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新华[1]2000年在《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馨狂索次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题目: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 制度研究姓名:院系;专业:
杨龙[2]2010年在《北魏政权中的汉族士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北魏政权之后,在其统一中国北方地区并巩固和维护其统治的过程当中,汉族士人成了其不得不极力利用的社会群体之一。汉族士人与北魏政权的合作的逐步深入不仅使胡汉关系由冲突走向融合,同时也对北魏政权的汉化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因而,研究北魏政权中的汉族士人的政治地位及其政治活动的变化发展就是一项颇具意义的课题。汉族士人以其文化、社会以及政治方面的优势而为北魏胡族统治者所重用,他们充斥于北魏各级行政机构当中,并积极参与各项政治活动。当然,无论是在北魏的中央政权当中,还是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当中,汉族士人的政治活动都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由此,汉族士人的政治权势的增强、政治地位的提升也呈现为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尽管汉族士人的政治发展还或多或少受着胡族政治传统的影响而有所限制,但他们与北魏政权的较为充分的融合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汉族士人与北魏政权的合作更多的表现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合作,这种合作也有利于北魏政治文化的汉化。
李金阳[3]2017年在《《孝义传》的成立与汉唐间社会政治秩序的重构》文中研究表明东汉帝国的崩溃,致使其统治赖以维系的社会政治秩序也随之瓦解,经叁国分立、西晋短暂统一,南北又陷于长期分裂。南北朝政权如何重构社会政治秩序,是为当务之急,汉唐间正史“孝义传”的设立,提供了一个观察重构社会政治秩序的较好视角。所谓重构社会政治秩序,即指以君主为代表的朝廷,运用政治权力对以“孝”、“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加以规范、控制与引导,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形成士庶可资遵循乃至必须践行的制度化约束。“孝义传”的成立,可追溯至《史记》《汉书》中设立的《游侠传》及《魏略·勇侠传》,连接游(勇)侠向孝义人物转变的关键,是反映游侠价值核心的“重然诺尚气节”之“侠义”向儒家伦理核心的“忠孝节义”之“孝义”的演变。具体而言,表现为基于私人结合、外于体制的“私义”,向国家提倡并可资引导士庶践行的“公义”的转化。反映游侠的核心之“义”主要有如下特征:1、轻死重气、义重于生;2、外于体制的反体制的舆论、声望;3、外于体制或反体制的组织、群体;4、疏财仗义;5、复仇;6、广泛交游。通过对“孝义传”的分析,反映游侠之义的第2、3、6点,在“孝义传”中完全消失,轻死重气则变为兄弟(父子)争死,疏财仗义变为乡里救助赈恤,复仇则严格限定在血亲关系之内,另外出现对累世同居的表彰及僚属为长官服丧的记载,若联系南北朝时存在的“二重君臣关系”问题,“孝义传”所载僚属为长官服丧与朝廷消解“二重君臣关系”的努力之间,不无张力和冲突,从中反映出朝廷重构政治秩序的努力与既有礼俗习惯势力之间牵扯、角逐的一面。“孝义传”中表彰的“义”,经南北朝的多元逐渐向唐代敕文规定的累世同居趋归。“义”的外延收束引致的内涵转变,反映出不断向儒家伦理道德及国家控制趋归的过程,对“义”的阐释权利也由民间转向国家。南北朝史家每感叹风俗浇薄,士人行孝有亏,因此,见于“孝义传”中的人物以庶民为多,一以激励士风,二则表彰庶民的孝义卓出,并借表彰以引导庶民对孝义的践行。庶民因孝义卓出,由乡里上状,送达州郡县,再由州郡呈报朝廷,最后朝廷下诏旌表,这一套旌表程序在南北朝时己成为制度化的措施。