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作为实践哲学的图书馆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试论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图书馆哲学”一词，从20世纪初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半叶，在中外文专业文献上出现的 频率攀升。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如美国的布罗菲尔德(A.Broadfield)、福斯 克特(D.J.Foskett)、奥尔(J.M.Orr)，英国的威利森(Ian Willison)，意大利的博塔索(Enz o Bottasso)以及欧洲、俄罗斯、亚洲、澳大利亚和南美学者均承认图书馆哲学问题，但很 少有人认为已建构了一个真正的哲学体系。[1]对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还没有达成共识，可谓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实践哲学理论内涵的特殊性
亚里士多德划分和规定了实践哲学，并把它归属于他的精神科学。实践哲学的目的就是获 得人们的生活存在的知，以及认识这种知对人的伦理生活的指导作用。他认为人的伦理生活 必然隐含着伦理之知。伦理之知总是体现在人的具体的实践处境中，从而使人看到他的实践 处境的要求，做出伦理行为的判断与选择，这表现为人的实践理性的智慧。在他看来，实践 之知—实践智慧并不是具体的科学的知，它只有在具体的实践中才能完成自己。
亚里士多德认为，[2]理论科学进行的乃是科学之知，是在认识过程中被抽象升华出来的一 般性知识。最具有代表性的这种知那就是数学。实践之知—实践智慧是人们做出生活目标道 德行为的判断与选择所必需的，它并没有预定的形式和技能，它是人的全部的教化，历史文 化传统以及生活经验的结果，是关于人的存在实践的知。第三类知就是创制性科学的探究的 技术之知，这是基于具体任务的知识，技术之知的主要目的就是创制产品。
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不是创制，创制也不是实践”。[3]亚里士多德把创制看成是一种生 产(Poiesis)，它把原理、技术和方法用于生产某种产品的过程。而实践则以本身为目的， 它对伦理之知的应用，是实践本身所必然的，因为伦理之知是通过实践完成、实现自身的， 不存在独立于实践的抽象的伦理之知，因为伦理之知只有在实践处境中才能存在。“与理论 之知不同，伦理之知不是在一般的勇敢、正义等等概念中，而是在根据这种知确定此时此 地合适之事的具体应用中完成自己。”[4]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有独特的 含义，那就是人类实践生活的全部整体，包括人类理性的行为、行动以及事务，实践意指着 人类理性生活的全部的现实以及进入现实之中。因此，实践并不是与理论科学相对立的，并 不是理论科学之知的实际的应用过程，实践是人类生存的现实的全部事实。亚里士多德的“ 实践”概念因而是区别于基于技术之知的生产创制的。实践不是基于知识和技术的生产行为 ，而是根据实践之知—实践智慧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自由选择生活可能性的生活行动。这种 生活实践的全部现实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对象；面对这种全部的生活现实性，实践 哲学就是对蕴含着实践理智性、实践责任性和实践智慧的生活实践进行哲学阐释的努力。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把人的实践提升到一种独立的科学领域，[5]在理论之知、技术之 知以外，在创新生产以外，规定了实践哲学的领域，这个领域恰好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领域 。实践哲学不但肯定了这个领域的独立性，而且也说明了实践哲学的知与这个领域的相互依 存关系，奠定了实践哲学独特的知识合法性地位。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在近代几乎 被遗忘。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仅仅坚持了希腊文化中以数学为代表的理性科学的原则。知于 是在近代西方思想中就是自然科学理论认识的知的代名词。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所阐述 的实践及所探求的实践之知开始被抛弃，近代实践的概念更多地是指亚里士多德所提出与实 践相区分的技术或生产。