图学家J.B.哈利则认为所有的地图都暗藏了象征、意识形态和虚构成分，从更普遍的维度看，不只是一些特殊的地区，全世界甚至整个宇宙都与此相关⑨。这些观点帮助建构了文学地图学意识形态视角的逻辑起点。 当然地图并非《亨利五世》权力想象的唯一来源，潜藏其中的是由来已久的帝国意识：早在10世纪，英格兰国王奥特斯丹就使用了“帝王”(imperator)称号来彰显他对广阔属地的绝对控制，后来的埃德加一世干脆自封为不列颠的“大帝”。1415年出兵法国前，亨利五世向神祈祷，“望其子民见证帝国的繁荣昌盛”，1420年征服法国后他又将皇冕命名为“帝王之冠”(Imperial Crown)，以彰显当政的帝国雄心。⑩《亨利五世》的致辞者则呼吁类似的“皇冠、王冕、贵族的头饰快落在亨利和他左右的头上”(《亨》：360)，更不用说1592年女王御用画师马库斯·海拉特(Marcus Gheeraerts)绘制的身体地图所彰显的伊丽莎白一世脚踏世界地图的霸气了。 莎士比亚时期英格兰的帝国权力观念和地图想象日渐成熟。(11)但莎士比亚为何选择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而非其他君王作为亨利五世的比较对象呢？史料显示，作为西方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帝王，亚历山大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英格兰皆非常出名，1150年英格兰圣奥尔班斯修道院院长拉尔夫·古宾(Ralph Gubion)完成了五卷本的《马其顿君王史》，亨利五世时期英格兰史家托马斯·瓦辛汉(Thomas Walsingham)也编撰了《亚历山大大帝史》(1422)，1553年古罗马史家鲁弗斯(Rufus)拉丁语版的《亚历山大大帝史》被J.布伦德(J.Brend)译成英文，1579年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则出现在托马斯·诺斯爵士(Sir Thomas North)的译著中(12)，从而为弗鲁爱林的闲聊提供了历史知识的谱系支撑。 更重要的是，自3世纪以来，亚历山大的经历逐渐演变成带有浓重神话色彩的征战传奇，并在中世纪催生了“亚历山大罗曼司”这一特殊文类——它最初假托亚历山大御用史家卡利斯提尼斯(Callisthenes)之名，英国艺术家纷纷效仿，不仅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有所涉及，《赫里福德地图》的绘制者理查德(Richard of Holdingham)更是九次将亚历山大的事迹融入这幅现存版幅最大的中世纪空间模型之中，与《萨尔特地图》等其他T-O地图一起创建了独特的帝王空间描绘传统，其深刻影响一直延续至文艺复兴时期，甚至伊丽莎白一世本人也涉入其中(13)，由此促成了《亨利五世》中融历史、地图、文学和权力想象为一体的空间政治演绎，也印证了福柯的权力史学观：地图知识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绘图本身就是一个空间知识向权力转换的过程；人类“需要一种完整的历史来描绘空间，空间的历史同时也是权力的历史”(14)。这构成了下文君王类比研究的空间政治学框架。 具体而言，亚历山大与亨利五世的类比源于阿金库尔激战之余高厄和弗鲁爱林两位英军上尉的谈话： 高厄：我想亚历山大大帝降生在马其顿。他的爸爸叫做马其顿的腓力普——我记得是这样。 弗鲁爱林：我想亚历山大降生的地方叫做马其顿。我对你说，上尉，你只消看一看世界地图，保证你就会看出来了，马其顿，蒙穆斯，这两个地方的地形——你听着——可十分相像呢。在马其顿有条河，在蒙穆斯同样也有一条河，叫做威伊河——可是另外那条河叫什么名字我的脑子里却没有印象了。可是这实在是二而一的东西，就像我这个手指头跟我那个手指头不分彼此一样，而两条河里头都有鲑鱼!要是你好好地研究一下亚历山大的生平，就会觉得蒙穆斯的哈利跟他像得很呢，处处都有相同的地方。(《亨》：434)表面上看这出由君王、地图与河流组成的戏剧场景仅仅是两位英军上尉鏖战之际的闲聊，话题事关两位相隔逾1,700年的统治者的两个共同之处：出生地附近都有河流以及相似的人生经历。弗鲁爱林所用的类比修辞(analogy)源自希腊语
或拉丁语analogia，原指“对等的比率或比例”，后转义为“属性或关系的相似性”，在柏拉图、西塞罗和昆体良的努力下成为一种借助喻体的类属性对本体赋予类同特征的修辞手法，伦纳德·考克斯(Leonard Cox)和乔治·普腾汉姆(George Puttenham)等16世纪的英格兰修辞学家皆有所涉及，同时类比也逐渐向逻辑学领域扩展，指代“基于事物某些近似性而导出其他同构性的推理”(15)，从而为上过语法学校的莎士比亚提供了必备的知识源泉。但文学地图语境下的剧中人物的类比意欲达成什么样的语用目的呢？ 从词源上看，亨利五世的出生地Monmouth源自Monnow-mouth(曼诺河口)，威伊河与之交汇后流入凯尔特海。被威尔士人称作Gwyr的威伊河(Wye或拉丁语Vaga)意指“穿梭于山间的曲折河道”，沿途有古罗马帝国于公元2世纪修筑的切普斯托桥等历史印迹，更重要的是河边的蒙穆斯城堡还是包括亨利五世在内的三位兰开斯特国王的传统属地。1301年至1616年间，爱德华二世、亨利五世、亨利八世、查理一世等英王在登基之前都曾被册封为“威尔士王子”(16)，所以亨利五世才坦言自己也“是个威尔士人”，弗鲁爱林则附和道：“任凭威伊河里有多少水，也不能冲洗陛下身子里的威尔士血液。”(《亨》：437)由此建构了威尔士乃至不列颠王权血统的威伊河隐喻。 相较而言，英国读者并不熟知亚历山大家乡佩拉的罗底亚斯河与哈利阿科门河，但弗鲁爱林为何仍要提及地图上两位君王故乡的河流呢？其答案就潜藏于前文所及的类比逻辑，即弗鲁爱林希望借助本体(亨利五世)与客体(亚历山大)的类同特征(河流)推导出两人在其他性质方面(比如权力预期)存在相似之处。