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颖之科学”：民初知识界对灵学的吸纳和传播——以《东方杂志》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界论文,民初论文,为例论文,新颖论文,杂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7-0097-06
灵学是20世纪初期舶来的概念，指假科学之名，相信灵异存在、研究神秘现象的一套理论。①以往学术界大多就灵学来论证民初思想界反复与落后的一面，并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但对于灵学在中国怎样被吸纳和传播，特别是为何不少新式知识分子热衷其道的现象关注不够。因此，本文拟以《东方杂志》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就正于学界同仁。
一、《东方杂志》对灵学的介绍和评论
比较而言，《东方杂志》是民初宣介灵学的一个重要平台。②灵学传入之初，该杂志即以“新颖之科学”的立场，对西方灵学的最新进展，对从事灵学的主要人物，有较多的译介和专文。参与其中的，都是影响一时的知识分子，如胡愈之、钱智修；又如曾留学国外见闻灵学而心向往之的学者卢可封、梁宗鼎；还有本土的新学之士，如王昭三。具体的撰者与文章情况可参看表1。
可以看出，上述文章基本上以介绍“心灵交通”、“关亡术”和催眠术为主，力求对灵学这个神秘世界做出解释。只要对这类文章及撰者的思想状态进行具体分析，即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还原灵学传播过程中中西学融汇接榫的具体细节，解读民初时人对灵学的具体认识和吸纳之道，进而试对民初灵学的传播兴起作出解释。
二、“心灵交通”与“关亡术”
“心灵交通”可谓灵学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东方杂志》关于“心灵交通”的文章不少，基本上是译作。在诸多译文中，甘永龙所译《欧美之关亡术》在内容上较为全面，涉及多位欧美著名灵学人物。译文介绍了美国心灵研究会书记员礼查(Riehard)死后改名霍极，与美国心理学家干姆斯(William James)交谈，以及后者去世后与友人交谈等内容。文章包含信息极多，对国外灵学研究较为有力的人物多有提及，如英国心灵研究会会长洛奇爵士(Oliver Lodge)和威廉·克鲁克斯爵士(William Crookes)③，美国心灵研究会重要人物、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詹姆士·赫维·希斯洛普④(James H.Hyslop)等。译文宣称鬼学将盛的观点：
吾侪今日已得有种种证据，足以示人鬼相交通之说之非谬矣。鬼学者今日已与别种科学居于同等之地位，科学由研究时代而臻于发达时代。鬼学之在今日，固尚在研究时代，昔者达尔文于千八百五十七年时，始刊其物种由来论“The Origin of Species”，时则天演之理，世莫不嗤其谬妄，然至今日，则莫有以为非是者矣。鬼学之在今日，犹天演之理之在当日也。
这里提及了科学史上一个重要问题，即科学的边界。众多灵学者相信科学的线性发展，力图突破科学的边界，将灵学纳入科学之中。干姆斯(William James)，即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重要灵媒派珀夫人的发现者，参与了英美灵学会的许多活动，自称见过亡母与亡弟的“鬼神摄影”。⑤他曾写信赞誉英国心灵研究会的科学研究精神，“假如要我指出一份科学杂志，从中能充分看到对错误来源的固执而无止息的怀疑，我想我一定会重提心灵研究会的《会议录》。”⑥