制度运作的核心是政治权力自下而上的趋归与自上而下向乡里社会的渗透。孝义卓着之人,通过朝廷的旌表,被更深地吸纳进趋向规范化的社会政治秩序之中。南朝史书中,《宋书》首次设立《孝义传》,与史传中设立此种类传相应,南朝时,单行本《孝子传》大为流行,二者之间深有联系,只不过一则进入史传,另则单本流传而己。正是在史传设立“孝义”类传及《孝子传》的编纂基础之上,绘于墓葬、屏风、宫殿及乘辇上的孝子图像,也逐渐增多。史书“孝义”类传的设立、单行本《孝子传》的编纂及孝子图的大量出现,叁者共同反映出南北朝时期以孝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凭借不同的载体,无间南北而广为流传。这与孝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进入主流意识形态,再经朝廷大力提倡,推行于士庶各阶层,进而将社会各色人等纳入规范化的社会政治秩序之中密切相关,践行孝道也被看做是士庶的行为规范之一。“孝义传”的书写与孝子图像的绘制,图文相配,书写模式的背后反映出社会风俗、观念与制度性诸因素,孝子图像因绘于宫殿、乘辇,则带有浓厚的政治象征意味。模式化的书写与孝子图像绘于宫殿、乘辇,共同反映出朝廷以推广孝道为手段,进而重新建构社会政治秩序的意图,趋于模式化的正史“孝义”类传和成批涌现的单篇《孝子传》中的众多人物及其事迹,既是这一重构运动的重要手段,又是这一运动的代表性成果。
程刚[4]2014年在《东晋南朝荆州政治地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的对象,是荆州(包括东晋以后的湘、郢、雍叁州)的政治地理。西晋末年与东晋时期,由于流民迁徙、北方政权的侵扰、东晋北伐等等原因,直接导致了东晋荆州境域的伸缩,从而影响到政区区划的变迁。东晋出于宣示正统和规复失地的决心,并意图解决侨流人口的问题,故多在荆州侨置州郡县。而这些侨州郡县因为大部位于荆州北鄙,故其政治地理的地位日益凸显。为了稳定边陲、安定政局,东晋政府以乡族集团为主要军事力量,设置了襄阳军府。后襄阳军府统辖权在各政治势力之间的转接,反映了荆州政治格局的变化。这一时期,又两立两省湘州。然而湘州的设立、废省根本取决于“荆扬之争”的结果。换言之,即中央意欲钳制荆州时,则往往分荆置湘。反之,荆州企图抗衡中央时,则合湘入荆。刘宋初期,荆州境域渐趋稳定。中央政府为了安置侨民、拉拢雍州豪强、抵御北方政权、牵制荆州方镇,即转襄阳军府系统为雍州州职机构,后世因之不改。刘宋时期,曾两省叁立湘州,后又分荆、湘二州置郢州。主要是利用湘、郢二州政治地理的特殊性,以达到牵制荆州方镇的政治目的。除此之外,郢州政区独特的“纺锤形”形状即起到了防御荆、雍二州的战略意图。萧齐时期,在因袭刘宋荆、郢、雍、湘四州政区区划的基础上,齐高帝新置巴州。巴州的设立在于稳定荆州西部的统治秩序；而待这一地区较为稳定后,巴州也随之废省。至萧梁时期,出于政治地理的因素,再次对荆、郢、雍、湘四州进行了分割,致使荆州方镇势力进一步被削弱。后由于雍州沔北地区大部失陷,萧梁为安抚该地区的乡族集团与侨民势力,在沔南地区侨置了郡县。而陈时,随着长江以北地区的丢失,湘州政治地理的位置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荆州在前四朝的政治地位。东晋南朝于荆州(包括以后的湘、雍、郢叁州)多有封国,封爵属地的设置、分布不仅和政区沿革相关联,也见证了中央和方镇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同样,各阶层实力、政治地位的变动也多在封爵中得到反映。如东晋中后期,高门士族和寒族、低等士族之间的政治地位开始发生转化；南朝皇权与宗王在政治利益上的摩擦和争斗,促使外族、他姓势力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崛起；地方豪强、乡族集团在各朝代的政治生活中,其角色和地位不断转换等等。反过来,上述情况也对政区封爵的数量、封爵属地的分布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东晋南朝中央政府也利用封爵与其属地的分布,来谋求自身的政治目的。本文时间断限：上起自西晋末年,下讫于隋开皇九年(589),即陈朝灭亡。本文主要是依据史料记载,对东晋南朝荆州(包括以后的湘、郢、雍叁州)的境域变迁与政区沿革进行考证；并利用图、表的形式将各时期的政区面貌一目了然地表现出来。考证方法主要以排比文献直接记载的材料为主,并辅以考古出土材料。
