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唐时期译场和佛经翻译
李平艳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 重庆400031)
[摘 要] 译场和佛经翻译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政治文化的发展将佛经翻译活动推向了顶峰，此时出现了大量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官方译场，这些译场在为翻译提供场所的同时，也成为了外交的一部分。本文对隋唐时期重要的译场和佛经译者进行梳理，并分析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不同译场中佛经翻译的发展状况，以及译场和外交的关系。
[关键词] 译场；佛经翻译；翻译理论；外交
一、引言
佛教在中国的传入和发展，不仅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让中国人了解到儒、道等学说之外的别种学说，也催生了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虽然早在佛经翻译开始之前，中央政府已经设有负责翻译的专门人员，掌管与周边其他民族的交流事务，翻译国家间的重要信件或者口述佛教来使之言，但是当时人们还没有具体的佛经翻译概念。根据典籍记载，真正的佛经翻译应从安世高开始，所以，严格来说，“中国佛教史上的译经事业，始于东汉末。”[1]由于当时宗教与政治还没有太多的交叉，佛经翻译没有受到太多的政治影响，“佛经翻译还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译场也多属私人性质：译者们因共同的宗教信仰组织到一起，由一些善男信女、富商大贾支持，从事佛经翻译事业”。[2]75因此，当时大多的翻译是由私人完成的，组织规模也很小。但到了隋唐时期，佛经翻译事业迎来了高潮，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唐朝出现了许多由专家负责、制度完善的官方译场，产生了大量的佛经翻译人员。虽然，汉末时期译场已经出现，但是“汉末洛阳竺朔佛与支谶、安玄与严佛调等人的译场是一种初步的尝试”，[1]91这时候的译场翻译效率低下，翻译的对象不够广泛，佛经翻译方法也不够完善，而隋唐译官众多，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和部门，总体而言，从译场的组织形式和译经质量、数量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因此，真正发展成熟完善的译场是从隋唐时期开始。虽然“唐贞元以后，译场译经的高潮已过，唐武宗会昌灭佛和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灭佛，令佛教受到重大打击，译场译经的活动慢慢地销声匿迹了”，[3]但是至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中国古代的译场和译经事业的发展都到达了巅峰时期，成为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史上傲人的一笔。
二、隋唐时期的译场
隋唐时期，佛教已经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并深得统治者的重视和民众的青睐，佛经翻译的需求急剧增长。由此，官方译场发展起来，“隋唐时期，政府特设经院和弘法院，皇家寺院亦常常辟为译经场所，译事极盛，译场组织益臻完备和精密。”[4]99这时的译场已不是简单的传译或者“讲译同施”，而是由少数专家组成的译事场所，组织分工更加严密，仅职司就多达 11种，包括正义、缀辑、录文、证梵语、定字伪、执笔等，都由不同的人担任。由于严格的译场管理制度，译经的质量和效率也大大提升了，例如“同列四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有助手 3000人，共翻译了 300多卷佛经，而玄奘仅有助手23人，却译出了1000多卷佛经”，[1]93这都要归功于当时发展完备的译场体系。当时统治者十分重视佛教跟佛经翻译，经常下诏支持译事，召集译者，为此建立了许多官方译场。隋唐时译场众多，有大兴善寺、大慈恩寺、玉华宫、鸿胪寺、大荐福寺、广福寺、圣善寺、白马寺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大兴善寺、大慈恩寺。
“大兴善寺是隋唐长安的国立译场”，[4]95彦琮等人都曾住在大兴善寺，所以，隋朝的大多重要佛经都是在大兴善寺完成的。贞观十九年(635年)，玄奘从印度归来后，唐太宗让其入住大兴善寺，并召集了沙门慧明和灵闰等人进行译事，分工负责不同的板块，译著颇丰，翻译了15部新经，“又出《大唐西域记》十二卷”。[4]96释不空也曾在大兴善寺进行翻译，“起于天宝迄今大历六年凡一百二十余卷。七十七部。并目录。及笔受等僧俗名字”。[5]9后来又在国库支持下重新翻译《孽路荼王经》。
大慈恩寺是唐朝另一重要的译场，由李治建成，玄奘在此完成了41部新经的翻译，比他早些在大兴善寺的译著还多。“《续高僧传》第四卷也记载了玄奘法师对唐朝的重要译经场所大慈恩寺宏大壮美的赞叹”。[6]值得一提的还有唐代的玉华宫，玄奘晚年在玉华宫完成了14部译经。《大般若经》便是玄奘在玉华宫完成的，后来他在此命门下嘉尚“具录经论合七十五部总一千三百三十五卷”。[5]73
三、隋唐的佛经翻译
隋朝最著名的僧人要数彦琮，其门徒众多，译经数量庞大，在进行翻译的同时，也为当时的翻译理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皇帝曾下诏书于彦琮“于洛阳上林园，立翻经院以处之”。[7]实际上，彦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本土僧人主译，这在隋之前是前所未有的。彦宗将所获经书分门别类归出了七种，所有经书必须用“隋语”来译，“隋则彦琮覆疏文義，蓋重慎之至也”，[5]57前后共译出经文23部，100多卷，他甚至还为这经文作了序。另外，隋唐时期的译者已经意识到在翻译佛经时，译者应具备的品质，比如“彦琮的‘八备’说在我国第一次较全面地论述了译者本身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问题，对译者的品德修养和学识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1]94这一点在当时具有开先河的意义。此前，在翻译佛经时，主要关注佛经本身，就算有讨论，也是针对佛经内容，很少涉及译者。更为难得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专论，则是五、六世纪之交，隋代名僧彦琮写的《辩证论》”[8]，这是他在二度主持译场之时写成的，在文中他不仅评价了道安等人提出的翻译理论，还对佛经翻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八备”说相似的是，这篇长文也对译者提出了“十条”要求，后人总结为“十条八备”。