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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4)02-0027-06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伴随着美国政府反恐战车的轰鸣声，美国文化界也从政治军事战略、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及种族、民族矛盾等诸多层面反思和探讨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如何消除恐怖主义等问题。其中包括一些评论家，他们开始发掘和反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约瑟夫·康拉德、亨利·詹姆斯、左拉等作家作品中的反恐主题，惊异于文学大师们100多年前对恐怖主义行径和危害的真实描写和准确预言。本文认为，从“反恐”这一独特的视角对经典的“重读”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在当代批评语境中，将“经典”和“权威”加以解构和“祛魅”，对历史的“文本化”和“戏说”式的阐释曾一度被当作时髦，文学作品的纯形式化和批评话语“游戏”色彩的不断增强使文学与现实渐行渐远，而上述经典作品对恐怖主义的准确预言和在西方的重新走红说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现实和现代人真实生存困境的密切关注，炽热的人道主义激情，仍然是文学和作家能够不朽于世的最重要的标准。
一
9·11之后，一些文学批评者反应之快，即使在新闻出版业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也着实令人佩服：2001年9月22日，即恐怖分子袭击世贸大楼11天后，《纽约时报》即发表了爱米莉·伊阿金的文章：《注视恐怖主义罪恶本质的小说》，列举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发表在十九世纪后期或二十世纪初期的几部著名小说——《卡萨玛西玛公主》、《特务》、《群魔》等，发现他们都曾深刻地剖析了恐怖主义者狂热的极端主义和虚无主义言行，也揭示丁恐怖行为害人害己、徒劳无益的后果。同年10月15日，罗勃·肯勃尔在《国家评论》上发表文章：《西方眼睛下的群魔》，题目本身就嵌入了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两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和约瑟夫·康拉德的《在西方的眼睛下》，文中还指出了《卡萨玛西玛公主》、《特务》以及左拉的《萌芽》等作品中包含的反恐主题。
通过对经典作品的回顾，评论家们发现，尽管时代不同，恐怖行为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伟大作家正如先知和预言家，其神来之笔穿越了茫茫时空，预言到了今天发生的悲剧。他们作品中对100多年前恐怖主义者的描写放在今天完全适用：
他们都是“在组织的”。与形形色色的国际政治、宗教组织或团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恐怖行为大多具有政治目的。约瑟夫·康拉德的《特务》中，指使小杂货店主威洛克炸毁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幕后策划者是俄国驻伦敦大使馆的—秘弗拉季米尔，炸弹的提供者是一个绰号”教授”的美国恐怖主义者，制造恐怖爆炸的目的是为了向即将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施加压力，促使其反对英国温和的民主保守主义政策。《群魔》中制造恐怖事件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五人小组”隶属于国际无政府主义组织，而且，发号施令都以“国际”的名义进行。《卡萨玛西玛公主》中招募贫穷青年艺人罗宾逊暗杀德国贵族的也是一个跨国活动的政治团体。
恐怖主义者的个人背景也大致相似，核心骨干往往受到某种极端主义思想的蛊惑，成为其狂热的信徒。英文译本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译为“着魔”(possessed)，即是对本书主题的准确概括。书中悲剧人物之一——工程师基里洛夫自始至终坚信自己是为了无比崇高的学说——“人神论”——大无畏地牺牲自己，却无意中成为恐怖主义者杀害无辜者的帮凶。而大多数恐怖主义的追随者往往是在社会中受到过挫折和不幸，社会地位低下卑微的边缘人或流浪者，甚至是敢于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在他们身上，恐怖组织的蒙蔽和欺骗、对社会的仇恨、金钱利益的驱动与诱惑混合在一起，因而他们对社会的危害也更大。如《群魔》中，犯罪分子费季卡与恐怖小组头目达成交易，为了1500卢布放火烧死了列比亚德金兄妹，引起了社会的混乱，并导致了莉莎的无辜丧生。《卡萨玛西玛公主》中青年罗宾逊也是在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加入恐怖小组的。
