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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4)03-0116-08
世界区域化是人类走向区域世界的过程,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超越国家界限,在国 家间互动的基础上,形成较为长期而稳定的社会历史单位的过程。区域世界就是世界区 域化的结果和表现形式,是比国家形态更大的社会历史单位形态。在人类走向整体的世 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中间环节:从纵向发展来看,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 着过渡时期,这种过渡时期从社会形态角度而言,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变动中的社会形 态;从横向发展来看,则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存在着超越国家界限的世界区域化过程, 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区域世界。历史表明,世界区域化是人类走向整体的世界历史的重要 一步。本文拟从认同理论出发对此展开研究。
一、认同理论的基本内涵
认同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领域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由此形成的认同理 论也日益成熟。认同(identity)又被称为统一性、身份等,它是一个反思性的自我意识 概念,是“对某事物区别于其他所有事物的认可,这包括在其自身统一性中的所有内部 变化和多样性。该事物被视为保持相同或具有相同性”[1](P504)。作为社会历史概念 ,认同是对我是谁、我在哪里的反思性理解。这一概念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从社会的 层次看,认同包括个体的自我认同、群体的集体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超国家的 国际认同等,从而形成了自我意识、集体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国际或世界意识 ;从社会的部门看,认同包括经济认同、社会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等,从而形成 了认同的诸多方面。
劳伦斯和贝利主编的《罗马帝国的文化认同》,把认同理论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对 我们理解认同理论具有重要启发。他们认为:“认同就是关于他们是谁和他们何属的一 套观念”;认同的诸多方面主要有:(1)社会认同,它“包括这样一些关系,诸如家庭 纽带、个人社交圈、同业团体成员资格、阶层忠诚、社会地位等”;(2)政治认同,它 “包括这样一些方面,诸如公民身份、政治实体成员资格、党派和民族”;(3)文化认 同,“亦即国民性(ethnicity),要求自我意识的认可,这种认可是通过形成相同的行 为方式的一群普通个体来实现的。可见于相同的文化特征之中,诸如语言、服饰风格、 个人装饰、实际物品和特有的行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认同的所有方面都是通过 这种文化特征表现出来的”。[2](P156-159)因此,文化认同在历史研究中具有典型意 义。
那么,何谓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这种共识与认 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准则与价值取向。由于人类存 在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因而文化认同也因文化的不同而各异。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文 化认同,文化认同也因此而表现为对其文化的归属意识。文化认同的涵盖随着人的文化 群体的形成、整合及人类文化的交融而扩大。文化认同是一个与人类文化发展相伴随的 动态概念,是人类文化存在与发展的主位因素。”[3](P4)其中文化形式的认同是文化 认同的重要表现,而价值体系是文化认同的核心内容,文化归属感则是文化认同的主体 性特征。因此,“认同常常是保持不变的,但文化可能会改变”[4](P2)。文化形式可 能改变,但认同不变。
在世界区域化研究中,认同特别是文化认同对区域世界秩序的建立和维系具有重要作 用。同样,认同的危机也就意味着一个区域世界的蜕变和瓦解。“我们所谓的认同危机 就是指一种严重的迷惑状态,人们通常以不知道他们是谁来表达出来,但也可视为他们 处境的极端不确定性。”[5](P27)认同危机是揭示某种类型的区域世界向另一种新的区 域世界过渡的重要原因。