刘啸[5]2010年在《魏晋南北朝九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官僚制度史的研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重要的研究环节,历来都受到相当地重视。近代以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着作,大多对官制有所叙述。本文所要研究的九卿制度就属于中央官制的一部分。汉与唐两个大一统的王朝经常作为中国早期帝国的典型而被并举,汉制与唐制也多为后代所效仿。在近代以来的研究着作中,汉制与唐制也经常是研究者用力最勤的地方。具体到中央官制,汉制被称为“叁公九卿”制,而唐制则被称为“叁省六部”制。西汉武帝中期以后,少府属官之一的尚书权势渐升,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而取代叁公成宰相机构,至唐而叁省鼎立,尚书省又下辖六部,完成宰相制度的叁百年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叁公、叁省、六部的形成与演变研究颇多,而对于九卿却研究很少。汉代叁公、九卿参与国政讨论,唐代尚书六部与九寺诸监有下行上承之关系,九卿的权力、地位虽然发生了变化,但直到满清,尚有太常、光禄、大理、太仆、鸿胪等寺。延续两千年以上的这一整套机构,存在的理由就是其为事务机关。偌大的帝国总得有衙门办事,在中央,九寺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九寺变为事务机关而着之于法令,则是从唐代开始的。而在秦汉以后,唐代以前,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寺机关,其职官性质及地位如何?这就是本文研究的目的。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卿之中,太常作为掌管礼仪的官员,廷尉作为掌管司法审判的官员,鸿胪作为掌管外交的官员变化均不太大。光禄在魏晋时期宿卫职能不断削弱,管理宫廷杂务的职能却不断增强。到了南朝更变成了虚职,北朝则将光禄定位成管理外朝宴会的机构,在太官一职的处理上颇费心思。卫尉由司宫城宿卫之官变为掌器械、文物之官,究其原因,在于魏晋时期,领、护等护卫帝王的禁卫力量发展壮大,严重削弱了卫尉的原有职能。司农由司钱帛粮食之官变为专司粮食之官,这应当与汉魏之际的战乱频繁,从而首重粮食有关。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仍然有大笔的钱帛出入,魏晋时期管理钱帛的机构很多都是皇帝的私库,但这些库藏之间统属关系暖昧不明。及至南北朝,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钱币的流通大为增加,这从国家的铸币事业中也可以看出来。所以设立一个专管钱财的机构,与大司农分职,并将零碎的财政机关置于统一的领导之下,成为当务之急,这就是南北朝时期太府创立的背景。宗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管理皇族的图籍,并非如两汉般对宗室有较大的权力。两晋时期设立的宗师对于宗正的权力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宗师就是宗室的“中正”,他对宗室的教育与选举具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北魏道武帝在设立宗师之初就明言是仿中正制度的,目的就在于辨宗党、别人才。随着中正制度的衰弱,仿中正制的宗师制到了唐代就不再看到了。太仆所掌舆马本包括御用和国用两个部分,南朝时期,一方面太仆不再掌车,另一方面国用与御用区分开来,北朝形式上虽然仍沿汉魏旧制,车马均在太仆辖下,但将御用与国用区分开来则是承南朝制度。少府在诸卿之中,是皇室“家臣”色彩最浓的一个官员。西汉时期管理着帝室的财政,东汉虽然将财政权统归司农管辖,但少府所掌仍然以宫廷事务为主。魏晋时期,将东汉文属少府的机构划出,而刘宋时期少府属下尚方令从掌御用刀剑的制造到掌军国刀剑的制造,这种突破带动了少府突破家臣的色彩,也被隋唐所继承。引起九卿职能变化的原因约有叁个。首先是九卿与尚书权责不清。尚书在逐渐形成为权力中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与九卿产生摩擦。