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百年沉默：加拿大华人英文小说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拿大论文,英文论文,沉默论文,华人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学术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日益发展，这确实令人鼓舞。不过，国内学者对海外华人用居住国文字所写的作品，似乎尚未列入研究的日程。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否因为语言障碍？是否因为在观念上，认为用别国文字写的作品应该属于别国文学范畴，不在研究之列？对于第一个原因，据我所知，国内除了大专院校之外，每个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都有一批外语专才。对于第二个原因，不错，用别国文字写的属于别国文学，但这里还有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作者都是华裔，都是炎黄子孙，而且，他们（尤其是北美的华裔作家）大多叙说华裔的故事，跟祖国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退一步说，就算这些作者的某些作品跟华裔无关，也值得研究。
近年来，国内的文学界都在谈论“走向世界”（在此，姑且把这个具有争议性的说法理解为“走向西方”），不管你喜欢与否，这些华裔作家的作品，因其语言之便，已经先走向了世界，有些并成为畅销书，拥有大量读者。不管你喜欢与否，这些大量的异国读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些作品来认识中华文化的。
因此，我认为国内学术界，除了注意用华文写作的海外作家之外，不妨也把视野投向用外文写作的海外华裔作家。开拓这个领域至少有几个好处：首先，研究的范畴得以扩大，跳出了单研究中文作品的局限。第二，如用比较文学的眼光来探讨，将会获得更丰富的、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果实。第三，对于流散海外，并在海外生根的作者，如果国内文学界注意他们的作品，翻译他们的作品，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关怀，这个关怀所孕育的凝聚力，是无法估量的。以北美而言，用华文写作的作家，绝大多数是第一代移民，他们儿女一代，能用华文写作的已凤毛麟角，他们将会用居住国的文字来写他们的故事。
在此，我想提出华人文学这个命题，把海外华文文学扩大为海外华人文学。本文将要探讨以英文写作的加拿大华裔作家及其创作。
一 艰难的开始
华人在加拿大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为什么他们在主流语言创作一直没有自己的声音？为什么他们的文学创作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崛起？这新一代的华裔作者，为他们的祖父辈和自己刻写了什么样的篇章？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从华人的历史背景说起。
华人从十九世纪中叶就开始移民到加拿大。他们大多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吸引他们远渡加拿大的，首先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卑诗省的寻金热潮，以及一八八○到一八八五年兴建横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招工消息。他们远赴重洋，在艰险恶劣的环境下，忍受剥削、虐待和歧视，兴建铁路（注：余兆昌，《咸水埠》，温哥华，德格拉斯麦因太出版社，及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页。）。不少华工死于极度疲劳、疾病和工伤（注：根据加拿大政府档案，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六百人在建铁路时死亡。《咸水埠》，第17页。），以致在菲沙河和汤荪河一段铁路后来被命名为“鬼门关”。毫不夸张地说，这段铁路是由华工的骸骨连接而成的。一八八九年，卑诗省省府维多利亚的中华会馆，曾派人在菲沙河谷和汤荪河谷找到三百副无人认领的骸骨，送回中国安葬（注：根据加拿大政府档案，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六百人在建铁路时死亡。《咸水埠》，第17页。）。这条铁路后来成为加拿大经济的命脉，信息的桥梁，更重要的是促进联邦政府统一的主要动力。可是，华工的贡献却没有获得承认。铁路修完之后，在典礼上剪彩庆贺的，是白人。在历史文献中，也有意无意地对此低调处理，甚至不提。铁路建成，华工失业，有些回乡，有些留下来在当地讨生活。