该文末附有按语，当为译者认知结构的清晰表白。在按语中，译者将“鬼神”、“科学”、“关亡术”等分属三个递进层次，即鬼神在科学范围以内，能被揭示和解释，而“关亡术”为科学以外不可思议的现象，属于“新颖之科学”，认为近代是“科学范围以内之迷信去，而科学境界以外之不可思议现”。在科学以外尚有“新颖之科学”，这并非译者思路混沌，而是其时灵学者“弥补”科学的一种企图。但令译者不解的是，这些“新颖之学”多涉及中国旧有迷信种类，“予曩读西洋手相书论手相之术，发明于中国，传于印度，而盛行于欧美。又读天文心理学，而知此新颖之科学，即我国之所谓八字五行也。去岁日本以千里眼一事，哄动全国，知名之博士，群起而考究之。凡我辈平日所斥为愚夫愚妇之所为者，今几为学术界中新辟之殖民地。如心理家新发明之潜在意识论及催眠术，其尤著者也”。⑦显然，部分人士由于对科学的认知模糊，而将“愚夫愚妇之所为者”视作学理研究的领域，这无疑是挪用科学而行迷信之事。
与甘永龙一致，胡愈之亦将英国人阿塞儿希尔(J.Arthur Hill)关于“心灵交通”的文章顺手译为“关亡术”。阿氏叙述了灵学研究方面的困难，“精神之学能加以抽象之研究，而不能加以具体之印证，故其说杳渺无际，终不能使听者满意而去”。作者认为借助实验能弥补这一缺陷，增加说服力，如“就有通神力之术士屡加以实验，冀得其真相”。作者自称与友人研究“关亡术”达十年之久，“初颇怀疑，渐乃知若辈必有一种超越常人之知觉力，故能神验如此”。为增加可信度，作者在文中详细分析了数则“关亡”记录。在解释这种现象时，文章并未涉及真伪的辨别，而直接认为这不是心理学所能解释的，故提出“灵魂交通”说，“人体虽死，灵魂不灭，未始不可与生人相交通也”。⑧
上述译者以中国“关亡术”对译西方“心灵交通”，削减了灵学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以中国固有迷信来对应西方灵学是民初灵学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知识界较易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简单对应给予知识界一个暗示，即中国固有迷信亦潜伏以往未曾发现的科学事实，可以用科学的方法重新梳理。其影响正如有研究者总结提出，“中国民间信仰中的迷信因素本来受科学思想的批判而名誉扫地，却突然发现还可以得到以科学骄人的西方文明的认同，于是又气势大张。”⑨
此外，胡愈之翻译的《灵学研究之进境》则是英国心灵研究会成立36周年来的一个总结。著者为英国物理学家威廉·巴雷特，是英国心灵研究会和美国心灵研究会成立的主要推动者，被评价为“缔造一个心灵研究会（指美国心灵研究会——引者注）的实际动力则来自心灵研究会的英国创始人之一——物理学家威廉·巴雷特”。⑩该文对西方灵学介绍全面，包括心灵研究的内容、方法、困难以及已经取得的进展。事实上，所谓的进展仅是一时之见，英国心灵研究会待百年回顾时，不得不承认“它所研究的学科还没有过并且从未曾有过共同意见”。(11)作者认识到，灵学对象的飘忽不定带来研究上的困难，导致世人“甚且疑其同于巫觋妖魔邪术左道之流”。同时，作者又认为随着科学发展，如借用无线电、照相机、x光线等，研究心灵现象的能力必随之提高，可信度亦能相应增加，“在今日尚幼稚时代，他日学术进步之后，则心灵现象之实验考察，当不至如今日之困难耳”。该文还介绍到，巴雷特坦诚欢迎反对者，但同时又附加条件，如“当观察心灵现象时，苟有一卤莽灭裂之不信仰者在座，则于心灵现象之研究，必生阻碍，故当吾人考究心灵学时必平心下气，以诚恳之意出之”。他还认为反对者多有唯物主义倾向，“无如反对之徒，皆沾染德国唯物主义之思想，于心灵学初未尝稍稍问津，惟执皮相之说，挟偏私之见，以相问难，譬如乡愚，向科学家力辨地之非动，哓哓不已，此固无丝毫讨论之价值也”。(12)的确，从哲学上分析，灵学无疑是唯心论的表现，当然会遭到唯物论的迎头痛击。译者在文前的识语，颇能表白时人心迹，认为灵学会“宗旨在用科学方法，研究心灵之神秘现象，近代欧美心灵学，得渐放一线之曙光”。以《东方杂志》的影响和地位，公开宣传灵学是以科学研究神秘且有进展，这带给读者的误解与蛊惑是难以估料的。