恐怖主义者的组织方式居然也极为相似：他们往往组成一张严密的跨国犯罪网，人员招募、武器筹备、逃跑安排等各个环节分工明确。除上文提到的通过金钱利诱或宣传欺骗方式招募帮凶以外，为了维持恐怖队伍。他们不惜采取各种恐吓措施。《群魔》中恐怖小组的头目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就公开宣称，必须让每个成员都带有恐惧感和罪恶感，才能拴住他们。因此，为了使恐怖小组其他人死心塌地跟随自己，他强迫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谋杀沙托夫，用鲜血作为恐怖组织的粘合剂。
为了保证恐怖活动的成功，所有的恐怖主义者都极端凶残，不择手段地谋杀、爆炸、致人残疾，无所不为，对袭击目标毫无怜悯和顾忌，置之死地而后快。《特务》中，恐怖骨干分子威洛克让自己有精神障碍的妻弟史迪夫夤夜携带大量烈性炸药，前去炸毁举世闻名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史迪夫在公园绊倒，粉身碎骨，逃回家中的威洛克还对妻子温妮隐瞒真相。《群魔》中恐怖主义组织“五人小组”不顾沙托夫的妻子刚刚分娩，仍然按计划残忍地将其杀害，致使母婴都悲惨地死去。此外，恐怖主义行为都以失败和徒劳无功而告终，也给他人、社会和恐怖主义者自身带来了致命的伤害。他们轻则自取灭亡、重则伤及无辜，甚至引发大的社会动荡和地区冲突。《萌芽》中无政府主义者苏瓦林炸毁了矿井，不仅无助于维护煤矿工人提高待遇、改善生存条件的斗争，而且将大部分无辜工人淹死。《特务》中恐怖分子威洛克不仅一事无成，而且落得家破人亡。
对经典文学中“反恐”主题的发现不仅限于那些直接描写恐怖主义的作品，重读的理论视角不断延伸，部分描述现代人恐惧心理的作品，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9·11之后，恐怖袭击引发的余震不止，从炭疽菌到邮件炸弹，从连绵不断的公用设施预警到一桩桩流产的劫机、爆炸阴谋，西方社会仍然被层出不穷的恐怖活动所威胁和惊吓。面对一次次真真假假的虚惊，强大的西方文明社会如同被刺瞎了眼睛的独眼巨人普吕菲摩斯，一筹莫展。同时，维护公共安全和尊重个人自由的冲突，也使自由的天堂陷入了难堪的尴尬和无奈。已经习惯舒适地生存与其中的文明社会仿佛突然被剥去了温文尔雅的外衣，显露出荒诞的本质，生活仿佛陷入了没有尽头的恐惧、猜疑、焦虑中。在这种背景下，2001年11月，美国再次出版了由罗宾·布斯重译的加缪的小说《鼠疫》，新译本前言作者托妮·朱迪特在2001年11月《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关于鼠疫》，清楚地阐明了新译本出版意图：“作家描写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北非城市奥兰的鼠疫以及当生活面临着毁灭性灾难冲击时人们各种各样的反应，读者对它的寓意定会一目了然。特别是今天，重读《鼠疫》不仅十分及时，而且具有新的意义。”加缪选取的是灾难和生死考验这一独特视角，揭示主人公里厄医生和处于隔绝状态的小城居民，面临近在咫尺的死神，惴惴不安，提心吊胆，甚至精神崩溃焦虑和绝望状态，控诉和揭露纳粹恐怖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和人格伤害，这与当前的恐怖行为给和平居民造成的精神压力的确极为相似，这也是美国出版者之所以在当前重版它的重要原因吧。
二
虽然部分评论者从反恐“视角”重读大师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实用色彩，有时将作品复杂的主题做简单化和单一化阐释，但美国文化界这种反思和回顾为我们重新解读一些经典作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历史地、全面地理解恐怖主义这一文明毒瘤的种种表现及危害，无论就文学批评还是深入了解西方社会而言，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更重要的启示在于，可以重新反思近几年被忽视的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一古老的主题。
上述作品进入当代对话领域的重要原因似乎是其预言的“神力”。在西方历史文化的长河中，真正的“预言家”一直扮演着被误解、被蔑视的角色。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由于得罪了太阳神阿波罗，被罚获得了预知灾祸的本领，但同时要忍受无人相信其预言的痛苦，她向国人大声疾呼“木马计”是敌人的阴谋，预言大祸将至，却换来了国人的耻笑和讥讽。她预知阿伽门农将面临杀身之祸，却只好与他一起走上悲惨的死亡之毯，在恐惧的呼叫声中倒在血泊里。卡珊德拉的神话隐喻着真正“预言”的实质——真诚的道德忧患、清醒的理性判断和经验推测，也隐喻着人类的劣根性——一方面畏惧灾难，另一方面回避真理的“驼鸟”心态。表面上看，一些人热衷于“预言”，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风靡全球的诺查丹玛斯“预言”到种种耸人听闻的1999年地球毁灭的“大预言”，数不胜数的占星术士、注经家、邪教头目创造了大量荒诞不经的大谎言，每种谎言都有人认定为“预言”，都有人趋之若骛，有人为之抛家舍业，甚至有人倾家荡产、残杀亲人。9·11之后，美国的启示录、世界末日的作品大受青睐，正是这种心态的突出表现。更多的人相信另一种“预言”，即某些政治家信誓旦旦的保证，强大的军事实力辅之以政治、经济、外交压力，可以把每一个角落的恐怖分子消灭。
