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广播电视的钱、人与问责：多重模式，兼论中国传媒改革(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钱论文,人与论文,广播电视论文,中国传媒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29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中国模式”不会只有一种论述，不会只有一种实践。同理，公共广播电视(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PSB)的模式也有许多种，各自烙印其历史条件的胎记，面对当代资本压力，各国PSB的奋进成果，亦见差别。
有些在商业影音环境中，被迫增加私人的赞助，如美国。与此相反，另有逆流而上，将原本是PSB部分财源的广告，从其收入剔除，为此而短缺之数，另从财政拨款与商业税捐挹注，如法国与西班牙。有些蓄势待发，先由民间社团酝酿鼓动，要求其政府创新组织与开征多样财源，巩固、支持与扩大PSB的能见度与影响力，平衡商业势力，方向之一是结合高教……等等非营利资源与机构，如美国。另外，同样或说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公广机构，如英国的BBC，力能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却又因为其市场竞争力强大，因“成功”而遭忌，政治力在意识形态作祟，以及资本游说的压力与召唤下，出面阻挠PSB扩充。
“不是BBC就不可能是公共电视吗？”，答案是明显的。何况，BBC本身也历经变化，并不静止，BBC以外，PSB模式林立、五花八门，本文的任务就在厘清与阐述，先说同，后述异，目的在于从中演绎理论的凭借、实践的取径，作为改革中国传媒的参考。
中国各层级的广播与电视机构，与世界各国地区的PSB，至少有两个共同点。
首先，财产权都不是私人所有，80年代、9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浪潮，没有席卷公广领域，法国第一台之外，①各国地区公广机构不但维持公有地位，其频道数量亦在扩张，包括中国香港特首在2009年9月宣布，香港电台未来数年内即将升级，收音机之外，另要自拥数个电视频道，不再如同现制，只是责成私人商业台播放其节目。②其次，不断改革，随技术条件的变化，公广机构产制与采购的内容，不仅只是利用地表特高频无线电波传输，而是业已利用卫星与超高频电波，并进入了有线、电信系统与互联网，这就使得传统的PSB不得不与时俱进，成为公共服务“传媒”(public service media,PSM)，融合影音图文于一炉，③虽然各国PSB进入这个新阶段的速度与表现，必有差异。
有共相，就有殊相。除了产权公有不变与服务范围的不断革新，各国PSB的内涵颇见差异。PSB在各国诞生的条件与性质，是很重要，惟后天演变，更称关键。下文择要简述PSB出现的历史背景后，随即进入主体，分梳PSB的三个面向。一是财政收入的来源。二是人员构成，包括两类人，一是经营团队，再就是基层员工。PSB员工的多寡与组织形式，经常又是PSB财政大小的直接反映。三是PSB通过哪些机制(市场表现、受众参与及信息公开)，以示对其真正主人，也就是本国公民与社会负责；反过来说，社会如何向PSB“问责”，如何要求PSB对公民负责。最后，依据对各国PSB的共相与殊相的析辨，本文主张，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下，承袭但又创新的财政与内容流通模式，可以是改革中国传媒的优先选项。
诞生背景
反对公共广电的众多论述当中，相当常见的理由之一，就在反复强调，该制度成为当年的世界主流，是因频道稀有，如今技术发达，频道过多而不再稀少，既然如此，公共体制就当退位。④事实上，这个说法并没有正视史实，若能正本清源，予以还原，就会发现，无论是欧洲或美国，电波资源稀有都不是最重要，更称不上是政府高度管制这个新兴传媒的唯一理由。更不用说，不但早年已有经济分析，指陈广电的公共性与外部性，都是PSB问世的重要原因，迄今，更有精湛的专业解剖，指出在多频道的年代，公共服务广电制度不但并非明日黄花，反倒更见需要。⑤
英国广电协会(BBC)最早是私有，1922年由电器商联合组成，1927年元旦改为公营，主要原因有三。先是民族与统治阶级的“文化”考虑，担心商业低俗，品味扰人。⑥其次是市场经济竞争的残酷性，导致第一次欧战，“社会”力量遂有反省，进而反制。⑦最后是“经济”因素，消费电子器材厂商无力供应制播节目的资源，公权力直接向纳税人抽取收视费，对硬件厂商无害，反倒有利于快速筹措生产广播内容的经费。⑧
美国的体制虽然不同，但仍保留二成电波作为非商业用途，商用波段不是如同土地按价出售，而是依据“公共信托”模式分配，申请人必须满足“公共利益、便利或需要”的条件。同样，电波稀有与否并非重点，1920年代国会就此辩论时，议员清楚指认，电波是公共对象，电波承载的内容足以产生庞大的政治、文化……作用，⑨亦即广播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不容任何人完全占有其利。
只是，信托与公益，只能在小范围约束私有的商业电子传媒。美国公共电视的诞生，还要等到1960年代。当时，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权利意识延伸进入传媒，除了抨击利润归私的传媒，美国人成群结社，纷纷要求政府创设公视。1967年末，总统约翰逊(Linden Johnson)很快收割社运的果实，跳上推动公视的列车，要求国会快速通过法案。就在美国民众尚且沉醉于公视降临时，约翰逊迅速提名陆军名人、曾任“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公司总裁的培士(Frank Pace)作为公视首任执行长。培士表示，他将研究如何利用公共电视，作为控制暴动之用。现在，一度热情拥抱公共电视的支持者，不免纳闷“这下子公视岂不要被约翰逊拥抱至死？”。⑩
