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率先现代化与强迫现代化的理论思考——兼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化与论文,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02）01－0010－05
在新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复杂的矛盾和关系需要处理。特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确定和沿海地区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命题的提出，中国区域经济如何在率先现代化与强迫现代化之间进行取舍成为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紧迫问题。
一、率先现代化与强迫现代化争论的宏观背景
作为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的概念，率先现代化和强迫现代化被人们大量使用，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一般来说，所谓率先现代化，是指东部沿海地区在原有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率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实现现代化；而对应使用的强迫现代化则更多用于西部地区，其内涵主要指打破自身生产力发展的逻辑顺序，在政府宏观调控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过跨越式发展，使本身的现代化水平尽快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从上述界定可以看出，对率先现代化与强迫现代化不同的价值取向，实质上就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如何选择的问题。在解决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两个命题的相关背景。
（一）对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不同理解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无论是率先现代化，还是强迫现代化，都与和平和发展问题有关，立足于发展是两者的共同点，但侧重点却有所不同——前者倾向于和平下的发展，后者更强调发展下的和平。从战略设计角度，率先现代化论者更多的是从理想主义的概念和原则出发，相信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仅会消解战争的风险，还会为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其实，和平与战争，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是否相互依赖，还要视其性质而定。只有平等关系基础上的相互依赖，才是构建21世纪国际和平的经济保障；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不仅不利于国家安全，甚至还是战争的诱发因素之一。
当今时代的战争，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有着明显的区别，它的不对称性和可控性使国际武装冲突一般都采用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方式进行，其规模和影响大都限制在解决问题的地域范围，某一地区的战争并不会破坏世界整体的依赖性。这种特点告诉我们，相互依赖只不过使战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并不能真正制止战争；相反，它强化了某些大国以武力手段解决世界经济与政治问题的可能性。如果由于某种因素，我们期望的和平出现反复，那么目前率先现代化所依托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就容易使我国的现代化进程遭到破坏。这种可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相对来说还很严重。强迫现代化论者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战略设计上更明显地带有以发展促和平的意蕴。他们认为，和平与发展只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而不是当今世界已经达到的现实状态。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确定既要考虑国际经济形势，也要着眼于国际政治和军事环境。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为国际敌对势力运用高科技局部战争手段来迫使中国满足它们的不合理要求提供了可能性，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政府应从关系国家命运和现代化进程的现实性着眼，认真考虑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影响，把发展重点转到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在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控下，采用“强迫”的手段，使其加速实现现代化。只有当我们国家在适当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指导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具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时，真正的和平才会到来，我们才能达到和平下发展的理想状态。
（二）对中国安全形势的不同估计
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国家安全形势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方面，现代化的发展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国家安全形势则直接影响现代化战略的确定。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至少从纵向的角度看，我们国家的安全形势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使得我们能够妥善处理全球化与现代化这两个历史性难题的关系，努力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加速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陷入了一个对国际上的各种事变，总是倾向于从机遇而不是从风险、竞争与冲击的方面去理解的误区。率先现代化与强迫现代化问题的提出，也内含了这个背景因素。
不能否认，率先现代化呼声最强的东南沿海，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仅仅一个广东省，就占全国GDP的1／10。［1］不过，这同一个事实，又使这里成为中国安全的薄弱地区。萨缪尔森曾经说过，如果中国能够避免战争、政治动乱和乌托邦式集体主义，那么，当美国和西欧在下一个20年里经济增长率徘徊在2％时，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这个数字的2倍［2］。在率先现代化论者看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上述条件都是具备的。而强迫现代化论者认为，除了后两个条件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外，战争能否避免，则要视国际形势的客观现实而定。虽然现在人们强调的是一种综合安全观，但传统的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下降。对中国而言，恰恰是战争危险对发展前景影响最大。中美撞机事件表明，国家安全边界要大于领土边界的一国保持自身安全的最低界限已经被突破，需要我们从最坏的可能性出发去考虑国家的战略安排。但在考虑这个因素时，率先现代化论者更多强调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决定了美国不会轻易与中国进入战争状态，更不会放松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其实，中美关系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中国是合作与对话的积极一方，而美国则更多地是通过对抗与冲突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利益。这一特征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和单方面的行动。
