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对职工就业、职工权益的影响与工会的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工论文,工会论文,权益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是在尚未实现市场化转变，产业结构尚未调整到位的情况下加入全球化进程的。这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造成极大的冲击，冲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关系面临重大调整；职工劳动权益遭受严重挑战，劳动就业受到极大威胁。如果说，加入WTO对中国经济还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存，利大于弊的话，那么对于广大职工和工会说来，则更多的是挑战，是弊端一面的显现。尤其在近几年内，挑战、弊端一面对职工的冲击将会愈加严峻，愈加明显。工会面临最大的责任是要协调挑战、弊端一面对职工就业、职工权益的冲击，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冲击对职工造成的伤害。
有人认为我国现在还未加入WTO，因而对职工就业与职工权益影响的研究只能是预测性的。这只是问题的一半。但改革开放20年来，尤其是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与世界经济对接的进程；中国加入WTO对职工就业与职工权益的影响，已从90年代中期就显现出来了。因而，要把加入WTO后对职工就业、职工权益影响的预测建立在现实经济改革的基础上。
一、经济全球化使任何一国的劳资关系都带有国际化的性质
资本世界性的流动与贸易自由化，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使任何一国内的劳资关系染上了厚重的国际化色彩。它有两个突出的表现：
一是区域内劳资矛盾日趋加剧，企业内劳资矛盾日趋缓和。全球化市场使资本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它打乱了西方国家二战后相互制约、相对稳定的劳资关系体系；使流行于欧洲多年的国家发挥主导调解作用“法团主义”模式受到严重挑战[1]。它以转移资本、企业相威胁，打破了行业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要挟工会让步；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以放宽投资环境相挟迫，把原来由当地行政控制的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变为完成竞争市场，劳资矛盾日趋缓和，其基本原因：一是由于劳动者迫于资本转移的压力；二是世界范围内竞争加剧，使劳资双方都认识到企业受损也会涉及自身利益；三是信息化经济的出现，使企业利润来源越来越由过去资产者的资金、设备转向受雇者的知识和创新能力。
劳资关系国际化的第二个突出表现是：各国劳动者利益区域化之间矛盾日趋加剧，世界资产者日趋联合。资本无国界的自由流动与劳动力有国界的相对不流动，产生了资本输出国劳动者与资本输入国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反映出发达国家工会和发展中国家工会目标的不同；发达国家工会以争取会员收入、福利的最优化为目标；发展中国家则以扩大就业为目标。但是，西方国家一些工会不承认这种矛盾，认为只有国际劳资双方的矛盾。另一方面又认为，国际资本投资要有利于当地国家发展，要按欧洲国家的标准给劳动者利益[2]。实际上却反映出西方国家工会以他们的目标来要求发展中国家工会。
当市场淘汰到只剩下那些不好淘汰的跨国企业时，这些跨国公司越来越认识到，与其争个“你死我活”，不如“双赢竞争，共享市场”。因而，出于自身利益和国际竞争的需要，全世界资产者实现了联合。
二、国有企业脱困与脱困的代价
中国国企改革与俄国国企改革不同。中国国企改革走的是“长征”。中国国企改革经过十几年的摸索后发觉，无论是“扩权让利”，还是“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都难以最终解决国企的生存难问题。“脱困”便成了这几年来国企改革的首要任务。
近几年来，国家为了国企脱困，不惜花费巨资：一是234家在境外上市的企业从境外筹资601.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5000亿元；二是在国内A股市场，近千家国企已从社会股东手中筹集资金4000亿元以上；三是7次降息累计给国企减轻负担2500亿；四是核销呆坏帐1000亿；五是“债转股”4050亿，而国家确定总额为1.2万亿。这次帮助国企脱困的资金起码在2.5万亿元以上，相当于拿出全部国有资产的30%来帮助国企脱困（注：以上数据均来自中经网、证券之星网及有关报刊资料。）。
但是，这还不是最大的代价，最大的代价是对中国经济建设付出了生命和健康的几千万职工的失业、下岗。2000年我国国企下岗职工1200万，这只能算隐性失业；如果加上城镇登记的3.1%的失业率，那么2000年我国城镇隐性和显性的职工失业率应该在11%左右，即1700万左右。如按有关部门公布的累计数字计算，隐性和显性失业职工将在3100万左右（注：根据2000年《中国统计摘要》及各媒体公开发布的数字推算。）。这大大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和经济发展的滞后因素。中国的国企改革称得上“悲壮”，悲壮就悲壮在部分职工的付出和利益的牺牲。在全国几十万国有中小企业破产、兼并、拍卖、重组过程中，不按法律程序的“违规”操作屡有发生，甚至一些优秀的大型国有企业也不能幸免。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的一家石油管理局，遵循“主业与辅业分离、优良资产与不良资产分离、企业职能与社会职能分离”的原则，分解为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和石油管理局。其结果是90%的优良资产和30%人员划归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其余的10%的资产和30%的人员却留在了石油管理局。油田公司和管理局在这次企业重组中，共被买断工龄的职工近7万人（注：根据第三届企业并购典型案例研讨会[R]及本人调查材料整理。）。但是，如此重大的事件，却不允许工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严重地违背《劳动法》与《工会法》的有关规定。
