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中若干问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若干问题论文,编辑论文,秦兆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4-0155-09
秦兆阳是新中国第一代文学家的杰出代表。秦兆阳及其编辑实践在中国当代编辑史上具有独特价值，秦兆阳研究对编辑学、中国当代编辑史研究等具有重要的个案意义。
在秦兆阳研究中，目前需要回答的有五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即《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问题、秦兆阳致邵荃麟信的影响问题、《九月寓言》的鉴审分歧问题、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主体价值及其评价问题、编辑家的研究方法问题。它们处于不同层面和维度，但均为秦兆阳编辑实践、个人命运及其研究的重要关键点，解析其内在关系，可深化对编辑家秦兆阳的内在认知，引导秦兆阳研究走向深入，进而更全面地把握他在中国当代编辑史上的独特意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问题已有另文探讨。本文集中探讨后四个问题。
一、秦兆阳致邵荃麟信的影响问题
此问题属于以编辑家秦兆阳为核心的关联性研究，意在通过对一个现存观点的进一步分析，描述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遭遇，揭示他们所处的媒介生存环境及其悲剧成因，从而推动对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
长期以来，因受批判秦兆阳文章的影响，文学界、出版界较普遍地认为秦兆阳因主编《人民文学》时直面现实、锐意改革而罹祸。秦兆阳去世后，他女儿秦晴找到并公开发表了秦兆阳1957年5月31日、6月14日致邵荃麟的信，并转述了秦兆阳生前的一个观点：“万万没有想到，这封信却种下了极大的祸根”[1]319。秦兆阳因信致祸说还见于他1978年9月写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申诉材料：“直到1958年7月我在‘结论’上签字时，郭小川同志才告诉我：‘这次要斗倒丁陈是毛主席指示的，你怎么能给党组写那封信？’我不是丁陈小圈子里的人，又是党组成员，为什么事先不把毛主席的指示告诉我？为什么某些应该知道此事的同志也都不知道？像这样把底牌捏在手里，利用党的会议来测量干部对某个个人是否忠心，我认为是不正当的错误的手段；因此我对这个会的抵制是对的，怎么能说是反党？”①
黄秋耘也认为致邵荃麟信才是秦兆阳被打成右派的根本原因：
记得1956年文艺界发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斗争，秦兆阳适请创作假在外。大家都知道，秦兆阳从来不会拉帮结派，与丁、陈素无瓜葛之嫌。他不想参加运动，只要静悄悄地躲起来就是了，谁也不会想到他，要把他揪回来。可是他偏偏要引火烧身，主动写一封长信给作协党组书记声言反丁、陈的斗争实质上只不过是丁(玲)、陈(企霞)与XX、XX之间的宗派纠纷，所以不准备回作协参加运动了，请求作协党组延长他的创作假。由于有这一段话，秦兆阳就非打成右派不可。但这封信的内容是不能公开的，所以就揪住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来大做文章，硬说这一谬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极右的表现。调子是上头定出来的，谁还敢提出异议呢？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提倡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2]339
李清泉的类似遭遇可以佐证黄秋耘所说。秦兆阳离任《人民文学》后，李清泉接任。他“执行作协领导的指示，大胆果断，贯彻‘双百’方针毫不迟疑”，“编出了体现‘双百’方针的《人民文学》5、6月号和7月革新特大号”。紧接着“反右”扩大化，姚文元等人发表长文批评《人民文学》代表了修正主义创作逆流，革新特大号被说成“毒草”专号。“耿直的李清泉贴出一张小字报，其大意谓若说《人民文学》成了修正主义逆流，作协某些领导人也有其责任。李清泉不久被划为‘右派’，成为《人民文学》被划右的第一个领导干部。”[3]133郭小川1957年11月27日记载：“下午，讨论批判秦兆阳会议的准备工作，大家提了很多意见。会议结束后，又谈了一下是否划黄秋耘、李清泉、秦兆阳的右派分子的问题。”[4]230秦兆阳1958年4月12日被划右派。
这里有必要交代信的由来、内容与表达方式。屈于1956年第9期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编辑加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巨大压力，秦兆阳1957年2月1日起请假学习，不再负责《人民文学》编辑工作。当年5月中旬请创作假去北戴河写作。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为张罗讨论丁玲、陈企霞问题的党组扩大会，写信给党组成员秦兆阳，希望他回京出席会议。秦兆阳两次回信谈及个人看法。5月31日信拒绝回京开会，实际上6月初他回京参加了两次党组扩大会。会后，他6月14日主动致信邵荃麟。
既然秦兆阳因信致祸，他是否有可能不写这两封信呢？单从其性格考量，不太可能。秦兆阳曾这样自我剖析：“从很小的时候起，故乡的父老们就给我起了个‘板大先生’的绰号。板者，古怪也，遇事爱咬死理和不通常理也。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本性难改。”[5]406就因为“爱咬死理”，加上对党的文艺事业的忠诚，对文艺界精诚团结的期盼，他在信中再坦诚不过地对文艺界的核心领导人提了意见：
