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保护思想研究论文_武利珍

民国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保护思想研究论文_武利珍

(山西财经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民国时期是我国的外贸思想由传统转变为现代的重要时期,他们开阔眼界,吸收国外的经验与理论,并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并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具有较大的进步性,对于外贸保护的方式不拘一格,提出的关税保护、调整进出口、外汇等问题几乎涵盖现代外贸理论的方方面面,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思想的成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民国时期;对外贸易;保护思想

一、民国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保护思想诞生的渊源

1.民国时期中国的国情

在现代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中,净出口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重要指标。在民国时期,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影响,我国主要出口产品为农业加工品和原料,进口则以机器消费品为主,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原料的供应地和消费品的倾销地,对外贸易长期处于贸易逆差之中,导致国民收入增长缓慢、中国近代化水平提高受到制约,同时也工严重阻碍业化进程。当时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在工业技术上,都与西方列强有着较大的差距,中国生产的制成品不仅在在国际市场上无竞争力,即使在国内市场上也由于外国产品优势及倾销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此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学者提倡对外贸易保护主义,发展民族工业。

2.德国历史学派对中国经济学者的影响

民国时期,德国历史学派的贸易保护思想受到了许多中国经济学者的推崇,他们的对外贸易思想,吸收了德国历史学派的贸易保护理论的成果,如褚葆一提倡在中国幼稚产业应实施对外贸易保护,同时,宋则行从农业国工业化的角度出发,系统阐述了贸易保护理论的合理性。中国经济学者之所以受德国历史学派影响较大,究其原因是由于民国时期中国的国情与19世纪的德国极为相似,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说:“在昔日德国情形与中国相仿,大经济学家李斯特倡对内自由贸易,对外采保护政策,俾士麦为相,行其学说,将所有海关,合而为一。其后复厉行铁路政策,顿然富强……吾国可效法之处甚多。”[1]马寅初为美国留学生,然而在对外贸易思想上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较大,曾公开表示根据中国国情,在亚当·斯密与李斯特之间应选择李斯特。

二、民国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保护思想的主要内容

西方国家完成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生产力极大提高,大量工业制成品需要开拓广阔的海外市场进行销售,为了消除国外倾销的各种障碍,积极鼓吹自由贸易重要意义。然而自由贸易只适用于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先进工业国家,对于我国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应实施一定贸易保护,当时的中国经济学者已认识到这一点,开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论证贸易保护的合理性,并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

1.对外贸易保护思想的依据

漆树芬在主张贸易保护,他认为:“自由贸易,宜于由货物输出达到资本输出之国家,保护贸易,宜于由原料品输出进到工业品输出之国家。”[2]一个国家实施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没有统一定论,应视国家的具体国情而定,西方列强为先进的工业国,固然自由贸易对其国家是有利的,而中国是工业后进国,自然贸易保护才是最适宜的选择,漆树芬根据不同国情提出不同的主张,无疑是正确与进步的。

1934年沈奏廷在《平衡生产成本与吴国关税政策只前途》中提出中国应实施贸易保护,文中指出“吾国生产落后,保护关税之需,绝对无人否认”[3]。在此,他与漆树芬的观点较为相似,都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由于生产力落后,应实行贸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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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贸易保护的合理性,论述最全面的莫过于宋则行,他从正反两方面论证我国应实行贸易保护。他强调无论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还是瑞典经济学家俄林的贸易利得论都是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提出的,并认为这些假说是静态的,与中国的现实状况不符合。并且宋则行正面论证农业国工业化实施贸易保护的必要性,主要从资源利用、吸收外资、幼稚工业的抚育、专业的差别利益、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因素以外的考虑等六个方面展开。并客观指出“保护政策没有‘一般理论’,只在特殊场合,才有采行的理论依据,因此它有必然的局限性。”[4]宋则行从自由贸易理论成立的假设条件不符合中国国情提出我国不适用自由易,并才从六个方面论证中国对于贸易保护的适用性,它的阐述无疑是全面且系统的。至于贸易保护的并不是“一般理论”问题,具有理性精神的思辨色彩,但其实在我们现实中不单单贸易保护政策,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不是一般性的,皆为在具体情况下具体适用。

2.对外贸易保护思想的政策主张

沈奏廷在《平衡生产成本与吾国关税政策之前途》中指出作为落后国家的中国应实行平衡生产成本法这一保护税率标准来达到保护关税的目的。他认为:“税率高低应以足资保护与否为准绳,并非愈高愈好,过与不及,同为保护关税应行避免之缺陷。”依据他的观点,由于中国产业落后,若实行过低的税率,则中国处于弱势的产业无法在市场上立足,但若以过高的税率,无疑又增加消费者的负担,因此基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两方面考虑,认为平衡生产成本法的“中庸”税率最为符合中国国情,既起到了贸易保护的作用,又不使消费这利益受损,这可谓是中国外贸税率思想上的一种进步。

1937年何炳贤出版的《中国的国际贸易》书中针对中国入超问题提出扩大输出的外贸发展战略。他说:“我细细的分析各方的意见,减少输入,固然可以减少入超,但增加输出,也可以减少入超。减少输入,不过是消极的办法,增加输出,才是积极的政策。”[5]何炳贤增加输出的外贸战略与实行关税保护有所不同,关税保护是即可见效的外贸政策,增加输出是可以看作是一个长期规划,可以说他找出了我国外贸入超的根源所在,可见其是非常有远见的,实为明智之举。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吴大业在《现行外汇制度的一个补救方法》中提到,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除了调整国家进出口外,还应认识到外汇政策的重要性,他认为:“外汇问题的关键是缺少一个自动调节工具,主张用新的美金库券配合外汇政策来改变原有的刺激物价的外汇调整制度。”[6]且不谈吴大业思想的正确性,单就其用汇率来对内贸易进行保护的思想无疑进步的,同时也表明我国对外贸易思想日益趋于成熟。

三、结语

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思想基本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各自的主张,并且皆以促进民族工业化为目的,可以说对外贸易是为实现工业化而服务的。他们的思想观点虽有相似之处,但各自也有各自的发展与进步性,并逐渐趋于成熟,为我国现代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同时,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思想的发展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对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民国外贸经济的发展路径,为当今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经验。

参考文献

[1]徐汤莘,朱正直.《马寅初选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2]漆树芬.《经济侵略下的中国》[M].北京:中华书局,1931.

[3]沈奏廷.《平衡生产成本法与吴国关税政策之前途》[J].银行周报,1934(32).

[4]宋则行.《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论战后我国贸易政策的抉择原则》[J].经济建设季刊,1943(01).

[5]何炳贤.《中国的国际贸易》[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6]转引自高璇.《民国<经济评论>(1947~1949)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1.

作者简介:武利珍(1992.07-),女,河北省邯郸人,山西财经大学,学生,硕士,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

论文作者:武利珍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0月43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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