创建公共电子传媒的动力，出于政治，不是电波多寡的技术原因，同样显现在亚洲，只是更戏剧化。1979年韩国总统遇刺身亡、次年光州事件，随即有大众传媒重新组合的政策，一举将所有私人广电国有化，(11)残酷的历史际遇竟然意外地成为日后韩流的先河。2006年，反对泰国首相他信(Thaksin Shinawatra)政府的示威活动长期盘踞曼谷大街，军方介入后，他信外逃，军方成立临时政府，没收他信拥有的电视公司。几经折冲，军政府顺应社会业已倡议一段时间的要求，亦即将该商营频道转变为公共电视。虽然不乏国会议员质疑，传播学者、社会行动人士及媒改社团的意见亦告分歧，有人认为军政府不可信赖而反对，但也有人主张顺水推舟并无不可。正反勿论，2008年元月，亚洲最新的公共电视台诞生于激烈的社会与政治冲突声中。(12)
财政来源：政府拨款、执照费与广告
如同诞生背景有别，各国公视的收入来源及其规模，亦见差异。节目产制经费从何处取得，对于传媒内容的质量良窳、多样程度与保守改良或激进的性格，固然不是一对一的决定或影响方式，却不可能不生短期的牵制，也不会不对公视之长期性格与内部文化，发生长远的约制及塑造之能。如果彻底依赖商业收入，并且必须自行承揽广告、进入市场竞争的传媒，即便产权国有或公有，其表现究竟与私有商业传媒会有多少差异，恐有疑问。反之，纵使必须从事市场竞争、争取合适的收视份额，但只要其产权公有，且收入不取广告而是另由政府安排，全额拨款或取执照费，则其表现与“私有且营利导向”(13)的传媒，必有差异，甚至可以大相径庭。
综观各国(地区)公视的财政模式，除泰国公视的年度营运所需取自烟草税捐，(14)可称“创举”以外，各国(地区)公视对国内(不含对海外)提供服务时，其经费除了其节目的贩卖所得，大致来自政府预算、观众收视费(执照费)与广告三种来源，大约分作五种组合，如后：
(1)单取政府拨款：澳洲、中国香港……等；
(2)单取执照费：日本(NHK)、英国(BBC)、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
(3)政府拨款，加上广告(含商业赞助)：荷兰、瑞士、美国……等；
(4)执照费，加上广告(含商业赞助)：德国、奥地利、韩国……等；
(5)政府拨款、执照费，加上广告：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地中海国家。(15)
传媒若从政府拨款或执照费取得唯一财源，理论上都可以说其服务对象只有一种，就是受众(纳税人)，毕竟政府本身不创造财富，其拨款仍然取自人民缴纳的税收，以及国营或公营企业创生的收入。执照费不需政府编列预算，可以增加政府财政运用的自由度，但执照费不能保证公视财源独立，其增减依旧受制于政治力。其次，执照费是消费税，具有累退性质(regressive)，收入多与收入少的人缴纳相同额度，对低收入户，相对不公；再者，执照费征收过程，扣除逃避征收及稽征成本后，100元执照费最后大约只有90元归由公视使用，效率不彰。(16)因此，英国这个征收执照费历史最悠久的国度，历来都有两种声音，要求废除执照税，一种是反对PSB在先，自然就对执照费及其它任何政府提供的经费，一并反对。惟另一种反对的人，不但支持PSB，并且要求扩大PSB，他们曾经要求废除执照费，是基于公正与效率考虑。(17)
传媒若是从广告取得财源，服务对象就有两种，一种是受众，一种是广告客户，必然致使传媒不能完全忠诚于受众。即便是主流经济学者如科斯(Ronald Coase)，对此亦有深刻理解。不但理解，科思曾经为解开广告商与受众的利益冲突，主张美国政府理当核可，而不是阻止有线系统开办付费电视的业务。(18)美国各地公视加盟台取自工商等非政府部门的赞助比率，1975年是5.8％，1987年是15.1％，到了2006年高涨至60.4％(另有17.3％与22.2％来自联邦、州及地方政府)。(19)假使2010年这个项目的公部门支出水平没有降低、比例不变，那么，美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提供的公视经费，大约折合美国人日均收入的0.065，还不到澳洲(政府拨款)的十分之一(0.7日)，也远低于韩、日及欧洲国家的执照费额度。由于执照费仍需政府同意，不妨列为“间接的政府拨款”。准此，则下列国家支持PSB的经费额度，在韩国是0.43日工作所得(另有广告挹注)；日本的计算基准有二，受众若只看无线电视，执照费折合1.51工作日所得，加看卫星频道则是2.59日；若以BBC列举的12个欧洲国家之执照费为准，平均是2.07日，奥地利2.82日最高，德、英是2.27与2.18日，法国最低1.38日(惟奥、德公广另有广告收入，而法国还有广告收入与政府预算)。(20)
美欧对照，可知欧美的公视虽然同样兼取广告与政府拨款，但欧洲拨款至今仍然超过广告甚多，如2009年的荷兰政府，拨款其公视7.38亿欧元，将近是其广告额1.9亿的4倍。(21)美国则相反，政府预算低疲，相形之下，广告或商业赞助的分量益发凸显。此消彼长，致使美国公视服务受众的能力，无法提升而只能减少，并且滑落幅度的比例，要比公预算减少的速度，还要更快，因为“企业的捐赠通常直接用于特定节目的制作与包装，政府…经费则有较大部分用在基本开销……于是工商界反倒变成了公视节目制作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单位。”(22)个中最讽刺的例子发生在1970年代。当时石油公司为了排解社会大众因为石油危机而群起责难，大笔捐款各地公视以求移转视听，其致金的规模几乎到达可以操控的地步，人们因此戏称公视是“石油电视公司”(Petroleum Broadcasting System,PBS也可以是公视的英文缩写)。(23)
广告作为美欧电视的财政来源，意义不同，关键原因有二，以英国为例，说明如后。一是英伦的广电结构(公视为主，私人电视为辅)，美国则相反。第二个原因是，在英国，同属依赖广告收入的两家电视台，彼此具有“交叉补贴”关系，维续将近20年；其中三分之二时间(1982－1992)“完全”交叉补贴，另有6年(1993－1998)减半为之。美国欠缺这个公共政策，政府成为资本的俘虏，眼睁睁电视台获利丰厚(从1960年的19.2％毛利，到1970年的30－50％)，(24)却未能从中抽取盈余，挹注美国的公视。