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尚书与九卿的存废问题有过好几次讨论,而且九卿也曾一度合并废罢,但始终不能废一存一,始终是两者并存,表明二者关系亟待理清,但总的倾向仍是尚书诸官对九卿职权的侵夺。其次是门下省与九卿的分工。汉代九卿有很浓重的家臣色彩,即除掌管国家事务之外,还掌管大量的宫廷事务。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卿职能的一大转变就是渐渐脱离宫廷事务的管理而转向专管国务,即完成了其从家臣到朝臣的转变。究其转变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门下省对于宫廷事务的管理。至隋炀帝分门下置殿内省,专管皇帝事务,可以说,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卿掌管宫廷事务方面的职能做了一个总结,也使九卿家臣的色彩大为减低。第叁是时代的因素。这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光禄与卫尉职能的变化最为明显。光禄与卫尉本来都职司宫廷护卫,但到了唐代却完全没有了这种职能。这种转变发生在汉魏之际。当时曹操独揽大权,但并不敢突破大义名分,为了能使自己的官僚系统实际掌管国政,他新设了很多职官来控制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建立了以亲兵为主的护卫组织,后来发展成为领、护军系统,而在许昌职司保卫汉帝的光禄、卫尉自然在曹操削弱之列。曹操新设的护卫系统为后代所继承,剥夺了原光禄、卫尉的职能。这并不是两卿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人为的因素。汉代九卿制度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做了一个总结,原来的“叁公九卿”体制变成了“叁省六部”体制。唐代九卿不再参与政务的制定,退出了行政中枢的行列,变成了一个负责具体执行的事务机关。
赵培海[6]2014年在《汉晋南朝济阳蔡氏家族研究》文中指出汉晋南朝济阳蔡氏是指起先居住于陈留圉后来迁徙于济阳考城一带的中古蔡姓大族。它由汉代文化大族陈留蔡氏发展而来，后在两晋南朝政治、军事与社会中发展成为极为重要的世家大族。本文选取学术界研究较少的济阳蔡氏作为研究对象，在汉晋南朝社会流变中，通过世系、婚宦与政事、文化等方面的论述，以管窥这一中古世家大族的家族特质，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一章论述蔡姓起源、郡望沿革及世系。蔡姓源自姬姓，为周文王后裔，是以国为姓。先是以陈留为郡望，后以济阳为郡望，其家族不断发展壮大。这部分的重点是把济阳蔡氏从两汉至南朝的世系考辨清楚，并绘制出世系表。第二章论述济阳蔡氏的婚与宦。在婚姻部分，论述发生的十五次婚姻。在婚姻上，济阳蔡氏注重门第内婚姻，婚姻圈子多为像陈郡阳夏袁氏一样的高门士族，以及南朝宗室。在仕宦部分，从官品、起家官、军权等方面分析，以窥测济阳蔡氏的仕宦特色。在仕宦上，济阳蔡氏曾一度官居一品，担任都督、刺史，手握军权。第叁章论述济阳蔡氏与汉晋南朝变局。此章是本论文的重点部分。在第一部分，分析济阳蔡氏由汉魏之际的衰败到两晋之际的崛起轨迹。在第二部分，论述济阳蔡氏崛起于政坛之后，在东晋前中期于抗击北胡入侵、拥护司马氏皇权、平衡门阀士族力量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重点是对济阳蔡氏与吴姓士族关系进行了一番考察，对济阳蔡氏与流民、流民帅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在第叁部分，充分展示济阳蔡氏在南朝政局中的影响。第四章论述济阳蔡氏的家族文化。在门风上，济阳蔡氏好学不倦，严守孝道。在文化上，济阳蔡氏是典型儒学世家，注重礼学传统。在宗教信仰上，济阳蔡氏对儒、释、道叁教都有不同程度的接受。另外，此章还对济阳蔡氏家族成员的着作进行了考释。最后在结语部分，分析身处东晋的济阳蔡氏曾跨临门阀士族之门，却最终没有进入门阀之列的原因。本文对济阳蔡氏世系、婚姻的探究，与王伊同先生的《济阳考城蔡氏世系婚姻表》相比，略有进步。本文对济阳蔡氏与流民、流民帅等问题的论述，对蔡豹、蔡谟在东晋政局中所发挥作用的分析，都是学术界涉及较少的内容。