三、国企战略性改组与职工面临的挑战
经济结构调整是“十五”计划的主线。国企的改组改造则是国企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也是国企改革的深化。若不进行改组与改造，国企便可能重新陷入困境。
如果说，国企脱困用了三年时间基本实现，那么国企的改组改造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按照中央对国企改革的规划看，起码要10年的时间，即到2010年才能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和改组。我们可以把未来10年国企调整改组对职工的影响分为近期和长期两个阶段。“十五”计划的5年，也就是中国加入WTO后的5年；将是对职工就业与职工权益冲击最大的5年；后5年，随着我国“入世”各项承诺的兑现及调整改组效益开始显现，职工就业压力将逐渐趋向缓和，并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深化，各项维护职工权益的机制也会逐渐完善。
在入世之初的5年内，随着关税降低和市场的开放，一些产品因存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巨大溢价，将导致国内潜在的巨大进口需求；这将促进产业结构更快的调整，在短期内带来企业大量裁员；与此同时，国企下岗职工脱离就业中心进入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入城镇，三股再就业大军将汇集一处，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职工就业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入世初期将加大力度。这预示着国有经济在多数工业行业的撤离速度也将加快，即完成从现有196个工业行业中的146个行业完全撤离，只有35个行业保持一定控制力，15个行业居于垄断地位[3]。这必然伴随着企业大量裁员和转岗，导致企业失业人数在一定时期内骤增。据国家统计部门最新测算，今后5年，正是城镇劳动力增长的高峰期，年均新增劳动力约800多万个，而此间失业职工将维持在1000多万人上下，两项相抵，每年失业人员将在200多万上下[4]。
入世之初，由于贸易进口增加，城镇就业机会将相对减少；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产品进口关税下调，大量廉价农产品的涌入，将造成1.4亿农村富余劳动力对城镇就业的巨大冲击[5]；很多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成本最低化”的驱使，将首选农民工，甚至出现以农民工替代城镇在职职工的现象，使城镇失业人员额外新增300-400万左右[6]。
随着2003年临近，大量过去下岗职工将陆续脱离企业再就业中心进入劳动力市场。从1998年至2000年3年间看，下岗职工分别为：890万、900万和657万[7]。若以再就业率50%这一中间数值计算[8]，那么这3年未能实现再就业的职工每年将在328万～450万之间；随着2003年企业再就业中心的撤消，这部分职工将加入城镇失业大军，估计将在350万人左右。
综上三项相加，“十五”期间，我国每年将新增失业人员800～950万人，就是说，在入世的头几年，我国失业率将比目前登记失业率提高4～5个百分点，达到7%～8%之间。
从后5年的情况看，进入2006年，随着中国入世后各项承诺和权益的逐步兑现，随着关税降低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国企的调整重组也将初见成效；中国经济将面临国内与外贸两大发展机遇。进出口贸易额将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9000亿美元左右；根据国际惯例和我国近年出口贸易数量计算，我国GDP增长对外贸的依存度一直在19%和25%上下做箱体运动。按此测算，入世后由于进出口环境的改善和国际市场的扩大，我国出口贸易每年可能额外增加4～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能促使GDP每年多增加1个百分点。
有专家预计，在入世后的10年间，我国就业弹性将比90年代至少提高50%，达到0.15左右（即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能增加0.15百分点的就业机会），就是说，中国入世后的10年间，出口贸易增长所带动的GDP额外增长的1个百分点，能带来大约105万个就业机会（=1%×0.15×7亿从业人员）[9]。“十五”期间中央预测的国民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7%。而2006年以后的5年，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登载香港摩根—斯坦利公司的经济学家安迪·谢的文章认为，由于改革重组的益处开始体现，这期间的发展速度可以达到9%左右[10]。如果我们取其中，把入世后的第二个5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定为8%（其中1个百分点是入世后额外增加的），那么在此期间，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就业弹性系数将进一步提高，预计达到0.2左右（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0.37）。那么从理论上推算，在入世后的第二个5年，每年能比不入世大约再增加490万[=7%×(0.2-0.1)×7亿]就业岗位。上述两项相加，从理论上说，2006年后，每年能够比不入世平均增加大约600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将保持在3%-4%之间。
四、完全竞争的劳动要素市场与工会的两难困境
