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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3-0020-09
就现代学术而言，中国思想史研究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历程。中国思想史研究是否已经成为一个规范性的现代学科，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还存在着怎样的不足，这是值得中国思想史学界思考的根本问题。不仅如此，中国思想史研究也关涉到中国哲学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科技思想史等相关学科，没有宏观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关照，这些相关学科也难以作出准确的学术定位。若干年前，中国哲学史学界激烈争论的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合法性的问题，就与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息息相关。因此，深刻地反省中国思想史研究，对于中国思想史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必要且有益的。
一个学科成熟的基本标志，是形成一个自觉遵守既定研究规范的学术共同体。学术规范是从事研究工作的基本准则，它规定研究者做什么，怎样做，为什么做。简言之，学术规范犹如行人的交通规则，是学术秩序的需要，也是学术共同体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在自然科学领域，最基本的规范涉及三项要素：研究者、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1](第二章第二节)。对中国思想史研究而言，主要涉及如下三项内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规范性和学科定位，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实践中，学者们对这一根本问题是如何思考的，存在哪些问题。本文试作简要回顾和总结，以期有助于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一、第一阶段：孕育于中国哲学史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30年间，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总特征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栖身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
第一，关于研究的对象。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的哲学。然而，什么是哲学，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来说经历了不断的探索。
1919年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作了阐述：“凡研究人生的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因为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2](P1)什么是人生的切要问题？他列举了若干条目，如宇宙论、知识论、人生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在上述条目中，“哲学”一词如果换成“思想”，大体也能成立。与此同时，他又谈到哲学史的史料问题，他把哲学史的史料分为“两种：一为原料，一为副料”[2](P8)，原料是历史上“哲学家的著作”，副料是“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学案、书目”等[2](P10)。《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西方哲学的范式阐发中国哲学史。所以，金岳霖在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说：“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3](P437)1930年前后，胡适先后完成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和在北京大学文学院的讲义《中国中古思想小史》[4](P332－333)。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胡适对“思想史”的定义，但从上述两部著作的内容看，“思想史”包括阴阳家、神仙家、杂家、道家、儒家、法家、王充、佛学、禅学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与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所说的人生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并无二致。
1934年出版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①，概要讨论了现代“哲学之内容”：（1）宇宙论，包括本体论（存在，真实）和宇宙论（狭义，世界之发生及其归宿）；（2）人生论，包括心理学（人究竟是什么）和伦理学、政治社会哲学（人究竟应该怎样）；（3）知识论，包括知识论（狭义，知识之性质）和论理学（狭义，知识之规范）[3](P3－4)。显然，冯氏阐释的“哲学”在内容上更具包容性。该书不仅讨论宇宙论和知识论等纯粹哲学的问题，而且讨论思想家和社会思潮，讨论与之紧密相关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不仅讨论知识的性质，而且讨论宗教直觉。所以，陈启云教授认为冯氏的《中国哲学史》“名为哲学史，其实只是由一位哲学家本其哲学素养而写成的思想史”[5](p9)。