当他们的劳力已经被榨取，失去利用价值时，便马上成为不受欢迎的异族。其实，卑诗省省政府在铁路完工前一年，就已经开始修订排华的法律，征收高额的人头税，防止华人入境（注：根据加拿大政府档案，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六百人在建铁路时死亡。《咸水埠》，第19页。1885年加拿大联邦订立的华人移民条例规定，华人入境要交50元人头税。关于详细经过，参考艾德加·韦伯编《从中国到加拿大：加拿大华裔史》，多伦多，麦克兰得与史超维德出版社，1982年，第55-57页。这是一本关于加拿大华人的权威之作。）。一九○七年，温哥华唐人街被白人袭击，就是种族歧视白热化的表现（注：根据加拿大政府档案，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六百人在建铁路时死亡。《咸水埠》，第31-33页，事件发生在1907年9月7日。）。
一九二三年，加拿大政府通过排华法，有制度化地歧视华人（注：根据加拿大政府档案，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六百人在建铁路时死亡。《咸水埠》，第53页。排华法律1923年7月1日开始实施。规定只有四类华人可以入境：外交人员、加拿大出生的子女、学生及商人。从1923年到1947年，只有四十四位华人入境。相当一段时间内，加拿大华人拒绝参加7月1日的国庆节。）：实行禁止华人妇女入境，不容许华人有公民权。不允许华人妇女移民入境，既可以防止华人人口增加，亦可以逼使华人离去。于是，唐人街成为单身华人男子的孤岛，不少人无法组织家庭，成为客死异乡的孤灵，千家万户长久不能团聚。因为不容许华人有公民权，他们便失去投票资格，没有社会影响力，任人宰割，而且没有资格当医生、护士、牙医和教师等，好一点的工作都没有资格申请。社会的大门，无情地向华人关闭。
为了打破这种歧视的局面，华人子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志愿报名参战。因为中国跟加拿大是同盟国，他们的要求经过争论后获得批准。战后，一九四七年，加拿大政府终于通过法律，华人获得加拿大公民的资格。从此，曾经排斥华人的学科和职业，逐渐向华人开放。在故乡苦苦等待的亲人，可以有限度地申请进入加拿大。这种制度化的歧视所造成的悲剧，延及几代人。华人就是在这个压抑的背景下，顽强地生存下来，默默作出自己的贡献。制度化的种族歧视，不利的政治经济地位，使华人社区无法形成一个平等地参与主流社会的文化气候，更无法培养起用主流语言写作的人才，以致创作上一片荒芜，这种情况，到了本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改观。
二 唐人街的故事
在种族歧视笼罩之下，北美华人的聚居地，往往形成了唐人街。唐人街既是华人活动的场地，也是华人心理上中华文化的象征。它的实际范围，通常只有三几条街，就在这个小小的地域里面，囊括了华人生活的种种文化表征。不同籍贯的华人，在此设立他们的堂所、同乡会、同姓宗亲会，作为调解法庭和社区互助团体。每年假日庆典，依照传统习惯，都有功夫表演，锣鼓舞狮。从凉粉、榨菜到烧香、纸钱，到来自中国大陆、港、台的书籍报刊和录像带，在物质和精神上，提供了华人的需要。
虽然唐人街多数位于市中心，但它是个边缘存在，是个他者。对白人社会来说，唐人街是个异国风情的地域，是转换口味时偶然光顾的厨房；它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异乡人的流连之所，也是个神秘莫测的迷宫。随着国际犯罪组织的猖獗，甚至被认为是黑社会头目出没的黑暗区。唐人街是外在与内在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外在的因素，是白人的歧视、孤立、隔离，把华人推向社会边缘；内在的因素，是华人同种同文，聚在一起，以保安全。
唐人街是个综合文本。展开唐人街这个文本，我们看到了流浪情怀、生离死别和顽强斗志，也看到了克制和忍耐，屈辱和歧视。唐人街的流浪汉故事，不是浪漫的流浪故事，是被迫独身的华人男子的无奈的故事。这些境况，构成华人文学中的主题。
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加拿大政府实行多元政策。对人权的日益重视，民主意识的普及，法律的施行，华人的权益开始获得基本保障。唐人街早已存在的文本，已经空白了一百多年了，等待很久了，有英语写作能力的年轻一代炎黄子孙，开始拿起笔来，刻写出他们父辈和自己的历史，把失去的声音，重新响亮地发出来。他们以唐人街故事，走出了唐人街，进入广大的读者视野。
三 加拿大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简况
加拿大的华裔文学有自己的特性。加拿大是个双语国家。它的族裔文学，既包括了用主流语言——即英语和法语——写的文学，也包括了用各族裔母语创作的文学。加拿大的华裔作家，有用中文创作的，也有用英文和法文创作的，这跟美国只有一种官方语言的情况有所区别。