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大规模扩张，削弱了西方工业对传统产业劳动力市场的控制。如果说，取得垄断优势是企业跨国经营的内部因素和内在条件，那么原来被工会控制的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则是西方企业选择跨国投资的外部动因[11]。因为60、70年代“法团主义”模式下的西方国家，由于工会对劳动力的控制，使资本失去了处于支配地位的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随着福利、工资的增加，劳动成本的提高，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资本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转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换句话说，跨国经营是资本对付工会的现代手段之一。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国家。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所引发的失业下岗职工以及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冲击，使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虽然不规范但却是外商理想的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对于当地政府说来，能引进外资、私营和民营资本来投资、建厂，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政绩，因而，工会即使了解到那些对劳动者在劳动条件、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和管理方式等方面不公平待遇甚至是违法的事件，但迫于当地行政“局部问题要服从开放改革大局”的压力，往往也无能为力。
劳动力的低廉和中国市场的诱惑力，使一些跨国公司把竞争激烈的高技术产业的制造和研究也放到了中国。工作其中的“白领”劳动者们，他们所能拿到的工资，虽然只是发达国家同类工作成本的1/10，但还是远远高于国企同行们的报酬。对于这个不规范的完全竞争的高智商、高学历的劳动力市场，企业的出价具有较大的主动权。这部分劳动者对于现实的满足似乎让他们还来不及去考虑将来，更不会去考虑工会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存的大政方针，为外资、私营和民营资本找到了供给充足的劳动力市场。历史形成的在国有企业中占据优势的工会，在这三类新体制企业中却处于无力的地位。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披露，截止2000年底，按全国总工会标准，我国城镇单位、企业及乡镇企业、乡镇私营企业有资格加入工会的劳动者总数已达2.95亿[12]。据全国总工会统计，截止2000年底，全国工会会员才由前几年下降到的8000余万恢复到近1亿，入会率约为34%；预计到2001年底，中国大陆基层工会会员总数将达到1.2亿人，入会率约为41%。就是说，即使到2001年底，从理论上说，还有近1.8亿劳动者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维护。
从工会的角度说，拥护政府改革开放的政策，加入WT0，这不仅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也为中国这个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另一方面，大量就业的并非下岗失业职工，而是更加廉价的农民工，他们在工资、劳动条件、劳动时间和管理方面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完全取决于企业主个人的良心。对于那些屡屡发生的劳动侵权事件，当地地方工会似乎也显得无能为力。进亦难，退更难，左不是，右亦不是，这就是工会当前的处境。
五、几点对策性建议
1.提倡“接轨”，反对“挂钩”
国际劳工标准要不要与国际贸易挂钩，我们与发达国家工会一直存在分歧。
工会作为劳动关系的产物，最根本的职能就是维护工人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把工人权利分为价值观和保障机制两个层面。价值观方面，基本工人权利是指对工人生命和尊严的保障；保障机制方面，是指保障基本工人权利的各国立法和有关法律、法规。我们认同工人权利作为基本价值观的普遍性。同时，我们也认为，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基本工人权利的具体保障机制也呈现出多样性。
中国工会从维护所有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出发，倡导、敦促企业的用工标准和安全卫生标准与国际劳工标准尽早“接轨”，并建议、协助政府开展对劳工标准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应对政策研究。但是，我们不赞同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一方面是基于保障机制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种挂钩并无实质意义。
因为即使出现进口国与出口国的贸易纠纷，进口国也决不会以出口国企业是否违反劳工标准或者是否损害工人利益为依据提起对企业的起诉，而只能以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为依据。从国际贸易的层面上来解决这类纠纷；起诉援引的依据只能是双边或多边的贸易协议，而不会是一国的或国际性的劳工标准条款。在国际贸易中，进口国对出口国违反“劳工标准”或以牺牲生态环境来降低成本的企业产品，它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解决，一般可以有这样几种途径：
