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吴玉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地位论文,吴玉章论文,史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吴玉章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撰写的《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1928年）、《中国历史教程》（1934年）以及《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1949年）等论著，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运用于相应的中国史学研究领域，无不具有开拓之功。
吴玉章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在史学理论、中国通史、历史教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等诸多领域都有突出贡献。然而直到今天，吴玉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仍未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1）]，对他的史学论著和活动也未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简略探讨，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吴玉章历史学论著的价值及地位
吴玉章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开拓者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就撰写了三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史学论著。
（一）《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
这是吴玉章和林柏渠于1928年12月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研究院中国问题研究室工作时写成的一篇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土地问题的约三万字的论文，经《吴玉章传》写作组整理后，1984年才公开发表。该文紧紧围绕中国自秦以来的社会未进入欧洲式的大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重大课题，从中国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经济的特点及宗法家族制度、封建中央政权及农民战争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等多方面综合分析问题。文章以《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等著作的理论方法为基础，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批驳了在中国不能进入到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时代问题上的各种谬论，指出：财产资本的土地私有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家族封建社会使中国商业资本不能进步到工业资本；地主阶级政治成为封建残余的保障和社会循环变乱的根源。[（2）]无庸讳言，这篇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也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如认为秦王朝建立的政权具有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性质，绅士、自耕农在特定条件下将转化为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等论点，今天看来尚有明显错误。作者虽坚持认为秦以后中国社会为封建地主阶级社会，但对西周分封制度与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形态尚未能认真区分，对秦以后中国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封建性质也认识不清。[（3）]吴玉章1933年重新审阅该文时，曾认为有许多错误，不能发表，也许指的正是这些缺陷。
《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以下称《太平革命》）虽是一篇有缺陷未及时发表的著述，但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仍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作用不亚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先，该文产生于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前夜，以论战的姿态出现，反映了革命史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次，《太平革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最早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家族制度和政权性质的史学论著。如果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理论，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几个基本阶段同样适应于中国实际，那么，吴玉章和林伯渠这篇著述则阐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批驳了周秦以后中国封建制度已经瓦解，进入到商业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的亚细亚社会形态的谬论。在他们之前的中国史学家尚未拿出这样份量的史学论著。当然由于这篇文章未及时公开发表，因而并不像郭沫若著作那样，在社会史大论战中引起广泛争论，但这无损它的史学价值。再次，该文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个重大问题，为这一问题的研讨提供了可贵的思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是本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关注和讨论的重大学术问题，也是迄今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吴玉章从封建土地制度、家族制度和封建政权的阻碍作用分析问题，已被建国后学术界证实是正确的认识。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太平革命》是一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开山作用的史学论著，它的出现同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诞生。
（二）《中国历史教程》和《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
《中国历史教程》讲义（以下称《教程》）是吴玉章1930年至1936年在苏联从事历史教学过程中写成的讲稿。经他亲自编定的《历史文集》书前附有该讲义的影印件，注明是“作者1934年写的手稿”[（4）]。讲义最终成为油印教材，改称《中国史教程》是在1936年7月（在苏联期间，吴玉章还应国际教育处要求写有一本《中国历史大纲》）[（5）]。《教程》绪论在解放前曾多次公开发表出版[（6）]。