第二，研究的目的和任务。从事一项研究总有一定动机，一个意图。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来说，这目的与任务有关。从宏观上说，为什么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编撰中国哲学史著作有什么功用，这是从事研究时首先会想到的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认为研究哲学史有三个目的：第一“明变”，弄清历史上思想的发生和变化；第二“求因”，探求思想变化的原因；第三“评判”，即“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这些效果的价值，便是那种学说的价值”[2](P2－3)，简言之，是后果和影响。上述三个目的，概括起来就是探索历史上哲学思想的真相及其演变规律。
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第一篇第一章“绪论”专门讨论了哲学的内容、方法、哲学史与历史的关系等问题，惟独没有讨论为何从事哲学史研究、为何编撰中国哲学史著作。或许，这在作者看来不言自明，因为作者说：“各种学说之目的，皆不在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3](P5)，古人如此，哲学史研究亦当如此。“成立道理”大概就是探索知识和真理，揭示历史真相及其演变规律。
对胡、冯二人来说，他们都强调考察历史上哲学思想的真实面貌及其演变的因果关系，都追求知识和真理。这不仅因为哲学知识可以为现实生活提供借鉴，从而有助于中华民族摆脱愚昧落后、实现民族自强和独立，而且也因为追求理性和知识是现代学术的基本旨趣。
第三，步骤和方法。中国哲学史研究作为学术性的活动，在于它具有一定的操作技术，这技术就是方法。该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采用的主要是实证方法。实证方法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以史料为依据，参照现代知识体系，还原中国哲学史的原貌，勾勒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轨迹。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胡适阐述了他称之为“述学”的研究步骤：“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2](P22－23)其中，审定史料的真假最为紧要，他详细讨论了“史料的审定”、“审定史料之法”、“整理史料之法”。据耿云志、王法周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读”中说，该书出版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在于其内容，而且在于该书提出了一套新的研究方法——实证主义方法。众所周知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便是胡适这一方法的概要表述。
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虽不否认“直觉、顿悟、神秘经验”[3](P5)等方法的价值，但他认为哲学史研究应该采用逻辑的、科学的方法：“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其方法，必为逻辑的，科学的。”[3](P14)这“逻辑的、科学的”方法为何，冯氏没有像胡适那样系统阐述，但其知识底蕴是相近的。比如他说“历史是进步的”[3](P15)，便带有进化论特征。他指出研究中应注意三个困难：理解史料不易，理解中不免有主观色彩，研究结果难以检验。所以他说：“历史家只能尽心写其信史，至其史之果信与否，则不能保证也。”这比胡适的实证主义有了一定的弹性空间。
总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建受到了西方哲学的直接影响，借鉴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中国哲学的发展，是早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特点。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思想史研究逐渐孕育和发展。胡适本来是写中国哲学史，但到后来又写中国思想史，是直接的例证。冯友兰的著作虽以哲学史命名，但实际上是以哲学史为核心的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研究就是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摇篮中孕育的②。
二、第二阶段：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相对独立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大约40年间，既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独立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交叉发展的时期。以社会思想为核心，同时兼及哲学思想和其他方面的思想，是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史研究在对象内容方面的主要特点。
1952年初版、1977年再版的钱穆的《中国思想史》，对“思想”内容的解说颇具新义和中国特色。他首先引用佛经中的话：“有生灭心，有相续心。”然后解释道：“普通人心都是刹那起灭，一刻儿想这，一刻儿想那。很少能专注一对象，一问题，连续想下。相续心便成了思想。有些人能对一事实一问题，穷年累月，不断注意思索，甚至有毕生殚精竭虑在某一问题上的，这些便成为思想家。但宇宙间，人生界，有几件大事，几个大问题，虽经一两个人穷老思索，也获不到结论，于是后人沿他思路，继续扩大继续深入，如是般想去，便成为思想史。有些注意这问题，有些注意那问题，有些注意问题之这一面，有些注意问题之那一面。注意对象不同，思路分歧，所得结果也不一致，这就形成思想史上的许多派别。”[6](P1)钱氏强调：“每一思想家之生卒年代及其师友渊源，生活出处，以及时代背景，均为研究思想史者必须注意之项目。”可见，钱氏对思想史内容的界定是开放性的，不像哲学史研究那样受现代知识体系的桎梏。从该书的内容看，涉及政治、伦理、信仰等社会思想的主要方面，对知识论等问题虽有涉及，但同哲学史著作相比显然逊色。参照钱氏1931年出版的《国学概论》，他的中国思想史具有精英思想史特色。钱氏强调：“我们应该从中国思想之本身立场来求认识中国思想之内容，来求中国思想本身所自有之条理组织系统，与其派别之分歧。此始成为中国的思想史……如是始可确定中国思想史在世界人类思想史中之地位与价值。”[6](P13－14)基于中国思想史资料讨论中国思想史，是钱氏中国思想史著作的重要特色。
