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欧政策初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欧政论文,策初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印度对欧政策的政治传统与次大陆殖民地历史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尽管从任何意义上说，当年的独立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仇恨情结因时势的变迁早已荡然无存了，但殖民地历史所遗留的影响依然渗透着今日印度的各个领域，从议会民主政制到司法审判体系和精英教育模式，欧洲文化的深刻影响可以说随处可见。这构成了印度对欧政策的底蕴， 使印度在和欧洲打交道时比较地有自信，如瓦杰帕伊总理2002年10月出席在哥本哈根举 行的“第三次印度—欧盟工商高峰会议”时所宣称的，“支撑印度—欧盟伙伴关系的是 印度和欧盟间存在的一种基本的对称和某些核心的价值……正是这些政治价值促进了我 们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注：Address by Vajpayee at the 3rd India-EU Business Summit at Copenhagen,published by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India,March,2003,New Delhi.)尽管如此，印度对欧洲政策，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对欧 盟的政策，却存在着某种选择的可能性。
就印度而言，与欧盟打交道在政治上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印度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 与欧盟的关系是它的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所谓世界政治多极化进程的一个环节 。印度认为印欧的历史传统关系可以发挥现实的作用，正在成长壮大的印度有资格也有 能力与欧盟这个超国家组织合作并互相支持，即瓦杰帕伊所称的“基本的对称”，谋求 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极”。其二是印度作为南亚地区居主导地位的大国，在考虑与欧盟的关系时可能也必须考虑到南亚的地区性合作组织的地位与作用。1985年成立的南亚地 区合作联盟(南盟)是南亚惟一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也是真正与欧盟对等的对话伙伴，但 迄今并无类似“亚欧会议”这样的机制。印度作为南盟的领袖国家，是否应领导南盟推 动与欧盟的关系，将此作为政策的优先考虑呢?或者由于南盟本身的合作进程缓慢，印 度无需考虑地区间的合作，而将重点放在自身的努力上，推进与欧盟的关系，以谋求实 现印度的战略目标。这在政策上似乎有选择的空间。本文拟从政治层面入手，分析印度 对欧政策的目标和影响。
印度的全球大国地位与对欧政策
印度的全球大国情结可谓渊源久远，是印度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政治传统之一，甚至可以追溯到印度独立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各种事务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例如二战中英美空军曾利用印度的空军基地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战场。这些历史事实使得早在独立前，印度民族主义领袖便对印度应获得大国地位这一点深信不疑。而且，作为第一个从欧洲殖民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亚洲国家，印度又具有某种天然的责任感，要成为亚洲的领袖和全球大国，这在尼赫鲁早期的演讲、著作和外交活动中表露无遗。但印度的实际国力与希望达到的目标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有学者认为“印度寻求大国地位的努力是在1998年的核试验后才获得实质性意义的”(注：Balder Raj Nayar & T.V.Paul,India in the World Order,Chapter 1:Introdu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UK,2003.)，这也从某种意义 上解释了核试得到印度国内广泛支持的原因。
印度以有核国家的身份进入世界大国体系面临着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印度进入大国体系的努力与现存的国际体系是否存在着冲突?如果存在的话，冲突的根源是什么?欧盟作为西方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核心，也是印度谋求大国地位进程中必须打交道的对象。欧盟主要国家虽然并无美国这样的重要地位，但对印度来说，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印度核试后面临西方国家的普遍制裁，标志着印度的努力与国际体系是有冲突的，印度极力主张的价值认同和传统关系并没有起到印度所期望的作用。因此，排除印度在迈向大国进程中面临的障碍成为了印度对欧政策的政治基础。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审视，印度不可避免地把西方对它的制裁看作现存的国际体系要阻止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美国学者乔治·里斯卡认为，大国要阻止企 图获得大国地位的国家的崛起，采取的政策通常有三种，即“遏制、卫星化和妥协和解 ”(注：George Liska,“The Third World:Regional Systems and Global Order”,in Robert E.Osgood (eds.),Retreat from Empire,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326.)，而西方的制裁政策正是遏制的十足体现。印度所要 努力去做的就是使这种遏制政策转化为妥协和解政策，其中欧盟的态度具有相当重要的 意义，而印度对欧盟的政策则既要利用印欧的传统关系，也要使欧盟充分意识到印度的 现实地位。
