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文史料与中国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文论文,史料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虽不能完全赞同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但不可否认，史学研究的每一次重大转型都或多或少与新史料的出现或固有史料的重新解读有着密切关系。史学研究的领域、视野乃至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注史料的视野、驾驭史料的多寡、解读与使用史料的角度等方面。
作为中国正史的“二十四史”，无论私撰还是官修，多有“西域传”或“外国传”的部分。将外国史纳入中国史的范畴，虽体现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但亦说明中国正统史学所理解的“中国史”历来不局限于中国疆域范围之内的历史，而是包含了中国人已知的整个世界。将中国文化及影响力所及的地理范围、域外与中国交往的所有事迹、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观念等方面，纳入到中国史的范畴，更能体现中国及中国史研究的开放性。中国史应该如何书写，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我认为，中国史应该被写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史。
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中国的使节、商人、僧侣和旅行家等从域外带回来的信息，这些信息多以中文写成，比如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元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此类文献向来颇受重视，现代校注版本见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丛书；一是外国僧侣、使节、商人和旅行家等带来的信息，一部分此类信息用中文书写，或用外文书写而被译为华言，得以在华留传，并成为后世史家的参考资料，如利玛窦《天主实义》、艾儒略《职方外记》、熊三拔《泰西水法》等。同时有关中国的信息亦通过这两种渠道传播到域外，其中有一部分以汉字写成，如朝鲜和越南燕行使留下的大量记录，但也有很大一部分用外文写成，如伊本·白图塔《亚非游记》、《马可波罗行纪》、《利玛窦中国札记》之类。
用外文书写的有关中国各类信息的文字资料，能否用作书写中国史的史料？史家应该如何利用这类史料研究中国历史？这类史料对中国史的哪些领域具有参考价值？本文即以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留下的大量西文原始资料为例，来尝试探讨西文文献与中国史研究的关系。
在16—18世纪，无论中国人对欧洲的了解，还是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其途径主要是欧洲来华的传教士、商人、使节和旅行家等人，也有前往欧洲的中国人，如教徒陈安德、沈福宗、黄嘉略、胡若望等，但人数不多，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上的作用与影响远不及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等。由于来华传教士大都长期居住在中国，其中有一部分传教士甚至精通中文，故留下了一批用中文写成或译成的作品，这是当时中国人认识欧洲的主要依据。这批中文文献经过一些学者的长期整理，其大部分近年来已被陆续重印，已出版的中文文献主要包括：《天学初函》、《天主教东传文献》、《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思想文献汇编》等。
然而，若将传教士留下的中文作品与全部来华欧洲人留下的西文资料进行对比，便不难发现，在数量上后者远超前者，在内容和类别上后者更为全面、丰富。这也表明，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兴趣比中国人认识欧洲的兴趣更为浓厚，且更加全面和深入。
现存16—18世纪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数量浩瀚，尽管难以准确统计，但估计远多于现存的15世纪以前有关中国的外文文献的总和。片纸异文、流沙坠简尚能受到珍视，并由此在19世纪末以来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的学术新领域，引导学术转型，那么数量更为庞大且相对完整、更成体系的欧语文献，理当更受重视。至于这批文献是否能够引发学术的又一次转型，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界以什么样的视角处理和解读它们了。事实上学界对这类文献与学术视野、领域之转型的关系，已开始注意，如葛兆光《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文史哲》2010年第1期)。从操作层面来看，这些文献涉及了当时欧洲的大部分语种，其中又以拉丁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荷兰文、英文、俄文为主，且分藏于世界各地(比较集中的馆藏地包括罗马、里斯本、马德里、巴黎、伦敦、莱顿、果阿、澳门等)，从而造成了收集、整理和翻译上的困难，但是若与西域史中那些由“死文字”书写而且主要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材料比较，则相对容易得多。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在西文文献的编目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例如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主编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手册》(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Brill，2001)中介绍西文原始文献的部分，中国学者应当首先充分利用已出版的各类目录，来了解西文文献的概况。