《教程》（以及《大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过程中的重要著作。其基本特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综合中国传统的历史分期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形态理论，将一部中国历史划分为太古、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代五个阶段。太古时期的下限是夏朝末，为神话传说时期，适应这一时代的生产方式为原始公社制度；商朝末年到秦统一，为奴隶制形成和发生变化的时期；中古史由秦统一到五代末年；近古史由北宋统一至鸦片战争，为中国特殊的封建制度时期；近代史从鸦片战争一直到作者编写讲义的前一年，即1935年，又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帝国主义侵略阶段与中国人民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其次，以唯物辩证法为武器，分析说明中国历史。如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上古史研究的指南，结合中国古史文献，全面描绘了这一时代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婚姻文化形态，用发展的眼光分析了大禹治水和禹传子的社会意义，明确指出：秦虽废除了封建诸侯形式，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但封建制度的改革不过是造成了特殊的封建形式。秦末到太平天国历史上的农民大起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土地集中于地主之手，农民受到残酷的剥削。再次，历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用在书中时有体现。通过对秦汉以后土地私有制的分析，驳斥了托派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的谬论；讲“南宋和战”之争时，批驳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御用学者在岳飞和秦桧问题上颠倒黑白的险恶用心。
《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是吴玉章1948年至1949年在华北大学向师生讲授中国革命历史的讲稿，1949年1月油印出版，1963年《历史文集》收入。这是一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最早具有系统性的完整的中国革命史专论，它由总论和纲目两大部分组成。其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概述了近50年中国革命的性质、研究内容和方法、学习目的和意义。明确提出：中国最近50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斗争史，社会主义为首的革命势力与帝国主义为首的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史。同时也是革命派与改良派斗争的历史。客观地说，这种对50年历史的认识着重于从革命斗争角度来阐述有其历史局限性，有以偏概全的缺点，但对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基本认识毫无疑义是正确的。第二，比较科学地划分了近50年革命的几个主要阶段，归纳总结了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吴玉章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着眼，以甲午战争为界，将中国近百年革命史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将中国近50年革命又归纳为九个紧要阶段：甲午战后救国时期、戊戌变法时期、义和团运动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及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在这里，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体系已基本上确立起来。第三，阐述了近50年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主要问题。除毛泽东已经论述过的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与转变、战略与策略及土地问题外，又着重论述了革命的理论、革命运动的政党、近50年的社会经济和国家政权，特别是革命的军队四个方面的问题。
吴玉章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的这两部史学专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它们建立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宏观体系。30年代初，郭沫若、吕振羽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在于坚持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符合马克思的论断，证明了中国奴隶制的存在，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但无论是郭沫若，还是吕振羽、剪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秦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未具体探讨，更无专著出现。吴玉章30年代中期编成的《教程》讲义（以及《大纲》），一方面直接继承了《太平革命》的研究成果，注重分析宗法家族制度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和土地制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注意到郭沫若和中国的托派分子对秦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歧意见，明确赞同郭沫若的秦以后中国社会封建性的观点，虽然对中国封建社会具体开始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7）]30年代中期，对中国封建社会能予以系统探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吴玉章确是首屈一指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探讨虽并不始于吴玉章，20年代恽代英，30年代张闻天、杨松都曾作出了一些贡献，但《教程》（以及《大纲》）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关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关键和中国近代史65个方面的问题更值得我们重视。《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虽是一部未来得及进一步充实的总论和大纲，但它的问世却表明一个系统完备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体系的形成，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贡献，不亚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的总结及范文澜、华岗、胡绳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开拓之功。
二、吴玉章回忆录的史学价值
作为一个具有丰富阅历的革命史学家，吴玉章一生撰写了大量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史学价值，这也是我们认识吴玉章史学地位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八一革命》及其史学价值。
《八一革命》是吴玉章1928年5月30日写成的呈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关于南昌起义的报告。由于历史的沧桑巨变，直到60多年后，这一事实才得以确认，该书也才由社科文献出版社于1991年正式出版。全书共十余万字，除绪言和附录，另有八章内容。它集中论述了“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爆发的原因、经过、失败的原因以及影响和教训。该书虽名为“八一革命”，实际上是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全面总结。在这本书中，吴玉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精辟地剖析和阐述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分裂革命、背叛和镇压革命的原因和经过，深刻地检讨了中共当时的领导者在统一战线中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对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政府的领导人、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无产阶级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阶级大搏斗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动摇、投机，最后叛变革命的行为，作出了极为精辟的分析”[（8）]。