我的意见很简单，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的态度。一切自以为是和舍本求末的办法都只能加深矛盾。我认为周扬、默涵、甚至乔木和陆定一等同志应该参加作协的一定的党内外的会议，该说清楚的事情说清楚，该听的听，该检查的检查。我认为刘白羽同志应该改变过去那种自以为是的作风，切实地虚心地正视问题，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6]315
我个人在这一斗争中不属于任何一派，我对任何一派都有意见，如果不是为了党的利益，我是不会提这些意见的。[7]318
假使他能得到组织关怀而被打招呼，他绝不可能写这两封信。这就是1957年历史的玄奥之处。毛泽东1957年5月15日起草的标志着下决心开展反右派斗争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公开发表前曾作为机密文件下发。“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7]239王蒙在1957年5月曾被通知去北京市委机关看一个文件，等了几个小时，又说不去了，王蒙认为这是改写他命运的关键情节。同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涂光群那几天与王蒙经历相似，但结果相反。他回忆说：“作协党内一部分人知道这份文件最快也是三天之后，即1957年5月18、19日之际，或稍后几天。因为这时曾对党内少数积极分子进行了传达。我不仅听了传达，还受到作协一位领导同志个别关照。所以我成了个幸运儿……不会当‘右派’了。”[3]129秦兆阳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没有让他看这个文件。
既然秦兆阳因信致祸，为什么他没有与李清泉、黄秋耘同一时间被打成右派，而是延宕了半年多呢？该如何看待邵荃麟在其中的保护作用？
龙世辉在一封信中讲到：“荃麟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人一再地说：秦兆阳是学术思想问题，要给他时间思考、检讨，将来在一定范围内批评帮助，要和反右派斗争严格区分开来……当然，后来不可能按照荃麟设想的那样进行。”[8]363邵荃麟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他有“设想”尚不能实现，可见复杂性。联系一个事实看，邵荃麟的保护起了相当作用。《人民文学》1957年9月号发表姚文元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同何直、周勃辩论》，文章第一句是：“自从去年九月何直的文章在《人民文学》发表以后，在文学理论中逐渐出现了一种修正主义思潮。”当年11月8日出版的《人民文学》11月号发表了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李希凡《所谓“干预生活”、“写生活”的实质是甚么？》，姚、李两人文章发表在前，议论秦兆阳是否划“右派”在后，且延宕半年，邵荃麟保护较为难得。秦兆阳回忆：“中国作协党组最后讨论我的问题时，党组正书记邵荃麟同志是不同意划我的，只有个别人坚持要划。当时《人民文学》的支部书记申述同志可以作证。”“1958年1月，在开始批判我的前两三天，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还对我说：‘我觉得你这篇文章没有什么问题嘛！’”②
对照韦君宜的遭遇有助于对秦兆阳遭遇的思考。1957年6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举行扩大会议，研究重新处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周扬首先发言，说：“1955年批判丁玲、陈企霞的结论站不住脚，现在重新给他们做了结论。但是，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还是必要的与正确的。”韦君宜在会上两次发言，说：“正确的批判怎么会作出错误的结论，作出错误结论的批判怎么是必要的呢？这在逻辑上讲不通。”会议开了三个半天，没有一个人发言同意周扬的意见。6月8日下午散会前邵荃麟宣布“暂时休会”。“君宜为丁玲等人说过话，周扬与党组负责人商量也要划君宜为右派分子。杨述将情况告诉党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胡乔木打电话问了刘白羽。他们虽对‘胡乔木多事’很不满，但也免君宜一死，再不提划她右派的事了。”[9]31同为文学期刊主编，因自己上司的官阶不同而结局不同。事后，韦君宜为自己在《文艺学习》1957年第5期以“方怀”笔名发表《从“马路天使”引起的问题》做出深刻检查，检讨方式是在《文艺学习》1957年第11期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发表《彻底纠正我们的右倾错误》。述及于此，非为抱怨邵荃麟保护不力，而在揭示当时文学编辑复杂的生存环境。
