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争论及其学科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政治学论文,美国论文,根源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71.2
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及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美国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形成了大量的新分支学科、新思潮、新流派和新主题。政治学的重要学科基础——政治学研究方法也是各种思潮交错，学派林立，主题繁杂，争议不断。这种分裂的状态使得许多政治学者对美国政治学是否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学科提出了严肃的质疑。①“究竟何为政治学”这个古老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②虽然各种研究方法常常在研究观点和研究路径上有不同的特点，但是极少有人在方法论层面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总体分析和归纳。根据美国政治学方法论大师盖依·彼得斯(B.Guy Peters)、乔恩·皮埃尔(Jon Pierre)和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等人的观察，在方法论方面的这种状况，使得绝大多数美国政治学学者对除自己研究方向以外的其他政治学研究方法也不甚了解。③
一般认为，美国政治学各种研究方法在比较政治和美国政治研究方面可主要归纳为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和后行为主义(postbehaviouralism)。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④虽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优劣，但各种研究方法的拥护者常常形成了不同阵营。不同研究方法在基本观点上的差异，本争论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即制度研究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之争、理性研究观点与非理性研究观点之争、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之争以及问题导向(problem-driven)和理论导向(theory-driven)之争。
一、制度研究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之争
传统的制度研究方法就是研究社会结构形式、国家机构、政治制度、政府管理和法律章程等，特别偏重于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制度方法研究者认为，制度是政治行为的主体，具有时间上的稳定性，它对政权的稳定、政治的绩效和政治运作的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对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也有巨大的作用。他们认为，对维护政治权力平衡和利益平衡起作用的制度对于国家的政治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
文化研究方法的学者认为，特定国家的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情感。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传统、政治意识、民族精神和气质、政治心理、个人价值观、公众舆论等等。由于文化是一个国家的人民长期积淀和相对稳定的，对其生存环境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是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文化学者认为人是制度的主体，制度是人所创造和掌控的，因此文化不仅是社会的底蕴，更是各种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灵魂。特定社会的文化不仅与政府、政治组织等制度性结构相对应，也决定了这些制度性结构在特定文化和特定社会中的有效性。由于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心理、政治理念、政治传统、价值观念影响着甚至决定了制度的构建过程，因此即使有了好的制度，如果与人的文化水平、社会的文化结构不相匹配，也无法产生好的政治结果，相反，还会导致经济滞后、政治颓废，更可能导致部分官员的寻租活动，产生腐败。因此，文化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而政治文化比制度更为重要，是政治学更应该重视的内容。制度论者和文化论者针锋相对，争论不休，相持不下。
虽然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近代思想家孟德斯鸠以及马克斯·韦伯和托克维尔等，从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现代政治文化研究则是由阿尔蒙德和派依(Lucian Pye)为代表的。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原苏联东欧国家转型的研究中，文化研究比制度研究能更好地解释制度在这些国家中的低效和失败。人们从而论证出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国家政府和法律制度的有效与否，常常不取决于正式的组织结构和法律条文，而是取决于本国或当地的文化背景以及有关国家政治领域的传统习俗。
试图建立西方民主体制的努力在一些原苏联东欧国家中遇到了制度直接移植的相关问题，甚至制度与文化的剧烈冲突。引进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理论，甚至是直接照搬美国专家学者来指导政府经济改革的结果，使俄罗斯等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民生灾难。虽然这些国家的文化与它们要学习和模仿的西欧北美的差异远远小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也都接近甚至高于一些西欧和北美国家，然而直接移植西方民主体制的努力并没有在政治上建成高效和廉明的政府。
即使从发达国家国内政治的研究上来看，传统的制度研究方法也朝着与文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如对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的研究就从对政府管理(government)的研究向社会治理(governance)的研究方向发展。当前理论界的共识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不仅仅是政府的工作，也是社会各阶层、群众团体、公司、学校、教会等各方面的责任。在非西方国家中，更要考虑氏族、家庭、宗教习俗等的实际影响。从政府管理向全社会治理的发展也表明了制度研究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的融合。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制度研究方法在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研究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而在对第三世界和转型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中，文化研究方法则起着主导作用。作为三大主流研究方法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在基本的指导方向上更是融合了制度和文化研究的成果。这一学派把社会文化所规范的各种潜在的规则也定义为成型的文化模式或制度来进行研究。这一学派认为，这些潜在的规则是为了决定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制约，构成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中交往的激励结构，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进行竞争和合作的行为模式，以降低人们在交往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这种现象甚至扩展到了理性选择理论和文化研究本身，发展出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规范)制度主义。⑤