英国虽有举世最早的公视BBC，却也是欧洲国家最早引入私人电视的国度。1955年，英人创设私有的“独立电视公司”(Independent Television,ITV)，前二年亏损，此后，每年的毛利至少都有资本额的1.3倍。1965年起，除公司税，ITV另须遵守累进原则，缴纳“特别税”(levy)，其课征基准不是“利润”，是广告“收入”，1975至1985年间，ITV平均税后利润是3.167％，ITV藉此“向全民表达，我们提交一定成数的利润，是因为我们得到特权，使用稀有的全国性商品”。(25)另一组数据显示，1974至1984年，ITV毛利9.18368亿英镑、特别税4.67311亿、一般公司税2.41374亿，纯利因此是2.09683亿。(26)通过一般及特别税的课征，英国政府宣告电视的性质与其它产业，迥然有别，BBC不营利之外，ITV的利润作为私人与公共分配的额度比例，是1对3.38。
虽有市场，但竞争仍受节制，纵取利润，已在交叉补助的前提下，不能尽入私人口袋。私有电视的利润部分收归国库10多年后，英国在1982年底开办第四频道(Channel 4,C4)，承袭这个财政设计。新的公有频道C4不再征收执照费，政府也不编列预算，而是由ITV全额补助，具体做法是C4播放广告，但C4只负责提出节目规划与所需经费，ITV必须予以满足，C4也不经营广告业务，而是由ITV统合承揽。1982至1992年间，除给付前述税捐给国库，ITV移转16.076亿英镑至C4，ITV统揽C4广告经营得15.858亿，因此ITV等于是全额交叉补助C4之外，另对C4有净补助0.218亿英镑。(27)通过这个财政规划，C4遂有脍炙人口、叫好叫座的表现，如重视文化的知名杂志说，“本刊不常报导电视，但C4在1982年一片沉静的广电世界紧急降落以来，对于英国文化的冲击允称可观”，(28)海外人士艳羡之余，总认为C4难能可贵，肩负“社会责任与经济成功”这两个经常会有冲突的性质(目标)，“第四频道是公共服务广播，市场取向但特色独具”。(29)
只是，商业竞争的动能不曾止息，ITV与C4相安无事，各尽所能的架构，在政坛的保守力量夹持新科技所发动的攻击下，开始变化。英国的1990年广电法要求，1993年起，C4必须自行出售广告时间，若广告所得少于全国电视广告总额的14％，差额部分仍由ITV补贴，若超过14％，则超过之半数给予ITV。政治人物激励C4自己贩卖广告，C4经理人得到了诱因，力图保有更多的广告收入，藉此才能挪取其中的部分，作为薪资的提成。果然，其后没有任何一年C4的广告没有超过14％，C4自此反向补贴ITV。1996年的新广电法没有改变ITV与C4的财政关系，双方仍然维持有限的竞争。然而，C4并不检讨10多年来的财政设计对其培育有功，C4无意维护孕育其特色的体制，C4尝到经济甜头后，反而想要开更多的疆辟更多的土，它加入政治游说，希望突破14％的限制，最后，工党政府全面放宽，ITV与C4从1999年起，转而从有限的广告竞争，移转至全面的竞争。累计1993至1998年间，C4逆向补助ITV金额是4.125亿英镑。(30)
完全竞争之后，C4的收视率相较以往并无逊色，2009年C4主频道仍有7.5％，加上C4旗下的5个家族频道，合计收视份额是11.5％。不过，此时C4的节目构成，业已产生巨大变化。我们取五种节目，使其分作“知性”(时事、新闻与纪录片)与“娱乐性”(娱乐、猜谜等游戏及体育球赛)两大类，比对历年节目的分量，有两个发现，格外值得一提。一是C4与ITV财政关系的转变，清楚反映在两类节目的增减，1993年，也就是C4自己出售广告第一年，知性节目比ITV代售的最后一年(1992)少了379小时，娱乐节目多406小时；C4完全占有自己所售的广告收入之第一年(1999)，知性节目比1998年(C4需将总广告额14％的超收部分，半数回流ITV)再少88小时，娱乐则多379小时。其次，知性节目大致逐年下降，幅度惊人，尤其是纪录片，2009年仅存143小时，只有1992年的38.2％。(31)对于这个转变，观众并不认可，根据主管传播业务的“传播署”(Office of Communication,Ofcom)所做的调查，30％英国观众认为，在2009年仍然占有71.6％收视份额的四大(32)公共服务广电集团的30多个频道，应该提供更多英国自制的写实取向节目，只有5％说可以减少，希望增加新闻的人(12％)是减少的人(约4％)之3倍。(33)
显然，C4进入完全竞争年代，虽然还能立足，但其原本清楚的创台定位，也就是挑战既存从而开创新的品味与观点，不再清晰，而是走向模糊。原本足以让C4自豪的传统(海纳品味、尊重少数、制作节目讨论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前途……等等)，遭致侵蚀，商业竞争提高了擦枪走火的机率，如《名人老大哥》曾出现种族歧视的场面，备受争议，招惹政治人物干涉。其次是特定(两档真人实境)节目占C4收入与利润份额太高(15％)，(34)经营的风险跃升，如今已经是竞争者的ITV摆出姿态，步步进逼，诱使C4炒高价格后扬长而去，徒留C4承担后果。C4近年出现多次财政困窘，部分根源在此，却往往殃及近邻，如2007年英国文化部长宣布，将提供额外资金协助C4，但来源不是国库，是BBC执照费。(35)
北欧四国以外的欧洲国家自有电视以来，除执照费作为财政基础，几乎都有电视从广告取得部分收入。但是，即便是播放广告，它们仍得在高度规范下的市场结构运作，表现得(相对于美国之)可圈可点。个中的关键就在于欧洲电视市场的广告竞争，仅属局部或说是一种协调式的竞争，而不是割喉竞争。竞争所得不由赢者通吃，而是必须遵循公共政策的导引，或是在一个频道之内，或是在一个集团旗下的各个频道，进行交叉补贴；或是在不同集团之间，抽取依法必然胜出的赢家之所得，挹注因为政策要求而不可能，也无意获利的频道或集团。在欧洲多数国家，这些依赖广告制播的节目与频道，相对于不依赖广告(包括不自己兜售广告的)节目与频道，长期处于的直接，或间接之交叉补助，因此在相当长远的时间里，就有“播放广告的公共服务广电”(commercial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CPSB)这个概念与实践，反观美国，1982年联邦传播委员会主席福勒(Mark Fowler)发表论文，后广得征引，内中却有一个重要论点，未见任何美国学者转述，唯一的引用来自英国学者。这个论点出现在福勒论文的最后五分之一，他详细阐述电视市场化后，必见失灵，因此可以从商业电波使用者取得资金，挹注公共服务节目的制播。这个符合“播放广告的公共服务广电”的议论，获得欧洲学者的反响，但在母国却无人应和，适巧反映了美欧广电体制的一个重要差异。(36)
