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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04）02-0005-06
2003年我国工业在遭遇突如其来的“非典”冲击的情况下，实现了高速增长，成绩来之不易。这种高速增长能够保持下去吗？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还存在什么问题和隐忧？如何解决？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些分析和回答。
一、2003年工业增长和运行状况的回顾
2003年，我国工业增加值比2002年增长了16.8％，是1995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这种高速增长既有其客观必然性，也有经济政策等主观能动性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考察，我国经济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之后，2002年开始又进入新的一轮快速增长时期，突出表现在投资需求旺盛，企业设备更新加快，产品销售和盈利上升，库存下降，生产经营不景气的企业显著减少。在加入WTO之后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促进了进出口的高速增长。从主观上考察，2003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金融政策，推动了经济增长；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到2020年GDP比2000年再翻两番的目标，纷纷扩大建设规模，并且把发展工业作为振兴当地经济的主导产业；政府减少了对民营企业投资领域的限制，促进了民营企业的资本进入资本密集型的基础产业。
2003年工业增长最快的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表明我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主要由重化工业和新兴的IT设备制造业等投资类产品的需求拉动的。增长最快的工业产品可如表1所示（2003年比2002年增长百分比）。
表1 2003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增长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表1列的工业产品中，钢铁、有色金属、化纤、汽车、电子通信设备等5个行业的增长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2.4％。
由于我国工业仍然具有速度效益型的特点，在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工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椐统计，2003年1—11月，工业经济效益指数为143.6，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4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7.7％，产品产销率为97.81％，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盈亏相抵后增长了44.6％，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的利润增长了66.6％，企业交纳的税金增长了19.3％。
在39个大类工业行业中，有38个行业实现的利润都比上年同期显著增长。新增利润较多的行业分别是：石油天然气工业318.2亿元，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288.9亿元，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279.9亿元，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174.3亿元，电力及热力生产与供应132亿元。以上5个行业新增利润合计为1193.3亿元，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53.4％。
2003年工业的高速增长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但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一些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一是这种高速增长主要是建立在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拉动的基础上，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回落时，工业的增长速度必然随之回落。二是工业的高增长是依靠能源和原材料的大量消耗实现的。2003年，我国消耗的钢材相当于全世界钢产量的20％，水泥产量的50％，进口了8000万吨石油和世界铁矿石当年出口量的50％，消耗的能源总量相当于美国的60％，日本的3倍，但仍然出现了煤炭、电力、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供给紧张的状况，2003年全国有23个省、市出现了拉闸限电的情况。三是部分行业出现了低水平重复建设。四是工业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特别是在开发区的建设中，出现了乱占耕地的现象。五是在经济增长构成中，工业与农业及第三产业之间的比例不协调，2003年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只有6.7％。六是与投资高速增长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没有大的变化。
二、保持工业适度的快速增长
适度的快速增长应当是各种比例关系较为协调、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具有可持续性的增长。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经提出过“和谐增长”的理论观点，他指出，和谐增长应当满足下列目标：均匀而有规律的提高消费；技术、产品质量和科研的发展；教育的发展；自由施展才干的机会；社会保险；对可以再生产实物资本的精心维护；在非竞争性生产中的结构比例性；外贸和国际金融关系的平衡发展；对环境及自然资源的保护；有刺激力和平等的收入分配；永远留有储备。科尔内提出的这些主张，对现实经济工作仍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为了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各级政府普遍有一种“多少事，从来急”的紧迫感，都试图实现跨越式和超常规的发展。但是，经济增长是受客观经济规律制约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必须与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才有可能避免或减少经济发展中的失误和失衡。
从总体上和发展趋势看，决定和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不会发生大的和突然性的变化，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格局将会继续保持。但是，要保持2003年工业高速增长的水平则是困难的。因为，我国工业增长既要受资源供给条件和环境承受力的约束，也要受城乡居民需求和国际市场需求的约束。2004—2010年和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究竟应当保持在什么水平上才是比较适度的呢？
