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的城市地理学——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进展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城市论文,研究进展论文,中国论文,建设中国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08-03-10
中图分类号：K92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398(2008)02-0001-05
1引言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自18世纪中叶人类社会出现工业革命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就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由于城市是一种空间，是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区域实体，也是各种人文要素和自然要素的综合体，因此，自20世纪以来形成了很多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中也包括了城市地理学。
西方国家的城市地理学兴起于20世纪初，相比之下，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起步较晚。1961年，在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内成立以严重敏(华东师范大学)、孙盘寿(中科院地理所)、仇为之(北京大学)三人组成的人口居民点地理组。其中，严重敏、孙盘寿两位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城市地理的研究，但他们的工作很快就因“文革”而被迫中断。 “文革”后，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得以恢复。1979年，华东师范大学在国内首次招收城市地理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其后，城市地理学在国内其他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成为我国人文地理学中发展最快的分支学科之一。1993年12月，在中山大学召开的“中国城市发展于规划教育”国际学术会议上，许学强、严重敏、周一星、叶舜赞、沈道齐、崔功豪、宁越敏、顾文选等人联名向中国城市地理学会写了一份建议成立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的报告。1994年6月，为庆祝中国地理学会成立85周年，中国地理学会在北京举办了“地理学与持续发展”大会，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之后，城市地理学在中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学术视野更为广阔，新的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展，呈现出学科多样性和交叉性的特征。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对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在国内发表的论文进行评述。
2城市化(城镇化)研究
城市化并不是西方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在中国却受到高度的关注。改革开放后，学术界率先提出中国城市化(或称城镇化)的发展问题，城市化也成为中国城市地理学者最早和始终关注的研究领域。1980年，吴友仁在《人口与经济》上撰文，率先探讨了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该篇文章重点分析了建国以来影响我国城市人口增长的因素，并从粮食生产和基本建设投资角度预测了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1]。同年，严重敏和宁越敏对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化的趋势和城市体系演变进行了分析，该文首次分析了建国后中国城市化的阶段性波动的特点[2]。1981年，姚士谋和吴楚材率先提出了我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问题[3]。1982年，周一星撰文研究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该文总结出了世界各国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曲线，并据此预测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4]。其后，许学强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从以上早期几篇论文看，既借鉴了西方学者城市化研究的理论，又凸现中国城市化的研究特色，即关注中国城市化的特殊性，这种特点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城市化研究。
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差异很大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由此引起中国城市地理学家的极大关注。其中许学强较早研究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省际差异，通过因子分析，认为影响中国城市化省际差异的两个主因子分别是工业化因子和人口密度因子[5]。
进入90年代后，中国城市地理学界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不再局限于采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中国城市化的规律问题，而是转向更深层次的机理研究，在城市化动力机制和郊区化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这是因为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加深，使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更趋复杂和多样性，这是发达国家从未遇到过的现象，对中国城市化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新的理论予以解释。在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方面，早期研究主要从中国计划经济和户口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分割的国情出发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简化为二元结构的模式，即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型城市化和通过乡村工业化推动的自下而上型城市化。许学强等较早意识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认为沿海开放地区城市化动力是计划经济体制、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6]。其后，薛凤旋等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是外资影响下的城市化[7]。宁越敏提出更一般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在“新城市化进程—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一文中认为要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行为主体互动的角度研究城市化的动力机制[8]。该文认为自90年代以来，中国展现了一种新城市化进程：即以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单一的或以二元为主的城市化动力，以较为集中的城市开发模式替代分散的乡村工业发展模式。