可见,认同是人类历史发展变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但是,在我国史学界,人们往往 忽视了这一问题,或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缺乏认同理论的自觉意识。当前,国际关系学 理论中文化和认同问题的回归已经成为研究的焦点。[4](P283)这对我们开展世界历史 研究尤其是世界区域化进程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世界历史的不断建构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人类寻求自我认同的意识就是世界历史的不断建构 过程。人类无论作为类存在还是作为个体存在,对自身的反思和认同造就了历史意识。 但是,这种历史意识在古代始终是停留于特殊性层面上的。这种特殊性体现在,尽管从 总体上看人类活动的范围、时间层面和视角都趋于扩展,但是人们活动的世界是局部的 ,而不是全球的;人类历史时间是地区、国家和区域层面的,而不是真正的世界历史层 面的。由此造成的人们认识世界历史的视角是自我为中心的,因而是狭隘的。因此,在 世界历史时间向度上,存在着潜在的普世性的积累和现实的特殊性的增长之间的矛盾; 在世界历史的空间维度上,存在着统一世界与地方、国家和区域的“世界”之间的矛盾 。
这样,尽管古代中国和西方等都不缺乏“世界史”的意识和著作,但是在古代的世界 历史进程与人们研究的视角之间存在着两对矛盾:日益增长的普世的世界历史时间与特 殊的“世界历史时间”意识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展的统一的世界历史空间维度与自我中 心的地理观念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尽管古代的世界历史学家们并不缺乏世界意识, 但是他们的世界意识中没有普世的世界历史时间意识,没有统一的世界历史空间维度。 究其根源,这主要是由于古代世界生产和交往的局限。正是这种局限才决定了他们的世 界史至多是区域世界的历史,而不是真正的整体的世界史。
到了中古时期,世界区域化进程加快,形成了以亚欧大陆为主的成熟的区域世界。在 亚欧大陆的西端,普世的基督教会为碎片般的欧洲带来了虚幻的统一性,尽管存在着东 正教和天主教的区别,但是他们都秉承了基督教的普世性。在东端,注重文化认同的以 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带来了东亚世界秩序。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和南方,伊斯兰教 和印度教分别为西亚和南亚带来了区域世界秩序。因此,世界历史开始发展成为各区域 世界的历史。各区域世界之间的交往也在不断增加。普世的世界历史时间首先在宗教神 学体系内孕育形成。世界三大宗教都体现了普世一神性特征,从而确立了反世俗的普世 的世界历史时间。在此基础上,神的世界地理观念也具有了虚幻的统一性。世界主义成 为中古世界对世界历史建构的最大贡献。但是,应当看到,这一时期的普世的世界历史 时间和统一的世界地理观念都是反世俗的、彼岸的,因而是虚幻的。这就决定了,虽然 中古时期的世界历史视角解决了古代时期的世界历史视角所面临的矛盾,但是,这种解 决问题的方式导致了对世界历史的虚幻建构。因而,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世界历史意识 和著作。
真正的世界历史开始于15—17世纪的大发现时代。这一时期,人们首次“发现”了地 球,由此造成的冲击具有划时代意义。现世的统一的世界历史空间维度找到了,以后的 任务就在于发现其中的人类历史活动的统一性。在12世纪西欧罗马法复兴的基础上,15 —18世纪西欧先后开始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这一 系列运动在思想领域带来了颠覆性后果。1725年,意大利那不勒斯人维柯(1668—1744 年)的《新科学》成为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开端。维柯首次明确提出历史是人们自己创 造的这样一个“第一条无可争辩的大原则”[6](P154);把历史当成可以认识的真实存 在,并指出其中蕴涵着一切民族历史发展的“共性”即规律;把历史知识当成一种正当 的科学知识形式。这样,现世的普世的世界历史时间也被发现了。至此,世界历史的视 角从彼岸转换到现世。世界历史的建构也将从虚幻的神学建构中解放出来。从维柯到康 德再到黑格尔、马克思,思辨的世界历史观念走向成熟。从此,世界历史在现实性上和 思想性上获得了完整的存在。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 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7](P28)。