因此，在近现代实践失去了普遍性和基础性，理论与实践是分离的 ，理论不再是实践的一部分，实践仅仅是理论来操作生产或创制过程。在近代西方思想中， 首先确定的是实证科学的严格的理论地位，理论是第一位的。一种知识能否被认同，就看它 是否能够还原的科学知识，看他是否作为有效的手段去实现一个确定的目标，因此近现代西 方科学思想是以重视自然科学理论、重视技术实践为传统的。但是占据主要地位的近现代西 方科学思想，对人文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自然科学及科学方法的主导地位 使其成为知识的唯一典范，从而使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合法性受到了怀疑。自然科学面对的 自然是给定的，是客观的被确定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实践实验来解决，它只是用一系列 的方法论规则，形成确定的客观的理论体系，它并不关注人的生活领域，而人文科学则涉及 人类的生活领域，在人文科学这个领域中，不论是政治、道德、生活的方式与价值、社会风 俗 习惯等一切，都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都不可能符合确定的、不变的可检验的要求。因此 ，人文科学究竟是不是科学，是什么样的科学？它所探究的知是不是知？这些涉及人文科学合 法性的基础性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文科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合法地位，造成人文 科学 在近代的衰落。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优先性，使方法理性（工具理性）取代了实践理 性（价值理性）。近现代科学思想认为，自然科学的本质特征是它的经验方法规则，这些规则 为科学理论及其应用提供坚实的基础。不但自然科学的探究遵循系统的方法论，而且科学理 论本身就是达到实践目标的规范和原则，是实践所依赖的原则，它作为有效的方法规则去实 现特定的目的。“合理的实践”似乎只是科学、技术应用、参与和控制的活动。方法理性取 代了实践理性，工具理性湮没了价值理性。再次，科学知识的方法上的确定性、可靠性和合 理性保证了科学理论具有无时间限制的、普遍的和必然的特征，同时也确定了科学知识成为 近代知识的典范，这使得关于人类生活实践的实践之知、生活之知、伦理之知等人文之知失 去了合法性。在科学知识至上的观点之下，实践之知等人文知识是主观的、不确定的，人文 知识的储存语言未能形式化，是模糊的。人文知识并不象自然科学那样可以证实和证伪，因 此， 人文科学的可靠性和合法性受到了怀疑。但是，除了科学知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更为 重要的知识？人文知识有无合法的一席之地呢？最后，科学寻求对实在的理论解释，实践成为 实用 科学理论的技术生产过程，技术实践由理论来操作，成为理论的操作化。知与行的过程 是分裂的，虽然知应用与行，但知与行成为分离的完全不同的过程。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 ，这种自然科学理论与技术实践的关系模式，成为一切理论与实践相关联的模式。但是，这 种模式的基础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而人文科学的知来源于实践，同时又是实践的一部分， 因此，从本质上讲与实践是不可分离的。但是，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正是以上述模式来寻 求人文科学的实践性的。这也就很自然导致人文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分裂，从而使人文科学的 合法性和科学性受到怀疑。
20世纪60年代，伽达默尔重新提出实践哲学的传统，但对实践哲学传统赋予了新的内涵。 他认为实践哲学涉及人类生活的基本方面，而不是指某些特定的领域，这个领域关注人类的 所有行动、所有的生活，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同时实践哲学与人类生活中 最根本的善的问题有关，善的问题是人类所有活动所应该遵循的。因此，以此为内容的实践 哲学是具有基础意义的哲学，实践之知—实践智慧是涉及人类生存的所有领域的基础性知识 。实践哲学所关心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领域“生活世界”和人的生活实践，肯定了这个领域 对人类的重要性和对人类所有理论的基础性和先在行，也就奠定了实践之知—实践智慧的重 要性和合法性，同时，也证明了这种知识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哲学涉 及每一个人作为人的那种具有广泛意义的生活。