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7）09—0058—06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军事对抗和政治对立为特征的传统安全有所缓解，但大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出现并影响着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复杂的安全结构，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2003年的“非典”事件，更是将东亚非传统安全议题提到东亚各国政府的决策议程和学界研究视野。
非传统安全固有的属性，使得东亚各国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在该领域展开有意义的合作。事实上，自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已逐步展开，无论是双边还是地区层次上的合作都取得了较大进展。本文拟在考察东亚非传统安全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制约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存在的问题，并对目前的合作模式提供初步的理论解释。
一、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特征
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虽然起步晚，但已经取得了比较快的进展，目前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总体上呈现以下特征。
1.多层次的合作格局相互交织。
在双边层次上，主要有中日之间的合作，中国、日本与东盟的合作。中日之间由于地缘原因，日本受中国生态环境影响明显，因此日本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通过政府开发援助、无偿援助、鼓励民间企业投资等方式，积极参与中国的生态环境工作。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合作主要体现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防止流行性疾病等方面。2002年中国与东盟发表《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宣言》；2003年4月中国和东盟举行“非典”防止的特别首脑会议，签订了《防止“非典”联合声明》，启动了“10＋1”框架下的公共卫生合作机制；2004年1月，中国与东盟又签署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2004年3月，中国与东盟发表了《防治禽流感会议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建立传染病确立和控制的预警系统，使得双方公共卫生合作机制日臻完善。日本与东盟的合作主要在打击海盗和反恐领域，例如通过联合演习、培训警官等方式进行合作。2004年11月，日本与东盟签署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合作联合宣言》。其他国家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如日韩1999年就海上反恐签署合作意向书。
区域层次的东亚非传统安全对话与机制主要有：（1）中日韩三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东盟与中日韩（10＋3）会议的框架下进行的“10＋3”会议机制是在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推动下形成的，旨在加强东亚地区国家间的经贸联系，保证东亚地区的经济安全。随着成员国间合作的不断加深，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会议议题也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开始涉及恐怖主义、贩卖毒品、洗黑钱等有组织的跨国犯罪问题。2004年1月，东盟与中日韩召开的首届“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启动了“10＋3”合作框架下公安部长会议机制，标志着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又迈出了新的一步。（2）东盟各国之间的合作。东盟各国在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已经进入机制化轨道。2003年7月，东盟在马来西亚成立反恐中心，分析恐怖活动情报和培训官员，同年9月，东盟陆军总司令和东盟警察首脑会议也把反恐合作列为重要议题。（3）“10＋3”框架下的中日韩之间的合作。合作领域主要在环境保护、地震救灾和打击跨国犯罪。从1999年以后中日韩启动了“10＋3”框架下的环境部长会议机制，在防止沙尘暴、保护海洋环境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
跨区域层次机制指的是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存在于更宽广的一个机制中，这些机制有：（1）东盟地区论坛（ARF）。ARF作为亚太地区正式的安全对话机制，在推动东亚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有重要作用，在处理东亚金融危机、打击跨国犯罪以及抢险救灾等领域进行了多次对话和协商。（2）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自2001年开始也把非传统安全列为重要的议题。例如针对恐怖主义发表的《反恐声明》和《圣地亚哥宣言》显示了亚太地区各国在集体应对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时的决心。（3）东亚峰会。由于东亚峰会不仅有东亚地区的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三国参加，还有南亚的印度和大洋州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参与，因此东亚峰会实际上也是跨区域层次上的合作机制。从目前召开的两次东亚峰会成果看，非传统安全问题都是主要的议题。2005年举办的首届东亚峰会发表了《关于预防、控制和应对禽流感的东亚峰会宣言》，2007举办的第2届东亚峰会发表的《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都是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具体表现。
2.东盟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