实际上，伟大作家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的“预言”，并非完全依靠灵感和神力，而首先在于它们深深植根于自己的时代和人类心灵的丰厚土壤中，关注和思考身边的危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的创作即是一例。这部小说以真实的历史事件——轰动一时的政治谋杀案件“涅恰耶夫案”——为基础进行艺术加工写成。1869年11月21日，彼得堡大学旁听生、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与俄罗斯恐怖主义小组下属的“人民惩治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杀害了不服从其命令的前小组成员，莫斯科近郊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伊万诺夫，并抛尸于该校池塘内。案件很快破获，并引起轰动。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据报纸的相关报道，构筑了这部警世小说。[1]《特务》也是约瑟夫·康拉德根据1894年2月15日无政府主义者鲍丁试图炸毁格林威治天文台的案件写成[2](p102-105)。《卡萨玛西玛公主》、《在西方的眼睛下》等作品虽然没有对应具体的恐怖事件，也同样真实地传达出十九世纪后期笼罩着西方世界的恐怖主义气氛。
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以俄国的民意党以及东南欧其它国家的流亡人员，组成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小组或团体，聚集隐藏在欧洲的大城市或热点地区，频繁制造爆炸、政治暗杀事件以及其它破坏活动。如1881年民意党人刺杀了支持改革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导致保守专制的亚历山大三世提前登基，俄罗斯民主进程停滞倒退，进步人士被大量镇压；1911年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中的极端分子刺杀了政治改革家斯托雷平，再一次中断了俄罗斯的改革进程。此外，如众所周知的1914年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等。当时在英国等西方国家，恐怖小说、侦探小说的创作十分繁荣，也是这种恐怖气氛的反映。
这些恐怖主义团体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其重要代表巴枯宁认为，国家是主要的而且就实质来讲是唯一的敌人。他认为，群众的处境越坏，他们就越有能力和越有决心去消灭剥削制度，因而在他看来，流氓无产阶级即劳动人民中丧失阶级性的那些阶层是最积极的革命力量。革命就等于“全面破坏”和消灭社会制度的一切现存形式，用那些独立而分散的自治单位（团体）的总和来代替社会这个整体。[3](p26-27)而无政府主义之所以在十九世纪后期泛滥，则是那一时代普遍的社会和精神危机的后果。正如列宁所说，“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4](p288-289)这一时期，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科技、文化获得了巨大进步，但物质文明的发展不仅没有消除相反愈加拉大了西方社会内部固有的贫富差距，同时，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日益激化了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民族、种族矛盾，导致了全球性的社会动荡。在国际上和西方国家内部，强权代替了公理，统治者专横跋扈、恃强凌弱的无耻行径愈益明显，而被压迫者在前途无望时，往往容易接受末世论、神秘主义、悲观主义等各种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所宣扬的极端个人至上、虚无主义思想为处于社会边缘的被压迫者所迷恋。他们由痛恨压迫者和统治者的残暴与无耻转向对整个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否定与破坏，寄希望于完全以个人的、自我的价值判断取代一切既有的伦理、道德、法律规范。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姿态，这种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批判视角，但如果希望将它付诸实施，则必然演变为无政府主义的极端行为，对社会构成巨大的威胁。列宁认为，“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4]