“这种哲学不外乎表现为两种形式，或者推 动人类的根本倾向，使其做出某些具有‘完美’(arete)特征的选择，或者告诫人们，审 慎地思考和采纳某些指导其行动的意见。但是不论这种哲学以哪一种形式出现，他都必须将 ‘可以自由选择’这一人类特有的品格提高到所谓的反思意识(reflective awareness)的水 平上，总之，当宁要一物而不要另一物时，它有责任以自己的知识说明如此选择的理由，换 句话说，它必须指出，这种选择与所谓善(good)的关系，但从根本上讲，这种可以人为指明 行动方向的知识又是为具体的境况所必须的……”，[6]实践哲学既不是数学形式上的理论 科学，也不是得心应手地把握某种操作过程的熟练技能，它是以获得实践之知为目的的，它 必须出自实践本身，它通过“哲学家的概念的努力”，形成对实践的清晰的意识，赋予人们 实践之知—实践智慧，如此它又回到实践之中。所以说，实践之知—实践智慧是一种实践知 识的形式，也是一种实践推理的形式。它既不能看成是任何普遍的技术规则或方法，也不能 看成是把 预先给定的普遍知识原理应用于特殊目的的过程。实践智慧是在实践上知道怎样做(Knowhow )的知识类型和推理形式，它不等同于任何脱离主体的存在的“客观知识”，它是人在生活 实践中知道怎样做的知识和经验。
实践哲学的实践之知与科学的理论和技术之知的区别在于：（一）科学之知具有普遍的必然 的特征，而实践之知不仅包括普遍规则，而且涉及具体的事实情景，因而带有时间性和偶然 性。（二）科学之知通过实践证明的，而实践之知的论证是修辞性的，是日常语言的，它是具 体的实践境遇与普遍概括的结合。（三）技术之知或者技能是习得的，而实践的理性与智慧是 实践俱来的，因为每个人总是处于生活实践的一种状态，他不得不按照具体的处境运用实践 智慧。（四）技术具有特定的外在目的（如创制某物），而实践上知道怎样做本身就是目的，“ 时 间的目的就是实践活动自身”[7]（五）技术依赖于原则与规则，而实践之知没有任何关于正 确的做的预先的知识，以便仅仅操作性地运用这些知识。
实践哲学是基础性的，它关注的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的“生活世界”，它所探寻的实践之 知、实践智慧是具有基础意义的普遍性知识，这种实践之知是实践哲学提出而实践最终完成 的智慧。实践哲学属于理论范畴，它是超越现实的，但却对现实具有洞察力，它扎根于现实 中 ，这正是实践性所在。
2 图书馆哲学是实践哲学
图书馆哲学究竟是不是一种知识形式？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它与图书馆学、图书馆实践的 关系是什么？或者说一种真正的图书馆哲学到底是怎样的、它的知识以什么面目出现，图书 馆哲学何以可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做出明确的回答。
近代以来，科学是理性的典范、真理的源泉，只有科学的方法论规则决定着科学理论的合 理性和可靠性。人们总是试图用科学的种种特征建立人文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因此，在科学 主义看来，人文科学要最终达到有效性、可靠性和合理性，就应该以自然科学为典范。但是 ， 人文科学（包括图书馆哲学）所面对的领域不同于自然科学所面对的特定的自然领域，而是人 的全部生活实践领域，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就取决于这个领域和关于这个领域的知识 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如果以自然科学的合理性作为人文科学可靠性的基础，那么，人文科学 之知终会失去自己独立性和有效性，而且会误入歧途。
问题是包括图书馆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怎样获得自己独特地位甚至是基础性地位以证明它 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呢？什么能够赋予象图书馆哲学这种人文科学坚实的基础呢？实践哲学展示 了它的真正价值。实践哲学把人类的生活实践看作是普遍性的基础，把实践智慧、实践之 知看作是与科学理论知识完全不同的规范人类的一切活动的基础性的知识，因此，以全部的 生活实践为领域，以实践智慧为内容的实践哲学具有了基础性。“实践哲学涉及的是人类生 活最基本的方面，因而它也具有基础意义的普遍性”。[8]我们不能否认人类生活实践的事 实性同样也无法否定包含着实践理性的实践智慧、实践之知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存在合理性和 有效性，因此，我们无法否认以实践和实践之知为对象的实践哲学的独立性、合法性和基础 性。人文科学与实践哲学正是在对象和知识领域里有着相通性。所以实践的基础性说明了人 文科学的合法性，实践是人文科学的基础和根据，实践哲学的目的适合于人文科学的理想， 人类现实的生活实践是人文科学及其所知成了可能，这也使实践哲学给予图书馆哲学合法性 和可能性的启示，图书馆哲学是实践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享有共同的理想、共同 的原则、共同的合法性和独立性。图书馆哲学是实践哲学恰恰是指图书馆哲学享有实践哲学 的特征。