发明家爱迪生对灵学有浓厚兴趣，国内报刊对此作了详尽的报道。(13)译文《世界神秘之研究》就对爱迪生对“心理交通”的试验作了介绍。据称，挪威术士利思自称善于隔物见物，有透视能力。通过交往，爱迪生颇以利思为神奇，称“人类之脑，将来必有大活动，而能今之所万不可能者”。为此，爱迪生曾组织4人，每人佩戴电力诱导圈，实验“心理交通”，但没有成功，由此推测“是则必有一种精神的势力，为吾人所未明，而利思者，乃偶获之耳”。此外，爱迪生还将利思介绍给汤姆生，后者同样拜倒于其术，认为“如利思者，真神怪而不可测者矣”。文章认为爱迪生言之有理，并介绍说“欧美各国，均有精神学会，为专门之调查，而尤以伦敦所设者为最力，凡有经历异事者，莫不罗而致之，请其详述，汇合而解释之，以今日之所知，大概人与幽灵，自有关系，其显现也”。该文还提到，人与幽灵之间以“意浪传递”为沟通方式，物理学家约翰摩尔(John Muir)曾详述其沟通经历，而北美学会和伦敦学会（此处似指其时英国心灵研究会和美国心灵研究会）对此已实验多次，“成功者亦十有一二”。(14)
值得一提的是，有署名为莫等的读者似深受该文影响，在与《新青年》的通信和辩论中引用此文，论证真有鬼神，称“此外科学家报告，我以为可靠的实例，还有许多如爱迭生和汤姆生实验脑威人利思一事，也是他心通”。(15)可见，《东方杂志》在宣传灵学方面影响之广泛。
三、催眠术与“千里眼”
催眠术在清季即已传入，多被视为灵学之一种。《东方杂志》自创办伊始，即陆续登载关于催眠术的文章，前期以介绍性为主，后期则多为羼杂着知识界自我理解的著述。这反映了知识界逐渐接受催眠术的过程。
杂志创刊当年即刊文称催眠术治病疗癖有奇效，美国将建设专门医院推广之，“此术以医人之不健康者，及人之有癖性者，效者甚多”(16)。在《动物与催眠术》一文中认为，“动物非必不能施行催眠术矣。虽然动物之全身硬直，为最有趣味问题，大有补于人类催眠术之研究”。(17)这一时期，时人对催眠术新奇胜过研究，如称意大利某处有一老妪，精通催眠术，年90余岁，“不食粮肉，惟日饮清水少许，平常绝少出门，亦不阅报，然远近新闻，罔不周知，人咸谓其灵魂有出游之术”(18)。
灵学在近代日本较为发达，随留日学生的传播以及专门学会的成立，《东方杂志》登载的文章逐渐表露出时人自己的理解。卢可封为中国心灵研究会会员，《心灵》杂志称其在1916年夏季毕业。(19)《中国催眠术》是卢氏应日本催眠术协会(20)考试而作。作者囿于自身所见来诠释催眠术，认为“中国之有催眠，其来甚古，素问所称祝由，孔子所谓巫医，皆上古药物治疗与催眠治疗并行不悖之明证。后世趋重理论，而精神治疗之学理，未能根据确凿，遂流于神怪”。心理学最新进展如潜精神、暗示等，也被认为在中国古代皆曾有阐发。人心与道心之别即是显在精神与潜在精神之分，“人心即显在精神，最易为物欲所蔽而窒其灵明，故曰危。道心则潜在精神，必须静中养出端倪，故曰微……道心乃可以常存，即自己催眠之极致。余尝执是理，以催眠实较他说为正当。”(21)这里对传统的理解本身不确，前提有误，比附当然不当。此外，该文还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知己，其神乎”等传统话语称之为“暗示说之至论也，而更为精微焉”。
卢氏批驳了西方催眠术英文单词“hypnotism”(22)，提出催眠术不是睡眠，“误认催眠术为疲倦而眠睡，实大背乎学理也”。他认为西方的催眠术过于繁琐，不如中国的简单直截，“起精诚专一之心而已，其所用言语亦惟单简直截，曰静曰诚曰勿起妄念专心一志而已”。其中，他对“诚”尤为强调，将某些传统话语理解为催眠术之理，如“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认为此乃修养之至，可以随意催眠万物，以至“动天地而岁无水旱，民无夭札，化及异类，而百兽率舞，凤凰来仪”。此外，他还强调“几”的重要性，引《易》“知几，其神乎”，主张学习催眠术的法门在掌握万物之“几”。(23)当时，科学的催眠术解释一般有心理说和生理说两类。相比之下，他认为心理说行术繁杂，其成功亦是瞎撞，生理学更是肤浅，不足论，“今世之催眠术弄出如许设备，如许方法，又费如许时间，乃能致人于眠，不过瞎撞此‘几’”，呼吁众人改进方法，“今之催眠术犹未得为至道，有志者于‘几’焉更求之则近矣”。
