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学思潮与近现代词学批评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思潮论文,近现代论文,批评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1)02-0060-05
什么是文学思潮？文学思潮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适应时代和社会变动需要在文学上形成的一种思想潮流。它是由特定的文学观念、创作原则、文本结构、文体风貌乃至批评范式和理论构架汇合而成。晚清文学思潮是指清朝从道光年间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段的文学思潮，主要有经世致用文学思潮、学习西方文学思潮、人文精神思潮、文学通俗化思潮和文学复古思潮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各种固有矛盾迅速激化，民族生存危机、社会政治危机和传统文化危机相继出现并日益加深。在这种背景下，上述五大文学思潮纷纷涌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为二十世纪词学批评开辟了道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专业化、词学研究方法的更新、词学观念的解放、词学领域的拓展等等，都依赖于晚清文学思潮的冲击和启动。正是在这五大文学思潮的交错涌动中词学批评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一
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古已有之。像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诗大序》的美刺说、曹丕的“文章经国”说以及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王安石的“文须有益于世”等等。至清初则出现了“经世致用”学派，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但由于清代“文字狱”的钳制，为“避触时忌，聊以自藏”，斯派中绝。“嘉道以还，积威日驰，人心已曾获解放。”[1]有识之士面对内困外患的形势，也意识到了“学非所用”的弊病，于是经世致用的观念大行于世，道光年间形成思潮，同治、光绪时成为主宰文坛的主要思潮这一。魏源、龚自珍是晚清开经世致用风气者，姚莹、包世臣、汤鹏、张际亮等人羽翼其后。后来随着“西学”的输入和传播媒介的变化以及民族危机的加深，经世致用文学观逐渐向“文学救国论”发展，即由将文学视为政治教化、经世济时的工具观念转化成为将文学视为教育国民、改造社会的救国工具观念。于是梁启超便根据这一文学观念提出了一系列诸如“文学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救国口号。在这种经世致用思潮的冲击下，新的政治教化观念成为评判文学价值的标准，文学一度被当做“群治”、“救国”的工具。
词学批评是较早与经世致用文学思潮相呼应的。如张惠言早就强调“比兴寄托”，用儒家诗论的价值标准去解释词人词作，甚至不惜穿凿附会，深文罗织词的政治内涵。他的这种阐释方式就与其后的经世致用文学思潮中的文学批评方式是一致的。周济不但进一步阐发张惠言的“比兴寄托”法，而且还继前人“诗史”说，提出了“词史”说，从而使词体登上了文学的“大雅之堂”。
受经世致用文学思潮的影响，晚清词学批评胶着于儒家诗教的现象层出不穷。如谭献的“折中柔厚”观点就是“寓温厚和平之教”文学观在词学批评中的反映。他称赞张景祁、谢章铤等人反映重大事件的词作为“笳吹频惊，苍凉词史”；称赞蒋春霖为“倚声家老杜”，与杜甫之诗史并论。刘熙载、谢章铤等词论家也深受经世致用文学思潮的影响。刘氏在《艺概·词曲概》中以道德批评为基础提出了“词之三品”说。他认为词人“以‘充分人物’为最上，‘峥嵘突兀’犹不失为奇杰，‘媻姗勃窣’则沦为侧媚矣。”他推尊苏辛，讥弹温韦冯柳周史等人，以事功为高，鄙薄绮怨，将词之缘情拉回到诗之言志的轨道上。谢氏的《赌棋山庄词话》，在内容方面要求“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强调“立身、论世”，并云“以杜之《北征》、《诸将》、《陈陶斜》、白之《秦中吟》之法运入减偷”，此乃“乱离之时能词者应有之言。”这些都可视为经世致用文学思潮在词学批评中的反映。
