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现实与经验叙事——论叶炜《后土》及对当前乡土小说创作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土论文,乡土论文,地域论文,现实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告别农耕生活奔向城市谋生，现代文明观念不断冲刷和侵蚀着他们原有的传统信仰和乡村风俗习惯。然而，人们对乡土的记忆和情感是不可能被迅速地清洗掉的，乡村生活的温馨和文化的遗存，都会激起人们对乡村的依恋和关注。而现代文明的灰暗面和都市生活的缺陷，也让人深切体会到乡村社会中人与大地、自然的和谐。那些别离故土的乡土小说家们，更是越感觉到故乡在逐渐远去，越会试图在心理和情感上进行补偿。叶炜就是如此，这个曾在农村生活过二十多年的游子，在校园、矿工生活等题材方面几经寻觅之后，在“要对得起这片热土”的心态下，创作出长篇乡土小说《后土》，以此“向家乡致敬”①。这部作品虽然并不能说没有缺陷，但无论是小说的艺术追求，还是创作方法，都对当前乡土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地域特色，是乡土小说彰显独特艺术魅力的长处，也是乡土小说重要的审美品格。地域色彩的有无及其得到表现的程度，直接影响到乡土小说在当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如果地域特征淡化，将会导致乡土小说的“乡土”味变淡，最终会影响到乡土小说在社会中的形象和影响力。因此，地域特色是乡土小说生存命脉之所在。具体来说，地方色彩本身“是一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之‘错综相’”②，山川草木、鸟兽虫鱼自然是引发田园怀念的触媒，而古朴的民风习俗、风土人情也会勾连起人们对乡土的情感依恋。 《后土》充分地展现了乡土小说的这一特色，作品中包蕴着浓郁醇厚的地域风情。通过对苏北鲁南这一特定地域内的自然景观、风俗习惯和乡民们精神气质、风尚品格的描写与展现，作者真实地还原出当地的原乡况味，使读者感受到一种源自民间的风土的力。 其一，小说描绘出苏北鲁南地区独特的自然风貌和生活场景。作品里的麻庄，地处苏鲁大平原交界地带，自古以来雨水充沛、水系发达、水网密布，因此时常会遭遇水患。为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苏北鲁南几乎每个小山村东南角上都有一座土地庙，麻庄也是如此。小说中坐落在果园里的麻庄坟场和麻庄，一东一西各据一方，阴阳两界只有一路之隔。久居在这样的环境中，麻庄人对于生死已经处之泰然，仿佛“那些死去的先人并没有远去，他们和活着时一样，时刻都和自己在一起”。此外，作者还别出心裁地以二十四节气作为章节标题，并将四时节气贯穿于作品的生活描画中，从而，不同时间段的自然情景与乡村劳作场景，共同构成了作品中乡村生活的完整图卷。 其二，小说揭示了苏北鲁南地区特有的风俗景观和精神信仰。“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风俗很能体现出某一地域的文化特色。《后土》中对于风俗的描绘是极为丰富的。曹东风和刘青松拜把子时有着一套严整的程序，先要在土地庙前磕头盟誓，喝下鸡血酒后还需按照麻庄规矩把盛酒的碗在土地爷面前摔个粉碎。麻庄的婚俗也别具一格，除了与别处农村大体相同的“见面钱”、“大柬”、“年命帖”之外，还有独具特色的“催妆衣”、“回盒”和“离娘饭”等习俗；二婚改嫁时还要依照“续火”的传统礼俗在锅屋烧上三把柴火。农民由于在漫长的历史阶段内一直都处于社会的底层，饱受压迫和欺凌，因而他们往往借助于一定的精神信仰来求得精神压力的缓解和心灵的调适。在小说中的麻庄村民眼里，土地是他们的娘亲，土地神则是他们精神的寄托。麻庄村民无论大事小情都要先求问和祭拜土地爷。麻庄男人娶妻之前也要先到土地爷那里拜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子息兴旺。王忠厚到四川领媳妇之前，为讨吉利也到土地爷那里磕了三个头。逢年过节或者生活改善时村民们还会到土地庙前供奉食物献祭，小说中刘青松在冬至时节就先将蒸好的包子恭恭敬敬地放到土地爷面前请土地爷品尝，之后才自己享用。此外，《后土》中的麻庄村民们还笃信风水观念，就连院子里盖个茅房也要请风水先生确定好方位以避凶化吉。村里砖厂开工前，老村长带领全村德高望重的老人一起到土地庙前祭拜以祈求土地爷保佑。开挖鱼塘时挖出太岁更是了不得的大事，风水先生裴瞎子特意请来道行很深的白胡子老人施法镇压。 其三，小说展示了苏北鲁南地区的地方戏曲和方言土语。地方戏融汇了地方人民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和文化心态，久而久之便凝结成其心理结构中稳定的文化积淀。作品中，名列“四大香”——“绿豆米饭、羊肉汤，旱烟锅子、拉魂腔”——之一的拉魂腔又称柳琴戏，是土生土长的地方戏种，至今仍在苏北鲁南一带广为流传。