用华文写作的作家，大多是来自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地受过华文教育的新一代移民。因为创作语言的隔阂，在加拿大始终处于边缘状态，他们的注意力也就放在中文读者身上。对这些作者而言，他们更大的市场，是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故此，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一部分。
至于用法文创作的华人作家，我所知不多。最近，来自上海的陈英（音译）连连获得法文文学界的赞许，被称赞为魁北克省独特的作家。从一九九二年开始，她连续出版了三本小说，名为《水的记忆》(La M-émoire de l'eau,1992)、《中国来信》(Les Lettres chinoises,1993)和《忘恩负义》(L'Ingratitude,1995)。其中，《忘恩负义》获得魁北克文学奖，并被提名法国具有声誉的女作家奖。
用英文写作的华裔作家，可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类是来自大陆的新作者，这些作者主要写“文化大革命”中个人与家庭的经历。这些作品基本上以控诉为出发点，跟“文革”后的伤痕文学相似，不同的是用英文写，写得更有批判性，悲惨的情节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可以视为难民文学或流放文学。这些作品的内容集中写中国大陆，很少甚至没有涉及加拿大的风土人情。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提法不断于耳之际，到目前为止，大量“走向世界”的正是这些用英文写的非小说类的个人经历的作品。因为其关注内容不在加拿大，跟土生土长的作家利用作品来改变华人的负面形象，以及重写华人在加拿大的历史地位的意向，有本质上的区别。
第二类是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华裔作家及其创作。一般认为，加拿大华裔用英文写作，是从一八九六年中加混血女作家水仙花发表作品开始。水仙花原名伊德丝·伊顿(Edith Eaton,1867-1914)，她有十五个兄弟姐妹，母亲是华人，父亲是白人，生活在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少女时期移民美国，由于她对中国的认同，在她的小说中，对华人受歧视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不过，她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出版，跟她酷似白人的相貌不能不说有相当的关系。不管怎样，她为华人发出了第一声。在她之后的几十年，华裔的英文文学创作一片荒芜。
为了把亚裔作者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力量，为亚裔说话，温哥华有志于文学的亚裔作者，组成亚裔作家工作室。一九九七年，爱德蒙顿的分会成立，工作室的范围扩大。他们的通讯《宣纸》每年出版四次，还有电脑通讯网络(jwongchu axionet.com)。除了鼓励创作之外，还替会员找出版社和出版资助。华人成员有朱蔼信(Jimwong Chu)、李群英(Sky Lee)、钟丹妮丝(Denise Chong)、崔维新(Wayson Choy)、刘绮芬(Evelyn Lau)和余兆昌(Paul Yee)等。他们都是最新崛起的华裔作家。这些作家大多在唐人街长大，属于老一辈华侨的后代，对于种族歧视尤其痛恨。他们有共同的生活和教育背景，受本地的公立学校和大学教育，有良好的英语写作能力。从七十年代开始，朱蔼信、余兆昌和李群英等人，就参加了中华文化中心的义工计划，并成立了以土生华裔为主的电台，这是华裔青年表达自己身分的首次发声。这个电台维持到八十年代。爱德蒙顿分会的副会长陈泽桓(Marty Chan)更进一步，在加拿大国家电台每周两次向全国播放《点心日记》，已经历时三年，名副其实地走出了唐人街，对种族的相互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九九七年十月在爱德蒙顿上演他的讽刺政府的戏剧《老男孩俱乐部》(Old Boys'Club)甚获好评。
一九九一年，由李孟平(Bennett Lee)和朱蔼信合编的《多嘴鸟》出版。这是第一本华裔英文作品选集，包括了十八个作者的诗和小说。正如其书名所指，鸟的天性是要叫的，这些鸟，已经沉默得太久了，该是开口说话的时候了。沉默是忍受空白，只有发出声音来，才能证明自己存在。如果不出声，他人将会胡乱涂抹，自己也将会被淹没。这个书名还有两个隐喻，就是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之中，发出华人的声音；同时，这个声音不是单一的，是有个人特色的。《多嘴鸟》编者很有眼光，所收集的几篇节选的小说，后来都出了单行本，获得很高的评价，并成为畅销书。