然而，诚如Ofcom官方报告都已认知，如果商业竞争加剧而不是减缓，如果公营广电机构的规模没有通过组织调整或其它因素而扩充，那么，在2012年以后，英国两家私有的无线电视(ITV与Five)的公共服务义务就会因为超过其执照的价值而无利可图，致使CPSB难以维持。(37)要之，“昭然若揭的是，当前播放广告的公共服务广电，再也无法赓续”。(38)迄今，英国政府并没有因为Ofcom的分析，提出因应的短期措施，遑论长程政策，甚至，2010年春，保守党与自由党联合政府掌政后，倒是以金融风暴为由，要在五年内削减各级各部门公务支出25％，BBC执照费虽然没有删减，但任务加重，(39)等于经费遭砍16％左右。一洋之隔的法国，却有新气象，即便外界认为，推动变革的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动机可疑，但萨科齐改革的正当性修辞，赫然以英国为师：“要解放法国公视，使其不再依附于广告，创造法国风格的BBC”。(40)2008年萨科齐当选后不久，组成委员会，1年后提出报告，并在2009年初完成立法，分阶段要在2012年将所有广告逐出公视，公视为此而出现的经费缺口，另从商业电视台广告收入与电信商营业收入，提拨足额以作挹注。法国的邻邦西班牙在社会党于2004年执政后，其党魁萨帕特罗(José L.R.Zapatero)随即开启公视的改革，(41)至2009年春也推进到了PSB的财务领域，萨帕特罗的方案与法国接近，也已经付诸实施。南欧两国的电视新政，形同是一种中兴，活化英国曾经践履17年的历史经验。不但维新，法国与西班牙另有创新，两国认为，既然从手机至互联网等器材或传输平台，无一不使用公视内容，那么，针对电信商，开征税捐并移转作为公视之用，道理俱在。这么看来，这两个地中海国家的政策，就又具有时代的新意，响应了数字融合的呼唤。(42)法国及西班牙的推陈出新，重点不是其动机是否纯正，更重要的是这个改革方向，究竟是会持续与扩大、停留在两国，或是遭致本国与欧盟反对力量的围攻而退缩。
公广人：组织规模及垂直整合
PSB的员额及组织形式，因其财政收入的多寡而见差异。管理PSB组织的经营团队之产生方式，则随各国历史、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不同而有差别，先看产生经营者的方式。
在英语世界，任何关注传媒制度比较的人，必得阅读哈林与曼西尼的《比较传媒系统：三种传媒与政治的模式》(43)。他们根据传媒市场(特别是大众报业)发展的强弱、政治与传媒的对比类型、新闻专业与国家介入传媒系统的水平与性质，将北美与西欧18个国家的传媒列入考察。据此，他提出三种命名，英美加与爱尔兰等英语系国家是“自由主义模式”、北欧与欧陆等国是“民主统合模式”，而地中海南欧诸国则是“极化多元模式”。
他们通过PSB治理与经营团队的产生方式(分作四种)，阐述“政治与传媒的对比类型”。首先是“政府模式”，如1964年以前，法国PSB直属信息部，其后大致是执政党可以决定执行长(director-general,DG)及其它经营团队人选，随时间推移，这个随政权升降而更动DG的现象有些变化，但国会多数党大致还是能够影响与任命DG。法国之外，西班牙、葡萄牙与希腊亦都如此。第二种是英美加及若干欧洲国家的“专业模式”，当权者的干预程度低于前者。1958年－1979年间，法国广电部长更换20人次以上、“国会多数每一改变，新影视法相应而生”，这是“选胜者派遣人士的(分赃)系统”。因此，至1980年代末，据说身处其境的法国广电人，最“羡慕的模式之一就是英国”。(44)三是“国会或比例代表”模式，德语系国家及意大利属之。意大利的PSB有三个频道，分别由基督民主党、其它世俗党派，以及(前)共产党决定经营人选。最后是前者的变形，“市民或统合”模式，控制PSB的团队由多种社会与政治群体组成，包括政党，但工会、公会、宗教与氏族团体也都能分享权柄，如荷兰、欧陆(如德国)的某些小区电台等。
通过哈林与曼西尼的区辨，读者丰富了认知，得悉PSB的独立自主性，形式尽管繁复，但无法不从政治系统取得授权。对于哈林两人的宏观讨论，只需再作两点微观的补充。
一是PSB的自主形式仍在变化。随着南欧国家立法赋予PSB“法理独立”，其“事实独立”的空间，业已得到更多的拓展契机，它与英美等“专业模式”的落差，可能已在缩小，这是汉瑞悌详细研究36个国家的PSB所得到的结论。(45)其中西班牙格外值得一书，在所有促使政府更透明与负责的各项工作，首相“萨巴德洛引进的最重要变化，或许就在公广集团RTVE经改造后，当道政权不再能够支配。RTVE的最高经营团队至此需由国会三分之二同意后，才能任命，DG则由董事会径自选任。从任何角度评判，RTVE的自主与独立，业已确认……实质上，公信力足够的评论者有了运作空间，批评政府再也不必然来自私人企业，RTVE有了诱因证明自己的自主。形象上……共和民主不再等同于当道政党的专政……”(46)这里，另有值得一记的是，PSB是否拥有员工董事，似乎与哈林与曼西尼的分类，没有明显关系，如丹麦、芬兰有之而瑞典与挪威并无，法国虽设但德国与英国未有，丹、芬、法之外，印度与韩国MBC是另2个设有员工董事的PSB，统计30个可得资料的PSB机构，仅有以上5家设有员工董事。(47)
二是无论PSB经营团队的产生经由哪一种模式，都不可能得到百分之百的“事实独立”，表现在两个层次。一是政治系统与经营团队之间，虽然前者授权，后者接受委任，惟冲突仍然在所难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英国，其经营团队的党派色彩一般说来比较不明显，日常经营也多维持“一臂之隔”。(48)但1980年代以来，传统上出任BBC董事的人选，不再是各党派都能同意的“大老与好人”(the Great and the Good)，执政党任用自己人的倾向已告增强，(49)又撒切尔夫人(M.Thatcher)首相最称夸张。她在选任BBC理事的时候，不免先问，“这家伙是我们自己的人吗？”。(50)工党的布莱尔(T.Blair)政府任命的董事长与DG分别是戴维斯(Gavyn Davies)与戴克(Greg Dyke)，戴维斯夫人是当时财政大臣、后为首相的布朗(G.Brown)办公室的机要秘书，戴克是工党长期支持者与献金人，虽然两人获得任命的原因，分别是出身经济学的戴维斯，多年来都以专业分析，主张BBC必须扩大规模；至于戴克，则在电视业界的专业经营声誉与成绩，历来称善。其次，经营团队与一般员工的日常共事，难免另起勃溪。这些摩擦与龃龉暴露后，会以什么方式落幕或歹戏拖棚，取决于社会及政治权力的集中与分散程度，也受制于监督传媒运作的社会力量。其中，PSB机构的集体组织(工会)无疑是不能忽视的因素，以下再就工会略作讨论。