但是,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世纪”的到来,滥觞于西方的民族主义在历史学的支持 下日益高涨,欧洲中心论开始形成。民族主义与历史学联手,日益强烈地冲击着世界历 史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尽管史学家们不愿再为国王进行辩护,但他们又不知不觉地在 为‘民族’进行辩护,而且时常是在为他们的新君王即‘人民’进行辩护。”[8](P18) 历史学成为民族国家认同的基本途径和手段。在西方,民族国家史和世界史相辅相成, 世界史成了西方世界史,西方世界史成了西方民族国家史。这最终导致了20世纪东西方 历史学的分裂,建构统一的世界历史更不可能。只有到了20世纪末以来,人们对世界历 史的建构才进入新阶段。
三、世界区域化的历史进程
伴随着人类走向文明的脚步,人类历史的横向发展就开始超越国家界限,从而形成了 不同的区域世界。世界区域化进程并非始于近代,但在近代以前,这一历史进程比较缓 慢,甚至陷入某种循环,区域世界的盈、缩也不甚明显。近代以来世界区域化进程才得 以加速。从总体上看,世界区域化进程可以划分为古代、中古和近现代三个历史阶段。
在古代阶段,世界区域化进程与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同步。这是区域世界的发轫时期。 在国家出现的同时,国家间或国家与其它地区之间的互动就开始了。相对孤立、分散发 展的各个地区之间的互动导致了国家形态的变迁,最终形成以庞大的古典帝国体系为主 导的区域世界。这在亚欧大陆获得了集中的体现。在古典时代,“首次出现了一个所谓 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一个内部各地区正开始相互影响、作为一个整体 发挥作用的欧亚大陆”,“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 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9](P169)但是 ,这一时期的区域世界只是以某一个帝国为中心的有限世界,因而仅仅是雏形。即使如 此,与国家出现以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相比,世界区域化进程毕竟已经启动,这是一 个根本性突破。
在亚欧民族大迁徙的冲击下,古典帝国体系趋于崩溃,世界区域化进程进入中古阶段 。在这一阶段,尽管帝国体系在许多地区再度复兴,但是世界区域化进程日益深入,区 域世界转向内部建构。中国与西欧经过游牧民族的大冲击,帝国体系得以重构,其重心 转向大陆和农村,并不断尝试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农业社会日益 巩固和发展。在西欧,新兴的帝国体系由于统治主体的更换,与古典帝国时代的历史联 系较少,其经济政治体制较为简单、粗糙,因而很快衰落下去,随后进入“土地分割” 、“权力分割”的权力和土地“私有”的封建领主时代。古典帝国体系遗留下来的政治 格局日益碎化;旧帝国体系下曾经建立的商业贸易联系几乎中断,社会经济重心向农村 转移。大陆性区域世界开始形成。
但是,在中古阶段,各区域之间的互动主要是在碰撞中展开的,这为各区域边界的形 成和区域形态的定向性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从总体发展趋势上看,区域之间的互动在 增长,然而,中古阶段各区域之间的互动远不及各区域内部的互动频繁。各区域主要致 力于内部的互动和区域世界的建构,各区域之间的互动经历了一个恢复和发展的漫长过 程,直至中古末期随着国家形态的重构和大发现时代的来临,区域之间的互动才有了大 规模、实质性的进展。
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发展成为主导国家形态,帝国体系形态走向终结。人类活动的 重心从大陆转向海洋。各区域世界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而密切,世界区域化进程进入新 阶段,即全球化或世界一体化阶段。大陆性区域世界转变为海洋性区域世界,世界开始 发展成为一个整体。尽管世界区域化进程经历了诸多曲折反复,甚至出现两个世界的对 峙,但是,这一历史进程仍然在不断深入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区域世界发生了质变, 经济世界或世界经济体系出现,使世界区域化进程不可逆转,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日 益明显。
四、区域世界的历史类型
世界区域化的历史进程表明,人类走向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脚步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但 是,世界区域化进程的阶段性也十分明显,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区域世界的历史类型。那 么,如何划分区域世界的历史类型?
