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观的科学定位：正确处理四个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确处理论文,关系论文,科学论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要拥有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观，就必须科学地判断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也就是说，如何看待封建主义，怎样肃清封建主义；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如何看待民主社会主义，怎样对待民主社会主义；如何看待共产主义，怎样实现共产主义。最后的落脚点就是，如何认识现在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好现在的社会主义。
一、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关系
著名学者高放教授认为，在不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在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中实现的社会主义，应该首先铲除封建主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不急于建成社会主义，更不能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正是长期违背这个特殊规律，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在生产力和经济不够发达的情况下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却不急于彻底铲除封建主义，而且让封建主义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了。在遗留有大量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情况下，急于建立“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这种态势搞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必然会失去优势而面临危机。因为严格地讲，此时搞的社会主义已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由于它并不是真正地高于发达资本主义，所以难以匹敌发达资本主义的挑战与竞争是在情理之中的。所以准确地讲，苏东剧变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尤其是封建主义关系的失败。
由于没有经过典型资本主义的熏陶，长期的封建社会实际上已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表象上并不像封建迷信活动那样有着明显的封建招牌，而是时常以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例如，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来了就不难”，媒体常常将其作为单位第一把手亲自解决疑难问题的经典语言而加以欣赏。实际上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这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人治是封建社会的特征。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目前又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人治和法治共存虽然暂时不可避免，但没有必要去欣赏和宣传人治，因为我们最终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民主法治社会。对人治等等封建残留的东西津津乐道，还把它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可见封建思想对我们影响是何等之深[1]。
我们知道，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所以要根本改变一种思想文化，就必须根本改变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物质条件。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经济同思想文化关系时曾经说过，这种自然经济“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2]765。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从根本上改变与落后生产力相联系的小生产，就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各种封建的思想文化残余。也就是说，只要人们的思想和眼界还没有完全摆脱小生产限制，封建思想就会有生存的土壤和传播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些同志对封建的东西总是表现得那么习惯，总是恋恋不舍的原因。由此看来，我们目前通过以工业化致富农民、以城市化带动农村、以产业化提高农业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以及正在着力进行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有着其更深一层的战略意义，这就是彻底根除小生产这一封建主义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当然，由于封建社会也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由于它在已经胜利了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历史特别长，所以它也有过灿烂辉煌的历史贡献，其中就包括至今还可批判地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这一点是必须看到和肯定的。我们讲的彻底肃清，主要是指整个根本思想体系而言。是就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治体制及其影响而言。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3]
所以，在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必须认清封建主义残余存在的严重性和长期性，必须认清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放眼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同时存在于一个地球上，而且这种“一球两制”的竞争态势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将难以改变。资本主义虽然最终必然灭亡，但现在尚未停止发展；社会主义在根本制度上要优于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发展使其在科技、生产力等方面又远远超过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目前，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对比处于严重的不对称状态。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从总体上来看，首先是继承关系，其次是互补关系，再次是对抗关系，最后是取代关系。二者既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呈现出一种对立统一、竞争共处、最终取代的态势。这种态势在两个不同方向上延伸辐射，构成了在纵向上的继承和取代关系，在横向上的互补和对抗关系。社会主义首先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要承认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进步的作用，而这些恰恰是社会步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的物质基础。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还产生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所以马克思认为，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就越将成为社会主义最好的入口。
基于这四个关系，所以在处理二者的问题上，一个总的原则是：资本主义能够“为我所用”，但要“高度警惕”。
一方面，要在共处、竞争中借鉴资本主义。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长期的发展，确实创造了许多文明成果。我们要在树立对资本主义全面而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大胆地借鉴、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一些有用的东西。
借鉴其发展经济的商品形式。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辉煌，从内部机制来看，与资本主义时代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有关。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充分利用了商品经济规律、商品经济机制以及商品货币关系。任何国家要实现经济繁荣，迈向现代化，就不能逾越商品经济和市场化这一阶梯。我国正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利用我们的政治优势，弘扬其有利的一面，抑制其不利的一面，保证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健康发展。