秦兆阳受到会议批判是1958年1月23、24日，是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责令秦兆阳检查并接受批判的。2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3期，发表总编辑张光年署名言直的文章《应当老实些》，矛头直指前编委秦兆阳。2月28日《人民日报》第2版发表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该文据“1957年9月16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整理、补充并和文艺界的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之后写成”[10]。文中写道：“修正主义者十分厌恶文学艺术表现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力图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和过去一切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原则的区别。秦兆阳就是如此”。在引述《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原文后，周扬说：“秦兆阳的这些话，无非是否定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否定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革新意义。实质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10]《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可是因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的指示和鼓励才写的，数易其稿过程中吸纳了《人民文学》多位编委的智慧，正式发表前送周扬、刘白羽审阅过③。林默涵在《人民日报》1958年5月3日第7版发表文章《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④，批判《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的观点。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第7版据新华社10日电讯，发表文章《拔掉文艺界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揭露右派分子秦兆阳》：“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最近举行多次扩大会议，揭发和批判了党内右派分子、《人民文学》前副主编秦兆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并且彻底粉碎了他在文艺界插起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同年7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宣布将秦兆阳“开除党籍”，下放劳动。
据说，从1958年1月到7月，批判秦兆阳持续半年。《人民文学》1958年3月号开设“秦兆阳思想批判”专栏，发表李希凡的《评何直在文艺批评上的修正主义观点》和樵渔的《秦兆阳眼中的农村》；4月号发表唐
《谈“增灶撤军”》、张光年《好一个“改进计划”！》、严文井署名左随的《谈“毁誉”》、朱寨《秦兆阳的身手》和葛洛署名常础的《秦兆阳的前言和后语》；5月号发表艾芜《评“沉默”》和贾霁《所谓“灵魂”的“挖掘”》。9月号发表刘白羽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秦兆阳的破产》为此作结。刘白羽认为“秦兆阳这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只有彻底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我们与秦兆阳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一场根本不可调和的斗争”。
刘白羽1955年动员秦兆阳出任《人民文学》执行主编。当时，主编严文井因发表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受批评，想辞职；刘白羽便动员萧殷出任副主编，萧殷坚辞。刘白羽转而找秦兆阳。秦兆阳听说是组织决定，便答应。在1957年6月14日致邵荃麟信中，秦兆阳说：“据说，何路曾到南京调查陈企霞的材料，回来后，刘白羽同志把一些本来不是确切可靠的材料当成可靠的材料加以运用。还有，在追查匿名信期间，陈企霞曾提出，给他三天时间他可以把信查出来，但刘白羽不答应。”[6]315
秦兆阳还回忆到：“大约是1959、1960年，林默涵同志也曾对广西区党委宣传部的同志说过：‘给秦兆阳的处分是重了些。’(原广西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梁宁同志可以作证)那时尚且说‘重了些’，现在回头来看就更清楚了。”⑤
行文至此，连笔者不能不怀疑这种研究是否还属于编辑家秦兆阳研究。在略一沉思之后，觉得难以断然否定。文学编辑处于一个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的核心，既然是核心，关联就是多方面的。于一个期刊主编，可是正当盛年有所作为之后突然沦落为“异类”；于个人生活，可是“充军”广西20年的生命代价。如果说，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中存在难以化解的“悖论”，那也是源于秦兆阳命运本身的、难以回避的历史的悖论。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在极大范围和极深程度上破坏了新中国的精神文化生态。秦兆阳这两封信以及由此遭际的人生，决定了这两封信可以成为20世纪50年代精神生态史的典型文本。
二、《九月寓言》的鉴审分歧问题
此问题关涉文学与编辑学，试图应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编辑鉴审等理论工具回答秦兆阳编辑生涯中的一个具体问题。问题源于编辑家何启治详细披露的材料和其自省：“在《九月寓言》的问题上，我未能说服老主编秦兆阳同志是我的编辑人生中的一大遗憾。”⑥
