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贬值与日本经济政策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日本论文,日元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2)04-0114-03
一、日本的货币政策分析
传统的开放经济模型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只有货币政策可以改变收入水平。日本经济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赶超任务的完成，“后发优势”利用殆尽，增长率即已趋缓，经济结构升级的问题非常突出。80年代中期的日元升值，从汇率的长期决定理论（即购买力平价理论）来看有其必然性。90年代初期，为了摆脱泡沫经济崩溃造成的不景气，加快处理不良债权，应付日益明显的通缩现象，日本政府开始降低央行贴现率，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1991年7月以来，日本央行曾经先后11次调低贴现率（从6%下降到2001年3月的0.25%），并增加基础货币投放。但是事与愿违，扩张性货币政策虽然延缓了经济衰退，但也使经济陷入所谓的“流动性陷阱”。
针对这种货币政策无效的情况，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和相应的对策。一种是所谓的“信用危机”理论；另一种则是相对占主导地位的MIT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定义的“日本式流动性陷阱”理论。
第一种理论强调金融机构的信用中介作用，认为在银行“惜贷”（资金供给角度）和投资需求不足（资金需求角度）的情况下，单单扩张基础货币的投放没有实际效果。首先，从资金的需求角度方面来说，由于经济发展的前景不明，多数日本企业都对投资持观望态度，投资需求严重不足。其次，从资金供给方面，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的巨额坏账，加上为满足BIS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出现严重的“惜贷”现象。这对无法从其他渠道筹集资金的中小企业打击最大。日本银行虽然提高了基础货币投放，但实际的信用扩张效果不大，只会不断增加银行的超额准备。广义货币的增加并没有同基础货币的增加同步。短期内解决的途径便是用公众资金充实银行的资本，解决后顾之忧。本文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资金需求不足是问题的关键，银行信用扩张能力问题则相对容易解决。
第二种理论是建立在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基础上，加入预期因素作用的“日本式流动性陷阱”理论。传统的“流动性陷阱”概念（凯恩斯主义）是指当利率下降到某一水平时（如名义利率已降为零或接近于零），货币、利率、价格水平之间原有的相互关联被打破，货币发行的扩张已不能使利率再进一步地下降，货币量已变得与经济无关，即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无限大。货币量的增加几乎完全被社会以现金或储蓄形式吸收，无法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以及价格水平的上升，此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失效。
“日本式流动性陷阱”产生的原因在于：日元从80年代以来长期处于升值状态。为防止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衰退、价格水平下跌（通缩）和抑制日元进一步上涨，日本政府不得不长期维持相对于美国的低利率水平。然而经济不景气带来的未来经济和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抑制了民间机构投资和个人消费（日本的消费大约占GDP的60%）。另外，在通货紧缩下，即使名义利率降至零的水平，由于价格水平增长为负，所以实际利率仍然高于零。换句话说，只有名义利率为负数时，才有可能使实际利率降到零以下（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克鲁格曼的“反传统货币政策”认为：只要央行创造一个“适度的通胀预期”，就可以诱导公众增加现在的消费，同时将真实利率降到零以下，刺激投资。而为使公众产生通胀预期，央行必须公布一个可信的长期通胀率目标。克鲁格曼建议，日本政府可以立法确定15年限期的4%单一通胀率。央行可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入长期债券，保证该政策目标的实现。简单地说，克鲁格曼主要强调公众对未来物价水平的预期。尽管克鲁格曼的建议获得了广泛的注意，但由于日本银行认为通胀率很难准确控制，可能会一发而不可收，所以没有采纳这个政策建议。
二、日本的财政政策分析
标准的蒙戴尔—弗莱明开放经济模型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是无效的。但是，对于处在流动性陷阱中的日本来说（LM曲线较平坦），财政政策对刺激日本经济可以起到一定作用。同时，这也符合凯恩斯主义用财政政策解决流动性陷阱的理论：在流动性陷阱时期财政扩张对利率影响最小，从而对私人投资挤出最小，从而效用最大。日本政府在90年代共推出过8次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综合经济对策”，希望以扩张性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复苏。1995年，日本政府出台一项价值14万亿日元（1157亿美元）的“综合经济对策”。该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相配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96年，日本GDP增长率达3.9%，创1991年来历史最高纪录。然而1996年上台的桥本政府对经济状况盲目乐观，转而实行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政策，将消费税率从3%提升到5%，并停止了1995年开始实行的2万亿日元税收减免。