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实践与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重庵：欢迎各位专家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到民盟中央来参加这个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是“高考改革”。民盟作为一个参政党，围绕党和政府工作的中心，对一些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给中央提出建议。民盟15万盟员中的大部分在教育战线，对教育问题比较关注，非常愿意在教育方面多作些调查研究。这种座谈会形式是民盟的一个传统，《群言》自创刊以来，每年都要举行几次座谈会，请各方面的专家对一些专题进行研讨，这是民盟邀请盟内外的专家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一个建言献策的渠道。今天，以“高考改革”为题，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高考招生是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结合点，对上下两块的牵动和影响非常大。事实上，高考和录取的程序和形式直接会影响到大学的教学组织和学籍管理，对高中教育更是最直接、最有力、最快速的指挥棒，甚至会牵动整个基础教育。高考招生牵动千家万户，影响社会方方面面，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社会的人才观、价值观等，比如现在对高考状元的宣传。“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等教育的规模也扩大了一个数量级；素质教育不断深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高考的现状有点不太适应。大家都觉得，一方面，高考不能取消，谁也拿不出一个更好、更行得通的选拔学生的办法；另一方面，高考必须改革。这些年，教育部每年在高考招生方面都有一些有力的改革措施，一些矛盾得到明显缓解。尽管如此，社会各个方面还是不甚满意，意见还比较多。今天，请各位专家来对这样一个既重要又复杂又急需改革的问题进行座谈，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互相交流。
改革有成绩，力度要加大
姜钢：我简单把这几年高考改革的情况尤其是今年的情况介绍一下。从1999年起，教育部启动了新一轮高考改革，主要有四项内容，即考试内容、考试科目、录取方式、招生形式。经过四年的努力，总体上说，改革是成功的，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从考试科目内容来看，更加注重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核，这对于促进中学的素质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今年，全国各地都实行了“3+X”科目改革设置方案，其中有25个省区市实行的是“3＋文综／理综”，即俗称的“3＋小综合”，另外，上海、广东、辽宁和河南实行的是“3＋大综合”。去年，江苏也是实行的“3＋大综合”，今年调整为“3+1+1”，两个“1”就是高校选择一门，学生选择一门。另外还有一种科目改革的形式，就是广西的“六组六科”形式。从录取方式来说，从1998年就开始研究实行远程网上录取，去年全国实行远程录取的招生总量已经达到整个招生人数的83%，今年的目标是全部实行网上录取。在招生形式上，现在已有北京、上海、内蒙古和安徽实行春秋两季招生，主要目的是为考生多提供一次机会。像刚才李重庵副主席所说的，这几年高等教育事业有了飞速发展，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108万，今年初国家核定的招生规模是335万，录取时在这个数量基础上可能还会略有增加。虽然通过四年的工作，这四项改革有了比较大的进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也确实感到还存在很多问题。高考是全社会都关注的一件大事，涉及面广，影响大。应该说，从上到下，对高考改革都非常重视。因此，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来说，也不敢懈怠，正积极认真研究下一步改革，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听取专家学者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同志对下一步改革的想法和建议，集思广益，把高考改革做得更好。
臧铁军：近20年来，高考改革一直在进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高考进行标准化改革实验，目的是为了科学命题，减少考试误差；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行高中会考基础上的“3+2”考试改革，实际上是为了使水平考试和选拔考试分开，抑制片面升学竞争，并减少高考落榜生的失败感，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90年代中期，高考改革逐渐指向注重考能力，到90年代末，明确提出由知识立意到能力立意，同时开始了目前还在继续的“3+X”科目设置改革。除了上述的粗线条的考试改革外，还有相应的招生改革等措施，比如单轨、双轨制改革，1999年高校的大规模扩招等，这些都体现了高等学校考试和招生改革始终在积极推进。
一方面，我们应该肯定高考改革取得的成绩，但是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其中存在的矛盾非常突出，高考始终是社会关注和批评的一个焦点。矛盾这么尖锐，从本质上说，反映了高考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的不适应性，因此，高考改革的力度还必须加大、步伐还应当加快。
周玲玲：近年来，我国的高考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教育有关部门在高考改革上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和经验。但是也应该看到，高考带来的负面效应愈加凸现出来，不仅多方面办好教育的积极性没能很好地调动起来，而且学校、教师、家长、学生普遍感到高考的压力愈来愈大，教业和学业的负担愈来愈重。这说明，我们的高考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而且是势在必行。那么，怎样改、改什么，我想可以从三方面去考虑：