清末民初，词论中经世致用观念得到进一步高扬。这时一系列社会变革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庚子赔款、辛亥革命、清朝灭亡等，促成“文学救国论”思潮的高涨。在其催化下，新的社会政治批评在词学批评中开始运用并逐步加强。如陈廷焯的“沉郁温厚”说要求词作应传达出词人对时世政局的心灵感应，间接反映出社会政治倾向。王鹏运、况周颐等人的“重拙大”说也是针对现实提出来的。“重”要求词体现沉挚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拙”要求词“情真”、“意厚”、“语朴”；“大”要求词“语小不纤，事小意厚”、“词小而事大、旨大、境大”以及身世之感通性灵的寄托。梁启超等把文学作为救国改良的工具，在词学批评上更看重词的社会政治功能，并较早采用了社会的历史的批评方法来进行词学研究。这种批评方法可谓晚清“经世致用”观念在新的时代里的“变形”，被胡适等人运用开来，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要之，晚清经世致用文学思潮的高扬一方面为词体争得了较为独立的地位，为二十世纪词学批评突破传统的那种僵化凝固状态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它又潜藏着使二十世纪词学批评“模式”化的因子。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在世纪初代表着“时代精神”，体现了“经世致用”观念的新利用，解决了不少问题，也更新了治词思维方式。但一经人们滥用，它又阻滞了词学批评的“现代化”。
二
学习西方的文学思潮比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潮兴起的晚，但它对文学观念的更新却有着极大影响，为人们正确认识词体、运用新的价值观念来进行词学批评扫清了道路。词学批评的“现代化”也因此获得了新机遇。
晚清早期的文人士大夫盲目自大，以为文学不须向外国学习。若学西方则应侧重于科学技术。这样，改良派、洋务派等主张学习西方时自然不提及学习西方文学。但由于西方传教士的文学观念（如劝善惩恶，文学兴国等）同中国传统的“道、政、学、教合一”的文学观念是相吻合的，所以梁启超等经世致用派人士就以为西方文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相差无多，西方的富强是文学教化的结果。因此，他们就根据中学臆测西学，用“以中化西”的方法去对待西方文学观念，强调学习和吸收外国文学。但他们又“以古目观新制”[2]，仍执着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如梁启超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镕铸新理想入旧风格”以及在词学批评上最初恪守常州词派理论即可说明。
直到二十世纪初，黄人、徐念慈、严复、王国维等真懂西方文学及其理论者，引进并融会了西方文学、美学及其他理论，对文学的本质作了论述，才使人们开始有了和西方同一的“纯”文学概念。徐念慈在《小说林缘起》中指出：“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上乘者乎。”黄人《小说林发刊词》中反对“文学救国论”者把小说作为教科书，认为这是“名相推崇、实取厌薄”，违背了文学的艺术规律。因此他将小说的价值由政治教育转移到艺术审美上来。他在其《中国文学史·总论》中说：“文学属于美文一部分”，“实为代表文明之要具，达审美之目的，而并以达求诚明善之目的”。他以“真”、“善”、“美”三标准将文学与哲学、教育学、政治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区分开来。此尚属首次。他在《中国文学史》中选录了历代大量词作，并标举词体为纯文学。严复作为翻译家首先把《天演论》译入中国，介绍了生物进化观点，这为小说、词曲等向来受卑视的文体地位的提高找到了依据，也为文学发展观提供了思路。受西方文学观影响，他把文学看成是“人性的需要，是人的生命的自然的流露。”他认为诗词为“无用之物”，不可以温饱、强国、治世。然而它又具有“无用之用”，即可以供人“怡情遣日”或“移情遣意”。他的这种诗词无用说，实际是在否定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提倡文学的审美价值。可惜的是他并未专门致力于词学批评。