显然，卢氏对西方催眠术的指摘正是为了抬升中国的催眠术，暗含西学与中学的博弈。他认为，催眠术一直流行于民间，如传统的巫觋之流，“道何在，在伛巫跛瞽之间，盖惟伛巫跛瞽尚有利用人之精神作用者，士大夫终日谈经义，说性理，何曾见及此闻及此”。据此，他将“降仙童”、“讨亡术”、“圆光术”、“祝由科”、“竹篮神”、“八仙转桌”、“箸
术”等视为有催眠术作用于其间。因此，作者认定上述诸多巫术不能以神怪视之，而是有“学理”解释的催眠术，这对于学问、教育、治病、家庭、改癖等事项都有帮助。(24)这种将传统迷信形式置入催眠术范畴的做法，在民初灵学界是有分歧的。上海大精神医学会高吾未承认这些形式包含有精神科学的成份，但否认为同调，“虽然离不了术者的自信力，病者的预期心，相联合而成一种精神的变态，然而终久不能说他是催眠术，更不能因为他有精神学理的价值”。(25)
与卢可封相比，梁宗鼎对催眠术的解释益加离奇。梁文缘起于与友人观看催眠术表演之后的谈话，“民国四年十一月廿四夜，与数友观陈维新演催眠术于广州，同人奇之，趣余言其理，此稿即当时之一夕话也”。由此可见，催眠术在民初较为盛行。文章透露，梁氏留学日本，较早接触催眠术，八年前曾有一留日友人为其施术，但未成功，自解为“余之期望心太切，杂念庞至，并存有反信之心”。但他对催眠术的了解未有超于同人之处，而同样将之嫁接于传统，认为有列子化人之义。他对催眠学理的解释则极为荒唐，认为大脑中有两筋，即“天君筋”和“善恶筋”，对应天理与人欲。其中，人世间一切恶皆出于后者，“我国性理学家常言克欲，即指克制此筋”。研究催眠术能控制“善恶筋”的活动，因此要极力推广之，“催眠家即专研究此筋，克制此筋，诱起天君，利用天君，抛如许之光阴，费几多之脑力，苦心造诣，以构成此不可思议之学科，增廿世纪之荣光，促学问界之进步，不亦盛欤”。(26)梁氏认为催眠术能“控制”善恶，在误解中又透露出其练习催眠术的功利性取向。这与当时众多灵学组织鼓吹的所谓灵学有助于道德修养的宣传是一致的。
“千里眼”属催眠术的一种，在日本特别发达，清末民初中国对此术的介绍亦不为少。(27)1913年，《东方杂志》10卷4、7期分别登载了章锡琛两篇介绍日本“千里眼”研究的文章。前文提到日本发现两位姐妹具有“千里眼”能力，掀起追捧的熟潮。(28)后文则区分了“透视”和“千里眼”的不同，“透视者，能确知被隐蔽而在目前之事实，若能感知远隔他处之事实者，则谓之千里眼”。“透视”和“千里眼”何以可能？作者依据紫外线、x射线等“皆能透过一种物质之障碍而自由进行”，臆想在催眠状态下人可以借助于某一物质为媒介，具备“透视”和“千里眼”的能力。(29)
安徽绩溪王昭三(30)读过章锡琛文章后，获悉“日本之千里眼已有几分之成绩，并分为透视与千里眼之二种，透视者，视察近处之事实，千里眼者视察远处之事实也”，并随后连著两文发表自己的研究。
王氏开篇自谦并未研究“千里眼”，“只承认其将来必成一普通学科而已”。事实上，王氏早已涉足此道，“著者念兹在兹，殚心研究，已有六年之久，因特书之以为向导。未曾研究者，慎毋轻意评陟也”。文中，作者介绍了研究“千里眼”的心得，提出研究“千里眼”要有国粹、科学方面的预备，认为孟子“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知之谓神，千里眼之神，即孟子之所谓神也”。可见，王氏乃以传统解读“千里眼”，认为“至诚能前知，至诚则如神”。“千里眼”有很大的功用，能“普及慧眼”和“发现真理”，有益于国家和学术进步，如前者能“解释世界之竞争，维持世界之和平，未有善于此者也”；后者能使人具有发现真理之方法和能力，“示人以真理，不若示人以研究真理之法”。(31)王昭三是将“千里眼”作为修养之术而练习的，这也是他不遗余力推广宣传的原因。他认为出世有身出和心出，而以后者为高，“千里眼”即属于后者。相对宗教，“千里眼”能够贯穿宗教与科学，并集中二者之精粹，弥补宗教的不足，“特佛老之观念，以理想得之，吾人之观念，以科学智识得之，佛老之智慧，较吾人有优，吾人之理解，较佛老为确耳。见解未真时，宗教自宗教，科学自科学，见理至极时，宗教科学必不分歧。此不分歧处，即佛氏所谓不二法门，孔子之所谓一贯也”。(32)