一是高考改革是否有利于21世纪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应该说，现行的高考制度与我们的理想目标有相当大的差距。社会的发展对创造性人才的要求已经不再是死记硬背书本知识，而我们的高考多年来仍以“知识立意”命题为主。这样的导向必然引导教师在教学中只能教给学生如何应付各种考试，导致教师教业和学生学业负担的加重，而学生为应试而学而背的书本知识最终又不能转化成自身的素质和生存能力。所以，高考改革在“立意”上要改得适合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时代要求。
二是高考改革是否有利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的发展。我国的国情决定高考制度不仅影响高等学校的人才选拔，而且对基础教育具有导向作用。中小学教育担负着培养学生文化素养的任务，也承载着培养学生道德品质的责任。所以，我们的高考不能简单地变成大学选拔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等等的资格考试，而应是检验考生基本文化素质的能力测试，给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留出实施“教育职能”的空间。所以，高考改革在“立意”上要改得更有利于各种教育的发展，有利于素质教育的实施。
三是高考改革是否有利于考试的科学、规范，是否有利于考生的正常、真实的发挥。高考关系着一代代青年的前途和命运，所以高考的科学规范和公平公正始终是高考改革的重点。我国高考制度恢复20多年来，考试科目、考试内容、题目类型、评价方式、运作形式等等方面都进行了多次调整，惟独考试形式没有改变。全国统一时间、统一形式，有利于考试的管理和运作，但也给部分考生能力的发挥带来限制，给高校自主权的发挥带来了限制。所以，高考改革在“立意”上要改得有利于考试的科学规范，有利于考生的正常真实发挥。
我们不能指望高考改革解决教育领域中的一切问题。从理论上说，教育始终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手段，人们都希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在发达国家是接受高水平的教育）去获取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考生通过高考竞争取得最好的上大学机会的心理基本不会改变，即使我们的高考体制将来比较完善了也是如此。从欧美发达国家到所有发展中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全避免这一竞争及其残酷性给考生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相关的负面影响。因此，理想的教育只能通过社会历史的进步和教育体制的整体改革来逐步完善，而不能指望通过某一项教育方面的改革或变迁来完全实现。我希望下一步高考改革的步伐能放慢一点，也就是让每一次推出的改革措施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消化吸收，保持教育的相对稳定，这样既有利于教育的发展，出有利于高考改革的进行。同时，不能将高考改革简单化，高考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涉及考试观念的变革，也涉及科目设置、考试方式、测验开发、考务运行、考试评价等方方面面，应该站在全局的角度，通盘考虑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努力使我们的高考制度更科学、更规范，更符合国情。
高考应与高中教育脱钩，实行高考多元化
应书增：教育部考试中心主要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实施高考的一些具体工作。考试有四个环节：命题、考试的组织和管理、评卷、分数的使用和解释。就现在的管理体制来说，前三个环节都在我们考试中心进行。第四个环节在教育部学生司进行。去年是530万考生，今年增加到613万，增长的比较快。由于高校的扩招，普通中学办得也越来越多，考生也就越来越多了。决定录取还是不录取，分数起决定作用。考试有两面性，是一把双刃剑，夸大考试的正面作用，往往把考试作为评价人才的惟一标准；夸大负面作用，容易把考试说得一无是处，考试无用。还考试一个本来面目，是现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作为考试工作者，我觉得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首先是考试测量误差问题。考试对人才的测量必须通过试卷、试题这些媒介，这和用仪器、仪表测量工件不一样，有时候误差会非常大，主观题目的误差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比如作文题，以前我们做过统计，最大误差大概在一半。这个问题在世界各国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美国的托福考试，有的月份也有主观题，主要是人工评卷，误差也非常大，只有通过把作文题的分数降得很低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考试在时间上的局限性。所有考试都是在固定的时间内进行。拿高考来说，一门课的考试时间大概在120到150分钟之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把中学六年或者高中三年所学的内容集中起来全面考查是不可能的，无法反映学生在几年内的学习情况。相对于考试范围来说，命题只能是一种抽样，就是从三年或六年的学习内容中抽出一些内容来考。尤其是现在的综合课，三门课的内容放在一起，抽样时就存在覆盖面不全的问题。这会导致猜题押题或题海战术。第三，空间上的局限性。考生只能在固定的考场中考试，一些对实践性、实验性要求比较高的科目很难用笔试这种形式来考查，比如物理和化学课的实验、计算机课的操作能力等。第四，考试在形式上的局限性。比如外语考试，以前只有笔试没有听力，现在虽然加了听力，但口语考试仍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第五，考试成绩在使用方面的局限性。考试结果只能在反映考生某些知识和能力方面起参考作用，不能把这个结果的作用人为扩大，甚至用来评价教师和学校。扩大化使用使考试的局限性更加严重。