（三）对政府和市场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不同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一些学者片面强调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以批判旧体制入手，要求完全取消国家的宏观调控功能。这种观点，一方面没有注意到西方经济学发展的现状，另一方面忽视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具体特点。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作为一种防御性措施而成为历史事实的，是政府主导进行的培植性现代化。这一特点决定了政府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不可或缺。美国学者大卫·科茨2000年访问中国时对此曾中肯的指出：“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中国的继续发展必须打破政府对资本和商品流通的有效控制”，“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知道，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3 ］政府宏观调控具有极大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对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作用非常明显。
由于强迫现代化所代表的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差，民间投资主体力量弱，没有中央政府的推动，要实现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是不可能的。首要的一点是，外商之所以在印度、拉美、非洲和中国这些新兴市场中选择了中国，关键是中国政府决心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强，能够在投资软环境建设上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但是，今天我们不仅经常忽略这一优势，还不时对体现这一优势的渐进式改革进行攻击和责难。很多人尤其是一些率先现代化论者只看到了这种改革路径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要想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就必须按完全的市场规律办事，即使是对西部大开发这样一种政府主导的行为，也不例外。与此相反，强迫现代化论者充分肯定渐进式改革的效用，认为正是这种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推动了中国经济20多年的高速发展，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不是纯粹放任的、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注重国家宏观经济战略和政策的牵引和导航。
二、强迫现代化的功能分析
对于率先现代化理论，我们过去探讨的不多，但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所追求的和实际达到的效果就是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全面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量的积累，是它的先导和局部实现。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实现某些地区的率先现代化将始终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政策导向。“十五”规划更是把有条件的地方要争取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明确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以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为目标的强迫现代化的功能与必要性做一深入分析。
（一）强迫现代化是由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点决定的
如前所述，政府主导的培植性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客观地说，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是政府自觉进行政策调整的结果。按照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既定部署，现在我们从“两个大局”中的第一个大局向第二个大局过渡。毋庸置疑，第一个大局与市场经济是完全一致的，其实现过程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并逐步取代计划经济的过程，但市场经济命题的提出及体制完善首先是靠政府的强力推动取得的。这告诉我们，中国任何社会发展战略的确定与实施，都要把政府的因素考虑进去。
目前主张率先现代化的更多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受益较大的市场经济发达地区，他们自身的发展基础和对外部生产要素的吸引力相对较好。只要不改变这里的现行政策与规则，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其目标的实现是有保障的。而对西部地区来讲，情况则要复杂得多。虽然这里最终也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目标模式，但由于第二个大局首先是一种国家的宏观调控行为，因此，即使西部地区的发展也像东部那样通过市场运作来实现，但政府的主动培植也是必须的，甚至在一定时期内是更重要的。目前而言，率先现代化更多强调的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强迫现代化则注重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因此，要在未来50年实现全国范围的现代化，“强迫现代化”战略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事实也证明，只要国家有意识的改变战略思想，主动调整发展规划与目标，某些地区是可以在外力的强制作用下实现现代化的。不能在实现第一个大局的过程中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而第二个大局就单纯按纯粹的市场原则来运作。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把西部开发作为一项战略决策提出来了。
（二）强迫现代化有助于构筑对外开放的防火墙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全球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模式选择与实施必然要受全球化的影响。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这20多年间，为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整体中去，我们一直是以市场经济所信奉的自由主义原则来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加大，目前已达47％［4］。在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并不乐观的情形下，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较快的发展速度，迫切需要进行战略格局调整，建立一种开放型经济，而不是过去那种比较狭隘的外向型经济。这种经济的特点是将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都视为世界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强调不应把发展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外部因素上，要在继续开放的同时构筑一道防火墙——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关于国内市场与需求和现代化的关系，我国学者严立贤在进行中日两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时认为，以工业化为开端的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带来的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导致的需求增长和市场扩大。基此，他不仅论证了需求增长和市场扩大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推动，而且提出了农业的低剩余率和极不发达的国内流通制度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徘徊不前以至落后于日本的症结所在［5］。这种研究说明，中国这个拥有10 多亿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不高的大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国内需求的扩大。