不同论者曾经指认，宣称法国公共影音节目制作机构的工会激进有力，曾使其1978－1984年的节目成本上涨2倍(通货膨胀率是84％)；(51)也有人指控，RTVE负债累累，但“工会力量强大，不放过广电人已取得的一分一寸之权利”，因此仍可坐领高薪。(52)实质是否如此，不得而知，惟这些工会确实承载负面形象。相对于此，可能给予比较正面观感的是加拿大PSB，其工会在2005年罢工两个月后，迫使管理人同意，将外包(临时约聘人员)的工作量，从30％左右比例，压回9.5％，而任何员工只要约聘超过四年即可转为正式职工。(53)毕竟，外包人力若是过多，就会形成两层(以上)的工作体制，危及工作条件之后，除了节目产出的质量遭致不良的影响，同工不同酬的比例愈高，愈是不能符合PSB理当表征的平等理念。“中国广播公司”在国民党要将其党产私有化，卖给特定人之时，其员工曾经积极串连，希望透过党政协商，将“中广”公共化，失败收场。(54)在韩国，无论是1980年代军人总统卢泰愚、21世纪初民选总统卢武铉或李明博，都曾因为任命KBS或MBC这两家PSB的DG人选不当，遭到工会杯葛，显见政体性质、总统政治信念的左右差异，并未决定工会性格。(55)2003年，BBC因报导官方侵略伊拉克，交恶当道，董事长戴维斯与总经理戴克双双辞职，抗议政府的调查报告对BBC不公允；就此例而言，BBC工会对于BBC经营者，英国民众对于BBC的支持，远远大于他们对于(新)工党政府的信任。(56)
最后，哈林两人对于PSB经营团队的选任机制之分疏，必须与他们对于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的“传媒分化论”的反思，合并考察。亚历山大认为，愈是现代化的社会，传媒与新闻事业就愈加重要，现代传媒愈来愈独立自主于国家、宗教与政治团体。哈林与曼西尼则说，亚历山大之见不是全豹，他们认为，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都明确指认，受制于商业化的趋势，传媒其实更是表征“一个去分化的过程”(a process of dedifferentiation)。传媒与政治系统，是有更多的分化，二者的关系，业已脱离王权或威权专制年代的从属或紧密连结，但在经济面向，传媒与商业日趋密切而不是分离，私人东主、广告商或其它个别利益，包括政府也会出资购买传媒资源，都在阻止传媒(人员及内容)的自主(与分化)，即便传媒人抗拒(或久之而不抗拒)，信息娱乐不分、广告与内容不分的幅度，都在增加，挫折了传媒人希望专业自主的努力。商业化曾经促成传媒专业化，但滋润专业化的力量并非只有商业化，何况，历史有其辩证过程，如今，商业化伤害专业化之处，远多于促成与提携。“如果日趋商业化的传媒对于社会生活也是日趋重要，那么，传媒就会是这个去分化大过程的重要施为者(agent)。一清二楚，这是布尔迪厄的论点。”(57)“传媒商业化与中立的专业表现没有必然的关系”，专业化反而“可能”与市场结构有关，因此，美国地方报纸的垄断地位使其报导比较中立，而英国小报、澳洲与德国报纸的激烈竞争，或美国收音机脱口秀因广播市场竞争强化，致使出现“意见好卖”(opinion sells)而并不中立的现象。(58)
商业化确实不等同于市场化，精确一些地说，商业化的归宿，是如同脱缰野马难以驾驭，或是仍然可能驯化为良性与多样竞争之驹，受制于下列因度：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竞争幅度、竞争金钱利益还是竞争其它标的(如观点、表现形式、城乡、年龄、阶级、职业、性别……等等)，以及，最关键者，公共政策的有无及其性质。美国电视的市场结构，很长一段时期属于寡占而业者坐拥高额利润，但公共政策空有信托之名，致使联传会主席慨叹美利坚电视直如荒原；英国与美国同属哈林所称之“自由主义模式”，却在广电产权与市场结构的公共政策规范，差异巨大，英国曾有C4与ITV的财务交叉补贴关系，成效良好，屡得创新与多样的礼赞，已如前述。
ITV与C4愿受规驯的原因，就在英国的公共政策，包括创设BBC这个强大的PSB机构作为其后续政策的工具，有了BBC作为主导电视市场的力量，ITV与C4等于先有BBC牵引其市场行为，后再接受政策的规约。电视市场结构能否在宏观调节下，维持或提振传播专业表现的条件，一个简易且重要的指标是PSB机构的规模：同一PSB机构的员额若能达到最低水平，该PSB制作节目的资源就等于是同步增加，从而提供比较合理与稳定的工作条件，有利于制播经验的积累与传承，在传输平台可获得确保的前提下，展现为组织形式就是“垂直整合”，生产并同时传输节目。
PSB要有多少员额才算最低水平？人与钱的规模，是一体的两面。依据2010年或最近可得的资料，澳洲(人口2200万)是5442人，(59)加拿大(350035)约8千多人，(60)韩国(5000万)是5212人。(61)日本(1.3亿)的NHK是1.0582万人(执照费收入是6926亿日元，(62)折合约51.73亿英镑，另有商业收入可折算为8.28亿英镑，合计60.01亿)，附属公司5千人左右；(63)英国(6100万)的BBC(执照费是35.19亿，加入商业等其它收入，总计42.6亿英镑)是1.7238万人(似不包括英国外交部拨款的“BBC收音机海外广播部”约1900人)，附属公司2700人。(64)德国(8100万)PSB第一台(ARD)是2.3万人(63亿欧元)、法国(6500万)France Télévisions是1.14万人(28.53亿欧元)，意大利RAI是1.17万人(32.11亿欧元)。(65)
