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领导理论研究分析_追随者论文

21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领导理论研究分析_追随者论文

21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领导理论研究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界论文,理论研究论文,领导论文,世纪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学术界步入领导理论研究繁荣期。在理论发展方面,一方面,以新领导理论流派为代表的成熟理论回应新的挑战,整合新的情境因素、利用新的分析方法,不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在新的研究范式引领下,新兴领导理论持续涌现。本文在系统的文献研究基础上,综述并展望领导理论研究的演进逻辑、当代焦点与发展趋向,旨在解释“领导理论研究为什么繁荣”并勾画一幅当代领导理论发展“全景图”。

      一、领导理论研究的演进逻辑

      自20世纪初美国学术界率先开始对领导进行系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以来,研究者共同体关于领导的主流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这些变化同社会变迁紧密相关,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梳理领导理论研究百年历史,可以发现其演进逻辑,为当代领导理论研究提供支点。

      (一)对领导的分析层次从个人到纵向二元再到群体最后到组织(系统)层次递进。在最古老的伟人式领导范式和传统的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那里,对领导的分析只是在领导者层次进行,关注的是领导者个人特质和行为风格的有效性。在个人层次分析领导时,研究者大多运用心理学的决策、激励和认知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领导情景理论可以看作是从个人分析向二元人际分析的过渡。情景理论关注的仍然是领导者行为的有效性,但已考虑到情境因素对领导者个性特征或行为的调节作用,而且其模型把追随者的状况作为一种重要的情境变量。

      之后出现的领导者-成员交换理论(LMX)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领导理论流派是在真正意义上的二元人际分析层次研究领导。它们把领导视为一个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把组织情境因素视为领导者和追随者互动的调节因素。此外,大多数对权力及影响和关于领导效能的模型,都是在二元层次上建构的。在对二元影响过程的研究中,同时研究个人的个性或行为特征,因此,这种分析已经包含个人层次内容。

      21世纪新兴的分担式领导、集体领导和团队领导理论是在群体层次分析领导的代表。这类研究把领导作为一种群体影响过程的结果,研究在某个正式或非正式群体及其影响下所形成的领导。分析作为群体影响过程的领导,就需要研究这个群体内人与人之间怎样相互影响的,情境因素如何在人际互动中发挥调节作用,领导者是怎样产生的,有效的群体领导者有着怎样的个性及行为特征,为什么群体中不同成员受影响程度不同等,这种群体层次的领导分析包含了个人及二元人际层次的分析。

      复杂领导理论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在组织层次分析领导的视角。当代研究者普遍认为,对领导者的研究依然是领导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需要把领导者作为组织这个复杂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加以考察,将对二元过程的研究放在对组织系统领导过程的研究中,才能认识到这种二元过程与其他系统要素的相互作用。而且,“群体层次的领导分析”中的“群体”尚属于简单群体,组织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和层次,群体只是组织的子系统之一,群体层次的领导分析并不能解释组织领导过程。要更好地理解群体效能,也需要将群体放到更大的组织系统中去。

      (二)对领导的认识取向从个人到集体、从规定性到生成性转变。在传统观念中,领导几乎等同于某个或某类固定的由神授、血缘决定的领导者,或者是正式组织中的一个排他性职位。早期研究者认为领导最关键的因素是领导者个人作用,当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追随者和情境在领导中的作用时,领导开始被看成是一种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对领导的理解不再局限于领导者,研究者的认识取向开始向“集体”方向移动。随着组织内外部新型挑战的增多,研究者开始重视非职位权力的影响,领导开始被看成是包含多种社会角色、多种互动因素的影响过程。把领导视为一种职位或一种关系时,通常采用规定性视角。把领导看成一个过程时,已开始认可领导的生成性,强调领导过程的不同方面,又显示出对生成性取向认识的不同。例如,尽管新领导理论流派已把领导视为一个过程,但仍然把领导放在驱动组织过程的核心。这种观点的“生成性”取向并不显著。步入世纪之交,更多研究者把领导看做一种社会建构过程,而不是完全由领导者主导的过程,他们把组织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关注领导得以形成和演变的社会动力。无疑,生成性取向并非对规定性取向的替代,因为迄今为止,具有规定性的组织科层和正式管理职位依然存在,仍然需要用规定性的方法解释它们的影响。

