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权力论文,海洋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位于亚欧大陆东端，是一个四面临海的群岛国家，自东北向西南呈弧状延伸，缺乏战略纵深，但有天然的海洋屏障，与朝鲜、韩国、中国、俄罗斯等国隔海相望。按照日本自己的计算，日本领海加上专属经济区的总面积是日本领土面积的12倍，居世界第6位。日本民族在认识和开发海洋方面积累了大量独到的经验，有敬畏海洋的自然崇拜，有互通有无的贸易往来，也有穷兵黩武的殖民扩张。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经历了从高速增长跌入“泡沫经济”崩溃的痛苦历程，在“十年不振”的彷徨中，日本各界开始审视日本发展之路，而海洋战略则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思考，全面认识冷战后日本海洋战略的变迁和发展趋势，不仅是了解日本未来走向的重要视角，而且也与同属东亚区域内相邻的中国、与整个西太平洋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繁荣息息相关。
一、日本传统海洋战略的发展与冷战后的挑战
对日本海洋战略的分析，首先要对相关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和比较。在类似研究中，人们一般把“海权”、“海洋战略”等作为不证自明的概念来使用。显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7-1783》中提出的海权论内涵，和冷战后日本基于国际环境和自身利益建构起来的概念肯定有很大不同。由此，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当下日本学者和政治家心目中的“战略”究竟意味着什么？然后才有可能勾勒出其海洋战略的大体框架。
伊藤宪一是日本战略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把战略区分为“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而前者也可以称为“大战略”，显然能够更好地概括海洋战略的背景。伊藤宪一这样来进行界定战略：“一国为确保其生存和繁荣的条件，动员本国及其盟国所有能够利用的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军事的及其他各种力量，以适应环境的一种科学与技术。”①伊藤认为，这种战略所追求的包括“生死攸关的价值”，即作为国家生存基础的价值，同时还包括“手段的价值”，即有关国家发展方法的价值。为此，在借鉴利德尔·哈特等人观点的基础上，伊藤提出了“均势遏制战略”和“间接战略”两项原则作为其战略论的核心。与学者追求学理的特点完全不同，日本政治家对战略的理解非常简单。中曾根康弘对日本政坛影响至今，他对战略作出了明晰的描述：“所谓战略，一般就是指对实现特定目的的过程与手段进行规定的综合性判断与计划。社会生活当中有各种战略。国家战略从其目的上可以分为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内政战略等。”②按照这种思路，海洋战略应该是一种综合性的判断和计划，与日本的军事、外交以及经济等领域都有密切关系。
日本的海洋战略在不同时代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从战略层次上对海洋的重视，应该从幕末时期就开始了。从18世纪末期林子平的《海国兵谈》，到1849年佐久间象山的《海防八策》，这些都是“海防论”的先驱之作。幕末海军的领导人胜海舟回忆，当年他和一些年轻人跟随荷兰海军将领在长崎学习航海、机械以及算术等内容，后来在长崎和东京的筑地建立了海军传习所，打下了日本海军的基础。文久三年（1863年），幕府将军德川家茂在神户设立了兵库海军操练所，后人特意立碑纪念：“夫吾邦方今急务，莫落于海军，将以此营为始。英旨振起士风，实在干是。可谓当时之伟图，而千岁之鸿基也。”③当时的日本感受到了佩里准将黑船来航的威胁，意识到必须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尽快发展海军实力。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首先要充分吸收此前萨英战争和马关炮战的教训，全力发展海军。明治天皇即位当年就亲自检阅海军并极力推动其发展。他在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下诏群臣：“国家军防大事，一日之缓或遗百年之悔。朕兹省内廷之费六载，每岁三十万元；今特令百官，特情者除外，同时进其岁禄十分之一，以补舰艇制作之费。”④在举国努力之下，日本随后在甲午战争中战胜清政府，尝到了通过海洋扩张带来的巨大利益。
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海洋战略受到了马汉本人的重要影响。1893年，金子坚太郎就摘抄马汉的作品呈送海军大臣西乡从道。1896年，东邦学会将马汉出版不久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译为日文。而对海权思想真正全面的吸收则体现在秋山真之和佐藤铁太郎两人身上。秋山真之在1897年赴美留学，受到马汉的耳提面命，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有机会亲身考察美西战争，回国后在日俄战争中担任东乡平八郎的作战参谋，提出“七阶段消耗作战”战术，为赢得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先后撰写了大量著作，是日本《海战要务令》的修订人，更是后来“八·八舰队”的倡导者之一。应该说，秋山在战术上有自己的独到看法，但在战略上基本上是马汉的翻版，也被称为“日本的马汉”⑤。与秋山相比，佐藤铁太郎在日本海洋战略历史上意义更为重要。日本有句话非常形象，用以形容近代以来海洋力量的消长，“权兵卫播种，五十六覆没。”