20世纪50年代前后侯外庐等人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③，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该书200余万言，上起殷周，下迄近代，系统阐述了中国思想的发展历程。作者在“序”中说：“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7](第一卷“序”)包括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特别是注重社会思潮的研究，是该书在内容方面的重要特色。《中国思想通史》中社会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但同钱穆的《中国思想史》一样，对知识论等哲学问题的讨论不及哲学史著作。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规模空前，体系宏大。曾有学者评价说：“《中国思想通史》不仅是迄今学术界最为完整的一部中国思想通史，也是目前仍无人能整体超越的中国思想史巨著。”[8](P9)
从表面看，中国思想史著作与中国哲学史著作差异不大。任继愈教授早就谈到：“‘五四’以来，就已出版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来看，有哲学史、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学术史、学术思想史等等。名色不同，它们所涉及的对象倒是差不多的。”[9](P44)但在内里，二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存在的，哲学史著作对宇宙论和知识论的思考乃思想史著作所不及，思想史著作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乃哲学史著作所不及。这显示了二者之间学术立场和学术旨趣的差异。
这一时期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的看法产生了歧异。港台学者的著作基本延续了此前追求知识的取向，大陆学者的著作在追求知识的同时，也比较注重价值判断。
钱穆在《中国思想史》“自序”中说：“西方思想，大体可分三系：一为宗教。二为科学。三为哲学。此三系思想，均以探讨真理为目标。所谓真理，则可有两种看法：一认真理为超越而外在，绝对而自存。一认真理即内在于人生，而仅为人生中的普遍与共同的。此二看法，各有是处。”[6](“自序”P6)在“例言”中，钱氏申明：“本书旨在指示出中国思想之深远的渊源，抉发出中国思想之真实的生命。学者由此窥入，明体可以达用，博古可以通今。庶乎使中国民族之将来，仍可自有思想，自觅出路。”[6](“例言”P17－18)对钱氏来说，研究中国思想史是为了探索真理，明体达用，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服务。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47年版的“中国学术研究所序”中阐述了撰写该书的“方针”和“目标”：第一，“辨章学术，考竞源流”，即“阐明社会进化与思想变革的相应推移，人类新生与意识潜移的密切关系”；第二，“斯书更特重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以期追踪着他们的理性运行的轨迹，发现他们的学术具体的道路，更由他们剪裁或修补所依据的思想方法，寻求他们的社会意识以及世界认识”；第三，注意世界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思想发展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全般地说明中国思想在世界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脚色……他方面更要具体地指出中国思想发展的特别传统与其运行的特别路向”[10](《中国学术研究所·序》)。探寻古人的社会意识和世界认识，追踪他们的理性运行的轨迹，可能隐含着双重意蕴：追求知识和理性，为现实生活服务。但在1961年写的“序”中，侯氏的提法有所改变：“这部著作的编写……特别是对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应给以足够的注意，另一方面在不少的论题必须对过去唯心主义的研究给以批判。”[7](第一卷“序”)
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史料学”的方法，另一种是史料学与理论相结合的方法。所谓“史料学”方法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主要是指是从史料而不是从理论出发，以史料为依据重现历史思想的原貌及其发展脉络。钱穆反对任何的理论方法，他说：“治史者先横梗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近人每犯此病。”[11](P139)在《中国思想史》“自序”中，钱穆说：“我们该从中国思想之本身立场来求认识中国思想之内容，来求中国思想本身所自有之条理组织系统，进展变化，与其派别之分歧。此始成为中国的思想史。”[6](“自序”P13)什么是“中国思想之本身”？作者没说。该书“例言”第四条，作者谈到考证方法：“书籍之真伪及其著作年代必先经考核。如本书叙《老子》思想在《庄子》后……在本书作者均有极精密的考订，与极坚强的证据。”[6](“例言”P16)由此可以看出，钱氏所谓“中国思想之本身”，实际上是指史料，强调对史料的考辨和分析，具有史料学特色。虽然强调从史料着手研究中国思想史，但钱氏同样主张研究者应该有宽阔的学术视野。“例言”第九条说：“研治中国思想史，最好能旁通西方思想，始可探讨异同，比较长短。”[6](“例言”P17)钱氏“史料学”方法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国学概论》“简要结论＋史料考辨”的体裁风格。当然，这种“史料学”的方法能否完全排除研究者的主体性，仍有斟酌的余地。