      (三)研究范式从交易型领导到变革型领导再到有机领导转型。在领导理论研究演进过程中,经历了从交易型领导到变革型领导再到有机领导两次重要的研究范式转换。新领导理论流派的兴起标志着领导理论研究重大转向:从交易型领导转向变革型领导,真正将领导与管理区别开来。管理以基于工具理性的交易关系为基础,因此被称为交易型领导。而领导被视为超越合同契约,建立在领导者和追随者的情感与共同价值观之上——领导者必须发现追随者的内在需求,激发追随者奉献热情,进而引发组织变革,因此被称为变革型领导。

      交易型领导理论研究局限于既有组织文化下不同领导风格与组织效能的关系,而变革型领导理论研究强调领导者如何有效运用其特质与行为,促使组织文化转型,进而创造更大效能。更多地关注到领导者、追随者及情境的互动作用是变革型领导理论研究范式的一大进步,但它强调的仍然是领导者个体对追随者和情境的影响和改造,不突出组织整体发挥的作用,其前提假设依然是英雄式领导者。进入21世纪后,发达经济体中越来越多的组织呈现出有机组织的特征:组织结构比较松散,组织的整体目标优先于狭隘的业务职能;组织成员都被认为具有适当知识和能力,决策不再是高管层专属事项;组织成员的角色更具多样性;等。随着组织从机械型转变为有机型,学术界对领导的认识再次发生突变,研究者比较一致地认为,组织有效性不再取决于英雄式领导者,而是依靠植根于有机系统互动关系的领导生成。领导理论研究范式由此开始转向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有机组织相适应的有机领导范式。

      有机领导理论研究范式抛弃了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概念,是认识组织本质、领导和追随的重大转型。它预设组织成员具有从组织利益出发进行决策、解决问题的动机与能力,搁置关于科层、控制和秩序的传统观念,代之以信任、接纳混沌和持续变革。在有机领导范式下,个人与组织不再形成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契约关系,代之以心理情感契约。组织成员身份更接近组织公民,而不是组织雇员。把组织视为有机生物体、把领导视为组织系统各要素间有机关系的生成物,当代领导理论研究均表现出有机领导视角,不仅新兴理论的建构如此,以新领导理论流派为代表的成熟理论的深化与拓展也实现了范式转型。

      二、领导理论研究的当代焦点

      综述领导理论研究当代焦点最直接的方式是根据各种理论受关注度的排序,逐一列举“最受关注的领导理论”。这种方式的缺点是在解释研究者之所以聚焦这些理论和发现理论与理论的联系方面存在先天不足。本文以对“最受关注的领导理论”的了解为基础,以研究者共同体聚焦的主要“问题”为导向,归纳领导理论研究的当代焦点。综观对领导理论的当代研究,能够看到以下焦点。

      (一)新领导理论流派继续保持主流地位,催生领导特征研究回归和战略领导理论研究兴起。新领导理论流派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建立起了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当代研究者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不断深化传统主题研究,另一方面积极探索与新兴领导理论融合。研究者关注的领域包括:魅力的概念、魅力型领导的效应、在团队领导中发展变革型领导、变革型领导与魅力型领导的伦理维度、各种新领导理论的整合等。

      新领导理论流派尤其是魅力型领导理论主流地位的保持,使曾长期边缘化的领导者特质研究重新受到重视。尽管各种魅力型领导理论提出不尽相同的模型,但它们都强调某些能激发强烈追随行为的特定领导者品质。这些模型指出与明显的魅力型影响相联系的具体的领导者特质,如认知能力、自信、社会化的权力动机、冒险精神、社会交往技能和抚育性(nurturing)。当代更加完善的研究手段使研究者可以对早期的领导特质研究重新进行数据分析,避免了早期研究中存在的随意性。而且,对领导特质的当代研究大多数结合运用了其他领导理论或方法,这类研究的重点是:领导者的个体差异,与有效领导正相关的特质、能力或能力束。

      相对于传统理论,新领导理论流派关注对整个组织的领导,高层领导者自然成为其重要研究对象,但上世纪很少有人从战略领导的角度进行研究,因为当时学术界还处在致力于将领导和管理区分开来阶段。进入新世纪后,战略领导受到广泛关注,是产出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这类研究考察组织顶层的领导现象,分析高层领导者如何影响组织绩效,研究主题包括影响战略领导需求的条件、领导继任、战略领导层梯队、高管的局限等。

