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信任危机认知陷阱的契机与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契机论文,认知论文,路径论文,陷阱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4)04-0060-05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从总体上分析了当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指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从各种社会信任危机现象及事件来看，有效应对社会信任危机问题的确刻不容缓，但是这一研判是值得商榷的。第一，我国目前急剧的社会转型现实使得各种体制机制亟需进一步改革、重构和完善，社会信任本身也是如此。而且，不信任也并不代表信任危机，相反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诸多不信任也正是我们构建现代信任系统的转折点和良好契机。第二，所谓的“跌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所谓的及格线也没有明确的参照物。换个角度看，《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所揭示的颇具代表性的一系列对当前社会心态分析的结果，恰恰折射出人们对社会信任问题的认知陷阱之所在，容易将不明就里的民众引向这一陷阱。当前，要走出信任危机之认知陷阱，首先必须正确认识与区分信任与不信任的关系，考察信任与不信任的内在矛盾及张力，分析不信任产生的原因，透视其真实内涵，从而把握走出信任危机认知陷阱的有效路径。
一、信任与不信任的内在矛盾及其张力
有一幅漫画，背景是一个小卖部，顾客手里拿着刚买的一包香烟并端详其真假，而店主则在辨认刚收到的钞票之真伪。漫画一面讽刺着当前造假的乱象，一面却真实地揭示出当前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关系。同时，漫画也告诉我们，不信任的行为过程是为了信任的结果：买到真烟，收到真币。由此看来，画面反映的不信任以及不信任引发的一系列行为既是客观现实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从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同时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新旧结构的更替，呈现出立体交叉的多元运动趋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的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世界上可能没有多少国家和地区能像中国这样，人们的生活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经历如此巨大的变化，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能经历如此快速的发展。这不仅让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来不及反应，而且连我们自己也似乎没有做好如何安顿自己灵魂的准备，只是被载于“巨轮”之上顺着惯性前行。当前，急剧的转型深切地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态度和实践的方式，进而引起社会风尚的震荡和嬗变，导致信任的缺失和不信任的滋长与蔓延，形成了信任与不信任矛盾运动的张力，生发出个人欲望被激活之后的二律背反效应。
第一，个人欲望被激活之后的二律背反效应。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正是个人欲望被激活并放大的过程，这一时期经济的增长与人性的发育都是空前的。人将自己的力量附载于物质之上，通过支配物来建立人与人的关系，而社会风尚又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所以物质世界的变化是社会风尚变迁的基础和根本原因。伴随着个人欲望激活与放大而来的却是与之不相匹配的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的淡薄，并引发了诸多乱象与二律背反效应：一面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富足与舒适的物质生活，另一面在担忧继“三聚氰胺”、“塑化剂”之后还会有什么；一面在接受着廉洁奉公的教育，另一面承受着“表叔”、“房姐”等事件的不断“涌现”；一面在学习“八荣八耻”，另一面通过媒体经历着彭宇事件、“小悦悦”事件。民众突然发现自己被有关信任的困惑包围着而无所适从：这个世界，我们还能相信什么?我们还能相信谁?什么才值得我们永恒信赖?由此，信任缺失、信任感匮乏、信任危机成为近年来备受人们关注的热点。
第二，信任的缺失和不信任的滋长与蔓延。其实，人们关于“我们还能相信什么?我们还能相信谁?什么才值得我们永恒信赖”的反思，不只是社会信任危机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社会进步、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社会风尚良性发展或即将转向良性发展的一个信号。针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出现的一系列乱象，人们一直在焦虑与不安中品味着信任与不信任。许多人只信任传统的以血缘、亲缘、熟人社会所缔结的信任系统，而当这一系统被摧毁时，他们会下意识地认为一切都不可相信了，慨叹信任危机、信任感匮乏、信任缺失，其实这些现象的出现恰恰反证了不信任的独立性。正是因为不信任意识的生发才引起了信任的缺失，正是因为不信任意识的膨胀才引起了信任感的匮乏，正是因为不信任意识充斥社会才引起了信任的危机。信任需要从不信任那里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其实，信任与不信任始终都像是孪生兄弟，无法摆脱对方的影响而独立存在，不信任的滋长与蔓延正是信任与不信任矛盾运动的结果。