从认同理论的基本内涵出发,在认同的层次上,区域世界的历史类型主要依据世界意 识或国际意识的内容和形式来划分。这一点在有关世界历史的不断建构中已经得到说明 。在认同的部门上,则主要依据文化认同的内容和形式来划分。归根结底,区域世界的 历史类型主要取决于不同的区域世界内部的区域性联系的主导因素。这样,我们可以把 区域世界的历史类型划分为三种,即政治主导型、宗教文化主导型和经济主导型。这三 种类型并非严格对应于世界区域化的三个历史阶段,但在近代以前是以政治主导型和宗 教文化主导型为主的区域世界。经济主导型大体与近现代阶段对应,它是随着区域劳动 分工和区域市场机制的形成才出现的区域世界类型。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 历史类型曾经同时并存。这在中古阶段末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古阶段区域世界的突出特征是基于某种宗教文化认同。因此,从汤因比以来,许多 学者都把近代以前的区域世界称为某种文明类型,但这种概括并非全面,也不准确。沃 勒斯坦与弗兰克世界体系论偏重地理规模、结构和经济形态,从而日益失去了解释力和 历史穿透力。除了儒学以外,世界性宗教的形成和传播是形成中古阶段区域世界的重要 标志。儒学虽然不是世界性宗教,但是“儒学自汉代以降,便超越国家,传播到东亚, 并逐渐发展为世界性的学说”[10](P1)。
在中古阶段,主要的区域世界有以下几个:
(一)儒学的东亚世界
东亚世界注重文化认同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王朝确立了以王畿为中心、 以诸侯国为次中心、以诸侯国之外的方国及部族为外围的天下秩序构造。礼乐文化使“ 四夷宾服”的天下秩序得到有机整合,成为认同的基础。正是通过祭天、祭地、祭祖的 祭祀系统(包括祭礼和祭乐)实现同一,宗周主导的天下秩序获得了认同。[11](P306)春 秋末年的“礼崩乐坏”不是文化认同传统的断裂,而是一次创造性转化。天下秩序模式 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秦汉时期,传统的天下秩序模式逐步转变为君臣之礼外延模式。 [12](P138)隋唐时期,以和亲、册封、互市以及设国子学等方式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 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世界。
明朝的崛起使国际性的东亚区域世界得以完成。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明朝统治者对其它 东亚国家的观念。朝鲜、越南与日本一样,都被视为外国了。如在谈到高丽时,朱元璋 说:“自古天下有中国,有外国,高丽是海外之国,自来与中国相通,不失事大之礼, 守分的好有”[13](P70)。这样,国际性的东亚区域世界在实践上和观念上都趋于完成 。从总体上看,它既是文化主导的区域世界,又是政治主导的区域世界,是国际性的一 元等级体系。
(二)印度教的南亚世界
古典时代留给南亚次大陆的重要文化遗产是佛教和婆罗门教。从孔雀帝国、贵霜帝国 到笈多帝国,是南亚古典帝国体系发展时期,佛教成为南亚世界认同的基础。但是,笈 多帝国时期婆罗门的印度教得到统治者的信奉和提倡,“从5、6世纪起,印度教开始同 化正在转变中的佛教”[14](P272)。
随着笈多帝国的衰落,南亚陆续遭到从西北来的中亚少数民族的入侵,从小国分立的 拉其普特时期直至德里苏丹国家、莫卧儿帝国,北印度长期被异族统治,社会、民族矛 盾以及宗教分歧和冲突等使这一地区纷乱不已。但是,印度教仍然在纷乱中与伊斯兰教 长期共存。在南印度,印度教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南亚世界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异族国家和印度土邦之间没有形成稳定而长期的交往关系。
然而,南亚仍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印度教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某种文化上的统一 性。“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 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这并不是说印度就没有统一。印度有统一, 但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9](P268)因此,印度教的南亚世界是一个宗教文化主 导的区域世界。
(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世界
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世界崛起于西亚。古典时代留下的西亚是四分五裂的世界,希腊文 化、罗马因素、波斯文化、犹太教和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及阿拉伯多神教等多种文 化和宗教并存,各地社会发展水平也差异很大。进入中古阶段,四分五裂的西亚世界随 着伊斯兰教的兴起而联结为一体。但是,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世界在帝国的争夺中只有短 暂的统一。西欧十字军东侵、东罗马帝国的压力和中亚少数民族的冲击,使这一地区的 内部结构和外在形态极不稳固,难以形成一个长期而稳定的政治主导的区域世界。