晚清时真正了解西方文学观念、哲学、思想且又用之于词学批评的是王国维。他虽然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研究西方思想，但其了解和介绍的深入程度却为当时人所未及。他主张“学无中西”，“学无新旧”。由此他对文学的价值、性质、功能、目的、起源等各个方面都重新阐释，形成了一套新的文学观念。他以为文学“不外知识与感情的交代之结果而已”，是“在描写自然及人生”；其价值亦在描写人生，在审美，目的亦如此。在此基础上，他对词的批评就异乎前人，开启了二十世纪词学批评“现代化”的大门，初步完成了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转型。他抨击常州词派功利主义的“比兴寄托”，从人生和人性的角度重新估定词的价值，标举“境界”说。他以审美的超功利的眼光去评词，以进化的“词史观”为词体正身。以上这些都是他学习西方文学观念和哲学思想的结果。其后，随着欧风美雨的遍及神州，胡适等人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学革命。胡适在其日记中奉“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为三副“起死回生之神丹”。他们用这种来自西方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进行词学研究，将词学批评由传统迈向“现代”又推进了一大步。
总的来说，晚清学习西方的文学思潮在二十世纪词学批评的转型初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词体的真正价值显现出来，获得了独立地位，也使人们的词学观念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重视词的写作方法转向词的学术研究，从而结束了传统词学批评的“僵化”状态。这种批评方法、视角、形式、体系等方面发生的新变，揭开了词学批评“现代化”的帷幕。
三
伴随着学习西方文学思潮的勃兴，晚清人文精神思潮也逐渐高涨。龚自珍继明人李贽再次将“童心说”提起，主张“寄情”、“尊情”，把追求未经理学修炼与人世侵袭的个性自由作为文学境界。他要求词作体现和寄托词人的性情及审美理想，为后来词论家“以情论词”开了方便之门。谢章铤云：“夫词者，性情事也”。陈廷焯也说：“情有所感，不能无所寄；意有所郁，不能无所泄。古之为词者，自抒其性情，所以悦己也；今之为词者，多为其粉饰，务以悦人，而不恤其丧己，而卒不值有识者一噱。是亦不可以已乎！”[3]强调词应悦己适性，反对悦人丧己。
然而，由于儒家思想的束缚，这种人文精神只能曲折迂回的发展。他们在要求词体张扬个性的同时，又时时受到经世致用文学思想的左右。如刘熙载在《艺概》中强调：“词家要先辨得情”字。在“贵于情”的同时，又说：“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皆世间极有情之人。流俗以欲为情，欲长情消，患在世道。”这就把“情”范围在传统道德之内了。十九世纪末，随着经世致用和学习西方这两大文学思潮的高涨，人文精神文学思潮才有了比较充足的发展，才被纳入到文化的洪流中，着眼于“人”。康有为是为“人的解放”呐喊的第一人，他在一些著作中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抨击以前及现存制度，绘制了理想世界的蓝图。谭嗣同的《仁学》和梁启超的《新民说》中也都把“人的解放”作为中心议题。章炳麟的《菌说》、《四惑论》等所含的“人性”学说，对康梁以来“人的解放”思想进行扬弃，重新估定人的价值，将“人的解放”与近代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结合起来。这种人文精神反映在文学及其批评上，形成了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学思潮。词在这方面虽不及其他文学体裁，但在题材、内容上也都有些拓展。如姚燮《苦海航乐府》用108首组词来表现妓院生活，似可算作这一精神下的畸形产物。王国维更多地将人文精神运用到词作及其批评上。他从“人生”和“人性”角度论词，这比较趋近于“文学是人学”的见解。在词的创作上，他写了不少“忧生”、“忧世”的哲理词，但也大胆肯定娼妇词的真率自然。
在人文精神文学思潮的浸染下，到清朝末年词的“主情说”已成共识，对擅长“艳词”的词人词作也开始有了公允的评价。如沈祥龙《论词随笔》中就说：“词之言情，贵得其真，劳人思妇，孝子忠臣，各有其情。古无无情之词，亦无假托其情之词，秦柳之妍婉，苏辛之豪放，皆自言其情也。”将秦柳苏辛并提，肯定他们“自言其情”，这与刘熙载的“道德之情”说法就不相同。尤其辛亥革命后，封建礼教解体和新道德的确立，更加使人们对词的“言情”特质予以肯定。
对女词人的格外关注也是人文精神思潮在词学批评上的表现。光绪24年(1898)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印行；宣统元年(1909)徐氏又刻《闺秀词钞》16卷，收女词人521家，以补前刻所未及，并辑录《女子词话》。吴灏则有《闺秀百家词》、《历代名媛词选》。后者还有题辞十首誉扬女词人。雷瑨辑有《美人千态词》收录历代咏美人之作。此外，他同雷瑊还辑有《闺秀词话》。这时王鹏运、况周颐又分别校刻了女词人李清照的《漱玉词》和朱淑真的《断肠词》。至于高度评价李、朱二人词作的论见就更多了。女词人受到空前的重视，拓宽了词学研究的疆域。
人文精神文学思潮在“五四”以后得到了充足的发展。“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观点被胡适等人广泛运用于词学批评，引发了词学批评的又一新变，此点将在另文中论述。