在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进程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东盟在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主导地位日益明显。从目前的合作机制看，无论是双边层次上中国、日本与东盟的合作，还是区域和跨区域层次上的“10＋3”机制、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东盟的核心作用和主导地位都很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东盟的共识决定了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前途。如何理解东盟在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东盟国家在东亚有10国，在东亚国家中具有数目上的优势，且通过多年的一体化建设，在有关区域安全问题上易于形成共识，基本做到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有利于东盟地区国家增强其区域影响，提高其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地位。
其次，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已经有一些比较现成的机制，为非传统安全合作提供了论坛。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本身就是一个机制化的组织，以此为核心1994年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1997年后的“10＋3”机制启动以及2005年东亚峰会，都是以东盟10国为核心的有利于促进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机制。
第三，本地区大国之间由于多重因素，互信程度比较低。特别是随着中国在东亚的崛起，日本对中国可能主导东亚合作进程存在相当大的疑虑。而日本由于历史原因难以取信于东亚各国，再加上美国一定程度的牵制，因此日本想主导东亚合作进程，即使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也难以成功。在这样的背景下，东盟起到了平衡本地区大国力量的独特作用，因此也取得了地区大国的支持。从东盟自身角度看，它也并不愿意看到大国主导地区的安全合作进程，东南亚国家很是担心有诸如日本、中国之类的强国在这个地区攫取霸主地位，于是对于单一国家倡导的对话与合作反应并不积极。例如2004年日本曾一度倡议由日本来主办东亚峰会，但是由于无人附和只得退一步改为中日韩与东盟成员轮流主办。这一方面表示了东盟担心大国抢了东亚合作的“风头”，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东盟担心东亚合作被大国主导的局面出现。
第四，东南亚各国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高发国家。在东亚，东北亚地区的传统安全比较突出，如朝鲜半岛军事对峙、美日美韩同盟对地区内国家的牵制、领土领海争端等。与东北亚地区相比，东南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海盗、贩毒等有组织犯罪，“非典”、禽流感等流行性疾病，海啸、地震等海上灾难，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既对东盟各国提出了挑战，也促使东盟在地区安全合作中尤其重视非传统安全议题，而且在长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过程中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建立一整套成熟的合作机制。
3.合作模式由各问题领域向总体合作发展。
东亚地区大范围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出现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当时的各国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经济领域的合作，目的是减小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加强对威胁经济安全问题的防范。随着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爆发和2003年“非典”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非传统安全问题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显现。人们关注的焦点也从传统的高政治领域逐渐向低政治领域转移。当前东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基本涵盖了所有涉及到的领域，从经济、金融安全、环境安全、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到包括毒品走私、恐怖主义、非法移民、海盗和洗黑钱的有组织跨国犯罪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东亚各国正在通过各方努力，积极寻找应对措施。
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有些问题领域还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因此东亚各国意识到针对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不能完全孤立进行。例如洗黑钱问题，它既会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引起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威胁一国金融、经济安全，也会演变为恐怖分子筹资活动的手段，威胁一国的社会安全。这就使得打击洗黑钱这种跨国犯罪行为和保护金融安全、维持社会稳定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满足国际金融秩序稳定和国际反恐斗争的需要。再如，东南亚地区猖獗的贩卖人口行为、毒品走私活动和突出的海盗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的经济跌入低谷，导致国内政治经济局势不稳，许多当地居民出于生活所迫开始参与买卖人口、走私毒品和海上抢劫等犯罪行为。这说明一个地区的经济稳定和繁荣将会有效地降低犯罪率，减少一些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有些问题之间已经形成了“问题—危机—冲突”的“环链”，能相互激发并造成更大范围连锁性的危害效应。[1](P35)
鉴于此，东亚各国在不断扩展合作领域的同时，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这种相互渗透的特性，从总体视角对环境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问题进行总体治理，从地区机制的构建上协调各国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治理。如中国与东盟签署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4.从应对危机到机制预防。