《九月寓言》是山东作家张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历时五年完成。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发表于《当代》1986年第5期，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张炜一举成名。1991年6月，何启治以《当代》常务副主编身份到山东组稿，张炜念旧情将《九月寓言》交《当代》。一审洪清波二审何启治于1991年6月25日分别写出了同意出版的意见。口头汇报并征得秦兆阳同意后，何启治决定1991年第5期全文刊发《九月寓言》，并于1991年7月10日致信季红真，请其撰写评论同时刊发。秦兆阳调阅《九月寓言》的部分章节后，于7月11日行使了主编的三审否决权。《九月寓言》转而在《收获》1992年第2期发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单行本，“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崇高的声誉”。[11]782
将此作为秦兆阳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一则因其疑难性，希望突破难点；二则何启治已披露了较为详尽的一手材料，借此可解剖秦兆阳编辑生涯中另一类型的个案，丰富对《当代》、对文学编辑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何启治说：“我曾经写过《从〈古船〉到〈白鹿原〉》、《〈白鹿原〉档案》等文，那是一些比较成功的例子。但是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败走麦城是不全面的。”[12]796
对此问题的检讨，首先应该定性鉴审分歧还是鉴审失察？从何启治披露的材料看，一二审对《九月寓言》评价甚高，同意出版，只秦兆阳三审否决。“老秦的结论是：‘不能发表，发表出去很荒唐’。”[12]789可见鉴审严重分歧。何启治7月12日请另一副主编朱盛昌审稿，以求朱盛昌协助说服秦兆阳。可见鉴审分歧之深。依《九月寓言》发表后的社会反响及获得奖项，说秦鉴审失察也非毫无来由。秦兆阳究竟失察在哪里？这样一个饱经风雨沧桑的编辑家为何在这样一部作品上失察，并与同事严重分歧？其分歧、失察的形成机理远比失察之类的认定更有意义。
从运行流程看，《九月寓言》的鉴审是以往《当代》运行模式的自然流转，秦兆阳不存在轻率失察。秦兆阳终审主要听汇报几乎在1980年代前期龙世辉做《当代》编辑部副主任时就已成惯例。秦兆阳就凭听龙世辉电话汇报，过几天就通知龙世辉，古华的《芙蓉镇》发下期《当代》头条，该小说后来获茅盾文学奖。相比而言，秦兆阳处理《九月寓言》更为慎重：7月11日否决前，秦兆阳审读了何启治挑选的《九月寓言》的精彩章节。因系力排众议，秦兆阳于7月11日到《当代》编辑部谈其意见，7月19日参加编辑部会议，7月22—24日写了“十条意见”，题为《对〈九月寓言〉的基本看法》，近3 000字。郑重其事。
从鉴审方式看，鉴审《九月寓言》是秦兆阳以往文学稿件鉴审的自然延伸。秉承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他鉴审作品时，核心指向稿件所描绘的社会生活，可以称为秦兆阳式的现实生活鉴审。对古华的《芙蓉镇》如此⑦，对路遥的成名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也是如此。从《对〈九月寓言〉基本看法》文本看，秦兆阳依然把鉴审的重点聚焦在《九月寓言》所描绘的农村生活，秦兆阳是以散文化小说《农村散记》成名的。可为何终审《芙蓉镇》成为秦的编坛佳话，而《九月寓言》则让他与作者、编辑同事都意见不一致呢？是秦兆阳的现实主义文学编辑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挑战？秦兆阳现实主义的文学编辑思想和实践未能与时俱进，从而从容应对挑战？
何启治说，秦兆阳的“十条意见”中的有些部分，让张炜“看了有些发凉”⑧。这“发凉”意味着编辑家与作家的严重分歧，同样意味着擅长写作农村题材的两代作家之间文学表达的鸿沟。这种分歧甚至比编辑部内部一二审与三审之间的分歧更值得重视，更值得思考。不知张炜感到“发凉”的到底是哪些部分，秦兆阳说：“总之，作品的问题在于：寓言的虚构与生活真实的矛盾；从哲学上讲则是‘抽象人性论’、‘人命意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从政治思想上则是偏颇的思想认识的表现。”[11]793是类似这样的意见虚空、言重了？
让何启治难以释怀的“余波未息”也让研究秦兆阳的后人多少费解。秦兆阳取消了何启治作为常务副主编的终审权，并意欲调离何启治的工作。⑨不关心出版社编辑工作以外的事务，是秦兆阳的一贯作风，他1985年离休时就辞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职务，怎么这时反倒关心《当代》杂志的人事安排了呢？秦兆阳1994年辞世，他辞世三年前的这些行为及思想到底与1990年代初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思潮有何关系？与范继忠博士谈及这一问题时，她主张在1990年代京派文化与海派的不同走向中思考研究。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看，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主体价值及其评价问题
此问题关涉秦兆阳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主体价值、自我评价及其与社会认知的差异。“1994年5、6月间，秦兆阳已重病在身，仍然没有停止他的思考。”其女儿秦晴在协和医院的病床前纪录了他断简残篇式的《最后的歌》。其中说：