这些PSB的员额介于5千至2万之间，迄今仍然是各国规模最大的影音文化生产(与传输)机构，虽然相比于PSB诞生时，它们完全垄断各国的影音生产，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要在最大范围之内，“生产”多元(不等同于多量)的影视文化品位并负创新、实验之责，PSB必须设计适格的科层组织形式。一方面，善用“规模经济”的特性，透过组织的扩张而降低制作节目的成本，并祈求能够将顺此而省约的资金，转而再投入于开发他种类型的影视品味，以求得到“范畴经济”的效益。另一方面，PSB如同任何私人机构，也会出现组织若是无边膨胀，将可能重蹈“彼得定律”因人设事的陷阱，亡失了照顾“公共”利益的原则而沦落为自身科层利益的辩护。相应于各国的人口及经济力，5千至2万员工的组织规模，是不是合适的水平，无法轻易回答，它总是取决于支持PSB的论述与实质力量(包括工会)，能否战胜总是企图将新科技纳为己用的商业与资本积累之动能。
在英国，1980年代以前，BBC与ITV的本国节目几乎都是自制，是典型的垂直整合机构。1980年代的商业力量奋起进击，10多年后，也就是1990年代，作用开始显现。最早是2家直播卫星电视在1990年11月合并为BSkyB，1993年起，保守党通过法令，强制BBC与ITV将至少25％工作量外包，从而缩小其人力，达到打击英国集体组织的最后堡垒“电视工会”的政治目标；(66)1993年ITV与C4也从不竞争进入有限竞争，再到1999年的彻底竞争，其间，第五家无线电视(Five)则在1997年取得执照，竞逐广告。面对大变局，ITV原本由英国14个分区业者取得各自的制播执照，历经合并至2004年，14家成为1家，其间，员工在1986至1990年间已经减少7千人，至2009年，员工总数只存4026人，节目自制率下跌至30.82％。(67)相形之下，BBC“好些”。1979年，BBC是2个电视、4个收音机全国频道，及伦敦在内的11个广电节目制作中心，当时，全职员工2.52833万人，兼职1350人，总数达2.6633万人。(68)至2009/2010年，BBC员工人数少了7千多，自制节目比例是65％，(69)但服务范围与项目大举扩充，脍炙人口的互联网(含影音互动)服务是全新的服务，制作中心9个、另设20多个较小的地区或地方工作室，境内电视与收音机频道8与10个，独资海外商业电视频道7个，另有合资商业国内频道10个(当然，节目制作量的增加，远低于频道数的扩充)。(70)
在欧洲这个PSB发源地，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在历经1980、90年代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扁平化的、瘦身的喧嚣与实作后，它在1989年制订具有跨境法规拘束力的《电视无疆界指令》(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 Directive)，1997与2007年，前令两度修改，并易名为《影音视听传媒服务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三者均设条文，要求EU会员国PSB必须至少提供10％给“独立制片人(商)”承揽。2006年数据显示，EU电视节目来自欧洲自制的比例，平均达三分之二，其中，由EU独立片商完成36％。(71)由此反推，欧盟的PSB内制，也就是垂直整合影音生产的能力，依旧可观。PSB虽有不少节目委外制作，但这些接受委托的、名称光鲜的“独立”制片人的工作条件并不理想，这个部门的发展规律是，“独立自主”的意识形态扮演了诱人的角色，而侧身其间的人至少分作两层，上层是能够流动的企业人，其余绝大多数的其它人则受制于无形的科层，毫无自主可言。(72)
通过这些扼要考察，我们可以说，经济效率、承担创新风险、提供稳健工作条件等三项需要，是催生影音垂直整合机构的重要原因。在欧日韩澳加等社会，这个需要沉淀为公营PSB机构的创设、持续与更新；或说，PSB通常是拥有大量制作节目的单位，在其必然获得电波频谱使用权的前提下，PSB自然就是既能制作又有播放渠道的垂直整合机构了。在美国、中国香港等欠缺大型PSB的地方，这个逻辑由私人完成。在美国是时代－华纳……等等大型影音组织。举个例子，具有独立公司地位，因此员工人数可以获知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Corporation)，其2010年的全职与兼职员工是2.538万人；未单列的“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其母公司沃特·迪斯尼(the Walt Disney Company)员工数是14.997人。(73)中国香港(700余万人口)的“无线电视公司”(TVB)，在2010年的营收是46.75亿港币(74)(折合约4.15亿英镑)，(75)仅有BBC十分之一，但员工4125人超过BBC的五分之一。那么，公部门或私部门推动的影音垂直整合制播，何者更为符合社会需要？何者更能对社会负责？这就是本文下一小节所要探讨的问题。
注释：
①第一台遭私有化的原因，一是当时(1987年)法国左右共治，社会党与共产党211与32席次，少于右派联盟265席次下。二是总统密特朗“最近”才“信仰社会主义”，信念不深，手段则灵活，常藉此化解纷争。见Sassoon,Donald(1996/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2007)《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页613，640－64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②http://www.rthk.org.hk/about/orgchat/Annual%20Plan2010-11_English,pdf
③Iosifidis,Petros (ed.) (2010) Reinventing Public Service Communication:European Broadcasters and Beyond,Palgrave Macmillan.