史料学与理论相结合的方法，是指在思想史研究中既注重史料，又注意借鉴现代知识体系作为参考，二者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彼此依存关系。在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中，作者在第一卷第一章“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中认为：研究古代文明社会的发生，在“古典的古代”之外，还应该着眼于亚细亚古代文明的发生，进而探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生和特点。对中国思想史研究而言，“我们的入手处，是根据古人对思想史的批判（案：即史料，后文称之为‘证件’）来开始的”[7](P6)，“然而，我们也并非完全依据这些著作，主要在于把这样的文献作为证件，再用科学方法来进行解剖”[7](P18)。这里清楚阐明了史料与科学方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具体说，《中国思想通史》的方法有两个突出特征。其一，思想史研究与社会结构理论相结合。比如，在分析“私学思想家”出现的原因时，作者申述了“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进而对老子和孔子思想发生的原因作了阐发。其二，注意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上的思想现象作剖析，这一方法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有一条清晰的轨迹。概括言之，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成的思想史，即从社会史研究开始的思想史。
这一时期西方学者的中国思想史著作，其内容风格与冯友兰、钱穆的著作比较接近。如1953年出版的美国学者顾利雅（H.G.Creel）的《中国思想：从孔夫子到毛泽东》一书[12]，概要叙述了孔子、墨子、孟子、道家、荀子、法家、汉代思想、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以及近代思想，其中也涉及到人物和社会思潮背景介绍。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中国思想史著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学术实践上，都别具洞见。比如1967年出版的作为“中国文化丛书”之三的《思想史》[13]，由赤塚忠、金谷治等人集体编著而成。该书第一章“总论”中指出：思想史研究不仅有客观性，即有史料为证据；也有“主体方面的问题”，即史料依赖于研究者的选择和解释。这种较为理性的认识，显然借鉴了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思想。即使从今天的学术基准看，该书对先秦诸子思想的阐述，对汉代儒学性质的认识，对僧肇和慧远思想的剖判，等等，仍是相当精辟的。
总的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呈两大格局：中国大陆以外地区较多地延续了此前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传统，注重从史料出发；大陆地区在延续此前学术传统的同时，注重史料学方法与科学理论相结合，关注社会结构和社会思潮，具有浓厚的社会史特色。
三、第三阶段：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时代
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20年间，中国思想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恢复并发展了传统的研究规范，进一步明确了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定位。其学术标志是张岂之教授主编的两部中国思想史著作。与此同时，中国思想史研究也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1989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岂之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史》。该书是高等院校教材，70余万字。1993年，该社又出版了该书的简编本，40余万字。该书在当时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内容，更在于它以一种新的学术姿态和理念来引导中国思想史研究，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走向具有导向性意义。
1.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看 作者提出：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内容包括“思潮、学派、人物、著作、思想的主要点、范畴概念等”[14](“原序”P2)。作者强调社会意识在思想中的重要性，“思想史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确切地说，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关于思想史，既可以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例如分别研究哲学思想、法律思想、美学思想等等；也可以是综合研究，而在综合研究中，应以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为主要内容。按此要求，在中国思想史的综合研究中，更多是关于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内容，而这些也是本书的重点”[14](“原序”P3)。后来，作者又进一步拓展了侯外庐关于“社会史”的内容，注意到“社会史的研究最好不要局限于一定的社会的生产方式，应当扩大到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如社会宗教、民风、民俗、社会信仰等”[15](P7)。这不仅明确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丰富了其内容，而且阐明了中国思想史与相关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