作者特别指出，“随着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及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化必然会进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并体现出与世界城市化发展相一致的特点，这就是形成以国际城市为中心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崔功豪、马润潮的“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及其机制”一文从城市化启动力的角度指出，这种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体力量推动的城市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9]。文章并由此分析了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探讨了其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影响和政府、农民、外部(内资、外资)力量共同作用下的运行机制，最终对其在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未来地位和作用作了评估。以上两篇论文的意义在于提出了要从城市化主体行为的角度研究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观点，从而成为中国城市地理学被引次数最多的文献之一。
90年代起，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开始关注郊区化的问题。郊区化是继城市化后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都市区形成的动因。但与城市化着眼于宏观、区域的乡—城人口迁移过程不同，郊区化主要从单个城市的角度考察人口的空间集聚与扩散。郊区化始于20世纪20—30年代的欧美发达国家，盛于50年代以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仍处于城市化阶段。但中国的地区发展差异较大，上海、北京等个别城市从8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郊区化现象，90年代后郊区化现象扩散到更多的城市。周一星、宁越敏等学者选取北京、沈阳、杭州、上海、广州等城市，通过采用不同时期人口普查的数据考察这些城市人口分布的空间变化，发现上述城市已出现郊区化的现象[10-14]。但是中国城市的郊区化有其独特性，与英国学者彼得.霍尔提出的城市演变模型不完全相同。宁越敏认为，造成沿海大城市郊区化的原因有二：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农村人口大量向沿海地区转移，使得沿海地区总体上仍处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二是90年代后沿海城市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大量户籍人口从中心城区向郊外迁移，导致中心城区人口的绝对下降。中国城市发展的高速度导致“时空压缩”效应，使一些大城市在较短的时间里就从城市化阶段进入到郊区化阶段(以常住户籍人口为衡量标准)。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对区域人口产生拉力，对城市(中心区)人口产生推力。两种不同迁移力量的互动，使90年代中国大城市同时出现人口集聚的城市化和人口扩散的郊区化两种现象，其后果是大大促进了都市区的形成。
3城市体系研究
城市体系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西方城市地理学对城市体系的研究集中在城市规模分布、城市职能分类和城市空间结构等三个方面，研究方法上多运用数量统计分析的手段，并形成中心地学说等重要的理论。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一是因为英美等国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国家对区域发展的调控大大减少，这使得西方国家城市体系研究缺少应用的领域，二是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出现了向社会、文化方向的转型，使城市体系传统领域的研究也随之势微。
早期中国城市体系的研究借鉴了西方城市体系的研究传统，但也体现了中国特色。严重敏和宁越敏[2]，许学强先后用全国城镇人口资料进行了位序—规模分布的检验。许学强计算了1953、1963、1973、1978年中国前100位城市的位序—规模分布状况，并预测了2000年的状况[15]。王法辉计算了1949-1987年历年的中国城市位序—规模分布，他用a(第一大城市理论规模)、b(回归系数)两个参数的变化来说明中国城市化的曲折过程[16]。周一星对中国城市规模体系的省区级差异进行了详细研究，他采用3个指标来描述各省区城镇规模，把26个省区分为6种类型，认为不同类型的组合反映了区域城镇规模体系的演变过程[17]。而后，陆续有学者对中国城市规模体系进行研究，但总体而言，中国城市规模体系的研究开展不多，主要原因是城市人口规模的数量与城市的实体地域范围有关，随着中国城市行政区划的不断调整，特别是撤县(市)设区的广泛实施，中国城市的实体地域已难判定，从而影响到城市实际人口规模的判断，进而影响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
中国的城市职能研究与西方国家有明显区别，一方面我们较少进行城市职能的分类研究，另一方面伴随各地的城市规划，地理学者广泛参与了城市性质、城市功能定位的研究。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中国的国情有关。城市职能分类是在国家或区域层面对一群城市的职能进行比较，因此需要比较详细的城市就业方面的统计数据，如纳尔逊分类方法采用了美国1万人口以上的897个城市的就业指标。我国城市统计长期缺乏分行业的就业数据，只提供相应的产值数据。由于计划经济时期重工业发展，轻服务业的发展，工业是绝大多数城市最主要的经济部门，若不对工业行业加以细分，必然使中国城市职能分类失去意义。以上这两个原因使得中国学者很难照搬西方学者的城市职能分类研究模式。周一星和布雷特肖在1988年合作进行了“中国城市工业职能分类”研究[18]。该文的贡献是在城市工业职能分类中考虑到了城市规模的影响，以判断一个城市在区域工业发展中的地位，从而避免了纳尔逊分类法不考虑城市规模影响带来的问题。在城市职能基本—非基本概念研究方面，阎小培强调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向功能，从而对经济基础理论予以新的解释[19]。
城市性质研究原是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一项任务，随着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广泛参与城市规划，城市性质的研究成为城市职能研究的应用领域。而伴随着城市发展战略研究的兴起，城市性质的研究而后更多地被称之为城市功能定位。该研究集成了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和观点，例如，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理论，管理学中的竞争力理论，因而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应用性。
城市体系空间网络结构是城市体系研究中最具理论色彩的部分，克里斯泰勒和廖什两位德国学者奠定了中心地理论，其后，贝里等美国学者进一步发展了中心地理论。早在1964年，严重敏就翻译了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把中心地理论介绍到中国[20]。1980年后，中心地理论、空间扩散、核心—边缘、增长极等学说先后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对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研究更为强调城市体系的空间组织，并与80年代以来各种区域层面的发展规划紧密相连，因而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市经济区和中心城市的研究。顾朝林在1991年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经济区区划体系的构想[21]。宁越敏和严重敏也在1993年就提出了要加快高等级中心城市国际化的步伐，形成若干个各具特色的国际城市；优先发展中心城市的生产服务业的重要观点[22]。周一星和张莉从改革开放的视角对中国城市经济区进行了研究，把中国经济地域划分为3个一级城市经济区和11个二级经济区[23]。