⑥这里所说的山本权兵卫在1899年任海军大臣时，派遣佐藤铁太郎赴英美学习，研究如何在日本确立“海主陆从”的战略思路。佐藤深受马汉等人影响，回国后在1902年写成《帝国国防论》，经山本呈送明治天皇，在日本朝野引起了巨大反响，直接推动了随后日本海军力量的扩张。经过日俄战争后，佐藤在任海军大学教官期间，撰写了《帝国国防史论》，提出了“国防要则十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第四条，认为日本必须“重视与夺取制海权相关的扩军备战，考虑列强军备状况，并应以此来确定标准并全力以求实现”。⑦与日本陆军以苏俄为对手不同，佐藤的“想定敌国”直指美国。尽管最终日本走的是“陆主海从”的道路，但这种“海洋第一”战略、“大舰巨炮主义”与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相结合，最终引发太平洋战争并导致日本海军彻底覆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在一片废墟中重新鼓起了希望，“天空不再下降死亡之雨了。海洋只通过交往贸易了。人们在阳光底下到处挺胸行走了。”⑧依靠美国的占领保护、土地改革、民主化改革，特别是吉田茂的“轻军备、重经济”战略路线占据主流，日本在冷战大背景下把握机会，最终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吉田茂本人对日本国家身份的定位非常清晰，也非常实用。他认为：“日本是一个海洋国，显然必须通过海外贸易来养活九千万国民。既然这样，那么日本在通商上的联系，当然不能不把重点放在经济最富裕、技术最先进、而且历史关系也很深的英美两国之上了……这样做最简便而有成效。总之，这不外乎是增加日本国民利益的捷径。”⑨换句话说，吉田茂的海洋日本观就是在日美同盟大框架下为日本对外贸易往来、经济发展服务。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国民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在“脱亚入欧”、“脱欧入亚”和“入欧入亚”等各种思潮激烈争论的时候，被称为“现实主义的和平论者”的高坂正尧教授提出了海洋日本的身份界定。1964年他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次年在中央公论社单独成书，倡导建立在限制军备条件下的“海上通商国家”模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随后，各种有关海洋学、海洋安全与海洋开发等论题的调研报告、研究著作陆续出版，如防卫研究所在1967年和1978年先后推出的《海洋战争论参考》和《新海洋法秩序与日本安全保障》，曾村保信的《世界之海：近代海洋战略的变迁》、《海洋与国际政治》以及堀元美的《海洋防卫学入门》，佐佐木忠义等人的《海洋开发：技术与产业》、《海洋与开发》、《海洋开发事典》等。各种机构如科技厅资源调查会、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石油开发公团，也纷纷提出了各自关于海洋开发的报告。一些海洋系列出版物也相继面世，如鹿岛研究所出版社推出的、由日本海洋产业研究会编写的《海洋开发问题讲座》、《前进中的海洋开发》，东京大学出版社的《海洋学讲座》以及东海大学出版会的《海洋科学基础讲座》。这些出版物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影响很大。
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两大阵营对抗消失，给日本造成了对内、对外政策广泛的“冷战后遗症”⑩：政治上国内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下台，“五五年”体制终结；经济领域泡沫经济膨胀、崩溃，造成长达十年的“平成不振”；社会总体改革迟迟没有取得突破，当年赖以取得高速增长、引以为豪的“三大法器”失灵，贫富差距增大。从国际上看，苏联的解体一度让失去共同敌人的日美同盟出现裂痕，“面向亚洲”外交难以取得亚洲各国的信任，中国的快速崛起和朝鲜半岛的复杂局势更让日本国内不断出现各种“威胁论”。面对这样一个“既是善良的，也是邪恶的世界”(11)，从当年小小岛国的自卑到一跃成为世界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的自耀，从美国学者傅高义关于“日本世界第一”的褒奖到英国学者埃莫特“太阳也会西沉”的批评，冷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着国家身份的痛苦和迷茫。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意识到，冷战结束引发的剧烈变化，需要日本认真考虑“全盘反思国家战略的前提和政策基础”(12)。寻找新的国家定位并确定对外战略的目标和手段，成为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的当务之急。
二、冷战后日本海洋战略的基础——建构海洋国家身份
从古至今，日本国家身份的基础与海洋密切相关。在日本文化与民族性研究中有一个重要词汇——岛国根性。按照《广辞苑》的解释，所谓“岛国根性”是指海岛国家因缺乏与别国交流而造成的视野狭窄，以及由此形成的小家子气的闭锁性格。显然，今天强调的“岛国根性”不是指古代因航海技术落后而缺乏沟通的历史性特征，而是指日本诸多不适应世界早已融为一体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13)1975年日本的国民舆论调查显示，在始终没有根本改变的日本十大国民性特征中，“岛国根性”次于“义理人情”与“勤劳”列第三位。(14)直到今天，还有很多日本人在反思应该摒弃岛国根性的负面影响，认为过分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即所谓“日本人的DNA”，“会引发对日本文明的盲目乐观和自我满足”。(15)当然，很多人也强调在抛弃消极层面的同时要发挥“岛国根性的积极影响”，例如协调性、钻研精神、责任感以及追求开放、吸纳、发展等可贵意识。(16)