      (二)领导情境因素受到重视,系统的视角与方法得以彰显。针对上世纪研究中忽视情境、团队及组织整体影响的不足,当代研究者们致力于在组织的各个层面研究领导理论,使得系统的视角与方法得以彰显。在发达经济体组织实践中,一个不断增强的趋势是更多决策权和责任被赋予各种团队,与组织实践同步,团队领导理论成为领导理论研究中最受重视和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研究者主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团队领导:一种是把领导看做一种投入,研究团队领导者及其对团队过程和结果产生的影响,这是较早出现的一种研究视角。另一种视角是把领导看作团队过程的结果,它是对前一种视角的补充。

      团队领导理论研究之外,另有不少研究者致力于探究领导情境因素的各个方面,形成了聚焦情境的领导理论、复杂领导理论、社会网络领导理论和整合领导理论等。聚焦情境的领导理论研究包括:特定情境当中的领导有效性(如军队领导、教育领导、医院领导等)、情境变量(如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环境特征等对领导实践的影响。复杂领导理论运用复杂自适应系统(CAS)这个复杂科学的基本分析单位解释领导,认为领导不应仅被看成职位或正式权威,还应该被看成一种生成性的、相互影响的动力——当异质作用物(agent)在网络中以能产生新行为样式或运行模式的方式相互作用时,引发行动与变化的集体推动力将从复杂的相互影响中自然产生。复杂领导方法提醒人们关注导致变化发生和系统演化的情境与机制,而不要过分重视各种显性变量。

      关于领导如何进行创新的研究同样植根于团队和系统,这类研究在新世纪得到长足发展。研究者从各种不同视角考察创造性领导过程,涵盖了组织学习和创新相关议题。研究者认为学习型组织中的领导是分权式领导,是一种集体性、创造性过程,在学习型组织中,领导和持续变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研究者同时关注正式和非正式领导者在组织、社会和政府变革中担当的角色,如影响组织文化、形成愿景和引发社会变革等。

      (三)对领导者—追随者关系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以追随者为中心的研究方兴未艾。当代研究者依然比较重视领导者-追随者垂直双向关系,在弥补传统研究不足的基础上,不断融入新的方法和视角,推动领导者-追随者关系研究取得进展。领导者-成员交换理论(简称LMX理论)是这类研究的基础,但当代LMX理论不再局限于研究组织成员与正式上司间的关系,而是侧重研究向上、向下和水平的领导关系如何为协商型“角色制作”服务,如何创造新的角色和关系。

      LMX理论开启了注重关系研究的重要视角,Uhl-Bien在整合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关系领导理论,用于解释涉及领导形成及效能的关系动力,他描述认识关系领导的实体或存在视角和关系视角,提出了一个关系领导定义:关系领导是一种社会影响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组织生成的协调(如不断演化的社会秩序)与变化(如新的方式、态度、行为、价值观)得以建构。

      对领导者-追随者相互作用关系的重视,使领导理论研究进一步走出以领导者为中心的局限。另有一些研究者选取以追随者为中心的视角,这类研究主要考察与领导过程相关的追随者个性和行为特征(如身份认同、动机和价值观)、领导者-追随者互动过程中追随者的积极作用、追随的效果、追随者对领导者品质的评价与需求等。随着有机组织日益增长,“自我领导”受到重视,研究者积极探讨自我领导者的内涵与成长路径。

      (四)领导力发展研究步入纵深,领导涌现研究持续发展。领导力发展并非21世纪出现的新概念,House等在上世纪末对领导理论研究所作的全面回顾与评论中指出,领导力发展将是未来研究重点之一。研究者共同体响应了这一号召,致力于详细考察领导力发展的复杂性,比如由谁来发现发展机会、为什么经历了同样发展型经历的人会有不同的学习效果、在领导力发展中个人特质与经历怎样相互影响等。而且,当代领导力发展在理想模型的选择范围上大大拓展,改善了Day所批评的太过集中于变革型/魅力型领导力发展模型的状况。再者,当代研究者不断探索能同时促进个人领导力和集体领导力形成与发展的新方法,如对行动学习的优化与拓展等。