第六，科目组的多难选择。高考作为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结合部，自然要反映两方面的要求，两方面的矛盾也集中在这里。以今年为例，录取比例是60%，高等院校又分成重点院校、一般本科和专科院校，各个学校又分成不同的系和专业，自然有些是热门专业，有些是冷门专业，录取的分数不一样，考生的价值取向也不一样。这种选拔性考试要求能够把分数线拉开，使各个学校、各个专业都能录取到合适的人才。而中学又希望减少考试科目，降低试题难度，减轻学生负担。但高等学校要求的区分度是以一定的难度来保证的。一道试题，大家都会做，就没有区分度。另外，大规模考试效率高，省时省力省经费，但它是对某些知识和能力方面相似水平的人的测量，考生除了共性外，还有很强的个性，统一考试照顾了共性，但对个性考虑不足。从素质教育的要求来看，应该有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大规模考试有这些局限和不足，但取消考试又会绐社会带来更大的不公正和教育上的灾难，所以，改革考试制度是目前惟一的选择。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多元化的评价方法。这并不是我们国家以前不重视，而是德、体、美和实践活动能力很难量化，而考试成绩是比较容易量化的，所以高等学校主要以高考成绩为依据来录取学生。如果各种量化的、写实的评价方法能够设计出来，就能够比较好地进行多元化的评价。再一个方面，多元化评价还需要几个条件，首先，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要远远高于目前15%的毛入学率。因为竞争的激烈会导致多元化评价难以实施。竞争环境相对宽松一些，改革的力度就可能大一些。其次，要建立一个诚信社会，就是说对学生的评价能够被高等学校接受，是诚实的评价。第三，基础教育需要均衡发展。最后，要有一个可操作性的评价办法。总之，考试内容改革的目的，就是不要把考试成绩看得太重要。
康健：经过连续四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15%，进入了大众化的初步阶段。一般来说，到了大众化的阶段，地方教育应该是国家教育的中心。现在无论是大学发展还是中学发展，不管就全国还是特指北京，我特别质疑的就是重点论和中心论。比如，把国家的一些重点大学作为特殊对象来支持。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样一批大学，它们有些特权，但是，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有一大批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作为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心，它的均衡化保证了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高水平教育。我们这些年来，重点学校的发展搞集中化，把许多布局非常合理的小学校合并，我觉得这个思路是不对的。基础教育现在走的也是这条路，在省会或县城里搞一两所重点学校，甚至解散别的学校。这就涉及到基础教育到底是为什么的问题。我调到中学工作以后，就感觉到学校从高一开始想的就是组织考试，就是想怎么分班，参加什么样的考试。中学教育的许多本质的方面现在完全被忽略了。15岁到18岁的高中阶段是人生中最关键最宝贵的一段时间，青春期问题、交友问题、社会责任感问题、情感的培养问题等都需要在这一段时间得到指导，而现在大量的时间都用来做题、准备考试。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权，一般少留作业、不加课。但这种做法受到挑战和质疑，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到我们这儿来，失去了很多好的考生。学校一直为这个问题所困惑，不改变这种做法，就会受到高考指挥棒的压力。
今年实行“3+X”科目设置之后，又提出一个新问题，就是到底几年级分班的问题。过去，高三分班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按照新的“3+X”，如果高二不分班，学生一定会吃亏。可我觉得，高中提前分班对学生的素质和长远发展肯定是有影响的。今年，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要不要高二分班？北大附中向来都是到高三才分班。但现在我们也动摇了。其实，高考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它更多的是考查人的智力或认知能力，其他本质性的内涵是无法通过这种考试考查的。政治课可以考100分，但并不表明道德品质就好；作文考试，背点范文，撞上了就可以考满分；老师教做作文，怎么起头怎么结尾，应考的时候随机应变，效果就会不错，但不会带你去体验生活，感受真实的东西。这些问题造成了基础教育的变味甚至变质。高考首先是为高校录取合格的学生，局限性也在这里。另外，从考试的形式和内容来说，人的阅历、实际的能力这些不能量化的东西是无法测量的。“3+x”的科目设置，搞综合考试，导向是对的，可实际上在中学里不存在综合教育，而是以分科为主题的教育，所谓的“文综”、“理综”其实是拼盘。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本来学生对专业甚至未来职业的追求要大于对学校的追求，学生应该开始问“我将来学什么”、“我更适合学什么”、“我未来的职业是什么”，可是现在的考生仍然是以分数来决定选择什么学校和专业，学生的志愿基本上是计算机算出来的，即使很高考分的学生填志愿时也很困惑，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专业。有些学生读了两三年大学，反过来问自己“我上这儿干什么来了？我在这儿学什么？将来要干什么？”。所以说，中学教育和高考脱钩的问题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姜钢：康校长讲到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如何协调、衔接的问题。高考有三个功能，首先是选拔的功能；第二是高考对中学教学的导向功能非常强。在选拔的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对基础教育的导向功能；再一个是评价的功能，就是社会和有些部门以高考升学率来衡量你学校办得好不好。社会对你的认知程度怎么样，高考升学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尺度。因此，在考虑高考改革的时候，这三个功能要综合考虑，当然我们要把选拔功能放在第一位，优先满足高等学校选拔人才的需要。“3+X”是针对中学教育的偏科问题提出的一项措施，但是，这项改革是不是达到预期的目的，还要通过实践进一步验证，并不断完善。我们认为，下一步改革，首先态度要积极，但步伐要慎重，要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仅要有定性的分析，还要有定量的分析，以大量的数据为决策的依据。