在此，河流成为这位威尔士上尉权力映射的逻辑起点，所以他特别强调两大君王之河像“手指头一样不分彼此”，是“合二为一”的，其中蕴含的河流融通思想与《索利》(1190)和《赫里福德地图》等众多英国中世纪地图的乐园图景如出一辙：画面中的耶稣高居O型时空之外，亚当所居的伊甸园被置于地图顶部，以此晓谕众生世俗历史的开端；万河之源从园中流出后一分为四，滋润着整个世俗天堂，从而复制了《创世纪》中比逊、基训、希底结和伯拉四河流建构的乐园图景。(17)此时，地图圣河的艺术意义在于它们不仅组建了基督教“明亮如水晶”的生命河的神圣支流，为世间万河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宗教原型，也非常隐晦地对应着《亨利五世》中的威伊和罗底亚斯两大君王“主河”以及曼诺和哈利阿科门两大“附河”。于是，在中世纪地图浓重的宗教渲染以及万河归宗的类比修辞中，亨利五世和亚历山大家乡附近原本非常普通的川流被镀上了庄重肃穆的圣河色彩，并借助耶稣和亚当的特殊身份标识进行天赋神威的概念链接，在亚历山大的佩拉和亨利五世的蒙穆斯、伊甸园与帝王之乡、上帝之子和世俗帝王之间建立起至关重要的空间关联和逻辑关联，为亨利五世武力征服法国进行了宗教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双重预热。 但蒙穆斯只是神圣不列颠的一个缩影，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整个不列颠都曾被艺术家们描摹成人间仙境。1579年英格兰最著名的地图学家撒克斯顿就曾在《英伦图》中将不列颠刻画成鲜花、水果和商船簇拥着的“封闭花园”，由此衬托出和谐安宁、繁荣昌盛的乐园氛围。(18)莎士比亚无疑受到了这种空间传统的影响，正如《理查二世》(1595)中亨利五世的祖父刚特感叹的那样：“这一个新的伊甸——地上的天堂……这一个幸福的国土，这一个英格兰。”(第3卷：28)受神恩护佑的不列颠乐园意象瞬间跃然纸上。《亨利五世》有类似的描绘吗？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言辞无疑最具权威性，笃信“国王二体论”的他认为既然“上天把人体当作一个政体”，那么承接天意的“快乐的英格兰”就是亨利五世的圣体(详见《亨》：355)，尤其当智天使把“犯罪的亚当驱逐出了他的心房；从此，那一座‘乐园’净是纯洁的精灵在里面栖息”(《亨》：346)。这体现了“国王二体论”的精髓——神赐的理性智慧将年少轻狂的王子肉身的污秽冲刷殆尽，节制和英勇等德性随后入驻其间，灵魂升至纯净美好的乐园境界，亨利五世也经历了基督一般的生死轮回：旧我的形骸被钉在道德的十字架上，脱颖而出的灵魂获得了自由的新生，其身体荣升为圣洁的政体，英格兰由此恢复了昔日的纯净，从而将对亨利五世的颂扬推升到国家和民族层面，同时再一次强化了弗鲁爱林和撒克斯顿眼中的英格兰的天赋神威。 事实上，“国王二体论”还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预设：肉体的血脉和政体的水脉是合而为一的(19)，这种血与水的融通早已被纳入基督教的能指范畴——福音使者约翰认为“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20)，代表真理的圣灵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水与血由此在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融为一体。但在“国王二体论”的核心范式中，耶稣圣体一般的形而上帝王之身常超然物外，其存在的真实性仍需具体意象来佐证，在国家层面的空间描绘中体现为山川河流等与国王不可分割的政体，在地图中则表征为四通八达的王国血脉，对维持国王的“生命体征”和延续王权传统起着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在攻打法国重镇哈弗娄城的震天杀声中亨利五世曾振臂高呼：“冲呀，冲呀，你们最高贵的英格兰人，在你们的血管里，流着久经沙场的祖先的热血!就在这一带，你们的祖先，一个个都是盖世英雄。”(《亨》：382)其中最后一句话的英文原文为“Fathers that like so many Alexanders”(21)，可直译为“像亚历山大大帝们的父辈”(比如爱德华三世)一样骁勇善战，表明莎士比亚进一步拓展了类比主客体同构性的历史维度，将亚历山大与亨利五世喻为骨肉相通的天潢贵胄，权力世袭的逻辑由此建立。 但先王故去后的权力如何流转呢？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大主教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给出了回答：尽管前世君主的肉身泯灭于时间的洪流中，但其政体与之分离后可传位给下任国君，由此保持了权力的恒久性(see King's：13)，这也为亨利五世延续马其顿帝王和英格兰先王的血脉提供了理论支撑。为了获取梦寐以求的权力和战功，亨利五世不惜像亚历山大一样与将士一起分享其祖先的高贵血脉(22)，同时摒弃了传统的宗教观念，将异教的马其顿帝王与基督徒先王并置于同一血缘谱系中，本质上与前文论及的亚历山大和亨利五世两位君王家乡的河流描绘一脉相承，同时也应和了国王政体永生不灭、世代相传的神圣观念。不同之处在于，亨利五世只是在一个法国重镇呼吁英军将士承袭先辈的英雄气概，弗鲁爱林则特意强调两条“君王之河”合而为一，并在世界地图的广阔幅面上进行十分具象的拓展，建构了相隔1,700多年的两位帝王之间的人格映射。从后现代地图学的视角看，此时的世界描绘意味世界评估，所以相关的君王类比实际上已超越了地图学本身的规约范畴，转换成意象描绘的艺术行为，逐渐演变成一种影响读者空间意识的文化修辞策略，在这个意义上，《亨利五世》中的“艺术地图既是一种由权力符号建构的文化文本，也是更大艺术话语系统的一部分”(23)。 相较于概览人类聚居和疆域分布的世界地图而言，上文论及的撒克斯顿的《英伦图》和坎特伯雷的英格兰仍属于相对狭小的区域空间范畴，极大限制了亨利五世乃至伊丽莎白一世的领土扩张期待，所以必须在空间幅面上进行隐喻性拓展，一如《亨利五世》第二幕的致辞者所言：“啊，英格兰!你对于你伟大的气魄只是个具体而微的模型——你小小的身子跳动着一颗巨大的心!”