这些文献都是用西文写成，主要针对的读者群是欧洲人。那么，它们是否能够用作治中国历史的史料呢？这个问题取决于我们要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史”。目前我国对历史学的分科很成问题，几十年以来，我们一直将历史学分为“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主要的二级学科，两者泾渭分明，导致“世界史”中不见中国，“中国史”中亦没有世界，而研究中国与域外交流的“中外关系史”，地位尤其有些尴尬，既不属于中国史，也不属于世界史，而是被划到“专门史”的二级学科中。这种划分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毕竟“中外关系史”、“西域南海史”等领域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专业积累，在资料、方法、视野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体系，例如，这一领域要求学者不但要使用中文资料，还要使用外文资料，而且要求尽可能地做到中外文资料互证。但是将“中外关系史”归入“专门史”却导致了一个不良后果，即这一史学门类所研究的内容似乎既不是中国历史，也不是世界历史。但事实上，“中外关系史”既是中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因此这个领域的研究最有可能冲破“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界线，从而将两者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使治国史者具有世界史的视野，也使治世界史者，无法忽视中国在世界史中的地位。
西方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汉学(Sinology)和中国学(China Studies)两个阶段，由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变，也部分地体现了由研究中西关系、边疆史地到研究纯中国问题的转变过程。对中国的研究源自欧洲想要与中国发生关系或进一步发生关系所产生的实际需要。即使中国在明清时代了解西方的欲望并不强烈(与西方想要了解中国的欲望相比)，但现在客观的实际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解西方、了解外部世界已经成为中国的“必修课”。但不可否认，我国学界对世界史的研究与国际学界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研究，或许也可以从中外关系史的领域切入，在中外关系史的基础上，进入纯粹的亚洲史、欧洲史、非洲史和美洲史的研究，将来有一天中国学界的研究也会真正完成从“关系史”到“域外史”的转变，就如西方学术界经历由关系史到纯粹的“域外史”研究一样。所不同的是，欧洲人是15世纪以来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因此在“关系史”领域，西文文献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系统性上，都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学界以自己的需要和立场，来使用这些文献，并尽量与相关的中文文献参照。问题是中国学者在各种西文文献的使用上很难如西方学者那样自如，因此重要文献的系统中译仍是必要的，这个问题后文还会专门讲到。
西文文献对于研究中国史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来分析。
第一，一些研究领域必须依赖西文史料。这些领域首先是澳门、香港、明清时期的台湾等区域的历史，其次是中外贸易史、海外华人史和中国基督宗教史。
澳、港、台都是中国的领土，又均曾被欧洲人一度占领，且因欧人的占领而成为重要的东西方贸易港口和文化交流重镇。这三个地区的历史一方面属于中国史的范畴，但同时也在葡萄牙史、荷兰史、西班牙史和英国史中占有一定地位。实际上，研究这类地区的历史，最好不用国别史的狭隘框架，而是从更广阔的东西方关系史或者世界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这三个地方曾经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连接点，则其历史也应该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衔接处。有关这些地区的历史，除了中文资料外，还有大量葡文、荷兰文、西班牙文和英文资料留存至今，西文材料不仅记载西方人在这些地区的商业文化活动与政治统治，也大量涉及在地居民和其他外来移民的信息。若不使用这些西文史料，澳、港、台的历史几乎无法书写。以台湾史为例，已中译的《热兰遮城日志》、《台湾与西班牙关系史料汇编》等史料，将对中文学界研究台湾史乃至东西方交往史起到重要作用。