印度的现实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国际政治中算不上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既包含 了印苏关系中印度地位“卫星化”的现实，也反映了印度经济成长缓慢、国力乏善可陈的事实。但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印度审时度势，抛弃了所谓的混合经济 模式，走上了经济改革的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特别是在信息产业及一些高科技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在军事上，印度的预算 开支比重在世界诸大国中是比较大的，已成为先进常规武器的最大买主之一，而发展战 略威慑力量更是印度政治精英关注的焦点。这些都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基辛格早在1994 年就预言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为包括印度在内的六个大国所主宰。亨廷顿则认为在今后 10年“印度可能进入经济快速成长时期，从而成为影响世界事务的有力争夺者”(注：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4,p.23—24；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6,p.121.)。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顿则指出，印度和欧盟都处在向超级大 国发展的道路上(注：Johan Galtung,“On the Way to Superpower Status:India and the EC Compared”,Futures,24,November 1992.)。1998年印度决然走上核开发道路 ，为这些预言做了最好的注脚，使西方警觉地意识到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挑战者。西方 认为印度的崛起是有一些硬指标的，如世界第二大人口，第四大军队，以购买力平价计 算的第四大经济体，第八大制造业，仅次于美国的高科技人才资源等。印度的发展潜力 是加入世界大国行列的物质基础，但西方没有把握的是印度将以何种方式加入。印度与 巴基斯坦的传统冲突表明印度在事关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有使用武力的倾向，那么发 展战略核威慑力量以取得世界大国地位的目标又蕴涵着什么意义呢?尽管印度总是标榜 其对欧政策的政治取向一致，但欧洲大国在冷战后似乎并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因此并不 认可印度打破核垄断的努力，而认为印度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阴影是存在的。这与西方 对中国的崛起抱有的怀疑在性质上是类似的，从而构成了印度与西方冲突的根源，其中 欧盟是重要的一环。
印度在构筑与欧盟合作关系时充分利用了传统的联系，特别注重双方对话的机制化建设。如由印度总理和欧盟主席参加的印度—欧盟首脑会议，讨论印度与欧盟加强交流的 印度—欧盟圆桌会议，印度—欧盟外交事务部长级会议，印度—欧盟联合委员会，以及 负责双方政治对话的高级官员会议等。这些机制性的建设在发展印欧关系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使印度在核试后面临西方国家几乎是一致的制裁时得以逐渐打开缺口。九一一 事件后，印度利用西方的反恐需要，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立场，使自身的利益与西方的 需要融为一体，从而为印度的核国家身份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以美国为首包括欧盟的 西方世界欢迎印度的立场，作为回报，西方国家取消了核试后施加的制裁，并且开始越 来越关注印度的全球地位和作用。在欧盟发布的“2002～2006年国家战略文件”中强调 指出“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排名第四，印度已进入自1980年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国 家的行列，其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令世界瞩目。”而白宫于2002年9月发布的“国家安 全战略报告”则把印度列为美国最需要处理好关系的三个大国之一，其排名甚至在中国 之前。