一是反倾销起诉；二是非关税壁垒；三是利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这意味着，即便真的实行了国际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的“挂钩”，在国际贸易纠纷中受惩罚的也只能首先是出口国，而不是“违规”的企业。不仅如此，胜诉国，还可能以此为借口，向出口国的相关企业和产品实行连带性制裁和惩罚。结果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受到惩罚的不仅不会是投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反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其它企业受其“牵连”。
2.国有股减持要兼顾职工、企业、国家、社会股东四方利益
国有股减持就是国家通过市场手段，把不流通的国家法人股变现资金而作为社会保障基金来源的一个重要补充，用以解决离、退休老人及部分“中人”的社会保险基金的欠债部分。
现实的情况是，日益增加的下岗失业职工对社保基金的渴望与资金的缺口的矛盾日益突出。因为我国社会保险基金基本还是以地区统筹和省级统筹为主。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很大的收支差距；经济富裕的省、区，社保经费略有节余，经济落后的省、区则常年收不抵支。随着近几年养老、失业等基金收支压力增大，当年收不抵支的省份从1997年的16个省扩大到1998年的21个省区，1999年又扩大到25个省区。但是，贫、富省区之间又不能相互调剂，因而建立中央调剂基金迫在眉睫。可是，作为重要资金来源的国有股减持变现又进展艰难，甚至还处于纸上谈兵阶段。这种远水不解近渴的现象，不仅加重了政府的压力，同时也增添了工会的责任。
据有关部门透露，国有股减持方案即将出台。据分析，预计2001年减持比重为总量的3%-5%，总值为4000亿元。至2006年底，国有股在内地上市公司的持股比重将由现在的62%降至40%，可变现资金2万亿左右。这无疑将大大缓解社保基金的缺口。
然而，事情并非这么容易。对国有上市公司而言，国有股减持则意味着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因而对企业的约束机制加强了，这显然是一般企业管理层所不愿意看到的。同时，各地行政主管部门出于保护本地资本市场的原因，必将对减持比例、减持范围有所限制。因而，对国有上市公司来说，没有积极性。如1999年底，在国家确定的10个减持国有股试点企业中，截止2000年，只有4家企业开始了试点。
国有股减持变现所以进展艰难，除一些技术性问题和政策条文还未出台以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为什么这么说？道理其实很简单，企业现在全部的资产都是企业全体员工包括企业管理者多年来所创造的，要把这些资产的一部分无偿拿走，企业和职工都不能愿意。
可能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国家拿钱堆起来的，国家是投资人，是所有者，自己从自己兜里掏钱不是理所应当的吗？这话看似有理，仔细分析其实并不完全在理。作为一般国有企业，都曾在历史上辉煌过，并长期盈利过，由于对职工长期实行的是低工资，职工的一切福利待遇都由企业包下来的政策，国家不仅早已收回了全部拨款、贷款和利息，而且也拿走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当初国家投入的资金。
西宁特钢(600117)，1997年上市的沪市大盘国企股，总股本58222万股，流通A股16000万股。国家法人股占全部股权的71%。这个企业在整个西宁、青海省是不错的企业。2000年上半年，集团公司亏损4.7千万元；股份公司赢利6千万元。企业1964年投产，当时国家投资l.5亿元，30年来，国家陆续投资总共3亿元左右；而30年来企业上缴国家利、税30个亿，相当于国家总投资的10倍（还不算企业现有的39亿元总资产）。如果按国有股减持的比例降至40%，那就是说，西宁特钢要从总股本中让出31%的股权，即18049万股，如按每股2.l元卖出，可贴现资金37902.9万元。从理论上说，这等于在企业还有亏损，没有清偿对职工欠债的情况下，还要从企业拿走近4个亿，虽说是用于社会保障基金，作实个人帐户，但毕竟与本企业及职工的现实利益有冲突。企业、职工能有积极性吗？
我们的建议就是，国有股减持，国家应考虑四方面的利益：首先是企业职工的利益，其次是企业的利益，然后是国家和社会股东的利益。就是说，在综合考虑证券市场稳定性的前提下，对国有股减持变现部分的资金，应分为四块：即职工、企业、国家和社会股东。这四块各占多少比例，可以召集专家和有关人士商定。
3.把扩大就业摆到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首要位置
所谓把扩大就业摆在首要位置，就是坚持“就业优先”的原则。当然，我们所说的“就业”不是重复原有经济结构框架下的低水平的就业，而是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前提下的高层次的就业；我们所说的“优先”，也不是仅就就业与工资关系层面的优先，而是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层面，在消费、内需与就业关系层面上的优先。
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带动就业。表面上看，这几项好象构成了一个“圈”，其中每一项似乎都可以互为首尾，稍不小心就可能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论的怪圈。关键在于我们是从理论出发还是从现实出发。从现实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究竟以谁为首，其结果大相径庭。一条路是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来带动就业；另一条路是通过扩大就业来拉动消费，扩大内需。这两种不同思路的分歧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前一条路基本符合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正是这几年不少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做法。不可否认，无论第一条路或是第二条路，其前提都是承认社会总需求不足这个现实。而提出把就业放到首位的第二条路，是因为我们认为造成我国现实社会总需求不足的原因与凯恩斯的基本心理规律并不完全吻合。