《八一革命》诞生在中共六大之前，但吴玉章对中国大革命及南昌起义的分析，今天看来主要观点仍是正确的。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也是娴熟的，个人亲身经历的回顾亦增强了该书的可信程度。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大革命和南昌起义经验教训的开创性著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的早期著作，它比瞿秋白撰写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对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反思在时间上稍早，但内容更集中更深刻，“它对研究中共党史、国民党史、国共合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9）]
（二）40年代在延安写成的自述类和史论性回忆录。
40年代吴玉章在延安写成的回忆录，可分为自述和史论两大类。
自述类回忆录，以《六十自述》和《吴玉章略传》最具史料价值；《我和共产党》及《共产党改造了我的思想》也有助于我们对吴玉章一生革命经历的研究。
《六十自述》主要记述了吴玉章从一个爱国青年到他从事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它不仅为我们研究吴玉章革命生涯提供了丰富资料，而且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和四川地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研究。《吴玉章略传》的价值在于将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大革命到抗战中期的革命历程给予了较详实的记述，提供了中国共产党人大革命失败后在苏联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在国外从事抗日救亡的真实情况。
《国民党改组前后和大革命失败》及《揭露〈由北伐到抗战〉（〈中国之命运〉第四章）的谎言》是吴玉章1943年在延安撰写的长篇史论。前者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概述了中国国民党从1912年诞生到1927年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对国民党改组前的局限性及改组后革命与反革命路线的激烈斗争情况都作了详尽分析，揭露了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背叛中国革命的罪行。后一篇文章专为驳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而作，阐明了三民主义的真实涵义，揭露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三二○事变”及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具有强烈的论战色彩。这两篇文章都针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但当时未公开发表，我们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吴玉章德高望重的特殊身份。从国共团结抗战大局出发，中共中央未将吴玉章批判蒋介石的文章发表。二是从反击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全局出发，中共中央有组织地发动了艾思奇、范文澜、吕振羽、何思敬、陈伯达等文化名人，全方位、多角度发表文章，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予以有力批驳，与吴玉章文章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章，吕振羽的《国共两党与中国之命运》长篇论文已公开发表，已足以回击蒋介石的谬论。吴玉章这两篇论文当时虽未及时发表，未能发挥其现实作用，但它们仍然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国民党史和国共关系史的研究。
（三）《吴玉章回忆录》的问世。
《吴玉章回忆录》是吴玉章在李新、戴逸和胡华、王宗柏等帮助下整理而成的约十八万字的专著。其中既有从甲午战争到解放战争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历程的回顾，也有杨闇公、赵世炎、林伯渠等革命者斗争生涯的记述。约七万余字的《从甲午到辛亥革命的回忆》，颇受史学家推崇，在于它不只是一篇回忆录，实际上是一部简明的辛亥革命史专著。书中所记吴玉章当时对义和团的认识和态度，特别是对百日维新的评价，对广州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对汪精卫和喻云纪在暗杀活动中的不同表现的描述，既生动感人又颇具理论水平。通过对辛亥革命50年的反复思考和理论研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吴玉章撰成的长篇论文《论辛亥革命》及其回忆录，将中国辛亥革命的研究，无论从史实上还是理论上都推进到新的阶段。正如著名史学家胡华所说：“不但在国内史学界有重大影响，也受到国际史学界的重视”。至于他的其它回忆录，“不但对研究近现代中国革命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教材”。[（10）]
三、吴玉章史学思想及其实践活动
吴玉章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重视理论并在史学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一位史学家，他的史学活动也正是在这些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吴玉章将历史学的作用，提到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这一高度来认识。他认为“研究历史，可以使我们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获得进行革命斗争的知识和坚定我们革命胜利的信心”[（11）]。在吴玉章革命生涯中，确实是把“历史”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早在同盟会革命时期，他在日本创办的《四川》杂志上用大量篇幅登载中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事迹，借以鼓舞人们为推翻清王朝而斗争的勇气；1935年在法国从事抗战救国国际宣传工作中，又广泛联系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光荣传统，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1930年至1936年，在苏联从事中国历史教学过程中，对蒋介石尊孔复古逆流及其反动文人在秦桧和岳飞问题上颠倒黑白的反动行径予以揭露和驳斥；在延安，1940年在各界讨汪大会上，以自己的亲身革命经历，对汪精卫早年投机革命的行为予以揭露；1943年又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散布的谎言予以驳斥。
正因为吴玉章对历史学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有充分认识，因而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不仅自己从事史学研究和著述活动，而且还大力扶植和精心指导中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述工作。在延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下称《简编》）和许立群的《中国史话》的进一步完善都凝聚了吴玉章大量心血。他在病后不仅为《中国史话》撰写了序言，而且将书稿“前后看了两遍，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帮助改正了许多甚至是很微小的史实的错误”[（12）]；他虽未参加《简编》的编写，但多次参加了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的学术讨论会，特别是该书第一编书稿写成后，他写了一封对《简编》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信。遗憾的是由于书信原稿未注明日期，因而《吴玉章文集》将其写作时间推测为1941年，《吴玉章书信集》则标为1945年。我们认为这封题为《关于〈中国通史稿〉第一编的一封信》写于1940年，而不是其它时间。论据有二：一是《简编》第一编部分内容已于1940年11月开始在《中国文化》上连载[（13）]，次年5月，范文澜又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同年，《简编》上册已在延安公开出版；二是吴玉章书信的内容，尹达写成于1941年1月28日的《关于殷商史料问题》一文曾征引过两处，该文于1941年6月发表于《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14）]在这封信中，吴玉章指出了《简编》第一编存在的四个具体缺点，并提出了四条颇具建设性的指导意见。[（15）]随后他又专门就《简编》召集中国历史研究室的同志在自己杨家岭的窑洞开了一次讨论会[（16）]。从这些基本史实，可以明显感受到吴玉章在《简编》修改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吴玉章又指导了何干之、李新、胡华等同志撰写《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史》。[（17）]