四
晚清通俗化文学思潮是在二十世纪词学批评由传统向“现代”开始转型的又一催化剂。诗、文历来被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核心；词曲、小说或被称为俳优之辞，或被说成是鄙词俚语、诲淫诲盗。在传统“以雅为美”的标准下，词曲和小说一直得不到重视。晚清通俗化文学思潮的出现，才使他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新的传播方式——报刊及平装书的出现与迅猛发展，加速了文学的“俗化”过程，从而开启了晚清“白话文”运动。黄遵宪首先提出“言文一致”、“我手写我口的”口号；裘廷梁1897年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把语言的变革作为“救国改良、开发民智”的当务之急；梁启超根据“各国文学史之开始”得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字变为俗语之文字的结论。王国维则从学术与文学的发展上谈到了语言变革的必要性。他将语言看作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摈弃了正统雅俗观，赞美《红楼梦》为白话文中最优秀者，视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元杂剧“于新文体中自由使新语言。”[4]这时的“白话文”运动还不彻底，直到“五四”文学革命才成为一种“摧枯拉朽”的重要文学思潮。
由于晚清通俗化思潮的涌动使传统的雅俗观失去了立足点，词体的地位真正得到了提高，使词体之“俗”有了存在的理论基柱。在词的创作上，开始有人尝试改良词体，作“俗”词。如“新民体”的提倡者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就填过一些口语化的词。稍后胡适也写了不少“白话词”，其《尝试集》中所收的词，就是采用纯粹的白话不讲格律，用词体作架子写新诗。在词论方面，由于雅俗观的变化，新的词史观念形成了。如王国维与常州派虽都重北宋词，但常州派以“古雅”为宗尚，而王国维则以通俗、自然、明白为审美标准。王从宋词中寻找宋元戏曲史的资料，探求由词到曲的演进因素。其《优语录》序说：“优人俳语，足以裨阙失，供谐笑，并用以考戏剧源流”，足见其对俗词的重视。不但如此，他还激赏“倡优之词”。他说：“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这就引起人们对民间俗词的足够重视。“五四”时期胡适进一步发展这一观点，将“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活文学等观念同词论结合起来，编著了《词选》及《国语文学史》，选录了大量唐宋白话词。胡适认为词起源于民间，重新估价词体，并把唐宋词与元曲、明清小说等通俗文学的价值抬高到几乎超过诗文的地步。他批评词人词作更是采用了与王国维相仿的“通俗、自然、真实”三标准。胡适关于“白话词”的观点，推动了二十世纪词学批评的急速转型，而这正赖于晚清通俗化文学思潮所提供的新视角。
五
复古思想在中国文学思潮中势力特别大，这当然与孔子所创的“克己复礼”有关。古代文学家常以“复古”为号召来革新诗文，如唐宋古文运动；明人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清人张惠言借复古把词体与《诗经》的“比兴寄托”挂钩，以达“尊体”目的，都是如此。至晚清这种复古思潮更是有增无减。如“宋诗派”要求恢复宋诗传统，至同光年间成了“同光体”诗派。陈衍的“三元说”、沈曾植的“三关说”等又扩大了复古范围。王闿运为“汉魏六朝诗派”的代表，他倡言复古、学古、
古，“愈古愈工”，将诗的复古发展到了极端。桐城派传人曾国藩等主张为文“复古”与“经济”并重。林纾虽然翻译了不少西方小说，但他是希望借西学光大古人，依然是复古立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综观二百年之学史，其影响于全世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这种复古思潮被康有为、梁启超等运用到维新变法中，同时也运用在文学革新中。
面对西学的大量涌入，一部分学者担心国学沦亡，遂“借怀古之念，激发爱国之心义。”[5]邓实、黄节、刘师培等人创办了《国粹学报》，成立了“国学保存会”。刘汉光在《国粹学报》的文章中认为：“近日国学之亡，较赢秦、蒙古之祸尤酷。”“欲保国，先保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年，前辙非遥，彰彰可睹……使学术文章