非传统安全除了跨国性和蔓延性两个特征以外，另一个特征就是突发性与不确定性。像2002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爆炸事件、2003年爆发的“非典”、2004年爆发的禽流感和印度洋海啸都属于突发性灾难，基本无法预测，令人措手不及，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面对这些问题，东亚各国都只能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做出反应、商量对策、总结经验。面对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这一特性，东亚国家采取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各国在突发事件过去之后，总结应对经验，通过建立危机处理性质的合作机制，争取在类似突发性事件爆发的第一时间就快速反应，及时应对。例如东亚各国在顺利渡过“非典”造成的危机和恐慌之后及时总结应对措施，当各国再次面对禽流感的时候，就比之前成熟、默契很多。再如，东亚各国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形成的金融危机救助机制，很大程度上为各国再次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东亚各国也在尽力建立预警和预防机制，印度洋海啸之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建立的海啸预警系统就希望能够实现预测到灾难的大概时间与强度，将危害降到最低限度。在危机处理合作机制和危险预警机制的双重保护下，东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所造成的威胁与破坏将会大大降低，更有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
二、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必须看到，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在取得诸多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制约进一步安全合作的问题。
首先，东亚各国对非传统安全的界定和关注领域存在差异。其实在东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早已存在，但由于各国关注点的不同，所以难以形成合力形成地区层面的合作安排。例如，日本由于资源稀缺，所以很早就把能源安全、粮食和其他原材料的安全作为日本的重要非传统安全，并把它们作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形成日本独具特色的“综合安全”观。而东盟国家则把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的流行、毒品走私等作为重要的非传统安全。中国正在加速发展经济，再加上人口多，人口流动频繁，由此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以“非典”和禽流感为代表的传染性疾病流行，因此中国把资源和环境问题作为主要的非传统安全，再加上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9·11”后在我国周边有所抬头，所以打击这三股势力也成为我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内容。由于国情不同，东亚地区不同国家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点不同，因此在合作层面有不同的侧重，由此也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在某些具体领域的合作的意愿和动力。
东亚地区对个别问题领域作为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判定的歧异，突出表现在朝核问题上。日本和美国认为，朝核问题就是核武器扩散，是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而朝鲜则认为，在朝鲜半岛分裂依旧、美国与日本仍然敌视朝鲜的背景下，朝鲜发展核武器是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略手段，因此这是传统安全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和国际社会必须保证朝鲜的传统安全。而中国、俄罗斯和韩国则认为，朝核问题是传统安全的延伸，国际社会在处理朝核问题时应该兼顾朝鲜合理的安全关切。上述认识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东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障碍，导致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复杂化和紧张化局面。[2]
第二，东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受传统安全影响较大。多数非传统安全问题本身就是从传统安全环境和问题中逐渐演变或衍生出来的，因此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联性。一方面，非传统安全问题一旦被激化，便会引发国家间冲突，导致采用传统安全的军事手段来解决。[1] 东亚地区也存在着这个问题。以能源安全为例，无论是东南亚还是东北亚国家都已经意识到了该地区日益紧张的能源供应，都了解需要展开合作的迫切性。但是，时至今日，共同开发能源的合作却迟迟未能有效展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其中更多地涉及到了领土争端。目前，中国在东海、南海部分岛屿归属问题上与日本和许多东南亚国家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双方还没有达成共识，使得该地区大规模共同开发能源的合作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能源安全问题的解决，也随时有可能因为能源的争夺而爆发传统安全上的军事冲突。
另一方面，东亚地区普遍存在的传统安全合作的困境，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非传统安全深层次合作的开展。东亚国家虽然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彼此间的认同低，信任度不高，特别是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呈现出既合作又相互防范的态势。因此，现阶段东亚安全一体化进程缓慢，虽然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10＋3”会议都在安全合作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东亚安全共同体始终没能建立起来，各国在选择传统的权力均衡安全观还是选择新型的共同安全模式上还存在着分歧。东亚国家在传统安全问题上的谅解与互信会直接影响到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进行，毕竟多数非传统安全是从传统安全环境和问题中逐渐演变或衍生出来的。[1](P36)