马克思在批判涅恰耶夫时，指出，“这些想使一切都成为无定形状态的、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批判巴枯宁时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么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却是颇为能干的。”[5](p395-396)（马克思的观点显然是国际共产党主义的共识，巴枯宁1872年被第一国际开除。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惊人的艺术洞察力揭示出了无政府主义者骨子里的极端个人至上和虚无主义。并对这种表面上崇高的口号所掩盖的道德黑暗和盲目进行了批判。在《群魔》的扉页上，他引用了《新约》中“路加福音”第8章的经文：“刚巧在不远处，还有一大群猪在饲食。群鬼就要求耶稣准许它们进到猪群里，耶稣答应了。群鬼就离开那人，投入猪群去。那群猪忽然冲下悬崖，掉进湖里统统淹死了。”作家以盘踞在人心中的群鬼隐喻以下主题：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危害俄国乃至人类幸福的真正的魔鬼。从小说的艺术结构和人物塑造中也可以验证这一点。虽然操纵凶杀、纵火及种种危害社会秩序的一连串罪行的是以涅恰耶夫为原型塑造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但是，正如作家所说的，他只不过是一个丑角。[6](P263)即使处于全书重要地位的恐怖谋杀案，按照作者的意图，“只不过是另一登场人物的道具和布景，只有这个人物才堪称长篇小说的主角”[6](p260)作家所指的主角是小说中贵族少爷——一条绝顶聪明的毒蛇——斯塔夫罗金。表面上看，他是一个阴沉而神秘的人物，言行举止不同寻常，意志坚强，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荒淫无耻、凶残野蛮的虚无主义者和恶棍，他强奸十一岁的幼女导致其自杀，先后侮辱母亲的女仆、养女、甚至朋友的妻子，毁灭了她们的生活。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他当众忍受别人的耳光，他娶了一个神志不清的跛脚女人为妻，又凶残地默许其走卒将她杀害。斯塔夫罗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在追求一种灭绝人性的强人意志，据此，他可以高踞一切情感、原则之上，可以蔑视祖国、嘲弄民众甚至全人类，践踏一切道德伦常法律。正如英国文学批评家默里所说，他“要把所有的本能、所有的冲动、所有的情感、所有的爱心，所有的忠诚都牺牲给意志…”。作家自己也说：“这是一个十分完整的社会典型，我们俄国人的典型，这种人无所事事又不甘心于无所事事。与本民族的一切东西失去了联系，主要是失去了信仰。由于存在着虚无主义者，这个现象就显得十分重要。”[6](p288)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结尾安排斯塔夫罗金爬到楼顶，又把自己吊死在屋梁上，暗示这种高高在上者的绝路。《群魔》中，恐怖小组的所有成员都狂热地崇拜斯塔夫罗金，他们身上都有的他影子，所有的罪行都是在他的授意或者默许下进行了，作家以此批判了斯塔夫罗金之流的虚无主义，是造成一切社会混乱的恐怖主义的源头。
《特务》中的虚无主义者“教授”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怀揣一枚自制炸弹，一只手时刻放在起爆器上，他明知如果自己引发爆炸的可怕后果，但他拥抱和热爱抽象、强大、完全属于个人的死亡，厌恶人类对生命和生活庸俗、软弱的依恋，认为自己一旦与死亡交好，就可以抵抗对社会、文化、道德、语言等文明的牵挂，因而，他狂热地崇拜可以毁灭世界的起爆器。他向威洛克提供了足以炸毁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炸药，导致史迪夫惨死。小说结尾，他丝毫没有为自己造成的悲剧而忏悔，仍然形单影只地昂首走在伦敦街头，藐视着芸芸众生，酝酿着新的爆炸计划。斯塔夫罗金和“教授”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身上都安装了反人性、反文化、反文明的虚无主义思想——恐怖主义的起爆器。