2.从研究方法看 《中国思想史》“原序”阐述编撰原则时说：“书中不宜凭空发议论，亦不宜作过多的引申和发挥，而力求抓住比较典型的材料，加以解释、分析，得出相应的观点，借此给学生们以方法论的启示。”[14](“原序”P2)与此同时，作者还关注“将思想史学习研究与社会史的学习研究相结合。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和思想体系的产生，都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不是凭空出现的。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应该注意历史与逻辑的统一”[14](“原序”P3－4)。注重史料分析，从史料中探索历史真相，与此同时注重社会学视角的分析，是该书方法的重要特色。
3.从研究任务和意义看 《中国思想史》“原序”中说：“编写时应注意从历史实际出发，把思想演变发展的历史原因、历史作用写清楚。这是体现中国思想史教材科学性和知识性的重要原则。”“文字力求简洁、明白晓畅，尽量避免使用各种带有极端评价性的词句和公式化的虚文。”[14](“原序”P2)作者强调：“思想史应研究思想源流的演变”，“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14](“原序”P4)。在《中国思想史》中，我们看到的是平实而客观的陈述，以史料为证据，评价性文字极少，概要地揭示了中国思想的历史面貌及其演变过程。将揭示历史真相、阐发知识作为学术任务，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凸显作者的理性精神和学术境界。
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在宏观理论上的建构，使中国思想史研究有了明确的学科定位：“中国思想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思想史属于历史，中国思想史研究属于中国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应该遵循史学规则。这虽不是新提法，胡适、冯友兰、钱穆、侯外庐等学者早就直接或间接作过阐述，但恢复这一传统在当时却有着重要学术意义。
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岂之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该书6卷9巨册，近500万字。如果说《中国思想史》的学术意义重在恢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传统，那么《中国思想学说史》学术意义则在于它深厚的学术底蕴和知识份量。《中国思想学说史》没有在理论上作进一步阐述。作者在“总序”中说：“朋友们曾建议我写一篇长序，叙述本书对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理解以及研究方法。也有朋友不赞成这样做，因为一部书的思路、方法是不能脱离具体内容的，没有必要单独提出并加以论述。”但这并不表示该书不注重理论，该书的理论寓于学术实践中。
《中国思想学说史》延续了《中国思想史》注重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的特色，同时扩展了对宗教思想和科技思想的研究。“五四”以来，在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潜存着一种定见——宗教与科学相对立，宗教信仰没有任何价值。《学说史》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叙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宗教思想，比如“隋唐卷”共5篇，其中佛教、道教各占1篇，宗教思想占了该卷篇数的五分之二。在过去的思想史著作中，科技思想所占比重不大，有的著作根本就不涉及。原因大致有二：一个主要原因是科技思想的专业性强，历史学或哲学出身的研究者视此为畏途，另一个原因是过去对科技思想不够重视。《学说史》中科技思想也占了不小篇幅，“隋唐卷”中有“科技篇”，占该卷总篇数的五分之一。对宗教思想和科技思想的重视，隐含着作者的深刻思考和学术理念。
《学说史》在注重史料的同时，也关注理论借鉴。该书命名为《中国思想学说史》，“是指以中国思想史为主干的学术史”，“学说”实即“学术”。强调学术性，遵循历史学的规范和方法，注重研究的客观性和知识性，是《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基本特点。作者指出：“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见以‘学术史’为题的著作问世”，该书以“学说史”命名，正是为了凸显其研究方法和学术原则。基于史学的方法和原则，该书的叙述贯穿着客观精神，向读者展示了中国思想史的真实面貌。思想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思想不会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因而，社会生活是理解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学说史》中，几乎每一卷的开篇都是“社会篇”，魏晋南北朝时期展现的是生活方式和文化风尚，隋唐时期展示的是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和民族的融合。在这里，社会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不是机械的、独断论的，而是基于史料的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国思想学说史》不是抽象的思想史，而是融于社会生活的思想史，在它背后是以史料学为基础、以社会学为借鉴的学术方法。
《学说史》作为一部系统的中国思想通史著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内容，填补了该领域中的某些空白。譬如，此前的魏晋南北朝思想史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魏晋玄学、经学、道教思想、佛教思想几个方面。在传统的学术视野中，哲学界关注玄学，宗教学界关注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该时期的思想史不免在整体性上显得薄弱。在《学说史》中我们看到，上述内容被融入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有机的整体就是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日常生活。该卷共6篇，分别是社会篇、名法篇、玄学篇、佛教篇、道教篇、儒学篇。这样的篇章布局，既勾勒出了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又兼顾了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说，该卷基本建构了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整体框架，对该时期的思想史研究具有比较重要学术意义。