与充满欢快喜庆气氛的沂蒙小调不同，拉魂腔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苦情相伴，“柳叶琴依旧清亮，拉魂腔声声断肠”。作品介绍了柳琴戏的历史，也在其背后深刻地揭示了地方人民的生活遭际。清朝乾嘉年间，京杭运河位于苏鲁大平原交界地带的河段，因年久失修，时常洪水泛滥，危害人间。每当水旱灾害来临之际，灾民们身背花鼓外出流浪，用唱门子的办法挨家挨户乞讨，这便是拉魂腔的雏形。小说中麻庄的第一位先人就是逃荒来到此地的。要饭娃出身的李是凡打开收音机后播放的一段“东凫山，西凫山，天连水来水连天，多咱哭到洪水干，洪水干了立人烟”，即是洪水来临之时乡民们血泪生活的真实写照。方言作为一种在特定区域内通行的语言，本身就蕴含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是乡土文学地域色彩的重要载体。《后土》中的人物对话和叙述话语也能见出苏北鲁南特有的地方特点。如“秋狗子不饶人”和“天热得邪乎”用来形容秋后的气候和极端炎热的天气；“拉拉呱”和“胡吣”分别指闲聊和胡说；“抠搜”指小气；以及“大雪冬至后，篮装水不漏”，“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边看杨柳；七九花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等地方俗语谚语都带有明显的地域风味和风俗世相。 最后，叶炜在《后土》中并非纯粹展示特殊的风土人情，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是同时还表现出麻庄人“对于运命的挣扎”③。作品中，先前麻庄最美丽的姑娘孟美丽由于初夜未见红惨遭退婚后变成孟疯子，被迫卖身养家的翠花却在修补处女膜后远嫁他乡。过去的麻庄流行一句顺口溜：“穷开心，富忧愁，叫花子喜得翻跟头”，而当麻庄人纷纷脱贫致富之后，谁再过穷苦日子反倒要被笑话。由此可见，虽然传统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在时代环境的影响下也会有所松动。小说里风水先生裴瞎子认为新修建的砖厂烟囱破坏了麻庄的风水，但为了使麻庄脱贫致富，村干部们却不作理会。砖厂最终停办也是由于村民们坚决不同意砖厂侵占他们的耕地所致，土地爷托梦在身的刘青松的阻止只起到极其微弱的辅助作用。 叶炜对地域特色的展现，既是出于乡土审美的目的，也反映出他对乡土真实性的追求，意图在小说中逼近乡村世界全方位的真实，体现他对乡村现实的关怀。自中国乡土小说诞生以来，对于农民命运的关切和农村困境的书写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今时代，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进程，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正在逐步萎缩，农业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然而愈是如此，愈加彰显出反映乡村社会现实及历史真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叶炜即以不避讳丑陋的现实手法再现出乡土生活的真实面目，因而现实品格也是《后土》的一个特色。 首先，作品涉及的社会生活场面非常广阔，有效地折射出时代变动的整体风貌。《后土》的时间跨度非常之大，自“文革”直至当下。对于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事件，举凡政治批斗、知青下乡、兴办集体产业、计划生育、农民进城务工、免除农业税、空心村和新农村建设、大学生村官等，小说都有所反映，从而清晰地勾勒出几十年来乡村巨变的现实脉络。可以说，小小的麻庄不仅是一幅幅缩微版的当代农村时代更迭的连绵画卷，同时也连接起广阔的外部现实世界。当然，从小说结构上看，由于小说时间跨度较大，对于历史大事件都一一触及，老中青三代村民的故事都要有所涉及，而农村生活本身又多是鸡零狗碎、节奏缓慢，由此造成小说的头绪繁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主线，导致曹东风与王远间的矛盾冲突这条主线展开得不够。但作者比较深刻地描写了麻庄在时代风云的吹拂和笼罩下所发生的一场场历史的悲喜剧。这里既有对乡村权力激烈争夺的真实表现，又有对权力腐败的深刻揭露。同时更深入地剖析了封建家族意识对农村权力分割的重大影响，及其在强大的经济作用下逐渐瓦解乃至崩塌的必然趋势。“越是经济落后，科学文化不发达的地方，旧日的封建家族势力就越活跃，人们的宗法思想和家族观念就越浓厚。”④曹东风因为是独门独户，为获得占麻庄人口一多半的刘姓家族的支持，他不得不借用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拜把子方式与刘青松结为异姓兄弟。即便如此，他仍然时常有势单力孤、朝不保夕之感，唯恐刘青松取而代之。然而随着时代的更迭和农村变革的深入，家族势力在农村日常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和起到的作用正逐渐减弱。