作家们并没有停留在对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上，而且真实地再现了产生上述错误思想的深层社会原因：下层人民的赤贫、上层阶级的冷漠自私、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弥漫于整个西方文明之上的深刻危机——信仰的迷失、道德的沦丧，以此揭示社会罪恶对恐怖主义应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与《罪与罚》等作品的艺术结构相似，《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大量篇幅描写了误入歧途的年轻人悲惨的处境：可怕的贫穷、没有出路的人生、黑暗的社会。基里洛夫之所以加入恐怖小组，与他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天堂美国所遭受的屈辱、艰苦生活有密切关系，极端艰难的生活完全摧毁了他的身心健康。小组成员沙托夫本来就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他出身于奴仆家庭，妹妹、妻子都被贵族少爷侮辱和玩弄，自己则一贫如洗。《萌芽》中，左拉把无政府主义者苏瓦林炸毁矿山的行为恐怖活动置于沦为非人的煤矿工人的罢工被当局可耻镇压这一尖锐阶级冲突背景之下。
三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早在一百多年以前，作家们就提出了至今仍然困惑着当代西方文明的重大问题：恐怖主义的泛滥究竟是谁之罪？弱者和被压迫者能否采取极端措施反抗社会不公？能否以非法手段追求正义目的？针对这些复杂的问题，当代西方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及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等诸多思想流派至今仍然聚讼纷纭。
“9·11”之后，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专家撒缪尔·亨廷顿所著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曾为许多人所叹服。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把当代紧张的东西方关系的原因归结为不同文明的冲突，存在着将问题表面化和抽象化的弊端。深层的原因在于，直至今日，我们面临的危险，与文学大师面临的问题一样，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被“全球化”乌托邦光环所掩盖的社会不公问题。人类的科技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巨大进步，没有消灭反之加剧了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不公正，而且在某些方面变得更为严重。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一书中所说的，当今的“全球化创造了许多胜者和败者，有些人暴富起来，而大多数人陷入了悲惨绝望的生活中，从1984年至1998年间，全世界最穷的1/5人口占全球收入的份额已经从2.3%下降至1.4%，另一方面，最富的1/5所占比例却上升了。”同时，“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加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危险是全世界社会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不仅如此，少数国家倚仗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肆无忌惮地推广自己的权力话语，主宰和随意安排其它弱小国家、地区、民族的事宜，而受压迫者和弱者的声音更加微弱，其心态也更加绝望，他们就极有可能采取极端手段。在这种形势下，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大国，如果继续漠视或回避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中处处存在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头痛医脚，继续维护霸权地位，甚至把反恐作为捞取政治资本或强化权力话语的手段，到处树敌，草木皆兵，就可能制造更深的隔阂和仇恨，其后果可能更加不堪设想。正如当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指出的：“任何人，如果对当今的世界形势哪怕只有一点点模模糊糊的意识，也会惊异于下述种种冷酷、自私和狭隘的利益之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少数民族，宗教，种族仇恨——事实上可能导致的大规模毁坏。”[7](p19-20)