但是,伊斯兰教为这一地区提供了认同的基础。“千余年来,朝觐圣地的制度,对于 团结全世界的穆斯林,起了重大作用,对于联系各种不同的教派,发生了最有效的纽带 作用。”[15](P159)然而,这只是一种民间联系。因此,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世界是一个 宗教文化主导的区域世界,并在政治上保留了古典帝国体系的一些特征。
(四)东正教的拜占廷世界
虽然天主教和东正教都属于基督教,但是,早在395年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以前,东西欧 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它们之间的差异日益增加。东正教的拜占廷世界是由古典罗马帝 国演变而来。330年,君士坦丁皇帝迁都东方希腊化中心拜占廷城,时称“新罗马”。 从此,“古典的罗马世界帝国开始向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转变”,“我们称君士坦丁以 后的晚期罗马帝国为早期拜占庭帝国,或者更旗帜鲜明一点,称之为罗马—拜占庭世界 ”。[16](P57-58)
拜占廷帝国构建了一个类似于东亚世界的区域世界秩序。在政治上,它是以拜占廷帝 国为中心的一元等级体系。在中心的周边地区,是藩属的部落和国家,此外是通过复杂 的外交礼仪确立官方关系的国家。在对付蛮族威胁的过程中,拜占廷授予他们的首领“ 堂皇的拜占廷官衔、勋章、金银王官、官服和权标。拜占廷并分给蛮族以土地;蛮族以 藩属(边民)的地位定居在这里”[17](P131)。事实上,这是拜占廷的“内藩”。在西罗 马帝国废墟上兴起的蛮族国家则被视为拜占廷的“藩国”,甚至法兰克王克洛维也从拜 占廷皇帝那里获得了罗马“执政官”的称号。[16](P98-99)这实际是拜占廷的“外藩” 。此外,萨珊波斯和阿拉伯帝国先后是唯一能够与拜占廷帝国平等交往的国家,但是它 们之间的战争远远多于和平交往。
在宗教文化上,拜占廷帝国通过传播东正教,为拜占廷世界提供了认同的基础,并通 过牧首制教会组织建立了宗教文化主导的区域世界。从595年起,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 开始称“普世教会的牧首”,至今仍保持着“同级主教中的首席”荣誉地位。[18](P10 9、144)每个牧首区都具有自治权,其内部都有严格的等级体系;各个牧首区都是中心 。这样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宗教文化主导的区域世界,但还没有形成一元等级体系结构 。
(五)天主教的拉丁世界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在塞维鲁王朝(193—235年)时期,西部的“罗马化”进程取得了 决定性进展,由此奠定了西欧拉丁世界的基础。在政治上,拉丁世界形成了法国、日耳 曼国家和英格兰三足鼎立的局面。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南部处于混乱状态,直至中古 后期才趋于统一。这种政治格局在以封君封臣制为特色的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超越国家 的存在等背景中,变得更加复杂。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中古西欧存在着独立的国家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存在等级性的国际政治结构,而是处于某种均衡状态, 可以说形成了早期的均势体系。
这种早期的均势体系在天主教的外衣下获得了宗教文化上的共同性。1075年,罗马教 皇格列高里七世(1073—1085年)的《教皇敕令》最终明确规定了教皇至高无上的地位, 教皇制最终确立。[19](P227)这样,天主教会建立了覆盖西欧的、国际性的一元等级体 系。因此,天主教的拉丁世界既是政治主导的区域世界,又是宗教文化主导的国际性的 一元等级体系。统一的天主教会与分立的封建国家共存,是这一区域世界的基本特征。
五、世界区域化的动力和发展特征
区域世界的历史类型和中古阶段所存在的主要区域世界表明,政治和宗教文化因素在 区域世界的内部联系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区域内部经济联系不重要,恰 恰相反,经济因素始终是世界区域化的根本动力。
在东亚世界,唐宋以来逐渐形成了朝贡贸易体系。但是,这种朝贡贸易始终受到政治 因素的制约,没有表现为“纯粹”的独立经济形式。因此,我们还不能把朝贡贸易体系 等同于经济主导的区域世界,也就不存在一个由朝贡贸易推动所形成的独立的东亚经济 世界。在天主教的拉丁世界,随着农业社会的复兴和城市的发展,中世纪西欧逐渐形成 了两大国际贸易区,即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和地中海贸易区,香槟集市和穿越直布罗 陀海峡的贸易通道先后成为连接两大贸易区的主要商路。[20](P361-362)但是,应当看 到,区域性贸易的发展仍然受到多种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在整个中世纪,“领主、城市 和国王都把沉重的负担强加到贸易上,这或者是出于重商主义的原因,或仅仅是为了财 政收入。外国商人经常要遇到为保护当地城市居民或全体公民的各种特许权或禁令”[2 1](P252)。在德国,封建领主为了获得通行税,商人甚至被“强制走路”[22](P164-16 6)。可见,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拉丁世界也没有形成为一个区域经济世界。