(《亨》：360)这段台词至少潜藏着两层相对意义上的“国王二体论”：虽然亨利五世的血肉之躯像亚历山大一样并不高大(24)，但其政治雄心却不受此束缚，可以扩展至整个英格兰。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整个英格兰就像亨利五世的肉体一样存在时空的局限，需要更宏大的政体才能与之匹配，因此向外扩张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符合国家利益和圣体旨意的战略选择。但限于国力和时局的亨利五世并不能像亚历山大一样真正横跨欧亚非三大洲，艺术化的权力想象于是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文化补偿手段，在假借传奇帝王圣体冲破传统空间限制进行疆域拓展的实用主义考量中形成了特殊的英国艺术传统。比如，《赫里福德地图》的作者理查德在英伦三岛的左下角绘上了号令天下的罗马开国帝君屋大维，在两个空间之间打开了隐喻性通道，同时在亚洲中部和地图O型区域的右下角分别绘制了亚历山大的圣坛及高墙、全副武装的英国骑士等寓意深刻的空间条目。(25)像亨利五世一样，此时拟人化的不列颠武士冲出了岛屿的限制，在与古希腊和古罗马帝王建立起政体关联的同时呈现出英王梦寐以求的“伟大的气魄”。 不仅如此，描绘英王“巨大的心”的空间艺术在莎士比亚时期也非常盛行：1588年末英格兰皇室御用画师乔治·高厄(George Gower)所绘女王肖像画中，身着金玉皇袍的伊丽莎白一世正襟危坐，置于地球仪上的右手掌覆盖了欧洲大部，纤长而坚韧的手指几乎罩住了整个北美洲，最长的中指则摁在弗吉利亚和圭亚那之间，其间的政治企图不言自明。(26)1589年，伊丽莎白又钦命剑桥大学的爱德华·赖特绘制用于海外殖民的世界地图，完稿时赖特在图面的左上方刻上雄狮神兽拥戴的英格兰盾徽，左下方则绘上大力神阿特拉斯力举地球的精美图标，征服天下的野心一览无余。(27) 在此历史语境中，1599年夏伦敦环球剧场上演的亨利五世荡平高卢之战只是大英帝国之剑的历史演绎，英王“巨大的心”向往的世界广阔天地才是历代帝王大显神威的舞台，这不仅构建了《亨利五世》的空间概念框架，也是莎士比亚引入亚历山大和世界地图的深层次原因。弗鲁爱林眼中的地图逐渐摘下了早期现代科学冷峻客观的面具，在建构伊丽莎白一世现实权力关系的同时又为莎士比亚概念化的艺术现实所塑造，有力解构了认为希腊人发明地理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世界而非投射自我的前启蒙主义思想。(28) 但弗鲁爱林眼中的两大河川最终流向了何处呢？它们当然是遵从地球的万有引力定律，汇聚到了大海这一河流的自然归宿中，但隐藏其间的则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浓重的帝国想象。海洋既是亨利五世征服法国时必须跨越的物理障碍(《亨》：372)，也为莎士比亚和斯宾塞等熟知的著名政治家约翰·迪伊(29)创建的帝国边界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空间概念框架。1576年，这位女王的私人高参在小四开本的《大英帝国疆界》一书中以世界地图上四通八达的水体为例提出了著名的“相对边界”和“绝对边界”帝国疆域说：前者指不列颠岸基线一百英里的传统区域，海洋周边的一切土地则属于“绝对边界”的范畴，其中英吉利海峡相对狭窄的水体构成“简单绝对边界”，因此“英格兰南部水域……和对岸古称‘高卢凯尔特’的土地都受女王陛下的高贵节制”，但是，迪伊的“复杂绝对边界”远远超越了英吉利海峡的限制，向西越过广阔的大西洋后扩展至遥远的美洲大陆及其附属群岛，即“著名而古老的柏拉图‘亚特兰蒂斯’”，由此绘制了大英帝国的宏伟蓝图。(30) 毫无疑问，与“国王二体论”的绝对政体和相对肉身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迪伊边界说具有重要的战略理论意义，它以政治、神话和地理学为基石，不仅为帝国的海外殖民找到了逻辑支撑，也填补了亨利五世出兵法国时必不可少的思想体系空白，于是，亨利五世呐喊道：“亲爱的同胞，动身吧，把我们的大军交托在上帝的手掌里。马上就出兵吧。高扬起战旗，欢欣鼓舞下海洋；不在法国称帝，就不做英格兰国王。”(《亨》：372)这段情绪激越的出征演讲不仅遵从了英格兰天军的神圣封号，也重申了与时势相符的迪伊“简单绝对边界”主张，即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法兰西天生就是英国领地，因此一个缺少了法国的不列颠帝王之体是残缺不全的，必须用武力来践行上帝不可辩驳的旨意。此时的剧作者既是个人空间生产的主宰者，又必须顾及特定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接受英格兰观众的价值评判，所以他成了16世纪后期英格兰集体政治无意识的代言人，假借弗鲁爱林的河流之喻和亨利五世的征战呼吁映射了伊丽莎白一世的殖民梦想。 虽然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受限于自身实力无力企及一水之隔的世敌，迪伊的“绝对边界”也只是帝国战略高参的臆想，但这并不代表未来的世界霸主会善罢甘休，重温辉煌历史的同时为殖民造势仍是英国文人的一大目标，于是莎士比亚又借致辞者之口鼓励伦敦的观众想象亨利五世出征法国时的热烈场景，水体又一次成为君王神威的载体： 那统率三军的国王在扫桑顿码头登上了御船——那时初升的朝阳照耀着雄壮的舰队——飘飘的锦旗在晨风里舒展……那些厚实的篷帆承受了那无形无踪、不慌不忙的风力，拖着许多大船冲破了巨浪，在汪洋大海里犁出了一条路。啊!就这样想像吧，你是站在海岸上，望见汹涌的浪涛中，有一座城市在跳舞——原来那浩浩荡荡的舰队，在驶向哈弗娄的途中，就是这个光景。(《亨》：380)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场出征法国的戏剧片段蕴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传奇，即汹涌的大海变成了坦途，而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和《圣经》早有类似描绘。