二、理性研究观点与非理性研究观点之争
强调理性研究的理性选择学派又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集体选择理论”(collective choice)和“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等。包括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在内的很多政治学者把它看做是一种政治学研究方法，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学理论。⑥理性选择理论作为从新古典经济学引入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运用经济学的数理经济模式研究政治学的流派或理论，建立在经济学普遍公理和假设的基础上。其基本前提是“经济人”假设，即认为人是理性的、讲求效率的。个体的人是行为主体，是理性选择学派的基本分析单位，认为个体行动者总是无拘束地依据效益的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以追求个人效益(utility)的最大化。这种选择的目的总是表现为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因此可以把政治偏好和制度因素纳入理性选择。理性选择学派的研究框架建立在一系列的简明的假设之上，力图创建人类政治活动的数学模型。
在解释群体行为时，理性选择学派也认识到了群体、组织和国家社会行为的非理性特征。承认理性个体的集合常常导致群体行为的非理性，并发展了搭便车和寻租理论来进行解释。其著名的例子包括在诸如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出现的搭便车现象，以及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来推行垄断和补贴等低效的政策等。
理性选择学派以其立论简洁、逻辑严密和结论的普世性而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纳。虽然理性选择学派在当今美国政治学界的地位如日中天，但过于追求严谨的科学方法的努力导致其在立论的一些最基本的方面十分欠缺。例如，理性选择理论对于其立论的基础，包括个人利益偏好的形成等问题研究不够，也比较忽视对形成个人理性的制度环境的研究。其理论假设虽然本身论证的逻辑较为严密，但在解释实际问题时常常似是而非，对现实政治过程的指导作用有限。
理性选择理论的这些局限性使得反对该理论的学者有了太多的理由对这种理论进行攻讦。许多著名的政治学者对于理性选择学派过于追求超出现实可能性的“科学方法”深恶痛绝，认为对政治科学的研究根本不可能像对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一样追求抽象和简洁。他们对理性选择学派的研究方法进行的批判不仅全面和系统，还常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教授盖里·考可斯(Gary W.Cox)的一篇较有影响的反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文章，其标题就是《谎言、该死的谎言以及理性选择分析》(Lies，Damned Lies，and Rational Choice Analyses)。⑦
除了立论的局限性以外，许多重大的政治学课题，譬如关于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等，也很难运用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方法和统计模型。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传统的、“繁杂的”研究方法，如档案分析、个案研究和采访调查也许更为适合。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适应性是许多学者对其持保留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之争
这里的定性研究(质的研究)是传承几千年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从“质”的方面对政治现象进行的理论思辨。这里的“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规定性。定性研究的主要功能是“解释”政治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和阐述(在经济学领域称为“规范研究”)。解释政治现象是“定性”学者的主要工作，强调研究档案资料、文化研究和过程研究。定性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历史研究、文献研究、观察研究、逻辑分析、内容分析、实地考察、个案研究等。定量研究方法，或称定量分析方法，其核心是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把复杂的政治问题数理化、条理化和专门化。现代数理理论的发展为定量研究提供了建立各种数理模型的方法论基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则为定量研究所需要的复杂数据的求解运算和大型数理模型的构建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
一般认为，定性分析只是对政治问题进行分析的起点，定量分析才是政治学研究应该努力达到的目标。当今美国三大主流研究方法中的两种，即理性选择理论和后行为主义理论，都注重“定量”方法。运用这两种方法的学者试图建立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简洁而明确的数学联系，注重博弈论和统计学模型研究。“定量”方法大量用于关于美国和世界各国选举，特别是选民投票的研究。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选举研究在政治家们的选举战略和策略的选择中起到了具体的指导作用。对各国政府腐败程度的统计研究则明确了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指标与政治腐败程度的相关性，对于学术研究的深化，乃至指导各国政府开展与腐败的斗争起到了指导作用。⑧“定量”分析方法大量运用数学和统计学工具为现实社会提供服务，从而使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更加密切，大大地提高了政治科学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和社会地位。这种情况吸引着更多的学者运用“定量”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翻开美国当今政治学的主流刊物，如《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等，繁杂的数学模型、统计分析常常使数学基础欠佳的政治学者望而却步。
定量分析方法的拥护者认为，定量分析能充分和深入地认识各种政治问题的实质，认为学术问题论证的数学化程度越高就越能避免普通语言容易出现的逻辑错误。数理化的政治学研究还方便了不同研究成果之间的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政治学定量模型研究的发展。由于能够数量化的政治现象有限，加上有关政治的数据很难达到研究所要求的较高的质量，过于追求“定量”研究、为数量化而数量化的研究受到许多“定性”学者的质疑。同时，“定性”学者在批评“定量”方法，特别是抽象性很强的数学模型的时候，强烈地鄙视这些新的、“纯数学”的方法过于深奥，过于抽象。反过来，“定量”学者则认为“定性”研究“老套”，不够严谨，不够科学。随着近30年来理性理论在美国政治学界的地位的日益巩固，“定量”研究方法在美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地位也日趋稳固，而“定性”方法则仍旧在比较政治和政治理论研究领域起着传统的主导作用。
四、问题导向和理论导向之争
理论导向的研究方法是以现成的政治理论为研究的出发点，根据理论来确定应该研究的问题。按照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艾尔·巴比的说法，理论导向的研究模式就是：理论+资料收集+资料分析。⑨
理论导向的研究方法在许多情况下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理论是人类对所观察到的现实社会的客观描述，而现实政治的丰富内容往往超出了理论的涵盖范围。照搬照套理论的研究设计常常难以准确地找到问题的切入点，或者在问题的分析中先入为主地设计研究结论。如果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很大，就更容易造成削足适履地套用理论、误用数据的情况。
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即从现实社会的政治问题出发，根据现实问题确定研究课题的研究方法。分析叙述方法(analytic narrative approach)就是问题导向研究方法的典型。这种方法选择政治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根据研究的问题确立分析模式和理论框架，而不是相反。
