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反思伴随工业文明而至的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锐减以及全球性人口激增、贫困加剧等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和延续的问题时提出来的一种新型发展观。它兴起于80年代末期，由于主张人、自然、社会的协调永续发展，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自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发会议通过了《环境与发展宣言》之后，可持续发展观越来越广泛地被世界各国所接受。我国于1994年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也向全世界作出了跨世纪的承诺。当我们从自然、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视角整体审视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时，不难看到，邓小平对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其基本理论已成为当代中国制定和实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高度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不仅让富国的人们过上平安稳定的日子，也要让全世界的人们享有过同等日子的权利；不仅要让当代人享受和平、健康、安宁的生存环境，也要让子孙后代享有同等生活质量的权利。因此，以和平保发展，保证环境和资源不受战争的践踏和肆虐；以发展促和平，促进环境的净化和资源的永续利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头等重要问题。
邓小平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所具有的战略眼光，在80年代就预见了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未来的主流。他在1984年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就谈到，在众多纷纭的世界问题中，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是两个突出的问题。尔后他又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他看来，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争取世界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要求。当前，世界和平增长的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世界有了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他对国际局势的这一正确判断，为中国重新制定内政外交政策提出了科学依据。从而由70年代的全民备战转向80年代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抓住了有利发展时机，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获得了比较安宁的和平环境。同时，他还对第三世界的朋友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利用这段时间发展经济，逐渐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表达了第三世界人民维护和平，加快发展的强烈愿望。邓小平不但看到了世界发展趋势的潮流是和平，而且还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主张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使中国作为一支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主张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就和平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而言，不可否认，邓小平对人类的和平事业和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邓小平不仅站在世界的高度来认识和平问题，同时还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发展问题。他认为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如果发达国家不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资本和商品就难于找到市场，“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因此，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特别是在当今时代，经济的高度国际化和一体化，已经将全球连成一片，任何不顾他国的发展甚至侵害他国发展权利的发展，最终都将受到限制，而陷于不能发展的绝境。邓小平在80年代所表述的这些思想，由于准确把握了时代脉搏和科学估价了世界发展趋势，形成了全人类的共识，使其十分清楚地体现在1992年的世界环发宣言中，成为国际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准则。
二、“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几千年以小农生产为主体的封闭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观念，使得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文化落后，人口众多且素质偏低；贫困面大且贫困的程度深，长期承受着生活贫穷和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要使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促进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延续，邓小平认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通过发展，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包括政治的、人口的、资源的和环境的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既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呼唤，又是面向未来的警示。那么发展以什么为前提和基础呢？人民的生活改善。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为前提，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持续发展的基础。邓小平由此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并率领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以稳定持续，较高的速度增长。在此基础上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这一切都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发展这一国际性原则。
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固确立经济发展在社会全面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完全区别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传统发展观。他要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快一点，不是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不是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的经济发展速度，而是扎扎实实，讲求效益，讲求质量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21世纪议程》对他的这一思想明确的表述为：“中国现阶段必须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迅速改善增长质量，谋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邓小平不仅强调经济发展，同时坚持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全面进步相协调。他在论述社会发展的各种关系时，总是坚持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辩证统一观点。如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面抓计划生育，一面抓人口素质的提高；一面抓经济建设，一面注意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等等。清楚地阐明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其它领域协调发展、共同发展的关系，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性和整体性观点。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论述我国今后15年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针时，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正是邓小平对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贡献的结果。
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指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第一个社会形态向更高一级社会形态的演进，无不与生产工具、技术的更新和发展，文化的提高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科学的萌芽、成熟乃至和技术的结合，更是加快了生产力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变更的推动作用，历史无可辩驳的证明，科学技术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更显示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威力，使生产力的三要素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促使劳动生产率成十几倍乃至上百倍的提高。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推动，不但高速度的积累着社会物质财富，促进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由于生产力发展提供崭新的物质生活条件，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也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进而影响和冲击着传统观念，使人们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自我意识都在不断的更新变化。人类从传统的发展观转向新型的可持续发展观便是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结果。
邓小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始终关注着科技进步使世界日新月异的历史和现实，早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就应用马克思的“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观点，结合近30年来科技革命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一科学的论点，对于正处于拨乱反正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促进了全党全国的思想解放。正由于此，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才能对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作出积极的回应。邓小平一面领导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一面继续注视着科技革命对人类发展趋势的影响。他认为：“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他所谈到的实现人类希望的问题，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的问题，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都是当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邓小平把影响人类持续发展的这些问题都归结到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正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世界，科学地分析人类发展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一个人类不断向更高级文明推进的社会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的延续，一方面需要科学进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以解决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和压力。同时更需要科技进步促进人们对环境、社会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实现新的飞跃，在建立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建立生态文明，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协调和永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作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的成功对接，为中国乃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指出了必由之路。
四、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战略重点
未来社会选择的高水平发展模式，不仅注重资本、技术、信息对发展的推动作用，注重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而且更注重高素质的民族群体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主导作用。基于这个事实，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而1994年9月，“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则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由此可见邓小平对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把握完全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他高度重视人在发展问题中的核心作用，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位”这一主题明确地标示出来，不但体现了当今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也为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确定了战略重点。特别是当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掌握高科技知识的高素质人材对推动社会、经济、自然的协调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就更显示出邓小平关于全面提高人的系质这一战略思想的深远意义。
中国是一个具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人既是最大的资源，但由于人均授教育年限短，人口整体素质偏低，人口众多又成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最大障碍。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使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因素呢？邓小平认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上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就是说，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必须有赖于教育。只有把教育搞上去，才会使人口障碍劣势转化为人材资源优势。因此，邓小平要求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即使在别的方面忍耐一点，牺牲一点速度，也要将教育搞上去。他还认为，不重视教育的领导是缺乏远见的领导。正是基于邓小平同志有关通过科技教育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人材是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资源等一系列基本观点，我们的党和政府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并把它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一起作为实现2010年远景目标的两大战略之一。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召开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从而使“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融为一体，成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基本战略思想。
五、“共同富裕”论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则
我国地域广阔，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十分复杂，人口分布不均匀，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极不平衡。如果搞绝对平均的共同发展，只会使发达地区受到限制，难于发展，而贫困地区也会由于基础薄弱，各方面条件不成熟，难于超越客观现实赶上发达地区，最终使整个国家都陷于不能快速发展的困境。但若只顾发达地区的发展，忽视或不顾及贫困地区，必然走向两极分化的畸形发展。由此而引发的资源争夺，贫困加剧，环境恶化，将使区域矛盾、民族矛盾乃至阶级矛盾激化，最终导致的是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国家和民族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了避免这种恶果的产生，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模式。他说：“我们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邓小平以先富带动共同富裕的思想，完全符合事物发展不平衡和由局部到整体的规律，从而使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共同富裕成为可能。而且提倡先富，决不是拉大贫富差距，从道德上，国家提倡先富的地区，要照顾整个国家和“左邻右舍”的利益，先富的人要济贫帮困；从政策上，国家要对地区利益关系进行协调，鼓励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缩小贫富差别，实现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在可持续发展中，还体现出代内平等的深刻涵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代价。国际社会应当特别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整体上防止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间的两极分化。正由于此，1994年的世界环发宣言提出：“为了缩短世界上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和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所有国家和所有人都应在根除贫穷这一基本任务上合作，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不可少的条件。”这就说明，“共同富裕”既代表了广大第三世界人民要求改变生存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共同愿望，也为国际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确定了根本前提，这正是邓小平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和突出贡献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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