据普鲁塔克记载，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沿土耳其南部潘菲利亚附近海岸峭壁之间的狭窄通道前进时，原本滔天的海水突然神奇退去，主动为其让道。(31)摩西强渡红海时也曾用法杖使滔天的海水一分为二，最终开辟了一条奔向应许之地的大道(《圣经·出埃及记》14：21-22)。尽管“统率三军”的亨利五世的目的地与以上两位人物并不完全一致，但天堑变通途的“法力”使得亨利五世跃升为亚历山大一样的神奇帝王或者摩西一样的天选英雄，出征法国也就顺应了上帝的允诺，法国由此成为不列颠的囊中之物。 这同样可以在地图中找到答案：在撒克斯顿《英伦图》中，女王像耶稣一样俯瞰着不列颠，英吉利海峡则聚集着多艘旌旗招展的英国战舰，其矛头直指隔海相望的高卢地区，不同之处在于，北海地区耸立着的金冠红身、雄狮神兽相拥的英格兰徽章表明撒克斯顿的视界已经超越了不列颠岛屿的环线，东达法兰西，北至苏格兰。(32)这不仅呼应了迪伊的“相对边界”主张，也体现了亨利五世及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王室始终如一的扩张意志，同时印证了哈利的论断：地图常常被用来推崇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念，定义社会关系和维持社会秩序，强化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领地或宗教势力范围，由此失去了科学的纯洁性，沦为个人政治取向和国家意志的工具。(33)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乐园化的君王故乡、权力化的河流和海洋等戏剧隐喻最终都服务于同一个目标，即为进军法兰西扫清各种障碍。坎特伯雷又一次充当了思想先行者的角色，在王宫议事厅慷慨陈词： 上天把人体当作一个政体，赋予了性质各不同的机能；不同的机能使一个个欲求不断地见之于行动；而每一个行动，就像系附着同一种目标或者是同一种对象，也必然带来了整体的服从……凭着自己天性中的规律把秩序的法则教给了万民之邦。它们[蜜蜂]有一个王，有各司其职的官员……就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出的箭，射向一个目标；东西南北的道路都通向一个城镇；千百条淡水的河流汇聚在一片成海里；许多线条结合在日规的中心点……到法兰西去吧，我的君主!把你那“快乐的英格兰”一分为四，这四分之一就归你带到法兰西去大显威风，叫高卢族人人发抖。(《亨》：354-355) 大主教的言辞又一次反映了“国王二体论”这一神秘主义政治哲学。在这段引文中，亨利五世被喻为万民之邦的蜂王，总揽全局，芸芸众生须遵守顺从的自然天性，各司其职，为王服务，就像通向城市(罗马)的条条道路、汇入大海的千百河流以及指向日规图中心的众多线条一样拥戴着居于中心地位的英王圣体，其中隐喻的君臣德合、罗马帝国中心主义、迪伊的帝国海洋边界论以及上帝的天道之图，无不汇成极具煽动性的诱导，呼吁亨利五世出兵去大败法兰西。此时的亨利五世政体不仅表征为山川河海等传统地图条目的空间共同体，更因为日规图的加入而具有了上帝一样的神圣光辉，地图和天道也像国王二体一样合而为一，由此形成了万法归宗的宇宙图景和天人合一的政治理想。这也是著名的1569年墨卡托世界地图注解的翻版：这位享誉欧洲的地图学家直言，“公正而快乐的王国……及最高君主的统治承接天意，芸芸众生须恭顺臣服，为其独一无二的帝权和福祉效犬马之劳”(34)，从而以地图特有的方式表征了君王形象、宗教修辞和政治叙事相互融通的空间隐喻，与莎剧一起建构了文化协商所依存的地图寓言意义。 总之，弗鲁爱林万河归宗的空间意识暗合乐园源流的基督教传统乃至泰勒斯水乃万物本性的哲学理念(35)，把马其顿和不列颠隐喻为永恒的伊甸乐园，从而赋予国王毋庸置疑的神威和权力创世的史实。“国王二体论”之下的“河流—海洋”之说在亚历山大的帝王之体和亨利五世的君王之身之间建立起位格提升的隐喻体通道，在进一步深化英王政体权威性的同时，也映射出在16世纪后期英格兰有着深远影响的迪伊帝国扩张理念，从而一一扫清了剑指法兰西的各种障碍，世界地图中的自然地域由此具有了神话、宗教、政治和伦理维度。毫无疑问，此时的世界地图不仅仅是数理真实的在场，也是艺术虚构的出席，在化身为图示、言语和动作相结合的戏剧地图的过程中提供了概念化的现实，在呈现出文学形式空间的同时演变成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神圣的“水文地图学”(Hydrological Cartography)和圣体地貌学，一场在法国阿金库尔上演的世纪大战一触即发。 总体而言，亨利五世的神性和权力分别承袭于耶稣及亚历山大一样的“父辈”，其双重身份又被莎士比亚具象为坎特伯雷和伊里等高级神职人员以及弗鲁爱林和高厄等英军上尉，在复杂的语义交叉指涉中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君王前景化为神圣的“复合体”(persona mixta)，从而实现了希伯来语“神”(