问题导向的困境在于很难超越就事论事的时政分析，很难将个案的研究成果提升到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高度，容易混淆为与新闻报道类似的故事叙述。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也容易由于现实问题的多样性和繁杂性而导致政治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相混杂，导致学科体系和研究范围出现混乱，由此而造成的研究成果的复杂性也使得不同成果之间的比较和借鉴变得十分困难。
另外，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还面临着现实政治的困境，即如何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的问题。这是因为以现实社会的政治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常常会受到现实社会、政治、经济势力的经济利诱和政治压迫，从而导致研究者很难保持研究的独立性。
因为各种研究方法各有利弊，随着学派之间在研究方法上的相互渗透，不同的研究方法正在朝着相互借鉴以及综合、趋同的方向发展，纯粹运用某一单一方法的学者越来越少。相互借鉴的结果使得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日趋模糊。然而以上关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争议却没有因为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实际趋同而平静下来，这是因为这些争论实际上反映了政治学学者们对于政治学研究在总体认识上的分歧。
从学科建设和学科性质的角度来看，不同研究方法在理念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政治科学的根本认识不同而引起的。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可以因此归结为关于政治科学发展的根本性的问题：政治学究竟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科学”，还是一门仅仅对客观政治现象进行准确描述的学问？
对于政治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根据科学的不同定义，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以自然科学为标准，特别是自然科学中以逻辑严谨、推理简明、表述客观的物理学为标准，则政治学很难被称为一门科学。当代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颇具争议的议题，就是政治学可不可以是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逻辑性很强的学问。许多政治学家，特别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拥护者，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所作的努力实际上是力图将政治学的研究朝着高科学化标准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靠拢的努力。所谓的“硬件”研究方法，包括形式模型(formal modeling)、数学推理、统计分析和实验等，都是用来发现政治现象“隐蔽”的逻辑性的。在研究路径上，追求科学的努力则表现为对政治现象在逻辑上进行最简单的描述，力求向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的研究方法看齐。
这种科学化的努力与政治学要研究的社会政治现象是否相容？政治学是否能够建立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研究模式之上？这可以说是许多方法论争论的实质所在。
虽然在努力使之“科学化”，但一般认为，由于社会和人性的复杂性，政治现象的很多层面都是无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客观研究的。无论是政治学家还是任何其他的社会科学家，都很难用一种通用理论来准确地解释和预测所有的人类行为。研究对象的巨大差异造成了自然科学手段在政治学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从研究条件来看，由于人为因素和其他各种社会干扰无法排除，政治学研究所能运用的资料和数据也很难达到自然科学研究所要求的质量标准。这一点也是追求科学化的努力所无法逾越的障碍。
科学实验应当经得起证伪。从现实的研究状况来看，政治学研究的许多成果现在还经不起严格的检验。那些建立统计模型的努力总是遇到客观现实的挑战。选民投票的预测模型、社会经济发展与政府政策关系的统计分析结果都往往只是在特定研究区间或给定的数据中有较强的相关性，距离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所要求的普遍适用性相差甚远。
总而言之，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在美国政治学界从未停息，各派方法的拥护者常常以宗教般的热情为各自的方法辩护。这些争论的基点还是如何看待政治学研究的框架和学科性质的问题。这些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对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努力和期待。对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正确态度也许是将科学化发展观与现实政治问题研究并重，这一简单明确的答案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却因为对有限学术资源的激烈争夺而难以付诸实施。至少在研究方法的基本态度上，各政治研究机构、政治学系，乃至政治学学者个人常常必须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可以断定，由于理论研究与现实世界的矛盾，由于现实世界问题的多元性，这些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还会长期存在下去，而这种争论的本身也许就是为建立一个更加成熟的政治科学所作出的贡献。
注释：
①Timothy V.Kaufman-Osborn,Dividing the Domain of Political Science:On the Fetishism of Subfields,Polity,Vol.38,No.1,2006,pp.41～71.
②J.Tobin Grant,What Divides Us? The Image and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July,2005,p.379.
③Colin Hay,Michael Lister and David Marsh(eds.),The State:Theories and Issues,Palgrave,2006.
④Colin Hay,Political Analysis:A Critical Introduction,Palgrave,2002.
⑤朱德米：《理念与制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最新进展》，《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⑥Ian Shapiro,Problems,Methods,and Theorie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or What's Wrong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Political Theory,30(4),2002,pp.588～611.
⑦Gary W.Cox,Lies,Damned Lies,and Rational Choice Analysis,in Ian Shapiro,Rogers M.Smith and Tarek E.Masoud(eds.),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67～185.
⑧ Daniel Treisman,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from Ten Years of Cross-National Empirical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7,pp.211～244.
⑨陈永国、胡伟：《政治学状况及其方法论前沿》，《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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