李群英的第一本写早期华人家庭的长篇小说《残月楼》(Disa-ppearing Moon Cafe,1990)曾入选最高荣誉的总督奖；余兆昌的儿童文学《幽灵火车》(Ghost Train,1996)获得一九九六年总督文学奖；钟丹妮丝《侍妾的儿女们》(Concubine's Children,1994)根据母亲的记忆，重构外祖母早年在唐人街的生活，披露早期华人妇女的顽强挣扎，是加拿大华裔文学中生存主题的佳作；刘绮芬的自传体日记小说《离家出走》(Runaway,1989)写女主人公跟严厉专制的父母决裂以及流落街头当妓女的生活，是新一代华裔作家最富叛逆性的作品，成为畅销书之后，又被拍成电影。崔维新用十八年工夫，以三个成长中孩子的观点写的长篇小说《玉牡丹》(Jade Peony,1995)，好评如潮，是加拿大第一个男性土生华裔作家的英文长篇。一九九六年跟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分享安大略省最佳英语书奖，又获得温哥华书奖，并成为畅销书。
阅读这些土生土长的作家的作品，会发现集体记忆对他们深切的影响。他们共同关注的主题，除了老一辈华侨求生存的艰难生活、自我身分认同的寻找、代沟和文化冲突之外，就是在暴露歧视政策丑恶的同时，重构华人在加拿大的历史，向主流社会显示，华人是对加拿大有贡献的一个族裔，他们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同样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作品，粉碎对华人形象的丑化和扭曲，塑造华人史诗式的开天辟地的精神，重构华人的正面形象。
华裔英文小说之所以在九十年代获得主流社会的青睐，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这些小说确有一定的艺术素质；其次是对东方的猎奇心理，想知道唐人街的隐秘故事；长期以来华裔作家的英文著作极少，现在异军突起，想看个究竟；主流人士对种族之间的关系，比过去有了更宽容更开明的认识，也想通过作品了解对方的意愿。
四 《残月楼》与《玉牡丹》的叙述策略
近年来，华裔英文文学作品陆续出版，数量甚多，限于篇幅，我只简单地介绍一下《残月楼》和《玉牡丹》两本英文长篇小说。这两本小说比较有代表性，并具有华裔英文创作的一些共同特点：一，它们都可以归入家族史一类；二，选材都具有作者童年的生活印记；三，故事的活动空间以唐人街为中心。四，故事的时间都是从十九世纪末或本世纪初开始，直至八十年代，囊括了几代华人在加拿大的历史。五，它们重复出现文化冲突、性压抑、种族歧视与代沟的主题。
这里仅谈它们的两个叙述策略
(1)发掘隐秘家史
新一代的华裔作家意识到，用华裔后代的好奇眼光来追踪与披露家庭隐秘，是有效的叙述策略。这是因为第一，华侨的家史是被歧视的历史。在挖掘和重组祖父母一辈人物的生活时，他们同时也是在重写自己族裔的历史，建立自己族裔的尊严；第二，他们写自己的祖父辈人物时，也是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和根；第三，他们的写作，也是反歧视的一种政治姿态。
这两本小说都以温哥华唐人街一个家庭为主要描写对象，而这个家庭的组合都是不完整的，而且，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神秘家史的逐步呈露，是文本引人入胜的手法之一。华人家庭之所以支离破碎，有那么多隐秘，是歧视性移民政策的结果，并不是华人神秘莫测、不可理喻。一九二三年的排华法案规定，妇女不得进入加拿大，这使得华人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造成畸形的男女关系。这种排华法案，使得家庭不能团聚，使得想进入加拿大的华人望其门而不得入，不得不“买纸”（他人的证件）入境。因此，便有所谓“纸儿子”和“纸侄子”等情况出现。万一查出，违犯者便有坐牢或被递解出境的危险。为了生存，大家只好心照不宣，严守秘密。这就造成家家好像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种混乱的、不明朗的家庭关系，在《残月楼》中以乱伦来体现。这部小说共有七章。作者用的是双重观点：第一人称自知观点与第三人称全知观点。除了孙女凯与她的姑姑苏丝写到自己的部分用“我”之外，其他的每个人物都用全知观点来叙述。凯与苏丝用“我”来叙述，是因为她们两个都是乱伦的受害者而不自知。作者用“我”的好奇，来间接揭示出事情的真相。
每个小说人物的描写，都用年代来标志，这样，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不断地被推向历史。比如，曾祖父的一节是“王贵长一八九二”，曾祖母的一节是“李梅兰一九二四”，祖母芳美的一节是“芳美一九二五”，叙述者的一节是“凯一九八六”。年份的跳跃所构成的空白，一方面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另一方面又被拉开距离，以审视历史的进程和人物的变化。作者把从曾祖父到“我”这一代一百年来的家史，用时空交错的镜头和悬疑的手法，编织人物的复杂关系。比如，定安（曾祖父婚外所生的儿子）原来是叙述者凯的母亲的生父。凯的一度恋人莫根，原来是定安跟一个白人女子所生，亦即凯的亲舅舅。如果艺术技巧可用作政治反抗的手段的话，那么，乱伦这个负性的隐喻，在此实际上是对种族歧视与隔离的一种批判。