仲秋融[7]2015年在《魏晋公牍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概分七章对魏晋公牍文进行研究。绪论除介绍研究价值、回顾研究历史、点明研究范围、方法与难点外,还涉及对公牍文的界定,及其与尺牍、书牍、档案关系的辨析。第一章从公牍文发展演变的历史视角出发,展述在"先秦"、"秦汉"、"魏晋"叁阶段中,公文文体的起源,规范与风格的确立,门类与程式的演变等问题。第二章遵循以类相从、选取典型原则,分析"诏策"(诏、诰、策、制)、"教敕"(教、令、敕、戒)、"章奏'"(章、表、奏、议)等的文体功用。第叁、四章进入魏晋公文文本研究。第叁章分论六类公文主题,即反映传统主题承继与延伸的"求贤举才"、"乞归致仕"类,体现时代主题积累与变迁的"战乱纷争"、"政权禅让"类,以及折射特定主题滥觞与拓展的"弘教向佛"、"闺阁政声'"类。第四章论述阶段性牍风变化,挖掘成因、特点。曹魏、西晋时期多华章俪表,文风趋华,而吴蜀、东晋文书则相对平淡寂寥,文风尚质,兼及魏、吴疏文等公文子类的风格比较。第五章在前述文体、主题、文风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解读魏晋公文文化内涵,主要针对曹魏陈琳、钟会檄文,孙吴陆逊、薛综疏文,蜀汉诸葛亮教文等,析解其战术精神上起到鼓舞、号召效果,战略精神上有着谋断、指导价值,以及战备精神上发挥养成、教育意义等重要文化功能。第六章探析魏晋公文与作者才情之微妙关系。在具体历史语境下,对比分析"魏氏叁祖'"、建安群彦、晋世名臣等才情养成、表现、同异及其对公文创作风格的潜在影响。第七章论述魏晋公文文学演进与相关价值评价。剖析公文文学演进的影响因素,并重点围绕句式、音韵、辞格等,分析其表现形式。同时,结合文论时评,客观看待魏晋公文源流、文学特征。兼以唐代类书、选本为考察对象,深化对魏晋公文辑录特点、文史价值的认识。
高慧斌[8]2005年在《南朝学制研究》文中认为教育是承继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南朝学校教育在继承两晋学制体系的同时,也确立了适应这一时段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学制体系。本文首先采用历时性研究方法,勾勒出南朝官学制度、皇室与宫廷教育、私学教育发展与演变的轨迹,并对中央官学中的国学教育、学馆教育、专门形式的教育,地方官学、私学中的私人讲学发展的原因、类型、地域特征以及家学的传承等问题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同时,又采用共时性研究方法,进一步探讨了南朝学校中的施教人员和学生、南朝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南朝学校教育的行政管理与经费筹措等问题。文章最后探讨了南朝学制的社会影响,南朝学校教育不仅为当时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而且在改变社会风气、移风易俗上也有一定的功效,更促进了这一时期学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同时,南朝学制体系的建制,对于隋唐学制的发展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汪清[9]2001年在《两汉魏晋南朝州刺史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采用按时间顺序的专题研究方式系统地探讨了两汉魏晋南朝刺史制度建立发展变化及相关的一些问题。论证了武帝设立的是十叁刺史部，对于千百年来“州”、“部”混同，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了辨析；考察了西汉刺史越权引起其职能变化的社会原因；提出了东汉州制呈阶段性发展的观点；对叁国两晋南朝的州制也作了一定的研究，尤其是大胆地提出了“东晋世袭领州制”的命题并进行了初步的论证，有利于对东晋典型的门阀政治制度的理解。全文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颇有创意。