注重发挥历史学的教育作用，是吴玉章史学的又一特点。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革命史学家，吴玉章认为“我们研究历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发现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加强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必然获得胜利的信心，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18）]。注重探讨人类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吴玉章二三十年代史学著述的核心。注重历史教育，在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吴玉章是非常突出的。他曾三次集中从事过历史教学工作，即1930年至1936年在苏联，1948年至1949年在华北大学，解放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行史学专题讲座和报告。他认为，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来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办法。1940年，他在百忙中先后参加了延安“二七”、“五四”纪念大会及成吉思汗迎灵活动，又为蔡元培先生的逝世及中共诞生19周年和抗战三周年发表文章。解放后不顾年事已高，参加过孙中山诞辰90周年、戊戌变法60周年和辛亥革命50周年等学术讨论会。吴玉章注重从历史中发掘现实意义，教育广大人民，这在他多次撰写文章和参加辛亥革命纪念活动中充分体现出来。从1936年到1961年，他为辛亥革命所写的纪念文章就有七篇之多。
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历史材料作科学的研究是吴玉章史学的又一根本特征。吴玉章1919年阅读日文《过激派》（布尔什维主义）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1928年开始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大革命和中国封建社会，随后又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用这一理论为指导，开始了较系统的中国历史教学和研究活动。1948年在华北大学时，为了提高广大新干部的理论水平，他修订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程绪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这无疑有助于广大干部马列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吴玉章是较早注意到正确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正确处理唯物史观与具体历史叙述关系的史学家，这在《中国历史教程绪论》中已有明确表现。他指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有其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因此，说到一般的共同性之外，一定要把握它的特殊性。我们反对那种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另外一种历史发展的道路，但我们并不反对说东方社会发展有它的一些特点。”[（19）]“我们虽然是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但却不可拿抽象的社会学的公式去代替历史叙述。”[（20）]应“力求使我们的历史著作不但有丰富的材料，卓越的思想，而且写来有声有色，从内容到形式都很精美”[（21）]。吴玉章一生，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一再强调历史研究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新中国历史学会一成立，他就强调“应当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历史材料作科学的研究”[（22）]。1961年和1962年更大声疾呼：“为了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必须树立严肃的学风。史实可信是科学的最基本要求。历史要求事实完全可靠，不允许有任何虚构和夸张。”[（23）]吴玉章将“史实务求其真实，评价务求其公允”作为治史的座右铭[（24）]，强调学术研究要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说这些都是有感而发的，实际上是对史学界50年代后期日益滋长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学风的批判，表现了吴玉章深厚的史学修养和深邃的洞察力。此外，他关于史学家的修养、历史著作编撰原则、历史遗产的批判和继承、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学研究的重点和核心也有一系列论述，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注释：
（1）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史学家评传》没有吴玉章评传，史学界习惯上流行的“五老”之说，也未提及吴玉章。
（2）（3）详见吴玉章《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社会政治的分析》，载《历史研究》，1984（6）。
（4）均见吴玉章《历史文集》，人民出版社，1963。
（5）（15）《吴玉章文集》（下），1122～1123、842～844、909～917页。
（6）《绪论》中的一节最初发表于《解放》第52期，1949年修订出版，另刊于1949年5月25日至6月8日《人民日报》。
（7）范文澜1940年发表文章说：“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这是我党历史学者吴玉章同志的主张”。参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8）（9）吴玉章：《八一革命》，出版说明，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0）胡华：《吴玉章》，载《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313页，人民出版社，1980。
（11）（21）（24）《历史文集·序言》。
（12）许立群：《中国史话·后记》，文华出版社，民国三十六年二月。
（13）参见《中国文化》第2卷第3、4、5期。
（14）参见《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
（16）关于这次讨论会详细情况，著名史学家佟冬先生曾亲笔回信告诉过笔者。参见拙文《谈〈中国通史简编〉在延安的问世》，载《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4）。
（17）王宗柏：《吴玉章同志和历史学》，载《今昔谈》，1982（3）。
（18）（19）（20）《中国历史教程绪论》，文明印刷所，1949。
（22）（23）吴玉章：《在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1961年10月16日），载《历史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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