《中国思想学说史》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代表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把思想史研究牢牢地定位于历史学领域，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扩展了中国思想史的知识，将史料分析与社会学方法有机结合，为21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另一部著作是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这是一部别具风格特色的思想史著作，在世纪之交，它为中国思想史研究吹来一股新风④，他引起了学界对如何进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再思考⑤。该书的特色之一，是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内容的求索。该书的主旨是探求“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即“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16](P14)，它“缓慢地但又是连续地在变化，真正地构成思想史的基盘和底线”[16](P16－17)。作者提出应从三个方面搜集上述资料，“一是启蒙教育的内容”，“二是生活知识的来源”，“三是思想传播的途径”[16](P23)。但在学术实践中，这一思路遭遇了极大的困难，“资料有时多得难以细读，有时少得不够用来分析”。作者不无困惑：“我的希望能够实现吗？”[16](P4)“思想史究竟如何写……直到我写完了这部思想史的上卷，说实在话，仍有些没弄清楚。”[16](P8)该书的特色之二，是主张尽量多地使用真实可信的史料。此类史料不是向人们“陈述”，只是给人们“陈列”[16](P20)。作者主张采用“追踪旅行”的写法，即“尽可能体验古人的心情，尽可能理解思想的脉络，顺着时间的流逝，一一陈述思想的转换和衔接……‘顺着看’历史，想重新跟着思想的历史走一路”[16](P53)。显然，鉴于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批评，并试图解决史料反映历史真实这一问题，是作者的学术用意。该书的特色之三，是它的体裁风格。作者批评思想史著作千篇一律的风格，主张思想史著作在形式上应该富有个性。作者认为：该书所描述的中国思想史“无法用‘人’或‘书’的章节，也无法用某个短时段的章节来处理”[16](P60)。读者不难看出，该书的体裁风格在当前的思想史著作中是独树一帜的。该书的特色之四，是把重温古人的思想作为思想史写作的意义。传统的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追求知识和真理，主张历史研究为当下生活提供智慧。在该书的长篇“导论”中，作者没有讨论史学的借鉴功能，相反，字里行间隐蕴着后现代主义气息。比如作者说：“今人还可以重温古人的思索，古人的思索对于今人还存有意义”[16](P3)。到底是怎样意义，则语焉未详。总之，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具有“现代性”，主张采用真实可信的史料撰写知识思想史；另一方面它具有“后现代”色彩，不大赞同传统的学术理路和历史著作范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长篇导言中基本未谈思想史的研究结构，把着力点放在“写作”上，可说是该书总体上的特色。
四、中国思想史研究反思
过去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中国思想史研究屹立于学术之林。当然，目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仍然存在着不尽完善之处，正是这些不完善引致了学术界的讨论。客观地评估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现状，反思存在的根本问题，有助于克服不足，使中国思想史研究不断进步。
第一，关于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问题。众所周知，传统的思想史有精英思想史色彩。为什么会这样，这种现象是否合理？一些学者认为：思想史应该以精英思想为主，因为精英思想内容丰富，既包含大众思想，也包含着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根本问题的思考。也有学者认为：思想史研究不但应该注重对大众思想的研究，还应该关注大众思想与精英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17](P180－181)。有人提出：科学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基本问题，思想史研究应该以科学思想为主要内容，并由此建构思想史的逻辑框架[18](P15)。有人主张：思想史研究不但要关注我们认为进步的思想，也应该关注我们认为不进步的思想。不但要研究延续到今天的那些思想，还要研究那些已经消失和灭亡的思想，探索其历史原因及意义[17](P180)。张岂之教授提出：思想史是一个总体，包括各个分支的专门的思想史，如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等，方面的思想史[19](P63－65)，许多学者对此表示赞同⑥，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样一来就产生一个问题：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与各分支的思想史如何划界？[17](P180)一味地扩充思想史的对象范围，是否会使思想史丧失独立的学科属性？[20](P93)美国学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早就谈到，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一直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探索领域”，“每个涉足该领域的人都不能不谈谈自己对这一概念的理解”[21](“前言”P32)。总之，“一门学科有无明确的研究对象，是它成熟与否的标志”[9](P45)之一。