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在制定国民经济“十一五”计划和到2020年长远规划时，可以考虑将其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04—2010年），GDP年均增长8.1％。2000年我国GDP总额为89442.2亿元，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2010年应当达到195000亿元。在第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协调的情况下，工业增加值的年增长率应当比GDP的年增长率高出3—4个百分点。因此，2004—2010年工业增加值的适度增长率应当为12％左右。2003年工业增接值的增长率比GDP的增长率高出7.7个百分点，显然超出了合理的范围。第二阶段（2010—2020年），GDP年均增长6.25％。这一时期，第三产业的增长率有可能超过工业的增长率。到2020年我国GDP总量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将达到35.8亿元。上列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和适度的增长速度，它既能保证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经济发展目标，又使经济增长指标留有余地，而不会导致顾此失彼的局面。
由于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起点不同，客观条件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必然有高有低，但作为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合理选择，应以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为基准，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高一些，但不必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例如，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或基数较低的地区，在2010年之前GDP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8％—9％，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在12％左右。这一预期增长率已经是较高的增长目标了，如果能够持续到2010年，届时经济发展水平将会再上一个大的台阶。
从2003年的情况看，工业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固定资产投资的高增长拉动的。但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偏高，需要适当下调。1992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表明，当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例超过3∶1的水平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偏高，当这一比例低于2∶1时，表明投资增长率偏低（见表2）。
表2 中国GDP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表2所列数字可以看出，1992年和1993年我国经济出现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比值都超过3∶1。虽然1992年和1993年有投资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因素，但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44.4％和61.8％，显然超出了正常合理的增长水平。1998—2001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则明显偏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都在2∶1以下，因此，表现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2003年固定资产增长率在扣除投资品价格上涨因素后，与GDP增长率之间的比值在3∶1左右。这说明，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偏快。根据经验数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保持在2.5∶1的水平上比较合理，即当GDP的年均增长率在8％时，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应保持在20％的水平上。
三、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一般分析
什么是低水平重复建设？低水平重复建设就是新建项目的规模和生产技术水平低于现有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这些新建项目从局部看，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短期内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但从全局考察，这些新建项目投入生产后，并不能增加新产品的供给，而是进一步加剧一般性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出现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等外部不经济性，还导致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降低了生产要素的综合配置效率。
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要绝对避免重复建设是不现实的。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竞争。只有通过同类企业的竞争才能淘汰那些落后的企业及其生产能力，并迫使企业不断改进技术和生产组织，提高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市场竞争中，经常出现后来者居上的情况，即新建的生产能力更具有竞争力，从而击败原有的企业，老企业被迫退出市场。
新增的企业生产能力是否属于重复建设，还要受失常供求关系的影响。在经济周期的繁荣和扩张阶段，由于市场需求旺盛，既引发新的重复建设，而且已形成的重复建设生产能力及其产品仍然能够实现，其危机和消极后果还是潜在的。当市场需求规模或增长幅度下降时，这种重复建设的消极后果才会充分暴露，通常表现为大量企业倒闭破产、工人失业、银行呆坏账增加。这种状况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危机的表现。宏观调控的目的就在于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避免经济增长和运行过程的大起大落，减少生产要素配置的损失。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投资者愿意上什么项目，想上多大规模的项目，盈利还是亏损，完全是投资主体自己的事，政府不必干预。这种观点似是而非。现代市场经济是有规则的经济，改革政府的行政审批，不等于取消市场准入规则。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并不考虑外部的合理性问题。这就需要由政府或者行业协会制定市场准入规则，作为判断是否属于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依据。市场准入规则包括各个行业的先进的技术经济指标、环境保护指标、企业起始规模的标准。只有当新建项目比原有同行业先进企业的技术经济指标更先进时，在经济上才具有扩大投资的合理性。政府应当逐步减少和改革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行政性审批，可以通过市场准入标准和规则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进行规范。