由此看来，时人理解的千里眼不是普通之术，而是具有科学基础的，能够调和宗教的修身之道。王昭三所描绘的修养之术，以“科学”为指导，糅合新旧，的确具有诱惑，颇能吸引时人。还是学生的柯庆施在阅读其同乡文章后，不胜赞美，心向往之，在日记中写道，“课余至图书阅览室阅《东方杂志》，见王昭三所作之千里眼入手方法，阅竟不胜赞美之至！乃抄之于吾所好册内，以便参考”。(33)
上述文章中的催眠术既被一部分人妄为理解，不可能起到释疑的作用，反而导致更多谬误。《新青年》即认为“催眠等诸魔术，属于精神学”。(34)即使灵学者或对灵学有兴趣的人，对催眠术也有不同的理解。王昭三以“千里眼”发明前知学，陶成章则以“千里眼”近于巫能知未来(35)，皆是对催眠术的误读。
结语
总体看来，《东方杂志》所登灵学类文章对西方灵学研究的主要进展以及著名人物如洛奇、爱迪生、詹姆斯等，介绍较为全面，内中不乏近代科学巨匠，颇重名人效应。一方面，该类文章多假科学的名义，以现有科学的发展来臆想科学的未来，或试图拓展科学边界，或直接将灵学视为科学之一。这在崇拜科学的近代中国具有较强的迷惑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知识界部分人士的认知选择。陈大齐即观察到，“迷信鬼神的人，他们自以为鬼神是事实，鬼神之说也是一种科学。”(36)鲁迅在批判灵学的文章中，曾有“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37)这些可谓此类科学认知的反证。另一方面，这种吸纳和传播亦不乏传统的一面，常以中国传统迷信或话语接榫灵学，如以“关亡术”对应“传心术”，以“道心”与“人心”比附“潜精神”与“显精神”，提升了旧有巫术迷信的地位，顺势激起传统唯心论信仰的复苏。此外，从译（作）者群体看，胡愈之、钱智修、章锡琛、甘应龙、梁宗鼎等多为《东方杂志》的专业编辑或经常翻译撰稿人。他们只是灵学传播的中介，缺少对灵学的深入了解与辨别，无疑增加了传播过程中的曲解与附会，影响到受众的畸形理解。这些汇为一体，相互纠结，赋予灵学亦新亦旧的复杂面相和传播特点，使之假神奇传腐朽，具有较强的迷惑性。
民初新旧并立，灵学传播者以中西羼杂的吸纳方式，以中学比附西学，因西学而抬升并转换中学之神秘因素，借科学的假象而以先进的面目出现在时人面前，迎合了思想混乱的时代特征，从而获得了一定的传播空间。
注释：
①灵学内部门类繁多，称谓芜杂不一。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灵学已涉及巫术、脱体经验、魂灵、遥视和传心术、死后续存、神动现象、心灵治疗、预知、心灵施动、照相术等。此后，“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简称psi）逐渐取代了“灵学”，包括“超感官知觉（一种体验）”和“心灵致动（物理效应）”两大类，亦即许地山所谓的“灵感”与“灵动”，一为心灵的，一为物理的。于光远则认为，“特异功能”也是psi的一种，即中国化的灵学。参见许地山《扶乩迷信底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7-98页）、于光远《psi和它的变种——人体特异功能》（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何宏《国外特异功能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中国气功》1997年5、6期）。
②罗家伦即据此作为批评《东方杂志》为“杂乱派”的根据之一，认为该杂志“毫无主张，毫无选择……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参见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1卷4期，1919年。
