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价值论出发比较《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资本论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2X （2001）03—0002—05
一、引言
正如欧氏与非欧几何学的根本区别在于那条“不证自明的第五公设”一样，同领域的学说往往因基本论断的差异，而演绎出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虽然马克思的《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都以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但却得出相反的结论，除阶级根源外，分歧首先产生于最基本命题——商品价值上。本文以价值论为出发点，比较两者的区别和联系，试图证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继承和发展《资本论》，又要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精华。
本文涉及的西方经济学，系指以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微观部分，如提及其他学派会加以说明。
二、理论比较
《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分歧，从价值决定论开始，在利润、工资和地租等的论述中深化，并通过均衡与非均衡导出两种对立的历史观。
（一）价值决定论的差异
经济规律要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为人们所认识。通常我们不会怀疑钻石比大米贵的事实，问题是如何透过表象揭示本质。
1.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
《资本论》坚持客观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是凝结的人类劳动，由供给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西方经济学是主观价值论，认为钻石的价值高于大米是因为它的效用更大，商品价值由需求方的边际效用所决定。马歇尔的折衷主义虽试图融合主、客观两种价值论，但没有改变效用决定价值的倾向。
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价值，不论操作有多么困难，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因为时间能够简单相加。劳动价值论虽然比较抽象，但简洁明了，有说服力。相反，西方经济学用效用计量价值却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在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既可看到颇费周折的效用最大化原理，又可发现大量“无差异曲线”，不得不混用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二种方法。其实，量化主观效用既讲不通，也行不通。首先，消费者购买经常以非理性的判断为依据，难以解释为数学上精确的效用论。其次，效用不存在同质的可比性，只能用价格推想效用，再用效用说明价格，陷入同义反复，难以自圆其说。再次，人们的消费需求有顺序性，首先是生存，然后是其他，因此很难想象谁会同时把所有商品都纳入他的效用函数。
2.价值规律和供求曲线
虽然《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对供求导致价格波动的论述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价值论的区别，使两者在说明供求曲线变动原因时产生分歧。西方经济学把供给曲线看作是向上倾斜的，其理由是“边际成本递增”，即供给量越大，新增成本越高。因此，随着需求曲线左右移动，价格会上升或下降，达到“新的均衡”，说明需求变化会引起商品价值变动。马克思认为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承认“边际成本递增”。即使短期内因供不应求使价格上升，但随着供给量增加，只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相应增加，价格就会回落到原来水平，从长期看平均价格趋向价值，这就用劳动价值论科学解释了供求曲线的变动规律。
3.西方经济学中价值与价格的含混性
通过比较发现，《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在解释价格波动时得出相近的结论，但透过价格揭示的价值却大相径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除非劳动生产率变化，商品价值是稳定的，市场供求造成的价格波动应以价值为中心，这样理解价格与价值，含义是清晰的，区别是明显的。西方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供求关系，供取决于边际成本，求取决于边际效用。生产者对价值的影响是被动的，消费者的主观评判才是价值的决定因素。这样，由效用决定的“价值”与供求决定的价格就没有区别了，因而是含混不清的。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要放弃简洁明了的劳动价值论，绕着圈子去建立一套晦涩难懂、似是而非的效用价值论呢？原因很明显，西方经济学不仅没有揭示剩余价值规律的要求，而且有掩盖它的必要，所以把商品的客观价值与它的主观效用加以混淆，仅仅阐述到价格这一层面也就足够了。
（二）关于利润、工资和地租
《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决定论上的分歧，通过利润、工资和地租等价值分配形式，更具体地表现出来。
1.剩余价值和要素收益
马克思阐明劳动价值论是为了揭示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这里要区分两点。一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不同源泉。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1] 说明其他要素（包括土地）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其所有者有权参与价值分配。但是马克思又说：“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2]， 说明其他要素都不是价值的源泉。可见，价值生产和价值分配不能等同，在要素属于不同所有者时，生产者只能取得部分价值。二是资本与生产资料的区别。虽然资本常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出现，但是生产资料并不是资本，只有当它用于生产剩余价值时才成为资本。因此，资本以生产资料名义取得的收益，掩盖了其对劳动的剥削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西方经济学否认以上两个区分，认为劳动、资本、土地是等同的生产要素，而价值和剩余价值是它们共同创造的。这样，就把生产剩余价值与分割、占有剩余价值混为一谈了，从而否认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其实，这种多要素共享收益只是漂亮的原理主义。从这种假设的前提出发，随便加入多少种“要素”（如企业家才能、技术、商誉等），都可在数学上算出它们各得其所的收益，实质是把雇佣劳动提供的剩余价值算到资本头上。可见，《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都承认存在超过劳动收入的价值，但前者称它为剩余价值，而后者把它“包装”成资本的合理收益。
2.对工资的不同认识
马克思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它小于工人创造的价值，因而产生剩余价值。西方经济学则认为工资是“劳动价格”，等于最后被雇佣的工人的边际产出，并将劳动供给画成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事实上，劳动者不可能像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那样，根据价格（工资）信号潇洒地决定是否“出租”自己的要素。当工资下降时，他们只要还能维持部分生计，劳动供给就不会减少，甚至还会增加。因此，马克思认为工资水平不能决定劳动供给，相反，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决定了工资水平。西方经济学的劳动供求理论，只有在劳动供不应求时才有合理性，而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使它失去了现实意义。严格区分“劳动”和“劳动力”，深刻揭示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是《资本论》的一大贡献。如果像西方经济学那样把劳动力与其他要素混为一谈，简单套用供求规律，很可能导致国家宏观政策的失误。