趁残烛余光未灭，几句话要对朋友们说说，时代把我做成了一面镜子，照见了一些恶狠狠的正人君子，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动机，对镜子锤击了二十余年，反而使他们原形毕现，逃不过历史的检验。既然我一生未做过什么大事，仅只是这一件就没有白活。虽然是受尽了折磨苦难，总胜于生活得平平凡凡，啊，朋友们再见。[13]263
一声“朋友们再见”，可见他的平静与清醒。80年人生自况为“镜子”，难免不让人费解。其费解在于，秦兆阳一生充满了矛盾，而矛盾的集中表现就在于对编辑家一生从肯定到否定的评价悖论。秦兆阳自己“发现，这几十年竟是在许多矛盾中走过来的。搞写作而不愿以作家自居；是歌颂者却长时间变成了‘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在取消了‘代表性’以后反倒写了一点批判意味的作品；一直不愿意搞编辑工作却一直在使劲地搞编辑工作，甚至在编辑工作上摔了很重的一跤也不后悔”[14]217。“如果一个人必定要有一种头衔的话，我倒觉得‘衔’我以‘编辑’二字更为恰当。”[14]207秦兆阳在临终《最后的歌》中否定了。这就是问题的由来。
与此悖论相关联的还有他无法求解的临终问题。他在《最后的歌》中说：
我经历过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事。有一件最大的怪事，我千思百虑也找不到解释，共产党员，用最冠冕、最冷酷、最残忍的手段往死地里整自己的同志——在党章上，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哪能找得到解释？[13]263
秦兆阳临终问题是他临终时再次强调的问题，而非临终才提出的问题。他1985年7月在《忆侯金镜》的文末说：
我如此不厌其烦地回忆这些，如此细致地怀念一位同志，主要的并不是由于我们之间的“无言的友谊”，而是想提出如下的问题：在战争年代里，经历过那样不可想象的艰苦锻炼，解放以后又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这样的人会是“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要使他终于丢开了那种“明智”，终于忍不住政治的、人格的、人身的折磨？似乎是很平常的人，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业，然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个没有充分发挥才智的人的一生，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典型意义？[14]186
秦兆阳临终问题到底是一个人性问题，还是他所在群体的共同性问题，如果其中难免秦兆阳的个人因素，也因为秦是一位思想者。研究周扬时，李辉就提问：“宗派斗争”“为什么它偏偏在左翼文艺界内部最为严重”？“卷入其中的许多人，本应是战友，因为从事着同一事业，拥有同样的理想，却为何成为无法和解的对手，其矛盾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其它。”[15]158秦兆阳的临终问题表面看来是对自己以及一批文学编辑家、文艺家人生遭际的命运叩问，其实质是对新中国文艺界“宗派斗争”的历史实践反思，更具体地说是从文学编辑的角度对新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深刻反省。王培元在《秦兆阳：何止文章惊海内》的导语中说：“他是把编辑工作，把主持《人民文学》和《当代》杂志的工作，当做一项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不可或缺的事业，来对待、来追求的。这是他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他那代人的共同点。”[16]4秦兆阳说，“凡我主持编辑的刊物，从未忽视文学与政治关系以及文学本身的特点，总是力求掌稳方向”[17]245。为何偏偏是他这样一个自觉追求而又做事谨慎的人有此遭遇尔后发出世纪慨叹？如果说，秦兆阳因早年出身贫寒而个体有某种性格缺陷，那么为什么韦君宜与他总体而言人生走向与思想轨迹相似？
秦兆阳的反思方式带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共产党员，用最冠冕、最冷酷、最残忍的手段往死地里整自己的同志”是他亲历和亲见，不用怀疑其真实性；秦兆阳寻求理论解释的对象是党章和马克思的著作。这并不仅仅是他“板大”性格的体现。作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作为终生信奉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家，他除了党章和马克思的著作，又可以再从哪里找更权威的解释？领袖教导、上级文件反复指示要理论联系实际，历经那样的现实后，他能不从深层探求理论的解释？找不到解释的结果意味着理论与实践脱节？面对亲历的历史却找不到权威的理论依据与历史逻辑性解释，他困惑了，他因此要将其作为“最后的歌”的音符唱出来。