这一系列紧缩财政政策对消费和投资生产的不利影响加上1997年后期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金融机构坏帐危机使日本1997和1998财年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下跌到-0.4%和-1.9%。在吸取以往的教训后，1998年4月24日，小渊政府公布了总额16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接着在11月推出另一个总额17万亿元的紧急经济对策。另外，为了恢复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日本政府又通过了将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置于政府管制之下的对策。并推出总额相当于12%GDP的总额60万亿日元的援助资金，其中17万亿日元用于储蓄保险（所有的金融机构存款在2002年3月以前被完全担保，此后每个人的保险金额被限制在1000万日元），另外18万亿日元用于危机金融机构重组，还有25万亿日元用于充实金融机构的资本金。
当然，扩张的财政政策也决非是解决日本问题的灵丹妙药。首先，由于“李嘉图等价”的存在，在政府减税的同时，经济主体会理性地预期到政府在未来将再度增加税收加上经济不景气带来的未来不确定性预期，因而不愿增加当前消费。其次，日本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用公共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但是由于经济利益集团和政治利益的驱使，日本的公共投资目标主要是为了减少失业和维护效率低下的产业。所以，减税、增加公共工程开支等作法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另外，扩张的财政政策最终希望能够带动私人企业的投资，但是泡沫经济破灭给日本企业带来的大量债务负担和银行机构的巨额不良债权使企业的投资欲望和资金来源都严重不足。
不论扩张的财政政策是否有效，日本政府的赤字水平却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之冠，无法再过多地依赖财政政策。根据OECD的数据，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率从1991年的-0.6%上升到1999年的-8.8%，超过了美国在1992年创下的-6.7%的纪录。而公共部门债务负担占GDP的比率从1991年的57.9%上升到2000年的112.3%，为OECD国家之最。在这种情况下，重振经济的任务的难度可想而知。
三、日元贬值政策分析
在扩张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已经没有太多余地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转而依赖日元贬值政策来促进出口，挽救经济。但是日元的短期波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者对汇率的预期，而并非由政府意愿左右。投资者的预期主要受到最新经济指标和官方言论（美国商务部长、日本大藏大臣、日本银行主席的只言片语）的影响。由于日本经济改革前景的不确定性和美国经济的日益呈现衰退的迹象（包括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造成的不确定性），日元汇率短期内受各种政治、经济消息的影响而剧烈波动。这里有两个例子，其一：2001年3月31日财政年度结束后，由于担心日本企业不再会因为结算需要而出售美元，日元汇率在一天内下跌2.66，突破125水平，最低达到1美元兑126.4日元。在日元下降过快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宣布将干预市场，加上美联储为刺激经济突然降息，日元回升到121的水平。但日本大藏大臣宫泽喜一则宣称日元过高将影响日本经济，于是日元又在一天内跌回122.5。但是此后一天小泉当选新任自民党总裁，并表示彻底改革的决心，日元又回升到121左右水平；其二：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日元两天内迅速由1美元兑120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117日元左右。此后，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而多次干预外汇市场，使汇率很快回升到1美元兑120日元左右。
因此当前日元贬值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很难如愿，反而影响了人们对日元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日本在亚洲国家中的威信。由于亚洲国家基本上采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美元同日元之间的汇率波动便严重影响着亚洲经济的稳定性。一般来说，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例如NIEs）由于贸易结构同日本相似（在国际市场上是竞争者），所以受日元贬值政策的负面影响较大；而贸易结构同日本互补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盟和中国）则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日本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甚至不惜牺牲长远利益而依赖日元贬值刺激经济。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又出现明显衰退的迹象（2001年10月30日美国公布了第三季度GDP数值为0.4%的负增长），这又使日本单方面利用贬值刺激经济的意愿很难如愿。因此，日本经济走出衰退泥沼的路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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