在这种众声喧哗的思想论争中，文学的声音也许并非最响亮，文学家并没有充当大法官，没有给出拯救世界的包票，也没有包治百病的药方，但他们始终关注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性的完美。面对暴力反抗、无辜者的牺牲等令人困惑的问题，他们在大胆指认强者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大声疾呼和解、同情和爱。通过描写恐怖主义的极端行为给自身和社会带来的悲剧，告诫我们，无论历史给我们遗留下来多大的怨恨，无论社会不公激起多大的义愤，无论是以多么崇高的名义和动听的借口，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和资格夺去无辜者的生命，以换取民族、种族、集团的利益。这个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揭示的人道主义主题，今天看来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新的警世意义。
四
作家们深切关注本民族利益和自身所处环境的安危，担忧恐怖主义泛滥，选择热点和重大社会问题等现实题材，并没有影响作品的哲理深度。反之，从反对恐怖主义这一具有当下性和现实性视角切入，在死亡的威胁、紧张剧烈的恐怖氛围中反思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的精神困惑，加大了作品思想和艺术深度。因而，上述作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脏》以及亨利·詹姆斯的道德探索小说《金碗》等作品一样，都是描摹现代人迷惘、绝望、苦苦追寻的心路历程的杰作，这一点，在经历了9·11之后的西方社会，与二战前后一样，在真正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死神威胁时，更容易体悟《群魔》、《特务》等作品所蕴涵的揭示人类真实生存境遇、人的自由选择等存在主义思想。
《特务》(The Secret Agent)的书名直译为“秘密代理人”，主人公威洛克既是探长黑特的秘密代理人，也为恐怖主义组织服务，威洛克的妻子温妮表面上心甘情愿地嫁给了这个一无是处的文具店主，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通过这桩婚姻让自己的弱智弟弟有一个安身之处，为了家庭的利益，必须戴上妻子的面具。通过上述人物的塑造，作家讽刺了戴着一张张面具的现代人被迫隐藏自我，不情愿地扮演着某种力量或观念的代理人的尴尬处境，也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生存个体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人与人的巨大隔膜。
从对经典文学的解读和批评的角度看，处在人人自危的社会环境中，直接面对无处不在的恐怖活动，这种独特的感受与体验，可以帮助批评者重新检视某些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现代哲学和文学理念。
如《群魔》中的重要人物基里洛夫的自杀被许多存在主义理论家视为重要的思想镜像，认为基里洛夫所宣称的“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我要怎样就怎样，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与《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伊凡·卡拉马佐夫提出的“假如没有上帝，什么都可以做”一样，是存在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存在关系以及自由选择理论的重要前提。基里洛夫对世界荒诞的体认、他的个人自由和反抗思想被加缪所赞许，后者在其《西西弗神话》中对基里洛夫作了专门论述。不过，无论是加缪还是其它评论者都忽略了基里洛夫反抗的途径，正如他自称的：“因为我能完全、彻底地为所欲为的顶点就是自杀。”[1](p759)这与部分恐怖主义者借助“上帝”的名义或“崇高”的目标，不惜自杀和杀人的作法，具有某种内在的契合，这种对自我和他人生命的否定，带有消极性，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而加缪本人在《鼠疫》中，不仅揭示了笼罩世界的恐怖，而且充分发展了自己存在主义思想中积极的一面，成功地塑造了里厄医生、新闻记者朗贝尔、正直善良的年轻人塔鲁等一系列敢于直面灾难、勇于承担责任、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行动的“西西弗”式英雄，热情讴歌了生命之爱、生活的勇气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谊、爱情等美好事物。尤为可贵的是，作家肯定了经历苦难对人类灵魂的净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他们曾经受过苦难的地方进行着一种微妙的朝圣，”也表达了人类可以共同战胜困难的信念，“好几个月来，里厄发现在行人的一张张脸上都带有一种亲如一家的神色。”[8](p468)这种坚强和乐观的人生态度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4-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