第三，来自区域外美国的压力。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仅需要维护自己在东亚地区广泛存在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而且美国认为它在东亚的存在也是保持东亚区域稳定的重要因素，既可以防止经济大国日本走向重新军事化，也可以遏制不断崛起的中国对本地区的潜在威胁。因此，美国担心东亚国家通过安全领域的合作对话，走上一个排斥美国的东亚一体化道路，东亚将减少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对美国的东亚利益构成威胁。因此美国的东亚政策总体上是不希望看到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由东亚大国主导带有排斥性的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这成为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化的结构性障碍。
最后，目前东亚现有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化程度不高，很多是带有论坛性质的，在应对大规模非传统安全危机时往往有力不从心之感。这与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基本继承了东盟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的“不干涉原则”有关。东盟10国作为小国始终对主权问题敏感，担心在区域化进程中被大国主导，因此特别强调“不干涉原则”。这往往使得在大规模非传统安全危机爆发时，管理危机的机制不健全，从而影响了治理的效率。
三、现实模式与理论解释
与其他地区相比，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特色在于：由小国组成的东盟主导、大国参与，合作方式灵活，机制化程度不高，主要是通过双边和多边对话机制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那么如何解释这样的合作进程和合作模式？本文以下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简单解释。
从现实主义视角看，东亚地区除非传统安全之外，还存在大量的传统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一些地区热点，如领土、领海争端，而且更突出表现在大国竞争地区主导权问题。中美、中日以及潜在的日美之争，大国之间在东亚呈现某种程度的安全困境状态。因此，任何大国要主导本地区的安全合作，或者推动本地区的一体化进程，都会遭到其他大国的疑虑和反对。同时，东盟作为小国组织也难以接受类似欧盟那样的大国主导地区一体化的模式，所以也不支持大国在东亚安全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在多方妥协的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是东盟而不是大国主导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进程。
从自由主义视角分析，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区域合作有利于各国交流信息，增强治理的透明度，减少治理成本，通过合作提高治理效率。这从目前东亚非传统安全的实践得到了证明。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取得比较大的进展，即使在传统安全领域存在竞争性的国家也参与到合作的进程中。
从建构主义视角来分析，多边安全制度可以增进合作的效率，而且长期看可以改变偏好，重新定义其国家利益。”[3](P13) 在非传统安全合作过程中，各国不仅考虑到了参与合作的成本和收益，认为参与比拒绝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而且通过多渠道对话、协商，达到了增进互信的目标，东盟建立信任过程就是一个案例。[4](P114) 在参与合作进程中，由于各国都需要按照地区合作的一系列规范来调整自己的政策，这样就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国家身份和利益，有助于增进地区集体身份的形成。尽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也是一个预期的目标。特别是对于地区大国来说，无论是要改变大国竞争中的安全困境，还是要减少小国的疑虑，只有在遵守既有规范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地区一体化进程才可以实现，而这本身也改变了大国的身份以及随之调整其国家利益。
由此看来，每种理论视角都解释了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模式的某一方面特征，但也没有解释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全貌。现实主义视角关注了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在安全合作上的潜在冲突性一面，但它难以解释为什么即使存在这样的冲突，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还是取得了多方面进展。正如前文分析的，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地区大国都参与了东亚地区现有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东盟各国期望同地区大国展开富有成效的合作。自由主义视角从合作可能提高治理的效率出发，认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可能比不合作更有作为，合作不仅提高了治理效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合作可能面临严重的惩罚，从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到2003年的“非典”就是明显的例证。但是，自由主义视角解释不了为什么大国没有主导本地区合作的进程，只要它难以证明大国主导的合作模式在治理效率上必然低于东盟主导的合作模式，它的解释就避免不了瑕疵。建构主义强调了进程的因素，认为在合作进程中各国不同程度调整自己的政策行为，认同地区合作的规范和原则，调整、改变国家的身份、利益，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建构主义作为一种进化理论，对东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持乐观态度，但它也回避不了为什么即使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也存在诸多困境，如能源合作问题；同时它也解释不了国家参与合作如何在具体的国家利益与区域内规范之间的复杂权衡；它还无法解释在传统安全合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非传统安全合作如何突破其牵制和外约束。
美国著名学者卡赞斯坦等提出的折衷主义（eclecticism）试图超越三大主流竞争性理论解释框架，为我们利用经验观察、因果逻辑和来自于不同的理论传统而生成的解释提供了机会。[4](P16) 卡赞斯坦等学者提出的折衷主义认为三大理论传统并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我们应该根据提出的问题对其进行经验判断，而不是从单一理论框架出发去寻求完美解释，这是一个实用主义的解释模式。笔者认为，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从任何单一理论出发都不可能进行客观解释，而应该采取折衷主义的解释模式，根据所提出的问寻求解释视角。
［收稿日期］2007—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