日本的国家身份确定有自己的参照物。早在19世纪末期就有人把大英帝国作为自己的理想国家目标。以区区英伦三岛之地，建立起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英国摆脱了海岛国家的“岛国根性”，而成为面向世界的海洋国家。及至后冷战时期，“冷战时期两极对立构造的结束，迎来了混乱的时代，基于对我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的重新思考和评价，有必要重新构建我们国家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一言以蔽之，就是“堂堂正正的有信义外交——强化作为海洋国家日本的战略外交”。(17)
将日本身份确定为海洋国家的努力，并不是冷战结束后才开始的。1978年，中曾根康弘就明确指出：“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日本是个海洋国家。”(18)这个国家身份是相对于大陆国家而言的。在他看来，大陆国家如苏联、中国都拥有丰富的资源，无论什么政权，都容易趋向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建立强大的陆军力量，并且容易走集权的道路。与此相对，海洋国家因为缺乏资源，被迫利用海洋对外发展，依靠通商贸易等手段建立海运国家，更容易建立起自由民主主义政权。从历史上看，日本一旦抛弃自己的海洋国家身份，试图占领大陆，或者与大陆国家建立同盟，基本上都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无论是唐代的白村江之战、明代的万历朝鲜之役，还是近代以来的对华战争都是如此，二战中与大陆国家德国的结盟更使日本最终走向败亡。相反，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特别是建立日英同盟的日本则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历史上海洋国家身份的典型可以是英国、可以是日本，当然最好也能联系到幅员辽阔的美国。中曾根康弘提出了一个折衷的说法：“美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大陆国家，同时也具有大岛国的性格。交通、通讯、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达，使它越来越向海洋国家的方向推进。”(19)在此基础上，他驳斥了一些日本人对中国内地和东南亚怀有好感的观点，认为这是所谓旧时代“大陆主义”热情的残余，是对亚洲怀有“乡愁”式的大亚细亚主义情绪，他们没有深刻认识日本历史，没有冷静计算日本的国家利益得失。中曾根康弘这种看法在后冷战时期并没有根本改变，而且赢得了更多的拥趸。(20)
在塑造日本的海洋国家身份方面，以濑岛隆三、武田丰为顾问，今井敬为会长，伊藤宪一为理事长的“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The Japan Forum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c.)用力尤甚。从1998年4月开始，他们得到《读卖新闻》的合作和日本财团的支持，用长达四年的时间，启动了系列研究项目——“海洋国家研讨小组”。参加者包括政界、学界、经济界、舆论界的代表人物，如原日本防卫厅防卫局长、防卫事务次官秋山昌广、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神户大学教授五百旗头真、伊藤忠商社顾问长谷川和年、读卖新闻社的主任研究员山田宽等。根据四年讨论的结果，研究小组推出了三本著作：《日本的身份：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的日本》（1999年）、《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到海洋国家》（2000年）、《21世纪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世界秩序与地区秩序》（2001年）。他们勾勒出来的日本身份，是“东北亚四面环海的海洋国家”，是“欧美以外最先通过自我努力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因此，日本可以为解决全球范围的南北问题，为建立超越近代形态的新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日本应该积极探索，强化海洋同盟——日美基轴的基础，遏制中国，通过强化东盟的坚定性，开拓建立东亚多元合作体制。如果能做到这一步，日本就实现了名副其实海洋国家的历史使命。”(21)他们在关于“海洋国家”研究出版物的封面上，赫然使用“日本主导人类文明的未来！”这类宣传用语。
日本在冷战后对海洋国家身份的追求，引发了关于“海洋史观”研究的热潮。其代表人物川胜平太，早在1995年就在《早稻田政治经济学杂志》第323期发表《文明的海洋史观》，此后相继推出《从海洋看历史——阅读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文明的海洋史观》（曾获得第八届读卖论坛大奖）和《走向文明之海——全球化日本外史》、《海洋联邦论》，他还与浜下武志合著《海与资本主义》，逐渐勾勒出这种史观的基本框架。“文明史观”的前提是把人类古代文明归于大陆文明，而近代文明世界是与海洋国家的崛起息息相关的。与欧洲文明在“脱伊斯兰化”中得以确立一样，日本的海洋文明是在不断摆脱中国影响——所谓去中国化过程中诞生的。新的海洋史观以“富国有德的日本”为理念，以“太平洋中的庭园之国”为目标，继承了大平正芳内阁期间“田园都市构想”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内外政策。1999年小渊惠三在任期间提出“日本要成为通向繁荣、安全、安心、世界、未来的五座桥梁”，川胜平太就是其智囊团中的一员。(22)