第二，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在思想史与各分支思想史的关系中，最微妙的莫过于与哲学史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在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上，哲学家们从来就没有达致共识[22](P18)，即便在西方，“哲学”一词也没有一个被人们完全认可的定义[23](P29－30)。就实际情形而言，过去出版的“政治哲学史”、“艺术哲学史”、“宗教哲学史”之类的著作，“哲学”一词如果替换成“思想”，大体上不成问题，但是，如果将“哲学”说成是人类思想的一切活动，作为哲学精髓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等就会被弱化，哲学家们通常不赞同这样的主张[19](P65)。所以，有人主张哲学史与思想史应有所区分，哲学史研究的是人类认识史，它无须包罗万象，否则哲学史与思想史不分的局面永远不会结束[9](P48)。也有人主张思想史包容哲学史，因为哲学是思想的精髓和对思想本身的反省⑦，如何克服这一困局，不能不说是一个仍未彻底解决的难题。
第三，关于思想史研究的任务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思想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对思想史研究的任务讨论不多。相当多的历史学家认同于这样的观点，思想史研究的任务是揭示历史上思想的真相和思想演变的规律，探索知识为现实生活提供借鉴。但是，思想史研究为现实服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历经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曲折发展，一些历史学家心存顾虑。相反，倒是哲学家旗帜鲜明地强调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的自序中说：清理中国哲学，“亦当克就义理之本身，以疏通其滞碍，而实见其归趣……清儒言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考核为义理之原，今则当补之以义理明而后训诂明，义理亦考核之原矣”[24](“自序”P1)⑧。问题的微妙之处不在于史学与哲学各自功能的差异，而在于某些模糊不清的“哲学史研究”或“思想史研究”——史学与哲学之间的灰色地带⑨。有学者认为：思想史研究的内容决定了思想史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对象与研究的任务有关。比如，“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是由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二是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25](P149)。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是过去的历史本身决定了研究对象，还是现实需要决定了研究对象？是谁确定了历史的主题？⑩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选定一个对象主题，然后采用归纳的方法，就能得出客观的结论。但问题在于，当预设了“民本”、“和谐”或“专制”、“革命”为对象主题的时候，对相互对立主题的研究能否得出真正客观的结论？这样的研究任务能否摆脱价值预设的嫌疑？也许，问题不在于思想史研究是否应该为现实服务，而在于如何为现实服务。有人认为：思想史研究的任务不是为当前思想作注脚，而应该为当前社会提供客观知识和历史借鉴[26](P125－126)。
第四，关于方法问题。很多学者认为：目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在方法上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教条主义，受主体价值观、信仰的影响等，直接原因是思想史研究的规范不完善[17](P182)。美国学者艾尔曼（Benjamin A.Elman）尖锐地指出：“到目前为止，以哲学史式的探索为主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失败的”[27](P594)。让史料说话，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这应该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仅仅有史料是不够的，史料需要研究者理解，主体经验和参照系是理解史料的“先验知识”。多学科的知识储备之所以必要，正在于它有助于理解史料，发现问题。(11) 史料学方法与理论知识借鉴之间是本与末、主与辅的关系。本来，唯物史观对认识历史、分析史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在史学实践中，它曾被绝对化，导致用理论筛选史料建构历史，在研究方法上本末倒置，造成了学术上的教条主义(12) 多元视角的思想史研究是有益的，比如近年兴起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正好弥补了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在分析和运用文学类史料方面的缺陷和不足[28]。艾兰（Sarah Allan）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意从新的视角理解史料。在《世袭与禅让》中，作者采用了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vss）的结构主义理论，在《水之道与德之瑞》中，作者采用了隐喻认知理论[29]。由于视角独特，所以能见前人所不见。