③在英国灵学会早期，该人曾以巫师D.D.霍姆为实验对象，测量了心灵的力量。参见（英）I.G.吉尼斯主编，张燕云译：《心灵学——现代西方超心理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以下该书简称《心灵学》。
④（英）I.G.吉尼斯主编，张燕云译：《心灵学》，第61页。
⑤甘永龙译：《欧美之关亡术》，《东方杂志》8卷5号，1911年。
⑥（英）I.G.吉尼斯主编，张燕云译：《心灵学》，第20页。梁启超对詹氏亦有介绍，在《欧游心影录》译为“占晤士”，称“人格的唯心论有美国的占晤士首倡，近来英美学者愈加发挥。从前唯心派哲学家，将‘心灵’认作绝对的一个实体，和他对象的‘世界’相对待，分为两撅。占晤士一派用科学研究法证明人类心的性能实适应于外界而渐次发达，意力和环境互相提携，便成进化”。参见《欧游心影录》，王德峰编：《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页。
⑦甘永龙译：《欧美之关亡术》，《东方杂志》8卷5号，1911年。
⑧（英）阿塞儿希尔(J.Arthur Hill)，愈之译：《关亡术》，《东方杂志》14卷5号，1917年。
⑨钟国发：《20世纪中国关于汉族民间宗教与民俗信仰的研究综述》，《当代宗教研究》2004年第2期。
⑩（英）I.G.吉尼斯主编，张燕云译：《心灵学》，第60页。巴氏曾为《科学的人灵交通记》作序，认为“终将存在若干颠扑不破之事实，足以压迫科学容忍一个灵魂及精神的世界之存在。此精神的世界中，居有已抛弃躯壳之灵物，其中若干能时时，但多少不完善地与吾人相交接”。该书作者英国人约瑟芬特莱(J.Arthur Findlay)为搿拉斯哥灵学会的创办者，所著内容主要为降神会上的记录。参见约瑟芬特莱著，上海世界新闻社译：《科学的人灵交通记》，上海世界新闻社1933年版。
(11)（英）I.G.吉尼斯主编，张燕云译：《心灵学》，第9页。另，严复曾阅过该文，给侯疑始并登于《灵学丛志》的信函多重复该文（见《侯疑始先生书》，《灵学丛志》1卷1期）。
(12)罗罗：《灵学研究之进境》，《东方杂志》15卷9号，1918年。
(13)爱迪生相信灵学，但对当今灵学上所谓的中间物如灵媒以及研究中所用的器械不甚相信，“近来各方面关于灵学底言论和文字非常的众多，但是他们平日用的方法和器械，恰是表明不合科学的‘荒谬’。我不要说这些‘中间物’——亦名‘媒介’就是沟通人灵两方面的，或是人，或是器具——是骗人的，是存心要愚弄众人，装满自己的衣袋。在他们当中，或者有几个很诚实的，他或者入了一种意境，想像自己同‘幽灵’交通”，因此他要发明一种新器具“能与非现世界的人交通”，并称“我已经费了许多时间，要造成一新的器具，试验可否同非现世界的人交通，这种器具要是没有造成，将来必要造成。但是能够造得成，决不靠什么玄奥妖异的工具，如所说的‘中间物’，乃是靠科学的方法”。参见远涛译：《大发明家爱狄逊氏将有灵学的新发明——与福伯斯君(B.F.Forbes)的谈话》，《青年进步》39期，1921年。
(14)佩我：《世界神秘之研究》，《东方杂志》13卷8号，1916年。转自《进步杂志》10卷3号，1916年。
(15)《鬼相与他心通》，《新青年》6卷4号，1919年。
(16)《催眠术之医院》，《东方杂志》1卷6期，1904年。
(17)王我藏：《动物与催眠术》（译自日本《时事新报》）8卷7号，1911年。
(18)《催眠术之功用》，《东方杂志》6卷11期，1909年。
(19)参见该杂志1卷4期，1916年。
(20)据载，“大日本催眠协会之设，斯会也，为日本催眠学界之大机关，其权力有上海总商会之称誉……（中国心灵研究会）四五月始得就功（指加入此会），以后有相当之学位授我会发，此优异之奖励，本会实为嚆矢”（见《心灵》1卷4册，1916年）。卢可封的考试似即由此协会而实施。
(21)卢可封：《中国催眠术》，《东方杂志》14卷2号，1917年。