秦兆阳是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典型代表。他这一代编辑家在中国近现代编辑出版史上的代际划分问题在本文中不再展开。其代际特征是鲜明的：青年时正当抗日战争投奔延安走向革命；建国后走向编辑出版工作的领导岗位；人生的盛年期与共和国的历史共沉浮共命运。秦兆阳“临终”问题、“镜子”问题既指向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主体价值，也从一个侧面较典型地表现了他们的群体特征。龙世辉从编辑岗位退休后，也认为“没一丝美好的回忆”[18]183。还可简要平行比较的是：当秦兆阳以《农村散记》闻名文坛时，韦君宜以《中国青年》总编辑身份活跃在新中国的思想、舆论阵地；1957年，秦兆阳执行主编《人民文学》受批判，韦君宣主编《文艺学习》被停刊；晚年韦君宜留下《思痛录》，秦兆阳“临终”问题、“镜子”问题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思痛录”，一样凝聚了批判和反思精神。于此值得追问的是，经历“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后，秦兆阳、韦君宜是否还有继任者，他俩是否已经成为新中国编辑出版家中最后的思想者？如果一个编辑家、出版家个体没有思想者的底色，这样的编辑家、出版家以及作为他们行为结果的出版物该是怎样的形态和风貌？如果一个时代的编辑家群体不以思想者为底色，不追求其独立性思考与选择，那么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出版文化该是怎样的思想文化形态？怎样的历史文化价值？这才是秦兆阳、韦君宜等新中国第一代编辑家、出版家以其一生的矢志追求留下的世纪问题。有学人严正地倡议“回应韦君宜”⑩，出版界、出版理论界义不容辞应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有所应答。
镜子的功能是反照，是映现事物的面目以观照、观察、分析事物。沉思冷静如秦兆阳，竟想到以此自况。这与他们那一代编辑家身处文学与政治漩涡中心的编辑职业不能说没有联系。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期刊主编更是以期刊为核心而展开的诸多社会关系的焦点。提出秦兆阳“镜子”说意在启迪后人认识以他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启迪后人开展秦兆阳的人物关系研究。
四、编辑家研究的结构化方法
检视十余年来编辑家秦兆阳研究的成果，以几近停滞、零碎无力来评价当不为过。其表现是，除秦兆阳逝世后一批作家、编辑同事撰文回忆之外，很少见到较深入系统的研究文章。文学界、编辑学界似乎淡忘这一人物及其曾经的社会焦点。这可以视如历史与时间的无情淘洗，如将其视如历史理性，难免一叶障目，则不能不是编辑出版学的学科悲哀。其背后缺失的是编辑家研究方法的理性自觉。因为出版学作为新兴学科没有系统成熟的理论，诸多学人忽略了秦兆阳、韦君宜这样在新中国出版史上显著而典型的理论话语对象；因为基本没有编辑出版人物研究范式，在感知到秦兆阳、韦君宜之后又于系统、精当的理论阐释失语。
编辑家研究，就学科性质而言应该属于出版学中编辑史学领域。编辑家是编辑人的理想的人生目标，属于编辑人的高端层次。编辑人培养和素养构成等属于出版学的一般理论领域。就此而言，编辑家是出版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是指有自觉的编辑思想、编辑理论的编辑实践活动主体，编辑家研究是出版学中诸多概念交集、命题关联的关键性研究领域。编辑家研究在目前的学科认知中属于出版史学与一般出版理论的交叉地带。处于初创阶段的编辑家研究范式的摸索、构想特别需要历史与理论的深度结合。
编辑家研究应该采取结构化方法研究“书和人和我”的互动关系。“书和人和我”是编辑家陈原晚年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一部出版评论集的书名，凝聚了他一生对编辑出版活动的社会学思考。我主张将此导入作为编辑家的研究方法。编辑家的结构化研究在我看来与“书和人和我”的研究方法是等义语，主张系统而不是孤立地，多维、立体而不是单维、平面地研究编辑家；基于社会—时代环境，全面把握以编辑家为核心的编辑家与作家、编辑家与出版物之间的社会文化关系。这一结构化方法的第一层面，要锁定社会—时代、编辑家、作家、出版物等四个结构要素，主要研究编辑家与作家的互助合作关系，编辑家与出版物的创造关系，社会—时代对编辑家、作家诸活动的同步影响和制约关系。第二层面则在明确第一层面的结构要素及其关系的基础上，以结构要素为单位，循其内在机理进一步剖析、分解，以求研究的层级深入。
“人和我”的关系落实到秦兆阳研究中就是以秦兆阳为中心的人物关系。这实际是文学期刊、文学期刊主编的社会关系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侧面。既有编辑学的一般理论的普适性，也有编辑历史研究的特殊过程性。抽象地看，人物关系研究有秦兆阳与作家、秦兆阳与编辑、秦兆阳与读者等三种类型。秦兆阳与编辑的专题可以以《人民文学》和《当代》为中心展开两个系列：前者借以研究1950年代的文学编辑工作，具体可以以秦兆阳与严文井、葛洛、李清泉等为对象，后者借以研究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学编辑工作，秦兆阳与韦君宜、龙世辉、孟伟哉、朱盛昌、何启治等较值得关注。秦兆阳与作家的专题较为繁复，在1950年代的作家中，值得研究的有秦兆阳与肖也牧、侯金镜、陈登科、杨沫、刘宾雁、王蒙等；在1980年代的作家中，值得研究的有秦兆阳与程树臻、路遥、蒋子龙、陈国凯、李国文、张炜等。这方面的研究目前殊为薄弱，急待开垦。其研究指向依据其关系形态在文学创作、文学编辑等方面可以有所侧重，既显示编辑家社会关系形态的多样性，又显示社会变迁背景下编辑工作形态及其编辑与编辑、编辑与作家关系的变化。
在秦兆阳的人物关系研究中，秦兆阳与文艺界领导人的关系研究尤其值得重视。他主持《人民文学》时，兼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两种身份的重叠促成了他期刊主编与媒介高层管制者的结合，形成了其他编辑家很少产生的社会关系。这一关系的维持时间很短，此后其身世较为惨烈，但终究是秦兆阳一生的关键时段，因而秦兆阳与邵荃麟、周扬、刘白羽、张光年、林默涵等文艺管理部门负责人的关系研究尤显分量。
“书和人”的关系落实到秦兆阳研究中就是以秦兆阳为中心的编辑家与出版物的创造关系。出版物作为编辑实践活动的产物，是编辑思想和理论的物化。从《人民文学》到《当代》，是秦兆阳编辑生涯的物化表征。