小说末尾，刘非平和王东周之所以能够掌控麻庄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依凭的已不是家族势力，而是文化知识和现代资本。 其次，对乡村阴暗面的大胆揭示和对乡民思想局限的直白剖露。《后土》的着力点并不仅仅在于凸显城乡二元分割等外部体制化弊病带来的乡村困境，而是进一步揭示出阻碍乡村发展的内部力量。这一点充分显现出叶炜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责任担当意识。他对底层民众的苦难无疑抱有深切的同情，却并不因此减弱批判现实的力度。叶炜既扎根在乡土现实的沃土中，又没有被乡土现实束缚住，而是有着独立的批判性思考。他无意于把乡村描绘成纯洁无瑕的净土，这里同样是高尚与卑俗、纯洁与肮脏并置之地。小说中以王远为代表的村干部们不是想着如何造福百姓，反倒是投机钻营，大搞上层路线，依凭打造出的关系网的庇护捞取金钱。王远借审批宅基地和村里工程承包之机大肆掠取钱财，甚至连救灾款的一半也落入他个人腰包。吴计划自当上计生员后短短两年时间便从麻庄有名的困难户一跃成为村里的富户。老干部李是凡抗美援朝时被炮弹炸飞睾丸成了“废人”，无法娶妻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但他却摸过包括王远老婆在内的许多女人的胸脯，猥亵过不少风华正茂的少女；不仅如此，他还以此作为交换一直包庇纵容王远，成为王远攫取非法利益的保护人。凡此种种，对于乡村阴暗面的大胆揭示及对于复杂隐秘的人性的深刻探析和独特洞见，应该说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也触及了真正有价值的社会问题。乡民们由于长期生活在闭塞的社会环境中，思想上也往往容易趋于保守，以刘青松为例便可见一斑。他既崇信土地爷又笃信风水，被视为土地爷的替身和代言人，在保护麻庄的土地资源和生态平衡方面，他的确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小说末尾充分显现出他思想中守旧、落后的一面。他以维护麻庄风水为由坚决阻止改掉经过坟场后面的河道，以至于惠及民生且并不污染环境的旅游产业规划方案险些搁浅。麻庄的普通百姓对于王远等村干部们的恶性劣迹早已是怨言满腹，却也奈何不得，不敢公开地与之进行斗争，这当然有乡村干部选拔和任命等体制化方面的原因，但同时与村民们承续的“民不跟官斗”等封建传统思想的遗毒不无关系。长期身居底层的现实处境已经使得村民们逆来顺受、得过且过，如同小说中说的那样，“我们的农民太老实了，他们只要有一口饱饭吃，社会就是再乱，干部就是再腐化，他们也只是在嘴上说一说，不会有什么过火的实际行为的”。 再次，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既没有典型化，也没有进行美化，人物与生活密切相融，极为本色。作品中，无论正、反面人物都绝非固守在善恶两极并泾渭分明，而是在两者之间都互有滑移和错位，因而在人物的道德秉性得到昭彰的同时又显现出混沌圆融的一面，这也使得小说塑造出的人物形象更加能贴近现实生活的真实情状。《后土》成功地塑造出王远、曹东风和刘青松这三个性格各异的村官形象。特别是王远，这一贪腐村官形象的塑造充分显现出叶炜对于乡村人物深入观察的程度和体悟把握的力度。表面上他谦恭有礼、嘘寒问暖、不事张扬、处事低调，背地里却腐化堕落、奸污妇女、攀附权贵。作品通过几件小事就把这一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比较有深度，也很真实，特别是最后并没有将他法办，留有一定的空间和余地，也比较符合生活的实际。曹东风有着过人的才干，在自己富裕之后一心想为村里办点儿实事，带领大家共同富裕起来，他的确也给村民们办了一些实事，但又对权力看得过重。刘青松原本对王远勾搭妇女痛恶至极，但他自己也陷入感情的泥潭中难以自拔。他对翠香一直缠绵悱恻、旧情难断，并依凭权势和威望把她推举为妇女主任，在情欲的驱使下他极有可能一步步滑向深渊，重蹈王远的覆辙。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出乡村权力体制的缺陷，仅仅依凭村干部道德上的自我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其他人物如吴计划、王忠厚等也写得基本符合生活的实际。 《后土》的上述成功关联着重要一点，那就是作者深厚而丰富的乡土经验。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乡土生活的熟悉，二是对乡土生活的情感关注。叶炜有着长期的农村生活经验和情感积累，从而有助于他对乡村日常生活景观和乡民日常生活习惯进行真实的还原和复写，同时也能够使他细致入微地刻画与展现乡村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在创作《后土》时，叶炜有意淡化知识分子味，尽可能多地赋予语言浓郁的泥土气息，直至让整部小说都充满真正的乡土味道。