川胜平太倡导“海洋文明史观”，不仅希望打破“唯物史观”、“生态史观”，宣传一种新的历史认识视角，而且直接提出了最为现实的“21世纪日本国土构想”。这是一种打破东亚现有国家疆界的大胆设想：从鄂霍次克海开始，经过日本列岛，包括朝鲜半岛、中国内地的东部地区和台湾、东海、南海，直到东盟的大部分区域和澳大利亚的北部，是所谓的“海洋丰饶半月弧”地带。“日本在这个半月弧地带中的关键位置上，这个地带将在21世纪发挥主导作用，日本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开拓自己的海洋国家道路。”(23)显然，只有日本才具备资格成为支配未来海洋东亚的领导国家。从严绍璗教授的分析来看，这种“海洋文明史观”的本质，“其实就是‘脱亚入欧’的第三代产品……他们用这种纯粹虚构的‘纯粹的日本文明’，制造日本是亚洲近代的‘灯塔’的神话……是‘日本政治的玩偶’。”(24)
要真正把这种海洋观念变成国家身份，政府必须付出努力。推动海洋国家身份建构的方式很多，把意识观念礼仪化即为其中的重要一环。1996年，日本政府正式确定增加一个国民节日，把每年7月20日（后来改为七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定为“海之日”。政府提出设置这个新节日的理由是“在感谢大海恩惠的同时，祝愿海洋国家日本的繁荣”。在这里，政府通过设置法定节日的做法，可以强化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身份意识、心理积淀乃至历史传统。需要注意的是，最初决定的7月20日非常特殊。明治九年（1875年）的这一天，明治天皇在视察日本东北和北海道地区后，乘坐“明治丸”号从青森经过函馆到达横滨。在二战期间的昭和16年（1941年），这一天被确定为“海洋纪念日”。而在冷战结束后重新确定这一天为法定节日，显然心机不浅。2006年7月18日，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小泉纯一郎专门在“海之日”设置十周年之际发表祝词：“我国是四周环海的海洋国家，从古至今享受着大海的丰富物产，并通过大海进行人与物的往来，是蒙受大海恩惠逐渐发展起来的……现在世界的海洋，充斥着海难事故、海盗、环境污染等大量问题。我认为，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在不同领域内作出积极的贡献。”(25)看得出来，国家身份建构离不开本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也是为现实的政治需要和战略调整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追求海洋国家身份，在战略层次上也可以视为“海洋日本论政治化”，这个过程是“企图用海洋日本论来整合人们的历史和文化意识的思想潮流，它在强调了日本文化优越感的同时表现出对亚洲文化的贬低，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导向”。(26)
三、冷战后作为权力的日本海洋战略——“海洋立国”
日本推动海洋国家身份的确立，真正实现海洋立国的目标，首先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成立专职的政府机构。正如《产经新闻》抨击的那样，尽管日本离海洋非常切近，但海洋意识还远远不足。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着海洋争端问题；日本的海洋管辖涉及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国土交通省、外务省、防卫省等八个省厅，彼此之间存在着职能的条块分割，相关法律不完备，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欠缺。“作为海洋国家，至今没有对基本法制定表现出强烈的关心，没有超越省厅的主管大臣，就等于完全没有海洋战略。”(27)冷战结束后，在舆论的推动下，日本对海洋国家身份的追求逐渐深入人心，制定综合海洋战略的时机终于成熟。2005年11月以秋山昌广为会长的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将《面向21世纪海洋政策提案》呈送时任官房长官的安倍晋三和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秀直。其中，在强调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同时，明确提出在新形势下日本实现“海洋立国”的基本理念，包括可持续性的海洋开发和利用、海洋国际秩序先导与国际协调以及海洋的综合管理等内容，提出“海洋立国”的当务之急是制定《海洋基本法》，完善与海洋相关的行政机构。(28)
2006年4月24日，自民党将党内原来的“海洋权益特别委员会”改组为“海洋政策特别委员会”，直接以制定《海洋基本法》为目标。同月，正式发起成立以武见敬三为代表，以石破茂和栗林忠男为主席的“海洋基本法研究会”，汇集各党派的议员以及学界、财界等知名人士，目的是提出日本海洋政策大纲，并起草《海洋基本法》草案。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研究会正式提出了《海洋政策大纲》与《海洋基本法案的概要》。2007年4月3日，日本众议院国土交通委员会通过了《海洋基本法案》，同时还通过了《推动新的海洋立国相关决议》。其中要求政府，“全面保护我国正当拥有的领土，同时为保护作为海洋国家日本的利益而构建海洋新秩序，为此必须全力推进外交以及各种政策。”(29)同一天，众议院全体会议经过短暂讨论后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海洋基本法》。4月19日，该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国土交通委员会获得通过，同时还通过了一个《关于海洋基本法案附带决议》。20日，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通过了《海洋基本法》。同月27日，《海洋基本法》正式公布并于三个月后正式生效。