2.1 图书馆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直接以“生活世界”为基础性的对象。“生活世界”是 一切科学的前提和基础，“生活世界”的这种事实性、基础性保证了图书馆哲学的有效性和 可靠性。“客观的科学的世界之知乃是以生活世界的自明性为根基的”。[9]一切科学、理 论 、知识都是建立在“生活世界”的土壤上。是人们生活历史实践的终极实在。“我们生活在 自己的具体的周围世界之中，而且我们的一切关注和努力都指向这个世界，……”。[10]
科学作为人们实践和精神的成就，是在普通的生活世界中获得意义和价值的。生活世界是 一切科学、哲学的先验起源，科学的意义基础就是实践的“生活世界”，知识的基础及其有 效性都在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始终是在先被给予的，始终是先存在着而有效的，但 不是出于某种意图、某个课题、不是根据某个普遍的目的而有效的，任何目的都以这个生 活世界为前提”。“生活世界”对人类的任何活动包括科学研究、哲学研究等，都有原出的 性质。由此可见，知识的可靠性在于人类的“生活世界”。
图书馆的产生、发展都是来源于人类的“生活世界”的需要。如果人类的图书馆活动是属 于人类的“生活世界”的，那么，图书馆哲学不仅是对图书馆活动基本问题的讨论，而且也 将包括着对人类生活时间中所经历的精神变化的历程的解释，包含着对图书馆活动中人的精 神运动的解释。如果图书馆活动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生活，那么，“生活世界”就成为图书 馆哲学必须关涉和加以理解的东西，因为图书馆活动属于“生活世界”的。
图书馆哲学虽然进行的是理论的研究，然而它的理论之根却扎在实践之中，扎在人类的“ 生活世界”中。它探求的是实践领域中的问题，它倾听现实中提出的问题以理论的方式解决 问题，它的理论的发展是通过发现并解决实践领域中的问题而实现的。理论的发展与实践是 交叉式的，而不是平行的。这样，理论本身永不脱离现实的土壤，它的根就扎在人类的生活 实践中。没有人类“生活世界”的预先的倾向性、规定性和需要性，图书馆哲学的理论和实 践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普遍的“生活世界”作为人类的实践领域是基础，依据它才有可能解 释图书馆存在的根源，才有可能形成图书馆哲学的知识理论；并且以此为基础，纯粹的理论 的兴趣才能转化为实践意识和实践行为的形式，才能不远离人类的生活，才能不失去对图书 馆实践和对人的生活实践的重要性。图书馆哲学归根于“生活世界”就必须真正地深入到生 活的领域中去。首先，要深入到人类整体的生活实践。图书馆哲学审视人类整体生活的价值 取向和生活方式，阐述人类共同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人类生活的理想与目标，从而在整体上 确定图书馆的目标。因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均取决于如何设定目标，或者说，如何接受由 所有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并找到达成共同目标的手段？”[12]图书馆哲学对人类整体享有的生 活考察，就是要追寻人类生活对图书馆的共同追求和理想。伏尔泰曾经指出：“实践哲学的 任务在于确定生活中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实践哲学的主题是某些最高的原则—他们决定 实践活动的方向，并为之提出奋斗的目标”。[13]我们认为这也是图书馆哲学的任务，因为 图书馆哲学本质上具有实践哲学的性质。其次，要深入到人类个体的生活实践。图书馆哲学 必须理解个体的生活实践的目的、价值和意义，必须展示个体的生活实践的多样性，对个体 人生实践的问题进行反思。人是怎样生活，怎样在生活中选择价值，人应该怎样利用图书馆 ，这与图书馆并不是无涉的，如果说图书馆是把人引入完整的精神生活之中以及图书馆赋予 人生的意义，引导个体的生活实践，那么，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就必须深入到人类个体的生活 实践。再次，要深入到图书馆活动之中。图书馆活动是人类的特有的一种生活形式。尽管随 着社会的发展，图书馆的形式在不断的变化，但图书馆是不会消亡的，是和人类的生存不可 分的。图书馆哲学必须高度关注人类的图书馆活动，考察和探究人类的图书馆活动。人类的 图书馆活动是怎样的？人在图书馆活动中收获是什么？图书馆活动的价值何在？图书馆以何种 方式对人施以力量等等，这些问题是生活实践向图书馆哲学提出的最深奥的问题，图书馆哲 学 必须回答的问题。由此可见，图书馆哲学必须关注生活世界，关注生活实践。这也恰恰说明 了图书馆哲学具有实践哲学的属性。