大量的创作实践一再证明，“只要是切实反映生活底蕴的作品，都有作家自身的经验在创作中的投影。凡是浸透了作家对于生活深切感知、体验的‘经验’，作品便会产生独到的艺术审美效应，并使读者从中获得审美快感”⑤。叶炜在对乡村往事追忆回顾的同时，对于当下农村相对城市的日益凋敝也感同身受，对于诸如外出务工谋生的男子身患怪病和妇女失足堕落、留守妇女的道德失守等诸多现实问题都加以特别的关注。在阅读《后土》的过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叶炜对故土深挚的感情依恋，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民们他更是饱含着真切的关怀和同情。他关心农民的疾苦，积极地为他们代言，喊出了农民的心声：“在中国，农民总是最苦的……谁还能比咱农民的地位更低?”真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在长期的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地位始终是最低的。虽然有所谓‘士农工商’四民等级之说，但实际上，除了个别农民通过农民起义的极端方式获得过非常态的利益外，它基本上是以沉默和分散的状态承受着社会最大的压力和最多的灾难”⑥。 《后土》的叙事艺术中，也体现出叶炜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尊重。在叙述中，作品尽量避免以单一的价值取向对现实经验进行过滤和提纯，始终注重对原生态的生活经验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和表现，无论从生活细节呈现还是人物形象刻画等方面都有所表露。对农村生活细节尤其是农民动作的把握和呈现显现出叶炜观察眼光的锐敏和还原乡土真实时笔力的雄厚。以妇女骂街为例，叶炜在描述的过程中没有加入一句骂人的具体话语，仅仅通过表情、神态、动作等肢体语言便把骂人者写活，“骂到酣处，蹦着高骂，跺着脚骂，直到骂得昏天黑地，骂得口干舌燥，才肯罢休。最为厉害的是把嗓子都骂哑了，还在那里挥舞着胳膊比划呢”。另外，“蹲”这个典型生活细节的捕捉极其形象生动地表现出当地农民的生活习惯。如果没有相当的生活经验和独到的观察体验要想写得如此活灵活现是不可想象的，不得不让人佩服作者深得农家“三昧”。 当然，《后土》的叙事并非完美，显示出作者在乡土经验等方面存在的缺陷。首先，《后土》的叙事还没有完全与乡土融为一体。虽然叶炜有意追求小说语言的泥土气息，还原家乡的泥土味道，但文本中的人物对话依然难以完全摆脱知识分子气，地方语言味道还稍嫌薄弱，对话有时会给人以冗长无味之感，对于乡村语言的提炼和借鉴还有待进一步的明确和提升。事实上，关于地方方言与乡土小说创作的关系一直存有争议，尤其是在地域间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和深入的当前语境下更是如此，加之语言教育对于规范化用语的强力推动作用已经使得文学创作与地方方言间越来越呈现出疏离的姿态。然而也正因为此，文学创作尤其是乡土小说更有必要自觉地对地方方言加以特别的重视，以寻求突破当前作家尤其是“七○后”作家所面临的方言写作的困境。此外，小说中的某些故事情节过于追求奇幻，颇有为神秘而神秘之嫌。比如小说中写道，村民们因连着下了七天阴雨便纷纷开始咒骂土地爷，以至骂声形成一股气团，积聚在麻庄上空后又形成一个巨大磁场，终而硬生生地把细雨推了回去。这样的描述本身不仅与实际脱节，不具备任何真实性和可能性，对于情节推动和人物塑造乃至情景营造都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和价值。诸如此类脱离生活经验的事例，也恰从反面说明遵循经验叙事的重要性。 其次，在处理乡土经验和更高立场关系上，作品也存在不足。“偏执或拘泥于地域经验”不仅会“限制了作家的思维模式，阻碍了文学作品精神境界的提升”，并且能使“作家陷入文本世界封闭化和人物性格类型化的泥沼难以自拔”⑦。这就要求作家必须以历史的发展的现代眼光重新打量、审视地域经验和传统文化。虽然叶炜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重建农民精神信仰的重要性，但是，问题在于这种重建不能是简单地不加批判地直接挪移过来，使农民们回归到原始生民对土地的信仰，如果试图以这种对土地神的“神性”信仰来抵制外来宗教信仰的渗透则更有狭隘的民族观念之嫌。这种片面的强化不仅有可能导致精神的倒退，而且与小说末尾指出的依凭现代观念和现代资本改变乡村落后面貌的蓝图设定也是难以调和的。如此一来，便容易陷入精神与物质相互剥离的悖谬境地之中，导致脚步已经踏入现代而头脑还停留在古代的圈框。当然，我们并非是要主张全盘西化，但对中国自古传承下来的古朴信仰进行现代的审视和扬弃还是大有必要的。如何使得农村既能蒙受现代文明的雨露又不失其乡土本色，也的确是当前乡村改造必须加以解决的一道难题。作家必须用超越性、批判性的眼光穿透世俗层面及传统经验世界的包围，方能获得价值的深度和精神的厚度。