印度的对欧政策在政治上的实际成果之一是在南亚地区的传统冲突中欧盟越来越重视印度的立场。2002年印巴军队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两侧高度对峙，欧盟做出了在印度看来是积极的反应，除了派遣高级官员斡旋外，欧盟还公开要求巴基斯坦停止对越境武装分子的支持，致使国际舆论在危机时刻向印度倾斜，印欧战略伙伴关系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注：巴基斯坦也已充分意识到印度对欧政策在这方面的进展，因此穆沙拉夫总统在2003年6月访问华盛顿取得布什总统对他的支持承诺后，旋即对欧盟主要大国英德法进行了访问，意在阐述巴基斯坦的政策目标，在印巴新一轮对话已然启动的背景下，希望得到欧盟的理解，使欧盟不至于过于偏向印度。)。而且，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它的对欧政策目标也远远超出了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考虑，这是与印度的全球大国地位密切相连的，印度希望欧盟支持其进入世界大国体系。2003年10月，印度外长辛哈在参加印欧部长级会议并遍访欧洲主要国家的首都时，一再强调印欧相同的价值观在政治上的无比重要性，为了突出此点，甚至不惜贬低中国，以显示在新的国际政治秩序中印欧合作的重要性(注：例如，辛哈外长在对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声称“印度与欧洲的价值认同使得双方可以毫无障碍地讨论包括人权问题在内的一切政治问题，而这是欧洲不愿意和中国讨论的。”笔者与印度学者讨论过这位外长的说法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意思，印度学者似乎都含糊其词。)。印度突出价值认同和传统联系，以降低其实力相对较弱的重 要性，显示出印度在走向世界大国进程中充分利用外交资源的企图。相似的手法也见于 其对美外交中，尽管从目前世界政治格局看，瓦杰帕伊声称的印度与欧盟的“基本对称 ”关系应当说是夸大的，或者说是印度一厢情愿的看法，但是印度的国力增长确实是比 较可观的。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对欧政策
南盟是南亚地区惟一的地区一体化合作机制，也是真正与欧盟“对称”的地区组织。与欧盟不同的是南盟成员国之间既没有同一的宗教，文化与价值观也有很大差别，在地区一体化程度上更谈不上有紧密的纽带。在地区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盛行的大背景下，在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南亚，区域合作进展缓慢构成了一个突出的现象。推动南盟成立的是一种危机意识。1980年时任孟加拉国总统的拉赫曼首先提出了建立地区合作组织的倡议，旨在联合起来共同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对非石油生产国的负面影响。但由于 南亚主要大国对地区合作缺乏兴趣，因此该倡议迟迟得不到响应，一直到了1985年才在 非政治化的前提下受到重视，南盟得以建立，即南盟内部将不讨论双边的和有争议的问 题，以摆脱印巴冲突的阴影。
南盟成立将近20年，但进展缓慢。虽然南盟成立之初就把可能导致联盟解体的双边问题排除在外，但作为南亚地区的主要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冷战结束后一再出现的剑拔弩张状态不可能不影响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倡议。换言之，主要成员缺乏政治互信是这个以经济合作为主旨的地区组织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此外，七个成员国之间严重的非对称也是地区合作难以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这涉及印度在南盟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南亚地区的首要大国，印度本应在地区合作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但事实上却相反，印度一贯热衷于推动印度与其他地区合作组织如欧盟和东盟的合作关系，这是比较奇怪的现象。印度前外交秘书、资深外交官迪克西特对此解释为“尽管印度支持地区合作，但印度的邻国对印度都存在着担心，这使印度在机制性安排方面不去提任何建议，因为印度预期如果由印度来倡议会引起邻国的怀疑甚至抵触。此外，印度对拉赫曼的建议也有疑虑，认为这样的地区组织可能成为南亚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印度的一个论坛。”(注：J.N.Dixit,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Neighbors,p.341,Gyan Publishing House,New Delhi,2001.)但印度的困难在于，如果印度拒绝地区合作的机 制性安排，将损害印度一向自诩的南亚地区民主大国的地位，在国际上恐怕难以给出一 个合理的解释。因此，印度最终参与南盟的决定是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做出的，这客观 上也决定了印度不会去做很大努力来推动南亚的地区合作。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印巴 关系恶化，南亚地区合作进程因而陷于停顿，一年一度的首脑会议把很大精力放在劝和 印巴上，难以讨论实质性的经济问题，尽管每次会议都有一些协议出台。这和世界其他 地区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蓬勃发展的地区合作形成鲜明的对照。