运用其利用市场配置资源这一手段。现代经济生活的一大特点是追求最高的效率和最好的效益，要用有效的稀缺资源来满足尽可能多的社会需求。市场配置这一方式的出现与不断成熟，正是顺应了现代经济发展的需求。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已为世界经济发展史和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所证明，市场是任何国家经济由不发达通向发达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一个重要原因，就要既认真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经验，又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开始了新旧体制的转轨，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学习其寻求发展的科教措施。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科教兴国、强国的经验越来越得到印证。这很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比如，在全社会大力普及科教兴国的现代观念，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重视人才培养，加强对科技发展的干预，加大科技投入，强化科技自主创新，从国家长远需要出发，制定科技发展的战略规划等。我们党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就是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明智之举。
吸取其制约公共权力滥用的某些做法和精神。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但现阶段还做不到由全体人员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执掌国家公共权力的只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少数人，因而也有一个防止公共权力滥用的问题。“二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应该说，与这些国家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不无关系。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为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而加强的分权制衡和社会监督机制，保障政治系统机构人员的调整与变动，增强机构人员的更替性和流动性等方面的有益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是它们与封建主义长期斗争的积累和硕果，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我们党正在进行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许多改革和探索，正是反映了这种借鉴和吸取。
利用其有用的资金技术和经验。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和资源，可以解决国内资金和资源短缺的困难；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弥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不足；利用其人才和知识，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增强我们的科技实力。
另一方面，要在交流、合作中防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是继承的关系，又是两种本质相对立的社会制度。因此，我们在与资本主义的共处中，还必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防范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反对其亡我之心不死的两手战略。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是一球两制、西强我弱。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取代物，当它以全新的社会制度形态出现在世界上，便引起国际资产阶级的恐慌，他们要采取一切手段置社会主义于死地。其主要手段无非是两手，即“遏制”战略与“和平演变”战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走上改革之路，西方国家又加紧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苏东剧变后，中国作为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当其冲，成为“和平演变”战略实施的主要目标。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反对过去“左”的外交战略，又不要麻痹大意，在一片高唱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而这一切对我们的发展是十分必须而有利的）的时候，也切莫忘记“狼外婆”的真实面目。
反对其妄图构建单极世界的强权政治。两极格局瓦解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自恃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以此为支撑的军事实力，企图营造一个以它为主宰的单极世界，千方百计阻止多极化进程。然而，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为世界多极化夯实了深厚的基础。世界多极化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美国妄图建立单极世界，是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对此，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警惕，努力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积极推进多极化进程。
总之，对资本主义正确认识也好，科学对待也罢，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创造条件。当然，这种战胜与取代，是一个长期、曲折、艰难的历史过程。对此，我们既要克服“速胜论”，社会主义总体上讲都还处于初级阶段，不可急于求成；又要克服“悲观论”，不能因比较遥远，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论经历多么长久和多么曲折的过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必然性，终将在全世界变成现实。
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等流派的关系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党所信奉的主义。它自19世纪以来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影响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如何对待它，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4]。
其实，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同，历来就有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潮、派别和政党。早在1847年恩格斯撰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已经指出，要把民主社会主义者定位为共产主义者的同盟。他说：“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还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阶级直到争得民主和实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者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这时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2]245 后来到1864年创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时，马克思、恩格斯派的科学社会主义者正是善于联合英国工联派、法国蒲鲁东派、德国拉萨尔派、意大利马克尼派、俄国巴枯宁派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才能使第一国际声势浩大，为推进国际工人运动，争取工人阶级权益，支援波兰和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做出有益贡献。随后1889年建立的第二国际也广泛联合了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政党，党内也含有多种思想流派。可是1919年处于世界革命高潮中急忙组成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急于要取得世界革命成功，不能容忍各种改良思想流派，所以长期把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主要敌人来打击。当今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资本主义既有相当的生命力又有深刻的内在矛盾的态势下，资本主义世界必然会涌现出各种各样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和政党，既有右的改良型的社会党，又有“左”的急于求成的革命型的马列主义共产党和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社会党及其民主社会主义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1.在理论上要区别社会党指导思想中的错误思想体系与其中的某些正确思想成分。社会党的指导思想是多元主义的，自认为古典哲学、基督教伦理观、人道主义、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等等都构成其思想体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之一。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工党主席卡尔松在其代表作《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1983年2月）中还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解开工程的钥匙，但结果应由当代人算出”[5]。这个形象的比喻应该说是言之有理的。