)一词预示的“华丽的多数”和“高贵的单数”之间的有机统一。(36)剧中的世界地图则重拾世界表征和宗教认知之间的关联传统，将隐喻的耶稣圣像与君王贵体交织在一起，用以强调双重性帝王，并在殖民意识的渲染下形成鲜明的身体地图和权力镜像等帝王形象学要素，由此推导出当代著名艺术批评家埃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眼中体现历史语境意义的“图像学”(iconology)。(37)此时地图并非被动的无功利科学舞台，而是和文学文本一样的显性或隐匿的帝国权力建构者，意识形态显微镜下的《亨利五世》虚构图式可以同时指向帝王政体和凡身两个动态对象，由此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距离无限放大，凸显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文学空间政治的内在法则、创造性的权力动力学等文艺复兴文学领域的重大政治话题。 与此同时，《亨利五世》的主体空间建构遵循了“英国—法国”这一两极位移模式，始于议战的英格兰威斯敏斯特议事厅，顺河而下越过海峡后止于强行求婚的法国特洛华行宫；前一个场景对英王的颂扬基于亨利五世政体不容置疑的神威，后者聚焦于亨利五世对法国公主凯瑟琳的强娶，其后隐藏的是对法国政体的蔑视，法国由此被贬为权力意志的欲望对象和肆意践踏的公主肉身，彰显了“国王二体论”政体与凡身的相对性。在此过程中，亚历山大成为至关重要的类比对象(38)，他在成功帮助莎士比亚将亨利五世塑造为亚历山大式的帝王后却逐渐沦为坎特伯雷主教眼中的弱势一方，这种由褒到贬的形象修辞与弗鲁爱林的言语范式如出一辙。弗鲁爱林最初对亚历山大极尽颂扬之词，但其政治叙事的话锋随后转向两位君王处决部下时的根本差异：在一次中亚庆功筵席上，亚历山大凭着“几盅酒和一股怒火”把“他的最好的朋友克莱特给杀了”(39)，而亨利却是在“神志清醒，懂事明理”时与“挺着大肚子的胖骑士一刀两断”后痛改前非的(《亨》：435)。 这样的转变看似突兀，实则体现了“国王二体论”背后隐藏的古希腊哲学旨归——柏拉图的“灵魂层次说”和亚里士多德的“身心政治学”。对于柏拉图而言，受理性支配的不可见的高尚灵魂处于一种“绝对、永恒和单一”的智性状态之中，表征为愤怒的激情灵魂常常与进食和生殖一类的自然欲望结盟，一起反对理智的约束。亚里士多德的身心政治学则认为灵魂和身体的关系是人兽关系的母本，理性灵魂统领下的政治家乃天降大任的统治者，而受身体欲望所困的众生注定要成为奴隶和蛮夷。(40)知晓古希腊哲学的莎士比亚(41)将清醒明理的亨利五世喻为柏拉图高尚灵魂的代表，醉酒发怒的亚历山大则被贬为罪恶的肉身，其“身心二元论”的内在逻辑与“国王二体论”和世界地图的褒贬策略是一脉相承的：在民族主义情结的助推下亨利五世不仅与放浪形骸的旧我和福斯塔夫所喻的物欲俗体果断决裂，而且在成功取代了古希腊帝王“宙斯之子”固有的权力标识后跃升为哲学预设或宗教预定论中的超验之体；亚历山大则被赶下神坛，沦为口诛笔伐的凡身。(42)前者在《赫里福德地图》中体现为与耶稣一样超越时空之外的英国骑士，而后者被降格为亚非边缘地带的食人族，与亚历山大的行军帐比邻而居(43)，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建构了这位马其顿帝王残暴的蛮夷意象。在这种对亚历山大善恶两面性的功利主义描绘中，权力想象见利忘义的本性凸显了出来，也应和了类比逻辑本身所蕴藏的或然性：似真的假定推理原本基于相似性之上的差异性，但后者破坏了逻辑的严密性(44)，在导致结论多样性的同时为英军上尉找到了善变的托词。 但从文化诗学的角度看，《亨利五世》中的悖论性身份构建既是聚焦灵魂善恶之争的英国中世纪神迹剧向文艺复兴英雄剧范式转型过程中艺术表征策略的延续与革新，也是古希腊文明的昔日荣耀与现实衰落形成的历史错位以及当时流行的“疯狂希腊人”、“享乐希腊人”等多重希腊形象的镜像表达，反映了从欧洲大陆引入的人文主义与英格兰大败西班牙舰队后针对欧洲大陆的日渐浓烈的“排外主义”(xenophobia)交织而成的复杂思潮(45)，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辛白林》中英格兰公主伊摩琴听闻的宫廷传言：“在宫廷以外，一切都是野蛮的。”(第6卷：212)亚历山大只是这种文化偏见和艺术暴力的牺牲品而已，深藏其中的英格兰(王室)本位主义和民族主义难辞其咎。 总之，《亨利五世》中世界地图与身体的重叠隐含着空间诗学的至关重要的本体论预设：身体和空间是一种相互映射的文化行为。一方面，英王的自然身体是一种空间组织中区分内外部分的识别场域，通过固有的空间感知功能与外界相连。另一方面，外在的文化趋同会促使空间观念进一步革新，在内省的过程中对本体空间进行适当修正，将其美化成具有道德人格和神圣权威的完美圣体，并若隐若现地投射到象征微缩宇宙的世界地图上。在这样一个隐喻的系统循环过程中，人体和地图的互补定义暗示着一种“历史的衔接”和文学空间表征与身体象征之间的互惠语境，用表面的科学修辞或艺术策略来掩藏不可调和的、固有的差异和偏见，由此向客观化符号的理论假设提出挑战。(46)这是《亨利五世》身体化的世界地图的空间本质之所在。 莎士比亚适时引入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形象类比逻辑，通过大规模戏剧公演的方式将马其顿帝国的原始沙文主义传播出去，不仅构建了大英帝国的模板和意识形态雏形，塑造了新的政治神话，也增强了面对法国和西班牙等强敌时的国家凝聚力，由此契合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军事怀旧情绪和海外扩张期待。(47)这是《亨利五世》备受英国观众青睐的深层次原因。在此过程中，宗教和地图成为帝国征服的两大致命武器，前者在赞美帝王出生地的基础之上将其圣化为转世的基督，将“国王二体论”移植到权力话语之中，营造出天赐神威、有命则立的帝国神圣预定论氛围。世界地图则充分利用其广阔的空间幅面在亚历山大家乡与亨利五世故里、不列颠与欧洲等空间条目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概念链接和意义投射，假借其特殊的图示科学地位巩固己有的权力边界。 《亨利五世》的文学地图则集两者为一身，像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诗评家锡德尼主张的那样，将“一般的概念和特殊的实例”(48)完美融入其中，神圣的政体和世俗的肉身由此外化为诗性传统，创造出文学领域的“身心二元论”意象，从而有效抹平了圣洁与世俗、文字与图式、历史与传说、真实与虚构、现世与想象之间的界线，洐生出别具一格的帝王二体论、政治地图学和权力史学观，由此开创了历史剧的新纪元。 注释： ①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4幕第7场，第443-444页。