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代化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福州市严复学术研究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办的“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于1997年12月1日至3日在严复的故乡福州召开。这是祖国大陆继1993年之后举行的又一次研究严复的学术盛会。来自福建省内外、港台以及在我国学习的外国学者等8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就“严复与中国近代化”这一重要课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严复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他才兼文理，学贯中西，学问渊博，思想内容丰富，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愧为里程碑式的人物，在国内外都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次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回归祖国和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的背景下，重点突出“严复与近代化”的主题，对了解历史，展望未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这次研讨会的论文来看，研究的范围较广，内容涉及严复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和翻译理论及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等诸多方面。
关于严复的政治思想研究。1.“三民”说。严复把国家的富强建立在提高民力、民智、民德的基础上。他认为当时中国民众的力、智、德程度太低。“虽有富国之政，莫之能行。”因此要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体系都要与过去不同，要从过去的“学古入官”，改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为主，辅以一定的社会科学，以求近代专业的多门化，培养出人才的多种化，使人才由单一化的人仕从政，走向多元化的各种行业，通过人的近代化来实现国家的近代化。2.“自由”观。严复认为，自由才是西方资本主义立国之本，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应用。中西强弱的差距在于自由程度的高低。“自由”，可以释放民众的活力，国家才能振兴。因此，自由是个体、种群“活力”的先决条件，是个体质量提高的产物。如果力、智、德太低，不懂自由，乱用自由，反而造成混乱。因此要有“群己权界”，个体自由要以不侵害他人自由、群体自由为限。3.“会通”论。严复主张自由与法制、民主与专制相结合的中西会通论。认为没有一定的政治组织组合，个体、群体“活力”也难以发挥。因此，自由是有序的，有民主，也要有集权，君主立宪是严复会通思想的必然结论。
国家观。国家学说的更新是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思想前提。作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和中国近代杰出启蒙思想家，严复对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传播和对中国传统国家学说的批判，为戊戌变法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到来，作了必不可少的舆论准备。其国家学说的特点是前期理论新锐而实践保守，后期则从向西方寻找真理回归孔孟之道。传统与现代的两难选择，使严复在国家学说问题上备受心灵煎熬，最终也没有找到中国富强之路。但是，他的认识与实践，为后人寻找中国由贫而富、由弱而强的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理想与现实的结合部，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历史经验。
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是严复权衡一切的理论尺度——只有紧紧把握这一点，才能正确认识严复国家学说的形成、发展和变异，才能理解他对西方国家学说的选择、诠释与扬弃以及他对中国传统国家学说的批判、反省与复归。
有的学者认为，严复经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袁氏复辟等重大的社会变动，他在晚年作了许多反思，因而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较大变化。怎样理解严复的这些变化呢？究其根源在于他恪守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即中庸之道。
严复文化思想研究。对严复前期思想文化的进步性，大多数学者是肯定的。对他晚年的文化思想评价尚有不同见解。1.中国哲学的近代化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从比较与会通的角度，全面考察了严复所介绍、宣传的进化论哲学、经验论哲学、实证主义哲学及逻辑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影响的情况。认为严复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会通，不仅确定了一种评判中国传统哲学的新坐标，而且提出了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的新方式，赋予中国古代哲学以近代化内容，使中国哲学具有继往开来的“承接性”；并因此在一般哲学理论、哲学知识方法、哲学范畴等方面较为全面地推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近代进程。2.有的学者认为，严复一生中，中西文化观的发展与变迁，有其本身的逻辑理路与必然性。我们不能轻易地把它看成前后的断裂或背离，而应慎重地理解为同一思想与精神的信念轨迹上，同向的发展和延续。严复始终相信，中西文化性质尽管不同，但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前景。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从文化特质处入手比较中国文化异同与优劣的思想家，对中西文化经常保持一种理性与持平的批判态度。晚年的严复，对中西文化认识更深，体会更切，有关中西文化优劣取舍的见解，也更趋成熟。20世纪前20年，能对中西文化的真正价值具有正确的理解与识见，又能对其做出恰当的评价与说明者，恐以严复的贡献为多。3.严复青年时期注重学习西方文化，晚年时期则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这与康、梁等近代著名人物的思想发展轨迹是一致的。