这部法律阐明了日本“海洋立国”的方针，提出海洋开发和利用是日本社会存续的基础，日本的海洋计划应该包括开发利用海洋、维护海洋生态环境、确保海洋安全、提高海洋科研能力、发展海洋产业、实现海洋综合管理以及参与海洋领域内的国际协调等；针对目前日本海洋战略的现状，新法要求日本完善体制和机制建设，设立由内阁总理大臣为本部长、官房长官和海洋政策担当大臣为副本部长、全体内阁成员参加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在内阁中增设新的“海洋政策担当大臣”并推动制定“海洋基本规划”；另外，法律要求日本加大海洋相关领域的投入和保障，以全面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尤其强调防止对日本海上专属经济区的权益侵害，以及重视远海“离岛”的重大意义。(30)7月6日，安倍晋三正式下令成立“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并于法律正式实施的7月20日正式挂牌，任命国土交通大臣冬柴铁三兼任海洋政策担当大臣。10月18日，第一次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会议召开，福田康夫首相作为本部长亲自出席，开始全面筹划日本海洋基本计划的制订。完全可以说，日本的海洋立国就是确立“寸海必争”的基本立场，海洋法规的出台，“是日本在加强对海洋利益全面控制现有基础上的又一个法律战略抓手。”(31)
其次，海洋战略为全面维护日本国家海洋利益服务，需要有充分的战略基础，其中最为重要的又是海洋军事战略力量的建设和使用。日本从不怀疑马汉的基本观点：“当海洋不仅成为边界，或者四面环海，而且还将一个国家隔开成两个或更多的部分，那么对于它的控制就不再仅仅是众望所归，而且也是绝对必需的了。这样一种自然状况要么产生和增强海上霸权，要么就使得国家变得软弱无力。”(32)固然，日本的综合海洋战略中包括海洋资源利用、海洋空间利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调查研究与技术开发以及国际合作等很多领域。但目前的基本状况是：日本本土资源缺乏、严重依赖海上贸易；日本与周边国家几乎全部都存在海上岛屿领土争端；在东海划界和资源开发问题上与中国更是分歧严重，用尤安·格拉汉姆(Euan Graham)的话说，这是与日本经济结构、资源配置以及地缘政治关系密切的“长期战略问题”(33)。因此，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目标，就必须是保证“从日本沿海到数千海里范围内的海洋控制”(34)。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是，日本如何应对越来越复杂、频繁的危机事件？如何保证就连美国也难以控制的漫长海上能源通道的安全？
根据冷战后日本新的“综合安全保障”构想，“日本安全保障的第一目标是防止直接威胁波及我国，在排除可能威胁的同时，将其损失降低到最小；第二个目标是改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努力使我国免受威胁。”(35)冷战时期，日本作为“铁幕”前沿，其主要的战略防范指向北方，而冷战结束后这种指向开始转向日本的西方和南方；同时，冷战时期主要依靠“搭便车”为主要手段的近海防御，特别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开始逐渐改变，向海上歼敌、远洋积极防御转变。在日本“国际贡献论”和“普通国家论”的影响下，日本自卫队开始走出国门，参加柬埔寨维和、波斯湾扫雷活动、在印度洋为美军提供补给等等，这一方面是出于日本外交和国际形象的考虑，但恐怕也着眼于提高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具体手段和能力，如在战时封锁海峡与反潜护航。1996年在日本防卫研究所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日本提出了“OPK”(Ocean Peace Keeping)构想，并逐渐丰富发展成为“海洋治理”(Ocean Governance)战略，即在亚太地区各国专属经济区与公海范围内，为管理和合理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洋可持续发展，并且保障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区域内各国的海军和海上警察机构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36)
另外，日本冷战后军事安全战略的发展，也与国际危机管理、海洋安全密不可分。1991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前往波斯湾扫雷，第二年为前往柬埔寨参加联合国维和，专门通过了《国际和平合作法》；1999年3月能登海域出现来历不明船只，5月份通过了《周边事态法》；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九州西南海域出现来历不明船只，在此前后日本修订了PKO法案和《自卫队法》，通过了《反恐特别措施法》；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为保证海上自卫队能给美军提供后勤援助，政府通过了“有事法制三法案”和《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不断出现的海洋安全问题，使日本找到了不断推动危机立法的借口，同时这种立法反过来使这些长期存在争论的军事安全战略问题彻底固定下来。随着日本国家紧急事态应对程序的建立和完善，随着情报搜集整理水平的提高，日本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应运而生。可以说，日本的海洋军事战略在冷战后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具有重要的自主权和灵活的机动性。