第三，信任与不信任的矛盾运动及其张力。信任与不信任是对立统一的范畴，无论是逻辑上还是时间上，二者都无法摆脱对方而独立存在。在以物质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信任与不信任在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内相互依存，同时又共同隶属于信任系统并为其所统摄。就我国不同历史时期而言，其实信任也是有阶段、有层次的：第一阶段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状态阶段，主要是没有主体性的、盲目的、无条件的信任，主体依附于自然、权威等客体，行为者与对象处于依附与被依附关系，所以在这一阶段信任客体是居于主要地位的。第二阶段是以主体为主导的、充满怀疑主义的、可以否定一切的主客二元对立阶段，这一阶段的进步性表现为信任主导权转向了个体，个体似乎对权威、团体、领袖都可以加以否定而报以不信任的态度。行为者从主体意识出发对环境、对象、关系等获得价值判断的肯定，在充满焦虑的不确定中寻求确定性。第三阶段是信任与不信任互为条件的对立统一阶段，这里既没有完全的信任，也没有完全的不信任。信任的主导权既不在主体，也不在其对象，而在于双方的相互依存转化中。可靠而又现实的信任是主体与其对象之间互相作用、矛盾运动的结果。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第二阶段，即苦恼意识阶段(黑格尔语)、怀疑主义阶段，在此我们有机会深入透视信任与不信任对立统一的真实内涵，品味其间的酸甜苦辣，这正是二者矛盾运动的结果。
我国经历的社会转型是一种局部渐进型社会发展变化，社会系统方方面面的运行均需要逐步转换并过渡到与此相衔接的更高级的另一套运行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旧规则体系的惯性和残留的阻碍作用不可避免，新规则的建立需要较长时间，很容易导致规则真空期，从而导致人的欲望无限放大、恶的本性自然释放，社会道德乱象丛生。当前盛行的不信任是对过去盲目信任的反思和解构，是要通过不确定性获得确定性，寻求一种蕴含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矛盾运动的相对信任，这一寻求过程是信任与不信任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也是现代信任系统构建与生成的必然途径。我们把这种不信任称为“合理不信任”。
二、不信任产生的原因及其透视
通过对信任与不信任矛盾运动及其张力的分析与透视，尤其是对信任与不信任矛盾关系在现实生活中透显出的总体状况及其二律背反效应的分析，为我们进一步挖掘不信任产生的原因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良好的视角。
第一，市场经济激活了人的主体意识，也消解削弱了人们天然的社会信任感。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往往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角度出发，不注重个人的权利与发展，导致了个人主体性的相对缺失与经济社会的“低效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几乎全由单位包了下来，人们的生活看上去很公平很安逸，因为一切都是国家计划好、规定好的，那时无所谓社会信任与不信任。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过去没有波浪的、没有效率的传统范式的确定性存在没有了，原来“抱着铁饭碗”的个人突然被抛向惊涛骇浪的市场。市场经济激活了人的主体意识，却也消解削弱了人们天然的社会信任感。面对现实，主体意识首先觉醒，人的欲望被激活。这就埋下了不信任的胚芽，也让更高层次的信任成为可能。
第二，社会转型顺应了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却也放大了不确定性与社会风险。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其间二律背反现象层出不穷，现代社会生活可谓到处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人们所面临的可能选择空前增多，从而使人们最终作出的决定越来越不可预测；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社会的制度、组织和技术系统日趋复杂，使人们对复杂的系统变得难以把握；越来越多的程序与规定使人们对诸多公共机构的管理者、技术系统的操作者、商品的生产者、服务的提供者等“重要的他者”全不认识，因而不可能去影响、控制和监督他们的行动。与此同时，随着交通、网络、信息的现代化，交往领域以空前的速度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升，生活在“熟人社会”的人们在短短二三十年中被陌生人世界所包围。这样的社会转型一方面顺应了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放大了不确定性与社会风险。不确定性的增加意味着风险的升级，在这一境遇下不信任成了人们本能的自我保护措施，成了规避风险的第一反应。