复乎古，则二十世纪为中国古学复兴时代，盖无难矣。”“国粹派”这种复古保学以保国的主张，得到一大批旧式文人士大夫的响应，连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章炳麟及刘师培等人也加入了“复古”行列。南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虽接受了“诗界革命”的主张，但也多以复古为创新。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复古文学思潮。
以上所述文学复古思潮影响词学批评的第一点，是以常州派为主的词论家，难脱复古藩篱，沉湎于历史，着眼于过去，拘限于传统，复古尚雅，词学批评与方法守旧，多以传统的价值观进行词学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延缓了二十世纪词学批评的转型。文学复古者对常派词学理论的推行，多在其基本观点，基本纲领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如刘熙载的“词品”“人品说”，是复韩愈“性三品”说之古；谭献“折中柔厚”说是复“温柔敦厚”诗教之古；陈廷焯也借助儒家诗教提出“沉郁”说；况周颐的“重拙大”，对词心、词境、词格的论说，或采用老庄虚静说，或采用前人诗论，如“性灵说”、“童心说”、“神韵说”等。这样以复古来演绎修正常州派的理论原则，终究显得偏执僵化、复多变少，只不过是在传统词学批评内部的调整而已。王国维采用西方文学观念由外而内对词学批评进行革新，这是一大进步，但这类人当时极少。而且王国维那新见迭出的《人间词话》用的还是传统的词话形式，而不是像《红楼梦评论》、《论屈子之文学精神》等单篇论文的“现代”形式。所以，王国维提出具有开拓意义的“境界说”体系后，响应者寥寥。十多年后由胡适等人接过并阐发开来，才加快了词学批评“现代化”的进程。
第二点，晚清的文学复古思潮对词学的繁荣有着促进作用。它“以复古为解放”，客观上为二十世纪词学批评的转型作了铺垫。自张惠言、周济以后，常州派的词论家虽复多变少，但变者积少成多，这对词的抒情功能和社会功能的确认，对词的审美属性和对词的鉴赏规律的探讨以及艺术规范的确立、作法技巧的总结等等都是前人所无。如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可谓集大成之作，堪称常州派词学之结穴。同时，词学的“以复古为解放”，使词学家对几成绝学的词乐、词律、词韵等的探求益加深入详明。如晚清四大家作词要求严律，四声相依，一字不易。为此郑文焯有《词源斟律》，探讨，词乐。又有《律吕古义》、《燕乐守谱考》、《五声二变说》、《词韵订律》等。[6]朱祖谋被称为“律博士”，对万树的《词谱》“精积分铢，益加博究。”尽管他们这种“复古”没有真正给词体带来解放，但也为后人探索词与音乐的关系留下了宝贵资料。
另外，词被当做国粹“古学”来复兴、保存、研究，又使大量的词丛编、词总集、词集得以刊行。如词丛编继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宋元二十一家词》后，吴昌绶有《景刊宋元明本词》、江标有《宋元名家词》、朱祖谋有《彊村丛书》、陶湘有《续景刊宋元明本词》、《景汲古阁抄宋金词》、王国维有《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刘毓盘有《唐五代辽金元名家词》等。词总集有朱祖谋《湖州词征》，徐乃昌有《皖词纪胜》，温匋有《长兴词存》等。这些都是当时“复古保学以保国”的体现和影响，从而为二十世纪词学隆盛扫清了道路，也为其词学批评的展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词学批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在晚清五大文学思潮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背景下展开的。本文从逐个文学思潮探讨经它们与词学批评转型的关系，只是为了便于论述，并非像前面罗列的那样简单。需要强调的还有，根据恩格斯的“历史的平行四边形”原理，二十世纪词学批评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由无数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出的结果。这些文学思潮只是引起词学批评的“力量”之一，而且二十世纪词学批评的转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非只限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数十年间。
收稿日期：200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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