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溢出效应理论模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国公司论文,效应论文,模型论文,理论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对技术溢出因素、机制和途径等进行大量分析，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大多仍是较为零散的研究，没有形成关于技术溢出的统一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多种，主要是关于技术溢出概念界定不尽相同，即理论分析的起点（概念界定和前提假设）不一致。本文明确提出理论分析基本前提假设，尝试建立一个关于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溢出效应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一、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溢出效应：模型假设
在展开具体分析前，基于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技术转移溢出效应的经济学模型，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技术转移溢出效应分析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1.研究的初始假设：“经济人”概念及其引申
最早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而“经济人”概念则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最先引进经济学的。所谓“经济人”，作为一种简化了的个人模型，用卡尔·布鲁内的话来说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人”，门格尔在其伟大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清楚地表述为“理性经济人”，它是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
本文分析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技术转移溢出效应的过程中所使用“经济人”概念，是广义“经济人”概念，包括以下两点：其一，人总是追求自身多维的利益（包括物质的、精神的、感情的、道德的）的最大化；其二，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总是一以贯之地进行理性选择，但是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人总是在有限理性之下去追求利益最大化。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我们引申出以下四个基本假定，从而构成本文分析演绎的最根本前提。
第一，利益最大化假定。新古典理论继承斯密传统，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作为经济哲学的基础，把人解释为利己主义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但是，人的行为目标并不是一维的，他们经常把社会地位、个人荣誉、个人精神感受以及经济收益纳入自己的目标函数集中去。当多样化目标之间发生冲突时，人们会进行权衡从而寻找目标之间的替代均衡，以实现目标整合而达到总效用的最大化，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以这些目标为自变量的总效用函数的构造和最大化求解。关于利益最大化假定，我们赞同这样定义：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环境约束、资源约束、理性约束、机会约束）下追求利益（多目标整合后的总收益或总效用）的最大化。实际上，利益最大化是对于行为目标而言的，理性和有限理性则关注逼近目标过程中的选择行为属性。
第二，需求偏好多样性假定。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人的需求又是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的。一个人在一定时期有多种偏好（或需要），如果约束条件使其不能同时得到满足时，他将根据偏好进行优先排序。个人偏好不仅因人而异，而且也因环境不同而改变。正是因为个人偏好不同，所以才会出现不同的组织集团。同样，不同的组织制度安排即意味着不同的偏好和目标函数。人们对于具体需求的偏好有多样性，但对利益最大化的偏好却是一致的。一个人在资源（环境、能力）的约束条件下通过不同偏好整合而达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经济人”的本性决定其始终不会放弃对个人效用偏好最大化的追逐。
第三，有限理性假定。理性是“经济人”主体在特定环境条件和约束条件下具有明显行为目标的行为方式，既包括认识能力、行为能力，又包括行为本身。有限理性不仅反映客观现实，而且也反映人的经济特性。一个人不会为了信息完全而不顾成本地去收集，也不会不顾及计算成本而去处理所有的信息，人的脑力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为了有效地利用它必须重视节约和合理使用。正是因为理性有限，人们才需要集团、制度和组织，需要分工和协作，需要法律与契约，以应对个人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的理性之不足。同样，各种类型的企业行为，都是人们在有限理性前提下的理性选择。
第四，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假定。威廉姆森认为，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指“经济人”会以狡黠方式追求自身利益，他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他会有目的地、有策略地利用信息（包括有时说谎、隐瞒、欺骗等）。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会以这种方式来行动。但问题是，有些时候有些人总会以这种方式来行动，而如果要把谁是这样的人、谁不是这样的人区分开来则是困难的事情。在卖者相对于买者具有更完全信息条件下，卖者就具有采取欺骗手段获利的机会主义倾向（在一次性博弈条件下更甚）；在买者或卖者数量很少而无法展开有效竞争的“小数目”交易条件下，一方可利用其占据的某种有利地位敲诈对方；在专用性资产交易中，由于这类资产一旦形成就很难再重新配置另做他用，因而谈判的另一方可能就会因资产锁定在交易中而处于不利地位；在监督费用高昂条件下，团队生产中的成员明显存在偷懒的机会主义倾向，从而产生“搭便车”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与有限理性是紧密关联的。显然，若理性是完全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无法实施。