第三，新型社会传媒带来高效便捷，却也让不良信息快速广泛地传播。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社会失范现象难以避免，而且在空前发达的社会传媒条件下，出现的频率与层次可能更高。当前，网络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网络化已经成为生活常态，并且在各种信息平台上，负面的信息往往比正面的信息更具吸引力。我们无法回避生存环境中现代高科技手段与载体的影响与冲击，社会不良信息的快速、广泛传播不仅容易误导人们并促成社会失范的产生，由此在社会交往中滋生一种倾向，即凡事都不信任，甚至连“不信任”都不信任；还会使部分不明就里的群体陷入“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误区，愈加强化不信任的意识；更有甚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味放大社会负面信息，完全忽略社会整体性的发展，从而陷入焦虑甚至绝望的状态。研究显示，用“如果有老人摔倒，你愿不愿意主动上前帮助”的问题对目标人群进行测试，回答“愿意”者有七成。随后给他们观看彭宇案相关视频材料，然后再进行测试，回答“愿意”者只有三成。社会不良信息的快速广泛传播，一方面不断激活了人们的自主意识，另一方面又迅速强化着不信任。如果说现代社会有道德滑坡的嫌疑，那么快速、广泛传播社会不良信息的媒体一定是“同谋共犯”。
第四，传统的社会信任因缺乏契约意识而脆弱易碎，社会信任制度建设难以匹配快速的经济发展及其转型。在社会成员较少流动的、以血缘亲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里，由于身份认同因素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只信赖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人，而不轻易信任外人，“一家不说两家话”，都是这一社会形态的形象体现。情大于法的人情取向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不仅是盛行的而且被认为是合理的。对这种社会信任加以分析，不难发现那时的信任只是较低层次的信任，基本上不存在信任者的自主选择。传统价值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是导致契约精神在我国社会普遍缺乏的根本原因，面对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的“契约化”要求，传统的社会信任显得脆弱易碎。要在以“人情”为重的一代人身上移植“契约化”的文化，必然出现排异反应，这正是信任危机出现的必然性。
总之，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及全面的社会转型，当前我们在主体意识、社会风险、传统观念、信息传播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变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瓦解了原有的信任系统，一方面引发了道德乱象，另一方面也使“不信任”的积极作用得以凸显，为合理的现代信任系统的生发奠定了基础。
三、走出信任危机认知陷阱，构筑社会新风尚
当下信任危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要不要信任的问题，而是在于需要什么样的信任，怎样才能培育出自身蕴含着不信任却又超越了不信任的“合理不信任”，即现实而又真实的相对信任，说到底还是能否有效划分和把握信任与不信任的界限。只有明确了当前我们的社会真正所需要的信任，真正把握好信任与不信任的界限，才有可能把社会信任建设工作引向积极而又有效的方向。
第一，有效划分和把握信任与不信任的界限。信任与不信任之间是有界限的，而且这一界限既有其确定的一面又有其不确定的一面：就作为信任载体的社会大众而言，每个人都是一个确定的主体，都是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不同的群体和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处事方式和信任与不信任的界限，所以信任与不信任的界限是不确定的。但是，就社会整体而言，信任与不信任的界限又是确定的，任何社会都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一种界限，意味着我们活动的范围、框架而不得逾越。无论是利益底线、道德底线还是心理底线，一旦突破将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它就是信任与不信任的界限。在社会各界大呼信任危机的今天，我们应该有效划分和把握信任与不信任的界限，让“合理不信任”成为培育现代信任文化的逻辑起点和前提条件，呼吁并倡导“合理不信任”，使其成为促发现代信任系统的有效动力，成为构筑社会新风尚的良好契机。