王蕊[10]2006年在《叁、四世纪青徐兖地域政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叁、四世纪的青徐兖地域，行政区划上包括青、徐、兖叁州，均属古九州之列，大致位于河水与淮水、睢水之间，是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区域。青徐兖叁州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统一性，古代天文地理学家即把青徐兖叁州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看待。青徐兖地域对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很有必要把青徐兖地域作为整体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从各派政治势力在青徐兖地域的权力角逐、中央王朝对青徐兖地域的统治以及青徐兖地方军政长官和青徐兖籍人士对中央政治的影响等方面，研究公元叁、四世纪青徐兖地域的政局变迁。 第一部分考察青徐兖地域的政区沿革以及青徐兖地域的一体性和重要性。依据正史地理志、州郡志、郡国志中的相关记载，并参考古今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考察了青徐兖地域从夏商时期至十六国时期的政区设置及沿革。从汉武帝时期始置十叁州至魏晋十六国时期，在数百年时间里青徐兖叁州的政区变化不大，其地理范围也比较稳定，基本上是在黄河流域与淮河流域之间推移。青徐兖地域的重要性表现在诸多方面：青徐兖地域沃野千里，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农耕区，是古代经济发达的地区；地势险要，东临大海，西据黄河，区域内有泰山、大岘山险阻；又有便利的水陆通道，处于南北交通的要冲。 第二部分研究汉魏之际青徐兖地域的动荡政局以及该地域与曹操霸业的关系。黄巾起义爆发之后，东汉王朝在地方的统治逐渐失控，青徐兖地方军政长官主要由董卓、袁绍、曹操等割据势力委派，出现同一时期两人或多人出刺青徐兖的现象。曹操等政治势力在青徐兖地域展开激烈的权力角逐，东郡、陈留、平原、广陵诸郡因其濒临黄河、长江，因而成为频繁用兵之地。曹操在诸割据势力的权力角逐中脱颖而出，创建霸业，其中青徐兖籍人士的鼎立相助发挥了重要作用。青徐兖地域割据混战的同时，一股民间势力“青徐黄巾”正风起云涌，“青徐黄巾”的崛起与东汉后期青徐兖地域社会和区域政治息息相关。 第叁部分研究曹魏政权在青徐兖地域的统治以及青徐兖籍官吏对曹魏政局的影响。叁国时期，青徐兖地域为曹魏领土，其南部区域与孙吴接壤，当地地方军政长官肩负着御边和征战的重要使命。曹魏青徐兖叁州军政长官绝大多数由非本籍地官吏担任，而职权甚重的刺史僚佐别驾、治中则由本地人出任，因此本地人对青徐兖地方军政事务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青徐兖地方军政长官对曹魏后期政局影响甚大，青徐兖地方长官以及封地在兖州东郡的楚王彪参预的王凌叛乱是曹魏后期重大的军事政治事件。此外，青徐兖籍官吏是曹魏官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
参考文献：
[1]. 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D]. 陶新华. 北京大学. 2000
[2]. 北魏政权中的汉族士人研究[D]. 杨龙. 吉林大学. 2010
[3]. 《孝义传》的成立与汉唐间社会政治秩序的重构[D]. 李金阳.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4]. 东晋南朝荆州政治地理研究[D]. 程刚. 南京大学. 2014
[5]. 魏晋南北朝九卿研究[D]. 刘啸.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6]. 汉晋南朝济阳蔡氏家族研究[D]. 赵培海. 曲阜师范大学. 2014
[7]. 魏晋公牍文研究[D]. 仲秋融. 浙江大学. 2015
[8]. 南朝学制研究[D]. 高慧斌. 吉林大学. 2005
[9]. 两汉魏晋南朝州刺史制度研究[D]. 汪清. 郑州大学. 2001
[10]. 叁、四世纪青徐兖地域政局研究[D]. 王蕊. 山东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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