      领导涌现研究关注那些可能促成一个人成为领导者的特质和经历。但不同于传统研究,当代研究者致力于从更加广阔的视角考察不同情境中特质、行为和经历的作用机制。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得到持续发展的分担式领导理论探讨了多种领导涌现方式。分担式领导关注“在通过互相领导以实现群体或组织目标的群体中,个体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影响过程”,这种影响过程经常涉及同级间的横向作用。Locke整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领导方式,提出了一个分担式领导理论模型,指出领导影响可以发生在组织的任何方位。另有研究者发现,分担式领导的形成受到个人、人际、组织各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如组织结构、组织对其成员的预期、组织成员对领导的理解、组织成员的自我认识和组织成员的能力等。

      (五)聚焦利他行为,重视领导伦理和道德研究。20世纪末一些大型组织高管层和政治人物的道德丑闻引发了对领导伦理的追问,侧重伦理维度的领导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关于领导伦理和道德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焦点:利他行为。这类研究考察领导者的道德排序,包括领导伦理导向是如何形成的、合乎伦理的领导方式的重要性、道德领导的效果及其维持。真实领导、道德领导、仆从型领导和精神领导理论是这类研究的代表。

      真实领导理论认为,真实领导是所有积极的(好的)领导方式的“根概念或根构件”,在组织的各个层面和各种关系中都可以培育真实领导;自觉、诚实、透明和关心他人是真实领导的起点。当代道德领导理论建立在社会学习理论基础之上,突出领导者宣示与强化价值观行为的重要性。该理论提示领导者通过树立角色榜样、奖励与惩罚、就道德问题开展广泛对话等方式强化价值观念,从而树立组织的道德风气。

      精神领导为人们创造生活的意义,Fry将精神领导定义为:“创造一个愿景:组织成员在愿景中体验到一种感召力,昭示他们的生命富有意义,……建立一种以关爱为基础的组织文化:从而引发一种成员感。”精神领导涉及如何使追随者的需求与更高层次的精神目标联系起来,因此与道德领导密切相关。Quatro等把道德领导界定为“区分一个人所承担领导角色中的正确与错误,然后采取行动确保公正和诚实,并帮助追随者认同更高层次的精神目标”。仆从型领导理论则强调领导者超越个人私利为追随者服务,关心和重视追随者的需求,呵护并发展他们。早在变革型领导理论出现之前,Greenleaf就提出了仆从型领导理论,但直到进入21世纪后,该理论才真正受到重视。

      三、领导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向

      在方法论意义上,领导理论的持续发展得益于学术研究的“分析传统”。百年来,几代研究者从解析经验到建构理论再到解析经验循环往复的努力令领导理论不断发展。展望未来,在实践需求和学术接力的双重驱动下,领导理论研究将保持繁荣。基于对领导理论研究需求与传统、任务与能力的认识,预计其将具有以下发展趋向。

      (一)更加注重对领导生成性、动态性和过程性的解释,揭示领导的生成机制。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领导是组织系统内生的能力与品质。据此,学术界不再将领导作为静态的存在,而是更加关注对领导的生成性、过程性和动态性。当代新兴领导理论均致力于从不同角度揭示领导的动态生成过程,在组织科层、团队和网络中的合作式、分担式、分散式领导怎样形成将受到研究者的进一步重视,领导得以分担的范围、有利于领导分担的条件、组织设计对个人及组织领导力发展的影响正在成为重要研究课题。

      各种成熟理论的当代研究也在不断修正其对领导规定性的理解,在原有研究上添加生成性和过程性这一重要维度。已有研究者开始运用过程分析的框架来整合各种领导理论,例如,Dinh等人在2012年提出一种基于生成过程性质的分析方法,之后,他们将这种方法运用于分析领导过程,并将过程分析与领导分析层次相结合,聚焦于分析低层次单元各要素的联合作用如何引发高层次单元的质变。Dinh等人提出整体型、组合型和合成型三种类型领导生成过程,有可能引领一系列后续研究。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领导的结果的了解远远多于对这些结果形成过程的了解,以更多的研究揭示领导过程与机制,不仅是理论建构的必需,更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前提。