综上所述，本文把人的行为假设作这样的表述：人在有限理性前提下会根据自己所面对的约束和偏好，采取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研究的基本假设
由于目前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发展与完善，还不满足完全竞争市场条件，我们假设本文的行为主体所处的市场环境为不完全竞争市场。
关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技术转移扩散效应的研究，将涉及到两个主要的行为主体：跨国公司（包括其母公司和子公司）和东道国当地企业。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最终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从而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目标。当地企业在所面临的约束内实现自己的最大收益。因此，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就是本文所描述的“经济人”，其行为则是在有限理性前提下根据自己所面对的约束和偏好，采取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除了以上两者外，东道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亦占有特殊地位，其行为对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具有强大的影响。东道国政府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守护者，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和维护经济、法律等社会制度，其对市场主体行为影响的发挥也主要通过相关制度的提供和实施来实现。
基于以上分析，对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技术转移扩散效应的研究，我们提出的基本假设前提可以表述为：在一定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最大化各自的利益目标。在这样的前提下，技术转移溢出效应是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的最大化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一个基于最优化的溢出效应模型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溢出效应，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当地企业在一定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最大化各自经济利益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注：事实上，根据传统的跨国公司经济学，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跨国公司产生的重要原因。） 根据这样的假设，我们建立一个关于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溢出效应的一般化解释模型。
1.模型的描述
模型的假设：第一，假设市场环境变量，具体包括市场制度及市场形态（不完全竞争），为外生变量。第二，根据溢出效应的定义，假设技术溢出效应对应于跨国公司的某个成本函数C（X），其中自变量X是一个向量， 用以刻画溢出效应成本的影响因素，包括市场环境变量、关于转移的技术变量、当地企业的相关变量，等等。（注：作短期或静态分析时，我们视环境（包括制度等）为给定，因此，向量X中的环境分量将设为常数或不被包含在X向量中；长期中或比较静态或动态分析时，我们必须将环境变量引入X并且不再是常数。） 同时，这个成本函数也是当地企业从溢出中得到的无成本的收入函数。显然，溢出效应的强度与技术转移的规模成同向变动，因此
C/Tt＞0，其中Tt表示技术转移的数量（可用技术转移的资金数量衡量）。第三，假设跨国企业和当地企业都是产品市场上的价格接受者，这样，他们的产品价格在短期内就是给定的常数。（注：实际上这样的假设等同于小国模型假设。） 第四，关于利润函数的假设。利润函数表示为总收益与总成本之差。其中，总收益设为总产量与产品价格的乘积，由于产品价格在短期内为常数，不妨设为单位货币价格，则生产函数就是总收益函数；总成本则由生产成本和溢出效应成本两项相加，生产成本函数设为没有溢出效应时的成本函数，发生溢出时，总成本简单处理为在原生产成本上线性附加一个溢出成本项。（注：溢出效应给跨国企业带来成本支出，而对于当地企业则是收入，我们给C（X）加上符号表示收（＋）支（－）。） 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技术溢出带来成本支出，这个成本支出在无溢出发生时并不对产量产生更为积极的作用；当溢出发生时，产生成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地企业从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中收益，而在保持不变投入的情况下，可以增加产量或增强产品竞争力从而导致产品价格下跌。（注：实际上，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带来收益的减少（亦可以视作总收益不变情况下的附加成本）的原因，还可能是当地企业产品侵占部分的市场份额而导致的本企业的产量的缩减。） 对于当地企业来说，溢出效应的产生主要是通过技术溢出作用于生产要素等导致生产函数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有效的生产要素的规模扩张或生产函数形式的变化，而更多的是两者同时发生，具体情况并不是本文的内容，我们在此仅仅从溢出效应的最终效果加以考量——作为原生产规模和形式上的一个线性附加项。（注：这样的假设是大胆的，导致函数的形式不能切合实际情况，完全服从了分析和求解的需要，甚至是一种纯粹的数理变换——将生产函数分解并将得自于溢出效应的部分归入附加项即收入函数C。因此， 估计生产函数变化也是需要另外加以研究的。） 因此，我们在溢出发生时对总成本作这样的简单处理是符合事实的。跨国公司的利润函数与当地企业的利润函数分别为V1＝TR1（Tt，·）－C1（·）－C，V2＝TR2（·）－C2（·）＋C。其中，TR1，TR2表示企业生产函数，TR1的自变量Tt为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的规模变量；（注：我们将技术转移变量Tt纳入跨国公司的生产函数， 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要么发生于跨国公司内部继续维持其技术垄断并因投资于东道国而使产品的生产成本下降，我们理解为同样生产成本下生产函数的积极变化；要么为跨国公司带来进一步的投资（如投资于研发）从而促进生产函数的变化。） C1，C2为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C即为溢出效应的成本（收入）函数。