臧铁军：高考在加快改革的同时要防止走弯路，这首先需要从宏观上来把握和思考，把高考放在教育的整体背景下，放在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链条中，将其作为其中的一环，深入剖析它的地位和作用，而后大胆设计改革方案。只有这样思考改革，才能跳出自我循环的圈子，逐步适应教育和社会的要求。
高考与高中教育脱钩，这是高考改革的一个方向性的思路。目前，几乎所有的高中都要提前结束课程，文理分科，备考复习。事实上，即使不提前结束课程都会感到时间紧、课程重，但为了高考，只有不顾课程的时间表。以至于像康校长所说，高中教育成了备考的教育，偏离了教育的目标。人人都知晓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但升学率是中学校长和教师的生命线，北大附中都如此，哪还有学校能逃脱？因此，高考与高中不脱钩，高中就不能按教学规律教学。
“脱钩”并不是形式上不用分数排队，要真正“脱钩”，只有实行高考多元化。高考有不同方向、不同水平的多套试卷供高校和考生选择，学生在考试期间可以按报考学校的不同，多次参加不同类的考试。这样，高中教学就不可能以一张试卷为目标，就不可能随着某张高考试卷的范围、难易而动，教学必须回到课程的原本目标上。
“3+X”改革中有一些思路还是与“脱钩”的思路相吻合的，如高考多样化等。不过目前的多样化的考试还是局限于广西等几个省，而且只多了组合形式，每科还是一张考卷。大学录取从一类重点院校到专科院校，分数上跨度那么大，一张试卷很难适应各层次人才的选拔；大学的专业各有不同，一张试卷不可能适应各专业选拔的要求，医学、工程与理论物理肯定对数学的要求不一样，对物理的要求也不一样。人才的选拔既要注重基本素质，也必须突出个性。一张试卷考查共性有余，突出个性不足。如果能够按照大学的类别和专业要求分门别类地进行命题和考试，考生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试卷，发挥自己的才智。从教育测量的角度讲，这样的考试是更为公平、准确的。多元化以后，高考的时间就不是两天或三天，会更长，一周或两周，学生可以自己选择，可以参加不同水平的同一科考试，为的是进行不同学校和专业的选择。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使高中教育和高考脱钩的设计，可行性也较强。
目前，尽管“3+X”有那么多的模式，但各省统一，高中对应哪个模式去组织教学和备考是明确的。多元化的高考既要求高中教学按照课程要求打好基础，又将学生的个性发展与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相对应，从而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衔接起来，构成了良性循环。这种多样性的考试也不能由学校分散组织，因为学校这么多，考生这么多，不象解放前就那么几所学校、那么一点高中生，大家可以坐火车来回跑。必须有统一的设计和组织，但前提是多样化。最后一个问题是，高考改革迫切需要从整体上进行设计。各地高中教师普遍在打探和猜测，一会儿说高考要稳定在“3+小综合”上，一会儿又说“3+大综合”是最终形式。目前的“3+X”改革究竟要走到哪一步，改革的大方向是什么，应该有一个能够告诉大家的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不能总是提前一年出改革的“安民告示”。其实提前一年是“告示”的最后的期限，否则高三教学就会乱成一锅粥。江苏省高考三年三个样，也可以说其中有180度的转弯，高中教学无所适从，不正是说明只有改革原则，缺少改革设计是不行的吗？我个人认为，支持高考改革的基础理论研究还有待深入，需要教育部组织队伍，在系统分析现实背景的基础上制定出切合实际的高考改革方案，公布高考改革的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目标，这是当前高考改革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要关注教育公平问题
杨东平：高考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制度，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教育公共政策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健康发展，而且涉及到千百万学生和家长的实际利益。所以，高考制度改革的关注度非常高。高考改革依据的原则，首先是选拔人才的科学有效性，这些年我们所做的主要集中在这方面；其次是对中学教育的导向性，即怎么样才能真正有利于改善基础教育的品质，引导基础教育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这方面做的还比较差。但是，高考制度改革还应该有第三个方面的功能，就是维护社会公平。因为进入大学是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通道。如果这一制度设计有欠公平的考虑，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年，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反映是最强烈的。虽然考试的科目、内容进行了很多改革，但是，同样的考卷，各地高考分数线的差距非常大，城乡差距在拉大，以至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复读生和高考移民。这涉及到考试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录取制度。目前的录取制度沿袭了多年，很少有人对此置疑。直到这几年，“倾斜的高考分数线”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发生了青岛的几个学生状告教育部这样的事情。社会对教育公平的关注越来越强烈。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如果这个维度不被足够重视，就会产生价值的倾斜。