二是都市连绵区的研究。80年代，随着戈特曼大都市带学说被引进中国，中国城市地理学家对这种巨大的城市空间组织开始感兴趣。1986年，周一星在分析中国城市概念和城镇人口统计口径时，提出了都市连绵区这一概念，以与戈特曼的大都市带这一概念相对应[2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国内9所院校的城市地理学者于1994-1997年间对中国沿海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辽中南等四个城市密集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这次研究提出了判断都市连绵区成型的指标和都市连绵区发展演变的五个阶段，认为1990年代的中期，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已达到都市连绵区的标准，而京津唐和辽中南两个地区尚处于都市连绵区的发展过程之中[25]。中国城市地理学学者对长三角、珠三角等都市连绵区的研究对这些区域其后的规划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创立了城镇体系规划。80年代，在缺乏区域规划的背景之下，中国城市地理学家在从事城市总体规划实践时提出了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用以弥补区域规划缺失产生的问题。早期城镇体系规划的内容主要包括城镇体系基础条件分析、城市化水平预测、规模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结构和基础设施网络的规划等方面。近年来，增加了区域环境和生态规划，以及空间管治等内容，使规划内容更加完善。目前，城镇体系规划已被列入城乡规划法，成为法定规划的组成部分。
4城市经济和社会地理研究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传统城市地理学的又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从80年代初起，中国城市地理学家开始对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地域结构、市场空间结构、中心商务区、感应结构、社会区等进行了大量研究[26-31]，使中国城市地理的研究体系更为完善。90年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迅速，这使中国城市地理学家对单个城市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而是与其他学科交叉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
从80年代初起，国际城市学界就开始关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问题，提出了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等新的概念。我国地理学界对新国际劳动空间分工、世界城市等理论的关注起步于1990年代初。宁越敏最早系统介绍了这些理论，其后提出产品内分工已成为新国际劳动分工新的表现形式的观点[32-33]。伴随信息技术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美国著名学者卡斯特尔率先开展信息化城市的研究。我国学者阎小培在19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研究信息产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作用，她对信息产业与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社会结构变化和城市地域结构变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34]。刘卫东、甄峰分析了信息化对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潜在影响[35]。最近几年，中国的互联网城市研究也开始兴起。汪明峰、宁越敏尝试建立一种评价中国互联网城市可达性的方法，并对五大骨干网络的空间结构和节点可达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空间格局整体上趋于均衡，节点可达性基本遵循原有的城市等级体系[36]。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社会变迁，城市社会结构、城市社区类型、城市阶层关系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为中国城市社会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城市社会空间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顾朝林率先开展城市社会极化的研究[37]。王兴中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38]，柴彦威研究了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特征和时间利用特征[39]。刘玉亭以南京为实证，全面系统剖析了我国转型期城市贫困的产生机制、结构特征，分析了城市贫困阶层的居住空间、日常生活空间和感知空间[40]。
5结论和展望
中国城市地理学在近三十年中已得到飞快的进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1)形成了一支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队伍。近年来，老一辈城市地理学家虽已逐步退休，但仍在关注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并予以积极的指导。中青年城市地理学家的队伍日益壮大，已成为中国城市地理学的中坚力量。在研究力量分布方面，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的大学和中科院的地理学院所集中了中国城市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力量，但其他一些城市的城市地理学研究队伍也在壮大。此外，以海外华人学者为主体的中国城市地理研究队伍也已形成一定规模。
(2)形成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特色。由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领先于中国，导致城市地理研究的许多领域必然率先形成于西方国家。因此，起步时期中国城市地理的研究需要借鉴西方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但是，中国经济的迅速起飞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转型，这就为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通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城市地理学家在中国城市化、郊区化动力机制以及都市连绵区研究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中国城市地理学家还对我国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城市地理学出现了社会、文化转向，这是由发达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发展上升期的发展中国家，展望未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仍需围绕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特别是要关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性和区域性问题，从而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的城市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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