2.在纲领上要区别社会党背离科学社会主义之处与某些正确成分。社会党的纲领一般是节节后退。老党在19世纪末建党之初都主张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后来在执政之中受挫后就取消了废除私有制的纲领，改变为发展经济、实行福利政策、改善人民生活、达到充分就业等。但是在纲领中他们仍然保留有要建立自由、平等、民主、团结、劳动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以取代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等说法。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些都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包含有它几十年来执政之中已经有些实效的具体内容。以色列工党自1930年建党起即在农村领导建立名为“基布兹”（Kibbut）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基布兹”更得到进一步发展。半个多世纪来这种资产公有化、劳动社会化、生活集体化的实验，堪称奇迹。
3.在路线上要区别社会党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改良主义本质与其在当前实践的某些合理之处。社会党否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醉心于渐进改良，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它主张通过议会民主竞选，多党平等竞争，争取得到多数选民支持，占领议会多数席位，然后上台执政；在执政期间尽量实行多种改良政策，扩大人民大众权益，增进人民大众福利，不废除私有制，而只限制剥削。这些通过合法斗争、采取改良主义性质的措施，在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应该说是有其合理性的，不能完全否定。
4.在政策上要区别社会党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本质与其有别于资产阶级右翼政党、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方面。社会党执政后其基本政策是不触动资本家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改变议会民主竞选、多党平等竞争、三权互相制约的政治体制。但是在税收政策、就业政策、投资政策、福利政策、教育政策、外贸政策、移民政策、外交政策等方面还是有所改进，能够促进社会进步与繁荣，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5.在派别划分上要区别对待社会党领导层中的左、中、右三派，不要把他们的领导层看成是铁板一块，是清一色的右派。一般说来，各国社会党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都存在激进、中间、保守三种态度，反映在领导层中往往出现左、中、右三派。在重大问题决策时左、右两派时常发生激烈争论，最后由中间派来调和折中。在党的领导层中占主流地位的多半是中间派或中间偏右派。但是左派的客观存在是不容忽视的。
6.在干群关系上要区别社会党的领导层与基层广大党员以及党外支持社会党的广大群众。一般说来，社会党的领导干部是较为保守的，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处处都要看有权势的垄断资本家的眼色办事，不敢轻举妄动越出雷池半步。然而基层广大党员和党外支持社会党的广大群众都是真诚向往消灭阶级对立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的。党内外群众对社会党领导层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常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有强烈反抗，这种现象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我们要善于争取、影响这些党内外群众。
7.对不同地区的社会党要加以区别。一般说来，亚、非、拉地区的社会党要比欧洲的社会党更进步一些。因为亚、非、拉地区各国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社会程度较低，社会党成立时间也较短，面临的社会矛盾更多，人民群众反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思想情绪更高，所以这些国家新兴社会党从理论、纲领到路线、政策也都更进步一些。还有，原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由共产党演化而来的或者新建立的社会党，也比西欧各国的社会党更进步一些。这当然与这些国家当前在社会转轨中面临的各种矛盾更多，共产党的历史影响更强有关。
8.在与共产党的关系上要区别社会党的反共本质与联共的可能性。各国社会党从根本上说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的，但是在捍卫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权益、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向往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推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这四个方面，他们与共产党是有共同认识、共同目标的。因此，只要我们纠正传统极“左”思想、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完全有可能与社会党在很多方面结成统一战线。法、意、瑞等国的共产党都与社会党有过合作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传统，今后更有可能进一步发扬光大。
除了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之外，还有主张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崇尚生态社会主义的绿党、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等，都是应该区别对待、求同存异，以利于形成反对资本主义、探索社会主义的联合阵线的。
四、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章程上明确写着：“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每个共产党员入党时都要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显然，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无论是从实现主体还是从不同发展阶段或不同社会形态上理解，它们都是同质社会，二者只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问题，不存在由另一个主体再来取代它并另起炉灶的问题。
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就其实质来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仍是同一社会性质的社会，“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6]255 因而，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不但是党的最高理想，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结果。具有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但是，二者毕竟又不是一回事，如何认识二者的关系，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主要是容易出现混淆论、超越论。由于二者有主体的同一性、属性的同一性，所以就容易发生两大问题：一是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成看得过于简单、过于乐观。二是把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有的事拿到现在来办，超过了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人的思想觉悟。其实“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6]255。