1999年以后，通过连续三年的扩招，高等教育的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新入学的高校学生的城乡分布比例究竟是减小了还是扩大了？据我们了解到的初步的局部的数据，这个差距可能是扩大了，虽然招生总量比以前翻了一番，但农村学生所占的比例下降了，至少在重点大学是这样。当然，我只是简单地讲这个情况，不是很准确。在不同层次的学校情况也不同，在地方普通院校，农村学生的比例非常高，达到百分之五六十，在北大、清华这个比例估计低于20%，前两年是20%左右，这两年是18%。从录取制度来看，涉及到两个层面的公平问题，第一个是省际之间差异，或者说地区差距。如上海、北京的录取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八十，大多数地区只能达到百分之五十几。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呢？实际上是由配额造成的，上海、北京录取比例确定得高，其他地方低，分数线就不均衡。为什么上海、北京和一些中心城市录取比例要确定得高呢？其依据没有人说得清楚，不过是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在城乡分离的二元格局下，大城市的优先地位在过去没有被人质疑。第二个层面是名校资源，假如说，清华大学在全国招收3000名学生，其中在北京招300名，在辽宁招8名。这有什么道理呢？依据是什么呢？国立大学是用全国纳税人的钱举办的，是全国人民的大学，为什么对北京情有独钟呢？
高考录取制度改革实际上是现在学生、家长最为关注的，比对能不能科学有效地选拔出少数优秀人才的关注程度更高。每个省都有几十万的考生，从中选出几百名最优秀的学生，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我觉得，过去高考制度设计比较多的考虑它的科学性、有效性、区分度等，在增进区域之间的教育公平和名校资源的合理配置方面考虑不够。高考制度既要考虑选拔性，又要考虑公平性，因为高等教育的功能还是为地区发展服务。如何兼顾这两个目标，我想需要改革录取制度。比较稳妥的方法就是，从现在开始，明确地在高考改革中考虑到教育公平的因素，逐步扩大人口大省和边缘落后地区的录取比例，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逐渐达到各个地区录取比例大致相等。这个问题的难度，就是要遭遇到城市利益集团的反对，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要降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录取比例。我觉得，各类高校的所有权、财政来源和服务的对象之间应该确立一个合理有效的关系，中央举办的大学和地方举办的大学，省级大学、市级大学和民办大学，它们的所有权和服务面应该是有所区别的，中央政府举办的大学应该面向全国所有的考生来招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有些地方招的特别多，有些地区就招的很少，但省立大学以录取本省考生为主，把这个事权划分得比较清晰，这可能是一个途径。
另外，考试科目的改革也涉及到公平的问题。现在，在高考中增加越来越多的新的因素，比如听力、口语、计算机考试等。在我们的教育资源分布如此不平衡，发展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计算机教育、英语口语在很多农村是根本谈不上的，如果用这些尺度来要求，对农村学生肯定是很不公平的，必然是城市优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深入的研究，但这个问题本身需要提出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也是今后高考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臧铁军：这几年高考分数线各省差异的问题受到很多人关注，也有人直言，这是教育上最大的不公平。这里面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不公平性，但一定要综合分析找到解决途径，简单的一刀切，会产生另一方面的不公平。目前，各省录取名额的70%是地方院校的名额，也就是说，地方院校的招生能力是各省高考录取人数的主要决定因素，各省的录取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分数线的高低。地方院校在所属地区招生，直接为地方发展服务。如果临沂师范按分数线高低招收一个福建考生，将来很可能不会充实到临沂中小学师资队伍中。另外，由于评分工作是各省独立操作，对省内每一个学生是公平的，但省际间还会有标准把握的不同。如果某一年分数一刀切，北大有1/3的学生来自分数最高省，这会有利于北大的发展，但达到了大家心目中的公平吗？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应当尽快地缩小各地的高考录取比例，而不是加大，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教育公平性的必然。这一方面需要中央宏观调控，加强高等教育薄弱省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地方自己也要有积极性，有的地方教育投入不足，又限制民办学校的发展，靠国家的名额调剂是不可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的。
姜钢：教育的公平问题也是政府最关心的，不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我们谈高考，不是就高考论高考，高考所承载的功能太多，有些问题并不是教育本身能够解决的。现在核心的问题是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家庭对独生子女的期望值非常高，这必然导致要追求升学率。教育脱离了其本身的规律，单纯去追求高升学率，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就招生计划分配问题、教育公平问题，我讲一些情况供大家讨论。今年的高校招生规模是335万，其中87.5%是地方大学的计划，只有12.5%是教育部和中央其他部门的计划。这87.5%的地方计划中有20%是地方高校向省外投放，绝大部分是在本地招生，因为地方政府要考虑自己投资办学主要是为了解决本地考生的升学问题，尽量不让地方院校在外省投放计划。目前，从宏观上看，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招生计划对各地整体的录取比例的影响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根据高教法的规定，国家只核准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各学校自己有权来决定系、科的调整，决定它的招生计划向哪些省投放、投放多少，而国家只是加强宏观指导。前几年，西部地区录取比例很低，教育部要求各重点部属院校和名校加强对西部的支持力度，成效显著，录取比例提高很快。但也应看到，由于全国基础教育发展非常不均衡，大中城市基础教育条件好，学生总体素质比边远地区好。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辍学率比较高，考大学的好生源相对不足，所以，去年出现了极个别西部省自行减少本省专科招生计划的现象。