于是，模型就可以表述为以下两个相互联结的规划问题：
问题1：跨国公司行为（规划1.）
Max V1＝TR1（Tt，·）－C1（·）－C
S.t.C＝C（X），C1
问题2：当地企业行为（规划2.）
Max V2＝TR2（·）－C2（·）＋C
S.t.C＝C（X），C2
模型中，溢出效应的成本（收入）函数C（X）将跨国公司的行为模型和当地企业的行为模型联结组成一个统一的模型。
2.模型的求解和分析
在这个模型中，溢出效应的成本（收入）函数是将跨国公司行为与当地企业行为联系起来纳入同一模型的唯一纽带，溢出效应的成本（收入）函数包含了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相互作用的所有信息。（注：由于包含的信息极其丰富，所以对C（X）的分析就可能不完全，这也是本模型的一个尚待改进之处。） 因此，在这个框架下，关于溢出效应成本函数的分析与讨论，以及溢出成本均衡值影响因素等，就成为解读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技术转移溢出效应的核心。
关于模型的求解，显然需要对模型涉及的几个函数具体形式的确定，这有赖于更深入的研究。本文研究暂止于建立初步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实际上，跨国公司无疑是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的供给者，当地企业是溢出效应的需求者。按照市场机制，溢出效应的成本（收入）的价格应该由供给和需求两种力量相互作用来决定。回到我们的模型，可以发现，假设模型中的函数形式现在都已知，我们分别求解规划1和规划2，则在两个规划中求得的C值可能不同， 这实际上就说明了供给和需求的不一致。如果我们首先给定规划1和规划2中的C 值相等的条件，则我们就能求得对于溢出效应的供需均衡时的技术转移变量值—如果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注：我们也可先给定其他某个变量的值，并假设某些变量不变，从而解出一些变量的均衡解，当然，不同的假设完全应该服从于不同的分析目标和研究要求。） 本项研究中，我们要求规划1和规划2中的C值相等（如图）。
附图
企业行为与溢出成本均衡值的形成
由假设，C与Tt同向变化（C/Tt＞0）。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利润V1与Tt成同向变化（可表示为V1/Tt＞0），而与C成反向变化（V1/C＜0），总效应是这两种作用方向相反的效应的相加（dV1/dT＝V1/Tt ＋C /Tt＋V1/C）（注：这只是一种简化的概念化的表示形式，并不表示真正数学意义上的线性相加。），其方向不确定。图中的等利润线凸向原点，离原点越远的利润线代表越高的利润值，即显示的是随着Tt和C的增加，V1增加的情况，实际上，这也隐含了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给其带来的收益大于技术溢出的成本，而这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行技术转移的必要条件。因此，图中所显示的情况具有一般性。同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地企业的利润则与C成同向变动，而与Tt的变动方向相反，总效应依赖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加。图中离原点越远的利润线代表越高的利润值，表示总效应随着Tt和C的增加，V2增加的情况，也表示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给当地企业带来的负效应（主要是市场竞争和挤占）要小于从溢出效应中得到的收益，这可以看作是当地企业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作出反应的结果（注：当地企业的反应包括学习、模仿和创新，也可能是对当地政府施加影响从而出台有利于保护自己的政策，等等。）。可见，溢出效应是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相互博弈的结果。另外，V1与V2相交而非相切表示，由于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市场不完全，从而包括技术在内的要素市场远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至此，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关于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溢出效应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三、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模型：进一步思考
本文建立了一个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溢出效应的模型，给出了作为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行为结果之一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框架，力图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究，但仍无法避免研究中的不足。
首先，我们虽然建立了关于技术溢出效应的一般分析框架，但这个分析框架仍然是初步的。模型中关于溢出效应的成本（收入）函数的假设及其具体形式—主要指其因变量向量的确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其次，模型中关于政府的假定，存在过于简单化的不足，这样的抽象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实际情况的吻合程度似乎不够高。
再次，市场环境是技术溢出效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我们虽然已将市场环境纳入模型中，但讨论仅停留于一般的描述，没有深入探讨制度的作用机理。显然，这与对政府作用的讨论是有紧密关联的。这样就不能对市场制度在溢出效应中的作用和影响作出更深入的分析，亦无法作进一步的量化和更准确的估计。
事实上，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溢出效应是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在给定市场环境中相互博弈的结果。我们可以用博弈论方法建立关于技术溢出的模型，其中，关于溢出成本等信息属性的设定将影响模型求解的结果。此外，关于技术转移次数和期限的设定将直接导致博弈次数的不同，这对于一个博弈模型来说也极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