首先从我国现实的消费状况看，还不能说我国的消费现状完全进入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时期。虽然我国城乡居民生活基本进入了小康阶段，但城乡之间、城镇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仍旧不小。对于城镇数千万失业和隐性失业的下岗职工来说，他们的收入还达不到进入“边际消费倾向”的消费水平，即还到不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那个消费阶段。他们的收入只能达到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甚至最低生活费的水平，在这个限度内，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用于消费的支出并不会越来越少，而只能越来越增加。
况且，对于失业和下岗职工来说，他们的实际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如果我们把收入分为“实际收入”和“名义收入”（货币收入），就会发现，实际收入与货币收入并不总是一致的。由于失业、税收等因素的影响，有时货币收入增加了，但实际收入却反而下降。近年来，从总体趋势看，职工“货币收入”虽然增加了，但由于下岗职工的增加，又加上“房改”、“医疗改革”及“大学学费”上涨等政策的相继出台，城镇企业职工、尤其是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实际收入”并没有成比例相应增加；对于绝大多数失业下岗职工来说，“实际收入”更是下降了。据对1999年以前的数据推算，我们大致可以确定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80元左右，人均消费支出4900元上下；在消费支出中，失业下岗职工至少在“耐用消费品”、“在外用餐”、“医疗保险”、“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等五项消费支出方面，比在职职工减少支出1683.61元左右。（注：根据近几年《中国统计年鉴》推算。）如果按有关部门透露的累计隐性和显性下岗失业职工总数3100万计算，那将影响全国城镇年总消费支出减少498至521亿元左右。这笔消费支出差不多将占到2000年城镇职工全年总消费支出的7%左右。这对于国家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更重要还在于它对还未失业、下岗人员有一种潜在的心理“恐惧”。尤其是在独立于企事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前。这不仅使社会大众对眼前的消费持小心谨慎的态度，还使他们对未来预期消费感到失望，更不用说会有“干今天的活，花明天的钱”的勇气。它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近年陆续出台的“房改”、“医改”及“自费上大学”等政策的影响。人们对消费预期的心理承受力，远远比实际经济承受力要低得多。
4.工会需要改革自身
世界经济一体化，激化了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竞争；加剧了跨国公司经营管理的复杂性；新的组织形式、新的经营方式，威胁着工会组织的传统结构，弱化了维护职能的传统模式。
中国工会的组织体制是以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地方总工会为主的体制结构。它与我国传统的行政体制相适应。随着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出现以及世界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劳动关系由主要是职工与国家的关系变为职工与企业的关系；调节劳动关系和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正在由政府行政逐渐过渡到社会团体。竞争的选择，各类产业和跨国公司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力量。
如何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顺应多种所有制体制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理顺工会的组织结构体制，是当前工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宏观上应加快新建企业工会组建，把所有劳动者最大限度地组织到工会中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会会员入会率严重下降的形势下，发挥中国工会的历史优势，提高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能力，使工会真正成为维护职工就业和职工权益的主要力量。同时，在参与社会协调和执法监督方面，继续强化由全国总工会、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及企业家协会参加的三方会议制度；继续推动地方工会与同级政府、同级企业家组织的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健全维护职工权益的有效社会调节机制。
从中观上，按多种所有制的经济体制，组建与之相适应的工会组织新体制。分别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外资企业、私营和民营企业的特点，组建外资企业工会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和区域性小企业联合会，并在地方总工会一级组织建立相应的组织管理体制。
从微观上，改变工会工作方法和工会策略。尤其要探索以“白领”为主的高科技企业或产业的工会工作方法和工作策略。吸收西方发达国家此类企业或产业工会的工作经验。西方一些高科技企业工会的经验证明：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相同部分要比我们所预想的多；以工会未来作代价让在职劳动者增加工资和福利是被收买的一种失败游戏；在这个行业如果仍抱着传统产业的旧有工作模式，等于工会在自杀[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