中央部门院校通过合并调整以后，有些地方没有一所中央部门院校或者一所中央部门比较好的院校。我们也特别关注这个情况，在各高校安排生源招生计划时强调要根据当地的生源和社会需求逐步进行调整，但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比如说，过去中央部门院校在北京安排的招生计划，现在突然减少很多，北京市的老百姓一下子接受不了。教育公平问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逐步解决。
谢小庆：考试通常会扩大社会的不平等。优质教育资源有限，通过考试把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提供给强者而不是弱者，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自然会增大不平等。政府关注不公平的问题，要通过财政部来关注，在决定教育投入的时候，给落后地区多切一点，给基础教育多切一点，这与考试本身无关。考试是追求效率的工具，通常会扩大不平等。优质的教育资源提供给优势群体，才有效率。不仅是高考，所有的考试都是这样。
1978年美国国会就业公平委员会、文官委员会（后改称人事管理总署）、劳动部、司法部、财政部等联合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雇员选拔统一准则》，这一文献核心的一句话是“有效即公平”。美国的考试机构，如主持“托福”、GRE、GMAT的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在编制考试时第一考虑的是legally defendable，就是在法律上的自我保护。第二是效度，第三才是信度。一个考试怎样才算合法？考试的编制者需要证明这个考试是有效的，证明用这种考试选拔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学习得更好，所选拔的工人进入工厂后工作得更好。如果一个考试来报名的是5个白人5个黑人，最后选拔的全是白人，或报名的是5个男5个女，最后选拔的全是男的，只要能证明考试有效，它就是合法的，就不存在歧视黑人或歧视妇女的问题。否则，考生可以告你。这就是“效率即公平”。ETS有自己专职的律师，它经常要面对这类问题。所以，我不赞成把考试问题和公平问题联系在一起。公平是政府、是财政部要管的问题，不是考试本身要考虑的问题。
确立高校在高考改革中的主体地位
谢小庆：“应试教育”问题我们谈了20年了，80年代初期，《教育研究》曾开专栏讨论“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至今这种状况没有大的改变。我发现有两个很怪的现象：一是长期以来高校将招生权拱手相让，泰然处之。一个私营企业老板，绝对不会把原料采购权让给别人。原料质量关系产品质量。今年给了22所院校5%的自主招生名额，有些学校竟然不愿意要，觉得很麻烦，不愿应付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与我们的高校管理体制有关。高校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法人。二是教了学生几年的高中教师在高校招生中没有一点儿发言权。再好的考试也不如高中教了学生一年或几年的老师对学生的评价更准确。我们必须降低高考在大学录取中的比重。我看过几个研究，研究方式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对美国大学校长和研究生院院长进行问卷调查，问他们在招生中各种考虑因素的比重各是多少。SAT、GRE等标准化考试的比重基本上是1/3，占比重最大的是高中的成绩，另外一块儿是特长和教师推荐。所谓特长，主要是指担任社会工作、参加社会活动、获奖等等。
20年来，高考确实在改革，但改革是在全能政府体制下进行的，表现为低效率、保守、求稳不求变，缺乏优化机制，缺乏进取心和积极性。我所从事的HSK（汉语托福）这些年来的飞速发展依赖于政府的扶持，是政府扶持的受惠者，由于政府的扶持，每年考生人数以百分之七八十的速度增长，从90年代初的一两千人到2002年的14万人，在27个国家建了50多个考点。但我们同时也是政府扶持的受害者，由于政府扶持，使我们固步自封，不求进取。我国教育部考试中心(NEEA)和ETS改革的风险是一样的，就是失败。但是，ETS不改革的风险是灭亡，NEEA不改革是没有风险的。NEEA的人员都非常辛苦，但靠的是觉悟而不是机制。
只要一天还存在高校招生的全国计划或者省计划，“应试教育”的局面就不会根本改变。高考不仅仅影响高等教育，而是影响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影响国民素质。不是“学以致用、教以致用”，而是“学以应考、教以应考”，这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只有到那一天，既没有了国家招生计划，也没有了省招生计划，只有大学招生计划，这种“学以应试、教以应试”的民族文化才会改变，我们的民族教育才有希望。
政府必须转换职能，必须退出大学招生考试领域。美国大学和研究生入学与政府没有关系，政府也基本不管它的教学质量。质量主要靠市场机制保证。政府主要管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尤其是管公立中小学的教学质量。考试是一架天平，这架天平的质量怎么样？这是政府应该管的，而不是自己去造天平。应该鼓励厂家去造天平，看谁的产品质量更好，看谁可以得到更多的认可。考试改革进行20年，至今没有一个优化机制。
不管“大综”还是“小综”，都不是能力考试，而是考知识。SATI和GRE的GENERAL都是能力考试。教育部考试中心从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SAT等能力考试，至今我国的教育领域中没有一个能力考试。我们走的是一条保守的路子，就是在现有科目中增加能力比重的路子，叫做“能力立意”，实际上还是大量地考记忆力。