由于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缓慢，欧盟对该地区的关注主要在政治领域，特别是关注印巴间的潜在冲突和有核化进程。欧盟大国与南亚各国存在着各种传统的联系，如果南亚能够用一个声音来表达它们的主张的话，南盟的成立将给这种传统关系增添新的活力，创造经济合作新的可能性。但这恰是南亚的难点，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的政策和行为。由于前述理由，印度没有起到主导南盟的作用，而是致力于发展其与欧盟的关系，并在90年代后期以来把重点放在经贸领域，这导致出现了印度学者描述的消极情况，“尽管西欧大国对南亚讲了诸多漂亮言辞，但基本的事实是南亚没有成为欧洲核心利益地区，也不是危机管理的重点，甚至也不是供应原料因而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注：H.S.Chopra,“European Policy Options:An Indian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of India,Vol.9,Deep & Deep Publications,New Delhi,1992,p.18.)九一一事件以后，印巴局势出现了重大的动荡。 2001年12月13日印度议会大厦遭身份不明武装分子袭击，导致印度在克什米尔实控线部 署大量军队，用战争手段解决印巴分歧的呼声在印度国内一时甚嚣尘上。欧盟的南亚政 策便更为关注印巴间大规模冲突的可能，致力于调停劝解，欧盟及英法大国纷纷派遣特 使赴新德里和伊斯兰堡，在这样的背景下，其他南亚国家在欧盟的南亚政策上无疑是被 边缘化了。
2004年1月在伊斯兰堡召开的第十二届南盟首脑会议达成了《南亚自由贸易协定框架条约》，规定成员国从2006年起逐步降低关税，朝地区一体化方向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因而被孟加拉国总理齐亚评价为南盟历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会议。值得注意的是，这次 会议又是在印巴自2003年5月启动的和解对话进程取得相当进展的背景下成功召开的， 这似乎预示着南亚地区合作有望走出印巴对峙的阴影，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而在一个比较成熟且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南亚地区性机制中印度的地位显然是举足轻重的 。印度是否以主导国家的地位推动南盟与其他地区组织的关系呢，比如促进南盟与欧盟 的对话，甚至谋求建立某种类似亚欧会议那样的机制?印度的观点是“南盟首先必须在 互补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比较务实的框架，根据互利的实质性事务提出有关合作的现实 条件。南盟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南亚国家是否能够从这方面启动，然后进一步产生具体的 互动。在这方面，南盟必须对照其他地区集团的经验，了解是什么因素产生了有效和稳 定的地区合作。”(注：J.N.Dixit,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Neighbours,p.34 2.)因此，从印度的观点来看，尽管南盟近年来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起色，但南盟尚 未做好使其能以地区集团的身份与其他地区集团建立密切联系的准备。从政策上说，这 也意味着印度仍然觉得它在与欧盟打交道时尚不需要考虑南盟的地区组织因素。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也会决定印度在南盟中的立场和态度，那就是其他成员国与印度在地区安全和战略考量上是否可能达成共识。印度认为不丹、尼泊尔、马尔代夫等小国与印度没有大的分歧，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对印度的看法是印度必须时刻加以关注的。90年代中后期以来，印度推行的所谓“古杰拉尔主义”在改善印度和其邻国的关系上有一些积极的成果，但并不足以彻底扭转它们对印度在南亚“称霸”的疑惧。由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是南亚仅次于印度的大国，因此印度认为在没有完全解决与它们的双边问题前，印度不可能领导南盟前进，相反，这些国家会谋求制衡印度地位的对外政策，因而它们参与地区合作的意愿也是有限的。
由于上述种种因素，印度没有在南盟发挥一种主导的作用，南盟本身与欧盟的合作也非常有限，主要局限在某些经贸领域，如南盟与欧盟1996年达成的“行政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迟至1999年才由第26次南盟部长级会议授权秘书长与欧盟讨论合作的具体领域，包括协助南盟成员国了解进入欧洲统一市场的途径；如何执行欧盟针对欠发达国家 的普惠制规则如原产地的累积规则(cumulative rules of origin)；为南盟自由贸易区 (SAFTA)的建立吸取欧盟的经验等。迄今为止，欧盟与南盟的合作重点主要是在帮助南 盟成员国利用普惠制的规则开展贸易，如2002年2月至3月，欧盟在南亚国家的首都和主 要城市召开了一系列关于普惠制规则的研讨会，邀请工商业界人士和政府官员参加，介 绍欧盟的相关法律和税制等等。这类活动当然有利于南盟与欧盟的合作，但和印度已经 与欧盟建立的形式多样的双边机制比较，南盟作为南亚地区的一体化组织，在与欧盟建 立合作关系方面，显然要远远落后于印度的活动，从中可见印度的政策选择仍然是大力 推进与欧盟合作的双边关系，对本地区的合作进程似乎并无积极的态度，也无意在南盟 发挥领导作用推进本地区加入全球体系的进程。正如瓦杰帕伊所称，印度与欧盟是“基 本对称的”，印度既然无力解决其与巴、孟等其他南亚大国的双边政治问题，当然也无 意来整合南亚地区，发挥领导作用。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南亚国家，印度近年来经济 发展势头较好，从而也越来越注重贸易和经济合作，这在印度的对欧政策中成为重要的 组成部分。