(22)此单词系由希腊语转变而来，有睡眠之意，日本人翻译为催眠术。与卢可封一样，陶成章认为此翻译不确，应译为“化人”，“今嫌其意未核，窃欲改作化人二字，取列子化人之意，读者以为然否”（见陶成章编：《催眠术讲义》，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第1页）。梁宗鼎亦取列予化人说，认为催眠术“我国列子中既已述及”（见《催眠说》，《东方杂志》13卷7号，1916年）。另有文章称，“最近中国学者精神科博士刘钰墀氏，嫌其义未核，拟改作心教学，或催眠学，且免生国人术字之误解云”（见仲衡：《催眠术概说》，《东方杂志》15卷11号，1918年）。刘钰墀曾担任中国心灵研究会会长。
(23)据研究，“几”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概念，是“从《易经》出来，从占卜出来，这个观念是超科学的观念，科学以上的，因为科学里面没有几”（见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叶落知秋，即为知“几”，卢可封似借用了此意。
(24)卢可封：《中国催眠术》，《东方杂志》14卷2号，1917年。直到1970年代人体特异功能热潮中，国内还有人再次认为“请青蛙神”、“请竹篱神”等是有道理的（见于光远：《psi和它的变种——人体特异功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25)高吾未：《甚么是催眠术》，《大精神杂志》1922年夏号。
(26)梁宗鼎：《催眠说》，《东方杂志》13卷7号，1916年。
(27)千里眼是否属于催眠术尚有不同意见。鲍芳洲认为千里眼不属于催眠术，“千里眼虽多现于催眠状态，然千里眼与催眠状态不得不区别考究之”（见鲍氏著《千里眼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23页）。余萍客则在摇摆之间，认为千里眼和催眠术原来虽是各有区别，如今两者已成牵联关系，在研究催眠术学者成功之后，正好深上一层去练习千里眼了（见余氏著《千里眼》，中国心灵研究会1929年版，第67页）。在其主编的《心灵》杂志中则多持属于催眠术说。陶成章将千里眼翻译为“灵交神游”，列入其《催眠术讲义》一书，无疑主张属于催眠术（见陶氏著《催眠术讲义》，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56页）。
(28)章锡琛：《日本新千里眼出现》，《东方杂志》10卷4号，1913年。
(29)章锡琛：《千里眼之科学解释》，《东方杂志》10卷7号，1913年。
(30)王昭三，号抱吟馆主人。据称，王氏九岁入泮为附生，后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以治经学著称，又精于数理。曾游幕于浙苏。后回徽州办学。先后创办婺源崇报学堂、歙县新安中学堂、紫阳师范、黟县碧阳学堂。1909年任绩溪劝学第二学务所总董兼视学员。次年辞职回乡，协助父亲王维馥兴办植基两等小学堂。编著有《地学》、《矿学》、《电学》、《重学》、《力学》、《气学》、《溥通学》、《溥通学前编》、《前知学》等（见《安徽人物大辞典》）。其著作《前知学》，由熊希龄等作序。该书主要内容为预测宇宙、地球、自然界、生物和人类社会未来可能变化发展的趋势。见http://chengxialin.blshe.com/post/1871/133473。
(31)王昭三：《千里眼之科学解释》，《东方杂志》11卷4号，1914年。
(32)王昭三：《千里眼之入手方法》，《东方杂志》12卷5号，1915年。
(33)柯六六：《就读于安徽省立二师时的柯庆施》，《徽州社会科学》2007年9期。
(34)程师葛：《通信栏》，《新青年》2卷1号。
(35)陶成章：《催眠术讲义》，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56页。
(36)陈大齐：《心灵现象论》，《迷信与心理》，北京大学出版部1922年版，第32-33页。
(37)俟：《科学与鬼话》，《新青年》5卷4期，19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