为了减少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还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行业协会应当经常发布现有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主要产品产销率、企业景气或破产的比例、同类企业主要产品国际竞争力状况，以作为投资主体投资决策时的依据或参考。
目前，各地新上的工业投资项目其资金来源多数是依靠银行贷款。因此，商业银行把好信贷关是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关键性环节。主要依靠中央银行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往往会出现“一刀切”的问题，把投资前景好的项目也卡死了。同时，也很难走出商业银行信贷“一放就乱，一卡就死”的循环。要走出这种循环，一是继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二是提高商业银行对于贷款对象的分析判断能力，按照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发布的市场准入标准及市场信息，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以避免信贷决策失误。
四、生产能力迅速扩张的主要行业
2003年各地对钢铁工业、汽车工业、氧化铝和电解铝工业的投资大幅度增长，使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下面主要以钢铁、汽车工业做一分析。
2003年我国钢产量已突破2.2亿吨，同时进口了3000多万吨。我国钢材消费量已经是日本、美国、欧盟钢材产量的总和。由于国内市场对钢材的需求旺盛，钢材价格上涨，又进一步刺激了对钢铁工业的投资。据钢铁工业协会对在建和规划建设的钢铁生产能力的调查分析，目前正在新建的钢铁生产能力有8000万吨，到2005年全国炼钢能力将达3.66亿吨，2010年将达4.45亿吨。
到2010年，我国究竟需要多少钢材？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对钢材的需求还将继续增长。二是经济结构状况。主要是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三是人口规模及其消费结构。2003年我国GDP为11.4万亿元，消费的钢材总量约为26000万吨，每亿元GDP消费钢材2280吨。
表3 1990—2003年中国钢材消费量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0年，我国GDP总量将达195000亿元。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每亿元GDP的钢材消费量将呈下降的趋势。如果2010年每亿元GDP消费的钢材降到2000吨以下，届时我国钢材消费总量预计为32000万—36000万吨。由于钢材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上的差异，没有必要做到钢材需求的100％自给，进口量占国内需求的10％，即每年进口3000万吨钢材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根据以上分析，目前我国钢铁工业的投资总规模偏大，出现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钢铁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张存在以下几个突出问题：一是巨大的资源缺口：①铁矿石缺口。据钢铁协会预测，2005年需进口铁矿石1.82亿吨，2010年要进口3.42亿吨，将比2002年的进口增加2.3亿吨。②能源缺口。炼焦煤和肥煤的缺口2005年为2000万—4000万吨，2010年为4000万—6000万吨。③水资源的缺口。我国钢铁联合企业生产每吨钢消耗的淡水高达15吨，而德国吨钢消耗的淡水为3.2吨，韩国为3.6吨，我国最先进的上海宝钢为5吨。我国是个水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的国家，钢铁工业的发展，其生产要素必须向进口矿石的运输条件好，淡水资源丰富的沿海大型和特大型钢铁企业集中。最终，形成20—30个年产量在1000万吨以上的大型钢铁企业，应当作为钢铁工业发展的目标。二是结构性矛盾：钢铁企业的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有110家炼钢企业，目前已增加到280家。多数企业没有达到经济规模。在炼钢能力的增长构成中，钢铁协会会员企业增长35％，非会员企业增长122％。在新增的炼钢能力中，小于100吨的转炉占48％。这种情况说明，生产要素仍然缺乏向优势大企业集中的机制。在新增的炼钢能力中，产品结构不合理。国内目前短缺的主要集中在附加价值高的汽车板材、管材和特殊钢材，但大多数地方中小型钢铁企业和民营企业新上的生产能力主要是长线的普通钢材。钢铁工业的健康发展，在控制总量盲目扩张的同时，更要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
汽车工业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张是当前盲目投资的又一突出问题。目前，全国27个省、市有汽车生产厂家，其中23个省市有轿车生产线。2002年汽车生产能力已超过600万辆，加上在建规模，到2010年汽车生产能力将超过1000万辆。几年后，将会出现汽车生产供大于求的局面。轿车工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重要原因是产品销售价格过高，生产厂家在高关税和配额制度的保护下获得了超额利润。在发达国家，普通桑塔纳的零售价不超过8000美元，而我国目前的售价仍高达10万元人民币，比发达国家的价格高50％以上；排量2.0的帕萨特B5在德国本土的零售价折合人民币为18.2万元，但上海生产的排量1.8的帕萨特B5的零售价则为23.4万元，后者比前者的价格高28.5％。我国汽车工业获取超额利润，从其积极意义上看，增强了轿车生产企业的盈利和积累能力；从消极后果看，一是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二是使那些没有经济合理性的杂牌小型汽车厂家也有生存空间并获得盈利，加剧了汽车工业资源配置中的散、乱、低的局面，实际上是保护了落后企业，使不具有经济规模的汽车制造企业也能够生存下去，促进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因此，只有大幅度降低主要品牌轿车销售价格，才能把低水平的轿车生产能力逐出市场，优化汽车工业的组织结构，提高汽车工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五、整顿开发区过多过滥的问题
目前，全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有3837个。其中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个，占开发区总数的6％；省级政府批准的1019个，占26.6％；其他2586个开发区是未经规定的审批程序设立的。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开发区占地总面积为36000平方公里，其中闲置的土地面积约占开发区总面积的43％。
对开发区占用耕地进行严格控制是完全必要的，但又不应搞“一刀切”。对少数办得好的开发区，有进一步发展和扩张的条件，通过科学地规划和严格审批，可以适度的拓展空间。对县以下大多数不具备开发条件和前景的开发区，应当下决心关闭，促使县以下的乡镇工业企业向中心城镇集中，通过有效的土地置换和土地整理，在总量上严格控制开发区占用土地的增加。
在征用农村土地进行基本建设和商业性开发时，为了防止出现无土地、无职业、无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需要对现行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进行重大调整，即由一次性补偿改为长期补偿。因基本建设征用农民土地，农民可以以土地入股的方式从基本建设项目未来的收益中分红；工商业开发用地可以每年向农民支付租金。这样做，既可以使农民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又可避免政府寅吃卯粮，使后来的各届政府也能从土地出让中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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