强迫现代化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城市化，加速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拓展农村市场；二是通过西部开发，提高3 亿西部人民的收入水平，将东西部联结为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两个市场，不仅降低了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变动所带来的风险冲击，还能够有效地解决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美国是个贸易大国，但出口额也仅仅占其GDP的11％左右，国内市场仍然占重要分额［6］。只有国内市场开发得比较成熟了，我们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始终按照自身的路径和轨迹发展自己，保持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
（三）强迫现代化有助于社会发展战略的转变
现代化是一个民族纵向发展的使绝大多数民众获益的活动。但全球化进程下的资本回报最大化原则将每一个社会都分为经济利益对立的新的阵营。这种情况促使我们认真思考全球化与现代化双重作用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定位。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人的发展应该被置于突出的位置上。在发达国家，这已经成为政府追求的目标之一；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战略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换，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学理上的东西。正像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有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府，出于坚守继承下来的战后正统之需要，正在追求有害于其公民中的大多数的经济战略［7］。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所提出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共同富裕。这种共同富裕，不仅是指国民个人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还要体现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上。只有实现了这两个标准，共同富裕的目标才不至于演变成一种理想和道义上的要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梯度推移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虽然重视“梯度”，但最终目的是“推移”，即生活在各经济区的人们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考虑到生产力发展具有无限性的特征，我们必须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适时实现社会发展战略从物到人的转变。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上，就是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实施强迫现代化，由极点发展向网络发展转换，真正发挥发达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否则，即使某些地区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其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国内其他地区，也摆脱不了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性、依附性地位，无助于国民全面、自由的发展。西部开发过程中为什么要提出以“富民为本”，要使贫困人口、少数民族、社会弱势群体首先受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四）强迫现代化会使中国经济的总体空间布局更加合理
我国的现代化首先在东部沿海地区起步，是由一系列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决定的。不过，东部的发展，只是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步，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向内地和边疆地区推进。显然，这是更具决定意义的步骤，要比第一步更加困难和艰巨。目前，东、西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差很大。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面积的71.3％，人口的1／4，GDP仅占全国的近18％［8］。我们要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部发展状况如何。没有西部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一五计划”和后来的“三线建设”，使得西部地区有了相当的资金和技术积累。
据统计，自1953年到1988年这35年间，国家向西部地区投入的基本建设资金就达3500亿元［9］，确立了西部地区以基础工业、 军事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虽然这些投资产生的乘数效应并不明显，但却奠定了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物质基础。“两个大局”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经济布局的总体平衡。由于现在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当初进行战略设计时相比有了很大变化，资源配置更多的是按利益驱动的原则进行，因此这一战略任务就只能靠强迫现代化的方式来完成。强迫现代化是以率先现代化为基础和实现方式的。只要寻找到恰当的突破点，选择适当的机制，如利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中国防工业技术含量高的优势，高起点、跨越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者利用我们加入WTO的有利时机， 在西部率先开放银行、保险、电信、外贸、内贸、旅游等服务领域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内不同区域间形成主要以水平分工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布局是非常可能的。
三、率先现代化与强迫现代化的统一：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3个世纪，但到目前为止， 社会经济的二元性特征仍然非常明显，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将面临缩小国内落后地区同先进地区与整个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双重任务。国内差距和国际差距并存的现实，要求我们既不能采取单一的率先现代化发展战略，也不能将单纯的强迫现代化道路奉为经典，而应该在二者统一运动过程中寻找最佳路径，实行率先现代化与强迫现代化相统一的发展战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树立危机意识和战略效益观念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对于东部来讲，效率的提升不再是问题，其独立发展的能力已经有了保障，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在经济尚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实施强迫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时候了。其实，发达地区之所以更为强调率先现代化，主要是担心西部开发可能会出台一些它们没有的优惠政策或者国家采取行政干预手段直接给他们下达一些支援西部地区的发展项目。因为就目前来讲，西部地区的投资回报率还很低，如果真正出现这种情况，东部地区的既得利益会受到损害。这种想法的不可取之处在于缺乏一种战略效益观念，没有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整体利益出发进行战略设计。就当前情况而言，面对国际国内纷繁复杂的政治局面，中国真正称得上战略问题的是西部地区的发展。
为了避免产生相互放大的恶性效果，我们不应让发展的成本仅仅由西部地区负担，经济发达地区必须自觉地按照“两个大局”的战略部署去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东西部之间的分工不能永远维持在垂直向度上，只有通过强迫现代化的手段，在国内形成合理的水平分工，中国才能通过现代化彻底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要特别注意在西部地区发展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高科技战略性产业。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是否强大，根本的不是看你对外开放的程度，而是看在全球经济的动态过程中，你本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如何，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什么位置。开放的经济使我们容易获得自己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但也容易使我们被固定在国际分工体系的底部，不利于民族工业特别是高新科技的产业发展。我们的国际竞争战略中应该带有进攻性的部分，这就是集中力量扶植战略产业。我国西部有大量代表科技发展水平的国防工业存量，其产值在西部各省仍占30％以上。这些都是我们以高科技为先导，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这样做，不仅能增强我们抗御国际风险的能力，也会很好地解决西部的发展问题，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将率先现代化与强迫现代化结合起来的路子。