      (二)新增事件分析层次,形成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分析方法。既有领导分析层次包括个人、二元人际、群体和组织层次,它们均是在空间意义上展开的。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讨论事件作为分析层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般而论,事件指发生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可以区分性质的(如常规的或独特的)、受时间限制的一系列片段。作为一个新添加的分析层次,事件分析不同于空间意义上的分析,它开启了时间意义上的分析维度。事件分析可以帮助研究者捕捉瞬间细节对动态结构(如个性结构)和系统的影响,例如:事件层次分析方法有助于了解“作为对不同事件的反应,个性表现可能发生的变化”;特定的、及时的领导行为如何影响领导绩效评价或复杂的组织变革趋势,领导者-追随者决策和行动中出现的突变。

      领导过程既有情境敏感性,也有时间敏感性。事件分析层次可以与个人、二元人际、群体和组织中的一个或多个分析层次结合运用,对领导过程进行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解析。新增的事件层次分析在解释领导行为和组织绩效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将进一步促进领导理论研究多维度、多层次系统分析方法的形成,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增强各种领导理论对复杂动态的领导生成过程(涉及多个层次并历经一定时间)的解释能力。预计今后一个时期,引入事件分析层次的领导理论修订与建构、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将大幅增长。

      (三)运用科学技术新方法、新手段,开启新的研究路径。将科学技术新方法、新手段运用于领导理论研究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新趋势。当前,在领导理论研究中运用较多的是计算机和神经科学新技术。运用计算建模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关于领导和组织系统的多层次动态分析过程,因为可以通过数学模型模拟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的演化。研究者还运用数学模型解释个人内在变量的互动过程是怎样影响领导知觉变化的,以及分析领导者角色对团队动力学的催化作用。有研究者认为,因为计算建模能够模拟真实组织中同时展开的动态活动,可以说明组织系统中广泛存在的不确定性的起因,从而解释领导过程和情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后果,它提供了一条将情境因素整合进领导理论模型的路径。如果这一认识具有吸引力并能够诱发共鸣,将引起一系列反响。

      运用生物学方法和技术进行领导理论研究是尚处于婴儿期的领域,其中已有考察基因与环境影响领导涌现、发展和有效性的研究,也有运用社会认知神经系统科学研究领导者个性和行为的尝试,另有研究者运用成像技术分析决策过程中领导复杂性的神经基础。今后一个阶段,脑成像和脑电图技术更成熟、更广泛运用所提供的检测数据有可能促进部分领导理论的修订与重构。神经科学的进步可能验证或推翻一些关于人的行为的关键假设,但是,在可以展望的未来,看不到其具有揭秘领导这一复杂人际交往活动社会特性的可能。

      (四)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理论建构更具多样性。迄今为止,领导理论研究匹配的组织情境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工商业私人部门。战略领导理论兴起后,对“公共领导”研究主题有所涉及,诸如研究国家领导人和重要政治人物的领导效能和伦理等。预计今后一个阶段,领导理论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拓展,更多涉足“公共领导”和“准公共领导”是趋向之一。

      在实践需求层面,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多样性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占领华尔街”等基于社会公平诉求的政治抗争运动形形色色、此起彼伏,势必促使学术界把领导理论研究同全球治理和公共治理联系起来。这类研究第一步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别情境中的领导多样性,包括对女性、少数民族、阶级阶层、社会运动领导的研究和对多样化追随者的研究;二是跨文化领导理论研究,包括不同文化中的领导形成过程和机制比较、领导方法的普遍性、文化融合及组织变革、跨国非政府组织的领导等。预计这些主题将与信息技术日新月异背景下的电子领导等并列成为研究重点,从中产出新的理论模型。

      通过综述和展望领导理论研究的演进逻辑、当代焦点与发展趋向,本文描述了领导理论研究的主流进路。不难发现,领导理论研究之所以在21世纪步入繁荣期,根本原因是组织范式与领导范式质变推动学术界作出新解释,直接原因则是领导理论研究运用的概念、方法和工具多样化。需要正视的是,一方面,当代领导理论研究的多样化有利于形成一个不断演进、相互关联、生机勃勃的学科领域;另一方面,尽管多样化可以带来众多新的视角,从而丰富对“好领导(有效且合伦理)”的内涵、要素和形成机制的认识,但同时对研究者共同体提出了一个重大挑战——形成整合的理论去解释领导现象的生成,进而指导领导实践。这或许是仅仅依靠起源于西方的“分析传统”难以完成的任务,需要引入擅长综合的东方智识,在融会东西的新范式下展开工作。

标签:;  ;  ;  ;  ;  ;  ;  ;  ;  ;  ;  

21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领导理论研究分析_追随者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