总之，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思想史研究的任务和方法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着有待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反映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深入。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中国思想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将会进入一个新阶段。
［承蒙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教授、在日本京都大学从事访问研究的胡宝华博士提供了部分资料，谨致谢忱］
注释：
① 关于该书初版及再版的情况，参见蔡仲德“校勘后记”，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 早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以前，日本学者就出版了有关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著作。1900年出版了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1914年出版了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学史讲话》。所以，日本学者金谷治认为：作为近代学术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起点，“与其说在中国，不如说在日本”（赤塚忠、金谷治等：《中国思想史》，张昭译，台北：儒林图书公司，1981年，第7页。还可参见赤塚忠《〈思想概论〉序论》第二节“我国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历程”，收入《赤塚忠著作集》第2卷《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东京：研文社，2002年）。这不无道理。但是，对中国的思想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是胡、冯二人的著作，而直接影响他们学术思想的是西方学术。
③ 关于该书出版的详细情形，参阅张海燕：《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
④ 李焯然教授评价说：“他提出的观点对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带有‘提神醒脑’的作用。”（李焯然：《多元学科研究与中国思想史》，《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
⑤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林川：《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写法漫议》，《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葛志毅：《也谈思想史的写法》，《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4期。
⑥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阅林川：《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写法漫议》，《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张志伟：《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⑦ 日本学者金谷治说：“在思想之中，有关原理问题之思想，具备逻辑的一致性者，若称为体系的哲学思想的话，则该哲学思想才可说达到思想的顶点。”（赤塚忠、金谷治等：《中国思想史》，张昭译，台北：儒林图书公司，1981年，第2页）。
⑧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还可参见吴通福、贾学德：《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⑨ 这里所说“哲学史研究”或“思想史研究”，情形比较复杂。比如，有借古颂今者，也有借古非今者。
⑩ 这让我们想起了史学发展中一个陈旧的话题。法国历史学家古朗治（Fustel de Goulanges）曾以自己的客观主义史学立场相标榜，称历史不过是通过他的嘴在说话。贝克尔讽刺说，不是历史通过古朗治之口说话，而是古朗治通过历史在说话，他说出了他的听众期望听到的“法国的制度不是起源于德国”这样的话（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收入田汝康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3页）。
(11) 在思想史研究中，那些通常难以理解的史料，往往涉及专门的知识。科技思想史资料如此，宗教思想史资料也是如此。
(12) 李焯然教授指出：“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并非一定要壁垒分明、势不两立。当我们坚持用一种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去诠释一个历史人物或课题时，这种思想史的方法可能会反而成了狭隘的框框，把自己和历史都局限在我们自己定出来的框框里面。”（李焯然《多元学科研究与思想史》，《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方光华教授也指出：过去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是多元化的，最重要的是三种：哲学诠释的方法，社会史的方法，学术史的方法。“当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需要对上述三种主要方法加以发展。”（方光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三个向度》，《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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