大航海以来国际关系的形成，主要推动力之一便是国际贸易。中国长期实行朝贡贸易体制，周边朝贡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文史料有较为系统的记录。但是，朝贡贸易之外，一直存在着私商贸易和走私贸易，这类贸易所留下的中文资料十分有限。16世纪西方人东来以后，在南亚和东南亚逐步取代穆斯林商人，在东亚海域则逐步取代中国、日本商人，而成为主要的东西方贸易参与者，从事日本、中国和东南亚转口贸易，并建立起亚、非、欧、美贸易网络，东亚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研究16世纪以后的中外贸易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考察朝贡贸易体制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如何走向解体，中国如何逐步进入(或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之中，以及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对东西方的影响。若以此种更为广阔的视野研究中外贸易史，仅凭现有的中文史料显然不够，而大量的欧语档案资料却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且系统的信息。另一方面，若仅凭西文史料构建世界贸易史，或许会造成西方中心主义的印象或结论；在非洲、东南亚乃至印度的本土语种文献相对缺失的情况下，充分综合利用中文、日文文献，进而考虑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因素，将使问题得到更为全面而深入的阐发。近年来学界已有一些较为全面使用东西方文献研究中外贸易的著作，例如范岱克(Paul A.Van 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年)，张廷茂《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澳门：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方真真《明末清初台湾与马尼拉的帆船贸易(1664-1684)》(台北稻香出版社，2006年)等，但深入推广的空间仍然很大。
历史上，中国历朝政府都不鼓励乃至禁止国人向海外发展，但是为了谋生，宋明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以闽粤两省为主)走向海洋，主要到东南亚各地经商和做苦力，此外还有一批人游弋于海上，亦商亦盗，从事国际贸易。16世纪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势力逐渐深入东南亚地区，除了从穆斯林手中夺取了东西方贸易航线控制权之外，还占据了许多殖民地。在东南亚谋生的华人不仅与当地原住民发生关系，更与东来的西方人发生诸如商业、雇用、文化乃至政治方面的关系。马六甲、马尼拉、巴达维亚等欧洲殖民地都有专门的华人聚居区和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与体制，甚至曾出现过兰芳共和国(1777-1884)、戴燕王国等华人政权，相关研究可参见荷兰汉学家高延(J.J.M.De Groot)《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袁冰凌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和罗香林《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海上华人武装与东来的西方势力也有着复杂的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甚至林凤领导的海上武装曾攻打西班牙人控制的马尼拉，郑成功更是从荷兰人手中夺回了台湾。当年兰芳共和国曾遣使至清朝政府，希望被纳入中国版图，却被拒绝。今天的史学家是否应该将这些向海洋、海外发展的华人，纳入到中国史的研究范围中呢？我想，这就像葡萄牙史学家把到海外贸易和传教的葡萄牙人及其占领的殖民据点作为本国史研究一样，应该是自然的事情吧。关于海外华人华侨史，国内外学界已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了长期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例如陈烈甫《华侨学与华人学总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荷兰学者包乐史《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庄国土等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菲利克斯(Alfonso Felix,Jr.)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ines,1570-1770(Manila: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1966)等，但在如何从宏观上看待海上和海外华人这一历史群体、他们在人类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历史地位的评价等方面，仍需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海上和海外华人的历史，虽可被纳入中国史乃至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等其他国别史，但由于此一课题本身具有国际性，因此突破一般的国别史研究束缚，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史背景，进行民族、语言、宗教、文化、贸易、政治、国际法等方面的综合探讨，或许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大的方向。研究海外华人史，也有一些原始中文资料，比如近些年陆续出版的《巴城华人公馆档案丛书》(已出8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2009年)就是研究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极珍贵的一手资料。但是，涉及海外华人的西文文献内容更为丰富，值得学界的进一步关注。例如有关郑氏家族的历史，已出版的《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中，选译了少部分的西文史料，但还远远不够完整；近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张先清正在整理、翻译有关郑氏家族的西文史料，相信会对郑氏家族的研究有很大的推动。对这一领域中的各类西文史料的整理与翻译，应更加系统地开展。