长期以来，校长不关心生源质量，因为学校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学生好坏与校长没有关系。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校长们开始关心学生的质量，这是高考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谁是高考的主体？不是国家，而是大学，高考是为大学服务的。我们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快确立高校在高考改革中的主体地位，使大学成为独立的法人，使大学有自己独立的意志。美国的SAT和GRE就是代表大学的利益，是大学委员会委托的，而大学委员会是大学校长联谊会。招生计划由大学自己来做。20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大的进步，是因为全能政府控制之下缺乏优化机制造成的。
当然，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不那么简单，有很深的社会背景，“学以应考、教以应考”成为一种民族文化。高考改革受到其制约。高考改革也受到体制方面的制约。问题的最终解决要靠建立一个诚信社会，但诚信社会的建立要靠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
2002年，人事部取消了公务员招考中的公共基础知识考试，因为这门考试很难避免“背一本书、考一本书”的局面。现在国家公务员B类只考能力，A类中增加了申论，相当于策论。这种改革的勇气和魄力与高考改革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这么多年，高考改革的滞后，造成整个教育仍是“读一本书、教一本书、背一本书、考一本书”的状况。很多老师，如果让他教育学生如何应试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如果让他培养学生的能力，则感到很茫然。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政府要转变职能。
原来对外汉语考试是北京语言大学一家的事。为了引入优化机制和竞争机制，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开发新的“工商汉语”和“旅游汉语”考试的过程中，面向国内18所留学生教育基础较好的高校公开招标，最后有13所高校投标。聘请了北京市公证处进行公证。这次招标，确实给北京语言大学造成很大的压力，甚至损失。但对于发展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我希望学生司也能从中受到启发。
康健：我觉得这不是思路保守的问题，不是观念的问题，而是制度上的问题，关键是政府职能定位问题。拿现在的课程和教材来说，由国家决定课程和组织编写教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是人教社一套教材，好在出版社在那儿；现在变成了教育部在那儿编教材，就出现了问题。教育部应该管什么、管到什么程度，很值得思考。教育部现在主要是管高等教育，在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方面花的力量很少。这是因为，义务教育群体是弱势群体，它没有喇叭，没有声音，就被忽略了。而高教这些年弄出那么多新闻，就是因为他们的喇叭是响的。其实在社会民主化的过程中，对弱势群体、弱势区域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教育部的定位。我感觉，现在义务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问题是最多的。如果能不断提升基础教育的价值，至少没有瞒报、虚报义务教育的数字，至少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会大有好处。可悲的是，这么多年义务教育的导向也是为了高考，那些没有希望上高中和大学的贫困地区的学生，也得老老实实地啃人教社的那套教材，教学的内容没有对他的生活甚至未来就业的关注，所有的内容都是围绕高考来编写的。整个高中教育缺乏对生活的指导、对职业的指导作用，不是我们没有想到，是不可能这样去做；不是观念的问题，而是制度造成的。教学内容与生活脱节，就是为了高考，其他许多问题连学生健康问题都可以忽略，对人的整个成长和发展形成了限制和约束。
依法治考和科学的考试制度
顾海兵：我想分别从法律和科学层面分析高考问题。首先是法律层面的问题。现在强调要依法治国，但是有些重大的问题仍缺乏规则。高考是一件国家大事，从法律角度看，我觉得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对高考这样一个大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介入的太少，人大的监督太少。我个人建议，应该定期就高考这个专题向人大汇报，比如每个季度向全国人大汇报高考问题。仅仅由教育部来研究高考已经不够了，必须加强最高权力机构的监督。其实，立法的空间也很大。人大的监督这一块特别需要加大。第二，建议成立高考委员会。美国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它是以州为单位，凡是涉及到教育的决策都由州教育委员会做出。州教育委员会的成员没有教育界的人员，而是学校和学生走向社会的用户。这样一个机制就是靠最终需求来制约，由需求者来做决策，然后由教育部门负责执行。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类似高考委员会的机构，它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而是由教育系统之外的人对教育提出需求的制约。这涉及到现在对高考怎么衡量。我个人认为，有这样两个判断是可以成立的：目前的高考制度确实影响了创新能力的发展；造成学生生活能力的下降，特别是独立生活能力，更不用说抵抗意外事件了。学生能力水平的衡量不能完全依靠标准卷面成绩，要看学生的创新能力。第三，目前教育部还是运动员、裁判员、总领队、企业家四种身份于一体。为什么还加上企业家身份呢？因为高考是个巨大的产业。前不久，教育部才取消了一批审批项目，这种审批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表现，早该取消了。教育行政管理体制需要大力改革。当然，学校也不完全是改革的动力，不少学校的老师对改革有抵触，让其转轨，适应创新性的教育，不一定有这个胆量。这是旧的制度使人养成的习惯，很难破除。