后文的莎剧引文皆出自该译本，将随文标出《亨利五世》的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其他剧目则标注卷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比如莎剧研究者吉利斯就断言，该片段除了提供讽刺性的“地理原型”和有限的空间伦理之外实在“不能推演出任何语义”(see John Gillies,Shakespea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48)；美国学者奎因特则认为，假借亚历山大负面身份的莎士比亚以厚此薄彼的揶揄方式完成了亨利五世的英明形象建构(see David Quint,"'Alexander the Pig':Shakespeare on History and Poetry",in Boundary,2[1982],pp.49-67)。 ③See E.Kantorowicz,The King's Two Bodies: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49-147.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④亨利五世的话被译为：“随着‘伟大’而来的，是多么难堪的地位啊；听凭每个傻瓜来议论他。”但英文原文(尤其是“Twin-born”一词)也许更能体现“二体”的原义："Twin-born with greatness:subject to the breath/Of every fool,whose sense no more can feel."(Stephen Greenblatt et al,eds.,The Norton Shakespear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97,p.1496) ⑤See Paul Vincent Spade,"Ockham's Nominalist Metaphysics:Some Main Themes",in Paul Vincent Spade,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ckh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00-113. ⑥Evelyn Edson,Mapping Time and Space:How Medieval Mapmakers Viewed Their World,London:British Library,1997,p.135. ⑦See Leo Bagrow,History of Cartograph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1-31. ⑧See John Noble Wilford,The Mapmakers,New York:Knopf,2000,p.16. ⑨See J.H.Andrews,"Introduction:Meaning,Knowledge,and Power in the Map Philosophy of J.B.Harley",in J.B.Harley,The New Nature of Maps: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ed.Paul Laxton,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26. ⑩See Raphael Holinshed,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and Ireland,vol.3,London:J.Johnson,1808,p.85; see also Edward Hall,Hall's Chronicle,London:J.Johnson,1809,p.61. (11)See Paige Newmark,"'She is Spherical,like a Globe':Mapping the Theatre,Mapping the Body",in Shakespeare in Southern Africa,16(2004),p.19. (12)See J.A.Boyle,"The Alexander Romance in the East and West",in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of Manchester,60(1977),pp.19-20. (13)See David Buisseret,The Mapmaker's Quest:Depicting New World in the Renaissance Europ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6.1564年8月7日，英国女王在剑桥大学的演讲词中坦言自己深受亚历山大宏大世界观的影响，并承诺将“以己之例鼓舞后进者”(see Leah S.Marcus et al.,eds.,Elizabeth I:Collected Work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pp.88-89)。 (14)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ed.Collin Gordon,trans.Collin Gordon et al.,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p.179. (15)J.Simpson and E.Weiner,eds.,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432; see also Frederic Ives Carpenter,"Leonard Cox and the First English Rhetoric",in Modem Language Notes,13.5(1898),pp.146-147. (16)See Jonathan Dimbleby and Jon Cartwright,The Prince of Wales:A Biography,London:Little,Brown,1994,pp.1-31. (17)See Jerry Brotton,ed.,Great Maps,London:D.K.Smithsonian,2014,p.59. (18)See Peter Stallybrass,"Patriarchal Territories:The Body Enclosed",in Margaret Ferguson et al,eds.,Rewriting the Renaissance:The Discourses of Sexual Differ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130. (19)词源学也证明了两者之间的共通性，意为“给合部”的anastomosis原本指代“血管的连接处”，后比喻“主河道与支流的汇合口”(J.Simpson and E.Weiner,eds.,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1,p.439)，由此彰显了河流与血脉纵横交错的类同特征。 (20)《圣经·约翰一书》5：6-8，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制，1996年。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引文所在卷名、章、节，不再另注。 (21)Stephen Greenblatt et al.,eds.,The Norton Shakespeare,p.1477. (22)在巴格达附近的欧皮斯(Opis)休整时，亚历山大同样强调血脉相连的战斗情谊，宣称大家曾以“胜利者的姿态走遍陆地、海洋、河流、山脉和平原”，同时彼此通婚联姻，“结为血肉相连的亲戚”，以此激发将士的斗志(详见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64-266页)。 (23)Christopher Parkes,"'A True Survey of the Ground':Defoe's Tour and the Rise of Thematic Cartography",in Philological Quarterly,74.4(1995),p.395. (24)美国学者菲力普·弗里曼认为亚历山大的身高低于希腊人的平均值，约为1.6米左右，但具体数字无从考证(see Philip Freeman,Alexander the Great,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1,p.195)。 (25)See P.D.A.Harvey,Mappa Mundi:The Hereford World Map,London:The British Library,1996,p.52. (26)See Paige Newmark,"She is Spherical,like a Globe",p.19. (27)See Adam Max Cohen,"Englishing the Globe:Molyneux's Globes and Shakespeare's Theatrical Career",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37(2006),pp.963-984. (28)See Annin von Ungern-Sternberg,"Dots,Lines,Areas and Words:Mapping Literature and Narration",in William Cartwright et al,eds.,Cartography and Art,Berlin:Springer-Verlag Heidelberg,2009,p.233. (29)作为帝国论建构者和基督教神秘主义信奉者的迪伊在文艺复兴英国文学界非常有名，斯宾塞《仙后》第2卷“节制”城堡圣人墙上的画像就是迪伊的镜像表达：他不仅精通秘术，还长于“一切技艺、科学和哲学”(see Edmund Spenser,The Faerie Queene,vol.2,ed.Carol V.Kaske,Cambridge:Hacker Publishing Company,2006,pp.153-154)。莎士比亚《暴风雨》中普罗斯彼罗假借超自然力量完成了对凯列班家园的海外殖民，由此实现了隐晦的迪伊权力梦想(详见第1卷：1-5)。 (30)See William H.Sherman,John Dee:The Politic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5,pp.194-196. (31)See Alan Wardman,ed.,Plutarch's Liv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p.471. (32)See Peter Stallybrass,"Patriarchal Territories:The Body Enclosed",p.130. (33)See J.B.Harley,The New Nature of Maps: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p.158. (34)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Bureau,Revue Hydrographique,vol.