基督教与佛教都是外来宗教，不同的是，佛教已入华两千年，不仅已彻底本土化，而且其在原生地印度早已失去主流地位，因此研究中国佛教史，除了早期佛教传入史能够用到存世的梵语资料外，基本上用中文资料便足以从事研究。基督教的一支虽早在唐代便已入华，但是几经中断，直到明末天主教入华方才站稳脚跟，清后期又有基督教新教的来华。相比佛教而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属于前期阶段，且在欧美地区仍是相对主流的信仰体系。明末以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西方来华传教士发挥重要乃至主要的作用，因此他们留下的大量西文文献便成为该领域中最为主要的文献。这并非否定中文文献的重要性。在明末天主教入华以来的四个多世纪中，基督教也经历了本土化(或谓之华化)的过程，现存数量可观的一批中文文献反映了这一华化的过程。西文文献则更为系统地反映了基督教在华的传播过程，以及传教士如何根据中国文化特点调整传教策略。我们对基督宗教史的研究，不会仅局限于一般教会史的框架，而是更加注重中西(乃至东西方)异文化的相遇、调适、冲突、演变与交错共存。宗教传播是一种文化现象，应该将其纳入文化史的研究范畴。我们不仅关注基督教华化的过程，同时也应关注来华传教士与中国人的接触过程，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评价。对于这类问题的研究，我们都不得不借助于大量的西文原始资料。但中文学界对这批西文史料尚无系统整理和利用，导致我们对东西方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方面的研究，仍缺乏更为深层次的思考和更为宏观的视野。
第二，对于中国史的某些研究领域，西文史料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甚至发挥补遗的作用。这类领域有很多，比如中国社会史(包括明清宫廷、地方社会、民间信仰、妇女史、儿童史、疾病史、医疗史、少数民族史等方面)，科教文化史(包括科学技术史、教育史、艺术史、语言、出版史等方面)、政治制度、宗教思想礼仪(如儒、释、道等方面的思想礼仪)，商业贸易(如内陆产区与外贸港口之间的商业关系，行商，茶、丝、瓷等的生产制作过程)，等等。
与第一类多属于中外关系领域相比，这一类研究领域属于更为“纯粹的”中国史研究范畴，其研究所依据的史料基础也当然是中文文献。但西文文献在这方面也绝非没有参考价值。其中有些领域(如明清以后的中国科学技术及教育、钦天监、中国海关)由于西洋人部分地参与其中而留下了许多西文文献，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的重要价值，自不待言。另有很多方面，西方人或许没有直接参与其中，更多的是作为旁观者而留下的相关记录。这类记载中有的或许不完备，甚至有谬误之处，但也能够反映出观察者的角度和认知水平；有的则记录了一些在当时国人熟视无睹因而较少记录的内容，这部分尤可补中文文献之不足。
事实上，这类文献还远未受到相应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接触这类文献的多是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对一些“纯粹的”中国史问题不很熟悉，故难以判断其所见文献的史料价值；而从事“纯粹的”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又很少注意西文文献。例如，关于明末农民起义、清军入侵以及南明诸朝，当时在华的多位西方传教士都留下了丰富的记载，但是在以往研究这些问题的论著中，很少利用传教士的记载；中外关系史领域中的学者，或对这些记载有较多的了解，但是由于对明末农民起义、明清战争和南明史的研究状况不熟悉，往往也看不出这些记载到底在哪些方面可以与中国固有文献相互参证，哪些可补中文文献之不足，以及哪些记载有误。要发掘西文文献中蕴含信息的史料价值，就要求经常接触这类文献的学者补充中国史相关领域的知识和动态，也要求中国史相关领域的学者有意识地去关注西文文献。
西文史料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或许不仅仅体现在对一些传统研究领域的资料补充，其更重要的价值还体现在扩大中国史研究的视野，丰富中国史的内涵。中国史不仅仅是中国疆域内的历史，也不仅包括中国边疆史，而应涵盖一切与中国人或中国文化有关的内容，不论这些内容发生在中国境内，还是发生在中国境外。西方对中国商品的消费，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与讨论，这些较少见于中文资料记载的内容，不应被排除在中国史研究之外。以世界史的眼界研究中国史，不是一个单纯的口号，而是反映了历史事实，因为从16世纪以后，中国与整个世界便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而且这种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同时代的欧洲，也同样开始了与世界联成一体的过程。以往我们强调欧洲在世界走向一体化过程中的主动性，以及中国如何被动地进入世界，但我们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是被需求的对象，中国的物质与文化成为西方进入世界的动因之一，中国是世界网络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16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史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这就需要关注“他者”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16世纪以来，有关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与评价，以及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眼中的转变过程，在西文文献中有比较完整的记述，值得学界深入发掘和利用，英国学者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已在这方面做了尝试，可参见其《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常绍民、明毅译，中华书局，2005年)。