（二）实施效率与公平的双向调控
在中国现代化的两大任务中，缩小国内落后地区同发达地区差距问题的实质是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定位。国家在进行区域经济开发时，一般有两个目标：一是效率目标，即怎样通过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提高全国既有资源空间配置的效率，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公平目标，即采取切实步骤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采取了更重公平的发展战略，在投入上向西部倾斜。但是由于新建的基本是技术或者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国家整体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也越拉越大。
改革开放以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指导下，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进入世界前十名。但是，在国际差距缩小的同时，国内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差距却扩大了。改革开放的收益没有普遍化，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其实，效率与公平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是人类社会发展目标中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社会公平不能影响效率的提升，但国家在强调效率时，也要注意符合正义原则。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由于每个市场主体所考虑的只是该主体的利益最大化，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看，其结果必然是拉大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市场竞争的结果在国际间会形成“中心——外围”格局，在国内不同地区间也会显现“中心——外围”效应。这种地区关系的实质是一种重效率而不顾公平的不等价交换。我们在国际上倡导建立经济新秩序的主要目的就是改变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与此相适应，在国内，国家也应该把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结合起来，实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双向调控，把效率的持久性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具体来讲，就是通过率先现代化战略解决效率问题，运用强迫现代化战略解决公平问题，努力实现东西部之间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上的等价交换，而不能单纯依靠产业转移来发展西部。那样，容易导致产业结构的单一性与从属性，永远处在现代化的边缘。
（三）采取均衡与非均衡相结合的发展战略
国内各地区之间均衡发展，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经济发展的史实告诉我们，这只能作为一项未来的目标和发展状态，现实的经济发展只能是通过非均衡的过程向相对均衡运动。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地区范围内，都应该是通过非均衡运动提升现代化的水平，通过均衡运动缩小现代化的差距，以使各地区的现代化差距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前者遵循的基本思路是率先现代化，而后者的实现则要靠强迫现代化战略来实现。这种逻辑关系说明，率先现代化和强迫现代化是可以通过均衡与非均衡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有机地统一到现代化进程中来的。梯度推移战略就是这一结合的生动体现。但是，均衡与非均衡相结合并不单纯指东西部不同区域的发展思路，对于西部大开发同样适用。
中国地域广大，任何区域性的开发要想取得预期效果，都必须采取重点推进的战略，通过某些地区的率先发展带动其他地区实现更大范围的相对均衡发展。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具备足够的市场吸引力之前，西部开发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大部分只能由政府通过适当途径先期支付，因此，它也有个阶段性和时序性问题。具体说，现在的西部开发，从全国整体区域经济布局来看，是以实现均衡作为发展目标的，但落实到西部地区，也不可能是均衡开发，而只能采取非均衡的布局，走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的大政策。特别是在一定时期内，东西部差距还可能持续拉大，即将加入的WTO 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强化这一趋势，我们只有以点带面，才能在保持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快速地推进西部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个生动体现率先现代化与强迫现代化有机统一的发展过程。
（四）采取政策配置与市场配置并重的市场经济模式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在全国各地争相运用优惠政策这一杠杆的时候，政策上的“优惠制”已经变成“普惠制”，国家能够实行的特殊优惠已经很有限，西部只能借鉴东部沿海地区的经验，依靠市场机制解决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首先，优惠政策并没有过时。投资是靠利益驱动的。西部投资的低回报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优惠的政策，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西部开发就会流于空谈。目前，东部地区依靠地缘和政策占据的绝对竞争优势，使得即使现在的公平政策，也无法改变两者已经形成的不平等经济关系，中西部根本无法与东部竞争。如果我们真正想通过西部开发使全国出现一个大发展的局面，国家就应该在未来的政策设计中，从规划、政策、协调、资金上支持西部，采取与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不同的区域顺序，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在若干可以成为经济增长极的点上，实行比当年特区还要优惠的政策，使西部再现特区效应。国家对西部最大的支持是政治支持，各级政府必须扮演强势政府的角色，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重点，充分发挥自己在投资诱导方面的主导作用。其次，片面地强调市场机制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性是不合时宜的。市场的力量往往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市场机制的负效应是西部落后的真正原因。依靠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促进西部发展，在目前的条件下，只能是一种自我安慰手段。东部地区所以能靠市场机制发展起来，是因为有一个非市场的边界存在，从而使自己成为国内外资本开发的对象。市场机制对率先现代化战略的实现效益是明显的，而要在强迫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则需要一定的条件。除了当地要有足够的市场吸引力外，发达地区的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也必须出现相对饱和的状态。这种滞后性说明，在中国区域经济问题上，最现实的政策选择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进行市场设计，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开发模式，形成一种以计划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型计划与市场关系，为西部开发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机制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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