经济利益：对欧政策的重心
印度国民经济发展近年来有一些亮点。据统计，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786亿美元，实际增长率为6.4%，为2000年以来的最高增长率，通胀率保持在4%左右。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较快，达到1270亿美元，但有赤字，大约在160亿美元，外汇储备则达到创纪录的930亿美元(注：Country Report December 2003,India,by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London.)。外贸额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2%，经济发展对 外贸的依存度也相当高，尽管绝对值仍较低。以单一国家来衡量，美国是印度的最大贸 易伙伴，2002年印度对美出口占总额的22.9%，高居首位，进口稍平衡一些，但美国也 占8.0%，比其次的英国、比利时、新加坡等都略高一些。但把欧盟15国作为一个整体， 则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略超过美国，进口则在20%以上，远高于美国。虽然印 度经济总体上不是外向型的，但在经济发展较快的背景下，印度的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 合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因为正如所有处于经济起飞前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印 度需要资金和技术，其中欧盟作为最发达经济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印度政府对欧盟在 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有着充分的认识，如外长辛哈所认定的那样，“欧盟成功启动欧 元，成员国将再增加到25个，人口将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而且更重要的是，欧洲是科 技发展的前沿，欧盟大力促进科学研究和发展，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这都使欧盟在全球 范围内的影响更加深远。”(注：《印度与欧盟的关系》，载《南亚资料与研究》2003 年第6期。)
印度致力于推动与欧盟的经贸合作，非常注重机制化、制度化的建设，并充分利用与欧盟的良好政治关系。如每年一次的印度—欧盟首脑会议，印度政府首脑必定要做热情洋溢的演讲，充分肯定双方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与价值认同，尽管这类对话机制真正要落实的往往是经贸合作。除了高峰会议外，布鲁塞尔和新德里还互派了常驻代表，负责具体的操作。这类机制对促进双方的经贸往来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如出席2003年11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四次印度—欧盟工商高峰会议的，除印度总理和欧盟主席外，还有双方 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多达350人。会议达成了把印欧贸易从目前的270亿欧元提高到2008年 的500亿欧元的目标，五年内把贸易额约翻一番，印度承诺要在修补世贸组织坎昆会议 上造成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裂痕方面做出努力。印度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在这方面的承诺对欧盟来说具有很实际的意义。农业补贴和农民问题仍是影响印度国 内政治的重大因素，印度恐怕不会在事关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轻易做出让步。但印度 要和欧盟合作的愿望是明确的。
印度对欧盟在经济上的期望较高。从统计上看，印度从欧盟的进口主要是机电制成品，包括高科技产品，此外，印度也是法国“幻影2000”战斗机的主要客户之一。欧盟在核开发方面有着非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印度核试后，欧盟对印度也实行了制裁。九一一事件后，随着美国带头取消了对印度的所有制裁，欧盟与印度在这方面的合作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印度对参与欧盟的高科技计划有着极大的兴趣，已决定向欧洲航天局的“伽利略计划”提供高达3亿欧元的资金，从而成为该计划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毋庸讳言，无论是民用核技术还是航天技术，对急于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印度来说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在产业合作方面，印度对欧出口的最大宗产品是纺织服装和鞋类及原料矿产品，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并无二致，因此印度急需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来提升产业结构。而在这方面印度有较大弱点。其一是投资环境不良，其二是关税壁垒较高。