西方人留下的关于海外的文献，西方各国学者视其为本国史中的海外扩张史研究资料，而对于亚洲各国而言，与各自有关的西文文献，则应成为本国史研究的重要参考。同样一批文献，使用者的立场和解读的角度会不同。但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打破“某某中心史观”，才能更为清楚地认识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地位，以及这一过程的全面而真实的面貌。
发掘西文史料，或许还会在研究方法上带来一些新的变化，为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提供某些新的可能和内容。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体现的是当时来华西方人对中国各方面的观察、认识与评价，同时代接触过来华西人或西方文化的中国人，他们所留下来的中文文献，体现的是他们对来华西人和西方文化的认识与评价。两方面的文献相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丰富而又错综复杂的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图景。而目前学界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文化传播的范式，进一步深入到异质文化间交错、共存、融合与演变的层面。这一层面的研究，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利用有关文化交流的中西文两方面资料，而且还要利用与研究主题有关的传统东西方文献。以钟鸣旦《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张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为例，作者利用有关中国丧葬礼俗的中文文献，以及有关西方丧葬礼俗的西文文献，获得对东西方丧葬礼俗的基本理解；通过耶稣会士西文文献来说明西方人对中国丧葬礼俗的认识，再加上传教士及接触过天主教葬礼的中国人留下的中文文献，探讨两种丧葬礼俗相遇后各自产生的调适、演变与融合，以及融合后产生的新葬礼的表现形态。这样的研究为认识东西方交往史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类似的研究题目或许还有许多可为之处，例如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某些观念、教育、制度、婚礼及其他各类习俗，等等，都可以作为东西方异质文化交流、交织、融合与演变的研究案例。
目前学界已经开始利用中西文原始文献，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尝试。例如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中华书局，2009年)，便利用在闽东地区传教的道明会士留下的文献，结合大量家谱、地方志等地方文献和田野调查，用人类学的方法考察天主教传入后对中国地方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其与宗族、官府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该书以地方文献记载来印证西文文献中谈到的人名和地名，不仅使这两方面文献的可靠性大增，也使地方社会史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这样的跨学科研究颇具有启发性，西方文化与中国民间信仰以及中国社会的许多其他方面(如民间组织、社会生活、慈善事业、妇女、儿童、疾病乃至地方经济等)，都是极好的研究课题，值得学界进一步发掘中西文原始文献，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统计学、艺术、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加以研究，而西文文献中包含了大量中国地方社会的信息，可以与中国地方文献印证，甚至提供一些补充信息。
16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涉及的语种多，几乎涉及欧洲所有的语言文字，某一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越密切，在东方的势力越强大，则以该国语文书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就越多。因此16世纪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主要是以葡萄牙语书写的；至17—18世纪，除了葡萄牙语之外，西班牙语、荷兰语和法语文献也逐渐多起来；19世纪以后，英语文献最多，除了因为中英关系、中美关系密切外，英美新教传教士的大批来华也是重要原因，就像拉丁文文献的大量存在是因为天主教传教士的来华活动一样。