从科学层面来观察高考。所有的改革大概都可以分为大改革和小改革。有些改革暂时无法推行，因为它和其他社会、政治问题有关。就具体方面来说，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考虑：第一，全国在统一的时间搞统一的考试风险太大，不如分散进行，各省省自为战，每个省选择自己的考试时间。因为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一旦某个点漏题，则满盘皆输，风险太大。现在通讯又发达，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全国受影响。现在没有出现问题，不等于风险不存在。第二个就是考试科目问题。我一直认为，两天或三天的考试时间太长，半天考完都可以。比如说考四门课，每门课有十个或一百个采分点，随机抽取十个考分点来考，没必要所有的知识点都考。抽样是低成本高产出的做法。再一个就是分数分配，这门课150分，那门课300分，这里头有多少科学道理？第三，目前的考试不看平时成绩，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一次考试上，也是非常糟糕的。我想了这样一个办法，就是每个学生的准考证号码从高三一开始就定下来，每次大考都有记录。平时成绩占的权重为50%，高考成绩的权重也占50%。第四，加分的规定有些谬误，没有什么道理。我的观点就是，同等条件下他优先就行了。想一想，一分之差打倒多少人？什么见义勇为、市级三好学生等等都可以加分，现在有多少人可以加分？第五，坚决取消体检。高考时要体检，到学校报到后还要体检，其实99.99%的人没有什么问题。即便有些人有问题，只要能坚持完成学业就行了。体检根本没有必要，除非特殊专业有特殊要求。第六，从改革的根本方向来讲，最终是学校完全自主。就过渡阶段而言，可以考虑选择一百所大学，完全让其自主招生。第七，目前分批次录取，带有很强的歧视色彩。给大学排座次，你是第一批本科，它是第二批本科，这是不公平的。所有的大学的地位都是平等的。第八，现在的报考志愿带有很大的赌博色彩，有的学校很多人报考，有的学校没有多少人报考。我主张，分成两个阶段，首先有一个初选阶段，再有一个最终报名阶段，这样就可以大致平衡。或者，采取一些方法，使报考信息透明些。第九，教育部门要重点解决起点不公平的问题。关键是义务教育要公平。第十个问题是查分问题。考生是不是可以查卷子？是不是工作量大就不行？查分体系问题怎么解决？改卷的过程谁来监督？第十一，目前的考试方法很难衡量学生的创新能力。应该从目前这种考难度的考试转变为考速度的考试，题目量可以大一些。再一个，就业市场的学历歧视必须打破，从法律上进行制约。
李重庵：刚才大家都做了很好的发言，就高考改革这个非常重要又非常困难的问题发表了看法。我想先谈谈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后的一些想法。改革的方向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改革最后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想不外乎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提高现在这套办法测量的精度，把这个系统搞得更完善，使这架机器运转得更好；另外一个方向，恐怕改革的最后的目标是使现在这种全国高度集中统一的高考形式消亡。首先，不管考试科目怎么改，用现在的这种统一模式来同时考查几百万人，以后甚至上千万人，测量精度不可能高；而且，这种静态的评价办法只能评价学习的结果，不能考查学习的过程，而一个人的能力、素质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第二，大家提到，中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高等教育的相对门槛越来越低了，管理形式也越来越灵活了，学生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以后不见得高中毕业就非要先去上大学，可以先工作；第三，高考是原来独木桥的附属物，现在独木桥要慢慢变成立交桥，原来形成的高考的制度、办法也应该改；第四，现在这个办法实在是劳民伤财，造成的压力太大，这不光是对考生、家长形成的压力，对各级政府的压力也非常大，政府花费的财力、老百姓花的钱非常多。高考三天自不必说，仅就群众看不到的印、送、存考卷工作，一方面，我们这套管理办法很严密，很少出问题，另外一方面，工作压力非常大，要动用特殊印刷、机要、保卫等力量，甚至要动用武警。我倒是觉得，高考改革大的方向应该是统一高考最终消亡，目前怎么改，就应该按照这个大的方向来考虑，弱化集中考试这种形式，降低它在招生录取中的分量，逐步增加其他一些辅助的评价手段，比如说会考，学生在高中几年的成果、特长、教师推荐的比重；要弱化全国组织的这种统一考试，增加地方的、高校的考试和选拔方式，加大学校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另外还有考试的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不要把它集中在几天，可以向前或向后延伸，向前延伸就是把这个考查的过程向前延伸到高中三年。最终怎么样才算达到效果了呢？就是能让学校按照中学教育的规律来安排高中三年的教学，全面进行素质教育，而不是像现在赶着先把课上完，然后留出时间复习、备考。向后延伸就是延伸到大学，大学阶段继续考查，不是像以前一样，只要考入大学就非常轻松，几乎百分之百可以毕业。现在应该开始逐渐实行“宽进严出”，在大学四年的过程中可以检验和分流。这样就把高考的选拔过程向后延伸了，这也可以消除大学教育中的许多弊端，把真正的学分制和学籍管理问题结合起来。空间上把高考从考场延伸到了高中和大学校园。这是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后的一点想法，算是一家之言。
最后，非常感谢各位专家能抽出半天的时间参加座谈会。民盟作为参政党，要发动盟内外的专家以及他们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就范围广泛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配合政府做一些工作。今天通过这个座谈会，大家认识了，希望今后能进一步加强联系和沟通，有更多的机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建议，帮助我们把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工作做得更好。再次对大家表示感谢！（杨安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