在政治思想上主张君主立宪制度，在文化上提出保留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这是严复后期思想的特点。严复晚年表现出强烈的怀旧思想，但并不倒退。因为他与保皇派不同，至少他始终认为中国政治必须改革，只是后期在改革手段和方式上坚持保守的做法。4.有的学者还就严复和孙中山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1894年至1906年间，严复和孙中山的伦理思想都处在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之中。严复的伦理思想基本上属于近代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他以1894年甲午战争为契机，将中西伦理思想的巨大储能释放出来，即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批判中国封建主义的伦理思想。但在1898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和戊戌政变之后，他的伦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对传统伦理由反思到回归的变化。孙中山的伦理思想属于过渡形态。他以1896年伦敦蒙难为契机，逐步由传统向近代转化。首先，孙中山在“慕古”的心绪下，利用旧的伦理道德规范——“忠”、“
仁”、“义”、“和”来宣传新的伦理思想内容。其次，在“开放”的旗号下直接宣传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自由、平等、博爱”。严复和孙中山的伦理思想，其相同之处在于都以爱国为旗帜；都主张批判地继承传统道德；都接受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思想等等。其相异之处在于：伦理思想的趋新与回归，伦理思想与政治目标的离与合等等。这些异同是由他们的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尤其是，在救亡与改造中国的问题上，主张维新的严复持渐进态度，主张革命的孙中山持激进态度。但是，这些区别只是相对的，他们是交替互补的双重变奏。孙中山主张并实行暴力革命，并企望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一并完成，固然激进。然而，孙中山对于思想启蒙却未予以重视，他的伦理思想不但没有严复等维新人士激进，而且不及当时一些革命志士的水平。此时的严复着眼于比制度文化更深层次的伦理文化，他猛烈地批判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伦理基础，热情宣传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及其伦理基础，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激进。正是孙中山等人所进行的革命实践，大大拓展了严复等人启蒙思想的影响，而严复等人的启蒙思想宣传，又成了革命派反对封建专制的一支盟军，充当了一代青年走向革命的必要阶梯，对于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严复传播西学和中国近代化。严复传播西学，在晚清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归纳起来为三个方面：1.传播西学宣告“经学时代”的终结。也就是中国政治思想最终挣脱儒家思想羁绊的时代。自鸦片战争龚、魏经世派至康、梁维新派，其政治思想一直没有挣脱儒家思想的羁绊。尽管康有为与严复在救亡图存、变法图强的原则是一致的，但从思想方式来看，则有明显的差异，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为思想形式，严复则以西方进化论为思想方式，对儒家传统思想采取批判的态度。2.传播西学是思想学习西方的先导。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历了四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前后龚魏的经世派到洋务运动的求强阶段，是军事上学习西方的阶段。洋务运动的求富阶段和早期社会改良思潮，则进入经济上学习西方的阶段。康、梁发动戊戌变法和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则进入政治上学习西方的阶段。新文化运动则为思想上学习西方的阶段。严复是处于政治上学习西方的阶段，而他译著西学在客观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民主与科学的鼓吹却成为思想学习西方的先导。3.传播西学引起思想方法论的变革。中国传统思想方式离不开儒家经学，东汉为“古文经学”占统治地位。康有为是以“今文经学”作为戊戌变法的理论依据。“今文经学”的“三统”、“三世”之说，是一种历史进化论，或者称之为中国进化论。及至严复翻译《天演论》，才系统介绍了西方进化论，这是思想方法的革新。另一方面，引进西方机械唯物论和形式逻辑，引起了思想方法的变革，中国思想方法的近代化，实也始于严复。
有的学者认为，近代文化的传播，流行一种物质技术——制度层面——意识形态三层次递进传播的模式。戊戌变法以前是物质技术传播接受期，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吸收制度层面期，辛亥革命以后是意识形态深层次的全面比较、反思时期。《天演论》的传播和被中国文化界的接受，并不是在辛亥革命以后，而是在戊戌变法开始前夕。可见这种三层次递接受的模式也没有能够涵盖像《天演论》传播这样的大事。
针对严译《天演论》研究的不足之处，有的学者不仅阐明严复《天演论》的中心思想，而且指出其进化论中尚有不完全为学者所注意的其他意义，强调严复“体合”的动力是争存，诠释“体合者，进化之秘机也”，说明《天演论》除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即人定胜天的思想。人怎样才能胜天？团结互助的思想呼之欲出。虽然当时严复尚没有明显的互助论言论，然而已蕴含有互助思想。赫胥黎反对斯宾塞“任天为治”的观点为后人宣扬互助思想铺平了道路。严复所做的《天演论》和他的“体合”主张，也为孙中山所继承和发展，形成有中国特点的互助思想。
关于严译《原富》的研究。严复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原富》一书的《译事例言》和长达数万言的《按语》中。他向国人介绍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宣扬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他反对清政府限制工商业发展的措施，主张个人有经济活动的充分自由。在对外贸易方面，他驳斥“塞漏卮”的观点，批评晚清“出口以原料为主，进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即“出生进熟”的弊病，力倡自由贸易。严复所译《原富》，是开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先河。