由于这批西文文献数量庞大，且又涉及众多语种，即使是西方学者，也罕有人能够全面掌握，中国学者凭一己之力更是没有可能全面掌握或驾驭这些文献。因此，集众人的力量开展长期而系统的翻译工作，便显得十分必要。阅读西文史料的方便性的提高，不仅会促进中国学界的研究水平，也将为东西方学界的深层次对话提供可能。截至目前，已有一些西文文献被译成中文出版，且已对中国学界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西文文献汉译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已经汉译的西文文献仅占所有文献中很小的一部分，今后在数量上需要大幅增加，以形成规模。以耶稣会书简为例，目前已汉译的仅有法国耶稣会士的书简，以及利玛窦、严嘉乐等耶稣会士的书简，事实上大部分来华耶稣会士都有书简存世，例如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意大利耶稣会土方济各(Francesco Saverio Filippucci)等人，都有数十封乃至上百封书信；而方济各会、道明会、传信部、遣使会等传教会的来华传款士，也都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书信，至今几乎完全未被汉译；上百份的耶稣会中国年报，也未有一份中译本。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文献，目前汉译的仅有一百篇，不足总量的百分之一，而这批文献对认识中西文化交流史至关重要，大部分都应翻译成中文，以供中文学界使用。此外，大量的贸易文献、游记均亟须中译本的出现。
第二，西文文献的中译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需要有合理的、长远的统筹规划。已中译的西文文献较为零散，由不同机构、组织或个人开展，他们之间较少协调沟通，故缺少整体的统筹规划，导致目前学界对于西文文献缺乏整体的认识，大量重要文献尚无人问津乃至无人知晓，而个别文献则一译再译。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他们的翻译工作由一批著名学者牵头进行长远的规划，并且有官方的长期支持，已翻译出版的文献，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也因此具有更高的使用价值。我们希望起码有一个或者数个学术机构，有一批著名或者长期接触西文文献的学者牵头组织规划，从事西文文献的调查、整理、编目、翻译、注释与出版工作；这些机构和学者之间定期交流，在文献选择上分工合作，优先翻译一批重要文献，并形成较为统一的翻译规范；长期培养史学和语言素养兼备的年轻学者，使翻译工作者兼具史学和语言的功底，以提高翻译质量；将翻译与研究密切结合，使所译文献的价值能够较快获得体现；且这样一批机构和个人要抱有数十年持之以恒开展该项工作的决心；此外，需要有一定的经费支持，译著需要被认可为学术成果。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西文文献中译上已取得初步的成绩。但整体而言，我们的西文文献汉译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第三，在具体的翻译规范方面，也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提升的方面。西文原始文献中所涉及的大量人名(许多教徒在西文文献中仅出现其姓和洗名)、地名、职官名或其他专有名词，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难点，要准确翻译或还原出这些名词，就要求翻译者补充专业知识，并充分利用各类工具书、中文文献以及已有的其他西文文献的中译本。一些西文文献存在多个版本或抄本，或者已被译成多种其他语言，在翻译这类文献时，要尽可能地以最初的文本为底本，同时参考所有能够找到的其他文本，并参考其他译本，对于各版本之间的不同之处，应以注释的方式标出。部分西文原始文献已经被整理并系统出版，比如著名的《中国方济各会志》(Sinica Franciscana)已经出版11大卷，汇集了大量入华方济各会士的书信和报告等文献资料，并有较为详细的注释和导言，我们可以优先考虑将这类现成的文献译为中文。一部优秀的译著，尽管无法完全取代原文，但是可以有更大的使用价值，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如实翻译原文，还要对其中涉及的相关内容加入较为详细而准确的注释，进行必要的考证工作，并撰写详细的绪言或导读。这些附加工作可以使学界对译著的使用更加便利，而且本身也是对原始文献的一个研究成果。上乘译著应该达到即使是西方学者也需参考的程度。
第四，进一步拓展对西文文献的关注范围，不仅重视与中国直接相关的西文文献，也要注意与东亚海域、东南亚、南亚乃至美洲有关的西文文献，总之欧洲人向海外扩张过程中所留下来的文献，都应纳入我们的关注范围。所关注的史料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所从事的研究的视野。中国学界是否能够写出具有世界史视野的晚明以来的中国史，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在史料攫取上具有世界史的眼光。那些虽与中国无直接关系但却具有重要间接影响的历史事实以及与其相关的西文史料，如与葡属印度、西属美洲、尤其是欧洲人在东南亚势力扩张有关的史料，不应被治中国史的学者完全忽略。若将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则原始文献的数量将成倍增加。西方学者在研究大航海时代以来的非洲史、南亚史或东南亚史，西文原始文献都是重要的史料来源。但他们的研究有其特有的背景、立场和视角，其观点和结论也并不一定就与我们的完全相同。中国学术界需要在这些领域有自己的一批成果，但与西方学界一样，我们的研究也同样需要参考大量西文文献。因此，在这个领域中挑选一批重要的西文文献加以中译，也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事。这类西文文献，西方学界已经有较多的整理，可以优先选择已经整理出版的成套文献翻译。例如，有关非洲、南亚、东南亚、日本和美洲的葡萄牙文文献，都有一部分已经整理出版，可先行译出。