日本的海洋军事战略是为日本应付“新型威胁和多种事态”、“防备正规侵略事态”以及自主、积极改善国际环境服务的，为此需要在很多软件方面作出努力，如强化各种力量的联合运用、强化情报工作、适应科技发展以及有效利用人力资源等。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日本一直在增强其海上军事力量。根据《关于2005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从2005年开始的很长时间内，日本海洋军事力量将保持一个非常可观的规模：主力部队将包括机动作战的护卫舰部队四个集群共8个大队，区域作战的护卫舰部队将有5个大队；潜水艇部队有4个大队；扫雷部队1个大队；预警巡逻有9个大队。合计护卫舰47艘、潜水艇16艘、战斗机大约150架，(37)其中包括先进的村雨级多用途驱逐舰、金刚级宙斯盾导弹驱逐舰、白根级直升机驱逐舰、亲潮级潜艇和E-767空中预警机。根据新防卫大纲“多功能、有弹性、实效性”的要求，日本以“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和应付“新的威胁、复杂事态”为理由，准备“继续推动装备速度更快、续航距离更长的新型运输机”(38)，增强远程续航和机动投放能力，由此也显示出日本海上军力发展的方向。
第三，制定与确保日本海洋战略的基础与国家身份密切相关，必须在确定自身特性的基础上判断盟友与对手，也就是所谓的海洋联盟论——核心是日美同盟的强化。1995年约瑟夫·奈主持制定的美国对东亚地区战略报告出炉后，冷战末期及结束后一段时间日美之间矛盾不断尖锐的局面有所扭转，并直接导致双方重新强化同盟关系和推出安保合作新指针。日本主流开始严厉批评“脱美入亚”的观点，并以海洋国家为媒介来论证日美同盟的合理性和持久性，并且把所谓的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彻底对立起来（参见表-1）。
表-1 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比较(39)
海洋国家 大陆国家
代表国家 美、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俄罗斯、中国（法、德）
政治体制 开放的民主主义封闭的专制主义
国防体制 重视海军（专门化、志愿兵）重视陆军（大量动员、征兵制）
世界观共同繁荣 华夷体制
国际关系观平等的国际关系附属的国际关系
贸易资源观自由竞争 国家管理与计划经济
日本财团在1998年推出了庞大的海洋研究相关项目，其中很多参与者认为，对于日本未来实现自己的海洋战略，核心是强调日本客观上属于资源贫乏型国家，作为“边缘地区”国家，日本不能重新尝试建立大陆国家，或者与大陆国家结成同盟。最现实的道路，是在美国掌握海洋霸权的当下，通过不断强化日美同盟，进而建立基于海洋价值观的世界秩序。2000年《中央公论》连载了白石隆的《海洋帝国》，其中作者把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对立进一步引申到“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的对立。所谓的“海洋亚洲”被解释为一种对外开放的、由交易网络连接起来的资本主义亚洲；而大陆亚洲则是乡绅和农民的亚洲，是农本主义的亚洲。显然，日本与中国分别被认为是两种亚洲的代表。海洋亚洲是基于共同价值观念的日本、韩国、东南亚、台湾和美国联合，战后亚洲的稳定繁荣有赖于美国为主导的安全保障体系，日本的未来取决于在海洋亚洲国家共同利益基础上构建的机制中取得更多的行动自由。(40)目前日本利用日美同盟，已经由传统的“国土防卫”转向“地区干预”，由传统的“美主日从”转向追求地位平等基础上的“发挥主动性”。
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所谓日美协调为主的“海洋民主主义联邦”的观点甚嚣尘上。不断有人提出，今后本质上属于大陆国家的中国与俄罗斯，与同属海洋国家的日美两国之间的对立将不断凸显，日美应该联合其他海洋民主主义国家完成传播民主主义的历史使命。这一点昭然表露在后小泉时代具体的战略设计——“自由与繁荣之弧”之中。安倍晋三在上台前推出了《致美丽的国家》，其中就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设想：“召开日美印澳四国（亚洲大洋洲三大民主国G3+美国）首脑或者外长级会议，为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亚洲形成普遍的价值观作出贡献、推动合作，如果能就此从战略观点出发进行协商是再理想不过的事情了。日本有必要在此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41)在安倍政权成立两个月后，外相麻生太郎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其主要精神是倡导在“日美基轴”的基础上，重视“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外交”。其主要关注的地区实际上与川胜平太、安倍晋三提出的地理范畴非常接近，不过进一步沿欧亚大陆继续延伸至中亚、欧洲，甚至出现了“将来要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说法。(42)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牵头撰写的报告《美日同盟——让亚洲正确迈向2020》发表后，日本显然从中读出了诸多海洋联盟与价值观外交上的共鸣。