在近代以前,区域经济世界难以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 封建生产方式,由此造成小农经济的同质性大于差异性。商业贸易的发展只是一种互通 有无的使用价值交换。因此,不可能形成基于区域内劳动分工和市场的经济世界。近代 以前的世界区域化发展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区域超经济强制的普遍性
在近代以前的区域世界中,政治和宗教文化因素掩盖和束缚着经济因素,从而构成了 区域世界的超经济强制。生产力水平低下、封建生产方式造成的经济与政治、宗教文化 等领域的纠缠和不分化状态是区域超经济强制普遍存在的根源。区域超经济强制使经济 具有政治性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欧洲“在中世纪,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每 一个人都有政治性质;在这里,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规定的”,而在亚洲那 样的专制制度国家,“政治国家只是一个人的独断独行,换句话说,政治国家同物质国 家一样,都是奴隶”。[23](P284-285)区域超经济强制使经济受制于宗教文化因素。在 天主教的拉丁世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宗教文化力量的硬性存在
中古时期区域世界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宗教文化 认同的基础上。区域世界的形成是基于一种而不是多种主导的宗教文化,这种高度的宗 教文化同质性是中古以来世界区域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成为区域世界体系的重要形塑 力量,这种力量与政治合作或合一,并通过自身的组织化,获得了硬性存在的形式。因 此,宗教文化力量不仅是一种软权力,而且是一种硬性的强制力即硬权力。这一点虽然 在东亚和南亚世界并不明显,但在西亚穆斯林世界、东正教的拜占廷世界和天主教的拉 丁世界则相当突出。
(三)复合性和多样性的区域世界结构
区域世界不是一个“极化”结构的世界,而是多个不同结构的世界。在中古时期,至 少有两种结构存在,即政治的和宗教文化的结构。它们二者或重合一体,或交错并存。 在中古东亚世界的大部分时期和西亚穆斯林世界的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时期,二者 基本是重合一体的;在南亚,只有一种结构,即宗教文化主导的结构;在拜占廷世界, 则表现为二者的交错并存,但是二者并不一致,多元一体的东正教会结构与一元等级政 治结构并存;在拉丁世界,其政治结构不是一元中心—外围结构,而是早期均势结构, 这种结构与一元等级的宗教文化结构并立,二者处于合作或对立状态。
(四)区域世界变化表现为宗教文化传播和国家兴衰
在宗教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区域世界的变化有两种形式,即宗教文化的传播和国家的 兴衰,前者尤为重要。宗教文化的传播往往伴随着新帝国的形成而展开,但是帝国的衰 落往往并未造成宗教文化认同的区域世界的瓦解。在东亚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世 界发展的政治周期基本是与中国国内的王朝兴衰相一致的;文化的传播则有所不同,如 中国处于宋、辽、金分裂时期,朱子学反而在东亚世界得到广泛传播。但是,除了东亚 世界以外,亚欧大陆其它世界的变化都主要表现为宗教文化的传播。
综上所述,认同理论在世界区域化研究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一理论不仅有助于我 们重新建构世界历史,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区域化进程,从而明辨区域世界的历史类 型和发展动力。世界区域化研究表明,多元中心并存;多个世界并行发展,从来就是人 类历史发展的主流。尽管区域世界的结构和形态复杂多变,但是基于政治认同和文化认 同的区域世界,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近代以来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只是世界 区域化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经济主导的推动力量在认同中得到加强。
收稿日期:200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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