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32,p.9. (35)据亚历山大导师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记载，泰勒斯从一切生命滋生于湿润推导出“水为万物之源”的经典命题，柏拉图等先哲“以海神奥启安与德修斯为创世的父母，而叙述诸神往往指水为誓，并假之名号曰‘斯德赫’”，实乃泰勒斯哲学的神话变体(详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8页)。 (36)在中世纪英国persona mixta既表征为修士与骑士的身份合一，也暗表此生和来世的时间二重性(see King's：43)。而“神”字的希伯来文为复数，既暗合三位一体的神奇奥秘，又表示神的伟大与华丽，称为“华丽的多数”，但“神”搭配的动词为单数，以彰显“神是宇宙间唯一的主宰”(详见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中文圣经启导本]，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1998年，第30页)。 (37)See J.B.Harley,"Text and Contex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Maps",pp.34-49. (38)比如亨利五世在追求凯瑟琳时宣称希望两人会生出王子，长大会像亚历山大一样“闯到君士坦丁去扯土耳其人的胡子”(《亨》：458)。 (39)据考证，克莱特(Clitus)之姊乃亚历山大奶妈，他自己曾在土耳其的格拉尼卡斯战役(Battle of the Granicus)中救过亚历山大一命，却在中亚皇城马拉坎达(Maracanda)的筵席上因批评马其顿帝王的骄横而被长矛刺死(详见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144页)。 (40)详见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页；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15页。 (41)莎士比亚曾在《驯悍记》第1幕第2场涉及苏格拉底一次，在《驯悍记》第1幕第1场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2幕第2场共提及亚里士多德两次(see Stephen Greenblatt et al.,eds.,The Norton Shakespeare,p.156,p.149,p.1859)。 (42)当亚历山大莅临阿蒙神庙时，他从犹太预言家的念词中获得了“宙斯之子”(
)的封谕，从此开启了踏平天下的征程。但普鲁塔克认为犹太先知原本想说“哦，我的孩子(O paidion)”，却因口音问题听起来像“哦，宙斯之子(O paidios)”(see Alan Wardman,ed.,Plutarch's Lives,p.231,p.305)，由此体现了帝王身份的两面性。同样具有批判精神的莎士比亚也并未完全顺应歌功颂德的君王塑造传统，其笔下的亨利五世也有残暴的一面。比如，在劝哈弗娄城总督投降时，亨利五世威胁说他不会约束被战争激怒的英军残杀法军的“父老尊长”、奸淫其闺女、像希律王大屠杀一样枪挑“赤裸裸的婴孩”(《亨》：389)，而在阿金库尔之战中为了报复法军，亨利五世甚至“命令每个士兵把他们的俘虏全杀了”(《亨》：434)。 (43)See P.D.A.Harvey,Mappa Mundi:The Hereford World Map,p.52. (44)See C.Shelley,Multiple Analogies in Science and Philosophy,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03,pp.12-43. (45)See Sara Hanna,"Shakespeare's Greek World:The Temptations of the Sea",in John Gillies and Virginia Vaughan,eds.,Playing the Globe:Genre and Geography in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London: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98,p.108; Ton Hoenselaars,"Europe Staged in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in Joseph Theodoor Leerssen and Manet van Montfrans,eds.,Borders and Territorie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3,p.86. (46)See Caterina Albano,"Visible Bodies:Cartography and Anatomy",in Andrew Gordon and Bernhard Klein,eds.,Literature,Mapping,and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90. (47)See Michael Hattaway,"The Shakespearean History Play",in Michael Hattaway,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9-11. (48)菲利普·锡德尼《为诗一辩》，钱学熙译，收入伍蠡甫《西方古今文论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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