编辑家的主体地位无疑是把握编辑家与出版物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展开编辑家与出版物的创造关系研究时，媒介性质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参数。这涉及到秦兆阳研究中他作为一个编辑家及其成就的关键选择的评价。平反以后是回中国作家协会还是调人民文学出版社，秦兆阳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不整人为依据选择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这首先是认可社长严文井、总编辑韦君宜的为人，很可能这其中还有秦兆阳对《人民文学》和《当代》的期刊性质的考量。对《人民文学》作为机关刊的编辑个性、期刊个性的追求，秦兆阳有过广泛而深刻的思考，且进行了系统筹划后的改革、尝试，其经历刻骨铭心，其思考能没有领悟甚至顿悟？于此，可以导入一个假设：假如秦兆阳1978年回《人民文学》而不是到《当代》，他编辑生涯诚然延续了，能否取得《当代》那样编辑成就的高峰？即使排除“作协”旧领导等个人恩怨因素，《人民文学》继续作为中国作协的机关刊，能不对他的编辑思想及其深化有所制约？《人民文学》作为月刊的期刊体裁，作为以短篇作品为主的刊物，能不对他的编辑实践有所限制？至少《人民文学》不像《当代》这样自如地书刊互动。
《人民文学》《当代》是中国当代期刊文化的高峰，由于中国作协机关刊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办期刊的媒介性质不同，秦兆阳因两个刊物而发生的时代关系、编辑关系不同，其期刊意义显然有异。秦兆阳主编的《人民文学》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处于建国初期，包括作家在内的社会总体文化水平较低；秦兆阳主编的《当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处于拨乱反正、生机勃勃的历史新时期，文学大国中的作家社会地位也较高。以此时段和媒介性质的交叉视角观察，以出版物为中心的编辑家与作家的互助合作关系、编辑家与媒介建构成型的实践关系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正是秦兆阳研究中最有魅力的部分之一——新中国文学关系、媒介关系的变迁。主编《人民文学》，秦兆阳改稿甚多，所发稿件几乎无稿不改，但主编《当代》则主要是思想引导，方向把握。从宏观上把握这种转换，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秦兆阳与作家的关系，从而把握社会变迁、出版业发展。
以秦兆阳为中心的期刊主编与期刊出版物关系的研究显然不能局限于人与物两个维度，还要由此探究其背后的深层意义，探究期刊凝聚的时代风云与思想积淀。就时代风云而言，1956年，秦兆阳呼唤《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那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响应党的号召而谨慎歌唱。1979年，在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年头，为告示秦兆阳的平反复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发表秦兆阳《现实主义——艰苦的道路》。主编《当代》以后，他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依然表白“要做真正的歌德派”：“我们通过批判来歌颂，通过歌颂来批判！”[5]287现实主义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主线，《人民文学》《当代》是引导、推动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重镇，秦兆阳在两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先后执掌这两大重镇，并开创了这两个刊物的黄金时期。在这一点上，尤其值得提出来探讨的是秦兆阳作为主编的个人思想与他所主编的期刊的个性关系。秦兆阳担任两刊主编，是历史选择了秦兆阳，反过来说，是秦兆阳及其思想、思考塑造了《人民文学》和《当代》。主编《人民文学》时，秦兆阳的思想以“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为核心为标志，求索之，呼唤之。主编《当代》时，秦兆阳的思想核心是什么呢？到底该如何看待秦兆阳1980年代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思考，以及人性和人道主义在秦兆阳后期编辑思想中的地位。从家属最近披露的材料看，秦兆阳在1980年代就开始着手，想系列地写有关人性探讨的理论文章，去世前一年大病出院后，又是拉开架势铺开摊子写。(11)因为总不如意，秦兆阳才迟迟没有拿出来发表。如果说秦兆阳的“临终”问题与韦君宜一起“思痛”，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深思，则秦兆阳与周扬同步、同气相求？超越文学编辑的操作，超越文学而直面人性，秦兆阳、韦君宜、周扬则是殊途同归。其中隐含着秦兆阳、韦君宜等新中国第一代编辑家经历、思想、精神的关键密码，构成了新中国第一代编辑家共有的精神现象，甚至成为一个建国后文学思想史的基本问题。以此为切入口或许能取得秦兆阳、韦君宜研究的重要突破。期刊的个性魅力来自期刊主编的成熟思想，《当代》的厚重深广首先是主编秦兆阳及其编辑群体思想更为深广了。由文学思潮到文学期刊，由文学期刊到期刊主编，由主编实践到主编理念，由“广阔的道路”到“艰苦的道路”，如此层层深入，当不难看出秦兆阳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编辑史的缩影意义，当不难感悟到秦兆阳作为中国编辑家的个案研究价值。因此，以秦兆阳为中心研究《人民文学》和《当代》，就不再是一般性地研究两大名刊在中国当代出版史期刊史上的地位，而在于(一)秦兆阳与两刊关系研究，(二)文学期刊形态变迁与秦兆阳文学编辑思想、实践变化研究，(三)基于前两者而形成的秦兆阳文学期刊思想与期刊成就研究。