第二，以“合理不信任”作为培育现代信任文化的逻辑起点和前提条件。在社会信任运行的同时，其实不信任在另一个向度始终发挥着其特殊的功能，并在与信任相互制约中实现着一种合理的动态均衡。现代信任系统的生成必须以现代信任文化为依托，当务之急就是把“合理不信任”作为逻辑起点和前提条件，形成以“合理不信任”为基础的相对信任，培育良好的现代信任文化。首先，培育现代信任文化需要大众传媒发挥积极主动的传播作用。大众传媒不仅要以敢于质疑的原则开展工作，起到媒体监督的作用，而且要在信息公开的原则下，通过不信任的态度与逻辑及时获取并公布可信任的结果，发挥其舆论监督与舆论疏导作用。其次，培育现代信任文化要充分发挥教育的教化熏陶作用。要培育起良好的社会信任氛围，必须让广大民众具有获取信任与被信任的信心、能力，引导民众敢于质疑、善于质疑并通过质疑最终获取有效信任。因此，我们要把社会信任及信任与不信任的矛盾关系作为公民文化教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渗透到公民的思想道德与法制教育过程中，通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等途径来实现，为我们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后，培育现代信任文化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克服各种困难与阻力。目前个体关于信任的意识参差不齐，有传统的推己及人的信任观念，有受舆论影响的完全不信任的观念，有不明就里的盲目者，当然也有“合理不信任”的智者。因此，要有效超越传统社会信任模式，建立现代信任系统，就要充分彰显个体独立人格、个体的主体性，让个体不被负面舆论和一时假象所蒙蔽，而是以认识客观规律为前提，通过实践获取相对信任的信息，按照客观规律说话办事，释放并示范正能量。
第三，以确立“合理不信任”的相关制度，倒逼并促发现代信任系统的生成。信任的系统化、制度化过程就是现代信任系统的生成过程。首先，确立“合理不信任”的合法性地位是现代信任系统生成的先决条件。因此，制度的设计应当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制度运转的透明性和公开性应当获得多数人的认可，制度的执行必须严格符合规范。其次，对“合理不信任”的疏导是现代信任系统生成的重要保障。加快制度建设，为“合理不信任”的表达提供有效的途径和平台，使不信任得到最大程度的疏导，这样才能促使信任在制度化的规范平台上完成对不信任的吸纳，有效地促成信任与不信任的相互作用，使两者作为信任系统的有机构成在社会系统中发挥积极功能与作用。最后，“合理不信任”相关制度的系统化和常态化是倒逼现代信任系统生成的有效路径。在以“合理不信任”为切入点构筑信任系统的过程中，必须立足实际，逐步以制度化的方式来清理和规范利益表达的途径，使得利益冲突从人际交往关系中逐层剥离，最终实现以制度作为国家、社会、个人交往的新标准，以制度的系统化和常态化促进信任文化的变迁与现代信任系统的生成。
第四，变不信任为信任并以此为契机构筑社会新风尚。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一样，信任与不信任的转化过程也是同一条道路。“合理不信任”的培育、引导和升级过程也就是现代信任系统的生成过程，同时，现代信任系统的生成过程正是摒弃旧观念从而构筑社会新风尚的良好契机。从信任与不信任的矛盾关系看，“合理不信任”是培育现代信任文化的逻辑起点和前提条件；从现代信任系统的生成过程看，“合理不信任”是现代信任系统生成的有效动力。因此，变不信任为信任并以此为契机构筑社会新风尚，既符合当前客观现实的社会文化、民众心态要求，也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信任建设的国情、民情和世情要求。不信任是以想获得信任为最终目标的，所以现代信任系统的生成过程是在怀疑、考察、求证等方法作用下的矛盾运动过程中排除不信任以获得更高层次信任的过程。而怀疑、考察、求证的具体做法必须随着观念的转变和评价标准的更新而不断改进，也只有这样，构筑社会新风尚才最终成为可能。当前中国的发展状况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更不是传统的乡土中国，所以无论是西方社会的评价标准，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评价标准，都无法对当下中国社会加以解释与评价。所有的评价体系及标准都必须根据国情加以分析和制定。因此，现代信任系统的生成也需要新的符合国情的评价体系及标准。
当前所谓的信任危机是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客观反映和必然结果，是经济快速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时，也是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社会信任系统的良好机遇。《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提出“社会信任度跌破及格线”有一定的实证依据与警示作用，但却难以澄清前提、划定界限，且恰恰反映了人们在社会信任问题上的认知陷阱。走出社会信任危机认知陷阱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树立“合理不信任”观念，也就是敢于对周围的事物质疑的观念，用有效的、合乎当前社会发展的、有助于民众幸福的方式寻求生产生活的确定性，最终获得相对信任，并逐步构筑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信任系统，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新风尚。特别值得关注是，“合理不信任”不是盲目的不信任，而是警觉性的不信任，是设法寻求更有深度更高层次的信任。现代信任系统是良好社会新风尚的根本表现，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有益有利的表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具有的良好社会心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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