④如Beesley,M.E.(1996,ed.) Markets and the Media:Competition,Regulat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
⑤最佳论述可能是牛津大学Balliol学院经济系教授Andrew Graham与高盛(Goldman Sachs)投资银行首席国际经济学家Gavyn Davies的著作(1997)Broadcasting,Society and Policy in the Multimedia Age,Luton University Press(中译见刘忠博、丘忠融，2007，《多媒体时代下的广电事业、社会与政策》)。
⑥Williams,Raymond(1974/冯建三译1992)《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台北：远流出版社，页48－50。
⑦Curran,James and Jean Seaton(5版)(1997/魏玓、刘昌德译2001)《有权无责：英国报业与广电史》，台北：鼎文书局。作者称，关于BBC的诞生，通说都“忽略了在广播之外的政治社会变迁”，页193－205，特别是页199。
⑧Garnham,Nicholas(1979) 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communication,Media,Culture,and Society,1:123-146,p.143的(4)之讨论。
⑨Moss,David A.and Michael R.Fein(2003)Radio Regulation Revisited:Coase,the FCC,and the Public Interest,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15(4:389-416).
⑩Barnouw,Erik(1975)Tube of Plenty: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Television,pp.398-399,NY:Oxford UP.关于美国公视的诞生，较详细中文描述，可见郭镇之(1997)“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的起源”，《新闻与传播研究》第4期，页82－90。
(11)任鹤淳(2004)“韩国文化产业实况与发展政策”，《当代韩国》，秋季：35－38。
(12)洪贞玲(2010)“出淤泥之莲：泰国公共电视的起源与进展”，《新闻学研究》102:295－325；刘康定(2010)“泰国公共电视发展与制度分析”，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
(13)私有传媒不一定营利，如英国的《卫报》(The Guardian)、台北的《国语日报》。陈平2005年入主阳光卫视，曾有豪语，“公共电视不一定是由政府来做，这是有能力达成的人应当的权利和义务！”，见陈韦臻(2011)“撇开收视率，媒体能怎么着？——专访阳光卫视媒体董事长陈平”，《破周报》4月14日。私有但不营利的传媒以宗教取向为主，但宗教传播营利化的例子已经愈来愈多。(Economist,2005.12.3:56-57)另见Moore,R.Laurence(1994)Selling God:American religion in the marketplace of culture,Open University Press; Buddle,Michael(1997)The(Magic)Kingdom of Christianity and Global Culture Industries,Westview Press; Steinberg,Shirley R.and Kinchelo,Joe L.(2009) Christotainment:selling Jesus through popular culture,Westview Press.
(14)年度上限是20亿泰币，约4.5亿人民币；创台经费另由泰国政府提供。见注(12)。
(15)韩国、日本与意大利的海外广播与电视，英国的海外广播(不含电视)，均取部分政府预算，亦由原公广组织KBS，NHK，BBC与RAI负责，美国虽有海外广播(与电视)，但另立组织，未纳入原公广机构。
(16)2009－2010年间，BBC执照费稽征成本是1.264亿英镑(与BBC商业部门回流BBC的额度1.51亿已很接近)，占执照费收入35.19亿的3.592％，另有5.2％用户逃漏执照费，比例似乎已是历年最低(BBC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09/10:2-99,2-100; the BBC Executive's Review and Assessment,2009/ 10:2-87; BBC Worldwide Annual Review 2009/10:8-9)。漏缴执照费最高约10％(1992-1993)，2000/2001也是5.2％(BBC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00/2001:30)。
(17)Lambert,Stephen(1982) Channel Four:television with a difference? p.57,London:BFI.执照费在英国已成传统，捍卫的意见参考Murdock,Graham(1994) Money talks:broadcasting finance and public culture,in Stuart Hood(ed),Behind the Screens:the structure of British television in the nineties,pp.155-183,London:Pluto.
(18)Coase,Ronald H(1965) Evaluation of public policy relating to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ing: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Land Economies,41:161-167.
(19)2006年联邦拨款3.96亿美元给美国“公共广电协会”(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约3亿用于电视(其余是收音机、行政支出等)；2008~2011年联邦政府的拨款额是3.9、4.0、4.2与4.3亿美元。以上数字转引自Carey,John(1989)Public broadcasting and federal policy,in Newberg,P.R.(ed.),New Directions i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pp.192-221，引自p.209,London:Duke UP; CPB Annual Report 2006:40;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rporation_for_Public_Broadcasting; http://www.cpb.org/annualreports/2009/images/stories/docs/CPB2009
financialsFINAL.pdf,p.5.
(20)计算过程繁复，请见http://www3.nccu.edu.tw/~jsfeng/15 countriespbspercapitaincome.doc.
(21)http://en.wikipedia.org/wiki/Netherlands_Public_Broadcasting.
(22)Aufderheide,Patricia(1991)A funny thing is happening to TV's public forum,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November/December:60-63，引自p.62.
(23)Kellner,Douglas(1990)Television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p.202,Boulder:West View.
(24)Minow,Newton N.(1961) The "Vast Wasteland"，(本文是作者以FCC主席身份向美国电视公会讲演词)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II),Golding,Peter and Graham Murdock (eds),1997,pp.301-312,Edward Elgar:Herman,Edward S.(1993)The externalities effects of commercial and public broadcasting,pp.84-115，引自pp.95-96 in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Nordenstreng,Kaarle and Herbert I.Schiller (eds),NJ:Ablex.
(25)Paulau,Burton 1981,Television and Radio in the United Kingdom,p.116,London:Macmillan.
(26)1984/1985 HC 400 House of Commons.Twenty-ninth report from the Committee of Public Accounts.Session 1984-1985; Independent Broadcasting Authority:Additional Payments by Programme Contractors.Home Office.Independent Broadcasting Authority最后一页(p.30/p.16) Table II.
(27)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交待这些整理自十多份报告的数据。连同C4诞生的背景及涉及的“趣闻”，作者已另文写作中。
(28)Channelling The Past,Sight and Sound,2007.12,2008.1读取自http://www.bfi.org.uk/sightandsound/feature/49412.
(29)
(2010)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conomic success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Channel 4:Distinctiveness with market orientation,presented at the 5th Biannual RIPE (Re-Visionar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ublic Enterprise),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London,September 8~11.
(30)同注(27)。
(31)Channel 4 Report & Financial Statement,1992:18; 1993:16; 1999:40; 2009:138.
(32)指依靠执照费的BBC，依赖广告的ITV,C4与Five,Ofcom(2010)Communications Market Report,pp.114-115,128-129,137-138.
(33)Economist(2009.1.24:62)。
(34)《老大哥》两节目让C4进广告8800万英镑，利润6800万，惟C4否认这些数字，Brown,Maggie (2007) A Licence to be Different:the Story of Channel 4,pp.1-9,London:BFI.