从现在来看，他的观点不仅是翻译理论的进步，也是对今天翻译人才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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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琮和玄奘的翻译几乎都是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完成的，可见隋唐统治者对佛经翻译的重视。这种政府支持佛经翻译的行为也证明了“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10]“这一时期政府便是赞助人，在经济上给予了佛经翻译支持，在意识形态上起到了“塑形”的作用。正是由于隋唐时期译经实践和理论的发展，“隋唐以后佛经译场制度逐渐完备，形成佛经专家集会的‘三堂’合作方式，选拔的译僧要兼通佛学和儒学，并具有某一方面的专长。”[11]
在运行期内，记为第i个AC的失效次序统计量，为第i个MC的失效次序统计量。显然，以为节点，将运行期分割成若干连续运行子期，记为第l个运行子期，则有如下结论：
唐朝时期佛教盛行，“佛经翻译事业也到达历史最高峰，出现了空前绝后的伟人——玄奘。”[9]至此，中国的佛经翻译由之前的外国译者主译或者中外译者合译，变成了中国译者主译，玄奘也成为了唐朝佛经翻译的主要领军人物，唐朝政府的译经数量空前增加。玄奘初回国之时，受命住在弘福寺，玄奘担任主译，当年五月开始翻译经书，并与其他人分工合作，共译有《大菩萨藏经》二十卷、《显扬圣教论》二十卷、《大乘对法论》十五卷、《西域传》十二卷、《佛地六门神咒》八十余卷。在翻译经文时，玄奘发现先前的翻译失真较多，于是提出了“既需求真，又需喻理”和“五不翻”的建议，后来他的翻译也被成为“新译”。由于技术和翻译理论上的改进，这一时期的译经质量和效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在这段时期，玄奘、义净、不空等译经大师在长安、洛阳等多处译场共译出佛经428部，合 2412卷”[1]92。此外，由于从事译经翻译的人数众多，佛经翻译甚至还分了不同的派别。玄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人，他用梵语翻译了《老子》，并把它带到遥远的印度，在跋涉印度使得文化走进来的同时，也开始尝试着让中国文化走出去。
除了朝廷支持下的佛经翻译外，隋唐时期民间经书翻译也盛行，许多僧人自请翻译经书。释满月是唐朝僧人，一段时期朝廷无暇关注佛经翻译，当时的国师知玄便请释满月翻译梵语，共重译了四卷《陀罗尼集》和一卷《佛为毗戌陀天子说尊胜经》。
四、隋唐时期的译场与外交
唐朝作为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迎来了空前发展的外交事业，“基本上恢复了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延边州府均设置翻译的兴盛局面”。[2]76也正是由于译场的空前发展，佛经翻译甚至成为了国家对外交流的媒介，许多佛经翻译人员参与到政治当中，极大的促进了隋唐外交事业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央由中书省，将佛经翻译纳入了政务之中，地方有鸿胪寺。这两个机构中的负责人员不仅有中国人，可考证的还有回鹖、突厥和中亚史国人。这种多元化的人员组成是外交开放的一种表现。出于语言上的便利，他们在与外来人员的沟通和政事协商了起到了纽带作用。第二，僧人们承担了信使的角色。由于当时的外交活动主要停留在国家往来的阶段，因此，僧人们的活动包括外出学习和游历等成为了外交的一种，使得国家间能互通消息。第三，译场和译经的发展成为了中央王朝获取他国国情和了解他国文化的重要来源，隋文帝时，出使中国的印度僧侣在回国时，就曾请求带走《舍利瑞图经》和《国家祥瑞录》，它们其实就是彦宗翻译的用于外交的文书，《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中对此事均有所记录。当时北方地区与西域诸国的往来也是基于佛典翻译的，比如在隋文帝支持下翻译出的《大隋西国传》，在西南诸国传播了中国本土文化。唐时，还在北庭设置译场龙兴寺用于辅助外交，“北庭是唐代西域都护府之一，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统辖伊、西、庭三州及天山以北西突厥诸羁糜府州”[4]90。而且，“译场有时还负责翻译相关的外交文书”[2]78。部分国家当时甚至还将梵文经书作为两国交往的礼物，由于译场在隋唐时期的特殊关系，在玄奘主持译场和译事时，他与他国僧人的交流书信也曾被作为外交文书的一部分进行翻译。
五、结语
隋唐时期的译场和佛经翻译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与隋唐的繁盛同时出现，与之前历代相比，隋唐的译场形成了极其完善的机制和用人制度，译场的设置、译员的选拔、翻译过程的规定及译本的传播，都由国家经手并支持，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译场和译经翻译都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另外，大量组织完备的译场的存在，为佛经的翻译准备了条件，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佛经译者，比如彦宗、玄奘等，他们在国家机构的支持下，翻译了大量的佛教典籍，这些典籍在将外来文化引进来的同时，也前所未有的开始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成为了外交的一部分，起到了促进国家间友好往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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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9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5823( 2019) 05- 0162- 02
[收稿日期] 2019- 02- 20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翻译与民族国家建构(1949-1966)”(项目编号：SISU2018025)。
[作者简介] 李平艳(1990-)，女，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批评、翻译史与佛经翻译研究。
[责任编辑：白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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