3.劳动价值论与边际产出论在地租理论上的统一
《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在地租理论中有许多共同之处，原因在于土地是惟一存在供给垄断的要素。马克思较多地继承了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李嘉图认为：“农产品的价值之所以上升，只是因为所获产品的最后一部分在生产中使用了更多的劳动，而不是因为对地主支付了地租。谷物的价值是由在不支付地租的那一等土地上，或用不支付地租的那一份资本进行生产时所投入的劳动量所决定的。”[3] 西方经济学也基本同意这种级差地租理论（反映行业内竞争），劳动价值论和边际产出论在这里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对于绝对地租（反映行业间竞争），西方经济学认为这是一种“纯剩余”，是超出“合理收益”以上的部分。《资本论》则透过现象揭示了地租的本质，指出只要土地所有权存在，就不会有“不支付地租的那一等土地”。两者都主张用国有化的方法占有绝对地租。
（三）均衡与非均衡
经济学中的均衡与非均衡，决不是单纯对经济运行状态的描述，其中隐含着深刻的阶级关系和对历史发展的不同见解。
1.均衡观与非均衡观的本质区别
西方经济学从效用价值论出发，费尽心机地推导出：“均衡”是完全竞争市场的永久状态。非均衡只能短期存在，经过“看不见的手”调节又会恢复均衡。这种贯穿始终的均衡观，实质是缓和劳资对立，指导阶级合作，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与之相反，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非均衡”性。通观《资本论》，除了论述价值规律时略显“均衡观”外，其余篇幅始终在揭示这样的道理：在阶级地位不平等的社会里，永久“均衡”是不可能的，或者只有那种少数人掌握巨额财富，多数人聊以裹腹的均衡。马克思从剩余价值出发，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资本家和劳动者就不可能超脱剥削关系，其结果一方面是剩余价值率提高和工人相对贫困；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缓和、再激化的反复循环，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为新社会的诞生准备物质基础和社会阶级力量。
2.对利润的不同认识
均衡观的差异源于对利润认识的差异。西方经济学的“利润”概念与《资本论》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工人劳动，它包括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是剥削关系的产物和表现。而新古典主义把“企业经营要素”的收益称为利润，把资本家的收益称为利息；新古典综合派则认为平均利润是“资本要素投入的合理收益”，只有超额利润才能称为“利润”。不论怎么阐述，西方经济学都是为了说明资本家获得平均利润是合理的，在微观经济学的收支相抵点上，已经包括了平均利润。只有超额利润才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它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
3.两种对立的历史观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从起源、发展到消亡的必然趋势。而西方经济学以实证主义为特征，将资本主义视为永恒制度，这就免不了要把经济关系看成是凝固不变的。在资本主义已走向垄断的年代，仍然把“自由竞争、信息完全”等假定作为研究的起点，把资本主义初期的形态作为千古不变的“正常状态”，而把垄断归为“特例”，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变化和资本集中的趋势。就像中世纪的欧洲人用繁复的本轮——均轮模型为地心说辩护一样，由于根本假定的错误，这种辩护往往会骑虎难下。
自凯恩斯以后，西方经济学界也出现了讨论非均衡的思潮。凯恩斯率先从“工资刚性”出发，论证宏观上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随后又出现了“非均衡微观经济学”。这些学派认识到“自由竞争、信息完全”并不是“理想的市场经济”，而是从未有过的幻想经济。但是，他们的缺陷是不能由“非均衡”导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而只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能正确认识这一规律，并得出革命的结论。
三、现实意义
比较《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不仅要看到对立的个性，而且要抽象出互补的共性，来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为改革实践拓宽道路。
（一）《资本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作用
虽然《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但其中关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指导意义。
1.正确理解《资本论》的指导地位
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决定了经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里，我们既要反对《资本论》的“过时论”，又要防止把《资本论》当教条。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对《资本论》的继承和发展，因而解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认识真理开辟道路和提供方法。因此，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资本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不加发展地继承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2.市场经济的共性要求坚持《资本论》的原理
虽然《资本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但是其中关于市场经济共性的原理，对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样适用的。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与马克思时代的欧洲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竞争不规范、贫富差距大、低水平“过剩”、缺乏有效调控等。因此，坚持《资本论》的原理，借鉴历史经验，可以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社会矛盾尖锐、经济震荡剧烈的覆辙。
3.市场经济的特性要求发展《资本论》的理论
市场经济体制是适应我国国情的资源配置方式，搞市场经济不等于恢复资本主义，这里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首先，必须正确把握生产决定分配的原理。一方面，应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使占统治地位的分配大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另一方面，搞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按资分配方法，充分利用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不等于承认“资本创造价值”，更不等于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其次，要正确认识劳动力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劳动力仍然具有商品形式，这对于利用利益机制激发人的积极性，提高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有积极作用，但是不能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商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商品等同对待，任其在孱弱的供求曲线上自生自灭。政府的宏观政策应向劳动者倾斜，为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把他们的“自然禀赋差异”降到最低限度，向退休和失业人员提供健全的社会保障，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后，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不成熟阶段所采取的资源配置方式，既非过渡的，又非永恒的。市场经济的运动形式与公有制的本质要求是有矛盾的，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这种矛盾会越来越突出，成为经济中自我否定的原动力，推动社会主义向更高阶段发展。因此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唯物辩证的发展观。