最后，中国是日本海洋战略指向的主要对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的外交战略一直在“日美基轴”与“亚洲一员”之间保持微妙平衡。在后冷战时期，对于日本所面临的根本性的“两难处境”，以及日本战略的变化，布热津斯基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其中所蕴含的历史必然性：“由于争取成为地区性主导大国的目标行不通，而在没有地区基础的情况下要成为真正全面的全球性大国又不现实，那么，自然的结论是，日本获得全球性领袖地位的最好办法是积极参与世界范围的维和活动和经济发展。通过利用美日军事同盟保障远东稳定而不让自己卷入反华联盟的办法，日本能稳妥地为自己确立一种独特而又有影响的全球性使命，成为推动真正国际性的、更加有效地机制化的合作的大国。”(43)但是，这种困境从海洋日本的视角看来并非不能解决。在与俄罗斯、朝鲜半岛、中国等国家矛盾重重的情况下，日本完全可以尝试构筑“西太平洋联合”。倡导“海洋文明史观”的川胜平太1999年曾参加由与日本军界关系密切的队友会主办、防卫厅支持的“第26期防卫讨论会”。他在演讲中强调，日本不能忽视周边小岛的作用，政府通过钢筋水泥加固使一个小岛不因海面上升而被淹没，就可以获得方圆二百海里的控制权，当然也包括海底的丰富海洋资源。另一方面，日本要重视狭长岛链上的各个国家、地区。他认为，如果日本推动九州和冲绳地区的自由贸易圈合作，与其关系密切的台湾就会加入进来，“如果说日本九州、冲绳与台湾由此可以包围中国这种看法可能不太恰当，但的确可以形成这种态势。台湾如果能和东盟继续形成贸易圈，就可以在更广范围内把东海、南海包围起来。这些人最担心什么？是中国的南沙群岛。但是对此最能够形成牵制的，是日本主动承担义务。”(44)在这里，作者除了把中国与以日本为领导的海洋国家联合对立起来之外，其立论基础还包括鼓励台湾独立对于日本的重要影响。(45)
更有日本“战略派”如冈崎久彦等人，把当前的中日关系战略格局，与100年前欧洲海洋—大陆对抗的英德关系进行比较，认为当下中国的发展与1870年普法战争后德国取得的飞速进步非常类似，而且1907年前后英国国内也掀起了各种各样的“德国威胁论”，与目前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如出一辙。英国从权力均衡的战略出发，在1907年与法俄进行积极协调，全面遏制德国并最终取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冈崎直截了当地呼吁：“从日本的国家战略出发，21世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日益强大但不知何去何从的中国。其他国际问题对日本安全的重要性与此相比，其影响都远远不及。”(46)为此，冈崎认为日本应该从战略优先的思考出发，在强化与美、澳、印等国协作的同时，可以重新考虑日俄领土争端上的立场，以期与俄罗斯在遏制中国问题上达成协商一致。一贯主张日美同盟是日本战略“唯一可能的选择”(47)和“海洋民主国家联合”的战略派，显然已经把中国看成对立“大陆国家”中的特殊一员。
结束语
一个国家的海洋战略究竟应该如何制定？船桥洋一先生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海洋属于全人类，因此需要全人类共同来开拓和保护。如果海洋被瓜分的话，那么像日本和美国这样的海洋国家会受到最大损失。在探讨海洋问题的时候，最好能够拥有海洋一样宽广的胸怀。”(48)日本按照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特性确定其海洋国家的自我定位本无可厚非，从海洋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所作的长远努力应该得到赞扬和鼓励，但以炫耀本国文明优越论、渲染夸大外来威胁来制定海洋战略则非常危险，应该引起世界、特别是中国的高度重视。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21世纪，真正的海洋国家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摒弃冷战思维模式，让自己的国家海洋战略建立在和平、合作、和解、共赢的基础上，只有让海洋真正成为世界、区域内各国共同的财富，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日本海洋国家的理想。
注释：
①〔日〕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②〔日〕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联惠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③〔日〕胜海舟：《冰川清话》，东京：角川文库1972年版，第26、159页。
④〔日〕佐藤市郎：《海军五十年史》，东京：鳟书房1943年版，第105页。
⑤潘俊峰主编：《日本军事思想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页。
⑥〔日〕曾村保信：《海洋的政治学》，东京：中央公论社1985年版，第31页。
⑦〔日〕佐藤铁太郎：《帝国国防史论》，全文参见〔日〕工藤美知寻：《日本海军与太平洋战争》（上），东京：南窗社1982年版，第39页。
⑧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协议书后向美国国民广播时的说法。参见〔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页。
⑨〔日〕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一卷），韩润棠、阎静先、王维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0-11页。
⑩〔日〕高本正尧、吉田和男编著：《冷战后的政治经济——解读没有混乱时代的观点》，东京：PHP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11)〔日〕船桥洋一：《后冷战——站在现场的思考》，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版，第224页。
(12)〔日〕船桥洋一编著：《日本战略宣言——迈向民生大国》，东京：讲谈社1991年版，第28页。
(13)高洪：《徜徉在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日本研究》2005年第1期，第23页。
(14)《天声人语》，《朝日新闻》2007年4月23日。
(15)〔日〕坂本多加雄：《思考日本人的身份》，《产经新闻》2002年3月17日。
(16)具体阐发参见〔日〕布施克彦：《摒弃岛国根性》，东京：洋泉社2004年版。
(17)日本财团法人世界和平研究所研究报告：《21世纪日本的国家像》，2006年9月5日，第3、4页。