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的是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的最高追求，但它的实现，必定要以大大高于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的高度发达的雄厚的物质基础相伴随；要以人人都无私的、高度自觉的全新的人来组成；要以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都取得胜利才能实现的事业。所以，要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条件，都需要一个长长的历史过程。一定要注意二者质（部分质）和量的区别性，既不能混淆，也不能盲目过渡。
由于最高目标是要通过一个个阶段目标才逐步实现的，所以，又要注重二者联系的必然性，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努力奋斗，坚定不移，不能因遥远和艰巨而气馁或放弃[7]。
1.要把共同理想与最高理想统一起来。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人们有不同的理想。在社会发展的同一历史阶段，虽然不同的人会有着不同的具体理想，但由于同一时期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要完成同样的任务，达到同样的目标，因此，不同的人们可以形成共同的理想。在一定的阶段，人们的共同理想是人们在该阶段共同奋斗目标的体现。又由于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人们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同，所要达到的要求不同，提出的奋斗目标不同，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的共同理想又是不同的。在建立了人民的共和国，解决了站起来的问题后，人民迫切希望的就是接着解决“富起来”、“强起来”的问题，希望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这一共同理想无疑具有广泛性。同时，这一共同理想又代表和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和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实际步骤，因而它无疑又具有先进性。
由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必然联系，所以又决定了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共同理想与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在客观上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首先要求我们在立志为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理想而奋斗时，要立足当前，脚踏实地，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分解为一个一个阶段的共同理想，然后一步一个脚印，通过一个一个阶段目标的实现，使一个一个不同阶段的共同理想汇集成通向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理想的阶梯，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一致性还要求我们在确立某一阶段共同理想时，一方面要以最高理想为指导，要顺应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要切实从所处的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确定发展目标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为这一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就是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奋斗的实际步骤，一切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人们，就必须自觉地将共同理想与最高理想统一起来，并积极投身于实现共同理想的实际行动之中。
2.要正确处理共产主义精神与现阶段政策的关系。我们现在的位置，就好比是处在共产主义大厦刚开工不久的建设工地上。正在清理废墟，正在平整地基，正在夯实基础。这就是我们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所为。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民族，明确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正确树立理想的前提。而且对于国家、对于政党而言，明确所处历史阶段，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条件。如果过高地估计当时所处阶段的位置，以为离共产主义不远了，盲目地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必定欲速则不达，反而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损害。正因为如此，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共产主义精神与现阶段的政策的关系。
首先，必须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制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行动纲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一贯思想方法，又是我们革命和建设实践所一再证明的制胜法宝。
其次，要坚定地执行现阶段政策，不能因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实质上属于同一社会形态，就把可能是将来应采取的政策搬到现在，不能用共产主义精神代替现行政策。
再次，要大力提倡共产主义精神，不能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否认和拒绝共产主义精神对现阶段实践的指导。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同一性质的两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所以，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提倡以共产主义精神作指导，是理所当然的。从生产的角度看，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提倡以共产主义精神为指导，有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加强生产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竞赛，从而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从分配的角度来说，提倡共产主义精神作指导，能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引导人们讲奉献、讲风格、讲相互救济扶持，并将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结合起来，促使整个社会和谐发展；从培养新人的角度看，更应大力提倡共产主义精神作指导。
诚然，在同一种属性的思想中，一个人的成长也是分层次的。如果把共产主义的思想比作人类思想的最高峰，那么在通向这一光辉顶点的道路上，就会形成一级一级并一级比一级高的台阶。一个人，不管他处于哪一级台阶上，都值得肯定。这当然毋庸置疑，问题是在我们允许和肯定这一层次的思想的时候，并不排斥用更高一层的思想去引导他继续攀登，应该坚持思想多层次的合理性与高层思想导向的主动性的统一。
在现阶段提倡以共产主义精神作指导，还应该注意：第一，提倡以共产主义精神，并不是要将这种精神作为现在一切政策和行为的普遍原则。如果混淆阶段，混淆要求，就会带来“刮共产风”的混乱结局。第二，要将共产主义先进分子与一般群众区别开来。提倡以共产主义精神作指导，对共产党人和信仰共产主义的先进分子来说，要求可以高一些，可以通过一些政治要求和组织纪律来规范。而对于一般群众，则一定要坚持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自觉自愿原则。
3.集中力量实现当代中国的伟大目标。集中力量实现当代中国的伟大目标，就应当坚持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形成的，并已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动摇。首先，我们要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发展；其次，我们要始终坚持走依靠科教兴国之路；再次，要大力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加快发展，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全面协调发展；最后，应坚持依法治国，保障发展。
总而言之，在认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上，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要做到四个坚持不动摇：一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二是坚持党的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不动摇；三是坚持二者区别的长期性不动摇；四是坚持二者统一的最终性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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