（二）正确吸取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
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服务的。但由于资本主义也是市场经济，因此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经济规律的论述，仍然有其合理性，可以吸取精华为我所用。
1.历史背景的比较
首先，与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资本论》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和打破旧秩序。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矛头是指向带有封建色彩的重商主义，而马克思则把矛头指向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过程中，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建立高度集中的单一全民所有制。但是，实践表明这种体制尚不适合我国目前的生产力状况。相反，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的时期，虽然其中夹杂着对自由竞争的怀念，但总体上还是苦心孤诣地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药方，客观上提出了一些科学的方法，对健全市场机制有借鉴作用。其次，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欧洲企业的两权分离还不普遍，所有者和经营者往往是同一主体，这对于揭示剩余价值规律十分有利。而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形成时期，欧洲的公司制已较发达，两权分离反映在其理论上，就是多要素边际收益均衡模型。我国把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企改革的目标，因此在这方面借鉴西方经济学更有现实意义。
2.西方经济学的综合性
《资本论》理论体系完整，逻辑结构严谨，正如马克思所说，它是一个“艺术的整体”。西方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开始，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间门派林立，观点不一。一些形成体系的“大家”都以前人为基础，融各派之所长，因此理论的综合性很强。虽然其中观点纷繁芜杂，甚至自相矛盾，但却有其长处，使人们能从不同角度分析经济现象，并在争论中得到发展。西方经济学虽有缺陷，但有许多论点和方法反映现实经济，凝结着现代生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可以有取舍地学习和运用。
3.“均衡观”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
经济改革和发展都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正如邓小平所说，“压倒一切的是稳定”。[4]在改革触及体制内“根本”的今天， 已出现某些矛盾激化的萌芽，如国企效益低、竞争不规范、失业率高、腐败严重等现实问题。有些人在沐浴了改革春风之后，渐渐成为改革阵痛的承受者，开始对市场经济产生怀疑，对改革前景发生动摇，而这一切只有在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快经济发展才能逐步解决。
用均衡观为资本主义辩护是苍白的，但可以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劳动者创造的大部分价值都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能兼顾效率和公平。因此，可以调整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西方经济学提倡的“均衡”状态。实践表明，把均衡观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助于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经济的稳定发展。从长期看，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是在某一生产水平上维持永久“均衡”，但从短期看，这种均衡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因此，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观，抓住重点，解决难题，循序渐进，将有助于社会主义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
（三）《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有内在联系
虽然《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理论体系，但是不排斥它们在某些方面仍然具有内在联系。那种认为肯定《资本论》，就必须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而要肯定西方经济学，就必须全盘否定《资本论》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事实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把政治经济学局限于生产关系是空洞的、偏颇的。西方经济学因其阶级局限性，偏重于研究生产力，以合理配置资源为其中心任务。因此，《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在发展生产力和合理配置资源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借鉴和互补。
采取“先做起来”的办法，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在改革之初是可以的。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必然要求有完善的理论作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批判西方经济学。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学习《资本论》，又要借鉴西方经济学，两者非但不矛盾，而且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实践先行的目的是要突破传统理论束缚，如果理论研究不能解放思想，摆脱左倾思潮，势必影响改革实践的深化。因此，认识《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内在联系，深刻揭示它们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是历史赋予理论界的重大责任和艰巨使命。
四、结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都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两者的阶级立场、出发点和历史任务不同，因而在理论上存在根本性分歧。但是，撇开它们相对立的因素，两者恰恰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因此把《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对于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收稿日期：200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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