(35)Jowell challenges Channel 4 to justify ￡14m of public funding,Independent,2007.6.21；该议在文化部长更替后，取消(Channel 4 switchover cash shelved,2008.11.26，读取自http://news.bbc.co.uk/1/hi/entertainment/7750501.stm)。
(36)Brown,Duncan H.(1994) The academy's response to the call for a marketplace approach to broadcast regulation,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1:257-273.
(37)Ofcom对公共服务广电的第一阶段报告，转引自James Curran and Jean Seaton(2010,10th)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Press,Broadcasting and Internet in Britain,pp.380-381,Routledge.
(38)Ofcom' s Second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Review:Putting Viewers First(2009),p.1.
(39)如Sweney,Mark(2011) Jeremy Hunt unveils plan for new national television channel,Guardian,January 19.
(40)Kuhn,Raymond(2010) France:Presidential Assault on the Public Service,pp.158-170,引自p.162.
(41)Martí,José Luis and Philip Pettit(2010)A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Public Life:Civic Republicanism in Zapatero's Spain,pp.87-88,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2)Levy,David(2010) PSB Policymak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The BBC Charter Review Process and the French Commission Pour La Nouvelle Télévision Publique; Medina,Mercedes & Teresa Ojer(2010)The new model of the Spanish public service media，两篇均发表在注(29)提及的会议。
(43)Hallin,Daniel C.and Mancini,Paolo(2004),Comparing media systems: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pp.21,30-3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4)Cayrol,Roland(1991) Problems of structure,finance and program quality in the French audio-visual system,in Blumler,Jay G.and T.J.Nossiter(eds),Broadcasting Finance in Trans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188-213(引自p.189,206)，以及Noam,Eli(1991)Television in Europe,p.9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5)Hanretty,Chris(2010) Explaining the de facto independence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er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40 (1:75-89).
(46)同注(41)。
(47)胡智锋、王健(2008)《北京市现代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与标准建设》研究报告(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委托中国传媒大学横向重大课题)，杨乘虎等17人参与，页240－243。谢谢黄学建提供这份报告。
(48)同注(6)。
(49)Sparks,Colin (1995) The survival of the state in British Broadcasting,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5(4:140-59).
(50)同注(7)，页369。
(51)Noam同注(44)，p.97。
(52)Fernandez,Raquel(1997) Communication workers in Spain:the reward of appearance, Communication Review,2(3:381-93),p.386.
(53)Economist,2005.10.1:37；《加国广播公司劳资纠纷现转机》“中央社”2005－10－3。
(54)“员工串联 争取中广公共化”，《自由时报》，2006－2－9:A4.
(55)Im,Yung-Ho(1998) The media,civil society,and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Korea,1985-1993,in Asian Cultural Studies,Kuan-hsin Chen(ed),London:Routledge,pp.330-351; Economist,2003.4.19:28; 2008.8.2:32; 2009.4.4:32。
(56)比较中间偏左的Guardian与Daily Mirror，偏右的Daily Telegraph与Daily Mail在2004年1月30日的报导。
(57)同注(43)，pp.285－286,288,291。
(58)同前注。再者，福克斯电视新闻网在美国取得商业成功，2010年营收15亿美元而毛利8亿，超过其两个主要竞争对手CNN与MSNBC之合，“意见好卖”的现象是否延伸到了电视，值得观察，见Standage,Tom(2011) The News Industry：bulletins from the future,Economist,p.14,July 9th special report.
(59)至2010年6月底，ABC Annual Report 2009－2010,p.192。
(60)CBC Annual Report 2009－2010似未列员工数，但只2009年开始的志愿退休方案，目标是至2011年底裁员8百人，注(48)所引材料指CBC在2005年的员工数是9千，但前引年鉴(p.67)指CBC在2006收入是16.71亿加币(汇率与美元大约相当)，2010略多(17.1亿)，因可推论2010左右雇员数仍超过8千。
(61)KBS Annual Report 2009:3,50，并称未来5年要裁员15％，KBS在2006年的员工是5287人(Annual Report,2007:38)。
(62)汇率计算以2010.6.25为准：http://www.exchangerates.org.uk/GBP-JPY-25_06_2010-exchange-rate-history.html.
(63)http://www.nhk.or.jp/faq-corner/01nhk/05/01－05－05.htm(2010年资料，男9143人，女1439人)，谢谢本田亲史先生告知，本田先生又查出，2004年NHK商业收入是执照费的16％，2010年比例不知，因此援用该比例。
(64)The BBC Executive's Review and Assessment 2009/2010,p.63,98.
(65)http://en.wikipedia.org/wiki/ARD_(broadcast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ce_T%C3%A91%C3%A9visions; http://en.wikipedia.org/wiki/RAI.
(66)Crise 11,Andrew(2002)An Introductory History of British Broadcasting,p.235,Routledge.
(67)ITV Plc Report and Accounts,2009:19,27,36.
(68)BBC Handbook 1980,p.66.
(69)Nicoli,Nicholas(2010) The disempowerment of in-house production at the BBC:An analysis of the WOCC，发表在注(29)提及的会议。
(70)7个海外独资频道是BBC America,BBC Entertainment,BBC Knowledge,BBC Lifestyle,CBeebies,BBC HD及UKTV(Australia)，参考http://www.bbcworldwide.com/.
(71)New Figures Show:Almost two thirds of EU television time is "Made in Europe"(July 25/2008,EU发布)读取自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O8/12OT& format=PDF&aged=0&1anguage=EN&guiLanguage=en.
(72)Lee.David(2011) Networks,cultural capital and creative labour in the British independent television industry,Media Cu-lture Society 33(4:549-565).
(73)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813828/00010474 691101419/a220211z10-k.htm(页I-23，见http://en.wikipedia.org/ wiki/CBS_Corporation);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Fiscal Year 2010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And Shareholder Letter,p.20.谢谢张时健提供数据。
(74)TVB周年年度报告2010，页1，169。
(75)以2010－6－5为准，1英镑汇兑11.2766港元 http://www.exchangerates.org.uk/GBP-HKD_05_06_2010-exchange-rate-histor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