以上主要谈了西文文献对中国史研究的意义，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开展西文文献的中译工作。前者主要通过不同研究领域，阐述西文文献在拓展中国史研究视野方面的意义：在中国史研究中使用西文文献，有助于突破我国史学界所存在的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界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丰富中国史的内容与内涵，乃至通过西文文献的发掘和利用推动学术研究转型的可能性。后者则是西文文献使用者的视角和便利程度问题，在西文文献的使用方面，西方学者的优势明显，但东西方学者对同一西文文献，会有不同的解读、使用角度和立场；对这批与中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西文文献，中国学界不仅需要系统了解，而且还要建立起自己的立场和使用视角，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只要这样，中西学界间的对话才能更为广泛和深入。正因为如此，西文文献的系统中译便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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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已中译的16—18世纪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举要：
帕莱福、鲁日满、卫匡国：《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08年。
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法]李明：《中国近事报道》，郭强、龙云、李伟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
《文化杂志》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大象出版社，2003年。
[葡]安文思：《中国新史》，何高济、李申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
[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丛林、李梅译，大象出版社，2002年。
[意]利玛窦、[法]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
[法]张诚：《张城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
[葡]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见约瑟夫·塞比斯：《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王立人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56—215页。
[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Ⅰ-Ⅵ，第一卷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第二卷郑德弟译；第三卷朱静译，第四卷耿昇译，第五卷吕一民、沈坚、郑德弟译，第六卷郑德弟译，大象出版社，2001、2005年。
[葡]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意]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回忆录(附陈垣整理：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李天纲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美]苏尔、诺尔编：《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1645—1941年》，沈保义、顾卫民、朱静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比]柏应理著：《一位中国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甘第大传略》，徐允希译，光启出版社，1965年。
[葡]多默·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何高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英]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0年。
[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金国平译，葡萄牙航海大发现事业纪念澳门地区委员会、澳门基金会、澳门文化司、东方葡萄牙学会出版，1999年。2册。
[荷]威·伊·邦特库：《东印度航海记》，姚南译，中华书局，2001年。
[意]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李渔译，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1986年。
方真真、方淑茹译注：《台湾西班牙贸易史料(1664-1684)》，稻香出版社，2006年。
李毓中主编/译注：《台湾与西班牙关系史料汇编》Ⅰ，台湾文献馆印行，2008年。
江树生主译/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主编：《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1622-1626)》(1)，台北：南天书局，2007年。
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四册，已出版三册)，台南市政府，1999，2002，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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