农村未来的发展最根本的保证还是要立足在体制改造和道德规范方面，想靠传统信仰的回归来对人心加以勒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它只能停留在乡土小民的美好愿望中而无实际操作的可能。另外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末尾把王远的结局设定为得了一种怪病，也显得有些落入俗套，难免会让人产生因果报应之感，从而降低了反思现实的深度和批判现实的力度。 尽管《后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其成功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尤其是在当前乡土小说日渐衰微的背景下更显出其可贵的一面。当前乡土文学界呈现出创作萎缩的局面，特别是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作家，从事乡土文学创作者很少，而且，即使是坚持在乡土生活中徜徉的年轻作家，与现实的关联也普遍薄弱。他们的创作大多具有强烈的怀旧特点，在创作题材上也偏于以回忆为主，在其创作中时常显露出尚“虚”(乡村文化)避“实”(乡村生活)的创作态度。“怀旧”情调浓厚的作品往往或多或少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于描写的是昔日的乡村生活，因而“传达出的不是当时的现实状况，而是他们对往昔乡村伦理世界的怀恋和温情感受”⑧。旧日的田园景色和风土人情都已经像照相中的美化功能一样被重新整理和修改，乡村生活的苦难记忆也已被家乡温情和甜蜜回忆所重新装饰和改造，对于乡村真实情境的摹写却往往因此付之阙如，没能把他们这一代人对于乡村的真实体验和独特感受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我们当然无意苛求作家都全面细致地表现整个的乡土生活，但确有必要加强对乡土写实美和风景美的呈现，这对乡土小说来说有着重大的影响。因为如果远离了现实，不仅会阻断作家与乡村的精神沟通和情感联系，也会导致乡土小说与描写对象——农民之间进一步隔离，从而窒息乡土小说的生命力。作家尤其是乡土作家不能“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而是“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和文艺”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叶炜的《后土》带给乡土作家特别是同龄人诸多启示。一方面，当下乡土世界具有充足的书写意义。当前的乡土社会正处在变化最剧烈的时代，其丰富复杂的内涵绝对具有值得作家们探索和思考的价值，也一定能够酿造出真正的伟大作品。另一方面，乡土的书写并非易事。它既需要作家乡土生活的积累，思想艺术高度的提升，更需要作家坚韧、不懈，耐得住在商业文化大潮中的孤独和寂寞。可以说，时代给包括叶炜在内的这一代作家提供了机遇，但也是一场挑战，只有坚持者才可能是胜利者。 对于叶炜个人来说，《后土》已经使得他在乡土书写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希望他继续在这一领域里跋涉和耕耘，也期望他取得更多的收获和更大的成功。 注释： ①叶炜：《小说的“神性”、农民的中国梦和创作的尊严——从〈后土〉的创作说开去》，《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6期。 ②玄珠(茅盾)：《小说研究ABC》，第114页，上海，世界书局，1928。 ③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第24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 ④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第8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⑤余华等：《文学：想象、记忆与经验》，第19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⑥贺仲明：《新文学与农民：和谐与错位——对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的检讨》，《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 ⑦陈富志：《论地域经验对新时期乡土叙事的限制》，《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⑧贺仲明：《怀旧·成长·发展——关于“70后作家”的乡土小说》，《暨南学报》2013年第1期。 ⑨周作人：《地方与文艺》，《周作人早期散文选》，第31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