同样地，崔维新的《玉牡丹》中也有一个不正常组合的华人家庭。故事发生于三四十年代。这个家庭有四个孩子。小说分为三个部分，依次由三个小的儿女以第一人称观点叙述他们的成长和他们对成人世界的理解。他们是四女祝良，二子忠心和三子石龙，年龄由五岁到十来岁。大儿子是父亲在故乡已经逝世的妻子所生，二子忠心是养子（忠心的父亲杀了他的母亲后开煤气中毒身亡）。这四个孩子，有三个母亲，两个父亲。表示这个家庭的不正常的另一个例子，是对母亲的称呼。她是父亲从故乡买来的第二个妻子，是祝良与石龙的亲生母亲，但作为家中权威的祖母却说，大家要叫母亲作“继母”。这个与实际不符合的称呼，正是“纸儿子”、“纸女儿”这种为势所逼的华人生存状况的表现。
这两本小说的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能把当时生活的细节，融入人物描写和情节之中。例如，《残月楼》把当时一件白人女子被杀、牵涉华人疑凶的案件，技巧地利用为描写曾祖父的处事才能的同时，托出华人生活的险恶境遇。《玉牡丹》第一部分，通过妹妹祝良的纯真眼光，写经济衰退时期华人潦倒街头的惨状。又例如两本小说都写到华人因为缺少家庭乐趣，缺少娱乐，常常在唐人街聚赌，其实在赌博背后还有悲凉的故事，就是落魄的赌徒想发一笔横财，好买船票回乡，去探望阔别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母亲、妻子和儿女。
(2)以成长中的后代的视角看世界
《玉牡丹》以孩子视角来看成人的世界。用孩子的观点看世界，可以产生陌生化的效果。比如，五岁的祝良等待马骝伯出现之前的种种猜想，使马骝伯事迹更富神秘色彩。祝良看到样子像猴子的马骝伯，便联想到祖母讲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孩子从祖母获得的想象泉源，跟中华文化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传承作用。马骝伯变形的背，使孩子好奇和恐惧，扭曲的背乃是活生生的被扭曲的人的形象。马骝伯带着华工骸骨回故乡这个细节，既是华工的悲壮下场，也是华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意识的体现。马骝伯能背走多少骸骨？还有多少在落基山失落了的，回不去的孤魂呢？祝良看着马骝伯上船回国，她挥动着小手，她天真的视野中，是沉重的历史归航。
祖母是玉牡丹美好吉祥的象征。长期以来，她守着一个秘密，只有三子石龙知道。原来她少女时期的恋人曾给她一块玉牡丹，她终生珍藏，直至去世。她是古老中国的化身，她常常说孩子“没有脑子”，指的是他们的脑子里，缺少中华文化。她去世之前说，她的灵魂会听到风铃之后回来。石龙真的看见她回来，而且不止一次。她的再三出现，象征中华文化传统与后代的不可磨灭的联系。在《残月楼》中，凯为了寻根，回中国读中文。徘徊多年寻找文化身分的凯（可能成年的石龙也会走同一道路），终于带着自己的孩子，选择回香港，实现她的寻根梦。
两本小说文本虽然在加拿大的土地上展开，其实，在加拿大展开的是显文本，隐文本是在中国。这些人物生活在三个世界。一个是古老遥远得像神话的中国，一个是说华语的华人社区，一个是说英语的加拿大主流社会。中国的战乱虽然遥远，却影响着人物的行动和情绪。《残月楼》中祖母跟故乡妹妹的通信，是在她生活顺利的时候。她们最终的断信，是姐妹情谊的隔断，也是中国跟外界的隔断。《玉牡丹》中继母的传教士女友要来的消息，使继母充满希望，后来女友为日本炸弹所杀，粉碎了继母的等待，亦打破了石龙渴望有一个中文老师的梦。跟祖国割不断的关系，还体现在石龙父亲的工作角色上。他身为中文报纸的编辑，每天关注本地与中国的新闻，特别是抗日战争的新闻。也就是说，他每天都生活在三个世界之中。父亲的行为状况，都在三个孩子的新鲜视角中呈现。
《玉牡丹》有一个超越的地方，就是提出种族和谐的命题。石龙的小学老师对学生一视同仁，使不同种族的学生享受平等的对待。这一节含有相当的劝诫意味，又充满了种族和平共处的憧憬。小说间接写到抗日战争，但生活在加拿大的日裔和华裔，是不是也要处于敌对中？作者安排了一个很自然可信的爱情故事。石龙的保姆美英爱上了同学日裔青年。当加拿大政府歧视政策把日本后裔强迫迁移内地看管起来的时候，这对年轻恋人只好分手。小说的结尾，美英用织针试图堕胎，流血不止，年少无知的石龙看到这一幕感到十分震惊，从而把这个悲剧推向高峰。从石龙的视野，带出一个复杂的种族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
华裔文学不论表达语言是用华文、英文或法文，都是生机蓬勃的领域。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侍妾的儿女们》的名字给我一个启示。侍妾的身份，永远不是中心，是边缘。华人文学在海外，对当地主流社会来说，是一个边缘存在。对中国本土文学来说，也是一个边缘存在。它具有双重边缘性。但是，我们不要忽略这个边缘性，因为，边缘往往能发挥它的重要性。它可以向中心挑战，它可以影响中心，使它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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