2.2 图书馆哲学作为实践哲学是以图书馆智慧（或称图书馆精神）为知识目标的，实践哲 学深入到人类的图书馆实践和生活领域，它获得的不是科学之知，也不是积累关于图书馆事 实上是什么客观知识。图书馆哲学是关于流变不息的图书馆实践的价值和意义的深刻理解感 悟和诠释。它所追求的知识形式乃是在理论的普遍性和实践的特殊性之间进行循环中介的实 践智慧—图书馆智慧。笔者非常赞同周庆山同志的观点“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科学精神、职业 理想和学术境界，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14]也很欣赏蒋永福同志的提法“图书馆哲学 就是图书馆人—图书馆工作者和研究者—在工作之余、茶余饭后，静静深思图书馆现象时所 获得的一种思维深处的感悟与理解”。[15]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精神）作为图书馆哲学独特的 知识内容，来自于对图书馆实践价值取向的阐释和分析。图书馆智慧并不是客观的理论和知 识，而是作为理想、信念、精神、原则、目标和规范，作为智慧“内化”在主体的“实践理 性”中，在图书馆实践中践行。图书馆智慧不是在图书馆实践中被应用的，而是对图书馆实 践的整体引导。图书馆智慧并不是抽象的理论体系，它只是在具体的图书馆实践中促进和完 善主体的实践行动。可以看出，图书馆智慧既来自于图书馆哲学的努力，又来自于实践的选 择。图书馆哲学面对生活世界，面对人及图书馆实践的各种形式，不可能形成普遍的甚至不 变的图书馆哲学知识体系，不可能以实证的经验科学的方法形成抽象的、独立的理论，因为 图书馆实践领域是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人性的，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人类的旨趣、目 标、信念等等，它是以价值和意义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事实为中心的。因此，这个领域是不 可用数理逻辑的语言描述，而只能形成它本身的图书馆智慧。图书馆智慧是明智地选择图书 馆活动的内容形式的基础性的知识观念，它是植根于图书馆实践的知道怎样去做(Know--how )的知识。
图书馆哲学以图书馆智慧为知识目标，这意味着它不象自然科学那样，在理论上要去穷尽 事物变化过程的所有条件以及各种条件之间的变化关系，在实践上通过对某些条件的控制而 制定出某一事物来。图书馆哲学是对实践的生活世界及其现实问题和图书馆现实中基本问题 的价值性考察，对图书馆的过去（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存在问题）、未来（可能性）的整体的 理解和解释，通过它的哲学的理解和解释，形成对实践的生活领域、图书馆实践等的理性的 洞察，进而具有了实践的意识与智慧。图书馆哲学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从而 在图书馆实践中直接应用，它要摆脱具体的事实和眼前的功利，与现实隔开一段距离，从而 能够超越现实，以敏锐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视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实践进行哲学的判 断，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规定性，形成对图书馆实践及其与人生实践、社会实践的关系的 图书馆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参与到图书馆实践中去。
2.3 图书馆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有效性表现在它与图书馆实践的密不可分。它关于图书 馆实践的图书馆智慧就是在图书馆实践中产生，同时在图书馆实践中完成的。这种知识与实 践的共在关系说明图书馆哲学对于图书馆实践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前面我们论述了近代以来的实践概念，把理论看成与实践独立的客观的理论体系，把实践 简单地看成是理论的操作化，因而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离。这种实践观也影响到图书馆界， 图书馆实践的含义也同样变成自然科学的模式。