通常有人认为，严复翻译的《原富》文字古雅深奥，因而在社会上流传不广，反应微弱。这种看法不够全面。以吴汝纶、梁启超、孙宝瑄、《申报》为例，证明严译《原富》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吴汝纶是吃透严复翻译用意的第一人，他曾称赞亚当·斯密学识高超；严复的按语不但能纠正亚当·斯密的失误，而且能对清末的时局“痛下针砭”。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只见到《原富》的第一编和第二编，就在2月8日的创刊号上向读者们推荐。梁氏认为严复的案语可以“启发学者之思想力、别择力，所益实非浅鲜。”但在学科名称和严译文笔方面，梁氏提出了不同意见。孙宝瑄有幸成为最早的读者之一。他的日记证明《原富》使个别士大夫产生了重大思想转变，《申报》文章则说明有的读者试图根据《原富》来认识现实问题。但是，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是：抵制外货的思想广泛流行；《原富》所宣传的经济自由主义，尤其是国际自由贸易理论，不合一般人的口味。因而，社会反映有限。“生不逢时，曲高和寡”是《原富》理论被人束之高阁的真正原因。
关于严复教育思想研究。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一生有近30年时光是在教育岗位上度过的，他对教育问题曾发表过大量有精辟见解的论述并自成体系，开拓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新思路，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有的学者认为，严复凭藉在西方国家学习和生活的感受，以崭新的政治姿态和思维方式，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和逻辑学，促进中国近代教育思维的历史性转变。有的学者指出，在戊戌变法时，严复就已提出培养高素质人的素质教育观。他深刻地揭露批判应试教育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认为这种治学方法“其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有的学者对严复教育思想体系进行探讨，阐明严复运用西学武器展开启蒙主题时，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教育问题的格外关心。他认为改变中国社会落后状况的根本措施，首先是通过普及提高教育事业以提高国民的素质。他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与他关于德、智、体并重的教育思想联系在一起。“三者并重，顾立教育者，则必审所当之时势而为之重轻。”他推举“名数质力”即今逻辑学、数学、化学和物理学，充实科学教育内容，以改变中国传统学术轻视自然科学的倾向。同时，他还提出了全新的实施科学教育方法、近代学校教育蓝图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总之，严复上述具有层次分明、门类齐全的近代教育体制的构想，是充分吸收西方先进学制结合中国实际而形成的。这种具有改革传统人才培养、人才选拔模式的特色、体现了他救国图存的强烈愿望和追求，对本世纪初中国新学制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进一步探讨严复学术思想的基础上，与会专家学者还就今后如何深入开展严复研究，提出建设性意见。
1.开阔视角，深入研究严复。严复不仅是我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而且还是杰出的翻译家。他在文化思想方面的贡献，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需要从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语言翻译学等多学科、多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有的学者以中国史学史研究状况为例，说明严复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中国传统史学步入近代史学；中国封建传统的历史观转变为近代进化论的历史观；中国传统的记传体、记事本末体、编年体的体裁转向章、节、体的编撰方法。其中就包含着严复的独特贡献。
与会学者认为，深化严复研究，需要经常开展学术交流，还要加强祖国大陆与港、台学者的合作、了解国际上有关学者研究成果，包括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这不啻是探索新视角和新思路的需要，也是全面系统地研究严复学术思想的重要工作。
2.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严复的《天演论》等论著在中国近代产生震聋发聩的巨大作用。对严复这样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应提到中国历史长河中，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与会有的学者认为，中外交流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汉代的张骞、唐代的玄奘以及明代的郑和、徐光启等，他们都曾对中外文化交流作过贡献，但也各有局限，与严复不能相比。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等都是一代启蒙者，但他们仅限于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反省，尚无面向世界的思考；魏源、王韬以及后来学者虽已放眼世界，比较中西文化，但他们都没有象严复那样进行全面深入地探讨，而且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同时，对严复这样著名的历史人物，还应列入世界名人圈中进行考察。他处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不仅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巨匠。从科学的历史观和时空观出发，充分尊重历史，既不任意拔高，也不随便贬低，力求全面客观地作出正确评价。
3.注意结合现实，加强严复研究。严复虽然处在上一个世纪末的落后的旧中国，但他能以高度的爱国心、责任心，向西方寻找真理，“统新旧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以思想理论的力量和身体力行的实践，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着跨世纪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近代社会纷纭复杂的动荡，和严复个人的缺点，严复的“不合时宜”还为学术界提供了中国近代新和识分子复杂丰富的研究典型，值得人们继续深入思考。我们要发扬严复爱国、科学、民主的精神，总结历史经验，奋发努力，不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和现代化事业，以告慰先哲，无愧于历史赋予学术思想界的责任。
与会学者提出，为推动严复研究工作，必须尽快创办《严复研究通讯》和《严复未刊文稿集刊》，以沟通严复研究动态、全面收集严复文稿、深化严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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