(18)〔日〕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金苏城、张和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19)〔日〕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第135页。
(20)中曾根康弘冷战后对海洋战略的新论述，参见〔日〕中曾根康弘：《海洋国家——日本的大战略》，《Voice》（日本）2003年6月号。
(21)〔日〕伊藤宪一监修：《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世界秩序与地区秩序》，东京：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森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
(22)〔日〕川胜平太：《走向文明之海——全球化日本外史》，东京：钻石社1999年版，第12-13页。
(23)〔日〕川胜平太：《文明的海洋史观》，东京：中央公论社1997年版，第221页。
(24)严绍璗：《日本当代海洋文明观质疑》，《日本学论坛》第3期，第13-16页。
(25)2006年7月18日小泉纯一郎发表在日本国土交通省的网站上。全文参见http://mlit.go.jp/kisha/kisha05/10/100715_2_.html。
(26)周伟嘉：《海洋日本论的政治化思潮及其评析》，《日本学刊》2001年第2期，第35页。
(27)《产经新闻》2007年4月30日。关于日本国内海洋政策不足的详细分析，参见〔日〕今井义久：《海洋政策和海洋开发、利用技术》，《东海大学海洋学部纪要》2004年第2卷第1号，第49-56页。
(28)〔日〕海洋政策研究财团：《海洋与日本：面向21世纪海洋政策提案》，东京：日本财团，2006年，第7页。
(29)参见2007年4月3日日本众议院第166次国会国土交通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全文：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gianjoho/ketsugi/166／f072_041901.pdf。
(30)日本《海洋基本法》全文参见日本国土交通省网站：http://www.mlit.go.jp/kisha/kisha07/01/010611_3/11.pdf。需要说明的是，4月27日众议院又通过了《设定海洋建筑物等安全水域相关法律》，也是海洋相关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31)高之国、张海文、贾宇主编：《国际海洋发展趋势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32)〔美〕马汉：《海权论》，梅然等译，北京：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33)Euan Graham,Japan's Sea Lane Security,1940-2004: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p.237-238.
(34)〔日〕左近允尚敏：《海洋空间的战略性》，载〔日〕伊藤宪一监修：《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迈向海洋国家》，东京：日本国际论坛、森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35)《关于2005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载《防卫手册（2005年版）》，东京：朝云新闻社2005年版，第48页。
(36)〔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东亚战略概览》（2004年），东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2004年，第28页。
(37)《关于2005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载《防卫手册（2005年版）》，第57页。
(38)〔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东亚战略概览》（2006年），东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2006年，第237页。
(39)〔日〕平间洋一：《日本的选择：海洋地缘政治论》，载社团法人国际经济政策调查会编：《海洋圣经：第四卷海权理论》，东京：日本财团，1998年。日本财团图书馆网络版全文参见：http://nippon.zaidan.info/seikabutsu/1998/00362/contents/087.htm。
(40)〔日〕白石隆：《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东京：中央公论社2000年版，第178-198页。
(41)〔日〕安倍晋三：《致美丽的国家》，东京：文艺春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42)〔日〕铃木美胜：《新外交政策——自由与繁荣之弧》，《世界周报》2006年12月26日，第18页。
(43)〔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241页。
(44)〔日〕川胜平太：《西太平洋联合论》，载《21世纪日本的前进道路——第26期防卫讨论会演讲集》，东京：社团法人队友会，2000年，第304页。
(45)与川胜平太基本持一致观点，但在台湾独立问题上更明晰表态的观点，参见樱田淳：《新“南洋”战略论》，《诸君》2000年第3号。
(46)〔日〕冈崎久彦：《中国军备扩张与新的协商时代》，《产经新闻·正论》2007年4月23日。
(47)〔日〕冈崎久彦：《何为战略思考？》，东京：中央公论社1983年版，第235页。
(48)〔日〕船桥洋一：《日本孤立》，东京：岩波书店2007年版，第305页。