图书馆实践被看作是图书馆学理论转化为图 书馆操作技术，从而生产出图书馆产品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的图书馆实践必定要求关于图 书馆的知识理论规则化、操作化和技术化，要求理论演化成技术公式，提供系列的方法规则 从而运用到图书馆实践中去。但是，我们很快发现这种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关系模式面临两大 难题。一是，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学理论的运用并不象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技术生产之中。 抽象的技术理论和规则化的图书馆操作技能与方法很难完全与图书馆实践的具体情境紧密地 联系起来。同时，图书馆实践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生活形式不可能用实证科学的经验主义 方式做出科学实证的说明和技术的演化。二是图书馆哲学作为人文科学，不可能达到自然科 学理论那样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验证性。图书馆哲学面对的是图书馆实践，它的理论是对 图书馆实践的理解和重建，而不是建立在假说—演绎上的说明。这种重建并不是客观的、可 验证的、独立的理论解释，而是获得对图书馆实践各种意义和意向等理解和解释，形成图书 馆智慧。在图书馆哲学中，意义构成事实，生活实践表现为一系列的事件的形态，不可能用 精确的、形式的语言来直接描述，因此，象人文科学一样，图书馆哲学的语言是日常的、隐 喻和模糊的。从这两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用自然科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模式不可能统一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反而造成不良影响。
图书馆哲学的实践性可以从它的知识—图书馆智慧与图书馆实践的关系中看出。图书馆智 慧不是特殊的技能和方法，它表现在图书馆实践具体情境中，只有在具体图书馆实践中才能 存在和完成，作为哲学所探讨的内容，它是普遍性推断，这种普遍性来自于图书馆实践的基 础性，而作为被图书馆实践者所拥有的，它又是在特殊的实践情境中知道怎样做(Know-how) 的知识与经验。因而，图书馆智慧是存在普遍规则与具体情境中的中介，它同时处在图书馆 哲学的推断和图书馆实践的选择之中，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实践智慧知与行的统一，从而 在理论与实践中架起了桥梁。
图书馆哲学的理论扎根在人类的生活实践，发现“生活世界”的普遍问题，以理性的睿智 和图书馆的力量解决它。只要图书馆哲学从事的是这项伟大的事业，那么，它就是名副其实 的实践哲学。它把握的不是操作过程的技艺而是图书馆智慧。它用一系列具有特殊意义的追 寻、概括、批判而形成对图书馆实践原则与行动的洞察力，唤起实践主体反思意识，而 实现实践活动的超越。因此，为了获得它所追求的智慧，图书馆哲学从实践中走出时，必须 悬置一些事实，而找出最富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理论的阐述和解释，然后躬身返回到实践 中去。图书馆哲学就是在这种与实践领域的联系方式中，完成理论的更新和获得知识，并获 得了它的合理性和实践性。
那托普说：“我们的时代所迫切期求的，无过于从哲学上深入生活，并以生命的热血发扬 文化，争取更高的锦标，从而深入哲学本身”。这句话对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哲学仍有启示。 我们的理论还能只专注那些概念、逻辑体系和对象，而对人的生活默然处之吗？当图书馆哲 学要涉及图书馆的价值问题以及对现代图书馆的各种选择进行批判时，我们无法丢开人的生 活方式和人生意义，同时，也无法丢开人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我们不能对“生活世界”的 现实问题视而不见，我们不能不关注图书馆的未来。假如我们一如既往，那么，我们的理论 便 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人类的一切都从属于这个展示异彩纷呈、流变不息的“生活 世界”，它是人类社会思想与活动的最终源泉。因此，图书馆哲学应该倾听来自“生活世界 ”的呼声，参与到图书馆实践中去，指导图书馆实践的价值选择，使图书馆实践和人的 生活实践更趋向于善。图书馆哲学这样做，不仅出于对真理的真诚的渴望，而且，也是对图 书馆实践和人的生活负起一种关注式的责任，这就是图书馆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深层次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