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克里斯·帕顿(彭定康)在第四次印欧工商峰会上评价印度商业环境时指出，欧洲企业家发现，“印度是很难做生意的国家，在人们心目中，印度这方面的声誉并不好，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印度的关税远高于国际标准。”(注：The Nation,November 29,2003,Economy/Business,p.17,Islamabad,Pakistan.)综观印度在引进外资对外合作的相对落后，以及外国投资者屡屡受挫的现实，帕顿的评价是客观的。欧盟认为，尽管印度自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在降低关税、开放市场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印度政府出于国内政治考虑，仍为了保护国内产业而推行保护主义政策。欧盟官员警告说，由于这个原因，欧洲企业家在做投资决策时往往更倾向于中国。
印度与欧盟经贸合作的前景还是比较好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印度与欧洲大国的传统关系仍然在发挥一定的作用，使印度与欧盟在政治上有着较多的共同语言，也使欧盟对次大陆形势的发展比较关注。例如，2003年以来，印度在推动印巴对话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得到了欧盟的赞赏，并在印巴和平进程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得到了欧盟的全力支持。印度在欧洲的形象因而得到很大提升，有望获得正在崛起的负责任大国的地位。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印度进一步利用现有的印欧对话机制推动经贸合作。
其次，印度近年来在信息产业方面做得很出色。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印度的软件产业跨入世界领先地位，成为印度与发达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2003年，印度软件和相关服务出口达到9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0.4%(注：张宁宁：《软件金三角的崛起》，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2月19日。)，已成为印度最大宗出口产品。印度的优势主要是人力资源成本低廉且素质较好，这对信息技术产业相对落后、人力成本高昂的欧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将使越来越多的欧洲跨国公司把自己的软件开发和管理外包给印度的信息产业集团。
再次，尽管西方跨国公司对印度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有很多抱怨，但印度市场的巨大潜力仍然对它们有吸引力。此外，印度政府为吸引外资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也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包括逐步降低关税、改善外贸体制、实行货币相对自由兑换、建设出口加工区等等。欧洲大企业也纷纷登陆印度，如法国的里昂证券在印度苦心经营多年，现已成为印度证券市场上首屈一指的外国金融公司。该公司负责新兴市场的总裁认为欧洲最看好印度的银行业、医药业、信息技术产业和零售业(注：张宁宁：《软件金三角的崛起》 。)。这表明欧洲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将不仅限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投资和贸易，尽 管欧洲希望印度降低关税以使欧洲的商品能更好地进入印度市场。
最后，在新一轮印巴和解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背景下，南亚局势有望取得持久和平与稳定。在这种形势下，印度经济的增长前景和发展潜力将在南亚地区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瓦杰帕伊在2002年10月第三届印欧工商峰会上自信地宣称，“印度的目标是在今后五年内取得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并请欧洲企业家关注印度的电信、保险、金融服务、生物制药、信息等成长最快的产业。印度领袖把经济发展的目标定得如此之高，如果没有对南亚地区局势的基本估计，恐怕就不会有此等底气。2003年印巴对话取得了相当进展，双方还在2004年1月伊斯兰堡南盟首脑会议上达成全面对话的框架，与此同时，印度经济在2003年度也达到了近年来最出色的水平(注：关于印度2003年GDP增长率，有各 种统计，本文根据英国《经济学家》主办的《国家报告2003年》，给出的是6.4%估计数 ，但印度中央统计局的估计似乎要高得多，在7.5%左右，也有估计为超过8%的。无论最 终数字是多少，2003年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尽管离瓦杰帕伊宣称的目标大概还有距离 。分析家认为，印度政府决定提前半年在2004年4月或5月举行议会选举与其经济形势较 好有密切关系。)。欧盟支持印度的和平努力，也期望南亚地区稳定可以给欧洲企业带 来更多的机会。这对印度来说是好消息，是获得政治、经济双丰收的机会，似乎也预示 着印欧关系将有可能取得更具实质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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