在“人和我”、“书和我”的基础上再对秦兆阳自我的研究应该就水到渠成了。作家、文艺理论家与编辑家合一的三重世界构成了秦兆阳的主体风貌，这是秦兆阳区别于他那一代编辑家中的其他个体的鲜明社会身份特征。明确其三合一的身份有助于从三个不同维度全面把握编辑家秦兆阳：“深入研究并积极倡导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是贯穿他编辑生涯的鲜亮红线。以丰富的现实生活积累为基础，以深入系统的文学理论、文学编辑理论为指导，引导全国文学创作，推出新人力作是他编辑工作的主体特征。”[19]
路遥曾称“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诚为值得理论详解的比喻。王培元以为，秦兆阳“一生的荣辱、悲喜与沉浮，简直折射着一部波诡云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6]4，值得认同。秦兆阳的一生确实是中国当代文学编辑史的缩影。从社会—时代对编辑家、作家诸活动的影响、制约关系可以解读秦兆阳作为一个文学编辑家的时代悲剧，可以解析秦兆阳折射中国当代文学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编辑史缩影的内在机理。秦兆阳是中国当代文学编辑史、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悲剧人物。其悲剧的社会根源、个人禀性、悲剧意义，因视角、方法乃至学科的差异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与阐释，但有两点当无疑义：悲剧性是秦兆阳作为文学编辑家的重要特征，秦兆阳的悲剧不是其个人悲剧，而是出版社会悲剧。其个性其魅力在于其与环境的反差，个体操守追求与所处群体的不和谐等。回避这些矛盾和差异无以全面地理解把握秦兆阳，也难以充分展现秦兆阳作为文学编辑家个案的研究价值。面对秦兆阳的一系列可惊可叹的悲剧性遭遇，只能紧紧抓住社会—时代与编辑家的互动关系，才可以求解。在回归历史语境的前提下，遵循本体论与方法论统一的研究理念，磨合的理论工具当首选社会学或者说文学社会学、编辑社会学。以新中国社会变迁为视角考察编辑家秦兆阳，既可能别开洞天，也可能察微知著，甚至迭出新见。
①秦兆阳《对1958年问题的申辩》，未刊稿，秦晴提供。
②秦兆阳《对1958年问题的申辩》，未刊稿，秦晴提供。
③关于《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写作发表经过，秦兆阳有口述材料专文说明。就笔者所见，涂光群写的《求索的苦果——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出世前后》是公开发表的书刊中交代甚详的。见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52—360页；又见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146页。
④该文后收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林默涵文论集(1952-1966)》。
⑤秦兆阳《对1958年问题的申辩》，未刊稿，秦晴提供。
⑥何启治《是是非非说“寓言”——张炜著〈九月寓言〉缘何与〈当代〉失之交臂》，见《出版史料》2004年第2期，《上海文学》2005年第5期，后收入何启治《世纪书话——我和当代长篇小说的偶合机缘》，见宋应离等编：《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6页。
⑦秦兆阳曾回答李频的问题时说：“编辑鉴审，关键是编辑要有生活，要懂创作。龙世辉汇报时谈到，李国香与芙蓉姐谈话算她赚了多少钱(见《芙蓉镇》第二章《山镇人啊》、第三节《女人的账》)这种生活我见得多了。这写得很真实。我发表作品都从生活出发。”见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的编审历程》，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⑧何启治《世纪书话——我和当代长篇小说的偶合机缘》，见宋应离等编《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5页。张炜在《朋友与书和出版社——记〈秋天的愤怒〉〈古船〉和〈九月寓言〉〈家族〉的写作和出版》一文中谈及《九月寓言》时说：“启治在九一年夏天带《当代》编辑清波来了龙口。他们日夜看稿子，当即完成终审，决定发表在《当代》第五期上，同时出版单行本。”“后来没成。启治上一级的领导又看了一次他们带回的稿子，不同意就这样发表。主要意见，一是农民生活写得清苦单调，光写地瓜，应该添上五谷；再是这本书不是‘寓言’，要按真正的寓言来修改才好。特别指出要抽调‘忆苦’一章。我有些心疼，就改投了《收获》。”见《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⑨何启治说：“‘常务副主编’已有名无实，我的终审权被取消了”，“这就意味着，只要老秦当着《当代》的主编，我便不可能留在刊物编辑部工作了。”何启治《世纪书话——我和当代长篇小说的偶合机缘》，见宋应离等《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6页。
⑩参见邢小群、孙珉编《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1)据秦晴向笔者出示的秦兆阳未刊稿，有写于1980年代的《“人学”初探》《人学十二证》近2万字，写于1994年1—3月的三个无标题篇章，2万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